市场化改革的需求限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需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改革开放的20年时间里，市场化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贯彻始终。目前，我国经济的市场化已经成了社会经济的主流，然而，当我们更深入推进市场化改革的时候，我们发现经济的进一步市场化比过去要困难得多，而且其障碍主要是来自市场本身，即消费者出于安全考虑所产生的消费不足以及由此引起的对生产发展的限制。
一、市场化促进经济增长的几种解释
市场经济被解释为市场对社会资源的配置起基础性的作用。市场化的改革就是使资源配置由从政府的指令计划调节转化为市场调节。选择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是因为市场比计划能够带来更高的效率。计划经济的失败和市场经济改革的成功，使人们形成一种观念，即高效的市场能够带来财富的更快增长。1978年以来的20年中，我国从一个传统的计划经济国家转变为一个由市场对经济起主要调节作用的国家，国内生产总值以每年平均接近10%的速度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迅速提高。种种事实使人们相信，市场取向的改革和经济快速增长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为什么市场化能够带来更快的经济增长？亚当·斯密认为社会财富的增长，主要取决于更大的劳动生产率，而这种效率的获得是通过充分的自由竞争。他认为个人天生是为自己的利益打算的，只要不妨碍他的自由竞争，他个人由此获得的利益愈大，社会就会愈富有。因此，亚当·斯密主张限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应该利用市场的自由竞争促进经济的增长。
从亚当·斯密开始之后的西方经济学，基本上都是崇尚利用市场的力量配置社会资源。特别是萨伊，他在《政治经济学概论》中曾断言：产品最后总是用产品来购买的。“在以产品换钱、钱换产品的两道交换过程中，货币只一瞬间起作用。当交易最后结束时，我们将发觉交易总是以一种货物交换另一种货物”（注：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商务印书馆，第144页，1963。）。既然一种产品总是用另一种产品购买的，而作为购买手段的这另一产品又是在生产领域中生产出来，因此，他说：“生产给生产创造需求”（注：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商务印书馆，第142页，1963。），“单单一种产品的生产，就给其他产品开辟了销路”（注：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商务印书馆，第144页，1963。）。既然产品是以产品购买，就不可能发生所有产品同时过剩的现象，而只会发生某种或某些产品的过剩。他认为如果没有政府的横加干预，自由竞争的机器自动发生作用的结果，就会迅速地使各种产品的供求趋于平衡，从而消除某些产品的过剩，所以他反对政府干预经济，提倡市场的自由竞争。
新古典经济学从价格角度证明市场经济制度比政府的计划管理更有效率，他们认为市场制度能够带来更多的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由于计划价格在信息的搜集等方面存在无法克服的困难，它对供求的变化不会做出及时的反映，因此计划价格与市场的均衡价格之间通常存在偏差，不是出现供给的短缺就是带来生产的过剩，势必带来生产者和消费者剩余的损失。用市场代替计划，消除了计划价格对市场均衡价格的偏差，就可消除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剩余损失，从而带来经济的增长。
詹姆斯·布坎南从契约论的观点出发，他主张评价效率的唯一指标是同意的一致性。他认为市场中经济主体经过成本——收益分析，如果能够“同意”成交，那么，交易对他是有益或至少是无害的；而如果“不同意”，意味这一交易有损他的利益。显而易见，单方面同意的交易比双方面同意的交易所产生的效益要低。因此在社会的资源配置的交易中，只要一方不同意就意味该交易是无效率的。由政府行政命令方式完成社会资源的配置，这一过程通常都不是在双方一致同意的情况下进行，因而，当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交易由单方面的同意转为双方面的同意，这种交易本身就会带来经济效益的提高，从而引起社会财富的较快增长。
科斯则从交易费用出发，认为市场制度的交易费用和政府机构的交易费用存在差异，在配置资源的过程中，是进行平等人之间的谈判（即市场的方式）还是接受法律裁决（即政府计划的方式），取决于哪种方式的交易费用为低。对某一具体的资源配置行动，如果由政府配置的资源状态，用处于平等地位的经济人之间的交易进行改进，能够产生更大的收益，就意味着市场的交易费用低于政府计划所产生的交易费用，那么市场取代计划就会更有效率，更能促进经济的发展。
以上几种对市场效率的解释，都是想说明市场是一部相当完美的机器，政府的行政干预必须受到限制。这些理论并非完美无缺，它们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为他们无法说明为什么现实生活中，如果市场比政府好，为何市场又不能取代政府？马克思有独特的解释，他认为当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发生矛盾，竞争的压力和对财富的追求造成了单个经济主体生产具有无限扩张的倾向，最终造成供求关系的全面的失衡，引发经济的崩溃。因此，马克思主张用政府的计划代替市场，在政府的管制下，社会的资源配置比由市场的调节更有效率，更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凯恩斯虽然不主张用计划代替市场，但他看到了市场的局限性，认为市场无法实现社会的充分就业，需要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然而他不是要彻底否定市场，而是主张在市场的前提下，对市场进行适当的调整，这样，市场就更有效率。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在不断的市场化中进行的。市场化确实带来了生产效率的提高，但市场化过程并不象所想象的那样能够自动顺利地推进社会的进步和生产的发展，它一定就必然带来经济的快速增长。
二、我国经济改革初期的成功的市场条件
亚诺什·科尔内认为供给不足是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普遍的经济现象，它产生于企业的预算约束软化和政府对企业的父爱主义。我国长期的计划经济，导致社会生产严重不足，因此，利用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通过市场增加社会供给，是市场化改革初期的主要方式。我国以农村改革为突破口，推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保证原有政府控制的部分外，增量部分由市场调节。农产品市场的部分放开，使市场价格上升，并改变了原有的资源配置格局。利益的驱动，促使农民增加投入，提高生产效率。农村改革实际上只是在保持公有制的条件下，恢复农民早就熟悉的生产方式。它的成功，在于没有增加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经济负担。农产品供给严重不足的市场条件，只要农民能够辛勤劳动，增加的产量能够轻易卖掉，改革对他们意味着收入的增加。
国有企业的改革在方式上基本与农村改革相同。80年代中期农村的承包制引入城市，国有企业在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可以利用现有的厂房设备进行计划外生产，计划内与计划外价格不同，增加生产对企业具有明显的好处。价格双轨制，虽然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但对维护既有的生产秩序，照顾原有既得利益团体，减少改革阻力，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价格双轨的实施，国有工业增加了供给，缓解了当时极度匮乏的商品供需矛盾。企业生产没有遇到市场需求的压力，市场为企业增加生产提供了空间。只要能生产出来，就不怕没有销路。
市场化改革初期之所以这么成功，需求不足是它的市场基础。从需求角度分析，在80年代，最终消费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始终占主导地位。在这期间，伴随着改革开放由农村到城市的逐步展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而改革又没有触动他们既有的各种福利待遇，计划体制仍对职工生活的安全起保护作用，从而解除了人们的后顾之忧，对未来信心大增，用以安全的储蓄减少，边际消费倾向提高。国家鼓励消费的政策和投资渠道的狭窄以及国外消费的“示范效应”，更助长人们把大量增加的收入用于消费。受消费需求的连锁带动，投资需求也迅速增长。正是这段时间的消费和投资的双重膨胀，给生产者带来了绝好的商业机会。当生产者被推向市场时，他们能够依靠自己的努力，很快通过市场找到生存和发展的方法。而且由于企业通过市场得到的好处比在政府计划控制下得到的更多，市场化改革容易获得企业的支持，这是短缺经济条件下市场化改革能够成功的主要原因。如果没有既定条件，市场化改革将困难重重。因为改革的成败，取决于参与者的态度，如果没有福利制度以及“铁饭碗”的保障，居民的消费也就没有那么大胆，就不可能出现此起彼伏的消费热；如果市场没有给生产者留有生产空间，生产者无法在进入市场的同时，就从市场获得相应的收入，对于长期处在政府的计划下从事生产的人们，他们就没有胆量立即面对竞争的市场。供不应求的市场状态，使生产者可以避免通常困扰厂家的产品销售问题，免去了“惊险的跳跃”。市场对厂家没有任何的风险，无市场风险的市场化改革自然容易获得成功。
允许市场对社会资源配置的调节，就是要放松政府对经济的计划控制。所以，当时的改革，可以简单地归结为放权，即放开政府对部分商品的价格、生产和供应的管制。而当放权过快，市场调节引发价格大幅度变化和经济秩序混乱，政府就采取收权的办法，放慢改革步伐。因此，改革的推进是在“放”与“收”的不断调整中进行的，放权是改革的主旋律。通过扩大市场的调节部分，市场逐渐成了调节社会资源配置的主要力量。
渐进的市场化改革，形成价格双轨，计划外的市场调节，带动了市场物价水平的提高，由于居民的储蓄是为了未来消费，市场价格的上升，使居民为了减少未来损失而提高消费，这样，物价又会进一步上升，有时还会导致抢购风潮。如何控制物价的过快上涨，防止经济过热，实现经济稳定增长，成了市场化进程中协调改革与发展的课题。实行价格双轨制的理论依据是：放权—→价格上升—→刺激生产—→供给增加—→价格下降，经济实现良性循环。然而，由于旧体制的束缚，放权在促进非国有经济生产的发展的同时，占国民经济主导地位的国有企业却利用改革的机会，计划内变相涨价，结果改革放权与涨价相连，形成了“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抓，一抓就死”的怪圈。经济过热、供给不足和价格上升成了加快市场化改革的主要障碍。但经济过热对厂家有利，利益的驱动，可以调动企业生产的积极性，增加社会供给，可以满足社会需要，解决供需矛盾，促进经济发展。
因而，在供给不足的条件下，市场化的改革与增加生产是同方向的，改革促发展，发展促改革，二者可以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市场化的改革的进程，决定了经济发展的速度。从我国的经济改革实践和经济发展水平的现实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市场开放的程度越高，经济的发展水平也越高，二者呈同方向变化。最早进行市场化改革的四个经济特区，经济的发展速度大大高于国内其它地区；开放程度较高的东部沿海地区，发展的速度虽没有四个经济特区快，但其发展的步伐高于开放程度较低的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经济增长对经济总量的贡献率始终呈上升的趋势，总体上形成了“东快西慢”、“南强北弱”的格局。
三、需求不足对市场化改革的限制
进入90年代，经济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经过80年代经济的迅速发展，短缺经济基本消除，生产者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把商品卖出。在国家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过程中，市场化的改革将在更深的层面上展开。由于市场形势发生了变化，改革所遇到的困难不同于80年代，物价上涨的压力逐渐减弱，取而代之的是需求的不足。两个不同时代的区别在于价格上涨给企业带来生机，而需求不足却威胁到企业的生存。因此，今后的改革将十分艰巨，因为既要推进市场化的进程，又要在市场化过程中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但一定时期内由于市场化本身会引起消费的萎缩，缩小了增长的空间，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在一定的条件下，会由于市场需求的不足，改革不一定就能带来较快的经济增长。
80年代生产者和消费者是逐渐被推向市场的，他们都能从市场得到他们以前得不到的东西。到了90年代，消费者的基本需要得到了满足，而市场化的进一步深入，以前稳定的工作和生活受到了影响，一切都变得那么的不确定，生活安全感的消失，他们的消费观念发生了变化，对消费人们开始变得十分谨慎。虽然政府一再鼓励，也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厂家更是极力推销，但消费者仍不为所动。人们开始认识市场的另一面，如果没有消费需求的基础，市场化改革的方式方法和步骤必须进行适当的调整。
消费谨慎起源于社会福利制度的变化。90年代开始，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公费医疗、子女教育、退休养老保险和福利分房制度发生了显著变化，个人负担的比例增加，每一项的开支就要花费他们多年的积蓄。近几年看病医疗费直线上升，造成企业和政府巨大的财政负担，公费医疗制度的改革，是要个人分摊部分费用，而高昂的医疗费，即使个人只承担部分开支，也足以引起消费者为了安全的原因增加个人的储蓄。医疗费用上升的越快，用于这方面的储蓄就越多；重视教育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九年义务教育并没有彻底减轻家长的经济负担，大学收费教育的改革，更使家长必须提早准备；随着我国逐步进入老年社会，政府和企业不可能全部负担老年人的生活，退休养老还得靠自己的积蓄；福利分房的取消，居民要得到住房必须自己掏钱，而住房的价格又与他们现有的收入不成比例，房改势在必行，消费者就更加小心谨慎。这几项的改革，都得到企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它可以减轻企业和政府的经济负担，但当政府把这些费用转移到民众身上的时候，居民应付这种改革的方法就是储蓄。只有一定数额的储蓄，他们的这些开支才能得到保证。
目前，我国居民储蓄已达40000多亿元，面对这一庞大的数字，不少人感到疑惑不解。个人的储蓄动机极其复杂，他可以是为了老年生活，或者是由于具有某种不安全感觉而储蓄以防不测，或者是为了下一代，还有可能是个人的一种生活习惯。如果是出于谨慎的考虑，只要不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居民的储蓄行为就会持续下去。由于储蓄的目的不是为了利息，利率的高低对它的影响相当有限，人们不会因为利率的下降就不储蓄或少储蓄。即使发生了通货膨胀，通常也只改变方式而以其它能够保值的方式进行储蓄。
在向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企业的经营和职工的收入受经济周期性的影响，特别是当进入经济调整期，市场销售不畅的时候，会随着企业经营困难、职工工资收入减少和工人失业增多，出于安全和谨慎考虑，居民的储蓄倾向会进一步增强，这就是我国为什么1998年经过5次降息，储蓄仍然继续增长的主要原因。有人不加分析，把它简单地归结为凯恩斯的利率陷阱。实际上我国目前的情况与凯恩斯所说的不同，利率陷阱主要是针对投机而言，在证券价格和利率的相互比较中，当利率降到一定的水平，人们都会认为利率不能再下降了，可能即将上升，在此气氛下，即使中央银行创造更多的货币，这些货币也将全部被社会所吸收，因为持有货币比持有证券更为有利。所以利率陷阱是针对投机货币而言，与出于谨慎动机的储蓄货币无关。
我国在市场化进程中出于安全谨慎的原因而持续增加的储蓄，是由市场化改革本身引起的，与利率的高低无关，只有当这种储蓄基本满足了他们的安全的需要以后，这种储蓄才会停止。目前，医疗、教育、住房、养老等问题的改革尚未全面展开，但持续上涨的价格已经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经济生活，这些原因足以促使他们减少消费，增加储蓄。于是，改革、消费和经济增长没有呈现同步向前推见的迹象。
80年代居民的收入明显低于90年代，当时的改革由于主要是体制外和增量的市场化，并且给予适当的补贴，居民计划时代的各种基本生活保障得到较好的维护，因此不存在风险，当收入增加后，消费就会迅速增长；90年代改革是体制内的，它涉及的是生存、发展的基本问题，当住房、就业、养老、医疗、小孩的教育等全面市场化的时候，居民收入虽然增加，出于谨慎的考虑，消费不会与收入同步增长，呈暂时停滞状态。
根据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要增加国内消费，刺激经济发展，降低利率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降息会减少企业的财务负担，降低产品生产成本，但对于停滞的消费品市场，即使商品价格相应下降，消费需求的增加也十分有限。受消费需求的影响，企业的投资就会裹足不前。通过扩大政府的财政支出，增加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它只是用政府的投资需求弥补消费需求和企业投资的不足，虽然这样能够缓解当前市场需求不足，但仍不能解决消费不足以及由它引发的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
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居民相比，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还十分低下，他们对目前所处的消费状态并不满意，如果有能力，他们会相当愿意把积蓄用于消费。而确实，各种新的消费品不断涌现，从VCD到家用电脑，从住房到高级家具，无一不是消费者目前准备购买的对象。如果是处于正常状态，基本的生活能够有所保证，居民心态稳定，按照目前的收入和正常的储蓄标准，我国居民的消费将要增加，而不是象现在这样把所增加的收入大量转化为储蓄。
在消费尚未得到满足的条件下增加储蓄，主要是由于人们对未来信心不足。出于安全考虑，他们减少或推迟甚至取消数额较大的消费支出。只有当他们的储蓄达到一定的水平，安全能够得到基本的保证，他们才有可能进一步增加消费。在此之前，他们的消费是非常保守的。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消费不足，也可以认为是由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深入所暂时带来的。单靠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只能缓解却无法彻底解决问题。
笔者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当前的消费不足，应该从消除人们的安全顾虑入手。教育、医疗、住房、养老和就业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但不能影响到居民的基本生活。经济结构调整，职工下岗增加时，他们基本的生活医疗费用仍然要有所保证。简单地把负担推给工人，轻易就把富余人员推向社会，容易造成人心惶惶和社会心态的失衡。因此，改革旧有福利制度，推动医疗、住房、教育、养老的改革，必须选择有利的时机，在保持社会心态稳定的条件下进行，才能实现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同步。
首先，市场化的改革，要有宽松的经济环境。需求不足，企业的生产销售困难，工资收入下降，而企业为了减轻人员负担，通常又要解雇员工，结果失业必然上升，消费将进一步萎缩，供过于求更加扩大。化解经济循环收缩在于政府如何增加需求，扩大政府财政支出，增加公共建设投资，会增加社会需求，但如果没有企业和个人的需求的支持，政府的投资所起需求的增加将是有限的，因此，政府必须在增加投资的同时，还要针对失业问题的严重性，采取行政手段，减少社会的失业压力，有时甚至可以采取增加政府雇佣的办法增加就业，以提高居民的消费水平。从宏观经济的角度，供给过剩，政策上应该提倡增加就业。任何促使失业增加的措施，都要考虑到它对需求影响的直接经济后果，应该三思而后行，哪怕这些措施是必须的，也要选择好时机，切忌不顾条件和后果地盲目推行。
其次，当各种福利制度改革进行的时候，各项改革应有先后，相互配合，互相促进。当看病费用成倍增长，此时推进公费医疗制度的改革，要居民更多承担医疗费开支，让人感到极大的不安；长期享有福利房的居民，当收入没有增加时，面对将要大幅度提高的住房支出，又没有相应的补贴补偿损失，数十万的购房费用，足以令他们省吃俭用；老年基本的生活保障，需要长期的储蓄准备，个人、企业和政府要共同承担，如果企业入不敷出，政府的保障又有限，养老风险必然加大。各项改革集中在一起，加大居民的心理压力，使他们的消费更加保守。改革的目的是要推动经济的发展，一旦因改革引起消费的萎缩，供过于求进一步恶化，就会阻碍经济的发展。所以，对影响目前居民消费心态的福利制度改革，要有序进行，根据人们的经济承受能力，逐步推进。
另外，市场与社会的福利是同时并存、相互补充的。市场机制有效的运作，要有完善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的支持。市场化方向的改革，并不是要取消福利制度，而是要在市场条件下，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福利新体制。市场竞争的残酷，对个人生活构成威胁，所以，旧福利制度的改革，新体制的建立，都必须以居民基本生活的保障为出发点。必须通过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增强人们对未来的信心，消除进一步市场化给人们带来的恐惧感。惟有如此，才能在改革中保持消费者的信心，提高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促进消费增长，消除消费不足对经济发展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