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的历史、现状与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跨文化论文,现状论文,趋势论文,心理学研究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跨文化心理学是本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西方迅速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它联系文化变量对人类的心理及行为进行系统研究，既关注社会文化因素对人的心理发展的影响，也不忽视生态环境与遗传因素的作用，以其独特的研究课题、方法和理论日益为广大研究者所瞩目。回顾它的历史，了解它的现状，分析它的发展趋势，对于增进对全人类心理与行为本质的理解，提高心理学研究水平以及促进我国心理学走向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 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的历史回顾
跨文化心理学作为心理学的一个专门领域是比较新的，但它所研究的问题，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曾对人的气质和能力进行过民族差异的研究。从那个时期众多学者的著作中，我们也不难寻觅到许多涉及文化与人类行为关系的论述。但是真正的跨文化心理学研究始于19世纪。
（一）早期研究的兴起
一般认为，英国人类学家、心理学家米勒是跨文化心理学的奠基人，他在其著作《逻辑体系》一书中的许多论述无不闪耀着光辉的跨文化心理学思想。米勒认为跨文化心理学家要研究适用于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基本心理规律，强调研究人的心理时不应忽视文化环境。他开创性地提出了“习性学”（一门研究人的性格的学科）的概念，指出这一学科在探讨个体性格的形成与发展时，必须注重个体与环境的交互作用，按照一定的规律去研究文化对人的性格的影响。
泰勒是继米勒之后又一个对跨文化心理学研究有着突出贡献的英国人类学家。他通过分类列出大约三百种文化，并采用统计、比较的方法分析研究社会习俗、禁忌、语言与行为的关系。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首次给文化下定义，认为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它是“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所获得的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习俗及其它能力与习惯的综合体”[1]。在泰勒的影响下， 由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组成的研究小组对南太平洋地区的未开化社会进行了大规模的研究，这是运用实验心理学的手段第一次对非西方人的研究。泰勒认为人类学研究必须侧重心理学角度，这一主张推进了心理人类学这门对跨文化心理学有着极大影响的学科的诞生。
用历史的眼光来追寻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的源头，不能不提及赫尔巴特。赫尔巴特认为文化作为行为发展的决定性变量必须引起心理学研究的高度重视，心理学必须从思辨中解放出来，接受科学方法论的挑战。这门学科如果要成为一门“深度”科学，客观地解释人类心理生活就应从分析人类的经验着手，而经验又是由人类的习俗、价值、种族等文化现象塑造起来的，通过人种史和多文化的系统描述，才能建立起科学的人类心理学。为了实现他的研究目标，他创办了《民族心理学杂志》，重点研究语言、习俗、社会制度与行为的关系。赫尔巴特的研究吸引了大批人类学家对原始人类的研究，推动了跨文化心理学的发展。
德国心理学家冯特花20年时间完成的专著《民族心理学》，是对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的又一巨大贡献。他根据早期关于心理学结构的设想，用分析和研究语言、艺术、宗教、神话、社会风俗习惯等社会历史产物的方法，探讨民族心理学。他认为只根据个体意识是不能解释像语言和宗教这样的“集合心理学产品”，因此有必要验证文化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并从心理学的角度进行辅助性分析。冯特的观点代表了当时人类学家研究的一般趋势[2]。
心理学1879年诞生于德国，它一开始就植根于欧洲文化之中，本世纪初逐步发展为一门实验科学。自然科学方法的渗透，使心理学插上了高飞的翅膀，研究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由于这一时期的心理学家刻意模仿自然科学，普遍忽视社会文化对人类心理的影响，这是一件令人忧虑的事情。跨文化心理学早期研究的兴起，客观上起到了扭转研究者重“内部效度”轻“外部效度”这一不良研究倾向的作用，为心理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即透过文化来洞察人类行为，促进了心理学家对文化的关注。
然而，也应看到米勒、赫尔巴特和冯特等早期心理学家对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的兴趣，只是出于建立完整心理学体系的动机，在这一领域他们并没有作过任何实证的或系统的研究，但他们的研究引起了人们对这一领域无尽地探索与兴趣。
（二）实证研究的展开
最先开始进行跨文化心理学描述与实证研究的是本世纪上中叶的一批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如摩尔根、巴蒂斯安、马林诺夫斯基、博阿兹、本尼迪克特和米德、卡尔纳等人。
早在本世纪30年代，美国精神分析学家卡尔纳就根据精神分析的研究方式和人类学的观点，使用详实的个人传记和应用心理透射技术研究文化与个性的关系，力图建立文化与个性相互作用的理论体系。他不但研究文化对个性的影响和作用，而且研究个人的心理构成又怎样决定着文化与社会结构，企图找出决定具体社会中由其文化所决定的占主导地位、具有典型性的个性。
在这之后，怀廷和蔡尔德采用默克多在耶鲁大学建立的“人类关系区域档案”（一种资料目录，它收集了世界600 多个民族的文化人类学调查资料，可作为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的工具）[3]，对印度、菲律宾、 墨西哥等国进行现场调查，研究儿童教养与成人行为的关系。这一研究具有四个显著的特征：1、它关心文化如何透过文化而整合的过程；2、它倾向于验证所有社会的人类行为之一般假设，而不是对某个社会之深度了解；3、它使用了统计学的相关法；4、它以心理分析理论为假设的主要来源，而以一般行为理论的概念去构作假设。从此，跨文化心理学研究进入到实证阶段。
米德是怀着对心理学中某些经典理论进行挑战的勇气开始其跨文化实证研究的。西方某些学者认为，“反叛性”是青年的固有属性。从方法论上分析，这种观点充斥一种僵硬的现时论调，无视青年“反叛性”的历史特点以及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里这种特点的具体表现形式。米德曾对太平洋中部萨魔亚群岛各部落的青年青春期心理发展情况作了调查，发现那里的青年并不像文明社会的青年在经历青春期时表现出紧张、逆反与情绪激荡，这与部落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等文化因素有关，也促使人们不得不把青年的某些特点放到历史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加以考察。
（三）对皮亚杰理论进行的跨文化研究
60年代以后，跨文化心理学已积累了大量研究资料，进入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这期间跨文化心理学最为著名的研究是对皮亚杰儿童认知发展理论的验证。
传统的皮亚杰主义的研究是倾向于绝对主义的研究方法。皮亚杰的认知发展论通过形式逻辑推断出儿童的心理发展具有不变的稳定性，发展阶段出现的前后次序固定不变，而且认知结构的发展具有连续性[4] 。皮亚杰本人在研究中较少注意情境的文化效度，自认他的理论在不同的文化间和个体间是具有普遍性的。
Deson把生态——文化模式应用于皮亚杰认知发展研究中， 发现儿童在具体操作性概念上（如空间、数量）表现出来的操作差异是与该儿童所处的生态——文化环境相联系的。如游牧社会强调“空间”能力的发展，而定居的农业社会强调“数”概念的发展。生态——文化因素不影响各阶段的发展序列，但影响发展的速度，影响各种能力的发展与操作水平的发展。
BeRRy也提出,文化变量是与生态——文化环境联系的。 他的研究表明,儿童基本的认知加工是具有普遍性的，但其发展和表现是不同的。因为不同的文化有着不同的文化变量。
米德等人还对儿童认知发展进行了更为系统的比较检验，结果显示，跨五洲文化的大多数儿童都可以归于皮亚杰提出的认知加工阶段，但在不同文化背景中其认知发展的速度和终极水平却是各异的。皮亚杰的理论只部分具有跨文化意义。
近年来，对皮亚杰理论的跨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儿童具体运算思维的“发展范围”。运算的发展和儿童所处文化环境的联系是用“双亲持有的文化特异性智力常识理论”的概念进行研究的。
当今最著名的儿童道德心理学家科尔伯格提出的儿童道德发展阶段论也是经过了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的检证后，逐渐确立其理论地位的。柯尔伯格认为，儿童的道德判断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前世俗道德水平、世俗道德水平和后世俗道德水平。为了检验这个观点，他在美国、加拿大、英国、墨西哥和中国台湾比较研究了儿童的道德判断，结果发现儿童道德认知发展不变的阶段顺序或发展模式适用于一切文化社会。同时也证实了文化的影响虽然不能改变各阶段的发展序列，但对发展的速度却有重要影响。
回顾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的历史，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的成就不仅在于它对世界范围内具有异质文化的地区和种族进行了系统研究，扩大了心理学的研究范围，更重要的是它的许多研究成果使得心理学家不得不重新审视那些被冠之为人类行为普遍法则的心理学理论，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论。正因为如此，跨文化心理学才能够在不长的时间内迅速发展成为一个为心理学家普遍热衷的新的研究领域。
二 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的现状
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的现状有以下几个特点。
研究进入成熟阶段，各种学术专著、刊物相继问世。1980年，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推蒂斯·兰柏特组织编辑的六卷本《跨文化心理学手册》正式出版，它是跨文化心理学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5]， 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内容涉及跨文化心理学的基本理论、跨文化心理学的方法论、心理发展的跨文化研究、心理治疗的跨文化研究等。书中反映了当时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几乎就在同时，由马尔塞拉·撒普等人主编的《跨文化心理学》一书较为全面地向世人提供了有关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的概况，为致力于探讨文化变量对人类行为影响的研究者提供了权威性的文献和重要的参考资料。稍后，由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共同编辑的《跨文化人类发展手册》也正式出版，它详尽地分析了文化差异与儿童发展的关系，通过系统的测验和比较实验研究，检验了在单一西方文化中建立起来的发展心理学，提出了揭示人类心理发展规律的科学途径。人们普遍认为，这几部著作的问世，标志着跨文化心理研究已进入成熟阶段。目前，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的专业杂志有《跨文化心理杂志》、《跨文化人类发展杂志》等，某些相关刊物，如《国际文化关系杂志》、《促进对话国际杂志》也陆续登载有关跨文化心理学研究文章。并且成立了专门的学术组织“国际跨文化心理学会”，定期召开国际学术会议。刊物的出版和学术组织的建立，吸引了一大批心理学家对这一领域的研究。
随着研究队伍的壮大，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的领域日益扩大。目前，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的对象领域已相当广泛且多种多样，涉及认知、思维、语言、学习、发展课题的解决、情感、自我的发展、动机、心理适应、精神卫生和精神病理、价值观、生活方式、育儿行为、社会化、人际关系等等各个方面。
研究开始由单一、孤立走向综合。从当今文化心理学研究的倾向看，明显已形成了两种研究类型[6]：一类倾向于心理学， 由心理学家操作实施，研究主题是心理学的主题；另一类倾向于人类文化，由人类学家操作实施，研究的主题是人类学的主题。单一的心理学倾向的研究与单一的人类学倾向的研究均暴露出诸多弱点。如心理学倾向研究通常只涉及到文化和个体差异的很小部分，定量研究只限于知觉、智力发展和绩效这样一套变量，忽视亲戚结构、纪念仪式、政治系统和福利生计等重要因素的文化心理意义；而且只在两种文化中进行比较，因而其结论的外部效度或普遍性是有限的。人类学倾向研究的弱点在于把每个社会作为一个单个的实体来进行定量分析，忽视了个体间的差异；同时职业、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差异也被忽略了；定类或定比量表也只限于小范围使用。心理学家与人类学家似乎同时意识到了，唯有走合作之路，采取综合研究手段才有出路。因此，在当今的研究中，心理学家在从事以心理学为主题的跨文化心理研究时，除了使用实验、测验、统计等经典的心理学方法之外，还采用现场工作等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技术，运用文化人类学家的描述性资料作比较和分析。而文化人类学家在从事以人类学为主题的跨文化心理研究时，不仅继续运用现场工作方法作描述研究，同时也运用定量分析、统计推理等心理学技术来检验理论概念和假设。两种研究倾向彼此补充，整个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由此增强了理论性和方法的严谨性，其结论也更具说服力。
应该指出，当今跨文化心理学研究也存在不足，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第一，文化偏见问题。文化偏见突出地表现在测试工具的使用上，如我国目前的跨文化研究大体上都运用测验的方法，而测验量表大都有明显的西洋文化和汉族文化倾向，使用它们来比较中国与外国儿童、汉族儿童与汉语为非母语的少数民族儿童在发展上的差异，显然难以做到概念等值、语言等值，因而是不公平的。此外，西方部分心理学家存在着较严重的种族偏见，否定发展中国家的心理学家进行任何跨文化研究的可能性，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学者用自己的价值观、概念来研究本土文化是不科学的，并用自己的概念和对问题的理解作为标准和参考框架来评断、评估发展中国家的一切。跨文化心理学研究最为重要的是在不同文化的比较研究中保持“价值中立”，尽管这是很难做到的，但是“客位”、“主位”在理论上的区分和实践中的结合为之提供了基本的方法论上的保证。它要求研究人员必须努力从本族文化的桎梏中跳出来。西方的种族中心主义，致使跨文化心理学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难以获得公正结论，也导致了西方与发展中国家在跨文化合作研究中的不平等地位。
第二，没有形成系统的综合性的研究途径。目前，由心理学家进行的心理学倾向的跨文化心理学研究和由文化人类学家进行的文化人类学倾向的跨文化心理研究，虽然在某些方面，如研究技术上已经有了相互补充的良好开端，但总的来说，心理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在进行研究时仍深受专业兴趣和感情的支配，遵循以我为主、各自为战的研究原则，没有形成系统的综合性的研究途径。
三 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的趋势
目前，跨文化心理学研究大致有以下几个趋势。
首先，跨文化心理学研究作为一种基本方法将继续受到心理学家的重视，但研究走向有所转变[7]。人们将从跨文化心理学的宏观研究，即人类大文化的比较研究转而重视文化心理学的微观研究，即对某一特定文化中主流文化与亚文化的比较研究。西方心理学家会把过去对第三世界国家研究的兴趣转移到对自己生活的社会中的亚文化的研究上，而发展中国家的心理学家也从初期模仿西方心理学家的研究转向越来越重视对本土文化的研究。
其次，跨文化心理学将更加重视理论问题，尤其是方法论方面的探讨。研究策略朝着“多重环境、多重来源、多重工具”的综合模式发展，强调同一理论结构的多种方法和多种文化测量，以增强研究结果的可靠程度，避免环境、研究者、研究工具之间的混淆效应。因此，未来的工作将表现为交叉观察、心理实验、测验、追踪研究、文献分析等“经典”心理学方法和田野调查等文化人类学方法的相互融合，互为补充，逐渐形成综合性的研究途径，整合多种倾向的跨文化心理研究，以便准确地揭示文化变量与心理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此外，一些新的研究手段如元分析法也将被采用。元分析法实质上是在各种研究的基础上对研究的再研究，这种方法有利于综合各方面的研究成果。它的使用，无疑将使跨文化心理学研究更加体系化，更具科学性和规范性。
第三，跨文化心理学未来的研究将更加广泛而深入。在认知领域中，基本的心理过程如知觉、记忆、思维以及语言、学习等仍是跨文化心理学家关注的焦点。随着研究前提、假设的不断完善，将成为日后研究中一个多产而又活跃的领域。动机（尤其是成就动机）研究将是引起人们极大兴趣的另一基础领域。跨文化研究已经证实麦克兰德有关成就动机普遍性的假设是不充分的，今后的研究将集中在对成就动机结构的文化特征及成就动机中相关动机（如失败忧虑——成功忧虑）的差别等问题上。
在今后若干年，受文化环境影响的精神健康、社会协调与心理适应研究也将更加深入。经济发展包括社会变革对人类的心理有哪些影响，心理障碍和行为失常与文化模式的关系怎样，文化变动的各种形式如何提高或降低心理失调发生的可能性，应采取哪些在文化上适用的心理疗法来对付心理失调。诸如此类的问题将得到进一步的探讨。
此外，有关身体发展、生活方式、社会化、人格的形成、人际交往、心理分化、价值观的研究将一如既往地受到跨文化心理学家的重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社会组织问题和群体动力问题也将开辟成为新的探索课题。
第四，由于研究方法朝着“多角度、多元性”的综合模式发展，跨文化心理学要求研究人员既要有丰富的文化人类学知识，又要有熟练的心理学操作技能，掌握互为补充的各种研究手段，以适应研究的需要。因此，未来的跨文化心理学研究工作者必须接受严格的多学科综合训练，成为“杂家”或多面手。
最后，五大洲各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心理学家的合作研究进一步加强，但未来的合作将是平等的。
注释：
[1][5][7]万明钢《跨文化心理学发展述评》， 《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1992年4期。
[2]王同亚《论跨文化心理学》，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0年2期。
[3]（美）马尔塞拉等主编、肖振海等译《跨文化心理学》， 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4] 万明钢《跨文化心理学的兴起和发展对我国心理学研究的启示》，《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1989年4期。
[6]李洪秋《跨文化心理学简介》，《社会科学动态》1992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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