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伪时期政治动员剖析:以“南洋解放”庆祝活动为例
陈紫竹
内容提要 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的陷落，对于日伪双方而言，都是一个重要的象征资源。为了利用这一象征资源，汪伪当局预先谋划了一场政治庆典，而后在日伪的合谋下，又升级为一场覆盖城乡、人人参与、形式多样的政治运动。通过这一运动，汪伪的政治动员机制趋于完善，汪伪的奠基神话也更为丰满。由此，汪伪政权开始了对民众进行“精神总动员”的庆典政治时代。
关 键 词 汪伪政权 新加坡 南洋 太平洋战争 抗日战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在马来半岛步步进逼，终于1942年2月15日晚上7时50分占领了新加坡。至此，英国在远东最重要的军事基地被拔除，日军的气焰达到其在整个二战中的顶峰。为彰扬战果，日本政府一面在国内大肆宣传①，一面严令占领区诸仆从势力配合庆祝。汪伪政权作为日本帝国的忠实傀儡，首先筹划了为期半日的集会游行，而后又在日军授意下扩大规模，最终促成了一场持续两周、波及“全国”的大规模庆祝活动，其“规模之盛大，情绪之热烈，为任何庆祝所未有”②。
这场声势浩大的政治庆典，作为汪伪汉奸集团和日本侵略势力合谋的产物，同时蕴含了南京民国时期和日本近代的两种节庆仪式传统和政治文化传统。而汪伪在举办这场庆典的过程中，一直在努力糅合与利用这两种传统中的“有益”部分，将其转化为自身的合法性资源。关于这两种传统的研究，近年来涌现出不少佳作，前者如王楠、周游对汪伪政权“还都”纪念日、“双十节”的考察，③后者如蔡史君对日占新加坡期间“天长节”的探讨。④这些研究对本论题的探究极具参考价值。
本文基于上述成果，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汪伪政权的活动报告为基础，辅以政府公报、文史资料、地方史志、民国报刊中的相关内容，将“南洋解放”庆祝活动期间的南京、上海和安徽沦陷区作为样本，勾勒这场政治运动在汪伪治下的中心城市和基层社会的总体轮廓，以此考察汪伪政权的政治动员模式和抗战时期复杂微妙的日伪关系，并从一个侧面揭露日伪势力给沦陷区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中央的谋划与修订
日军自1941年12月8日发动马来亚闪击战以来，行动迅速，至次年1月已接连攻陷马尼拉、吉隆坡，英军退守至半岛南部柔佛一隅。新加坡的沦陷已是时间问题。日军在东南亚的军事进展得到了汪伪统治集团的高度重视，早在1942年1月20日，汪伪社会运动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社运会”)和伪宣传部就联合制订了一份“南洋解放民众庆祝大会”的详细方案，计划在日军攻占新加坡的当天，在“全国”各大城市举行大规模的民众游行集会活动。方案中要求，民众大会以游行、演讲为主，游行时长一小时左右。游行队伍“力求组织纯粹，服装力求整齐”。此外，“民众大会须绝对以民众为主体，策动其自动参加，而行政机关只站于指导地位”⑤。
除集会游行外，该方案还要求各地政宣系统配合民众大会，展开舆论宣传。各地报纸杂志要撰著社论、专论，连续刊载;各地民众大会现场应发散传单，张贴统一的口号标语⑥，并挂横幅及发表宣言;各地电台要请名人进行广播演讲。汪伪宣传部还在方案中列出十个宣传要点，要求所有喉舌机关、报刊电台以此为蓝本，炮制宣传材料。总的来说，这份庆祝方案，文字宣传是主体，政治仪式仅为点缀。从仪式规模上来看，该方案甚至不如汪伪当局在六个月前举办的“德意等八国承认国民政府民众庆祝大会”⑦隆重。由此可见，汪伪虽然积极配合，反应迅速，但并无意于针对日军的此次军事胜利展开超大规模的庆祝活动。
正当所谓“南洋解放民众庆祝大会”在整个沦陷区紧锣密鼓地筹划之时，汪伪中央又收到日本方面的指示，要求各地除组织民众大会外，还要连续举行两个星期的庆祝活动，并希望将活动推及各县区、各乡村。按照日本方面的要求，汪伪社运会遂又制订了一份为期两周的详尽庆祝方案，下发各地执行。⑧对于活动期间的装饰和布置，汪伪社运会也做出了一些安排。该会向各地派送了“一百数十万份”⑨布标海报，并命令各省市分会自行制作，以备张贴。2月15日新加坡沦陷，当晚汪伪社运会便将消息电告各下属分会，各地伪社运会随即纷纷电贺日军，张贴标语，悬挂旗帜，动员民众。⑩2月18日，开幕大会在汪伪各大城市同时举行，与东京的庆祝仪式同步。当晚，汪精卫和陈公博分别发表广播演说，由此宣告了这场汪伪期间波及最广、持续最久、规模最大的政治庆典的开张。
各地的筹备与开展
从各地筹备到全境开展，这场庆祝活动的准备经历了近一个月时间。早在1942年1月下旬，汪伪中央发出第一份关于举办“南洋解放”庆祝大会的命令后不久，各地就已纷纷着手准备。上海方面，伪市政府依照中央方案制订了一份内容简单的庆祝办法大纲，会同汪伪宣传部颁发十条宣传要点，于28日一起下发全市十二个区，要求各区公署在日军占领新加坡后一同举行民众大会。
南京方面，该市组织了一支由数十个单位组成的近千人的标语队，从2月17日早上6时起就在全市张贴标语，一天张贴了近160万份，“偌大的数字，真够使人吃惊”
。
与南京和上海相比，安徽的动作更为迅速。该省伪社运会于1月22日即召集各人民团体举行首次筹备会议，推定筹备委员，后于28日、29日召开筹备委员会会议，议定庆祝大会中的经费筹措、宣言起草、仪式安排、游行指挥以及发行特刊等事宜。2月14日，该会又召开紧急筹备会议，根据汪伪中央下发的日程表渐次拟定了包括举办火炬游行、流动宣传、献金运动、提灯游艺以及各种座谈、联欢会等内容的具体方案。15日，该会获知新加坡沦陷，旋即进入动员阶段，当晚即召集职员，连夜缮写标语，并通知各商店、住户悬挂旗帜。16日，该会又召集省城内各伪社会团体代表，一齐前往日军驻蚌埠各机关致贺。17日起，开幕大会在安徽沦陷区各地渐次铺开
总之，在庆祝规模骤然扩大、庆祝日期迫在眉睫的情况下，伪政宣系统仍能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对境内民众的大规模动员，其工作的迅捷和细致，在反应迟钝的汪伪政权中实属异类
，以致“深得友邦人士之钦佩”
。
2月18日在汪伪各大都市举行的开幕大会是整场庆典的核心仪式，因而较为隆重热烈。大会当天，经过各地社运会的布置，这些城市都被装点成了巨大的舞台，各类政治符号充斥着每座城市的公共空间。在南京，“中山大道的挹江门、山西路、新街口及国府路中华门等处，均建有巨型翠柏牌楼，嵌着白底红字各种标语，高悬国旗……主要街道上的巨幅的跨街标语，互相衔接，一望无际;各马路大街小巷及各公共场所，均贴满各种彩色标语”
。在上海，除了设置牌楼、悬挂“国旗”之外，该市还在“各马路、电车、人力车及娱乐场以及各大旅馆、菜馆遍贴鲜丽悦目之标语，市容为之改观。”
通过在节庆当天对城市景观做出突然性的、大规模的改造，汪伪当局为庆典营造出一种超越日常生活的独特剧场感，从而增强了开幕仪式的象征性和符号性。
由于每座城市文化及定位的不同，以城市空间为载体的开幕大会也各有风格。南京作为汪伪政权的政治中心，其开幕大会森严肃穆，极富政治意味。当日上午，伪南京市政府在国民大会堂举行庆祝集会，万余人到场参加。会上，日伪官员先后演说，并向日本各方军政要员致电申贺。会议长达一个半小时。
下午，庆祝集会与会人员又联合其他单位，开展大规模持旗游行。该队从国民大会堂门前出发绕行城南一周。在这步行的数万人之中，亦有一些“友邦官兵骑着高头大马参加游行”
。
与其他地方相比，上海的开幕大会显得更加热闹，颇具“摩登”风气。2月18日上午，上海伪政府将事先经过装饰的十辆电车派出，游行全市各区，这些电车“满扎花彩，四周悬挂‘庆祝友军占领南洋’圆形红字，并缀以鲜花，车顶满铺中日两国国旗”。花车经过各条马路，“行人广集观看，途为之塞。”
下午，上海伪政府召开庆祝集会，三千余人参加。晚上7时，又在静安寺路跑马厅广场燃放各种“名贵”架子烟花
，烟花造型计有传统图案“百鸟朝凤”以及“上海特别市民众庆祝友军占领新岛”“汪主席万岁”等标语。现场“聚集民众数万余人，伫立观看”
。伪安徽省会蚌埠城市不大，但参会者却很多。仅在2月18日白天，当地社运会就召集了50个单位2万余人参与庆祝集会，并集体环绕全市游行一周。入夜，该会又发起火炬游行，组织各社会团体、机关学校、同业公会，循日间路线，再行环游全城。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几场开幕大会的规模已经足够浩大，但与其后的诸次超大集会相比，也仅能算作热身。
本队队员态度须诚恳，言语须和蔼，力谋与民众接近。
动员的范围和策略
上述三座城市的开幕大会仅是整个庆祝活动的前奏。这场庆祝活动，就空间而言，遍及汪伪各个区县，深入乡村社会。就受众而言，几乎囊括了当时社会中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的人群。就形式而言，更是集汪伪政府的政治动员手腕及政治宣传手段之大成。总之，这次“南洋解放”庆祝活动发展至此，与汪伪当局最早设想的“一小时游行”已有天渊之别。这场活动内容之庞杂，关涉之广泛，使之已不单是一个政治庆典，而升级成一场以庆典为表征、席卷全社会的政治运动。以下本文从动员的广度、深度和策略三个维度考察这场运动的整体面貌。
覆盖城乡的动员广度。汪伪基层的宣传人员是伪政权对广大沦陷区域进行渗透和控制的重要力量，在这场运动中，汪伪各地基层宣传人员组成大批流动演讲队，深入大小城乡，进行动员宣传，充当了“开路先锋”的角色。
在都会城市，当地伪政府组织人数众多的街头宣传队伍，在各个中心城区巡回演讲，散发传单。如在上海，2月19日至20日，由250人组成的宣传队伍，分成50个小队，分赴南市、法租界及公共租界散发传单。
在南京，由伪市党部、市宣传处、市教育局及“东亚联盟中国总会”组成的联合宣传队更是在全市各区展开了持续六日的巡回演讲。
在蚌埠，当地也组织了三支流动演讲队，由伪安徽省社运会副主任亲自领队，在全市各处大作宣传。
经过以上种种动员，这场庆祝的宣传空间得以延伸到城市的每个角落。除汪伪各城市机关组织演讲队进行街头宣传外，负责沪宁、宁杭铁路事务的两路伪党部暨职工会也在铁路沿线各站点开展跨区域的宣传活动。他们除成立演讲队外，还在上海、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京等大站各扎彩楼，同时在各站点分发彩色宣传品，并对往来车辆悬挂彩色标语及“国旗”。
⑨
《庆祝散曲》，《社会旬刊》1942 年第 30 － 31 期，第21、21、22、23 －24、23 页。
伪安徽省政府还于2月20日组织了一支“东亚解放”流动宣传队，深入辖区内各县城及附近乡村，进行宣传动员。该宣传队由伪安徽省党部与省社运会联合组织，由社运会科长徐志麟及省党部科长赵健民共同担任领队，队员七人。宣传队的工作宗旨为:“纠正民众思想，阐明东亚解放之意义，驱逐英美侵略势力与宣扬和平反共建国国策及总理大亚洲主义之精神为宗旨。”
宣传队的具体工作则是在沿途各地开展演讲，走访乡村，散发传单，张贴标语。队员除在出发时随带大量标语、宣传漫画外，还要在路途中即兴编写歌曲，绘制“保卫大东亚”主题的地图、漫画。为使该队在乡村的流动宣传能产生效果，组织方还特别列出多条工作注意事项，要求宣传队根据农民群体的特点开展动员:
Application of magnetic microspheres in radioactive water pollution
仿真1中只分析了一种布站方式下算法对远近目标的定位，接下来给出另一种布站方式下算法的定位性能，并分析布站数量对目标定位精度的影响.定位场景如图4所示：利用接收站Rx1、Rx2和外辐射源Tx1、Tx2、Tx3，对位于[5,5]Tkm处的目标进行定位.仿真结果如图5所示.
队员演讲时，须估量听众之社会属性与智识程度，然后决定演讲方法与材料。
队员演讲时，言词须通俗简明，演讲时间不宜过长，务不使听众厌烦为宜。
架子烟花是一种中国传统烟花工艺，该工艺将烟花与纸扎结合起来，可以燃放出复杂的烟花造型，甚至表现出场面宏大的情景和故事。参见潘功配编《烟花爆竹原理》，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77－278页。
宣传文字力求简明，切忌浮泛啰嗦。
宣传时增加节目，随时调剂空气，勿使听众感觉枯燥乏味。
现在，很多高职院校国际贸易专业的实践考试还是采取试卷的形式，试卷内容偏重书本理论，忽略了技能的考核，学生复习的内容还是以书本理论知识为主，缺乏动手能力的训练，体现不出以能力为本位的教育思想。同时，只是以试卷来考核学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技能考核无法体现，也不能全面反映学生的知识水平和职业能力，更无法真实展示学生的创新意识，造成学生在技能培养方面存在很大的缺陷。而有的任课教师常常根据自己的经验进行实践考核，造成同时开设相同课程的不同班级学生实践教学考核不统一。
演讲时应从眼前手边事物说起，务使听众印象深刻。
以当地简明民谣改编和运歌曲，传授儿童。
宣传队组成后，即于2月22日
从蚌埠出发，先至怀远，再转合肥，又经芜湖、当涂、含山、巢县、和县等地，直达南京。在南京，该队代表伪安徽省政府向汪伪中央机关及日军驻宁官员致敬。离开南京后，宣传队又沿津浦铁路分赴滁县、来安、全椒、定远、嘉山、五河、凤阳等地，最终返回蚌埠，历时长达三个星期。在三周时间中，宣传队历经皖南、皖北各县区，行踪遍及汪伪所辖安徽全境。南京方面，汪伪实业部合作人员养成所和“中国青年工读团”于2月19日及22日先后组成下乡宣传队，分赴南京周边村社进行鼓动宣传。
上海方面，该市农业会和各郊区伪公署也于2月22日分别派出多支农村宣传队，前往周边乡村地区演讲。
通过流动宣传队从城市中心到零散乡村的层层渗透，这场庆祝的动员范围最终达到“大城市以外，各小城市及各农村之团体，此次均有工作表现”。
值得一提的是，汪伪以往的节庆活动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农民即使参与，也是被官方从乡下召集至城中。此次庆祝活动，汪伪当局动用了大量资源和精力，派驻人员直接下到基层地区开展活动。这一转向既有日军授意的因素，也可见汪伪政权对乡村社会加强控制的企图。
文娱演出是汪伪历次政治庆典中的常见内容。本次庆祝中，汪伪迎合春节气氛，安排了比以往更加隆重、多样的演出活动。仅以南京、上海和安徽为例，在2月18日至3月4日期间，由三地宣传部门组织的公开演出就有15场。
对于数量庞大的民间演出，南京和安徽也都实施过特定日期门票半价的优惠政策。
此外，汪伪还很善于利用电影、广播、话剧及体育比赛等现代娱乐形式吸引民众。
人人参与的动员深度。在流动宣传队的努力之下，汪伪形成了对城乡公共空间的完全渗透，而对于街头演讲队难以触及的私人空间，伪政府还派出家庭访问团，挨家挨户对较少出门的女性群体进行宣传。3月1日，伪安徽省社运会率领伪妇女会，组织三队家庭访问团，分途走访蚌埠城内的妇女。每到一家，团员都会“以极流利的国语向他们解释说:‘假设有土匪抢掠你家的财物，你能不恨他，起来赶他们么?东亚等于是我们的家，英美就是土匪，我们的友邦日本同我们联合起来，驱逐土匪，现在节节胜利，所以我们应该热烈庆祝。’”一天之内，三个团共访问138家，会谈妇女300余人。对于工作成效，访问团总结道:“二十岁以下的妇女大部分深切明了大东亚战争之意义。二十岁以上的，明了与不明各占其半。三十岁以上的妇女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保卫大东亚莫名其妙，这固然是未受过教育的原因。”
可见，对于部分政治判别能力较弱的年轻女性而言，汪伪的政治说辞还是具有一定迷惑性的。
学生群体一直是汪伪进行奴化宣传的重点对象。本次运动中，汪伪亦针对大中小学生展开了多次、多种的政治动员。演讲比赛是汪伪乐于使用的动员手段，因该项活动除了可以对学生进行政治说教，还带有一点竞技色彩，有利于吸引学生参加。以南京为例，庆祝期间，全市大学、小学、私立中学、市立中学分别举行了多次“南洋解放”主题的演讲比赛。3月3日，伪市政府举行了颁奖典礼，各校学生一千余人参加。
此外，汪伪政府还派出宣传人员到各级学校举行演讲。如蚌埠，当地社运会就安排了四天的学校“精神演讲会”。
汪伪还组织了不少中小学生集会活动。2月21日的南京中小学联合庆祝大会，全市教职员与学生不下三万余人参加。
蚌埠则把小学生编成童子军，向日伪官员展示，2月26日的检阅大会组织了六万多学童参加。
汪伪社运会负责管理“全国人民团体”，是伪政权动员民众的骨干力量。本次运动中，伪社运会以庆祝为由头，试图狠抓以往忽视的“民众训练”工作，积极举办各类社会团体座谈会。
自2月21日至3月3日，仅南京、上海、蚌埠三地，就举行了30场社会团体座谈会，农界、工界、商界、教育界、文化界、宗教界、慈善界无一不包，人数从300至2000人不等。虽然伪社运会对此十分热心，该会实际负责人丁默邨也多次亲自参加，但座谈会实际基本浮于形式，并没有多少“训练”的效果。
大部分无刷电机的直流电动机采用的传感器为霍尔传感器，该类型电机的结构简单，性能稳定，成本较低，因此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同时缺点也很明显，霍尔传感器的精度偏低，而且单个传感器在使用安全上也有一定隐患，如果单个霍尔元器件坏掉整个电机就无法正常使用[1]。因此，为获得较高的控制精度与精确的信息反馈，某些电机在尾部加上一个非接触式磁旋转编码器。该编码器可提供12位的分辨率，工作速度快，抗污染能力强，防护等级可达IP68。这样既提高了控制精度，又防止在某个传感器出问题时电机无法正常使用，大大提高了电机使用的可靠性。
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沦陷之日恰巧与当年春节之日重合，而在“南洋解放”庆祝期间，汪伪也十分注意利用民众的节日心理，设计出一些带有春节元素的庆祝仪式，从而达到混同政治运动和传统礼俗的目的。3月1日在南京举办的元宵灯会游行即是其中代表。灯会当天，30余单位2万人组成的行列“火树银花，蜿蜒数里”。有观灯民众自下午1时即开始等候，“情绪之热烈，实属空前”。游行从5时开始，游行队伍每经过一处日军机关及高官宅邸，都要停留表演5分钟，在汪精卫官邸门口则是15分钟。
通过借用元宵节的幌子，汪伪当局将赤裸裸的奴化宣传隐藏到年节民俗之中，同时也达到了媚日输诚的效果。
“东亚民族”是“东亚复兴”叙事的主要角色，为不使故事主角缺席，汪伪也积极动员境内亚洲“各国”侨民参加庆祝。在汉口，伪市社运会动员当地数量庞大的印籍侨民参加开幕大会，并举办印度侨民座谈会。
在上海，当地伪政府于3月5日举办了东亚民族大会，邀集所谓中、日、满、印度、菲律宾、泰国、伊朗、阿富汗、土耳其、缅甸、马来、爪哇等12国代表三百余人参加。伪上海特别市市长陈公博发言，称此次大会“为上海百年来第一次意义重大的联欢大会”
，“东亚各民族，以前或有私人的接洽，或者有少数相互交际，但能公开相聚一堂，讨论今后东亚全局的，在本人还是第一次，这可以说是东亚的新纪元。
多管齐下的动员策略。就活动形式而言，汪伪采取了政治仪式与娱乐活动并进的动员策略。对于以集会游行为代表的政治仪式，汪伪当局力求增加参与人数，造成轰动效应。庆祝期间，伪政府又在数座都会城市重点举办了一系列超级规模的民众大会，其中以2月23日在上海跑马厅举行的30万人集会最为浩大。大会前日适逢大雨，场地泥泞，组织方亦不予延期，要求各社会团体带领民众按时到场。大会结束后，与会民众中10万人组成巨大游行队伍，巡游租界一周。
除上海外，武昌和苏州也分别开展了10万人和8万人的大型集会。
通过举办规模空前的超级“盛典”，汪伪将政治仪式打造为一个文化奇观。当时的媒体称“热闹的情形，真是十多年来所未见”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上海人口300万，苏州人口40万，故苏州参与集会的绝对人数虽不算最多，人口占比却十分惊人。
开展确权划界工作，落实经费是关键。管理范围确权划界所需的经费应列入年度工程投资概算，逐年足额拨付；各级政府要合理减免水库管理范围内确权划界过程中发生的各类费用。2011年水利部发布了《关于开展全国重要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达标建设的通知》（水资源〔2011〕329号），2013年环保部和财政部联合牵头了对重点江河湖泊进行生态保护的项目《江河湖泊生态环境保护项目资金管理办法》（财建〔2013〕788 号），均对水库生态建设提出要求。辽宁省水利厅以实现对水源地一级保护区进行封闭为目的，借助以上项目资金，统筹结合，推进了水库的确权划界工作。
同时，为吸引民众，也为营造“南洋解放”的欢腾氛围，汪伪常常在政治仪式中加入娱乐内容。如在2月23日上海大游行的队伍里，就有刀枪队、狮子队沿途表演。
而前一天在蚌埠举行的大东亚复兴庆祝大会，上半场追悼亡卒，下半场却唱歌跳舞。
这种“寓悼于乐”的荒诞安排，在无形中消解了纪念仪式的严肃性，显然有违汪伪进行政治宣传的初衷。这既反映出汪伪宣传手腕的稚拙和粗劣，也反映出汪伪地方政府对于伪中央指令敷衍塞责的态度。
广佛线，是国内第一条跨越两个城市的全地下城际快速轨道交通线路，横跨广州的海珠区、荔湾区和佛山的禅城区、南海区，呈东西走向。线路规划西起佛山市魁奇路，东达广州市沥滘，全长32.16公里，全线共设车站21座，共有9座换乘站。
媚日输诚是汪伪举办此次庆典的主要动机，故而在庆祝中的每次集会上，都有与会单位电贺日军的环节。而在社会团体的座谈会上，参会团体更要派出代表面赴所谓“友邦”机关致辞祝贺。如2月21日的上海工界座谈会，会上选出七名代表，携带祝词及红色单帖，分赴城内12个日军单位，每到一处将单帖投送日军单位主官，并由翻译人员将祝词转述一遍。
此外，不但每场大型集会上都有日方人员的身影，汪伪还设置了专门招待“中日长官”的欢迎宴会。如3月1日的南京音乐联欢大会，有“中日高级长官”800余人参加。会上，汪伪国民政府文官长徐苏中命其女儿上台献歌，另有“各种歌舞，国术，西乐表演，盛况空前”。
可见，为讨好日本人，汪伪可谓挖空心思。
雕塑园正近黄昏，各种动物的鸣叫响成一片。左小龙说：我们先要十个人，就叫亭林镇合唱团，还有一个月的时间训练起来，一定没有问题。
这些娱乐活动往往被掺入政治内容，从而成为“精神动员”的一个环节。如在3月4日的上海游艺狂欢日，“全市舞台、戏院、电影院、游艺场、书场、剧场等各娱乐场所均举行各种游艺”。每场演出前都有社运会宣传员发表演讲，申明庆祝意义，全市各书场则于每档节目前穿插弹唱“庆祝大东亚解放”开幕词。
2月28日，上海电台播放歌唱特别节目，在《何日君在来》《玫瑰吾爱你》这样的流行曲目中，也混入了《保卫大东亚》等政治歌曲。
甚而连足球比赛，也以“大东亚解放杯”冠名，而被赋予“南洋解放”的政治内涵。
不断完善农村经济管理制度，为农村的经济发展指明正确的发展方向。农业经济管理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技术支持和制度保障，农村经济技术发展与利用在农业经济中备受关注，要学习农村经济发展技术理论要素，提供农村经济发展技术所需条件，增强农村经济发展保障制度。不断完善农村经济管理制度，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技术支持及保障，规范农业经济技术行为，完善农村经济发展制度[2]。要对农村经济管理模式加以调控，形成农村经济管理规范条约和约束条款，使市场稳定运行，调动农民农业生产积极性，提高农村经济发展质量。此外，还需要完善农村经济发展制度，不断提升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关注农村经济发展各环节要点。
最后，汪伪还非常重视庆典中音乐元素的运用。早在活动筹备之初，汪伪中央就指示各地组织游行时“应尽量运用……乐队、歌咏队，俾使行列生动，多样化，以达到予人民以深刻印象之目的。”
故而庆祝期间的历次规模集会之中都有演奏环节。在历次大规模游行之中也都有乐队参与。在上海的10万人大游行的队伍中，更出现了市府、邮工、难童军、童军四支乐队。
此外，伪南京市政府还于3月1日和3月2日分别举办了两场音乐会，尤以第二天的军乐演奏会最为特殊。该场音乐会由汪伪邀请日军司令部乐队担任演奏，为该乐队在南京的第二次演出，首演还是在1941年汪伪“还都”周年纪念期间。可见，在汪伪眼中，“南洋解放”的象征价值，已不亚于“国府还都”。总之，在这场庆祝活动之中，汪伪将娱乐活动与政治仪式糅合，将民间节日与官方庆典混同，以此吸引民众，拉拢民众，教化民众，并通过塑造媒体奇观，营造狂欢氛围的方式，突显新加坡陷落的“特殊意义”，进而达到虚构“东亚复兴”民族叙事的政治目的。
运动的成因及影响
汪伪之所以如此卖力地举办此次活动，不单是因为其对日方意志的服从与畏惧，事实上，通过这场庆祝活动，伪政权也获得了许多实际利益。首先，通过办理庆典，汪伪获得了日方的政治犒赏。如2月18日，日本宣布将广州、天津英租界行政权移交给汪伪政府。
这一消息被伪政权引为“和平运动”的重要成果，在以后的政治节日中多次利用。其次，对于立足未稳的汪伪政权的而言，这次活动也是一个完善自身政治动员体系的重要契机。早在建政之初，汪精卫就设想建立社会、教育、宣传三部合力的奴化宣传系统，以便推进“中日文化之融合创造”。
然而汪伪初期的政治动员规模较小，三个部门并没有实际的合作。在本次运动中，汪伪才做到伪社运会与伪宣传部“密切合作”，伪地方政府及伪地方党部“共同努力”。
此后的历次庆祝，日程中的大小活动都被安排了相关负责部门
由此，汪伪的宣传机器得以开动起来。
另外，长期掌控汪伪社会部门的丁默邨，刚于1941年8月改组成立了汪伪社会运动指导委员会。
他欲以伪社运会为基地，发展政治势力，“造成自己的系统”
，正急于有所作为，这次庆祝正好成为他施展身手的舞台。庆祝前夕，丁默邨修改伪社运会组织法，编订了科员编制，扩大了机构规模，以备办理庆典。
庆祝期间，各地大大小小的集会、游行、座谈、联欢，基本都有伪社运会参与组织。对于伪社运会的工作表现，丁默邨不无得意地总结道:“于两星期来之庆祝会，节目颇多，民众迄今无厌倦神态，且其兴奋情绪，随处可观，实可嘉佩。又行动方面，守纪律，守时间，动作灵活，且能充分合作，均属难能可贵，我各地民众之组织能力，显已大有进步。”
可见，这场运动的促成，兼有日本、汪伪和丁默邨个人的因素，亦是“三部合力”的结果。
2月24日，汪伪为进一步强化民众对“大东亚战争”的认知，规定每月8日为“保卫东亚纪念”，要求当日各地开展集会。
“南洋解放”庆祝之后，汪伪紧接着又开展了“国府还都二周年”庆祝活动。之后随着太平洋战局的发展，汪伪于4月和5月分别举办了“完成肃清美国东亚势力庆祝大会”和“友军敉平缅甸庆祝大会”。
这些活动都以“南洋解放庆祝大会”为模板，持续时间在3－7天，和汪伪初期以一日为限的庆祝方式截然不同。自2月至5月，短短三个月间，4场大规模政治庆典，加上由日军主导的日本陆军纪念日
，结成一张政治动员的大网，汪伪治下的广大民众，无一不受波及。汪伪的政治宣传模式自此成熟，汪伪庆典政治的时代自此开始。
①1942年1月19日，日本内阁发布《关于新加坡陷落之际实施祝贺战捷活动的要领》，要求新加坡陷落当日，占领军举行入城式，日本全体国民于其所在地，为战死兵将进行祈祷，并要求日本全国住户悬挂国旗，全国神社、寺院、教会进行祭祀，全国官署、学校、企业、团体、工地举行祝贺仪式。(参见《新嘉坡陥落ノ際ニ於ケル戦捷祝賀行事実施要領ニ関スル件》，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1942年1月19日，枢00138100，第278－281页)2月18日，东京举行大规模庆祝，大量民众在日比谷公园集会游行，呼喊万岁，日本天皇骑坐白马在皇宫前二重桥接受膜拜。(参见［美］O．T．Tolischus《如此日本》，曹未风译，中外出版社，1945年，第49页;《日本庆祝新加坡陷落之情況》，《东光》1942年第1卷第3期)值得注意的是，与日本后方的狂热氛围相比，战斗在前线的日军官兵倒显得十分低调。2月17日，日军正式进入新加坡。入城当日，占领军总司令(日本陆军南方军第25军司令官)山下奉文既没有宣称征服新加坡是一项丰功伟绩，也未举办盛大的庆祝活动。2月19日－20日，近卫师团和其余占领军先后举行阵亡日军慰灵祭以代替入城凯旋式。(参见Mark R．Frost，Yu－Mei Balsingamchow，Singapore:a biography，Singapore:Editions Didier Millet Pte Ltd and National Museum of Singapore，2012，p．278;［英］藤布尔《新加坡史》，欧阳敏译，东方出版中心，2013年，第254页;［日］小俣行男《日本随军记者见闻录 太平洋战争》，周晓萌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第111页)
宁德市 （118°32’-120°43’E，26°18’-27°40’N）位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台湾省三大经济区的中间位置，总面积1.35万平方公里，以山地、丘陵为主，海岸线长度1046公里，占全省域的27.88%，海域面积4.46万平方公里。2016年人口数 3.52×106人，国内生产总值（GDP）1.62×1011元。全市生态环境质量保持优良水平，2017年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天数比例97.7%，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为100%，断面功能率达标100%。由白水洋、太姥山、白云山三大景区组成的“宁德世界地质公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列入世界地质公园网络名录。
②⑩
《汪伪安徽省社会运动指导委员会呈送日军侵占新加坡安徽省庆祝情形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1942年4月21日，民国时期新加坡地区档案选编，档号8 －2236，第5、19、20、22 －36、37 －38、15、39、41－42、70 －96、73、64 －67、61、55 －87、45、36 页。
③参见王楠《南京伪政权的政治文化:以成立与纪念庆典为中心》，《民国研究》2012年第21辑;周游《汪伪政权对“双十节”的纪念与阐释》，《社会科学论坛》2013年第7期。
④参见蔡史君《日本占领新加坡期间的文化宣传政策——着重探讨第一次“天长节”庆典》，《南洋问题研究》2005年第1期。
⑤
《汪伪汉口市运动指导委员会呈送关于日军侵占新加坡汉口市举行游行大会情形的报告及相关文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1942年1月20日，民国时期新加坡地区档案选编，档号8 －2307，第6、6页。
⑥汪伪当局制定了八种允许张贴的标语内容，分别是:“庆祝友军占领新嘉坡”“肃清英美侵略势力”“解放南洋”“解放华侨”“确立东亚共荣圈”“保卫东亚”“励行新国民运动”“实现东亚解放”。《汪伪汉口市运动指导委员会呈送关于日军侵占新加坡汉口市举行游行大会情形的报告及相关文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1942年1月20日，民国时期新加坡地区档案选编，档号8－2307，第10页。
⑦1941年7月1日，德国、意大利、匈牙利、斯洛伐克、克罗地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西班牙八国同时宣布承认汪伪政权的合法地位。汪伪社会部遂于7月15日在各地展开庆祝大会，白天集会，晚上游行。参见《社会部呈关于德、意等八国承认国民政府拟具各省市举行庆祝办法及临时费预算表》，汪伪行政院第六十七次会议附件，1941年7月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赵铭忠主编:《汪伪行政院会议录》第七卷，档案出版社，1992年，第500－503页。八国名称参见亦吾《庆祝国府还都二周年及友邦交还天津广州租界》，《汉声》1942年第8期。
⑧参见《上海特别市沪西区公署关于日军占领新加披庆祝大会情形呈市政府的函件》，上海市档案馆藏，1942年2月18日，日伪上海特别市沪西区公署档案，档号R18－1－107－1，第38页。
总之，培养留守儿童良好的学习习惯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同关注、齐参与，我们教师作为留守儿童的“家庭外监护人”，在他们的家庭教育缺失的情况下，要通过不断地探索，让他们感受到教师的关爱，培养他们的自信心、自尊心，培养他们的自主学习的习惯，让他们在初中三年的学习和生活中温暖、充实、有收获。
此外，按照日方“将活动推及各县区各乡村”的要求，汪伪当局对于庆祝活动在基层地区的开展极为重视，不断从中心城市调拨力量动员周边郊县。在安徽沦陷区，2月16日，该省伪社运会就已分别制订了下属12个县的具体庆祝日程，并每县指派一名专员，携带大量布标传单到场指导。在12个县中，除盱眙“中间道路险阻，非军用车不能行”
，所派专员从蚌埠行至明光，因无军用车，中途折回外，其余各县都开展了5至14天
的庆祝活动。这些专员到达县城后，往往又在当地组织流动演讲队，派赴周边乡镇进行宣传，就这样逐层将庆祝活动渗透到基层地区。
参见《市府关于附发〈本市庆祝南洋解放办法大纲〉及〈宣传部第五十七号宣传要点〉密令》，上海市档案馆编:《日伪上海市政府》，档案出版社，1986年，第926－927页。
根据安徽伪社运会自述的筹备过程，以及该会的行事风格，笔者推定，汪伪中央社运会向各地下发新的庆祝日程表，应该是在1942年1月29日至2月14日之间，极有可能是在2月14日前几天。
与政宣系统相比，汪伪军方的反应就要迟缓得多。直到2月17日，汪伪军事委员会才向各伪军部队通告日军攻陷新加坡的消息，并命令各军事机关悬挂三日“国旗”，以志庆祝。迟至2月19日，伪首都警备司令部才组织南京各伪军警单位举行庆祝大会。参见《汪伪军委会抄发日寇攻陷新加坡及进行东亚战争等开展奴化宣传的训令相关文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1942年2月17日，民国时期新加坡地区档案选编，档号8－4534，第30－35页《有关庆祝日军攻陷新加坡请各机关悬挂国旗》，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1942年2月19日，民国时期新加坡地区档案选编，档号8－472，第6页。
友军占领南洋 各地民众热烈举行盛大庆祝:首都之页》，《社会旬刊》1942 年第29期，第8、9、13－14、13 页。
《友军占领南洋 各地民众热烈举行盛大庆祝:上海之页》，《社会旬刊》1942年第29期，第16、16、17页。
花车照片可参见《新加坡沦陷之日》，《新中华画报》1942年第4卷第3期，第5页。
本队须尊重当地人民习俗，循循善诱，宣传方法须生动多样化。
《民众举行庆祝大会，数万人持旗大游行》，《社会旬刊》1942年第29期，第12、12页。
各县庆祝活动具体天数为:全椒8天、五河9天、合肥14天、凤阳10天、芜湖14天、凤台11天、嘉山14天、来安5天、滁县10天、寿县10天、怀远14天。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向上级夸耀成果，这些活动天数显然不实，例如怀远县的第14天庆祝内容就是“办理结束”。
伪上海农业会派出的宣传队为10组，每组6人。参见《友军占领南洋 各地民众热烈举行盛大庆祝:上海之页》，《社会旬刊》1942年第30－31期，第10页。
《友军占领南洋各地庆祝大会圆 满 结 束——丁 常 务委员发表观感》，《社运会公报》1942年3月15日，第四、五期合刊，第30、30、30 －31、30、30 页;金鑫荣主编:《汪伪政府公报(中央卷)》第61册，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08、108、108 －109、108、108 页。
参见《友军占领南洋 各地民众热烈举行盛大庆祝:首都之页》，《社会旬刊》1942年第30－31期，第3－7、4页。
《假座中德文化协会举行 音乐联欢大会》，《社会旬刊》1942年第30－31期，第6－7页。
参见《汪伪汉口市运动指导委员会呈送关于日军侵占新加坡汉口市举行游行大会情形的报告及相关文件》，档号8－2307，第18页;《印侨庆祝南洋光复座谈会记》，《长江画刊》1942年第4期，第34页。
《十二国代表举行东亚民族大会》，《社会旬刊》1942年30－31期，第20－21页。
《上海有史以来第一次 十万民众大游行》，《社会旬刊》1942年30－31期，第13、13页。
参见《薄海同欢的庆祝大会:一片祝捷声》，《政治月刊》1942年第3卷第3期，第55－56、55页。
上海人口数据参见《大上海的怒吼》，《社会旬刊》1942年第29期，第20页，苏州人口数据参见苏州市地方志办网站:http://www．dfzb．suzhou．gov．cn/database_books_detail．aspx?bid=6，2018年2月22日访问。
《化装灯彩游行》，《社会旬刊》1942年第30－31 期，第6 页。
参见《友军占领南洋 各地民众热烈举行盛大庆祝:上海之页》，《社会旬刊》1942年第30－31期，第19、19、17页。
参见《上海有史以来第一次 十万市民大游行》，《社会旬刊》1942年第30－31期，第13页。
《日方移交两租界行政权 大会肃电 主席申贺 并电日方各长官致谢》，《社会旬刊》1942年第29期，第10页。
汪精卫:《国民政府还都一年》，《平议》1941年第7卷第2期，第913页。
参见《日军占领南洋各县民众庆祝日程表等有关文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1942年2月19日，汪伪行政院档案二〇〇三–1986，第5－10页。
本文提出的多模型控制系统原理框图如图1所示，主要包括了三个部分，分别为控制器调度算法、模型集、控制器集。其思想在于，将整个对象的全部工作区间划分为若干子空间，每个子空间用一个较精确的固定模型来表示，最后由固定模型组成模型集。[1]多模型预测控制算法相较于单一模型预测算法，不仅提高了模型与控制器的个数，更主要是通过有效的调度算法合理的分配控制器集中各个控制器的输出。这是多模型控制区别于单一模型控制之处。
金鑫荣主编:《汪伪政府公报(中央卷)》总目，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Ⅱ页。
罗君强:《丁默邨的“社运”花样》，载黄美真编《伪廷幽影录对汪伪政权的回忆》，东方出版社，2010年，第55页。
参见《修正社会运动指导委员会组织法第十二条第十四条条文》，《国民政府公报》1942年2月2日第286号，第1页，引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汪伪国民政府公报》第5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86页。此次修订的具体内容为:设置科长20－24人、科员190－220人，秘书科长、专员及科员30－40人荐任。
3.边境开发开放试验区。中国在陆地上与14个国家接壤，边界线长达2.2万公里，是拥有周边国家最多的国家之一，也是周边问题最为复杂的国家。长期以来，边界的经济职能主要强调其对国家经济的保护性，即根据本国经济发展所呈现的实际水平，通过设置关税壁垒和投资限制等政策对国外商品、资本、劳动力的流入实现引导、限制或控制，由此封闭形成一国经济运行的内部空间，确保本国经济的安全与稳定。因此，在我国自沿海至内陆、由东向西的渐进开放进程中，我国西部边境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普遍滞后。
但这一软件很难预测和控制田间虫害的突然爆发。因此，农民必须勤于巡视农田，以便在害虫失控之前施用杀虫剂。“生态植物2+”计划的目标之一是促进一种叫做“生物控制”的非杀虫剂方法，这是一种久已有之的传统方法，例如，农民会使用信息素来迷惑害虫，或通过引入害虫的天敌来减少害虫数量等。支持者强调了该策略在法国玉米田里取得的成功，少量引入一种叫做赤眼蜂的寄生蜂已成为对付主要害虫玉米根虫（也叫玉米根叶甲）的关键武器，赤眼蜂在玉米根虫的卵内产卵，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可大量减少害虫数量，与使用杀虫剂有着同样的效果。
《汪伪军委会抄发日寇攻陷新加坡及进行东亚战争等开展奴化宣传的训令相关文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1942年2月17日－3月3日，民国时期新加坡地区档案选编，档号8－4534，第30－35、15－18页。
参见《日军占领南洋各县民众庆祝日程表等有关文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1942年2月19日－5月20日，汪伪行政院档案，档号二〇〇三－1986，第5－25页。关于汪伪建政初期的“全国性”政治庆典，除前述“德义等八国承认国民政府民众庆祝大会”外，比较重要的还有“国府还都纪念”和“国府还都周年纪念”活动，它们的庆祝日程也仅为一天，参见《关于庆祝伪国民政府成立文电》《国府还都一周年文件》，上海市档案馆编:《日伪上海市政府》，档案出版社，1986年，第852、872 页。
日本陆军纪念日为3月10日，参见《日军报导部主办之街头摄影展览会于三月十日日本陆军纪念日回巡于上海公共租界(照片)》，《太平洋周报》1942年第1卷第11期，第3页。
作者简介: 陈紫竹，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chen．zizhu@gmail．com。南京，21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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