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与自考：从比较到借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举论文,自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773(2001)02-0006-04
科举考试与自学考试分别作为中国古代和当代的大规模社会考试，彼此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对这两种在各自所处时代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的考试制度进行全方位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客观公允地评价历史、理性冷静地观照现实、达观自信地展望未来。从一定意义上说，科举就是中国古代的高教自学考试[1]。然而，科举与自考毕竟是功能不尽相同的两种考试，所处的社会背景亦不相同，故二者在考试对象、考试内容以及考试结果的使用上必然有所不同。但二者同为大规模的开放性社会考试，在考试的组织与管理上又必然存在共同之处。笔者曾在《科举与自考：历史与现实的观照》一文（载《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0年第3期）中，对科举与自考进行过外部关系的宏观比较。本文将视角投向考试制度内部，分别从考试对象与考试层级、考试内容与考试形式、考试组织与考试管理等角度，对科举考试与自学考试进行微观比较。
一、考试对象与考试层级的比较
科举考试与自学考试均为开放性考试。科举将官僚系统向全社会开放。从隋唐到清末，报考限制越来越少，清代除娼优、皂隶之家与居父母丧者外，原则上人人皆可报考。与科举考试相比，自学考试的开放性有过之无不及。自学考试的报考者不受年龄、性别、已有学历、职业（系统委托开考的专业除外）、民族、种族、身体条件和居住区域的限制，且无阶层等级之别，即使狱中服刑人员亦可报考，真正做到了让人人享有受教育的平等机会。作为一种专业教育，自学考试的开放性还体现在专业选择上，即考生可以自由选择专业报考，且所选专业没有数量限制。
科举考试在中国历史上的长期存在和自学考试的逐年发展充分说明，无论是官员选拔制度还是教育制度或考试制度，也无论所处时代背景如何不同，唯有向社会广泛开放，才能迅速融入所处时代并占有一席之地，也才能获得旺盛的生命力。
从考试层级来看，科举考试与自学考试都遵循逐级推进的原则，且各层级之间关联紧密。其中，科举考试中的后一级考试资格之获取须建立在前一级考试通过的基础上，因而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独立的考试体系。按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所颁科举定式，科举共分四级，即童试、乡试、会试和殿试，考中后取得的称号分别为秀才、举人、贡士、进士。从乡试中试者举人以上，便可取得正式的科名和资格，可以通过铨选出仕为官。自学考试也同样层次分明，设有中专、专科和本科三个层次，各层次又有不同类型，例如本科层次就有专本衔接制本科、一贯制本科（高中起点本科）和独立本科段（专科起点本科）三种类型。与科举所不同的是，自学考试的有些层级可相对独立，例如一贯制本科对报考者不限学历；衔接式本科的基础科段也不限报考条件，但其本科段则要求报考者具有专科毕业学历。由于自学考试层级多样、要求各异，因此比科举考试更具适应性和灵活性。这正是自学考试成为高等教育诸形式中最新却发展最快的重要原因。
二、考试内容与考试形式的比较
限于科举的文官考试性质及其所处社会的文化水平，科举一般只考儒家经典知识和文史辞章，其内容大体不超过人文政法学科知识。唐代科举虽有明算科，但也只是科举考试的支流。科举考试采用口试、帖经、墨义、策问和诗赋等形式。明初制定科举成式后，八股文便成为科举考试的专门文体，而八股文又是年复一年地从《四书》、《五经》中命题，主考官为避免试题重复，以防举子押题，有时不得不出一些偏题、怪题。而士子们为在激烈的科举考试竞争中获胜，也挖空心思于八股文的制作。发展到清末，八股文终于从命题到答卷都走向作文的死胡同。其实，八股文等古典考试题型，是能起到一定的智力测验作用、选拔出智商较高的从政人才的，但往往考用脱节，学非所用，而且强化了“重学轻术”的传统。由于考试内容的空疏、考试形式的僵化，科举考试到清末已如强弩之末。当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被打开之时，清政府所进行的科举革新，已无力挽回积重难返的科举考试走向终结的命运。
自学考试不是文官考试，而是高等专门教育性质的考试，其目的在于通过考试培养具有高等专业知识与技能的专门人才。因此，自学考试所测试的是具有高等教育水准的各种专业知识与技能，考试内容也不仅仅是人文知识，还涵盖了自然科学知识，即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基本知识。考试形式主要有选择、填空、简答、论述、作文等，与科举考试的帖经、墨义、策问、诗赋等有相似之处，或者说源自后者并有所发展。
由此可见，任何一种考试，其内容总是与其所处社会紧密相关的，即考试内容要受制于社会发展水平和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考试内容的片面性与考试范围的狭隘性，是科举考试制度走向衰亡的重要因素。科举制度的命运给予自学考试的深刻历史教训就是，唯有考试内容反映时代的水平，体现时代的要求，并采取灵活多样的考试形式，自学考试方能在众多的高等教育形式中凸显自身特色，保持长久的生命力。另一方面，从自学考试的常用题型对科举考试的继承性来看，又说明自学考试完全可以从中国古代的考试制度中汲取营养。而这正是我们着力研究科举考试制度的重要原动力。
三、考试组织与考试管理的比较
作为大规模的社会考试，科举考试和自学考试的组织过程与管理环节都十分繁复。从报名、命题、考试实施到评阅、录取等，都各自形成了一套严整的系统。
首先，科举考试和自学考试都有相应的报名作弊防范制度。多数朝代的科举考试报名实行结保制度，一同投考者要互相结保，若有作弊不实之处，查出后所有同保人三年不得赴举。自学考试的报名一般以身份证为主要证明。
其次，都实行严密的入闱制度。科举考试实行锁院制，考官“既受诏，径赴贡院，以避请求”。锁院后临时集体商定草拟试题，边刻边印，并指定专人管理试卷。直至考试完毕，评定完试卷，考官方可回家。自学考试每次考前也分别实行命题与印卷入闱，但由于是间断入闱，期间易造成泄密。两相观照，自学考试在命题上的保密性显然不如科举考试。如何加强自学考试命题的保密性，可以从科举考试制度中寻求参考借鉴。
再次，二者都制订了严密的考场作弊防范措施。明代制定科举成式后，考场制度异常严格。例如明代的乡试中，考生在入考场时要经搜验官严格搜身，防止挟带。明末艾南英在《天佣子文集》卷十三中就专门提到举子进入考场时所受到的搜身之苦：入场时，“每诸生一名，搜检军二名，上穷发际，下至膝踵，倮腹赤踝，为漏数箭而后毕。虽壮者无不齿震冻栗，腰以下大都寒冱僵裂，不知为体肤所在。”可见，明代举子进入考场时，情形十分狼狈。而一旦发现有“挟册”行为，就不仅被逐出考场，取消乡试资格，而且要受到刑事处分，并革除秀才的身份，使十数年的苦读成果付之东流。为防止裙带相接，科举考试还实行主考官的亲属回避科考的制度。明清时期甚至实行地域回避制度，即主考官不得用本地人，阅卷官也不得批改本省考生的试卷。
自学考试也制定了严格的考试规则及奖惩条例。1988年颁布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暂行条例》规定：对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应考者在考试中有夹带、传递、抄袭、换卷、代考等舞弊行为以及其他违反考试规则的行为，省考委要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警告、取消考试成绩、停考1-3年的处罚。对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工作人员，也有相应的作弊处理规定。在考试实施过程中，也必须按照统一的考场规则、监考员守则和处理违纪舞弊者的规定等管理条例严密操作。为防止地方保护，还实行了对调监考员、易地监考等措施。
最后，二者都对阅卷和录取环节进行严格把关。科举考试的阅卷实行严格的糊名和誊录易卷制度。考生交卷后，由弥封官将考生所填履历、姓名等弥封糊名，然后交由誊录手将墨卷誊为朱卷，由对读生核对完毕方可送考官批阅。到清代，乡试和会试的试卷还经过严格的磨勘，目的在于“防弊窦，正文风。”为严防录取环节的舞弊行为，科举考试对所有被录取者均采取严格的复试黜落制度。即使是通过了殿试传胪后的新榜进士们，除了殿试一甲三名在传胪后立即授职外，其余者也还要在保和殿进行朝考，以决定授官等第。
自学考试的阅卷也是严格遵照密封、保密、集中流水评阅原则。评卷要经过试评、评卷给分、合分复查和检查验收四个环节。评卷之前还要根据试评情况制定出评分细则。
综上可见，虽然科举考试和自学考试处于截然不同的两个社会发展阶段，但作为大规模的社会考试，二者在考试组织与考试管理方面仍存在许多共同点。事实上，自学考试的组织与管理也从科举遗产中吸取了不少精华。但显然，由于科举考试紧密关乎国家的政治命运和个人甚至整个家族前程之盛衰，且存在于扼杀人性的封建专制统治时期，在制度上必然比自学考试有着更为严整也更为苛刻甚至无理的一面。例如报名时的“合保”实质上是一种株连的做法；进场时严厉的搜身条规，不仅是对考生身心的极大摧残，也使读书人斯文扫地；科考的回避制度虽吻合于现代教育机会均等理论中的“逆向歧视”，但又造成另一种教育机会的不均；而对舞弊者动辄处以重刑，则反映了封建统治时期人性地位之卑微。尽管如此，科举考试的这一系列措施在弊风肆虐的当时，的确起到了防范科场舞弊、维护考试公正的巨大作用，从制度上保证了科举的高效率与权威性。相比之下，自学考试的制度条规中多了几分合理性和对人性的尊重，但也少了几分严密与严厉。如何扬长避短、从古代考试文化中吸取合理内核，值得理论工作者们深思。
四、比较的启示—21世纪自学考试的改革方向
退出历史舞台几近百年的科举，声息已越来越缥缈。但作为一种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各方面产生过深刻影响的制度，科举不能也不可能真正远离我们。同为大规模的社会考试，科举的经验与教训可以给自学考试的健康发展以深刻的历史启示和忠实的历史警醒。以下三方面便是我们对科举与自考进行比较后的一得之见。
1.改革考试内容，选拔合格人才
科举考试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文官选拔制度。由于它是士子们登进仕途和光宗耀祖的云梯，与功名利禄直接持钩，正所谓“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科举理所当然会成为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当时社会最具魔力的“学习指挥棒”，考什么便学什么，不考什么便不学什么，事实上，这也符合考试的本质特性。唯其如此，考试的内容便具有特别重要的引导作用，同时也极大地影响着考试制度的健康发展。科学考试成在形式，却败在内容。千余年的考试集于经史文章，虽造就了人文学科的高度发达，但也将士子们引入偏怪的文章属对之死胡同。更令人扼腕的是，在人们对人文文化高度关注的同时，科学技术却倍受冷落。明清以后，中国的科学技术逐渐落后于世界是导致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重要原因。因此，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当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的重压下，政治舞台出现了剧烈的变动时，考试的内容便不可避免地成为废止科举的导火线。积重难返的科举无可奈何地走向了命运的终结。
诞生于现代的自学考试固然不会像科举考试那样偏倚于某类学科，但由于深受普通高等教育的影响，自学考试在命题上显得理论有余、实践不足。而这与自学考试培养实用性高级专门人才的教育宗旨是相悖的。此外，实践性考核也一直是自学考试的薄弱环节。实践性环节是培养高等专门人才动手能力、创造能力和独立工作能力及进行科研初步训练的重要手段。由于自学者分散，缺乏指导，考核较难开展，自学考试实践性环节的教育与考核一直收效欠佳。吸取古代科举败在考试内容的历史教训，改革当今自考的考试内容，加强实践性环节的考核，直接关系到自学考试的生存与发展，因而应努力落到自学考试改革的实处。
2.拓展考试功能，凸显独特优势
作为一种文官考试，科举的唯一功能是贡举有“治术”之才，即选拔能维护封建统治的官员。如果说科举具有“以考促学”之功，那也并非统治者创立这一制度的初衷，充其量不过是这一制度在运作过程中的副产品。正是由于功能单一，使得科举考试的发展思路日益狭隘，自然也不具备众多功能相互促进、相互启发以及此消彼长的天然优势。因此，当其选拔人才的唯一功能无法运作时，科举这座屹立了1300年的历史文化大厦也就难逃劫难，瞬间轰然倒塌。
学历认定是自学考试制度创立的初衷，而且至今仍是其主要功能。20年来，自学考试的学历文凭认定功能吸引了数以千万计的有志者，并为国家经济建设培养了数十万合格的高级专门人才。可以说，学历文凭认定功能是自学考试赖以生存的前提条件，也是其今天得以蓬勃发展的基础。但自学考试的继续发展不能局限于此，否则很可能重蹈科举衰败之覆辙。面对普通高校逐年扩招、学历文凭试点学校日渐增多以及成人学历教育日益红火的严峻竞争局面，自学考试在保持和加强自身传统的学历认定功能的同时，还应把触角伸向更广阔的诸如职业技术教育培训领域和终身教育领域等。自学考试有着丰富的行业委托开考经验，而且是各种高等教育形式中最为开放、灵活的一种，完全能够在满足这些需要随时随地进行、需求量大、时效性强的教育或培训要求中大显身手。只有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时，根据社会需要不断拓展功能，自学考试才能在日趋激烈的教育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3.严明考试纪律，提高考试质量
在中国历史上，科举大概是人们评价差异最大的一种制度。科举的是非功过是个十分复杂的话题，在此暂不讨论。批判者与赞誉者始终有共识的一点是，科举铨释了考试最本质的特性——公平公正，可谓是“人类所发展出的选择公仆的方法中最奇特、最令人赞赏的方法”[2]。而其公平公正性正是靠严明的考试纪律来保障，否则再美的立意也只能沦为空想。从前文的介绍可知，科举有一套严密的考试组织与管理程序，从报名的把关到命题的保密到考场的监督再到作弊的惩处，都严密得天衣无缝、严厉得令人瞠目。这套严密的考试程序甚至包括了考试技术以外的防范，例如裁抑权贵以便给寒门子弟提供平等的入仕机会等。正是这套严密的考试管理程序，使得科举强盛的生命力保持了千余年之久。人们从1300年的历史中深刻地明白，科举的掘墓者是其考试内容而决非考试制度和考试纪律本身。
与科举类似，自学考试在20年的发展历程中，也逐步形成了一套从命题到施测再到阅卷的完整的考试纪律体系。教考分离是这套体系得以正常运转的保障。但由于法制不够健全，执法力度不够，命题体制还不完善，办考队伍的政治和业务素质不高，以及监督制约机制运行不畅等诸多原因，“教考分离”原则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害[3]。并且，随着自考事业的发展，“教考不分”现象愈演愈烈，由最初的考前“命题者与辅导者不分”发展到考中的“监考者与辅导者不分”和考后的“评卷者与辅导者不分”。虽然从理论上说，任何一种考试制度，只要其选拔功能尚存，作弊便难以避免，自学考试也同样难以完全杜绝作弊现象，但至少应从制度上尽力堵塞漏洞。质量是自学考试的生命线。严明自考纪律、提高自考质量，应成为自学考试发展的永恒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