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图书馆学研究者要强化五种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书馆学论文,研究者论文,要强论文,五种论文,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本文认为，“九五”期间，我国图书馆学研究要上新水平，需要研究者们强化超前意识、创新意识、精品意识、实践意识和特色意识。
[关键词] 图书馆学 研究 意识
“八五”期间，我国图书馆学研究取得了重大成就。“九五”期间，我国图书馆学研究要上新水平，推出一大批有理论深度、学术价值和广泛影响的论著，关键在于研究者们继续更新观念，着力强化以下几种意识。
1 强化超前意识
1983年10月1日， 邓小平同志为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这一重要题词所蕴含的深刻的超前思想，不仅能指导我国的教育工作，而且能指导我国的图书馆学研究工作。
在图书馆学研究中强化超前意识，是指研究者们要以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面向”为指导，解放思想，开阔视野，着眼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的未来发展，进行高起点、高层次的超前研究，充分展示理论研究的超前性，切实克服目前存在的理论研究的滞后性。
离21世纪还有不到5年的时间， 处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要发展、要繁荣，特别需要广大研究者强化超前意识，开展超前研究。那么，如何强化研究者的超前意识呢？笔者认为，要着重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一）要深刻认识图书馆的发展方向。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图书馆如何发展呢？黄宗忠教授撰文[1]，对此作了系统论述。他认为，大约从80年代中末期开始，传统图书馆进入了电子图书馆阶段（或称数字图书馆、虚拟图书馆阶段）；电子图书馆的出现，使信息载体、服务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文本、视频、声频等信息能以数字化形式在网络上高速传递；电子图书馆是所有图书馆的发展方向。目前，一些工业发达国家的图书馆正在由自动化图书馆向电子图书馆演进。图书馆学是研究图书馆及其工作规律的。只有认清了图书馆的发展方向，理论研究才能具有超前性和指导性。尽管目前我国图书馆的自动化水平还不高，但必须创造条件，促使我国图书馆尽快向自动化图书馆、电子图书馆演进，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对研究者来说，强化了超前意识，自觉开展超前研究，就能为我国图书馆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舆论支持。
（二）要高度关注图书馆学的前沿研究。当今时代，图书馆学的前沿研究课题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前沿研究课题就是关于数字图书馆的研究。所谓数字图书馆，国外有的研究者将它定义为电子图书馆；在美国，计算机及信息科学领域里的科学家们选择了“数字图书馆”这一名词来表示一个数字化的信息系统[2]。关于数字图书馆的研究， 国外正方兴未艾。1994年9月，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等机构投资2400万美元， 在斯坦福大学等6所高校进行分项研究，计划用4年的时间，完成初步的研究工作。几乎与此同时，英国、法国及日本也开始了有关数字图书馆的研究工作[3]。在我国，关注这一重要前沿的研究者目前尚不多， 只有少量论文在有关刊物上发表。这种状况表明，大多数图书馆学的研究者还缺乏超前意识；因而，需要他们强化这种意识，多多关注图书馆学的前沿研究，加大对前沿课题（特别是数字图书馆）的研究力度。
（三）要充分认识中外图书馆学交流的意义。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的全面发展，与这一领域的中外学术交流有着密切关系。从80年代初开始，我国一些图书情报机构和教学单位纷纷邀请国外专家来华讲学、座谈，许多专家学者陆续出国访问、考察，出席一些重要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第62届国际图联大会和“信息资源与社会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将于今年8月和9月分别在我国首都北京和武汉大学举行；近10多年来，我国众多的图书情报刊物，先后载文介绍国外的图书馆学理论与方法。例如：对美国的杜威、谢拉、鲍威尔斯和印度的阮冈纳赞等图书馆学大师的思想和学说，就作了比较系统的介绍。这些学术活动的开展，使我国许多图书馆学研究者拓宽了视野，活跃了思想。用外国长处充实了自己。今后，要通过更多的中外学术交流活动，强化研究者的超前意识。可以预料，21世纪的中国图书馆学将在中外学术的互动交流中，在强烈的超前意识的驱动下，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
（四）要积极面向未来。图书馆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必须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在人类社会即将进入21世纪之际，作为这门学科的研究者应该积极面向未来，培养自己的超前意识。综观近些年来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论著，反思历史的多，适应现实的多，面向未来、研究未来的少。回顾历史、适应现实当然是必要的，但这还不够。对每一个研究者来说，都要认清社会和科技发展的方向，力求使自己的研究方向与社会和科技发展的方向相吻合，用强烈的超前意识提高自己的研究水准。
2 强化创新意识
科学研究贵在创新，著书撰文，贵在一个“新”字。据《中国科学报》1992年4月28讯， 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指出：科技界还有一些深层次问题需要解决，包括：创新意识薄弱，跟踪模仿多，发现发明少；知识老化，新兴交叉综合性科学前沿研究的落后程度大于传统学科，跟不上世界科技新发展等。这段话强调了创新意识的重要性，对广大图书馆学研究者很有启迪作用。那么，如何强化创新意识呢？
首先，要树立闯和“冒”的精神。
邓小平同志精辟地指出：“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2 页）小平同志提倡的“闯的精神”和“‘冒’的精神”，从本质上说，就是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就是创新意识。每个图书馆学研究者和图书情报工作者都要自觉地树立这两种精神，增强创新意识，在理论研究中走出一条新路子，在实际工作中干出一番新事业。那春光同志撰文[4]说。目前， 图书馆正面临着三种并行的革命，即计算机革命、信息革命和通信革命。在这种新形势下，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者只有树立闯和“冒”的精神，深入研究图书馆所面临的新情况和新事物，才能指导图书馆更好地适应这三种并行的革命，适应社会的发展。事实上，近年来许多在图书情报工作中产生了良好指导作用的新理论新思想，如文献信息理论、书目情报服务理论、图书情报工作一体化思想等等，都是研究者发扬敢闯敢“冒”的精神，率先提出并不断加以发展完善的。因此，在“九五”期间，图书馆学界要进一步弘扬敢闯敢“冒”的精神，强化创新意识，推动图书馆学研究深入开展。
其次，要继续更新观念。
观念是指导人的行动的。观念新，则研究成果新。“九五”期间，图书馆学研究者要特别注意更新（或克服）以下三种观念（意识或思想）。
一是更新传统的师承观念。我国古代的经生注经须墨守师说，疏不破注，背师说即不用。这一传统的师承观念一直延续至今[5]。 从近些年来的实际情况看，在高校的图书情报教学单位和社会上的图书情报研究机构中，“近亲繁殖”的现象比较普遍，“杂交”优势未能充分体现出来。因而，导致一些中青年学者因师生关系产生了师承观念，他们往往用古代经生注经的方式去看待前辈或老师的学术思想和学术观点，不敢提出异议，也不敢有所超越，这是不利于学术发展的。因此，有必要更新这种传统的师承观念，鼓励中青年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大胆创新，超越老师，胜过前辈。只有这样，才能形成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竞成才的局面。
二是克服模仿意识。不独立思考，简单地模仿别人，这是当前一些图书馆学研究者意识平庸化的表现之一。这种平庸化的模仿意识，导致了刊物上大量文章选题雷同，内容大同小异，缺乏新意和深度。1987年4月， 在前苏联《哲学问题》杂志编辑部主持召开的一次全国性哲学研讨会上，前苏联《真理报》顾问凯里莫夫曾这样说：“著作如潮水涌来，其中一切都正确无误，然而却没有任何新意，没有自己的见解。”（转引自王克强的《三论有中国特色的图书评价标准》、《图书情报知识》1988年第4期）凯氏所批评的这种现象， 在我国图书情报界是普遍存在的。例如：关于“信息高速公路”这一选题的许多文章，从标量内容直到行文格式，基本上是一个模式，第二篇炒第一篇，第三篇又炒第二篇，炒来炒去，把新意炒掉了，把读者的味口也炒腻了。由此看来，要提高图书馆学的研究水平，必须克服一些研究者的模仿意识。
三是克服急功近利的思想。近些年来，一些图书馆学研究者出于某种需要（如评职称或科研课题结题等），萌生了急功近利的思想。他们往往采取学术“速成”的方式，拼凑出一些“短平快”的文章或书稿，通过关系或自己掏钱来发表或出版。这种急功近利的思想当前仍然存在，且有蔓延之势，它既降低了图书馆学的品位，又不利于研究者出佳作、力作。因此，应当引起图书馆学界的注意，切实克服这种思想。
再次，要发挥创造性思维。
北京大学著名学者张岱年教授在谈到如何看待传统文化时曾说过：“重要的是要发挥创造性思维。光继承过去、吸取西方还不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要建立自己的新体系。”（参见《高校理论战线》1991年第1期）创造性思维是一种开放性思维， 是推动科学技术进步的一种精神力量。对图书馆学研究者来说，要发挥创造性思维，就要敞开思想大门，广纳新的学术思想，既不因袭旧谱，更不拾人牙慧。创造性思维是与探索性研究紧密相联的。著名文艺评论家王元化先生认为：理论研究大体上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阐释性的，第二种是整理性的，第三种是探索性的；他强调“特别要注意探索性的理论研究”（参见1989 年2月10日《人民日报》）。为了发展当代中国的图书馆学，为了使图书馆学更好地适应信息社会的需要，应当大力提倡研究者们发挥创造性思维，着力开展探索性研究，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新体系。
3 强化精品意识
前不久，国家教委颁布了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共498项，其中，图书情报文献学二等奖共12项。另外， 在国家教委组织评选的优秀教材中，亦有多种图书情报教材获得优秀教材奖。这些获奖的论著，可谓是精品。众所周知，图书馆学的研究成果作为一种精神产品，理应当是精品，而不能是庸品、次品。近年来，由于书市上平庸图书较多，报界批评为“有书无品”（品即品相、品格、品位）。这种现象在图书馆学界程度不同地存在。例如，一些文章内容空浅，缺乏新意；一些著作内容平淡，缺乏深度。可以说，称得上精品、力作或佳作的图书馆学论著并不多见。因此，强化研究者的精品意识实有必要。那么，如何强化呢？
第一，要深刻认识文化品位的重要性。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于友先同志指出：不管是政治导向，还是思想导向，没有一定的文化品位，是无法实现的，只能流为一句空话。他还指出：出版物文化品位的高低直接影响新闻出版业上档次上台阶，影响我国国民素质的进一步提高，在这个意义上，也应该把文化品位作为重要问题提出来。（参见于友先同志1994年1月25 日在全国新闻出版局长会议上的讲话）文化品位可以视为学术品位，图书馆学论著的学术品位越高，它的学术价值就越大，对实际工作的指导和引导就越有力。因此，要在深刻认识文化品位（学术品位）重要性的基础上，强化图书馆学研究者的精品意识，促进他们多写力作、佳作，多出精品。
第二，要明确精品的内涵。就学术论著而言，力作、佳作就是精品。什么是力作？著名学者朱训德先生曾给它下了这样的定义：不可超越性、不可重复性和历史性。这个定义精练地表述了力作的内涵，值得我们深思。综观古今中外的图书馆学论著，符合这一定义的力作是有一些的。例如：印度著名图书馆学家阮冈纳赞于1931年出版的代表作《图书馆五定律》，堪称是一部力作。又如：美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杜威于1876年编制的《杜威十进分类法》，可称为一部力作。再如：我国当代著名图书馆学家、目录学家、博士生导师彭斐章教授的《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研究》和著名图书馆学家黄宗忠教授的《图书馆学导论》，同样可称为力作。当然，还有其他一些中外著名图书馆学家的代表作可称为力作，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对图书馆学研究者来说，要出力作，首先必须弄清楚力作的内涵，然后再靠自己的深厚学术积累，下大功夫去撰写，那种抱着侥幸心理，企图一蹴而就、一鸣惊人，是写不出力作的。
第三，要有争获国家级大奖的勇气。在战场上，两军对阵，勇者胜；在学术研究中，勇者敢为天下先，能取得举世公认的成果。截止目前，图书情报界尚没有一部作品获得“五个一工程”奖和国家图书奖。我国有众多的图书情报工作机构和教学机构，高层次的研究人员也较多，应该说是很有希望获得上述两项大奖的。只要广大研究人员强化自己的精品意识，真抓实干，在“九五”期间或今后一段时间内，这个希望是很有可能变为现实的。
第四，要有强烈的质量意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各行各业都十分注重强化从业人员的质量意识，把质量问题放在最为突出的地位。持续开展的“质量万里行”活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图书情报界，不仿也开展一个“图书情报论著质量万里行”活动，看看哪些论著是精品、优质，哪些论著是庸品、劣质。通过这一活动及其它有关活动，提高研究者对学术论著质量重要性的认识，增强他们的质量意识。为了搞好图书馆学论著质量的监控工作，笔者建议，由文化部、国家教委和新闻出版署牵头，组成一个权威的评估机构，具体实施工作可由中国图书馆学会秘书处负责，每两年或三年对全国的图书馆学论著（包括教材）评选一次，颁发一、二、三等奖，从而鼓励研究者多出精品，多写力作、佳作。
4 强化实践意识
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指出：“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84页， 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图书馆学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其研究者必须要有强烈的实践意识。黄宗忠教授撰文[6]认为， 为了繁荣我国的图书馆学研究，充分发挥图书馆学理论的作用，作为图书馆学的理论研究者，应以“学术致用”、“理论联系实际”作为自己的目标。当前，强化研究者的实践意识，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第一，坚持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探索创新。江泽民同志1989年12月19日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鼓励和支持科技人员在实事求是基础上提出新理论、创立新学说、探索新领域。”图书馆学研究者要切实遵照这一讲话精神，坚持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研究图书馆事业改革发展中的新课题，不断探索新的研究领域，提出新的观点，建立新的学说。近些年来，我国图书情报界的专家学者坚持实事求是的观点，先后提出或创立了文献信息学、信息资源论、文献资源建设理论等，大大提高了我国图书馆学的研究水平。我们要发扬这一良好的研究风气，面向21世纪，强化实践意识，在社会信息化的进程中，充分实现理论研究的现实性和超前性，促进图书馆事业健康发展。
第二，研究者要确立以社会效益为核心的理论价值观。图书馆学研究同一切社会科学研究一样，必须以理论的社会效益作为评判的核心。一般说来，社会效益越好的研究成果，其价值就越大。就某个研究者而言，他有多少论著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乃是他的论著或研究成果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如何。范并思同志曾撰文[7]认为， 确立以社会效益为核心的理论价值观，势必导致图书馆学研究从发展战略研究走向政策研究，从教学需要型研究走向事业需要型研究，从而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范文所说的两个“走向”，实质上就是强调理论研究要密切联系实际。80年代，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确实存在着理论脱离实际的现象。惠世荣同志曾撰文批评道：“当前图书馆界主要的问题是工作中的浮夸和理论研究中的华而不实”[8]。这个问题在90年代依然存在， 需要广大研究者强化实践意识，切实克服一些理论研究脱离实际、华而不实的问题。
第三，选择研究课题要力求从实践中来。南宋诗人陆游写过两句著名诗：“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这充分表达了实践对著书撰文的重要性。目前，有些研究课题不是从实践中来，而是来自书本和大脑，有的人靠凭空想象，眉头一皱，选题便来；因而，这些研究成果往往脱离现实，空发议论，只有一些理论的光环，没有实在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要切实改变这种局面，研究者就必须深入实践，认真调查研究，选择好研究课题。“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只有扎根于实践沃土的图书馆学研究，才能生机勃勃，充满活力。
第四，坚持研究人员同实践和实际工作者相结合。理论的命运在于它适合社会需要的程度。图书馆学的发展动力，来自图书馆工作和图书馆事业及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对它的需求，每个研究者都必须深入了解、正确把握这种需求；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同实践和实际工作者相结合。这种结合越紧密，研究者获得的信息就越多，搜集的素材就越丰富，研究的成果就越有价值。同时，大力倡导这种结合，能有效地解决理论“过剩”与理论“饥喝”的矛盾，真正体现理论从实践中来，又回到实践中去，把图书馆学研究稳打稳扎地推向前进。
5 强化特色意识
近年来，图书馆学界的许多专家学者纷纷倡导发展图书馆学科，完善图书馆学体系，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广大图书馆学研究者强化自己的特色意识。
首先，要认真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党的十四大确定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武装全党，强调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心内容是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图书馆学研究者作为社会科学理论的战线上的成员，要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认真深入地研读邓小平同志的原著，学习中央宣传部组织编写的《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通过学习，掌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神实质，增强特色意识，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作出自己的贡献。
其次，要花大气力去研究图书馆的特色建设和特色服务。当前，我国图书馆界的热门话题之一就是如何搞好图书馆的特色建设和特色服务。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很值得研究者去深入探讨。最近，文化部图书馆司和湖北省文化厅等联合举办“特色图书馆理论与实践”征文活动，这是很有意义的。可以预料，通过深入研究各类各级图书馆的特色服务与特色建设，必将强化研究者的特色意识，从而把图书馆学研究引向深入，促进我国图书馆事业健康发展。
再次，要重视特色意识的培养。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指出：“每一物质的运动形式所具有的特殊的本质，为它自己的特殊的矛盾所规定。这种情形，不但在自然界中存在着，在社会现象和思想现象中也是同样地存在着。每一种社会形式和思想形式，都有它的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309 页）特色意识作为一种思想形式，需要精心培养。实践证明，凡是有特色意识的研究者，一般都能出有特色的研究成果，在图书馆学研究领域也不例外。比如，上文提到的《图书馆学五定律》、《书目情报研究与服务》及《图书馆学导论》等论著，都充分体现了其撰著者的特色意识。可以说，特色意识是产生特色成果的直接思想动力。当前，无论是从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还是从突出图书馆学研究的应用性与实践性来看，都需要广大研究者注重培养自己的特色意识。因为特色意识说到底是一种精品意识、质量意识，有了这种意识就有可能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
以上讨论了我国图书馆学研究者需要强化的五种意识，这是就研究思想而言的，并未涉及研究方法及其它方面。笔者深信，在“九五”期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科学技术的全面进步，图书馆学研究一定会更加繁荣，再展辉煌。
（收稿日期：1996—0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