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周敦颐“诚”的含义论文

试论周敦颐“诚”的含义论文

试论周敦颐 “诚”的含义

袁大鑫

“诚”是儒家思想的重要范畴。最早有关“诚”的思想产生于先秦时期,经过长期发展,到唐代经李翱等学者发掘,北宋时期周敦颐结合《易传》等多家思想对“诚”进行了新的发挥。分析周敦颐“诚”的含义有助于我们把握宋代儒家思想的转向,理解宋明理学家关于“诚”的解释。本文试从本体、理想境界及修养方法三个方面阐述周敦颐“诚”的含义。

一、作为本体的“诚”

周敦颐吸取佛道之学的理论成果,建立以“诚”为本体的思想体系。《濂溪学案》中说到“元公崛起,二程嗣之,又复横渠诸大儒辈出,圣学大昌。……若论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端数元公之破暗也。”(黄宗羲:《宋元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第482页)周敦颐在理学的理论建构过程中有“破暗”之功,而“破暗”之功体现在他构建了儒家本体论。

周敦颐构建的本体是从“无极”本体向“诚”本体的转化。《太极图说》体现了周敦颐所构建的“无极”本体。周敦颐认为“无极”是宇宙的本体,通过顺推和逆推的方式阐明万物的生成,同时又说人性以及所体现出来的“中正仁义”的道德规范与“无极”是相关的。“无极”作为道家的概念,含有虚、无等含义,而人性是实有,“无极”何以产生“人性”?在这一问题上周敦颐的“无极”本体论存在缺陷。周敦颐抛弃“无极”本体,在保留“太极”的前提下,联系天人合一的思想,按照儒学的思路来解决问题。在《通书》中周敦颐通过伦理道德天道化的路线构建新的本体“诚”。

周敦颐“诚”本体的构建,是在对《中庸》研究的基础上展开的。“诚”的含义是“真实无妄,诚信不欺”,是指人的道德规范。按照天人合一的思路,人的道德规范是来自于天的赋予,但是作为天道的“诚”是不可能指天含有“真实无妄,诚信不欺”的道德规范,只能说天道之诚含有真实无妄的特点。从天道之诚来构建本体存在困难,周敦颐转换思路从人道之“诚”出发,通过伦理道德天道化的方式打通天人关系。

在《通书》中,周敦颐认为“诚”是道德规范的总称。“诚者,圣人之本”(《通书·诚上》);“圣,诚而已矣。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静无而动有,至正而明达也。五常百行,非诚,非也,邪暗,塞也。故诚则无事矣”(《通书·诚下》);“诚,无为;几,善恶。德:爱曰仁,宜曰义,理曰礼,通曰智,守曰信”(《通书·诚几德》)。这些指出“诚”本体在人道方面的体现,一方面诚是“百行之源”,社会的道德规范是“诚”的体现;另一方面诚是人性的来源,是道德规范的总称,体现为仁义礼智信等具体的道德规范。可见周敦颐对“诚”的解释是从道德观念、行为的本源入手的。

周敦颐在讨论修养方法时还涉及其他的修养方法。如“圣人定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太极图说》);“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通书·圣学》)。这就把主静确定为修养方法,明确提出“无欲故静”的主张。周敦颐在《养心亭记》中说:“予谓养心不止于寡焉而存耳,养心盖寡焉以至于无,无则诚立明通。”寡欲目的是无欲,只有无私无欲,才能成为至圣。在强调“无欲”时,把“迁善改过”作为“至诚”的先决条件,如“君子乾乾,不息于诚,然必惩忿窒欲、迁善改过而后至。”(《通书·乾损益动》)对于人们不能时刻以主静无欲的心态去应对现实生活,周敦颐提出慎动的思想。周敦颐认为“至诚而动,动则变,变则化”。达到诚的境界就会动,动就会产生变化,所以动必须符合“仁义礼智信”,如“动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义、匪礼、匪智、匪信,悉邪矣。邪动 ,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慎动。”(《通书·慎动》)这里强调人的“动”要符合道德规范。

“诚”不仅是作为本体更是作为理想境界来讨论。周敦颐说:“至诚则动,动则变,变则化。故曰:‘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通书·拟议》)“至诚”就是达到诚的境界,达到诚的境界就能见诸行动,产生变化。

能达到诚的境界的人就是圣人。“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太极图说》)“人极”即是众人学习的楷模,这就为众人规定了“中正仁义而主静”的做人标准。在《通书》中周敦颐将“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作为“立人极”的主要规范,并将其与天道的“诚”与人性的“几”相联系。周敦颐说:“诚,无为;几,善恶。德:爱曰仁,宜曰义,理曰礼,通曰智,守曰信。”(《通书·诚几德》)他认为道德与天道、人道相贯通,人性的最完善的状态即是天道之“诚”。周敦颐将人性划分为五品:刚善、刚恶、柔善、柔恶、中,刚柔分别有善恶的区别,惟有“中”是人性的最佳状态。如“惟中也者,和也,中节也,天下之达道也,圣人之事也。”(《通书·师》)根据“中” 的人性来修身,就可达到圣人境界。“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就是说人需要向圣贤学习。通过举伊尹、颜渊两人的事例,如“伊尹耻其君不为尧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挞于市。颜渊不迁怒、不贰过,三月不违仁”,要求学者要“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通书·志学》)。

周敦颐言说的“诚”,对于宋明理学具有开山作用。周敦颐开创儒学新方向,构建“诚”本体,解决自孔孟以来儒家一直未能解决的天人如何贯通的问题。周敦颐吸取先前儒家对于“诚”的解释,结合时代问题重新展开对“诚”的讨论。在构建“诚”本体的过程中,周敦颐抛弃了“无极”本体,从道德规范的意义上论述“诚”,并从人道反推天道,为“诚”寻找天道的根据。周敦颐通过道德伦理天道化的过程打通天人关系。“诚”又是理想境界,能达到“诚”境界的人就是圣人,圣人拥有人性的最佳状态“中”,从“中”出发就可以达到圣人。诚也是一种

二、作为理想境界的“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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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作为修养方法的“诚”

“诚”同时也是作为修养方法而言。周敦颐说:“治天下有本,身之谓也;治天下有则,家之谓也。本必端,端本,诚心而已矣;则必善,善则,和亲而已矣……是治天下观于家,治家观身而已矣。身端,心诚之谓也。诚心复其不善之动而已矣。”(《通书·家人睽复无妄》)通过修身治家来看治理天下,最终将治理天下归结到“诚心”,端本修身就是“诚心”,诚心就是“复其不善之动”,使不善的动加以改变,促成善性的发动。通过“诚心”来修身,进而治家治天下,最终达到外王的境地。周敦颐又说:“五常百行,非诚非也,邪暗塞也,故诚则无事矣。”(《通书·诚下》)“五常百行”以及人类社会中的一切社会道德规范和道德行为,如果不通过“诚”的修养方法就会被“邪暗”所塞。

诚作为本体,不仅在人道上有所体现,而且与天道有所联系。诚本体的构建是从人道反推天道,论证“诚”是来自于天道,为“诚”寻找天道的根据,实现天人合一。周敦颐贯通天道与人道的关键在“诚”。《通书》首章言:“‘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纯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诚之通;利贞,诚之复。”“乾元”为“诚”之“源”,这就为“诚”找到出处。周敦颐重新解释乾元,使“乾元”具有伦理性。同时从“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推出“诚斯立焉”。并且诚是“纯粹至善”的,人若是不能直接体现出“纯粹至善”的“诚”,就必须通过修养的工夫使之复归。这样就需要“继”与“成”,“继”从本源意义上说,体现天人关系的沟通,强调人继承天道可得到本源的善;“成”是就人的主体性而言,人需要主动实现本源的善,成就人的性。周敦颐进一步指出“乾”的“元、亨、利、贞”四德中“元、亨”为诚之通;“利、贞” 为诚之复,如此乾的四德就表现为人的本质生成的全过程。周敦颐将“诚”归于“乾元”,然后又通过乾道变化推出人性,使其诚本体的构建得以完成,实现了性与天道的合一、天与人的合一,从而实现了伦理道德的天道化。

四、结语

周敦颐所说的“诚”有其思想渊源。在先秦儒学的发展过程中,对于“诚”的含义有多方面的阐述。从理想状态来看。《中庸》说道:“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做到诚就可以达到圣人境界。同时又讲道:“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至诚”能尽人性、物性,能够赞天地之化育而与天地参,达到“纯亦不已”的圣人境界。孟子继承《中庸》的思想说道:“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这就将诚提升到天道的地步进行讨论,人通过思诚与天道合一。从修养方法来看,《大学》是将其作为“八条目”之一而提出的,如:“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同时又说“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君子通过慎独进一步“诚其意”。孟子继承前人思想提出有关“思诚”,如“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万物皆备于我 ,反身而诚 ,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对于“诚”的发挥落在“思”上,“思诚”即“反身而诚”,经过自我的反思,达到与天道的合一。上述所讲儒家“诚”的思想,从不同的方面对诚进行解释,并对周敦颐阐释“诚”的思想产生影响。

周敦颐“诚”本体的构建将本体论与生成论结合起来,从事物的“万殊”说明道体的“理一”。如“动而无静,静而无动,物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神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非不动不静也。物则不通,神妙万物。水阴根阳,火阳根阴; 五行阴阳,阴阳太极。”(《通书·动静》)“二气五行,化生万物。五殊二实,二本则一。是万为一,一实万分。万一各正,小大有定。”(《通书·理性命》)“动而无静,静而无动,物也”是描述气,“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神也”是描述本体 “诚”,“物则不通,神妙万物”则是描述二者的关系,体现了本体论与生成论的结合。“五行阴阳,阴阳太极”以及“五殊二实,二本则一”,则表现出《通书》采用逆推的思路来阐发宇宙万物的生化历程,同时对《易传》顺推的思路加以补充。《通书》这种逆推思路体现了由“太极” 化生万物到“万殊”对“一”即“诚”本体的论证。

在温度、湿度及日光都适宜的环境下采用浸种法进行盆栽实验,将在马铃薯培养基上培养的向日葵病原菌与灭菌土按1.5%(菌、土质量比,即混合培养基质量/灭菌土质量,g)混合制成病土[8],装入塑料盆钵中。将处理好的向日葵种子播种,每盆4粒,覆土1 cm,以没做拮抗处理的种子为对照(B),不接病原菌的灭菌土为空白对照,种子出芽后,分别用菌液以25,50,100 mL 3个梯度处理土壤,每处理重复3次[9]。调查2次,第1次种子出芽后计算出苗率,第2次于发病后记录发病株数,按3级标准调查:0级无病,植株健康;1级轻病,仅根茎部有水浸状斑,植株保持原样;2级重病,植株萎蔫或倒伏。

修养方法,通过“诚”能够处理有关社会道德规范的问题,并以“诚心”来修身,进而治家、治天下。

周敦颐以“诚”为核心的思想,承接传统儒学思想精髓,又为后世儒学的发展指明新的方向。此后宋明理学家如张载、二程及朱熹关于诚的解释,基本都是在周敦颐“诚”的基础之上展开的。

很快,老太医端上几碟小菜,一壶老酒。秦铁崖小酌一口,诧异道:“还真是芝麻香,奇怪了,芝麻能酿酒?那东西含油高,怎么造酒?”

(作者:陕西省西安市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硕士研究生,邮编71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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