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独特性”到“多维”--从对话的角度分析刘兰志、焦仲清的悲剧_焦仲卿论文

从“独特性”到“多维”--从对话的角度分析刘兰志、焦仲清的悲剧_焦仲卿论文

从“唯一性”走向“多向度”——对话视域下刘兰芝与焦仲卿的悲剧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域论文,探析论文,悲剧论文,走向论文,唯一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教学《孔雀东南飞(并序)》时学生问:本文歌颂刘兰芝、焦仲卿双双殉情的反抗精神,可是他们非死不可吗?焦仲卿如果不说“吾独向黄泉”这样决绝的话,刘兰芝也就不约“黄泉下相见”了。文中有很多对话根本不利于解决问题,反而激化了矛盾冲突,如果人与人之间有话好好说,那在生活中这样的家庭悲剧或许可以避免。针对学生质疑,教师正好借此机会引导思考:不成功的对话是不是造成悲剧的原因之一呢?

      对话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生活方式,不仅仅是一种语言交流,更是一种生命的内在诉求。笔者以对话视域为出发点,从人际交往的显性对话、社会文化存在的隐性对话及自我对话三个维度解读《孔雀东南飞(并序)》中刘兰芝与焦仲卿的悲剧。

      一、不成功的人际对话

      《孔雀东南飞(并序)》中三分之二的篇幅是写对话,细读文本,会发现文中人物的对话大多是无效的。

      1.有话不能当面说,缺乏直接对话

      《孔雀东南飞(并序)》一开头的两场对话就很不成功。刘兰芝一上来便自述己才,苦诉己悲,主动请辞:“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没有给焦仲卿说话的机会,也没有商量的余地。面对兰芝情绪化的诉求,焦仲卿没有进行劝慰调解,而是直接把这种不良情绪带给母亲——“儿已薄禄相,幸复得此妇”。贬己褒妻,把本适合于说给刘兰芝的“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说给了“吾意久怀忿”的母亲,强调“女行无偏斜”后还问母亲“何意致不厚”;焦母当即大骂儿子愚笨,说“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显然和刘兰芝的自述有异,可她不在场),并表明“遣去慎莫留”的决绝态度。

      “一个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活的基础。”(巴赫金)刘兰芝和焦母是矛盾双方,可她们并没有直接对话,都把沟通的机会交给了第三方,让焦仲卿“传话”,表达无对应,信息不完整,致使误会无法消除,怨怼无法消弭,婆媳矛盾进一步加深。

      2.有话不能坦白说,对话交互价值不显

      敞开心怀,双向交互,对话才具备沟通交流的意义和价值;否则,即使矛盾双方直接对话,也会因没有交互价值而于事无补。

      告别婆母时,精心打扮后的刘兰芝用无声的语言表示着自己的“精妙世无双”,虽是礼数周全,却致使对抗加剧。英国心理学家柯林伍德认为“每一种语言或语言体系,都是起源于全身姿势的原始语言的一个分支”,刘兰芝的“纤纤作细步”就有一种防止自我价值遭到否定的自我支持倾向,这种倾向伤害到婆婆的自尊,为沟通种下恶果。刘兰芝又在“阿母怒不止”的情况下,说了一番“本自无教训,兼愧贵家子”的违心话,两人的谈话就变得毫无交流意义,一个怒而不言,一个愤而言他,心有壁垒,言不对等,自然无法成功对话。

      巴赫金认为,人类情感的表达、理性的思考乃至任何一种形式的存在都必须以语言或话语的不断沟通为基础。刘兰芝不想再嫁,对于母亲,刘兰芝含泪作了解释;而对于兄长,刘兰芝却没有争取沟通,而是用“登即相许和,便可作婚姻”这样近似赌气的回答屏蔽了对话。

      3.有话不能正常说,对话指向悖误

      良好的沟通,一定是话语向着和谐的方向发展,向着利于双方理解、尊重,利于解决问题的方向发展;然而,焦刘二人殉情前的对话却指向悖误。

      刘兰芝的那番话本意是想解释原委,却用“君别我”“君所详”“君还何所望”等指向性很强的话语把责任推给对方,不去体谅仲卿的痛苦,也不愿意共同解决问题,直接将焦仲卿推到绝地。焦仲卿退无可退,便冷嘲热讽以死明志:“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他这应急状态下气恼的话,直接引出刘兰芝的“黄泉下相见”,两个人的话语都将解决的方式指向死亡,对话指向的悖误,导致了悲剧的最终发生。

      二、隐性的社会对话

      人与人交际对话的背后是人与社会的对话,因为特定的社会制度、时代背景、文化语境规范着一个人的言行,他的话语不自觉地被纳入了他所处的历史文化语境,带着隐含信息,人的意识、思想无不打上这种相关性烙印,这种隐性的社会诸多因素影响着日常生活中的交际对话。这正是刘兰芝与婆婆、哥哥无法成功对话的根源。

      《孔雀东南飞(并序)》讲的是发生在汉末建安时期的事情,汉代提倡以孝治国。作为儒家经典之一《礼记》中的《内则》就有“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说,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日:‘是善事我。””的记载,在强大的封建伦理规范下,焦母的专制蛮横似乎天经地义,“仕宦于台阁”的焦仲卿与“十六诵诗书”的刘兰芝自然要受这种文化的影响,无力也无理由挑战社会赋予家长的威权。另外,古代妇女社会地位低下,只要犯“七弃”的其中任何一条,都可以被婆家合理合法地休弃。所以封建制度所确立的一系列道德准则应是婆媳难以平等对话的基础。

      同样的道理,按照古代“在家从父,父死从兄”的伦理纲常来理解,作为社会背景下弱势一方的刘兰芝面对哥哥“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的质问,只能违心地说“理实如兄言”,这种心理上的阻断让她把自己的真实想法隐藏起来,造成人际隔膜。拥有强势话语权的刘兄显然无法明白妹妹的苦衷,在他看来嫁给太守“足以荣汝身”,也能光耀门庭。因为在封建社会,个人的荣辱可以影响到整个家族,从“恩荫九族”“诛灭九族”等词可知,女性的所作所为对于家庭内部团结和家族名声有一定的影响,婚姻问题其实渗透着社会问题。可见,人际交往的显性对话一定是以社会文化历史对话中的隐含信息为前提的。

      三、潜在的自我对话

      黎巴嫩诗人纪伯伦说:“一个人的实质,不在于他向你显露的那一面,而在于他所不能向你显露的那一面。”学生开头的提问正是只看到了刘兰芝与焦仲卿用极端决绝的言辞激化矛盾导致殉情的那一面,而没有看到他们内心挣扎纠结的另一面,所以无法理解。

      其实在与他人对话前,每个人心中都有另一个自我在和自己对话,说出来的不是本意,想要说的说不出口。例如,文章开篇刘兰芝自请遣归,内心却是想“留”;回到娘家后刘兰芝对兄长说出来的是“可嫁”,内心却是想“不再嫁”;兰芝、仲卿都说“黄泉下相见”,但行为都有所延宕,说明内心不想“赴黄泉”。

      自我对话协助思考、控制和引导外在言行,虽是不发出声音的“内部言语”,但往往触及灵魂,激烈而真实,它影响到人们的选择与决断。

      “举手拍马鞍”,这是刘兰芝被逼改嫁前,见到焦仲卿的一个举动,一个“拍”暗含着兰芝太多的话语,可以想见,在她“愁思出门啼”后与见到焦仲卿之前,必定会有一番情绪激烈的自我对话:不愿再嫁又能怎样?我为何落到这般地步?说好“不久当归还”,可二十余日不见你来……在见面之前已有这满腹悲怨的铺垫,见面后倾吐而出的自然就是突兀的“君还何所望”了。可即便刘兰芝说出了“何所望”,其实对焦仲卿仍寄予着厚望。按照常理,此时敦厚又专情的焦仲卿如果不说出“吾独向黄泉”的话,悲剧似乎也可以避免。可是,在“闻此变”而“求假暂归”的路上,心乱如麻的焦仲卿也一定是经过了一番无法心平气和的自我对话:你有誓言在先,言犹在耳,你却……

      此时刘兰芝和焦仲卿已明显地卷入自己的意识和情绪中,我们所看到的文中对话,实则是他们自我对话的一种延续,看似反常,实则合情。自我对话,用以表达与自己或者是自己的世界有关的想法、信念、价值观和态度,可是每个人在自我表达内心需求与现实种种规范化要求间存在着永恒的矛盾冲突,这种不协调让人际沟通变得更加艰难。因此,人们在内心充满纠结、冲突、挣扎时,愈要冷静作出选择,这种选择要基于沟通的原则,有利于问题的解决,而不是相反。再结合中国传统的认识,古人认为人的一切情思感受都来自内心,而言为心声,生活中人与人交往,该如何成功对话,化开死结,避免悲剧,文中最后两句是“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作为“后人”我们难道不应该从中获得启发吗?

      在教学过程中,针对学生提出的问题,应因势利导,鼓励学生基于自己的认知,基于现实生活对文本进行深入探究,见仁见智。但是,同时要引导学生注意几点:其一,要在多重视域下解读《孔雀东南飞(并序)》。此文表意非常复杂,原本是民间故事,后经文人加工,具有多义性。其二,对古代经典进行当下意义的解读时,不要完全脱离时代背景。在礼教社会里,刘兰芝与焦仲卿的言行基本是合乎道德规范的,别无选择才会以死追求爱情自由。其三,生活中,积极的自我对话是一种反省,是清理不该有的思想、逐步完善自我的过程。我们无法苛求《孔雀东南飞(并序)》中的人物成功对话,但我们可以提醒自己在内心保留一块并非抱怨而是不断反省的平台,让人与人的交流变得更加和谐,更具价值。总之,人际对话是在社会对话和自我对话的基础上体现出来的,只有和谐平等的社会、健全积极的自我才能给深层的对话创造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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