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近代中国“新学”的民族定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代中国论文,民族论文,新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1)03-0068-06
自从西学无可阻挡地进入了中国并对传统中学形成前所未有的冲击后，它对于中国社会和文化巨流发展的转向改道的作用，以及由此激发出的学术文化思潮的不断涌动，就成为近现代中国历史之所以别之于古代中国历史的一个最重要的界碑。古代中国并非没有变革，但这种变革至少与西学引入后的近现代中国的变革不属于同一个层次。有学者简洁地将前者概括为“传统之内的变迁”，将后者称之为“传统之外的变迁”(change within the tradition or change beyond the tradition)。在学术文化方面的这一变迁，主要体现为近代“新学”的形成。然而，如何从时代性与民族性的双重意义上真正把握和理解社会转型期的近代“新学”，却是至今未曾解决的一个不容忽略的问题。
一
把西学认定为“新学”的说法始于以推广西方文化为宗旨的所谓“广学会”。广学会声称：“以西国之学，广中国之学；以西国之新学，广中国之旧学。”[1](P214)在近代西学冲入中学河道之际，正是肩负传播推广西学的传教士们，首先确立了西学即新学、中学即旧学的判断。李提摩太的《新政策》所开具的改造中国的方案即称：“中国旧学阅数千年决不可废，今既万国来往，则各国通行之新学亦不可不知，增之则大益，不增则有大损，譬单轮之车，未尝不可以行远，然改为双轮，牵以骏马，不尤稳而速乎？各国新学均有专书，应先设局筹延聘通人……广为翻译。……泰西之新学，非一国之学，一人之力也。”[2]（通论，卷二）
在另一篇关于中国新式教育体制构想的文章中，李提摩太直接提出的就是设立新学以代替所谓“旧学部”的礼部[3]。此外，美国传教士林乐知的《文学兴国策》、英人甘霖的《中国变新策》，也都重复了这种说法[1](P266)。
西学亦即新学，中学亦即旧学，最早是由西方传教士作出的一种价值判断，当然也是早期中西文化冲突中立足于西学对中国文化的一种审视；而且在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已经发生明显变动、社会转型已经发生的近代初期，学术文化的变迁是相对滞后的。在此条件下，中西学术文化对比（首先是民族性）确实也体现了新与旧（即时代性）的历史差别。不难承认，从大洋彼岸汹涌冲入中国的西学是千年如旧的传统文化转向更新的起点。然而起点的惯性虽然具有长久的影响，却注定不能成为标示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新学”的同义词。问题在于，随着西学的引入和逐步向中学的渗透，传统中学本身在不断被改造和更新的过程中，自身发生了不同于“旧学”的质变，即“新学”。因而，源于早期传教士西学即“新学”的认识，就很难涵盖这一历史性的学术文化的变迁。对此，梁启超提出了有力的辩驳，认为“洋学”（西学）不等于“新学”：其一，教授西学的学堂，如同文馆、广方言馆、水师学堂等，“今数十年未尝有非常之才出乎其间，以效用于天下，所共闻也”。之所以如此，因西学教习不通中学，“其能言中国舆地、史志、教宗、性理者，殆几绝矣”。其二，“新学”人才应是“通中西古今”者，而绝非仅通“西学”而已。“自古未有不通他国之学而能通本国之学者，亦未有不通本国之学而能通他国之学者。”尤其对于政学，“必于中国前古之积弊知其所以然，近今之情势知其所终极”，因而，“故非深于中学者，不能治其业”。梁启超认为，中国学术文化的更新不能走单纯崇尚“西学”的道路：“彼夫西人箸书（西学——作者注）为我借箸者，与今世所谓洋务中人介于达官市侩之间而日日攘臂言新法者，其于西政非不少有所知也，而于吾中国之情势政俗，未尝通习，则其言也必窒碍不可行，非不可行也，行之而不知其本，不以其道也。……今之大局未始不坏于此也。”[3]尽管西学是引动中学趋变的重要动因，但它却不可能替代中学成为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主体。作用于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并且成为几代中国进步士人追求的“新学”，当然不可能是与中学无涉的“西学”本身的简单移植，它只能是在传统中学根系上的新生或者是在其主干上的“嫁接”。诚如时人所悟：“中国之为师者读之（西书——引者注），可恍然于辅世育德之源，以扩其守先待后之新学；中国之为士者读之，可穆然于尽人合天之指，以求其黜伪崇真之新道。”[1](P215)因而，西学即“新学”的说法，并不符合近代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实际。
二
西学即“新学”说，根本无法包容近代“新学”所指称的全部内容及其范围。被时人称之为“新学”的内容大致包括：（一）有关主张学习西方、介绍世界知识、提倡社会文化变革的认识和书籍。“自海禁大开，西风东渐，新学书籍日益蕃滋。其间如《校邠庐抗议》、《盛世危言》诸书，皆因愤时感事，积不能平，而不觉言之过激，此所以学究家之訾议也。”[4](P607)不惟如此，谭嗣同的《仁学》、梁启超的《饮冰室全集》，也都被认为是“救时图存”的“新学”。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评传》提到梁氏著作时也说：“其著《饮冰室全集》，言新学者，家有其书。”[1]（四，P49）（二）专指当时切于社会实用的算学、经济一类的“实学”。戊戌时期，谭嗣同在湖南浏阳将旧式南台书院改为“算学馆”，并呈请学政江标批准。此为湖南新学推行的开端。梁启超回忆说：“当时社会嫉新学如仇，一言办学即视同叛逆，迫害无所不至。”[1]（四，P255）当然，“实学”不仅指算学，它还包括了当时一切关于“时务策论”的方面[5]。因此，“新学”也是特指不同于科举八股内容的时务策论等新的课士内容。就此而言，“新学”就是“实学”，如梁启超所言：“自甲午之役以后，湖南学政以新学课士，于是风气渐开，而谭嗣同等辈倡大义于天下，全省沾被，议论一变。……专以提倡实学，唤起士论，完成方自治政体为主义。”[1]（一，P300）（三）就制度层面而言，“新学”也具体化为“新学堂”之学。“中国学堂初设，新旧相争，外输知识，内固根本，实在斯时。”[6]所以，学堂制度的创立，被看做是近代新学的标志性成果。张鹤龄说：“今议国家设立学部……尽改科举取士之法，使天下之才俊，以学堂为渊薮……趋向既专，精神各奋，民之鼓舞于新学。”[7](P60)“新学”一词勃起于甲午战争以后，风行于光绪宣统之际，而近代各级各类新式学堂大规模的建立，也正在此时。在蔡镇藩上《请审官定职以成新政折》和朝廷颁发的《速成简易学生准考优拔》等文件中，都明确把学堂出身者称为“新学”之途，把“学堂科举”并存的现状称为“新旧并行”[1]（二，P384）。新学堂在课程内容设置上，包容了西学的内容，但就学堂整体而言，却只能是属于“中学”，而不能定性为西学。这不仅因为其“中体西用”的宗旨是任何真正的西学体制所未有的，而且学制本身也是中国化的。（四）近代“新学”一词还用以指称不同于传统学术文化的一种“向新”的趋向。“新学之风既倡，民智渐开，故两年来，支那人士诚见言论，颇有异于昔日。”[8](P42)因而，“新学”流风所及，表现在“新诗界”，则是“用新名词，新典故”，如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中说：“当时所谓‘新诗’者，颇喜挦撦新名词，以自表异。丙申乙酉间，吾党数子，皆好作此体。”[9](P108)史学遂有梁启超之“新史学”，舆地学便有西北地志学，考古学则有金石、甲骨之学。“后至同、光，流风未坠，皆以研究西北舆地为最趋时之学”，“其体例颇合近代著史之法”[10](P43)。新的时代蔚成新的学术风尚，“新学”则是对其学术文化新趋向的一个最为简洁的概括。一如王国维所言：道咸以降之学即“沿此新取向走下去”，自然是“治一切诸学”，故诸子学、佛学也都随之而兴[11]（卷二十三，P26-27）。这种学术文化上趋新的风尚，显然是在西学的推动下形成的时代性潮流，但却不能称之为西学。因为它不但具有杂糅中西的特征，而且其主流却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内容，“故治西学者，无不兼治诸子之学”[12]。
上述有关“新学”指称的认识，其分类未必精确，却至少可以说明新学内容远远超出了西学所能容纳的范围。
三
维新时期的“新旧之争”，既是早期“中西之争”的历史发展，也是后期“新旧文化之争”的历史前提。如果“新学”、“旧学”是西学、中学的同义词，那么“新旧之争”岂非就是“中西之争”的旧话重提？
发生在洋务派与顽固派之间的“中西之争”，虽然历史甚久，但冲突基本上局限于朝臣之间，而且争论的焦点是要不要引入西学的问题。其结果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原则，使西学获得了合法合理的认可。但维新时期的“新旧之争”却几乎牵涉到整个学术文化界，论争的问题也不是要不要引入西学的问题。对此，梁启超事后回忆说：“那时候新思想的急先锋，是我亲受业的先生康南海。他是从‘常州派经学’出身，而以‘经世致用’为标帜。他虽然有很奇特很激烈的理想，却不大喜欢乱讲。他门下的人，便狂热不可压制了，我自己便是这里头小小一员走卒。当时我在我主办的上海《时务报》和长沙时务学堂里头猛烈宣传，惊动了一位老名士而做阔官的张香涛，纠率许多汉学宋学先生们著许多书和我们争辩。学术上新旧之斗，不久便牵连到政局。……表面上，所谓‘新学家’完全失败了。”[13](P123-124)当时，除了京城的政治革新外，“大行改革，全省移风”的湖南是“新旧之争”风潮迭起的中心区。那么，以梁启超、谭嗣同“新学派”为主的一方和以王先谦、叶德辉、孔宪教“旧学派”一方交哄论争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新旧之争”并不是围绕引入西学或者承认西学问题展开的。早在1894年，湖南学政江标就在省内提倡西艺实学，并把浏阳南台书院改为算学馆，同时在按试时又将“言时务者，拔为前列”，于是“省会人士，始自渐奋，向学风气由是大开”[14](P184)，提倡西学的作法并未引起太大的震动。即使是被视为顽绅的王先谦、叶德辉等人，也并不完全的反对西学，如王先谦在与学生吴学兢书中就坦然承认西学的地位和作用：
今日之事亦趋重西学者，势所必至。及湘人俨分新旧二党之说，则其中有尚须剖析者，不可不为吾友明之。所谓西学者，今日地球大通，各国往来，朝廷不能不讲译学。……故声光化电及一切制造矿学，皆当开通风气、力造精能……。朝廷之所采者西学也，非命人从西教也。……今日谓趋重西学，则其势必至[15]。
湘绅们为了表明他们对西学的态度，在《湘绅公呈》中还特别提示：
方今朝廷言学中西，并采属见……吾辈草野寒儒遵奉宸谟，岂于西学尚有嫌忌？已商之坊肆，将新学书局一律改为西学书局（此一字之改可见“新学”与“西学”之不同——作者注），以免康学冒托，是亦正名杜害之一端也[15]（卷5）。
叶德辉在答友人书中也表述了大体相同的观点，甚至还批评反对西学者说：
古今无百年不变之学，何论文学之粗迹乎？今之视西艺若仇雠者，一孔之儒也，借时务为干进者，猥鄙之士也[15]（卷6）
所以，尽管湘绅们反对新学，却相当程度上接纳了西学，所谓“治汉学者，尚考据者，通经而求致用者，愈当研究现今之西学”[15]（附录）。
《翼教丛编》（下简称《翼编》）是“旧学派”攻讦“新学”的言论精选。它选择了“新学”家倡言“邪说”的主要内容，针锋相对地进行了逐条的批驳。如康有为有《长兴学记》，《翼编》就有《〈长兴学记〉驳义》；徐仁铸有《輶轩今语》，《翼编》就有《〈輶轩今语〉评》；梁启超有《读西学书法》，《翼编》就有《叶吏部〈读西学书法〉后》；“新学”家们有《孟子界说》、《春秋界说》，旧学派们就有《〈正界篇〉上》和《〈正界篇〉下》；新学家有《幼学通议》，旧学家们就有《非〈幼学通议〉》……。旧学家们从经学大义到汉宋之学，从训诂考证到掌故典章之学，可以说涉及到中国学术文化的方方面面，讨论的问题几乎都是“中学”内容，而与西学无涉。
问题显而易见，与“中西之争”时倭仁提出的旨在反对西学的“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的观点不同，“新旧之争”时的“新学”反对者们矛头所向并不在西学，而是别有所指。那么，“旧学”反对“新学”内容的重点是什么？我们可以通过《翼教丛编》及当时的论争情况，作出一个基本判断：
第一，“孔子纪年”问题。宣传维新思想的《强学报》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甚至也颇受朝廷中主张改革的实力派人物如张之洞、袁世凯等人的支持。但是，1896年12月出版的《强学报》封面大书“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的新纪年，以与光绪二十一年并列，并发表了《孔子纪年说》，以康有为的孔子改制倡言变法，由此引发了“旧学者”们的激烈反对，此举导致了张之洞的严令封杀。
第二，“春秋公羊学”问题。对今文经学的公羊学曾有过研究的叶德辉指斥说：“时务学堂梁卓如主张公羊之学以佐其改制之谬，三尺童子无不惑之。余曾从事二传之学，出入门户，颇能别其是非。……大抵公学之学便于空疏，沈文起所谓书短而易习，义浅而易推者。……一人唱，百人和，聪颖之士既喜其说之新奇，尤喜其学之简易，以至举国若狂，不可收拾。”[16]张之洞虽力主汉宋兼通，但“平生学术最恶公羊之学，每与学人言，必力诋之，四十年前已然，谓乱臣贼子之资”[17](P23)。学术门户上的不同，使“新旧之争”更形激烈也更见深刻，叶德辉痛心疾首的声言：“公羊之学以之治经尚多流弊，以之比附时事，是更启人悖逆之萌。”[16]
第三，以中学比附西学的问题。对此，孔宪教作《〈正界篇〉序》称：“兹有所谓《春秋界说》、《孟子界说》二书，与其师友《长兴学记》、《輶轩今语》等书列为中西门径七种，湘人见者莫不群相骇异。”“今康、梁之书，言《春秋》则比之于公法，言微言大义则比之于婆罗门及释氏耶稣矣，害道乱真，莫此为甚。”[18]他们认为康、梁“以六经并入西学”的做法，导致了学术日漓，人心摇动。
第四，“孔子改制”问题。这是旧学家反对新学的首要问题，在《翼编》序言中就申明了他们的基本立场：康有为之《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在于伪六籍、灭圣经也，托改制、乱成宪也，是害道乱真的邪学。可以说，《孔子改制考》一问世，就引发了旧学派的全力进攻。王先谦、叶德辉痛斥此说“无父无君”，是“破坏儒教的王统与道统，夷孔子与先秦诸子并列，使史学继文字学之后脱离经学的羁绊而独立”的“康学”[19](P523)，并要求朝廷处死此人。《湘学报》发表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言论后，张之洞立即下令该报必须改正“素王改制之说”，“南皮词甚严厉，有揭参之意”。因此，《湘学报》从第37期起，开始连载张之洞的《劝学篇》，对康、梁之说多有批驳。
梁启超入湘后，将康有为的“素王改制说”带入，先在时务学堂引起学术思想上的极大震撼，“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盛倡革命；其论学术，则自荀卿以下汉唐宋明清者，掊击无完肤。……堂内空气，日日激变，外间莫或知之”[20](P458-461)。不久，“改制之论”、“民权之说”由学堂而传入社会，立即引发了一场空前规模的牵涉到学术和政治的“新旧之争”。
从戊戌时期的“新旧之争”来看，旧学家们非但不排斥西学，反而对西学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接纳态度，因此他们所拼力反对的所谓“邪学”基本上与西学无关，而完全是中学范围内的内容。
四
作为中国旧学“自然历史”过程中的特定产物，新学的母本只能是中学。维新时期，对于旧学摧抑人才的批判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欧榘甲说：“中国之坏，自人心始；人心之芜，自学术始；学术之谬，自六经不明始；六经不明，未有变法之方也。六经明，则学术正；学术正，则民智开；民智已开，人心自奋，热力大作，士气日昌，爱力相迸，国耻群励，以此凌厉九州可也，况变法乎？故谓今日欲救中国，宜大明孔子六经于天下。”[1]（四，P483）既然“坏人心”由于学术谬，而学术谬又根源于“六经不明”，那么，学术文化更新的关键就不仅仅是西学的引入问题，而是中学本身的“明六经”、“正学术”问题，改革旧学和创立新学的立足点仍在中学方面。新学是在对旧学的改造中形成的，中国传统的旧学自然构成了近代新学的历史起点。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人们可能会重新去理解旧学和改造旧学，却不能够彻底抛弃旧学。1896年，梁启超入鄂，上书张之洞议改革书院课程的方案就是“以六经诸子为经，而以西人公理公法之书辅之，以求治天下之道；以历朝掌故为纬，而以希腊罗马古史辅之，以求古人治天下之法；以按切当今时事为用，而以各国近政近事辅之，以求治今日之天下所当有事”[21](P935)。康有为以公羊学术为基点形成的变法维新思想，虽然被目为近代新学的主要内容，却难以简单的“西学”加以定性。
在西学风头甚健的近代社会，无论社会变革还是文化更新，都无法摆脱西学的影响，或者从根本上说也只能走接纳西学的道路。“夫格致为新学之渊源，实为人生第一要紧功夫。……然而泰西诸国，反能得其真传。”[1]（三，P214）虽然在实践中，近代文化的创造并没有走全盘西化的道路，近代人创造的新学也并非简单的“西学”移植，但流风所及，许多人仍习惯将新学比附为西学。
张之洞在《劝学篇》中以“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相标榜，似乎是对洋务时期的“中体西用”原则的替换，这对后来的思想文化界影响很大，也是人们将新学认同为西学的主要根据之一。“后来大概新学很容易变成西学，所以人们习称新学为西学。相对于西学而言，中国的旧学就习称中学。”[22]从历史事实来看，洋务时期开始就一直被奉为旗帜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被张之洞明确地替换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作为晚清一代名儒和手握重权的大吏张之洞，他一生事业几乎都与倡行“新学”和推行“新政”密切相关，他的这一说法自然具有相当的影响力。然而，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并没有“新学”即西学的明确提法，而且在具体陈述上也表现出了难以弥合的逻辑矛盾。在《劝学篇·序》中，他强调学堂首先要新旧兼学，而新旧学的标准则是四书五经、中国政书、史事、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23]（外篇）。值得注意的是，1898年初，在《两湖经心两书院改照学堂办法片》中，张之洞完整地使用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八字流行语，但到四月赶在百日维新前夕炮制的《劝学篇》，却用“旧学为体，新学为用”替换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人们早已烂熟于心的口号。仔细体会不难发现，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对于“中西”和“旧新”的态度是不同的，因而也就很难认同“旧体新用”等同于“中体西用”。其一，《劝学篇》认为，西学与中学虽然是不同的学术文化类型，但二者并不完全对立，而且可以作为两个各有特色的文化因子共同构成另一类学术文化体系，所以对此采取的态度是“会通中西”。其二，“新学”与“旧学”是相互对立的两个学术文化体系，“今日新学旧学互相訾傲”，“则旧者愈病新，新者愈厌旧”；但张之洞又认为新与旧又各有短长，“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旧者不知道，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菲薄名教之心”[23]（序）。因而，对二者的态度是“权衡新旧”。当然，张之洞始终认为“不知本”之学不是西学，而是“横行天下”的邪说暴行，是中学之内的问题，即“光绪以来，学人喜治周秦诸子，其流弊恐有非好学诸君子所不及料者”[23]（宗经）。所以，从学术文化危机而言，张之洞深以为忧的“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
对于西学，甚至对于西政，张之洞也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西政西学果有益于中国，无损于圣教者，虽于古无征，为之固亦不嫌”[23]（会通）。尽管张之洞认为西政中的“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但他对于议院制度并没有完全否定。他辩称：“此时纵欲开议院，其如无议员何？此必俟学堂大兴，人才日盛，然后方议之，今非其时也。”[23]（正权）张之洞的“新者不知本”，是特指康、梁的“孔子的改制论”、“谓孔子为教主”、“不用国家建元号纪年”等，认为这既是对孔子的反叛，也是对经典的反叛。这是“中学”中“恶狂恣者之畔我圣道”，而与西学无关。因而，张之洞所谓“不知本”的“新学”是无法等同于西学的。
然而，“于各种新学、新政提倡甚力”的张之洞，在“戊戌五月以后，新旧互轧”[24](P362)的险恶环境下，面对朝中启秀等人“新学非圣无法”和湘绅们“议新学，鬼话一络流”[25](P546)的旨在彻底倾覆新学的攻势，将“旧体新用”与“中体西用”相混同，是否另有隐情？
牵涉到朝政和学术文化方方面面的新旧之争，远比中西之争要复杂许多，身处纷争中心的张之洞对于这场惊险无比的论争，基本上采取了“调停”的态度，却又深感“调停”的艰难。在一首《新旧》诗中，张之洞隐约地表露了他对于“新旧”两派的看法，诗曰：
璇宫忧国动沾巾，朝士翻争旧与新；
门户都忘薪胆事，调停头白范纯仁[26]（诗集四）。
张之洞认为，由“朝士翻争”而起的“旧与新”，更多地体现了中学内部的派争特点，而不是一般的中学与西学之争；新旧之争纯以门户之见，忘记了“卧薪尝胆”以振兴民族国家大计的根本之图。张之洞正是以此为出发点，力图“调停”新旧，消除门户之争。应该说，这首“主旨”在于“调停”新旧的诗，为他的《劝学篇》中“权衡新旧”作了明确的注解。二者相互参证，足可说明张之洞的“旧体新用”不会是“中体西用”的同义语。
我们的确无法揣测到张之洞《劝学篇》中对于“旧学新学”和“中学西学”充满矛盾陈述的真正的内心世界，但是，我们却能够从他“权衡新旧”一语中，体察到他在新旧相争“莫衷于一”的情势下，既想保留“新学”又忌讳新学中“非圣无法”内容的无奈与彷徨。《劝学篇》不合逻辑的充满矛盾的表述，正是学术文化和社会政治领域里深刻矛盾的曲折表现。
无疑，正是在不断引入西学的过程中，中国近代的“新学”才在不同于传统旧学的意义上形成与发展起来。然而，新学的形成和发展也是重新认识和改造旧学的历史过程，而不是简单地抛弃旧学；同时，也不是以西学取代中学。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新学”，当然是中学与西学相互取舍兼容的一种学术文化类型，而决不是排除“中学”的西学类型。
近代“新学”是传统中学的转型，是“旧学”适应新时代的一个学术文化新生物。诚如王国维所言：“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27](P26)
[收稿日期]2000-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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