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交游别歌》并非同性恋之作——兼论大伴家持“交友”系列和歌与中国文学之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作论文,同性恋论文,中国文学论文,关系论文,系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日本万叶末期的大伴家持是一位深受中国文学影响的著名歌人。在他的474首歌作中，很有一些以“交友（交游）”为主题的作品。 令人饶有兴趣的是，这类作品大都呈现出一种情歌或恋歌的风貌，以致有的学者据此表象特征，标新立异地断定它们是表达作者畸情变态的同性恋之作（注：参见吴哲男氏《万叶的“交友”—大伴家持与同性恋》，载《日本文学》1995年第四期。）。在大伴家持的笔下，“交友（交游）”系列作品何以罩上一层恋情的面纱？如果孤立地仅就文本而作表面文章，似乎还难以破解《万叶集》中的这个谜团。如果结合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联系作品产生的文化环境，认真解读大伴家持的这类作品，或许会得出一个与其创作初衷并不相悖的结论。
大伴家持所处的时代是日本文化史上与中国交流最为频繁的奈良时代。当时的日本，从思想到制度，从宗教到艺术，从文字到文学，无不承受着来自大陆的华夏文明的冲击与影响。与许多著名的万叶歌人一样，大伴家持的和歌创作也毫不例外地受到了中国文学的熏陶与浸润。本文拟以大伴家持的《与交游别歌三首》为研究对象，（注：这些和歌的原作与笔者的对译如下：
〔原歌〕 〔汉译〕
けだしくも想君两耳边，
人の中言 或有小人生事端，
闻せかも 离间使巧言。
ここだく待てど如许俟君君不至，
君の来まさぬ 令余双眼望欲穿。
（680）
なかなかに结交慎始终，
绝ゅとし言はば如若从此各西东，
かくばかり当初莫相逢。
氣の绪にして奈何一自识荆后，
吾 ひめゃも 直为金兰忘死生！
（681）
思ふらむ 难遇是知音，
人にあらなくに惠而好我本无人！
ねもころに谁似我情真？
情書して尝尽相思万种苦，
戀ふるわれかも 痴心无改总殷殷。
（682 ））以奈良时代日本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为考察的切入点，探讨万叶“交友（交游）”系列作品貌似情歌或恋歌的原因。
一、交友与“尽情”
在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的潜移默化影响下，《万叶集》末期出现了以“交友（交游）”为主题的系列作品，作为其代表的歌人则是大伴家持和大伴池主。“交友”构成万叶和歌主题之一的前提，是它首先作为一种“人伦之务”（注：《初学记》卷十八引《魏文帝集论》。）的儒家观念渗入到万叶歌人的人际关系中。在《万叶集》卷十七·3967序及《七言、晚春游览一首并序》中，大伴池主曾言及他与大伴家持的关系：
淡交促席，得意忘言。
琴樽得性，兰契和光。
所谓“淡交”，出自《礼记》，其书《表记》篇云：“君子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坏。”“接”即“交”，所以《初学记》引这段话的第一句时便成了“君子之交淡如水”（注：《初学记》卷十八引《礼记》。）。其义指君子之间不受名利驱动的友谊。所谓“促席”，出自晋人左思《蜀都赋》“合樽促席”，古人席地而坐，靠近座位称“促席”，引伸指关系密切；反之，关系绝裂则称“割席”，如汉末管宁与华歆绝交，即以“割席分坐”称之（注：《世说新语·德行》。）。所谓“兰契”，犹兰交，亦即“契若金兰”（注：《世说新语·贤媛》。），出自《易经·系辞》“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指的是知音、知己。大伴池主和大伴家持彼此以“促席”的“淡交”、“和光”的“兰契”相称，相互视若金兰引为知己，正是源于中国儒家的“交友”观念。同时，儒家又有“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注：《论语·颜渊》所载曾子语。）的倡导，大伴家持、大伴池主二人既通汉籍，又善“倭诗”，学问上的专长和创作上的天才自然使二者的“淡交”“兰契”在频繁的诗歌赠酬中不断地得以深化。《万叶集》所载二人的许多赠答之作也正是他们亲密的“交友”关系之见证。
其实，儒家的“交友”观念有着严重的社会功利目的。他们反对“甘若醴”的“小人之交”，倡导“淡如水”的“君子之交”，是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交友”“非特士友之志”，它不仅是“人伦之本务”，尤其是“王道之大义”（注：《初学记》卷十八引《魏文帝集论》。）。事关“王道”的“大义”就是前引曾子的话语“以友辅仁”，亦即“交友”的目的在于培养与成就仁德。但是，中国到了汉末魏晋时代，一种由于世道无常人生短暂而激发的重视人生重视情感的新的世界观人生观横扫了思想界。所谓“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成了当时文人名士标榜唯有他们才最重情的千古名言。著名学者冯友兰先生在总结《世说新语》所表现的魏晋士人心态的特点时，指出其一便是“有深情”（注：《三松堂学术文集·论风流》。）；宗白华先生也曾指出：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注：《艺境·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这种新的世界观人生观对传统的儒家“交友”观念的冲击，便是在淡化其“辅仁”的功利性的同时，强调了基于人性的“情感”在人际交往中的位置；表现在汉末魏晋时代以“交友”为主题的诗文当中，便是“缘情而绮靡”（注：陆机：《文赋》。）的特征的鲜明显现。
考察大伴家持的《与交游别歌》时，不能不注意到中国汉末魏晋时代“交友”观念的变化和“交友”诗文的重情特征。第682 首中的“情尽して”一语，正是汉语“尽情”一词的和化。《左传》昭公13年有语曰：虽获归骨于晋，犹子则肉之，敢不尽情！意即即使我老骨头得以回到晋国，也还是等于您再次给了我生命，我岂敢不为您尽心尽情。“尽情”，亦犹“尽心”：
《尚书·康诰》：往尽乃心。
《孟子·梁惠王》：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
“尽情”、“尽心”均是唐孔颖达所说的“情至意尽”的意思：《诗经·大雅·板》唐孔颖达疏：我老夫教谏汝，其意乃款款然情至意尽，何为汝等而未知？也就是对人的心意、情感达到了极点。在人际交往中，对友人（知己）倾尽一腔炽热或深沉的情感，正是魏晋文人“交友”系列诗作的重要特征之一，如：
感悟驰情，思我所钦。
心之忧矣，永啸长吟。
（嵇康《赠秀才入军》之二）
出自幽谷，及尔同林。
双情交映，遗物识心。
（陆士衡《赠冯文罴迁斥丘令》）
分索古所悲，志士多苦心。
悲情临川结，苦言随风吟。
（陆士衡《赠冯文罴》）
虽简其面，分著情深。
子其超矣，实慰我心。
（潘安仁《为贾谧作赠陆机》）
乖离令我感，悲欣使情惕。
理以精神通，匪曰形骸隔。
（卢子谅《答魏子悌》）（注： 以上诸诗均见《文选》卷二十五。）
大伴家持在《与交游别歌》中使用“情尽して”这样的语词，正有着上述魏晋文人“交友”系列诗作注重情感的凝注和渲染的背景。其歌用“ねもころに情尽して恋るわれかも”这样的语句，抒发了作者对“交游”的那种缠绵悱恻、割舍不断的情意。对“交游”的情感如此投入如此痴迷，这不能不令人想起中国魏晋文人以“交友”为主题的诗作重“情”的表现特征。换言之，大伴家持的“谁似我情真？尝尽相思万种苦，痴心无改总殷殷”，似乎正是中国六朝文学在万叶末期的投影。
二、绝交与“与交游别”
“交友”是儒家所谓的人伦“五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一。按照儒家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交友”时选择对象一定要注重对方的德行、品质和学识，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
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
（《论语·季氏》）
“直”是正，“谅”是信，“多闻”是见多识广，具有这些德行、品质和学识的人才是结交的首选人物。如果在相交过程中，某一方偏离或违背了这些准则中的某一条，另一方便会提出分道扬镳，也就是“绝交”。前述管宁因为觉得华歆倾心名利、羡慕荣华，偏离了儒家认定的“直”的轨道，便与其割席断交，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汉末魏晋时代，人心不古，违背儒家“交友”准则的“利交”横行泛滥。这种情况引起了一些文人的不满和非议，正如他们“以文会友”而创造了“交友”文学一样，同时他们还“以文”断交，创作了标题明示“绝交”的诗文，如：
朱穆《与刘伯宗绝交诗》（注：《后汉书·朱乐何列传》注。）；
朱穆《与刘伯宗绝交书》（注：《后汉书·朱乐何列传》注。）；
朱穆《绝交论》（注：《后汉书·朱乐何列传》注。）；
刘孝标《广绝交论》（注：《文选》卷五十五。）
朱穆有感于汉末的“时否俗薄”、“风化不敦”（注：朱穆：《崇厚论》。），愤而写下了“绝交”的诗、书、论，并与“于仁义道何其薄”（注：朱穆：《与刘伯宗绝交书》。）的刘伯宗断绝了交往。刘孝标的《广绝交论》则是对朱穆《绝交论》的展开和发挥，他不满于萧梁时“素交尽，利交兴”的“世路险山巇”（注：刘峻：《广绝交论》。），在文中痛快淋漓地揭露了“利交”“义同贾鬻”的五种表现形式（势交、贿交、谈交、穷交、量交）。朱、刘二人创作以“绝交”为主题的诗文，目的都是捍卫儒家“交友”的准则，即“组织仁义，琢磨道德”，张扬“贤达之素交”（注：朱穆：《与刘伯宗绝交书》。）。
曹魏时的嵇康也有两篇“绝交”文章：
《与山巨源绝交书》；
《与吕长悌绝交书》（注：《嵇中散集》卷二。）。
但嵇康并非名教中人，他自称是老子、庄周的门徒，而且“每非汤、武而薄周、孔”（注：《与山巨源绝交书》。）。与山巨源绝交，倒不是他想维护儒家“交友”的准则，而是因为山巨源不了解他“欲离事自全”的处世哲学和崇尚自然无为的价值观。“人之相知，贵识其天性”，山巨源升官后，意欲推荐于官场“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注：《嵇中散集》卷二。）的嵇康出任自己的原职，如此不知自己视官职如“死鼠”的“天性”，嵇康怎么能不与其绝交！与吕长悌绝交，倒是与儒家“交友”尚“信”的准则有些关联。嵇康作为一位调解人，曾试图调和吕氏兄弟的恩怨，但吕长悌表面上接受了嵇康的说合，暗地里却又把弟弟吕安弄成了流放之罪。嵇康怒其背信弃义，于是便写下此书，宣布“无心复与足下交矣”（注：《与吕长悌交书》。）。
汉末魏晋文人的“绝交”诗文成为我们读解大伴家持《与交游别歌》的不可无视的参照系。《与交游别歌》无论从歌题上还是从内容上都能令人窥见其与中国“绝交”诗文的关系。首先，大伴家持歌题中的“别”字，意义显然等同于上述中国诗文中的“绝交”；而且，大伴家持择取“别”字为题，也似乎正是由于嵇康两封“绝交书”的触发。嵇康二书的文末均有以“别”指代“绝交”的话语：
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为别。
（《与山巨源绝交书》）
古之君子，绝交不出丑言，从此别矣。临别恨恨。
（《与吕长悌绝交书》）
这些“别”字的意义与文题中的“绝交”全无二致。在格式上，“与××别”自然等同于“与××绝交”。大伴家持何以在歌题中没有选择嵇康文题中的“绝交”而选择了嵇康文末的“别”字，这似乎与日人在语言表达方面更喜婉转和暧昧不无关系，因为“绝交”一语过于决然断然，而“别”字同样传达出“绝交”的信息之外，多多少少还易使对方产生重修旧好的幻想。
其次，大伴家持与“交游（交友）”断交的原因和儒家“交友”的道德标准也关系至密。从大伴家持歌作的内容可以得知，似乎他的友人听信了“中言”，不太想和他继续往来。所谓“中言”，日本学界一般释为“中间夹杂之言”。笔者以为这个语词从语源上似可追溯到汉语中的“中冓之言”。《诗经·鄘风·墙有茨》有句云：
中冓之言，不可道也。
《汉书·文三五传》亦有句云：
不窥人闺门之私，听闻中冓这言。
“中冓”之“冓”，学者们虽考释各异，或以为是“
”的假借，或以为是“構”的假借，或以为是“诟”的假借，但对全句意思的理解却大体一致，即“内室诟耻之言”。那些在内室里所讲的污言秽语，当然“不可道也（无法说出口）”。“中言”疑即“中进冓之言”的略语，指躲在阴沟里的小人们故意挑拨离间的脏话。它与汉语中的“巧言”、“流言”意义仿佛，但使用“中言”，更见大伴家持对它深恶痛绝的感情色彩，因为它生成于角落里，见不得阳光。
大伴家持之所以在“交游”听信“人の中言”而不欲前来相见时，宣言断交，是因为对方违背了“交友”过程中“谅（信）”的准则。《论语》一书曾多次言及“谅（信）”在交友关系中的不可或缺：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学而》）
与朋友交，言而有信。
（《学而》）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为政》）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公冶长》）
《孟子》亦曾言及：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滕文公上》）
“谅（信）”是维系“交友”关系的纽带。为人信诚，恪守信义，信任对方，“久不相见，闻流言不信”（注：《艺文类聚》卷二十一引《礼记》。），做到这一点，才能使“士之相知，温不增华，寒不改叶，贯四时而不衰，历夷险而益固”（注：《艺文类聚》卷二十一引《贾览》。）。大伴家持的友人“交游”却不然，他在“人の中言”的挑唆下，在与大伴家持的交往中畏缩不前，动摇不定。正如歌中所咏：
ここだく待てど
君の来まさぬ
（如许俟君君不至，令余双眼望欲穿。）
大伴家持或许是为了守约而在苦苦地期盼和等待，而结局却是友人杳如黄鹤。友人的做法实际上已经破坏了“谅（信）”的关系纽带，因此，大伴家持在中国“绝交”诗文的影响下，创作出和式的“绝交”诗——《与交游别歌》正在情理之中。
三、“美人”与托喻
既然大伴家持的《与交游别歌》是重“情”的和式“绝交”诗，那么，它们何以呈现出一种情歌或恋歌的风貌呢？笔者以为原因是大伴家持借用了中国古典诗歌中的“美人”托喻的表现手法。
所谓“美人”托喻是借笔下的“美人”婉转表达所思所怀的一种艺术手法。正如刘勰所云：“兴之托喻，婉而成章。”（注：《文心雕龙·比兴》。）它肇始于中国第一部古代诗歌总集《诗经》。到了《楚辞》时代，它又得到了诗人屈原的继承与发展。对此，汉王逸在《楚辞章句·离骚经序》中曾有总结：
《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
所谓“美人”，就内质而言，是“善人”、“贤人”；就外表而言，是“佳人”、“丽人”。就性别而言，前者未必是女性，后者则一定是女性。而作为一种“托喻”的艺术表现手法运用于文学创作中时，它必然要带上女性的色彩。如果“美人”仅具内质方面的“善人”、“贤人”之义，而不具女性色彩，那么，作为一种艺术表现手法的“托喻”就会因为缺少借喻的前提而无从谈起。
以“美人”托喻所思所怀在“诗”、“骚”中屡见不鲜，仅举数例如次：
云谁之思，西方美人。（《诗经·邶风·简兮》）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离骚》）
结微情以陈词兮，矫以遗夫美人。（《九章·抽思》）
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九歌·少司命》）
《简兮》中的“美人”，按郑笺“思周室之贤者”，指的是贤人。上引《楚辞》中的美人，依王逸注和洪兴祖补注，指的或是“怀王”，或是“善人”。由此可见，这些诗篇中的“美人”一语都蕴含着隐约委婉的托喻意义。在使用这种手法时，关键词“美人”也可以用同义语词“佳人”替代，如：
惟佳人之永都兮，更统世而自贶。（《九歌·悲回风》，王逸注：“佳人，谓怀襄王也。”）
闻佳人兮召予，将腾驾兮偕逝。（《九歌·湘夫人》，洪兴祖补注：“佳人，以喻贤人与己同志者。”）（注：以上郑笺、王注、洪补，请参见《毛诗正义》、《楚辞章句》、《楚辞补注》。）
到了汉魏六朝时代，“美人（佳人）”托喻的手法在骚人墨客的诗文中更是频繁出现。汉代最著名的例子是张衡的《四愁诗》，如其第一章：
我所思兮在太山，
欲往从之梁父艰，
侧身东望涕沾翰。
美人赠我金错刀，
何以报之英琼瑶。
路远莫致倚逍遥，
何为怀优心烦劳。
是诗中的“美人”托喻的是贤者还是友人，具体难详，但确如诗前小序所言，运用的是“屈原以美人为君子”的表现手法。（注：《文选》卷二十九。）或许正因张衡运用了“美人（佳人）”托喻手法，从而刺激了后世文人的仿制兴趣。如傅玄《拟四愁诗》：“佳人贻我明月珠”（《太平御览》引作“美人赠我明月珠”）、张载《拟四愁诗》：“佳人遗我绿绮琴”等。以“美人（佳人）”托喻所思所怀，在魏晋文人诗作中几乎可以说是一种习见的手法，如：
仰慕同趣，其馨若兰。
佳人不在，能不永叹！
（嵇叔夜《赠秀才入军》之五）
南国有佳人，容华若桃李。
朝游江北岸，日夕宿湘沚。
（曹子建《杂诗》之四）
与我别所期，期在三五夕。
圆景早已满，佳人犹未适。
（谢灵运《南楼中望所迟客》）
芳草久已茂，佳人竟不归。
（陆士衡《拟庭中有奇树》）
其中曹植（子建）《杂诗》题下原有注云：“此六篇，并托喻伤政急，朋友道绝，贤人为人窃势。”（注：《文选》卷二十九。）其中“佳人”的托喻意义已由注者诠释出来，嵇康等人的诗作也莫不如此。
值得注意的是，运用“托喻”的表现手法时，有些作品不见得出现“美人（佳人）”一语，而是代之以情诗或恋诗中常用的物象或语词，比如：
中有孤鸳鸯，哀鸣求匹俦。
我愿执此鸟，惜哉无轻舟。
（曹子建《赠王粲》）
爱至望苦深，岂不愧中肠。
山川阻且远，别促会日长。
愿为比翼鸟，施翮起高翔。
（曹子建《送应氏诗》之二）
畴昔之游，好合缠绵。
借口未洽，亦既三年。
（陆士衡《赠冯文罴迁斥丘令》）
恩爱苟不亏，在远分日亲。
何必同衾帱，然后展殷勒。
（曹子建《赠白马王彪》）
曹植诗中的“鸳鸯”，原注曰：“喻粲也（托喻王粲）”。此鸟雄雌偶居不离，故古人用以比喻夫妻，如江总《杂曲》“合欢锦带鸳鸯鸟，同心绮袖连理枝”即用此义，而曹植却用来托喻友人。同人诗中的“比翼鸟”，《尔雅》注谓名“鹣鹣”，说它产于南方，“不比不飞”。古人诗文中也用来比喻夫妻，如《晋书·后妃传》“惟帝与后，契阔在昔，比翼白屋，双飞紫阁”，白乐天《长恨歌》中的“在天愿为比翼鸟”更是比喻夫妻情笃的千古名句，曹植诗却用以描述理想中的友朋关系。陆机诗中的“好合”，原是写夫妇和美的，如《诗经·小雅·常棣》的“妻子好合，如鼓琴瑟”，陆机诗却用来描写与冯文罴的友爱。至于曹植诗中的“恩爱”、“同衾帱”等，都是描述夫妻情爱的常用语词，而在曹氏笔下却用以形容同白马王彪之间的友谊。这类诗作运用的也是“美人（佳人）”托喻手法，只不过没有出现“美人（佳人）”这一关键性语词，相对说来表现得比较委婉隐晦。阅读这类作品，如果不注意其“托喻”的表现特征，很容易产生误读，得出视之为同性恋作品的结论。
大伴家持的《与交游别歌》，似乎就是运用了这种委婉隐晦的“美人（佳人）”托喻的手法。试看他对“交游”使用的语句：
氣の绪にして
吾戀ひめゃも
ねもころに
情書して
戀ふるわれかも
相恋得如此要死要活，思慕得如此缠绵悱恻，令人深感怎一个“情”字了得。这正是以描述男女卿卿我我之情的语句，托喻作者与“交游”的深情厚谊。大伴家持在和歌表现手法上所接受的中国古典文学影响，也正由此可略见一斑。
四、结语
在万叶末期，著名歌人大伴家持是一位深受中国文学影响的作家。他的《与交游别歌》之所以呈现出情歌或恋歌的风貌，是因为在主题方面受到了汉魏六朝“交友”系列诗作重情特征的浸润；在歌题方面受到了中国“绝交”系列作品的触发；在表现手法方面受到了中国古代诗文“美人（佳人）”托喻手法的影响。因此，外在的情歌或恋歌风貌不会掩盖其“绝交”歌的本质。如若以同性恋之作视之，那就陷入了误读的盲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