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社会党政策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政策论文,社会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6年1月，日本社会党召开第64届全国大会，正式决定将“日本社会党”改名为“社会民主党”，将“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书记长”的中央领导体制改为保守党式的“常任干事会——党首——干事长”的领导体制。从此日本社会党以一种“崭新的形象”出现在日本政治舞台上。但是在10月举行的众议院大选中，更名后的社会党不但没有起色，而且一落千丈，只获得了15个议席，排在共产党之后，这不能不令人深思。“55年体制”下始终作为最大在野党的社会党革新势力为何衰退至如此地步，今后还有没有东山再起的可能？本文就此问题试探讨一下社会党半个世纪以来的政策演变轨迹。
一、混沌的社会党
日本战败投降后，战前的各政党纷纷恢复或重建。1945年11月，日本社会党宣告成立。社会党主要由战前的一些无产政党组成，从左派的“旧劳农系”、到中间派的“旧日劳系”、再到右派的“旧社民系”，甚至还包括带有右翼色彩的“旧平野系”，成份复杂，政策理念各异，只是在建立“统一社会主义政党”的口号下仓促拼凑而成。所以赖肖尔说：“社会党把意识形态分裂状况带到了战后时代”（注：（美）埃德温·赖肖尔：《日本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349页。）。在社会党的筹建过程中，各派就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关于党的性质，左派主张新党应是“阶级的政党”，而右派认为应当建立一个“国民的政党”；关于党的名称，右派主张命名为“社会民主党”，而左派坚持以“日本社会党”定名，经投票表决，左派仅以一派优势获胜；关于天皇制问题，左派和地方党员强烈要求“废除天皇制”，但在大会上占优势的右派和中间派主张“保留天皇制”。由于各派的政策分歧，大会通过的建党纲领，只是规定社会党是“劳动国民阶层的结合体”，应采取“民主的，非暴力的方式，以占有议会绝对多数来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党的奋斗目标是“政治上的民主主义、经济上的社会主义和国际上的和平主义”，只是模糊的三句话。社会党虽然成立了，但是其内部包藏的对立思想却保留下来，所以社会党“从党成立的那一天起，党内就潜伏着以后不断分裂的因子”（注：（日）梁田浩祺：《55年体制と日本社会党》，ぁりぇす書房，1981年版，第52页。）。尽管如此，社会党成立后力量还是得到迅猛发展，在1946年4月的战后第一次众议院选举中，社会党一举获得93个议席，比第二位的民主党仅少1席。到1947年的第23届众议院选举时，社会党获得了143个议席，一跃成为国会第一大党。于是社会党领班组成了以片山哲委员长为首相的三党联合内阁，随后又参加了民主党为首的芦田联合政权。本来社会党取得政权正是推行其政策、实现其目标的良机，但是以片山为首的右派社会党人，却向保守势力妥协，并在美国占领当局的旨意下，制定了一系列损害国民利益、维护大垄断资本利益的政策措施，因而失去了国民的信任。在1949年的众议院大选中，社会党的席位一下跌至48席，遭到惨重的打击。80年代的社会党委员长石桥政嗣曾说：“占领时期同保守党组成联合内阁犯了决定性的错误”（注：（日）《读卖新闻》，1985年7月17日。）。
大选失败后，日本社会党内部矛盾迅速激化。在1949年的“重建大会”上，社会党内部出现了以稻村顺三为代表的左派与以森户辰男为代表的右派的论争。论争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党的性质、社会主义革命方式和党的指导理论方面。大会最后决定以左派稻村的观点为主，右派森户的观点为补充，通过了社会党的政策纲领：社会党应确立“作为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主体性”和克服“弱化社会党的资本主义倾向”，其政治目标必须把最终政治革命作为重点，还必须与社会改良主义明确区别，社会党的性质应是“阶级的群众性政党”。在选举党的领导机构时，左派的铃木茂三郎战胜了右派的浅沼稻次郎当选为书记长。所以这次重建大会“无论是从政策上，还是从人事上，党的主导权都明显地倾向于左派”（注：（日）山崎広：《日本社会党十年史》，泰文馆，1956年版，第102页。），但其政策纲领仍呈现出混沌状态。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决定对日实行单独媾和。但是在社会党内部，围绕着全面媾和还是片面媾和的问题，左右两派却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论争。1951年1月，在社会党的第七届全国大会上，左派反对单独媾和和签订军事协定，主张实行“非武装中立”；而右派认为在全面媾和没有可能的情况下，单独媾和也是必要的，并提出日本应用“集体自卫”的方式来保护自己，并且应当拥有自卫权。最后大会以342:81票的绝对优势通过了左派提出的“全面媾和、坚持中立、反对成为军事基地、反对重新武装”等和平四原则。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中间派逐渐改变了立场，开始同右派采取一致步调，这样地方议员中左派占优势，而中央议员中右派和中间派占优势，双方在党的“八大”上僵持不下，最后双方都单独召开大会进行表决。左派以七大决议主张的“青、青”案作为党议，即两条约均反对，而右派以“八大”中执委和中央委决定的“青、白”案作为党议，即赞成旧金山和约，反对安全条约（注：（日）山崎広：《日本社会党十年史》，泰文馆，1956年版，第133页。），并且各自按本派决议在国会上进行了投票。从此社会党正式分裂为两派。
社会党分裂后，两派都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政策，议席数也随之不断增加。到1955年第27届众议院选举时，左派已获得89个议席，右派获得67个议席，如果两派加起来，议席数就能占国会的，所以双方都看到了重新上台执政的希望。于是大选后在“打倒鸠山内阁，重新实现统一”的口号下，两派各自选出中央委员组成筹备委员会，商讨有关统一的具体事宜。两派争论的焦点仍是纲领问题，实际上这是森户稻村论争的继续。双方经过多次讨价还价，在相互妥协的基础上制定了《社会党纲领》。1955年10月，双方解散了各自的代表大会，召开统一大会。大会选出左派的铃木为委员长，右派的浅沼为书记长，并通过了《社会党纲领》。纲领在导言中明确表示社会党应“克服共产主义”，党的性质是“阶级的群众性政党”，即“以工人阶级为核心，并组织农民、渔民、中小企业者、知识阶层以及其他劳动阶级的民主结合体”；党的目标是“依靠民主的和平手段变革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实现社会主义”；在安保问题上，主张缔结包括中、苏、美、日在内的集体互不侵犯条约和安全保障条约，同时废除日美安全条约和行政协定，逐渐减少以至废除现存的自卫队。这次大会使社会党的政策纲领基本明确了，所以统一后的日本社会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二、战斗的社会党
50年代后半期，日本国内群众运动持续高涨，统一后的社会党作为革新势力的代表站在国民一边，同自民党保守势力进行了一系列不屈不挠的斗争。在国会上，社会党采用各种合法乃至非法的手段极力阻挠自民党政府提出的一些损害国民利益的提案通过。例如，旨在削弱小党势力的《小选举法案》、加强警察权力的《警职法修正案》、加强对教科书控制的《教科书法案》、有把日本重新拖入战争危险的《安保条约修正案》、增强日本军事力量的《防卫二法案》等等。由于以社会党为首的在野党的坚决斗争，自民党提出的许多重要法案成为废案，有些法案即使通过了，自民党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在国会外，社会党则领导广大国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反对警职法修正案、反对教师勤务评定活动，反对核扩散、要求彻底收回冲绳和小笠原基地、反对侵略战争、争取和平和民主等一系列群众运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社会党领导了空前规模的反对修改日美安保条约的斗争。1959年，社会党组织了134个民间团体，成立了“阻止修改日美安全条约国民会议”，并领导了23次全国统一行动，这成为日本群众运动史上的最高峰，在世界群众斗争上也是罕见的。最后轰轰烈烈的群众斗争虽然没有阻止住《新日美安保条约》的通过，但是却迫使岸内阁在新条约通过后不到一个月便垮台了，并且也使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中止了访日计划。这一系列的行动使社会党赢得了广大国民的支持和拥护，在1958年的众议院大选中获得167个议席，创历史最高记录。1960年11月，社会党在西尾末广等一部分右派党人分裂出去的情况下，在大选中仍增加了23个议席。
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看出社会党的战斗色彩。1959年西尾等近60名右派议员由于对社会党的行动不满而从中退出，另建民社党；1960年6月河上丈太郎顾问被右翼分子刺伤，10月浅沼委员长在日比谷公会堂演讲时，被右翼分子枪杀。这表明社会党的战斗性引起了右派社会党人的不满，也引起了保守势力和右翼分子的恐惧，国民对此也有一种不安的感觉。因为这时期在国际上，以苏联为首的华约集团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1966年社会主义中国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运动，便日本国民对社会主义政党产生了一些不良看法，从而也影响到国内的社会党；在国内，由于池田内阁实施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将国民的注意力基本上转移到经济建设和国民生活提高的方面上来，这使社会党的形象受到很大损害。但是社会党仍然高举革新大旗，同自民党在国会内外进行着英勇的政治斗争。不仅如此，社会党在1966年底又通过了更激进的《日本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纲领性文件。文件进一步指出社会党是“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的群众性政党”：社会党要建立的社会主义是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现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还要实行某种形式的“阶级专政”（注：刘映春：《社会党：在逆境中抓住机会》，《世界知识》，1994年第15期。）。这引起了国民的极大不安。因此在1969年的众议院大选中，社会党的议席数从上一届的141席迅速跌至90席，社会党的支持率也从1967年的28%降到1968年的21.4%。由此可以看出，“过火”行动在日本国民中是没有市场的，社会党必须面对现实，采取务实的政策态度。
三、中道化的社会党
以石油危机爆发为转折点，日本经济由此进入了稳定增长时期。在经济高度增长的近20年里，国民的物质生活几乎在各方面都得到满足，其思想意识也明显保守化了，这使社会党的基础“票田”大受影响。从国民的支持率可以反映出来：1955年为33.4%、1968年为21.4%、1973年为19.8%、1978年为14.4%，呈不断下滑趋势。但这时期的中道政党却蒸蒸日上，成为日本社会中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从社会党中分裂出来的民社党和带有宗教色彩的公明党，自从成立后，特别是70年代以来，在众议院选举中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增长势头：1972年的第33届，公明党为29席，民社党为20席；1976年的第34届，公明党为56席，民社党为29席；1979年的第35届，公明党为58席，民社党为36席，呈不断增加趋势。另外，1976年从自民党中分裂出“新自由俱乐部”，1978年从社会党内部分裂出“社会民主联合”。这些中道政党的出现打破了“55年体制”下保守与革新两大阵营相对立的格局，变成了“保守——中道——革新”三种政治势力并存的局面。从国际上看，西欧的社会党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它们通过修改基本政策取得了本国国民的信任和支持，有的已经达到了上台执政的目的，例如西德的勃兰特政权、法国的密特朗政权等。
面对新的国际国内形势，日本社会党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政策主张，不断有人提出一些新的观点。早在60年代初，江田三郎书记长就提出了未来国家设想的“结构改革论”，认为人类迄今达到的主要目标是“美国的平均生活水准，苏联彻底的社会保障，英国的议会民主主义和日本的和平宪法”，只要综合了这四个目标，就说明实现了“社会主义”（注：（日）升味准之辅：《现代日本——一九五五年以后》下，东京大学出版会，1987年第3版，第529页。）。70年代初，江田又提出“社公民路线”，但很快就被主流派社会党的“全体在野党共斗路线”所取代。1980年1月，社会党和公明党在联合政权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同意继续保留自卫队和日美安全条约。这说明社会党在斗争策略上开始注重与其他政党协调行动。
1982年社会党召开第46届全国大会，通过了《八十年代国内外形势的展望和社会党的路线》的报告，并制定了《1982年度运动方针》，提出党的目标是“反对核武器”、“维护和平”、“阻止修改宪法”，又着重提出了“减少税收”、“充实社会福利”等和国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主张。1982年底社会党又通过了《创造新的社会——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设想》的文件，主张通过工人的“参加”和“介入”，经过长期的连续的“变革”实现社会主义。在对内政策方面，主张维护劳动人民的利益，尊重民主和基本人权；在国际政策方面，要求日本实行和平与中立的外交路线。1983年9月，新当选的社会党委员长石桥政嗣在致词中说：“社会党作为执政的党，从现在起要重整旗鼓”，“不仅要坚持原则，也要讲究灵活的战术，而且要克服日常活动的不足”（注：《人民日报》，1983年9月9日。），还明确表示要开展以减税为中心的斗争，并争取在大选中获胜。这表明了石桥委员长关于“新社会党”的构想和目标。1984年2月底社会党又通过本年度活动方针，指出社会党作为第一大在野党，在有关国民生活的问题上应采取现实态度，以维护国民的利益和取得政权。1985年通过的《中期社会经济政策》被称为社会党今后十年制定政策的基础，该文件强调今后十年中日本应利用经济和技术力量去创造福利社会，开辟文化立国的道路（注：《人民日报》，1985年1月23日。）。由此可以看出，日本社会党的政策重点已从50、60年代的“政治重心主义”转向70、80年代的“经济文化重心主义”。
1986年社会党通过了新的宣言，即“1986宣言”。新宣言指出社会党不再是“阶级的群众性政党”，而是“代表所有国民并向所有人开放的国民政党”，认为随着国民“政治意识和价值观的多样化，联合政权已成为必然”（注：（日）《月刊社会党》，1987年5月，第78页。），主张同包括自民党在内的所有政党组成联合政权。新宣言放弃了过去一贯坚持的“科学社会主义”，指出社会主义以“尊重人道主义”为基本理念，以“人的解放”为最终目标。新宣言吸收了江田三郎的“结构改革论”的一些论点，它作为新的纲领性文件很快取代了1966年的《日本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和1982年的《创造新的社会——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设想》两个文件。“新宣言否定了过去的激进路线，更加接近西欧的社会民主主义”（注：《人民日报》，1989年7月19日。）。这说明日本社会党在纲领上同国际社会党大大靠近了，在意识形态上的革新色彩也逐渐淡化了。
四、保守化的社会党
80年代末90年代初，社会党由于坚决反对自民党的“金权腐败政治”和引入消费税，赢得了国民的支持，因而社会党在众参两院的议席数均有增加。社会党为了达到上台执政的目的，继续调整自己的政策，逐渐放弃了过去一贯坚持的政治立场，开始与保守的自民党逐渐“接轨”。
1987年书记长山口鹤男发表社会党政策新见解，承认日美安保条约是“现实存在”，主张把自卫队限制在“专守防卫”的范围内。1989年8月，在社会党干部会议上，山口书记长又提出关于在野党联合政权的政策新见解，政治上主张以民主和自由作为基本出发点，经济上实行自由的市场经济，外交上继续坚持日美安保条约，并承认自卫队的存在。这是社会党在政策上的重大突破。9月，土井多贺子委员长在党的第五次政策会议上也表示，社会党的目标是建立联合政权，并以保持迄今政府外交政策的连续性为前提，即继续维持自卫队和《日美安全条约》的存在。1990年4月，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东西冷战体制结束的新形势下，社会党召开了第55届全国大会。大会号召联合所有的社会民主势力共同斗争，实现上台执政的目标，并决定从党纲中删除“和平、民主地实现社会主义”的字句，改为“选择社会主义最民主的方针——社会民主主义”。大会再一次强调社会党“无论就其性质还是基础而言，都是代表所有国民并向所有人开放的国民政党”。1991年社会党通过新安保政策，宣称自卫队“违宪但合法”，并在本年度运动方针中，明确表示今后要实行“大胆的自我改革”，为建立社会党联合政权而努力。
1993年7月，日本政坛发生剧变，执政长达38年之久的自民党下野，以日本新党领袖细川护熙为首的八党派建立了非自民党联合政权。社会党作为最大的参政党，明确表示继承自民党内外政策的连续性。委员长村山富市上台后，为了进一步协调与其他执政党的关系，1994年9月，主持召开了社会党第61届临时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对当前政局的基本姿态》的报告。社会党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特别是与自民党、先驱新党联手执政的新形势，决定全面修改基本政策。主要内容有：在防卫政策上，今后社会党将继续坚持“非武装”的立场，但是承认自卫队合宪，只是要坚守“专守防卫”的原则；关于中立、不结盟路线，社会党认为随着冷战格局的瓦解，其历史性作用已经终结；在外交政策上，社会党将坚持日美安保条约，认为它是“日美友好关系的基础”；关于国旗、国歌问题，社会党尊重国民已将“日之丸”作为国旗和“君之代”作为国歌的现实，认为它们已“越来越受到全体国民的热爱”，只是反对用强制手段要求悬挂国旗和唱国歌。此时社会党除了“护宪”还有所保留外，其他基本政策已基本“趋同”于保守党的政策。村山成为首相后，“几乎一夜之间就将社会党左派的纲领抛弃，毫无怨言地将自民党的纲领吞下”（注：（日）马野周二：《村山政榷と日本の命運》，コァラづックス，1994年版，第58页。）。这一基本事实表明，社会党基本政策的历史性转变，标志着日本政治体制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即“1955年形成的‘保革对立’为特征的政治格局，现以‘革新’向‘保守’的靠拢而告结束”（注：《人民日报》，1994年9月5日。）。
1995年9月，村山委员长在一次演讲中说：“面临新的时代，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向全体国民开放的新政党”，新党应继承“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理念，并与“日本的各派政治势力建立广泛的合作关系”。很明显在新形势下，村山委员长想通过组建新党来重整旗鼓，建立一个能与自民党、新进党相抗衡的“第三极政治势力”。9月底，社会党通过了“1995年宣言”。新宣言虽然未对新党的名称和具体计划作一明确表态，但是新宣言却直接取消了有关“社会主义”的提法，主张以“民主自由”做为基本理念，建立一个宽容的“市民型政党”，该党应以“公正、共存、和平、创造”为基本准则。这表明历经半个世纪风雨的日本社会党已经不再满足于对其基本政策的“调整”，而要通过建立新党，实行彻底的“脱胎换骨”。1996年1月，社会党终于召开了具有转折意义的第64届全国大会。这次大会不仅改变了党的名称，也彻底改变了党的性质。至此，革新社会党的历史应该划上一个休止符了。
五、社民党未来展望
1993年社会党与“叛离”的自民党联手，1994年又与“正宗”的自民党合作，这意味着在“今后日本政界改组时，社会党与任何政党都可以联合了”（注：（日）《读卖新闻》，1994年7月24日。），这也表明社会党已经“趋同”于保守党了。但是社会党无论是修改其基本政策，还是改革其名称，最后都没能挽回其不断衰退的趋势。社会党的支持率，1995年7月为11.8%，到1996年6月就下降到4%，到10月时已降至2.9%；社会党的议席数也在“狂跌”，1993年众议院大选时，议席从上届的134席一下子跌到70席，失掉了近一半，到1996年10月的众议院大选时，议席数仅剩下15席。随后，社民党的第二号人物久保亘继山花贞夫前委员长脱党后，又率7名参议员脱党，如今社民党已沦落成无足轻重的小党了。所以笔者认为，社民党在今后的日本政治舞台上不会有多大的作为，在日本国民的心目中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可以预测，在不久的将来，社民党就会在政党的进一步分化组合中被“吃”掉，那时社民党作为一个政党将会在日本的政治舞台上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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