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教化何以可能——论共同体、公民性与人性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性论文,共同体论文,公民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298(2011)03-0026-08
我们的人格是作为公民时才出现。
——保罗·利科
存在脱离公共生活的人性吗？人性的培育是否与共同体的品质无关？人与社会的关系是否能够解释共同体与人性的教化之间的复杂性？本文通过共同体与公民关系的论证，说明共同体生活对人性的展示和教化，说明公共生活是人性得以优秀的教育根基。
桑德尔提出了三种不同性质的共同体：工具性共同体(the instrumental conception of community)、情感性共同体(the sentimental conception of community)和构成性共同体(the constitutive community)。[1]
工具性的共同体是一种手段性或者功利性关系构成的共同体，它具有实质性的目标，实现具体特定的目标，如经济增长。这类共同体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是工具性的关系。工具性社群的联系纽带主要是功利性的，它对于成员的认可模式基于功利或手段——目标关系，这种组织所需要的品德是职能性的道德与纪律，也就是有利于集体目标实现的工具性的规范或品格。
情感性的共同体是指一种情缘性的社会单位，如家庭、族群等，也称作团结性的社群，个人之间是因为血缘、亲情等纽带联系在一起，或者是家庭的血缘亲情，或者单一族群的共同文化，成员相互之间形成直接的互动关系。在团结性的社群中，相互需要、同情和爱、同一性认同是基本的道德原则。
构成性的共同体，是指个人以共同的身份形成的平等关系的社群，社群是整体的公共善的维护者，承载着传统、文化、公共福祉，并且个人与社群的关系是建立在个人的完整性的公民身份的承认和发展之上的，社会成员作为平等的公民相互联系。①公共道德、公民德性作为基本的道德的要求。
构成性的共同体是建立在平等关系意义上的公民共同体，因此也是政治共同体②，之所以是政治共同体，是因为社会成员彼此建立关系的纽带是非工具性的公民身份，这一公民身份既是政治社会法定的成员资格，又是在公共的共同生活中实践的独特的公共性(civility)，既表达了法治基础上的平等关系，又体现了价值意义上的道德关系。所以，政治共同体是时代相继的合作体系，在这个合作体系中那些从事合作的人都是自由而平等的公民。[2]
政治共同体的条件是平等的公民身份，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模式是以公民身份为基础的互动。在这样的共同体中，人们同意并承诺平等地生活在道德、伦理和法律结合关系所构成的政治共同体中，特别是对于共同生活(合作、协作)准则的理性认可，对于所有公民的平等身份的承诺。这种承诺不是出自同情、怜悯或者亲昵等，而是出于平等的身份所蕴含的对等的权利和资格。
政治共同体只可能是(而且必须是)一个用相互的、共同的关心和合作建立起来的属于所有成员的共同体，为此，每一个人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这不仅是公民相互之间平等的权利与义务，而且也是公民个人对于共同生活承担的权利和义务。因为国家是共同生活的实体，国家因此也对等地担当对于公民的义务和责任。[3]所以说，身份与地位的平等、权利与义务的平等只有在政治共同体中才能得以保证和实践，或者说，人所能够拥有或者实现的严格意义上的平等，只能存在于政治领域。只有保证公民身份及其公民实践，人才能拥有平等。
政治共同体促进的是每一个公民的福祉[4]1，否则共同体没有意义，政治没有意义。政治共同体以公共福祉的形式促进每一个公民的福祉，不仅为了生活在当前的公民的福祉，而且是为了千秋万代的公民的福祉。[4]90政治通过理性言行而形成平等交流、互动合作的共同体，目的就是通过公共善的实现而促进公民的美善生活。这是每一个公民共享的美善生活，也是公民追求个人福祉的必要条件。只有政治共同体才能平等地关怀每一个公民的福祉，也只有政治共同体有意识地追求公共善，因为只有政治共同体才能把人作为平等的公民对待，才能形成平等的互动关系，才能正义地对待每一个人，保障每一个人的平等权利。只有通过政治共同体，公共利益才能得到维护，个人福祉的丰富所需要的公共福祉的改善才能实现，这样，个人福祉和公共福祉才能形成和谐的关系。
凭借政治共同体形成的公共生活，每一个人丰富的生命源泉和能力在共同体的多样化的机会和活动中，得以活跃、展现和发展。个体依靠共同体的不同的成员之间的相互合作而完善自己，依靠分享所有其他人共同创造的丰富的集体性资源而实现自己的目的，这是一个人获得德性、理性和个性的发展的根本条件，因为共同体的共同合作蕴含了传统的、集约性的文化能力和思想资源，也创造无限丰富的活动形式，这些不仅激发个人的力量和精神，而且也弥补单个人面对复杂的环境的柔弱以及不完善，是一个人终身获得教育的方式。人的文化经验的学习，人的多样性之间的互补，差异性之间的交流，互相协助，不同兴趣之间的相互激励，共同道德的相互砥砺，只有在共同体的合作形式中才能实现。共同体的制度和方式影响着公民，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或限制着人们的道德理想和个人抱负，影响着公民对于未来生活的憧憬和希望。
如果说每个自然的人在共同生活中超越了自然性而实现了人之为人的特性，那么，正是因为政治共同体的发展，使得人加入了非自然的、有美好理想的共同生活，不仅分享着共同性的经验，而且参与了共同体的发展与治理，共同参与了公共生活的创制，在这一过程中，人性品质获得了卓越或优秀的发展，所以，公共生活的实践所发展的公共性和公民性是人性教化的核心。[5]公共生活展示人的品质，如果脱离了公共生活，或者没有形成公共性和公民性，面向人性优秀的教育或发展根本就不可能，因为人性恰恰是在公共生活中形成并展示的，也只有在公共生活里才能够被提升。③亚里士多德把人定义为政治的动物的理由就是人——每个自由人都生活在共同体中，与他人一起生活，与他人一起行动，就是通过思想、言说和行动参与共同体的公共生活，这种共契性的参与和合作不仅使共同生活追求美善，同时也教育人，使人性在公共生活中得以砥砺，得以提升。
政治共同体不是社会，个人参与共同体的公共生活也不是简单地过一种社会生活。社会仅仅是人的群体性的表现。政治共同体不仅表现了对于共同生活的愿望，而且表达了对于良好社会的渴望和选择，不是任何一种社会都对培养高尚的人性有积极的意义，那种腐败的社会、专制而压迫人剥夺自由的社会就不是培育人性的社会，而是扭曲人性的社会。④也许，自然的群体生活难于抵御种种伤害美善生活的危险，难以建构人得以成长的环境，因此，需要共同体对于共同生活的治理，需要共同体以伦理的方式合理性地建构和再建构，从而抵抗那种破坏人的生活希望和精神自由成长的专制、腐化的制度，抵御那种败坏人的德性和理性的腐败的制度。从这个角度看，人的社会性无法为共同体和公民自身的行动提出伦理的向度⑤，无法成为人性的教化的可能基础。
建设和治理政治共同体实际上是一个艰难的任务。在市场主义和消费主义弥漫生活的过程中，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经济利益的欲望，社会不断地经济化，不断地分化为单纯获得功利性和工具性目标的经济单位，国家和政府对应于这种社会和生活的经济化，不断地以实质性的经济目标替换国家缔造政治共同体的目的，政府成为技术性的管理机构，不再营造社会成员之间的道德联合方式⑥，其结果是社会不能成为连接人们的情感与道德的家园，而仅仅成为把人们的理性、才智、道德当做牟取实质利益的手段，或者说把人工具化，以实质利益关系扭曲人与人作为完整存在者的道德关系⑦，国家的治理性(governality)不断消逝，社会及其成员以财富欲望为转移，国家成为难治理的工具体。共同体的理想不再成为国家的实践，也不能成为公民的愿景，人与人的道德伙伴的关系以及通过共同体建构的平等身份被消解，社会成员以消费者或市场人身份从事各种交易活动，人由经济竞争能力被分层，“人逐渐被推向一个既冷酷又充满敌意的世界”。[6]
人与人的市场交换关系本来附属于人与人的政治关系，因为政治关系是人的基本关系，政治关系显示了人在追求共同的美善生活中的伦理性的合作关系，市场化社会却以经济的竞争和交换关系取代了伦理性的政治关系。虽然现代市场经济对于经济的自由交易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市场交换关系却成为人与人的基本关系，这样，通过共同关心公共善而形成的相互的合作，变成了在经济利益上的交换或互利，每个人都被看做是私利化的个人身份，公民的公共生活的认同被淡化，人与人的关系变成紧张的竞争关系。
在这种市场社会里，公民的私人结社虽然可以抵挡社会分离化，可以替换公民个人的公共生活，但是这种结社依然是团体性的，而不是公共性的。⑧虽然其结社的后果具有一定的公共意义，但是其目标是具体和实质的，与公共认同是无关的，纯粹由个体的私人身份基于实质目标和取向的工具性目的而形成的群体无法建立起具有包容性和自足性的公民的政治社共同体。⑨从这些现象看，市场主义和消费主义威胁着政治共同体的建立。
对政治共同体的威胁还来自集权主义和极权主义者，表面上看来，他们试图维护共同体，但是由于把共同体看做是一种工具性的具有实质目的的共同体，他们必然把共同体本身和共同体的成员看做是工具加以操纵，控制成员生活的方方面面，要求个人完全服从共同体，服从某种片面的利益目标，这样，就以维护公共利益为由，对于个体的自由和权利加以剥夺，对于传统的伦理实体如家庭、行会、公民团体等加以破坏，对于共同体的公共性加以扫除。在集权主义和极权主义情况下，所谓的共同体其实仅仅是特殊的派别或者对抗性的利益团体，为了公共福祉的政治共同体其实是不存在的。国家本身因此缺乏公共性，并且这样的共同体对于公民身份是否定的，对于公民的正义的追求和公民的自由等权利是否定的。在这个意义上，极权主义及其任何变种都会消灭以公民身份为基础的共同体，它们不能、无法、也不愿意承当政治共同体的真正的义务。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教育仅仅是培养奴性的训练，培养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品质的教化根本无法实现。
阿伦特通过对极权主义的研究，认为最根本的是要保证公民享有权利的权利，保证人们归属于一个保护个人权利的政治体的权利。当前的生活处境是，愿意承诺并能够保障一切权利的共同体不复存在，这是已经降临到我们头上的严重灾难。一个合理性的政治体自身的丧失，必将使人性彻底扭曲，因为人性得以真正锤炼的政治共同体不复存在，人的共同生活所需要的平等、正义、自由等价值得不到承诺与实践。[7]人性得以优秀的教育实践在这种境地下不复存在，所以，培育人性在专制主义的机制中是非常艰难的。
政治共同体为每一个成员提供了无支配的措施，因为政治共同体不是外在于公民生活的，而是自由而平等的公民的合理性实践所构成的，专制的体制如专制的心态一样，都会破坏政治共同体；颓废的以市场为取向的消费社会如同自私狂妄的自我中心主义一样，也会消解共同生活。如果，我们珍惜我们的公民身份和我们的自由，我们当然就得珍惜使得我们的公共生活得以可能和使自由得以可能的共同体。
在当前的种种现代性的问题中，政治共同体如何可能？政治共同体一方面必须适切现代性的处境与条件，另一方面不能忽视“政治共同体”的伦理性格和合理性的建构。作为公民共同体，政治共同体是公民的道德性的结合，但是这一结合不是为了去实现某种具体的实质性的目标，而是彼此承认自由与平等的身份，彼此以友爱的心灵相互对待。公民精神的培育与公民制度的建构因此是政治共同体发育和发展的关键。
政治共同体是由公民所组成的，而公民之间是自由而平等的，这是政治社群的公共性所决定的，也是其正义原则所要求的。自由而平等的公民身份是通过法治而实现平等交往，同时也通过公共的伦理规范而提升公共生活的品质，通过公民的美德而促进公民之间的友爱关系和公共生活境界，这样，政治共同体由法律、伦理规范以及公民的美德实现公民之间、公民与国家的相互交往，同时，促进公共善变成了公民共同关注和共同合作的政治纽带。
人以公民身份生活，就是人政治地生活。政治地生活其实意味着人公共地联系在一起，而不是指人单纯地处于社会关系中，政治地生活意味着人在自然的社会关系中多了一层公共生活的关系，也就是人处于相互促进美好生活的关系。政治以一定的制度、规则、价值导向和生活形式，包括社会关联方式，形成由平等身份的公民组成的社群。政治是实现公共生活美好的方式，是公民生活实践的形式，也是公民实现社会合作的方式，正如公民不能脱离政治生活一样，政治共同体不能离开公民而存在，政治本质上是公民的。
公民身份或公民性(人性)是由在政治共同体(人类共同体)中的共同合作生活所构成的人的普遍的、积极的性质。公民概念反映了这样的人的理念，那就是能够积极参与共同生活，具有公共生活理性的人，尊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性、承担道德义务、参与社会合作的人，通过公共生活而促进公共利益的人。公民作为人的理念不是低于人性，而是超越了纯粹自然性或社会性，超越了从抽象的人性意义上定义人的权利与义务，而是把个体性与公共性结合起来，把共同体生活的合作、和谐、丰盈、正义以及共同体生活的复杂形势看做是人性得以依托和实现的必然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公民性是人性的实现，或者说，只有公共生活(包括教育)才能培养人性。
公民身份或者公民性表达了新的人格理念，这种自由和自主的人格，走出了受强迫意志控制和奴役的隶属人格，在共同生活中寻求自我了解和自我肯定，体察自己生活的超越价值和终极目的，并且在合作生活中实现自我价值的实现和肯定。这种品格不是离经叛道的孤傲不驯，也不是追求与众不同的自我表现；不是漠视一切伦理道德和法律的叛逆，也不是懒散的自我放纵和自我放弃；更不是把个人利益的实现看做是人生重大成功，而是把个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看做是重大抉择并因此而以言行参与其中；他以平等的权利和共同生活的德行看待自己和他人的关系，不仅追求个人自我抉择的生活理想的实现，也促进公共福祉的提升；他不对他人和共同体进行功利性的手段盘算，他遵守共同体的法规和伦理，而不喜欢被他人所操纵和控制，更不容压制或压迫。这样的公民透过自我价值而培养个体之性情，也通过共同生活培养公共之情怀，把公共行动看做是个人获得人性提升的重要方式。这既是自由、平等、利群的公民，又是积极、丰盈、实现自我的个人。
公民是参与社会合作的自由、平等的理性存在者。公民身份以及公民生活的实践在理念和实践上规定了共同体与公民之间的正当的关系，也是公民与共同体之间的正义实践，这是双向的，也就是说，如果共同体的成员在人性本质上是公民，那么共同体承诺以公民的方式对待公民才是正义的，另外一方面，公民正当地行动或生活才是正义的！这两个方面是缺一不可的。如果共同体以任何形式的暴力或者霸权对待公民，共同生活的合作形式因为共同体的不正义会被瓦解，公民的正义感以及正义实践将遭受打击，共同生活的福祉将不存在；如果公民的正义感或正义的实践无法修复，或者非常脆弱，即使政治共同体尝试建立正义的制度或公共实践，那也意味着人们缺乏正义感而流产或者扭曲以致败坏。⑩
共同体对于公民身份的认同是重要的，决定了共同体如何对待成员的方式，也决定了共同体的性质，决定了共同体的生活方式，决定了共同体的成员相互联合的方式。只有确立了公民身份及其平等，才使得共同体真正实践正义、平等地对待公民的方式，才能真正形成公民之间友爱、团结、公正、和谐的道德关系，以及为公共利益着想的公民精神。也只有在共同体内的公民身份的确立，人的权利才能得到共同的认同和尊重，因为公民身份是相互性的，是一种共同拥有。在承诺权利对等的前提条件下，公民身份才是共同拥有的。只有在承认公民身份的政治共同体内，公民才能对于正当的权利怀有共同的尊重态度，公民享有的权利才是平等的。[8]
公民因为其在公共生活和共同合作中身份而平等，同时也被当做是平等的。共同体的正义就是表现在平等而自由地对待公民的方式上，因为公民身份是人们在政治共同体中拥有的身份标志和拥有的尊重。公民被看做是平等而自由的个体，他们的生活理想需要得到同样的尊重，他们发展理性能力和实现生活前景的基本条件应当得到平等的保障。公民身份代表着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人格，这意味着公民在共同体中不能受到奴役和压制，而是享有平等的权利和地位。
公民身份才能保证自由。这意味着，虽然每一个人在本体论意义都有自由意志，但是人的自由只有在政治生活中体现。一方面，公民的自治建立在自由基础上，因为自由本身向公民提出了自我治理的要求，另一方面，公民的自由就是没有任何主体之外的权力可以对主体实施任意的控制、强迫和压制。自由意味着排除支配和依附的关系。自由是公民身份的保障，它是公民能够真正地自主行事而不必担心强权的反映，这样，公民才能真正地摆脱任何的屈服、顺从、畏惧和奴役状态。[9]这既是公民锤炼或优化自己人性的方式，又是公民获得人性教化的基础。如果公民不能享有基本自由，那么公民就不可能选择和实现自己独特的生活理想，不可能通过自主的生活行动为公共福祉造福，就不可能通过在公共领域中的自由的言说和积极的行动为公共利益而展示自我，公民的品性和气度(人性)就会受到限制。自由是公民身份实现的生命线，因为自由宽容和鼓励公民通过选择形成多样化的自我创造形式，支持着公民追求多方面的卓越和优秀。公民的自由是人性得以卓越的基础。[10]313
公民的自由远不是单个人在没有恐惧和没有奴性的状态下生活，更不是自己躲进山林获得安宁；自由在于与其他同样没有恐惧和奴性状态中的人们共同生活。只有当社会不仅把自由分配给每个人而且也平等地保障每个人的自由时，个人才真正地享有自由。假如有些人的基本自由受到限制或否定，就不可能有相互尊重基础上的社会合作，即使个人躲进小楼成一统，但其实依然无法摆脱压迫的威胁。自由只有在共同体中也就是在公民的身份得以肯定的条件下才能实现。
公民身份包含着对于共同生活的制度、环境的批判性反省，因为个人的公共认同是建立在自由之上的，也依赖于公民身份拥有的对于公共生活的归属感。归属感使得公民依托和实现公共生活，而自由使得公民依赖自己的深刻判断力对共同生活的制度、规范等进行审视，从而把自己的批判性认同和建设性认同结合起来，实现公共生活的制度改善。这是公民的正义感的表现，也是理性能力和道德能力的自由运用。正是所有参与社会合作者的公民共有的理性和道德能力，共有的自由和平等身份，政治共同体才把实践公民平等和自由的正义原则作为政治或制度必须拥有的道德，公民个人也把实现社会正义(所有公民以平等和自由相待，或者说相互正义地对待)作为公共的道德原则。因此，只有在全体公民身份得到政治共同体的承认之下，政治社会才可能严肃地承认和对待公民的自由和平等，这样制度或环境才会具有教化人性的作用。
成为公民，就是去实践一种公民的生活。一个公民在公共生活中，正义地对待其他公民和共同体，尊重和保护其他公民的自由和平等，保护共同体的公共秩序和公共权力的正当性。在社会合作中，在共同生活中，公民通过正义的关系的建立，正义感的表达而践行美德，还有什么样的生活比共同生活的方式砥砺人的品格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许才能理解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只有城邦的生活方式才能完成或实现人的本质。共同体的存在方式帮助人展现美德，提升生活的道德视野。如果一个人仅仅靠个人德行的修炼，去关注、同情、帮助他人的痛苦，这样的个人德行无疑是高尚和可嘉的。但是，这怎么能够与那种在种种危难、障碍、困苦、风险之中还为共同体的普遍福祉而思考、而行动的公民美德相比呢？怎么与那种平等地、关爱地对待生活中的每个人，善意地、正派地对待此地和远方的陌生人，在共同生活面临危机和威胁的时候正义地判断、担当的公民的公共理性相比呢？
公民通过教育和生活实践本身获得了公共理性。(11)这不仅是公民参与公共生活，形成对共同生活的价值体系和共同目标的认同的基础，而且也是公民在追求个人良善生活的必要品质。公共理性表现为公民个人对共同生活的正义价值的判断和认同，表现为公民的正义感和为正义的实现而承担的责任承诺，使得他们在反思的基础上摆脱盲从、依附和他治的状态，脱离麻木、冷漠、自私、虚伪的状态。[10]19公民在独立判断的基础上不仅形成了公共有效的正义观念，而且按照正义价值来形成自己自主行动的目的，按照公共生活的正义原则通过理性的言行而展示自己。[11]公民的公共理性在这个意义上是自主和志愿地用正义原则指导个人的行动的意愿和能力，也就是公民对公共生活的福祉和他人的福祉充分关怀的能力，这是公民的实践理性对公共生活的价值目的判断能力。这不正是人性的充分成长吗？
公民是一个经过教化的自由人的实践身份。公民的精神品质、公民性是公民能力的象征。缺乏公民的能力，任何人无法进行公民实践，也就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公民身份，也就无法实现人性的崇高部分。这意味着公民身份的实现与公民的教化存在着难以割裂的关系。共同生活本身包含着对于公民品德的培育，包含对人性中善的力量的发挥。公共生活为每个人提供了广泛交流学习的机会，并且个人自由的维护保证了公民自由想象和行动的空间，公共生活的方式、制度和法律、规范都提供一种高尚的教化的环境。离开了公共生活或者共同体，人性就根本无法得以展示、历练和优秀。
教育是人的公共生活的重要领域，教育是通过引导人在教育中自我展示而实现培育人性的目的，每个人的教育生活的过程就是在共享人类的经验过程的展示自我、提升自我的过程。个人的展示，也就是在共同生活的世界中，展示着人是谁和人应当怎样行动。这是一个理性言行的展示，也是一个人的整体的展示，这个展示本身就是成长本身，没有这样的展示，就没有经验的整体性的更新，也就是没有个人人格成长。教育是通过共同生活而培育公民的实践，因此，教育不是一个私人的世界，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而是为了一个共同的世界。我们通过教育所获得的品质都是在公共领域中通过行动而实现的品质，也是在公共领域中使用的重要品质，是一个人进行公民生活的品质。这当然需要教育超越单纯的消费性和私人性，真正地具有公共性。现实的中国教育只是实利主义的，它把人们引向对金钱的生活方式的追逐，为人们准备的是生存，而不是生活，培育的是战斗、竞争获胜的意识能力，而不是合作、相互造福的意识和能力，培育的是市侩式的自我放纵者，而不是具有公共精神的公民，虽然在教儿童学习知识，但是却重视的是智力，而不是理性。也许，这也是教育缺乏正义的一种表现。
一个好的教育实践，或者说伟大的教育实践，就是看是否站立在公共性的立场而丰富和升华人性，让人的高尚的、珍贵的精神力量——关切公共福祉的理性行动的力量，那些蕴藏在人的身上的自由而负责的道德品质充分发展起来，而不是仅仅通过某些知识、某些制度抽象地培育抽象的人的属性。就人性而言，伟大、高贵、优秀的人性从来都表现和实践在公共生活中，而不是在脱离共同体的私人领域里。教育如果失去了公共生活的维度，仅仅关注个人生活的需要，而且把这样的需要抬高到人性的角度，那教育根本就忽略了人性的本质。
人性的本质就是人的生活的公共品性，也就是公民性。教育要真正地培育优秀的人性，就必须让人的公共品性——公民的风范和德行得以展现。如果不是如此，现实的教育活动不过是野蛮人的教育，虽然教人技术、技能，但依然是欲壑难填的野蛮人，一种装置了高端技能却没有人文的野蛮人。这样的野蛮人无法在公共生活中正义地行动，因而无法获得信赖，无法照料我们的生活的共同体。教育，归根结底是为了培育伟大的人性，这不仅是为了实现人伟大而高尚的优秀品质，同时也是为了共同创造共同生活的精神家园，建设一个自由平等的、值得归属或认同的共同生活的共同体。教育如果不是为了这样的共同生活的实践而使公民的人性实现优秀，那么教育是为了什么呢？
注释：
①社群主义认为，社群是其成员自我认同的核心，任何个人都拥有一定的目的、理想、价值，而这些构成自我的东西恰恰是由社群决定的。因此，社群构成了个人对自我的认同，界定了自我是谁。社群是人们为了达到更大的公共利益而组成的人类团体或关系，这是政治社群。多数自由主义者看来，社群对于善良生活来说，既不是必需的，也不是善的，而只是工具性的。相反，对于社群主义者来说，社群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善的。
②政治共同体与社会不同，社会是一个纯粹描述性的语词，指一些人之间因为利益相关而建成的有效达成目标的一种协作关系，共同体是指有道德价值的联合方式和联合关系。构成政治共同体必然依赖本质性的非功利的联结方式，这一联结方式基于公民身份以及公民道德，也包括公民情感。政治共同体无疑是理想的。这不同于情感性共同体，或者如滕尼斯划分的有机性团体和契约性社会的任何一种。契约性社会其实也排除了成员之间的平等关系。
③公共性和公民性是在公共生活中建构和被建构起来的。这摆脱了自然的、抽象的、普遍的人性设定，而把人性看做是在现实的生活结构中被建构的性质。
④中国教育学在谈到教育与社会的关系的时候没有触及这一点，在谈论教育的社会目的的时候也没有论及为什么样的社会服务的问题。这样就忽略了社会的性质和品质对于人性的影响。无疑把人与社会的关系简单化了。杜威在理念上为社会的定位是民主生活的社会，只有民主的社会生活才对培育人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⑤社会性仅仅指出了人事实上具有的社会属性，说明了人与社会不可分离的事实。没有人会否认或者能够否认这一事实。但是，这种事实性的解释无法推导出人应当怎样在社会中行动的伦理原则和方向，也无法提出社会的伦理向度，从而笼统地、表面地解释人与社会的关系，造成诸多的困惑。教育学中人与社会的二元对立的难题就是这种表面的事实性解释所造成的。
⑥道德联合方式是指共同体的存在形式把公民们联系在一起并相互交流的关系。道德关系因此表达了具体的原则，规定了义务，但是道德关系并不是具体的、实质性的利益，而是建立在身份认同(公民身份)上的抽象的关系。哲学家奥克肖特对于这一点有详细的论证。见奥克肖特著《政治理性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167页。
⑦我们可以把人与人的关系分为工具性关系和道德性关系，工具性关系是功利的，带有实质的工具目的，把相关者看做是满足“我”的需要或欲望的工具，而道德性关系是非功利的，是建立在相互性之上的抽象关系。
⑧公民结社当然具有重要的价值。一方面，由于它们在实质性目标的实现上具有有效性，能够促进或者有助于个人的实质性的价值目标的实现，因此对于个人福祉的丰富具有意义；另外一方面，社会的私人结社使得社会目标多元化，使得社会目标在不同的领域都能够得到体现，从而促使不同的社会实质性目标能够实现，这从总体上也是有助于社会福祉的增进。更为重要的是，私人结社由于目标和个人自愿选择，形成了多元化的社会团体，这使得社会不断进入多元化，不易形成同质化社会，这种社会利益或实质性目标取向的多元化，使得权力免予过度集中，从而进一步保障了自由。
⑨在西方现代性政治社会的演进中，人们各自经过自己的选择而彼此出于自愿而形成了私人结社，这是一种工具性的社团性质的团体，这种社群的基本性格是具有实际利益和实质目标，就像是一个企业之组织，通过商议和协调，形成或者约定俗成(传统上)一致认可的社群行动目标，并为了实现这种目标而设定规则和行动准则或章程，制定内部的制度，也就是说，必须安排政策和管理的实践机制。这种实践机制不仅是一种规范和指导成员的相关行动的约定标准，而且也构成了一种内部的语言，以促进成员的相互了解和沟通，同时促进成员的发展和自我认同，这种制度也构成了达成具体确定之目标的手段。这种社群就是基于个体的自我取向而选择的社会性群体，虽然它也有内在的规则和伦理的要求(职责、守则、标准、责任和义务等等)，但它是为了满足基本需要的具体目标的，而且这一基本目标是社群的根本标志，如商贸性质的、快乐嗜好性质的、工作行业性质的，等等。社会的工具性群体是多元的，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工具性群体也存在道德价值上的可相互比较性，这一点非常重要，一个以经济上获利为目标的社群或者以获取某种独特的知识为目标的社群如天文学爱好者的社群在道德价值上是可接受的，但是也不排除那些基于自愿选择而形成的团体所力图实现的目标在道德上是不可接受的，即使他们不伤害他人的利益。所以，公民的道德风尚和道德价值的取向对于一个社会的多元化的社群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
⑩政治共同体的生活方式以公民之间的公民性(文明风尚civility)形成相互对待的道德标准，这是在公民对于公共事务的正当和公共善的问题上相互合作共同促进的目的上形成的风尚，这同时也使得公民之间的个人生活的理想、利益、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冲突的解决具有了普遍性的基础，使得公民在这些方面的差异在公共价值的基础上获得共存和和谐。
(11)在一定意义上，公共理性牵涉的是个人对“我们是谁”和“我们在一起怎样生活”的价值反思，个人理性是对“我是谁”和“我应当怎样生活”的价值审视。公共理性把个人言行指向公共生活的目的——公共福祉，公开、公正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并且追求言行的卓越、追求公共的德行是在这一理性的指导下实践的。这是在分享、协商、合作、公正、关怀、共存、共荣的基础上的个人之间的交往理性。而个人理性指向个人生活的目的——个人福祉，是个人对自己生活的“善”的理解、判断、选择和行动。这是个人追求的个人生活的完善和价值生存的领域；这是个人理性在个人生活领域中的特殊表现；这是形成多元的、丰富的个性的基础。一个人的整体生活在实践理性的指导下把公共生活的价值判断能力和个人生活的价值审视的能力结合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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