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的社会功用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关系论文,功用论文,其对论文,宗教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宗教与国际关系间的相互联系是目前国际关系研究的前沿，属于宗教学与政治学的交叉学科。它之所以引起国内外不少学者的重视，主要原因有二：第一，冷战结束以来宗教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明显增大，当今许多国际热点问题都有深刻的宗教背景和强有力的宗教动因。因此，研究这一问题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第二，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问世，提出冷战后时代全球性冲突将以“文明——宗教——种族三位一体”为主导因素，而政治或经济因素将不再是根本原因。不少学者在批判其学说时指出，尽管亨氏理论从本质上说是“西方文明优势论”的体现，是为敦促美欧国家联合打击、遏制异类文明的崛起以保持其自身优势服务的，他将文明与政治、经济割裂或本末倒置也是难以成立的，但由于“文明”（亨氏特别强调其中的宗教因素）的确已对各国的发展、对外政策和国际政治的样式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因此应当作为政治学命题乃至社会科学的综合命题深入研究下去。（注：中国社科院世纪所学术动态课题组：《关于“文明冲突论”的几种看法》，《人民日报》1998年5月30日。）
下面仅从“宗教的社会功用”和“宗教与国际冲突”相关联的两方面对本文主题作初步的较为概要的探讨。
一、宗教的社会功用
宗教具有十分重要而又非常复杂的社会功用。
宗教的阶级功用 在阶级社会里，宗教发挥着维护各种剥削制度及其政治和法律的上层建筑，维护统治阶级权益的巨大功用。在阶级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宗教都是统治阶级的宗教。宗教所要求的世人对神的卑微的从属关系掩护着形形色色的剥削关系和依附关系，宗教所宣扬的“君权神授”观念或其它政教观念维持着奴隶主阶级、封建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不同形式的国家政权。在古代和中世纪，许多奴隶制国家、封建国家都有强制性的官方宗教，时至近现代乃至当代，国教形式仍然在东西方一些国家中继续存在；即使那些奉行政教分离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其内政外交也同样离不开教会势力和宗教观念有形或无形的支持。譬如，美国自建国而至今，几乎历届总统都是美国最大的宗教——基督新教的信徒，其竞选活动都须努力争取能够影响广大信教选民的教会势力的支持，其宣誓就职和执政期间的重要场合都要引证上帝。美国各派基督教会是积极推动美国“人权”外交，在全球扩展美国意识形态影响的一支重要社会力量。在英国，从16世纪宗教改革开始，英王一直是英国圣公会的最高首脑，宗教在英国内外政策中迄今仍占有重要地位，北爱尔兰问题即是英国统治集团利用宗教联系维护其残存的殖民权益的突出例证。在日本，宗教与政治的关系更为密切。19世纪明治维新后，日本确立了绝对专制的近代天皇制，国家神道特别强调“尊皇忠君”的神道传统，提倡“神皇一体”、“祭政一致”，并鼓吹以日本为中心建立神道教为统治思想的世界秩序，据此对外推行侵略扩张政策，直至本世纪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日本国会通过的和平宪法虽然废除了天皇的统治权，但仍保留天皇作为日本国家的象征。反映尊皇忠君神道精神的原有国旗和国歌也未改变。更令世人警醒的是，以往国内外战争中为天皇和大日本帝国尽忠者的灵位（包括东条英机等14名日本甲级战犯的灵位）至今仍完好地供奉在日本三大神社之一的靖国神社之内，而一些政府官员和许多国会议员坚持每年参拜靖国神社，向这些战犯的亡灵致哀。这一事实本身，已成为日本右翼政治势力企图为军国主义招魂的一个无法否认的证据。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当日本统治集团处心积虑要使日本从经济大国迈向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时候，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之人数逐年增加，其含义不能不引起那些曾经遭受日本侵略的亚洲各国的警惕。
历史和现实表明，宗教在努力巩固统治阶级国内统治的同时，总是尽可能地把统治阶级的权力、利益、意志和思想推向国际空间。基督教的阶级功用在当代国际政治中产生的最大政治效果是，罗马天主教、新教、东正教对群众普遍信教的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成功的渗透和瓦解，其中罗马教皇四访波兰和原民主德国新教教会的活动对唤起两国人民的所谓“自由觉醒”和引发政治动乱的作用尤为突出。可以说，反共的宗教力量在西方国家对东欧各国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中，发挥了内外夹攻以搞垮共产党政权的中坚作用。在伊斯兰世界，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大力输出，则反映了掌握政权的伊朗什叶派教权阶层旨在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推行到其它各国，并谋求伊斯兰世界领导权的强烈愿望。东欧剧变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蔓延是战后半个多世纪中真正改变和撼动世界格局的最重大事件，它们均与代表一定社会制度的宗教的政治外扩性直接相关。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是马克思的至理名言。古往今来，被压迫者受传统信仰的束缚和历史条件的限制，常常需要在宗教的虚幻世界中去寻求精神的慰藉。历史上绝大多数时期，被剥削阶级都处在从根本上说代表剥削阶级利益的各种宗教的影响和控制之下，即使今天发达的西方社会也不例外。今日西方世界，宗教教规、礼仪对信众的禁锢已大大削弱，进教堂的人明显减少。但现代西方宗教的主要作用并不表现在这里，而是表现在由宗教信念而生成的社会价值观念上。以新教信条“唯信得救”、“平信徒皆为祭司”为根据而形成的自由、平等观念早已深入人心，成为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思想基础；以加尔文的“预定论”为出发点而倡导的个人奋斗与成功，也早已成为社会公认的神圣准则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一推动力。而从19世纪开始已逐步资产阶级化的天主教，如今正大步向新教靠近。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值成熟、繁荣阶段的欧美各国，新教观念成了多元、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保持凝聚力的重要思想源泉，它同西方近现代政治哲学所主张的“天赋人权”理念在本质上完全吻合，却显然比后者更易于为普通人所接受。民众更需要宗教信仰而不是哲学思辨。新教观念实为整个西方意识形态的基石。最发达的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就充分发挥了新教观念促进经济发展与整合社会矛盾的作用。受新教观念左右的群众在国内安于资本主义的现状，在国际问题上则拥护美国政府对第三世界“独裁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大力推行人权外交。人权外交无非是要把美国式的民主、自由、市场经济强制推销到世界各国，是为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的全球霸权政策服务的。它能够在新教观念主导的美国社会获得广泛支持，正说明宗教具有驱动人民追随统治阶级对外政策的重要功用。
宗教的民族功用 宗教是一种与民族形成、民族发展和民族斗争密切相关的社会现象。一般认为，在划分民族的各种因素中，宗教和语言是两大基本要素，而宗教甚至往往成为塑造和划分民族的最主要标准。例如，当今波黑的穆斯林、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本同属南部斯拉夫人，只是由于伊斯兰教、东正教、天主教在这一地区的竞相传播和势力范围的分割，才形成了这三个完全以不同宗教信仰划分的民族，并结下很深的夙怨新仇，最终酿成了当代的波黑内战和战后不易解决的宗教与民族矛盾。再如，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原本也是同祖共源，同属西亚闪族，即使在《圣经》和《古兰经》中也有与之相符的记载。然而，闪族的这两个支系却由于信仰的分途而彼此憎恶，到本世纪更成为水火不容的两大民族，在巴勒斯坦地区展开激烈的领土争夺。在巴尔干、西亚、南亚、中亚、高加索、非洲和北爱尔兰，民族、国家之间的斗争，时常以宗教差异来划分对立的阵营。
宗教通常是民族精神（即民族心理因素）中的核心因素。它造就或制约民族政治思想文化，构筑和维系民族性格，体现和保持民族传统，决定或影响民族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宗教不仅是一种深层次的作用广泛的文化心理现象，而且是一种带有不同程度强制性的文化社会现象。不同的宗教以不同的信仰、教规、礼仪和组织来规范不同民族的理想追求、行为方式和道德准则。宗教深化和加固民族差异并使之永恒化。
宗教是民族的聚合剂。当构成民族的其它要素，如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语言等因某种历史原因不再完好存在甚至不存在时，当原有的民族体貌、肤色、血统和生活的社会背景已千差万别时，宗教仍旧能成为民族认同的可靠因素。最有说服力的典例是，犹太人在失去祖国、流散世界各地1800年后仍能掀起民族主义的犹太复国运动，并且实现了故土复国。在漫长的大流散期间，原古代犹太文明的外延已被严重剥蚀，唯有犹太文明内涵之核心犹太教依然存在，甚至古代希伯来语这一犹太民族的另一重要标志也浓缩到犹太文明的根基——它的宗教内核之中去了，而成为一种纯宗教语言并被保存下来。因此，犹太教成了各地犹太人相互联系和心灵相通的唯一纽带，从而也就决定了它必然成为现代犹太复国运动中犹太人彼此认同的唯一标志。
宗教信念和宗教追求常常成为民族利益的集中体现和民族理想的永久寄托。现代犹太复国主义为犹太民族解放所确定的三大目标——移民复国、民主复国和以色列地复国，均与犹太神学信念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现代世俗的政治犹太复国主义虽然与犹太教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性，但这一运动本身却是植根、导源和脱胎于犹太教的，正是犹太人几千年来对于“上帝一神”、“特选子民”、“应许之地”、“复国救主”的执著信念，对于“放逐”和“回乡”这一犹太人命运的宗教共识和犹太教作为弱势民族的伦理一神教所深深蕴含的“平等、民主、自由”观念，为现代犹太复国主义培育了深厚的民众基础，并提供了最基本的思想前提。即使伊斯兰教这一世界宗教，它与阿拉伯人的民族利益也有一种内在的特殊联系。伊斯兰教的阿拉伯起源、《古兰经》启示用阿拉伯语写成、先知穆罕默德是阿拉伯人和伊斯兰教保留的许多阿拉伯风俗习惯，都足以使阿拉伯穆斯林将伊斯兰信仰视为阿拉伯民族精神和民族特性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从而捍卫伊斯兰教利益也即捍卫了阿拉伯民族利益。伊斯兰信仰作为阿拉伯民族理想的核心，以潜在的、深层的方式促进着阿拉伯民族的团结与合作。
同一宗教内部强大的聚合性与不同宗教之间强烈的排他性是同时存在的。因此，宗教既可以成为强大民族推行扩张政策和践踏弱小民族的精神武器，它也可以成为弱小民族反抗强权和维护民族独立的神圣旗帜；宗教经常是征服民族奴化被征服民族心灵和推行同化政策或种族歧视政策的有效手段，它也经常是被征服民族维系民族生存和抵御同化或歧视政策的强韧纽带。在当代，多发性、区域性的国际冲突多与代表不同民族利益的不同宗教之间的矛盾密切相关，中东问题、克什米尔问题、波黑问题、科索沃问题、北爱问题、两伊战争及伊朗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问题等等，皆因民族矛盾与宗教矛盾（包括教派矛盾）的交织、激荡而引起。宗教是古今世界民族斗争中的关键性因素。
宗教的文化功用和其它社会功用 宗教是人类文化的古老载体。特别是在人类文化的启蒙时期，各种宗教几乎承载了人类全部文化，人类对周围世界和自身的朦胧了解包容在神话和僧侣们编纂的宗教经典之中。在科学技术尚不发达的古代和中世纪，整个人类很大部分的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都有赖于宗教的承载和包容，文学、音乐、戏剧、哲学、伦理、法律和早期自然科学的产生和发展都曾采取过宗教的形式或受到宗教的强烈影响，而建筑、雕刻、绘画、工艺品和钱币的制作也无不体现宗教的内容。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多样性的，不同宗教承载、塑造和区分不同类型的文明（如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儒教文明、印度教文明、犹太教文明等等），宗教往往成为人类不同文化群体和相应的民族或国家群体分野的鲜明标志。随着近现代资本主义在全球的的扩张和当代世界各国经济交往与全球化趋势的增强，以往区分人类不同文明的宗教界限才在一定意义上渐趋淡化。但是这种界限还远远没有消失。
由于不同宗教是人类不同类型文明的载体，所以不同宗教自然要规范不同的生活方式并体现不同的价值观念。伊斯兰教严格规定了所有穆斯林必须遵循的以5件功课——念、拜、斋、课、朝为基本职责的包括饮食、婚姻、家庭、社会交往等多方面内容的一整套生活方式。犹太教则以613条诫命对信徒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作出了独特、复杂和严格的规定，以使上帝的“特选子民”过一种圣洁的生活。中世纪的天主教要求信徒从出生到死必须履行7项圣事——洗礼、坚振、告解、圣体（或圣餐）、婚配、终傅、神品和名目繁多的善功，这些圣事、善功本身就构成了中世纪基督徒的一种丧失自我的屈从的生活方式。而新教简化圣事（只保留洗礼、圣餐）和废除善功，将封建的“他律宗教”转变为“自律宗教”，从而代表了一种适合资产阶级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自由的生活方式。不同宗教及其规范的不同生活方式又体现着不同时代、不同阶级、不同民族的不同的价值观念。在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个人与集体、民主与专制、世俗与宗教、享乐与节制、性爱与婚姻等涉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诸多问题上，各种宗教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常各有不同的价值取向甚至截然相反的评价标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物质生活条件的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标准和追求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但传统宗教作为一种保守的社会力量，总是在尽可能地保持和延续原有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不同民族、国家或国家集团在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上由来已久的差异甚至对立，除了经济、政治等基本社会条件不同的原因外，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宗教观念和宗教力量所不断加固和维持的。在世界东西南北相互交往和依赖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由于不同文明类型、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的迥异而引发的碰撞和冲突仍是无法避免的，如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基督教、犹太教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极力排斥即属于此。
综上所述，宗教的社会功用确是巨大的、多样的和复杂的。尚需补充指出的是，宗教的各种功用并不是相互孤立地存在，而是彼此交织、渗透和相互影响的。
二、宗教与国际冲突
正是由于宗教具有上述重要而复杂的社会功用，所以宗教差异和宗教矛盾总是蕴含和体现着人类世界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差异和社会矛盾，从而也就必然会在一定条件下酝酿和诱发各国国内和国际间的政治对抗、军事冲突甚至大规模的战争。
各种宗教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都有贬低、排斥、凌驾和取代异教的倾向。虽然，一些宗教之间存在的历史继承关系（如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之间就存在先后继承关系）可能造成它们之间的部分相似性，但却不能消除它们之间在教义、教规、礼仪、组织、语言、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等诸多方面更深刻的歧异性，也丝毫不能缓和它们之间争夺势力范围和支配地位的尖锐斗争。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宗教领域中同时并存的相似性和歧异性对于国际政治斗争的特殊而重要的含义，即这种相似性与歧异性的交叉，恰恰导致最尖锐、最复杂的国际冲突。三大一神教及相关民族、国家长期争夺三教共同圣地耶路撒冷的历史和现实即是说明这种异同交叉现象之后果的绝好例证。
归根结底，宗教领域中的歧异、对立和斗争是由各种宗教赖以产生和存在的不尽相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各种宗教所代表的不同民族和国家对政治、经济等现实利益的争夺决定的。然而，宗教本身的相对独立性和能动作用却在于，它作为一种深层次的文化心理现象和通常保守的有严格规范的特殊意识形态力量，“善于把极平常的人间根源的冲突提高成宇宙范畴的亘古永存的冲突，赋予它们以概括的很难作任何妥协的绝对形式。”（注：Ⅱ.H.米特罗欣：《宗教与民族》，《世界宗教资料》1991年第2期，第26页。）宗教是最能激励民族仇恨和深化民族对立的意识形态，宗教规范的歧异性、宗教矛盾的持久性、宗教追求的神圣性、宗教情感的狂热性，决定了尖锐的宗教争端具有促动、强化和延续人类社会现实利益冲突，特别是国际政治、经济和战略利益冲突的重大作用。
下面仅以争夺耶路撒冷和中近东的斗争为例，扼要说明宗教因素与政治、经济、战略目的相结合而发挥的独特作用。在中世纪，狂热的十字军远征使罗马天主教会的势力一度扩张到地中海东岸，十字军建立的耶路撒冷王国成为耶稣圣墓的保护人。而西欧封建贵族对东方土地和财富的侵占，对当地穆斯林和东正教基督徒的农奴制剥削，还有第四次十字军改道对拜占庭帝国的野蛮洗劫，却暴露了在宗教旗号下发动的这场侵略性远征的掠夺本质。但是，如若没有教皇、教会不断鼓吹的从邪恶民族手中拯救圣城即可进入天堂的煽动说教，没有中世纪基督徒对教会的信仰盲从，很难想象西欧社会能先后8次掀起绵延200年的东征狂潮，甚至另有农民十字军、儿童十字军不惜踏上覆灭的征途。这其中宗教的作用可见一斑。中世纪后期至近代，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在中近东的对抗仍在继续。先是土耳其人以武力将伊斯兰教势力推进到东南欧，引起基督教西方社会的强烈震惊和极端仇视。但18世纪以后，资本主义强国英、法和沙皇俄国对衰落的奥斯曼帝国大举扩张，其共同手段之一就是借保护东方基督教徒的名义，从土耳其素丹手中攫取政治、经济和战略权益。另一方面，列强之间为瓜分这垂死帝国的庞大“遗产”而展开的争斗也充分利用了宗教。沙皇以奥斯曼帝国境内东正教徒保护人自居，法皇则以东方天主教徒保护人自居，俄法两国终因耶路撒冷和伯利恒教堂的权利应由哪一教派优先享有而发生激烈争吵，实则是为争夺中近东的政治、战略优势和这一地区的广大市场与资源，最后引发了英法反击俄国南下扩张的酷烈的克里米亚战争。
进入现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迅速发展，犹太民族开始成为争夺巴勒斯坦和耶路撒冷的一个主要角色。与此同时，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伊斯兰复兴运动相继蓬勃兴起，与犹太复国主义和它的宗教滥觞犹太教发生猛烈碰撞。就中东问题最本质的含义而言，无疑是双方争夺领土，即争夺各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地理空间，这其中当然包括国家政治主权和基本的经济权利问题。然而，宗教信念却将双方的现实要求神圣化和绝对化了，因此使得原本就很尖锐和不易解决的矛盾变得更加尖锐和更难以在与宗教有关的实质问题上达成妥协。从本世纪20年代开始，伊斯兰教与犹太教势不两立的敌对关系便是诱发阿犹之间历次流血冲突的强力催化剂，而且使阿以争端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持续时间最长、涉及范围最广、政治解决最艰难的国际争端。矛盾之焦点就在于两教共同圣地圣殿山所在的耶路撒冷和犹太人宗教性定居点遍布的约旦河西岸。时至90年代，以强劲态势冲击中东政治舞台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仍坚持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反对巴以和平协议的立场，并以暴力恐怖活动的升级动摇了以色列人民对和平的信心，从而断送了以色列工党政府以土地换和平的路线。另一方面，犹太教极端分子也以刺杀以色列和平的领路人拉宾总理，而改变了以色列政局的走向。几个宗教党在1996年大选中获得创记录的23个议席，表明了在领土问题上持强硬立场的正统派犹太教影响和力量的增长。宗教党与右翼民族主义政党结成联盟上台执政，中东和平进程遂陷入严重困境。构成当今中东和平最大障碍的耶城归属和西岸划分问题，皆因宗教矛盾与民族利益、国家主权之争紧密交织而成为极难解开的“死结”。
限于篇幅，本文仅对宗教的社会功用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作上述初步的探讨，以期抛砖引玉，将此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