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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五四运动的八十周年，可供纪念的话题很多，白话文运动应该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白话是历史上早就存在的，并不是五四时期的新发明。但五四以前，白话只是人们的口头语言，到形诸笔墨，除了小说等通俗读物以外，用的都是文言。也就是说，人们只是在日常说话中才用白话，到写书面的东西时，除了专供一般群众阅读的以外，就都改用文言了。白话文运动的目的，就是要使人们由用文言写作，转变到用白话写作，使言与文一致起来。这看起来，似乎应该是顺理成章、极其便当的事。然而实际上却是困难重重，阻力极大。要不是经过许多先驱者的努力，发动了一个声势浩大的运动，恐怕还是难于普遍为人们所接受的。这只要看在白话文运动已经取得了胜利，白话文早已风行全国以后，一直到三十年代中期，还不断有人（譬如汪懋祖就是比较著名的一个）提出要恢复文言的主张，就可以略见一斑了。所以对先驱者们的功绩，我们是不应忘怀的。
胡适的不足在哪里？
在许多白话文运动的先驱者中，尤其值得称道的，当然首推胡适。胡适不但是五四时期首先大力提倡白话文的人，而且他的提倡白话文，与过去一切提倡白话文者有一个根本的不同点，那就是过去提倡白话文的人，只着眼于白话文的通俗易懂，便于群众接受。他们只在面对群众时，才觉得有使用白话文的必要，而并不想用白话文来完全取代文言文。胡适则公开主张废弃文言，专用白话：“要把白话建立为一切文学的唯一工具”。他不但努力提倡，还亲自实践。当时一般人都认为白话只能用来写普通的应用文字，至于文学作品则非用文言不可。尤其是诗，更被认为是决不能用白话来写的。胡适就特别致力于用白话来写诗，他的《尝试集》就是为了向人们证明白话也可以用来进行诗歌创作的。除了诗以外，其次被认为难于用白话来写的就数戏剧（“话剧”在当时还只是一个出现不久的新品种）了。因此在1919年，他又特地把本来用英文写的独幕剧《终身大事》译成白话，成为中国最早的话剧剧本之一。不管他的《尝试集》和《终身大事》究竟写得怎么样，他这种为了贯彻、推行他的主张而勇于实践的精神，是十分值得人们敬佩的。
当时反对胡适的人是非常多的，那些顽固的守旧派如林纾等人就不必说了。有许多人，如学衡派中的梅光迪、吴宓等人，一向是被列入白话文运动的反对派中的，其实他们并不笼统的反对白话文。他们都承认白话确有文言所不能代替的作用。如梅光迪说：“古文白话，……各有所长，不可更代混淆，而有独立并存之价值。”吴宓也说过“古文白话，各有其用”之类的话。学衡派中的另一位作者易峻更具体地建议按照文章的性质，区分文言白话的不同用途，使它们分道扬镳，各尽所长。他们所反对的只是胡适要废弃文言的主张。在这方面他们对胡适的批评是十分激烈的，不过同时却也是充分说理的，提出了许多很值得注意的意见。另外如刘半农，是与胡适同属新文学阵营里的人，并且也是白话文运动的著名先驱者之一，他对胡适一概废弃文言的主张也有保留，认为“文言白话可暂处于对峙的地位。”而胡适在这个问题上却绝不退让，坚决主张要用白话来完全取代文言，认为文言是死的语言，没有生命的语言，不应该再用。白话则是有生命的语言。今天的活人写文章，当然必须用有生命的语言即白话来写。现在回想起来，假如当时在这个问题上稍稍退让、妥协一下，不坚决反对继续使用文言，那么，白话文一统天下的局面，恐怕即使到今天，也不敢说是一定就能完全实现的。可是，在我们以往的现代文学史著作中，胡适被目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右翼的代表人物，对他提倡白话文的功绩，虽不能不加肯定，但总有许多保留，而且往往多所挑剔。而对他的缺点和不足之处，则常常有意加以夸大。这是不够实事求是的。
在胡适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主张中，当然是存在着缺点和错误的。但他的缺点和错误主要并不在于像过去人们所指出的那样，由于他属于资产阶级右翼，因此他无论在提倡白话文和反对文言文中，态度都是不够坚决、不够彻底的，只停留在文学用语的改革上，而且留有不少退让、妥协的余地。我们只要稍为认真地考察一下，就可知这种批评是完全不切合实际的。胡适的缺点和错误，恐怕倒正是在于相反的方面。他推崇白话，是因为白话是人们的口语，是活的语言。认为写文章就应该像说话一样，话怎么说，文章就怎么写。他对文章的最高要求，就是要明白如话。而关于表达的技巧、文章的艺术性等，很少在他的考虑之中。至于要向文言文学习，要通过汲取古文的长处来提高白话文的表现力等，则他根本想都没有想到过。因为在他眼里，文言是没有生命的语言，是死的语言。哪还有什么可取之处，哪还有什么可以继续使用的价值呢？所以他反对文言的态度应该说是十分坚决、彻底的。顺着这条坚决、彻底地反对文言的思路发展，他就得出了反对用文言所写的一切传统的东西的荒谬结论。这是当年许多白话文运动的先驱者们都往往难免的偏向，在他们热情提倡白话、反对文言的言论中，这种偏激情绪都程度不同地时有流露，为后来造成了许多弊端和恶果。
不能一概骂倒学衡派
在白话文运动已经过去了八十年之久的今天，我们再回过头去重新审视一下已经发生过的一切，就会发现当年学衡派所提出的一些意见是很值得重视的，学衡派真可以说是白话文运动的先驱者们的诤友。前面说过，学衡派并不反对白话，他们反对的只是胡适的废弃文言的主张。因此他们言论的着重点就集中在维护文言上面。他们之所以要竭力维护文言，是因为他们认为：文字不仅是表达思想感情的工具，也是文化的载体与表现形式。文言是我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寄托，废弃文言即是割断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联系。这是一。其次，他们认为文言作为一种文学语言，是经过了长时期的积累，在典雅的文学作品中不断被锤炼、加工而创造出来的语言，有很高的艺术性。而白话虽然明白易懂，却往往显得粗糙、生硬，缺乏文学价值。对胡适的“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的进化论的文学观，以及要以所用文字的死（文言）活（白话）来定作品价值的高下，更大加讥评。他们认为真文学自有永恒价值，不在时代之新旧。胡先骕《评尝试集》一文中说：“文学之死活，以其自身之价值而定，而不以其所用文字之今古为死活。”譬如荷马、乔叟的作品，用的虽然不是今天的语言，却是“不死不朽的活文学”，胡适的《尝试集》尽管用的是白话，却可断言其“必死必朽”，将立即成为死文学。
学衡派所提出的以上两点意见，即一、要尊重传统文化，不能撇开过去的传统而空谈现代的发展。二、为了重视文学的艺术价值，必须向文言学习，汲取和借鉴古文的长处。即使到今天，还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过去我们对学衡派采取一概骂倒的态度，把他们划入反动阵营，实在是太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了。这可能是因为近几十年来，我们一直把立场问题看作是一切工作中的首要问题，于是严分敌我界限，便成了我们的一个光辉传统。凡是不和我们唱同一个调子的人，我们对他们都不免心存疑忌。如果他说的是我们不爱听的逆耳之言，那我们就更是常常会毫不犹豫地把他当作敌人来打。长时期来，我们即使在对待以探求真理为目的的学术问题时，所采取的也是这样一种态度。这是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的。
从今天来看，白话文运动当然已经取得了全面的胜利。但是，回想当年，一些先驱者们都把主要精力用在利用白话来作为启发民智，唤起民众觉悟的工具上，少有余暇来顾及艺术性的问题。陈独秀当时曾注意到这一点，他在1918年所写的一篇文章中提醒大家：“白话文……不注意文学的价值，那便只能算是通俗文，不配说是新文学。”要不是后来经过一代一代作家们的不断努力，写出了许多能够引起人们爱好的真正具有文学价值的作品，白话文恐怕还不一定能站稳自己的脚跟。直到今天，白话文似乎还存在着词汇和句法的变化太少，写作者又不大重视艺术性的问题。在白话文运动八十周年的纪念日即将到来的时候，提起这一点，希望引起注意，应该不算是多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