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提高工具书编纂质量的几点看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点论文,工具书论文,看法论文,质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针对现行工具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编纂高质量工具书的基本原则应为：1.在其所规定的收录范围内，收录内容力求全面；2.各项著录内容准确，能给读者以正确的指导，提供正确的资料和文献信息；3.编排方式科学，检索体系完备，便于查检。本文认为，这三条基本原则是提高工具书的使用价值，充分发挥工具书“寻检查阅，释疑解惑”功能的保证。
工具书的编纂在我国已有悠久的历史，尤其是进入80年代以来，随着科学文化事业的不断发展，更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工具书编纂热，出版了数以千、万计的各种类型的工具书。这些工具书的出版，特别是一些高质量的大型工具书与学术价值较高的专业性工具书的出版，本身是文化科学事业发展的重大成果，同时又对普及、提高和发展我国的科学文化，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然而，正如图书文化市场上时而出现的这个热、那个热一样，在这股工具书编纂热中，也未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就已出版的工具书而言，由于编纂者的思想水平、业务水平与专业知识水平高低不一，其质量也参差不齐、优劣不等。有的工具书是编纂者与出版者为了获取名利而临时拼凑人员，仓促编辑而成，往往由于主编与编写人员水平不高，内容错漏疏误严重。笔者从事图书资料工作多年，在长期使用翻检各类工具书的过程中，感触颇深。本文拟就如何提高工具书的编纂质量，谈点粗浅的看法，以供工具书编纂者参考。
工具书按其收录范围与内容可分为综合性工具书和专业性工具书，而按其功用大体可分为线索性工具书、资料性工具书和语言性工具书三大类。
线索性工具书的功用是向使用者提供经过加工、整理，并按一定的体例、方式排列的文献资料线索、出处等。这类工具书并不直接为读者提供所需资料，但读者可凭借它提供的线索，在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中，较方便、较顺利地检索到所需的信息资料。书目、索引、文摘均属这一类。
资料性工具书相对于线索性工具书而言，能直接为使用者提供经过集结、序化和优化的知识和资料。百科全书、类书、年鉴、专科辞典、手册、表谱、图录、名录、资料汇编等等即属此类。
语言性工具书，包括字典、词（辞）典、字表（汇）、词表（汇）等。这一类工具书的主要功用是为读者提供语言文字知识及文化知识，帮助读者扫除读书治学过程中的语言文字障碍。
工具书虽然种类很多；功能各有侧重，但归纳起来，主要是供读者“寻检查阅，释疑解惑”的。鉴于此，笔者认为，全面、准确、便查应是工具书编纂的基本原则。
一、全 面 每一部工具书都有其编纂宗旨，并从而有一定的收录范围。所谓“全”，指的便是该收录范围内的“全”。也即在所规定的收录范围内，内容越全面，越丰富，资料条目越多，就越能满足使用者的需要。在这方面，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的《汉语大词典》和湖北辞书出版社、四川辞书出版社出版的《汉语大字典》，可以说是建国以来做得最为成功的例子。前者是一部大型的历史性汉语语文辞典，共收词目约三十七万条，总字数约五千余万，相对《辞海》的十二万余条，《辞源》的十一万余条，《中文大辞典》（台湾三民书局出版）的十四万余条来说，内容都要多得多。后者是汉字楷书单字的汇编，共计收列单字五万六千左右，比《康熙字典》多收单字九千个，比在这之前字典中收字最多的《中华大字典》也多八千余字。还有像上海图书馆所编的《全国报刊索引》（哲学社会科学版），收有全国与省、市、自治区及部分地方公开和内部发行的中文报纸149种，期刊2051种， 所收资料范围之广、种类之多也是有口皆碑的。
再拿专业性的书目和论文索引来说，收录条目越齐全，就越能全面系统地反映某一学科、某一专题或某一学派的研究动态、研究成果和发展趋势。这不仅能使读者顺利地查检到自己所需的资料，提高工作效率，而且对读者确定研究方向，提高研究起点，防止重复研究等起着重要的参考作用。 如方克立先生编的《中国哲学史论文索引》， 收录了1900—1984年间我国有关哲学史、思想史的论文篇目约3万条， 为中国哲学史研究提供了系统的资料。它可以使读者了解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从而起到对中国哲学史研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又如吴汝煜先生主编的《唐五代人交往诗索引》，收录了唐五代人所有唱和、赠别、怀念、访问、宴请、谐谑、祝颂、哀挽、谣谚、酒令、应酬及述及这一时期诗人的有关诗篇。有些诗题虽不类交往诗，但具有交往性质，亦予以收录。虽残篇另句亦不例外。它为我们揭示了唐五代人通过诗作而进行的文学活动以及各种社会关系的具体线索。通过它不仅可以查找唐五代诗人之间的互相交往，了解诗人的生平事迹，订正某些史实错误，还可使我们从一个很有意义的侧面观察那个社会，因此对唐代诗歌据以发展的文化环境有进一步切实的了解。该索引出版后，受到唐史和唐代文学研究者的欢迎。
然而，在现行工具书中，内容漏收的情况也较为普遍，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工具书的质量。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工具书大辞典》是一部“工具书的工具书”，收录了上起古代，下迄1986年底出版的工具书一万多种，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中国工具书的系统资料，也是图书采购人员的购书指南。但遗憾的是该辞典不知何故却漏收了目前我国收录报刊种类最多，资料涉及范围最广，信息最新，影响最大的由上海图书馆编辑出版的《全国报刊索引》和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编印的《报刊资料索引》，还漏收了台湾省编的大型辞书《中文大辞典》，致使普通读者无法了解还有上述工具书可供使用。
辞书中，词目、义项漏收的情况就更多。王同亿主编的《语言大典》，号称“是一部大型的语文兼百科的综合辞典”，约三十万条，二千四百万字，但却大而不全。随手翻检，就发现缺xiāo、xiáo两个音节，而《现代汉语词典》中这两个音节共收汉字32 个。 《语言大典》第523页〔川〕字头下，川军、川流、川沙、川端康成、川黔铁路、 川藏公路、川陕苏区等该收的词均未收；第2155页〔良〕字头下，新《辞海》所收的良人、良家、良朋、良史、良夜、良种繁育、良渚文化诸词目亦未收录。作为一部大型的语文兼百科性的综合词典，该收的词目严重漏收，实在令人失望！又如台湾三民书局出版的《中文大辞典》，可谓词目丰富，注音、释义、例证均较一般辞典齐备，但收词的疏漏仍然不少，像“市容”、“市井气”、“市俗”、“市人小说”、“市民文学”、“林林总总”、“指挥若定”、“远走高飞”等常见词条均未收录。
一些词典、字典类工具书是这样，而一些供读者查阅人名、地名、典故等的工具书在收录“全面”这一点上，则问题更大。其中往往一般的人物、地名、典故在同类的工具书中都能查到，而一些读者不太了解的内容却常常缺载，使读者无从查找。
所以，工具书收录内容不全，就不能给读者提供全面正确的知识和文献线索，这不仅徒费使用者检索之劳，而且还有可能造成重复研究，在时间上、精力上给使用者造成极大的浪费。这无疑降低了工具书的使用价值。
二、准 确 从某种意义上说，工具书是读者读书治学和进行科学研究的指南，因而著录内容的准确与否是衡量一部工具书质量的最为重要的标准。只有各项著录内容准确无误，才能给读者以正确的指导，并为之提供正确的情报信息，使之得到正确的知识和资料。这样的工具书才能真正成为读者的良师益友。倘若著录内容不准确，读者不仅不能从中获取正确的知识和信息，还会产生误解，从而遭受更大的周折，走更多的弯路，甚至误入错误知识的误区。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就如上面所举王同亿的《语言大典》，以内容准确的标准来衡量的话，也是十分不够的。众所周知，作为一本大型语言类辞书，最起码的要求是要在收词合理、系统的基础上，释义正确、完备，举例精练、得当。而《语言大典》恰恰在这几个方面都未能把好关，以至错误百出，严重影响了它的实用价值。如该书1213页〔公〕字头下，词目滥收，杂乱无章，把一些非语言单位的东西和一些组合形式自由的词组都收在内。下面是该书〔公〕字头下所收的部分词目：
公爵较年轻的儿子 公开情郎制度 公祷名额 公议会至高论公众清帐
公元二世纪禁欲主义派的信徒 公路边沟 公路工程师 公路辅砌工 公共汽车正常行驶的路线 公司开关、总开关 公牛 公鸡 公马 公鹅 公猫 公与母……
如此收词真令人莫名其妙，啼笑皆非。如果照此设立词目，既设立了“公爵较年轻的儿子”，就该设立“公爵较年迈的父亲”、“公爵漂亮的妻子”、“公爵美丽的女儿”等等；既设立了所谓“公牛”、“公马”，还该设“公猪”、“公羊”、“公狗”等等。如此一来，也就不要称之为什么《语言大典》，干脆叫做《语言全典》。但是即使如此，恐怕也不可能把所有的语言收录全尽。
《语言大典》词目设立是如此莫名其妙，而所收词重复现象又非常严重。〔公〕字头下，总共收词目412条，重收的有7条。其中“公公”一词，在同一页不同地方出现两次，且解释完全相同。像“公正”、“公正的”、“公正地”；“公证人”、“公证人的”；“公平”、“公平的”；“公认”、“公认的”；“公道”、“公道，公道的”这一类就将近40条，光上两种情况就占总条目的12%。按此立目，无边无际，哪里还有什么“多而有用，大而得当”可言。
在释义方面，《语言大典》错误或模糊不清之处亦比比皆是，俯首可拾。如“公牛”条共列有三义：
a：牛属的野生或训养的未经阉割的性成熟的雄性个体 b：其他几种大哺乳动物（如象、驼鹿、麋、鲸或海豹）的雄性个体，尤指性成熟了的 c：另一些大的雄性动物（如雄的龟鳖、鳄鱼）
该词按字面解释，汉语释义应到a项即止， 但《语言大典》编纂者却把《英汉辞海》中英语多义词“bull”义项全文照抄，于是一些大的雄性动物统统成了公牛，岂非笑话！
又如将“公诉机关”释为“法国和其他国家行政管理机构的分支，具有以罗马法或拿破仑法为根据的法律制度，主要作为公众的代表而不是受害一方的代表承担对犯罪行为的起诉”。公诉机关各国都有，并不限于“具有以罗马法或拿破仑法为根据的法律制度”的法国和其他国家。“公诉机关”就是代表国家提请法庭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司法机关。在中国，公诉机关就是人民检察院。
再看“公诉”条，《语言大典》释为“地方法官或警察局长事前提出的类似报告。”词义含糊，不知所云。对照《现代汉语词典》，其注释就简单而明确，谓公诉是“刑事诉讼法的一种方式，由行使检察权的机关代表国家对认为确有犯罪行为、应负刑事责任的人向法院提起的诉讼（区别于‘自诉’）”。又如“公用事业”条，《语言大典》的注释是“有用的东西或可供使用的东西：如有用要求或特征〈社会服务中许多公认的公用事业和设备〉”。这里，姑且不论这一注释语句的拗口、艰涩和含糊，即使照此解释，凡是有用的、可供使用的东西都可称作“公用事业”，那么脸盆、毛巾、牙膏、牙刷等等，不都成了“公用事业”了吗？真可谓不说倒还清楚，说了反而更糊涂。《汉语大词典》就确切地告诉读者，公用事业“指城镇中为适应公众的物质生活需要而经营的各种事业，如电力、自来水、煤气燃料、公共交通，以及住宅建筑、修桥铺路等。”两者相比，谁准确恰当，谁牵强附会，显而易见。
另外，《语言大典》中被释文自释的现象也很严重。如将“公用事业，公用事业的”释为“关于或构成公用事业的”，将“公理化”释为“公理化的行为或过程”。诸如此类莫名其妙的释文，满纸皆是，举不胜举。
再有，该书举例失当的疏误也很突出。众所周知，举例是为了进一步加深对词义的理解，衬托、充实释义的内容，同时为了进一步体现词语的搭配、用法和语义环境。《语言大典》不仅释义胡编乱造，不知所云，举例也一样。如：
〔公道，公道的〕①行为或品质符合道德上正直或优秀标准的：正义的、公正的。例句为〈公道的天意以褒奖指引着他的道路〉……
〔公断〕裁决行为或实例。举例：〈被联盟中温和的公断结合在一起〉
〔公平正直〕按理法或成规办事，公正或诚实地办事。例句为〈对水果生产过去并不是公平正直〉
例句如此艰涩拗口，又语法不通，怎能起到加深对词语理解和衬托释义的作用？
除上所述外，《语言大典》“部首检字表”中的错误也到处可见。或有字无页码，或有页码无字，或字错，或页码错。凡此种种，经统计：单人旁1—5画共收单字90个，其中错误34处，占三分之一强。这样的“检字表”还能起检索作用吗？其实这一类差错，只要编纂者责任心强一点，稍加注意，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像《语言大典》这样错误百出，误人不浅的工具书之所以得以出版，除编辑者态度极不严肃、极不认真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编纂者本身的学识水平不高。编纂一部高质量的工具书，编纂者首先要有相应的专业知识，并要有所研究。《辞海》、《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现代汉语词典》等之所以有较高的质量，在读者中有广泛而良好的影响，究其根本原因，就是从主编舒新城、徐中玉、罗竹风，到学术顾问于省吾、吕淑湘、王力、叶圣陶等都是国内一流的语言学家和知名学者。有他们在学术方面给予具体指导和帮助，并且有一大批在语言研究方面造诣较深的编委们具体把关，同时参加编纂撰考的又都是从事语言研究和语言教学的专业人员，才使这几部辞书在选字、选词、注音、释义、书证诸方面都达到了高水平。因此，编纂人员的高水平、高素质是提高工具书编纂质量的首要条件，这是不能忽视的。
三、便 查 工具书主要起寻检查阅的作用，读者凭借工具书可以查检到有关知识和文献线索，因而检索功能是衡量一部工具书质量高低的另一重要标志。也就是说，一部工具书使用价值的高低，除取决于工具书的内容外，还看其编排方式是否科学，检索体系是否完备。编排方式越科学，检索体系越完备，检索途径就越广，检索效率也就越高。
工具书排检法大致可分为三类：形序法、类序法和音序法。其中形序法又可分为：部首法、笔画法和号码法。
部首法是我国字典、词（辞）典等语言性工具书的传统排检法，也是一种最普遍最常用的编排方法。从东汉的《说文解字》，南梁的《玉篇》，辽代的《龙龛手鉴》，清代的《康熙字典》，至现当代的《中华大字典》、《辞源》、《辞海》、《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等，均按部首归类编排，以便人们根据字形部首查检。这对于不知读音的汉字，只要知其部首，即可查得。但由于各种部首法所定部首原则不同，具体规定不一，对于多部首和部首不明显的字，往往由于难以确定其部首，给查阅带来一定的困难。
类序法是综合性工具书的主要排检方法。书目、索引（除逐字、逐句索引外）、类书、政书、年鉴、手册、百科全书等绝大多数采用此种编排。如《四库全书总目》、《全国新书目》、《全国报刊索引》、《报刊资料索引》、《古今图书集成》、《中国文学年鉴》、《中国大百科全书》等。类序法按学科体系、事物性质、主题内容等分类排列，把同一学科，同类事物，同一主题的文献资料集中在一起，以较全面地反映该学科的发展轨迹和研究动向，从而便于读者达到以类检索之目的。但实际查检起来不太方便。要查某一部作品、某一篇文章、某一项内容、某一种事物，即要查遍整个类目，费时费事。更何况古今分类极不一致，文献资料的归类相差很大，一些新兴学科、边缘学科的归类又很难把握，这些都给查检带来一定的困难。
音序法中使用较为普遍的是汉语拼音字母法。这种方法排列科学、严谨、稳定，查检快速、准确、简便。但因它是据音查字，受读音的制约，如果不会读或读音不准，就无法查检。因而目前采用此法编排的工具书还不很多。不过随着普通话的普及，汉语拼音方案日益被人们所掌握，采用这种方法编排的工具书会逐渐增多。
由上可见，各种排检法在检索职能上既有它的优越性，又有它的局限性。为使读者准确迅速地检索到所需的文献资料，现行工具书一般配有辅助查检法，以适应不同读者的检索习惯和满足不同读者的检索需要， 使读者在检索中扬长避短， 提高文献资料的查全率和查准率。 如1989年版的新《辞海》，正文前有“笔画查字表”，正文后附有“汉语拼音索引”、“四角号码索引”和“词目外文索引”等多种辅助查检法，读者可根据需要，用笔画、部首、拼音、四角号码等不同方法进行查找，十分方便。
然而，目前出版的工具书，虽然绝大多数都配有辅助查检法，但种类不多，往往只有一、二种，或笔画，或音序，或四角号码，且以笔画为多。像新《辞海》这样采用多种辅助查检法的极少。如以部首法编排的大型辞书《汉语大字典》，辅助查检法只有“笔画检字表”一种，《汉语大词典》除“单字笔画索引”外，也只多了“单字汉语拼音索引”。以类序法分类编排的《中国工具书大辞典》，书后亦仅有“条目笔画索引”，它们都没有采用“四角号码”查检法。笔者认为“四角号码”法比其他查检法有更大的使用价值。“四角号码”直观、简便，不受部首、笔画限制，也不受读音的限制，不管你笔画数得正确与否，部首、笔顺判断得正确与否，字是否会读，读音是否准确，只要掌握0—9十个数字所代表的笔形，根据汉字四个角的笔形，一看就能迅速判断出它四个角的号码，如“新”0292，“辞”2064，“海”3815。因为直观，检索就方便、快速，用不着每一个字一笔一画地去数；也不会因为读音不准而查不到或因不会读而无法查。当然，四号角码法也有其不足之处。由于汉字字形较复杂，笔形的取号规则又较繁，有些字难以正确判断其四个角的笔形和号码。但实践证明它毕竟是一种快速查检法，是值得推广和采用的。只要熟悉其取号规则和方法，多查多练，还是可以掌握的。故在辅助查检法中，“四角号码”法应是不能少的。
在使用工具书的实践过程中，笔者也体会到，一部工具书配一种辅导查检法是不够的。如果读者不会运用该查检法，该查检法就等于虚设，更达不到便查的效果。因而一部工具书，应该配有多种辅助查检法。辅助查检法的种类越多，检索体系越完备，为读者提供的检索途径就越广，使用起来就越方便，查全率和查准率也就越高。
不论选用哪一种查检法作为查检手段，标引都要正确无误，不能出任何差错。否则，同样会影响工具书的查阅速度和使用价值。
工具书编排方式的科学性，除把所收资料进行有序化排列外，还应设有参照系统，即：
1.把事物内容相同而名称不一的资料予以集中反映，以其中一个名称为标题，其它以“见”“即”“同”等来统一。如《辞海》中“双工”见“单工”，“埋伏”见“伏击”，“鸡冠石”即“雄黄”，“陵轹”同“凌轹”等等；
2.把同类而分散排列的多种有关文献资料或性质类似和内容相近的资料，采用参见的方法联系起来，发挥因类以求的功能。如“院外集团”参见“利益集团”，“能量代谢”参见“新陈代谢”等。这样设置，确实可给读者带来许多方便，有利于读者检索。但还有点小小的缺憾有待完善：现行工具书中，所有“见”条和“参见”条，都未标明页码，读者在查检这类词目、条目时，还必须根据该工具书的排检法重新检索。如果在以后的工具书编纂中，能给“见”条和“参见”条标上页码，读者就能根据该页码，直接查检这些“参见”条目。这将给读者省却更多时间，提供更多方便，同时还能避免“见”条、“参见”条在同一部工具书中不出条的情况。
以上着重讨论了编纂一部高质量工具书的三项基本标准。当然，所谓“全面、准确、便查”是相对的，“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工具书编纂也一样。更何况社会在发展，科学文化事业、科学技术也在发展。知识不断老化，不断更新，文献资料又成几何级数增长。所有这些都使得工具书只有在不断修订中，才能日趋完善。如1936年版的旧《辞海》就是通过反复修订，一版再版，才成为被广大读者公认的高质量的1989年版新《辞海》的。即使同1979 年版《辞海》的相比， 它的单字也从14872个增加到16534个，词目从91706条增加到12万余条， 索引则由一种增加到三种。无论是体例、内容，还是检索途径，新《辞海》都比旧《辞海》更为完备，更适应读者的要求。即使如此，据了解，新版《辞海》又在修订增补之中。又如著名语言学家蒋礼鸿先生著录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一书，初版后，作者就从事订补，一再广泛征集读者、同仁的意见，不断扩充资料和条目，增改修订达五次之多。第五版发行后，作者“仍乞高明教正”，直至作者去世前增订工作还在继续。如果工具书编纂者都具有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具有这种对工作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精神，那么，我国工具书的编纂质量一定可以得到相应的保证，工具书的编纂水平也一定会大有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