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立松近旁研究：兼论公共理论对近邻研究的态度_宋史论文

宋理宗与近习：兼谈公论对近习的态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论论文,态度论文,宋理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14)06-0065-17

       徐经孙上疏宋理宗(1205—1264)，回顾本朝宦官的历史说：“臣伏读国史，恭观太宗皇帝有不令宦者预事之训；真宗皇帝有杖杀(江)守恩之事；高宗皇帝有每观汉唐之祸及近时变故，不得不防微杜渐之训。家法森严，载在简册，此亦陛下之熟知而恪守者。”①他提及太宗、真宗、高宗对于宦官干政的防治之道。

       宋理宗在位41年(1224—1264)，仅次于宋仁宗(1022—1063在位)，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前期10年，史弥远(1164—1233)专政时期(1224—1233)，史卒于绍定六年，理宗始得亲政；中期19年，端平至淳祐(1234—1252)，屡颁政治更化之诏，北方形势剧变，宋蒙战争伊始；晚期12年，宝祐至景定(1253—1264)，战争加剧，国势一度危急。根据《齐东野语》，淳祐之后，宦寺肆横，阃帅朝绅出入其门，朝廷群臣多不敢言。宦寺对付台谏，或诱之以利，或使之畏其威势。当时政坛，内侍“一时声焰，真足动摇山岳，回天而驻日也”②。又据《钱塘遗事》，理宗“在位既久，嬖宠浸盛，中贵卢允升、董宋臣，女冠吴知古等荐引奔竞……又用外戚子弟任畿辅……卢允升等以奢侈导上，意信方士……禁中排当频数，娼妓傀儡得入供应，宫嫔廪给泛赐无节”③。卢允升④和董宋臣，两人为理宗中晚期的宠宦。淳祐五年(1245)，李韶说：“理宗所谋者嫔妃近习，所信者贵戚近亲。”⑤近习政治的效应，诚如宗室赵必愿所说：“一除目之颁，一号令之出，虽未必由于阉宦，而人或疑于阉宦；虽未必由于私谒，而人或疑于私谒；虽未必由于戚畹宗邸，而人或疑于戚畹宗邸。”⑥淳祐时，牟子才提到宦官和权臣的关联性：

       琐琐阉

，挟天子之威，窟于宫禁，而为天下奸邪奔趋之主；赫赫权奸，挟宫闱秘奥之援，窟于海滨，而为天下谀佞嗾使之主。陛下内牵阉

之爱，外怵权奸之赂，佞人憸夫窥见罅隙，遂谓陛下因阉

之交通，将权奸之复用也。于是宠幸者内则交结于阉

以济其私，外则接引于权奸以缔其好。大佞者，内则借誉于阉

以固其宠，外则阴主于权奸以效其报。

       宦官交通权臣，“遂使忠臣饮气，志士吞声”⑦。

       理宗晚年，有所谓的“丁丁董董”、“阎马丁当”，丁指擅于奉承上意的丁大全，董当系指内侍董宋臣，阎指宠妃阎贵妃，马指执政马天骥，“公论”对他们风评不佳。甚至有人书写八字于朝门之上：“阎马丁当，国势将亡。”⑧其中的丁大全，“为戚里婢婿，夤缘阎妃及内侍卢允升、董宋臣，遂得宠于”理宗⑨。宝祐三年(1255)六月，丁为右司谏，与同时在位的言官，正言陈大方、侍御史胡大昌，三人尸位素餐，名字都有大字，时人戏称“三不吠犬”⑩。宝祐四年(1256)六月，董槐遭丁大全羞辱而罢相是政治标志，显示理宗择相的倾向。理宗何以任用近习至此？仅仅惰于政务吗？令人好奇。此为本文论旨所在。

       一、女冠吴知古和内侍陈洵益

       吴知古入宫的经过，史载不明。吴深受理宗宠信，从其亲政直到宝祐年间，长达20年之久。吴干预政事，宫中耳语，“人皆侧目”(11)。

       理宗初年，内侍陈洵益得势，文献所载事迹不多。枢密院编修官陈埙于理宗亲政后入对：“内廷当严宦官之禁，外廷当严台谏之选。”陈洵益不悦，向理宗中伤陈埙。监察御史王定也奏劾陈埙，埙出知常州，又改知衢州(12)。其后，殿中侍御史李韶劾奏陈洵益“窃弄威权”(13)，王迈劾奏陈“扰政”(14)。理宗宠信陈洵益，从死后谥赠节钺之事可看出。钱相缴驳此令，理宗未行其言，赵必愿随之缴奏：“陛下忍于去一贤从官(李韶)，而不忍于沮一已死之内侍，则何以兴起治功，振扬国势？”(15)

       端平初年，太常少卿徐侨入对：“今女谒、阉宦相为囊橐，诞为二竖，以处国膏肓。”《宋史》认为，女谒是阎贵妃，阉宦是董宋臣(16)。这应该是错误的，部分今人论著亦承此说法。除非《宋史》所记徐侨入对时间有误，女谒当指吴知古，阉宦则是陈洵益，下面所引诸条可以佐证。

       论劾女冠吴知古和内侍陈洵益两人，以李韶最为有力。前面约略提到，端平三年(1236)，右正言李韶论劾吴氏“在宫掖招权纳贿”，理当逐出宫中。理宗发怒，李韶归还奏笏，欲辞官归乡。九月，明堂祭祀上天和祖宗，雷电交加。李韶转任起居舍人，借机再次奏劾吴知古和陈洵益，理宗置之不理。李韶三辞官位不准，乞请外任，最后知漳州。嘉熙三年(1239)，李韶上疏提到：“臣昨弹内侍、女冠，不行。退惟圣主高明，必不容其干政。”淳祐元年(1241)，李韶回朝，史嵩之遣人嘱咐他：“毋言济邸、宫媪、国本。”李韶并未回应，上疏仍然提到(17)。约略同时，书拟金部文字兼沂靖王府教授姚希得上疏言：“今女冠者流众所指目，近珰小臣时窃威福，此皆陛下之心乍明乍晦之所致，岂不谓之危乎？”(18)女冠即指吴知古，近珰则是陈洵益。内侍、幸佞不得弄权干政，多为宋朝儒臣坚守的政治法则之一。

       嘉熙二年(1238)，枢密副都承旨兼左司郎中王伯大进对，提到：“议戚宦近习之挠政，则天下将以朝廷为恭、显、许、史、武、韦、仇、鱼之朝廷。”(19)试学士院王迈议论楮多之弊，提到“厚赐缁黄”，应该裁减楮币，缁黄疑指吴知古。约略嘉熙三年(1239)，王迈又上封事，议论“吴知古、陈洵益扰政”(20)。

       太常博士牟子才也不满理宗宠信道冠，淳祐七年(1247)，上疏言：“今日醮内庭，明日祷新宫；今日封神祠，明日迎佛像。倚靠于纳子，听命于黄冠。”(21)黄冠是道士的代称。宝祐三年(1255)，理宗时年五十一，超拔吴知古的侄儿吴子聪知合门事。此事遭到兼直舍人院牟子才激烈反对，缴驳其录黄(人事内定)，缴驳之文说：“子聪依凭城社，势焰熏灼，以官爵为市，搢绅之无耻者辐凑其门，公论素所切齿，不可用。”还说：“给、舍纪纲之地，岂容此辈得以行私于其间。”理宗不得已，将吴子聪改知澧州。牟子才依然不满，辞去职务(22)。

       宗正少卿杨栋鉴于“时有女冠出入宫禁，颇通请谒，外廷多有以为言者”，于是进对说：“陛下何惜一女冠，天下所侧目而不亟去之乎？”理宗不以为然。栋又说：“此人密交小人，甚可虑也。”(23)直指吴知古为人说项，败坏官箴，理宗却置之不理。

       二、内侍董宋臣

       淳祐九年(1249)，给事中董槐上疏：“请抑损戚里恩泽，以慰天下士大夫。”宝祐三年(1255)八月，董槐拜右丞相兼枢密使之时，言于理宗：为政有三害，“戚里不奉法，一矣”(24)。他所指的戚里即是嫔妃和外戚之类。从宝祐二年(1254)至四年(1256)，朝臣奏劾近习颇为密集。宝祐二年三月，理宗欲授予谢皇后亲属谢奕修(25)知郡。辅臣谢方叔针对奕修任命案表示：“年来戚里予郡太多。祖宗时，官高者必换右，盖有深意。”理宗回答：“戚里正卿以上即换右班，此典故也。”(26)隔月，理宗表示不用御批授予谢奕修知郡，“可从公将上”。方叔回说：“此意甚公。”几天后，谢方叔又奏说：“外论皆以谢堂兼江西提举，恐自此外戚缘例者多，反费陛下区处。”(27)谢堂也是外戚，谢后之侄(28)，此一任命案引起言官反弹。

       董宋臣是理宗中晚期的宠宦，升迁快速。本传记载：“淳祐中，以睿思殿祗候特转横行官。宝祐三年(1255)，兼干办佑圣观……景定四年(1263)，自保康军承宣使除入内内侍省押班，寻兼主管太庙、往来国信使，同提点内军器库、翰林院、编修敕令所、都大提举诸司，提点显应观，主管景献太子府事……六月，命主管御前马院及酒库。既卒，帝犹命特转节度使，其见宠爱如此。”(29)

       朝臣对董宋臣论劾不已，比较著名的是洪天锡。宝祐三年(1255)二月，洪天锡上封疏奏劾：

       古今为天下患者三：宦官也……谨按入内内侍省东头供奉官、干办内东门司董宋臣，宦寺之贪黠者也。并缘造寺，豪夺民田，密召倡优，入亵清禁，搂揽番商，大开贿赂。

       洪氏“乞将宋臣逐出”，还论劾将作监谢堂、知庆元府厉文翁两人(30)。谢堂为谢后之侄，厉的身份不清楚。疏上两日，理宗没有回应，洪氏出关待罪。中书牟子才、右史李昴英相继上章留之，乞行其言。理宗欲力保三人，于是调护其中，命令台臣吴燧宣谕洪氏再三，力劝洪氏回任言官。理宗又中出御札，允诺私下斥责董宋臣，暗示洪氏更易论疏，了结此事。洪氏不听，疏章五上。理宗不得不“令堂自陈乞祠，除职予郡，宋臣自乞解罢，令首尾了日解职，文翁别与州郡差遣”(31)。谢、厉的人事命令下来后，却迟迟不见董宋臣录黄，兼直舍人院牟子才复敦请之(32)。洪氏也奏说：“臣留则宋臣去，宋臣留则臣当斥，愿早赐裁断。”(33)尽管洪氏不满意，但理宗已做了处置，风波暂时平息。

       到了五月，“嘉定大雨雹，与叙南同日地震，浙西大水”(34)。六月，洪天锡再度上言：“上下穷空，远近怨疾，独贵戚巨阉享富贵耳。举天下穷且怨，陛下能独与数十人者共天下乎？”(35)董宋臣侵夺民田，民间将他视为“董阎罗”(36)。恰好吴民仲大论等人列诉董宋臣夺其田，他强调洪天锡曾告知相关机构。御前提举所说该田为御庄所有，此事不当通知台谏，仪鸾司牒文常平司不必理会之(37)。洪氏不满，上奏：“都知卢允升、门司董宋臣及内司诸吏，怙势作威，夺民田，伐墓木等事”，内朝营造不当，掠夺民产，细数卢、董两人罪状(38)。洪氏上疏至六七次，未有回应，于是归还御史印章，出关。理宗仍欲曲护董宋臣，先改命洪氏大理少卿，再迁太常少卿，皆不拜命(39)。从御庄侵夺民田来看，董宋臣为皇室理财营利，这是理宗重用董的原因之一。

       这次奏劾闹得很大，太学生池元坚上书论劾卢允升和董宋臣，乞留洪天锡。不久，太学、武学、宗学三学学生上书乞请，左史李昴英上封事声援，公论大多支持洪天锡这边(40)。与此同时，有人传言：“天锡之论，方叔意也。”洪氏所以攻击内侍，出自左丞相谢方叔指使。洪天锡去位时，也说：“方叔意也。”于是，谢方叔上疏自辩。不久，监察御史朱应元论劾谢方叔，理宗也不信任谢，于是七月罢相。卢、董两人犹未满足，厚赂太学生林自养上书论诋洪、谢二人。此举引起学生不悦，纷纷鸣鼓攻之(41)。最后，监察御史洪天锡、左宰相谢方叔去位，三学学生上书无法撼动卢允升、董宋臣的地位。尽管两人屹立不摇，但两人的权势也受到节制。宋朝镜鉴于晚唐宦官乱政的历史，加上士大夫政治风气，对于内侍干政颇为敏感。如洪天锡奏劾董宋臣的说词，便是怕史臣书之曰：“内司之横，自今始。”(42)《宋史》本传评论此事也说：“言虽不果行，然终宋世阉人不能窃弄主威者，皆天锡之力。”(43)

       论劾者，还有马廷鸾，宝祐三年(1255)，他试馆职时，鉴于“外戚谢堂、厉文翁，内侍卢允升、董宋臣用事”，于是上言：“防近习。”得罪于人，迁转秘书省正字。景定元年(1260)，马兼沂靖惠王府教授，“时(丁)大全党多斥，(董)宋臣尚居中，言路无肯言者”。三月一日，日食，马本欲借机奏疏董宋臣等人(44)。几天之后，初十四，董宋臣“坐谪”，安吉州居住(45)。所谓坐谪，似坐丁大全贬谪。

       又如文天祥和汤汉。开庆元年(1259)，蒙古“兵驻江上，京师大震。(董)宋臣赞帝迁幸宁海军，签判文天祥上疏乞诛宋臣，又不报……秘书少监汤汉上封事”，谏请理宗收回董的押班等职务任命案。汤汉“疏入，帝亦不之省”(46)。正如汤汉所言：“宋臣十余年来声焰熏灼，其力能去台谏、排大臣……陛下方为之辨明，大臣为之和解。”(47)又如朱貔孙，工部架阁文字时发策试卷子，强烈抨击宦官之患。引起董宋臣不满，唆使言官论罢之。景定元年左右，在讲筵时，言及董宋臣干预政事，理宗不悦。四月，董宋臣贬置安吉州。景定四年(1263)，董复出，朝论纷然。殿中侍御史兼侍讲朱貔孙奏对，力斥董的奸情，终于夺其祠禄。隔年七月，藉由“长星出东方”，又“力诋外戚、内臣及进奉羡余失人心者”(48)。

       论劾近习者除了上述洪天锡、李昴英、马廷鸾、文天祥、汤汉、朱貔孙等人之外，还有徐经孙(49)、常挺(50)、牟子才(51)、陈宗礼(详见于下)等人。

       董宋臣得到理宗恩宠，所以能权倾一时，必有其道理。以下分为逢迎取悦、使命必达、拉拢大臣、打击论劾者四方面论述：

       逢迎上意，取悦理宗。端平二年(1235)，袁甫便说：“亲贤人儒士则难，亲宦官女子则易；难者亲之时少，易者亲之时多。”(52)皇帝和内朝嫔妃、宦官朝夕相处，自然比外朝臣僚亲近许多。加上喜听好话，乃人之常情，理宗是凡人，自然不例外。谢方叔提到：“朝夕亲近者、左右近习承意伺旨之徒，往往觇上之所好，不过保恩宠、希货利而已。而冥冥之中，或有游扬之说，潜伏而莫之觉。防微杜渐，实以是心主之。”(53)学者认为理宗喜好美色，大致正确(54)。一是贾贵妃和阎贵妃先后以姿色得宠。二是宁宗晚年后宫夫人称号者六百员，理宗淳祐增至千员(55)。三是董宋臣知悉理宗的喜好，传闻宝祐三年(1255)正月，曾“呼营妓数辈入内祗应”，侍奉理宗。故前引洪天锡批评说：“并缘造寺……密召倡优，入亵清禁。”(56)是年，董宋臣主管兴建富丽堂皇的佑圣观，又“起梅堂、芙蓉阁”(57)。

       使命必达方面。开庆元年(1259)，蒙古大军南下，南宋有亡国之势(58)。于是，有迁都避难之议，董宋臣力赞台州宁海军(59)。幸运的是蒙哥汗(1251—1259在位)八月崩卒，蒙古陆续撤兵。十月，丁大全罢相，董负起行政责任。景定元年(1260)四月，吴潜罢相，贬董宋臣于安吉州(60)。实际上，理宗依然宠信董宋臣，隔年委派其负责兴造周国公主府馆，十一月馆成，转一官(61)。景定四年(1263)正月，同提举奉安符宝所(62)。七月，自保康军承宣使除授入内内侍省押班，牟子才等人强烈反对，吁请理宗停止除授。隔月，董托病乞请收回成命(63)。其后，董又陆续担任兼主管太庙、往来国信所、同提点内军器库、翰林院、编修敕令所、都大提举诸司、提点显应观、主管景献太子府事等职务(64)。从他任职称谓来看，理宗多指派他处理内廷杂务，如皇室家务、宗教祭祀、资料编纂等事，还有前述的工程兴造、理财营利。职务如此众多，显示他使命必达，执行效率也不错，才会受到理宗赏识。

       拉拢大臣的史例，莫过于丁大全。丁和理宗有私人关系，《宋史》本传称“戚里婢婿”，具体身份不清楚。他“夤缘以取宠位，事内侍卢允升、董宋臣”(65)。宝祐四年(1256)十一月，他被任命为签书枢密院事，位居执政之列，宝祐六年(1258)四月，拜右丞相兼枢密使。丁大全时擅国柄，以直言为讳。右司陈宗礼陛对时，对理宗说：“毋但得左右便嬖戚畹之心……毋但寄耳目于卑近。”(66)劝谏不可重用丁大全、董宋臣、卢允升等佞臣和近习。开庆元年(1259)九月，陈宗礼处理蒙古大军入侵不当，罢相(67)。前述的洪天锡是位有争议的人物，也曾巴结董宋臣。据《左史吕公家传》记载：

       天锡实钻刺宋臣，得班六院。忽一日，天锡除监察御史，宋臣力也……天锡之进，又阴与谢修深交，以干方叔。遂谓且借宋臣径入言路，叛而劾之，可以得名，党谢修，扶方叔。入台第一疏劾宋臣等，理庙骇愕，不行，一再疏，宣谕不行，天锡去。以此天下敬之，而狡险矫诈，世不悉也。(68)

       洪天锡小丞相谢方叔一岁，谢修为方叔之子。此传作者方包指出，洪天锡攀附董宋臣而位列言官，论劾董宋臣出自洪氏的私心，其目的在于博取声誉，并藉此交结丞相谢方叔。

       打击论劾者。董宋臣遭到朝臣奏劾时，姿态柔软，或向理宗哭诉，趁机倒打政敌一耙。宝祐年间，丁大全为相与董宋臣互为表里。牟子才在太平州兴建李白祠，记文借题发挥，以高力士暗讽董宋臣，又为《李白脱靴图》作赞文，并刻赞记于石碑上。董宋臣看到拓本大怒，持着两份拓文泣诉于理宗。事后和丁大全合谋，指使御史交章诬劾牟子才私吞馈赠公使钱。理宗虽诏降两官，但心中有疑，派人探询，得知牟子才无辜(69)。

       董宋臣在淳祐之后，声焰熏灼，全因理宗庇护，他成为理宗的替罪羔羊，群臣的矛头所在。理宗固然有责任，但近习集诸恶于一身，可成为理宗卸责之词，也可以代扛责任。理宗和董宋臣的关系，有点像高宗和秦桧的关系，臣下为君上背负不誉之名，上下交相利用。

       三、理宗亲政后扩大君权

       理宗喜用近习与扩大君权是一体两面，以下分为五个方面介绍：

       一是史弥远专政的后遗症。理宗未亲政之前，朝政多仰史弥远鼻息，他被迫只得亲近府邸和近习等家臣。譬如宝庆元年(1225)，国史院同修撰曹彦约上封事，有“防近习”之语(70)。尚书左郎官范应铃奏言：“陛下不断自宸衷，徒眩惑于左右近习之言，转移于宫庭嫔御之见。”(71)权给事中许奕于理宗初年“论驳十有六事，皆为贵族近习之挠政体者”(72)。绍定四年(1231)，尚右郎官吴潜上疏：“阉官之窃弄威福者勿亲，女宠之根萌祸患者勿昵。”(73)绍定五年(1232)十二月，恭圣太后杨氏崩卒，乔行简上疏言：

       戚畹肺肝之亲，近习贵幸之臣，奔走使令之辈，外取货财，内坏纲纪。上以罔人君之聪明，来天下之怨谤；下以挠官府之公道，乱民间之曲直。纵而不已，其势必至于假采听之言而伤动善类，设众人之誉而进拔憸人，借纳忠效勤之意而售其阴险巧佞之奸。日积月累，气势益张，人主之威权，将为所窃弄而不自知矣。(74)

       近习贵幸的权力系假借于皇权，久而久之，权柄难免下移。甚至有些臣僚劝谏理宗嫔妃过多，如上引乔行简上疏言：

       嫔御之人又视昔众多，以春秋方富之年，居声色易纵之地，万一于此不能自制，必于盛德大有亏损。(75)

       以上所引都出自于理宗端默无为时期，足证他在史弥远专政时期便有任用近习的习性。绍定六年(1233)年底亲政以后，只是不改旧习而已。理宗不断任用外戚和近习，从谢皇后戚族、丁大全到贾似道，在在显示理宗不信任外朝辅臣，透过外戚近习来运作政务，让理宗更得以掌握朝政。理宗积极培养贾似道，最为明证。理宗不信任外朝大臣，喜用近习，算是史弥远专政的后遗症之一。

       理宗亲政之后，乾纲独断，企图矫正权相政治之失。史弥远册立有功，理宗初年只得端默无为，亲政后反向作用，极力填补他昔日未享受的决策权。如洪咨夔提到：理宗“亲政以来，威福操柄，收还掌握，扬廷出令，震撼海宇，天下始知有吾君”(76)。又如崔与之提到：理宗“收揽大权，悉归独断……比闻独断以来，朝廷之事体愈轻，宰相进拟多沮格不行，或除命中出，而宰相不与知……威令虽行于上，而权柄潜移于下矣”。基于此，理宗喜用听话顺从之人，因而宠信近习，故崔与之又说：“戚畹、旧僚，凡有丝发寅缘者，孰不乘间伺隙以求其所大欲，近习之臣，朝夕在侧，易于亲昵，而难于防闲。”(77)崔与之认为，理宗因其独断，容易偏听偏信，因此宠信近习，这点大致正确。

       《宋史》本纪赞曰：理宗“中年嗜欲既多，怠于政事，权移奸臣，经筵性命之讲，徒资虚谈，固无益也”(78)。《董槐传》也说：理宗“年浸高，操柄独断，群臣无当意者，渐喜狎佞人。丁大全善为佞，帝躐贵之，窃弄威权而帝弗觉悟”(79)。部分史家也认为理宗于中晚期权柄他移，这是错误的认知。这两段议论有两大瑕疵：理宗初年便善任近习，只是事迹未显。再者，权柄也未移奸臣。明人张溥史评便说：丁大全“为相仅一年有十月，其进速，其退亦速，圣断未尽废也”(80)。本人曾指出，理宗亲政后宰辅更替频繁的主因，在于他把持权力(81)。

       二是控制言官。淳佑四年(1244)十月，理宗下诏：“台谏耳目之寄，若稽旧章，悉由亲擢。自今不许大臣荐进。”(82)以旧章故事为理由，收归台谏任命权，日后淳佑十二年(1252)诏文甚至提到：“御史乃天子耳目之臣。”(83)理宗不仅拥有言官任用权，亦把持罢黜权，如宝佑四年(1256)诏曰：“进退台谏，权在人主。”(84)还有牟子才提到：“上意所不予，则施矰缴于既逐之谏臣；上语所不乐，则纵斧于广东之仓节。或倚上眷而执人物进退之权，或探上心而掣朝廷行事之肘，此逢君者也。”(85)台谏望风承旨，逢君之恶，逐渐丧失陈言直谏的功能。针对言官改任他官，不愿服从而出京抗议的现象，理宗颁行违制的法令。宝祐五年(1257)九月，诏曰：“今从台臣迁卿少而辄出关者，准违制论。着为令。”其诏令所持的主要理由是：“自诡抗节，实犯不恭。”(86)出关抗节以违制论，多少产生钳制言官行为的作用。

       三是中出御笔。御笔始于徽宗(1100—1126在位)，淳祐中，牟子才说：

       御笔始于政和四年……或称诏，或称御笔手诏，或用御宝，或用长印，或有金填红刻旨挥，由中而出，不在于中书门下之旨也。当时，三省但奉行御笔而已。

       他接着批评理宗亲政之后的御笔之失：

       陛下即位之初，压于权臣，潜光晦迹，不敢自大……粤自亲政揽权，蹊路渐熟……女子、宦官、邸第戚里窥见罅隙，请托纷如，于是御笔沓至，往往夜漏十数刻，省吏传呼，晷刻不爽，大臣签押，奉行惟谨。(87)

       他还说：“内降不由于中书。”(88)内降即是御笔。御笔中出，既反映理宗对权相史弥远政局之反弹，也反映他对外朝宰辅的不信任；既有政治的现实层面，也有心理的精神层面。几乎没有宰执抗拒执行御笔，只有董槐勇于表达，但没多久便被理宗借故而罢相。中书舍人封缴、给事中封驳也是如此，前述的牟子才曾经封缴理宗的董宋臣人事御笔，实属罕见。

       早在嘉熙四年(1240)，杜范回朝时便提到：“政出于中书，而御笔特奏或从而中出。左道之蛊惑，私亲之请托，蒙蔽陛下之聪明，转移陛下之心术。”(89)近习人事案中出的史例：一如宝祐三年(1255)，大宗正寺丞赵崇璠写信给左丞相谢方叔提到，理宗将“仓卒出御笔，某人授少卿”。隔天，论劾卢允升、董宋臣的洪天锡，果然被授予洪大理少卿(90)。同年，吴子聪除知合门事亦是御笔使然(91)。二如景定四年(1263)御笔亲任董宋臣押班，仍引起徐经孙等人的不满(92)。牟子才上疏理宗，说得颇为透彻：

       御笔始于政和四年，初焉杨球之代书，终焉流弊之滋炽。或称诏，或称御笔手诏；或用御宝，或用长印，或有金填红刻旨挥，由中而出，不在于中书门下之旨也，当时三省但奉行御笔而已。陛下……今轻视四海，玩弄诸臣，用力于区区术数之微，偃然自谓人莫己若矣。女子、宦官、邸第戚里窥见罅隙，请托纷如，于是御笔沓至，往往夜漏十数刻，省吏传呼，晷刻不爽，大臣签押，奉行惟谨。妨害政几，亏损观听，清明之世，为此弊幸。(93)

       理宗有时候利用御笔直接掌控人事，应该是真实的，而且是正确的(94)。有的臣僚从公议私意的角度提出批判，淳祐十二年(1252)，汤汉上封事言：“中书造命，其除行不若内批之专；则陛下之立心，既未能尽合乎天下之公矣……定策之碑，忽从中出……御笔之出，上则废朝令，下则侵有司，乡不如是之多也。”(95)

       不过，理宗使用御笔果真如这些臣僚所言，仅是近习蒙蔽或皇权私心的现象吗？不尽然。理宗中后期经常使用御笔或内批下达重要的旨令，在使用的频繁上，在徽宗之后的皇帝中名列前茅。除了上述的臣僚或近习人事命令，还有颁布大政方针、进退宰执、勉谕宰执、召用要臣、皇储事宜、建置内学、褒扬贤臣、保全史弥远家、赏赐战功、诏求直言、戒饬百官、抑止言官、斥责罪臣、崇扬道学、指导贡举、劝风易俗、回应灾异变乱等方面(96)。抑止言官奏劾还有专门术语，称之“节贴”。不少文献提到：“台臣有言之者，帝宣谕去之，谓之节贴。”(97)以御笔直接干涉言官奏劾。显然从御笔观察，可以明确佐证理宗大权并未旁移，还紧握着权力，甚至扩张君权。经常使用御笔，在牟子才等人的眼中虽是负面的权术行为，轻视三省宰执，违反朝廷体制；在理宗的立场，却是加强君权的手段，脱离三省体制的钳制。

       四是委任近习处理若干政务，这点前面已论及。张邦炜指出：“理宗既厌倦政事，又要大权独揽，加之年事渐高，只能依靠宦官和佞臣协助处理朝政。”(98)这个观察是正确的。如前引李韶言：理宗“所谋者嫔妃近习，所信者贵戚近亲”(99)。董宋臣可说是理宗的分身，可叫他做些不足为外人所道之事。前面提到理宗召妓入禁中，不少的朝臣提到，真实性很高。内侍还担负内宫土木兴造与敛财集资的任务，如《钱塘遗事》记载：“作禁苑芙蓉阁、香兰亭，以供游玩。又作阎、贾二妃奉先功德寺，极土木之功。专置修内一司，以内侍管领，望青伐木，自德寿故宫、王邸戚里，民家坟茔皆不免。又置修内司庄、御前庄，开献纳之门，没入两争田土，名曰献助，实则百取。”(100)正因这些内侍主管内廷庶务，办事利落，才能获得理宗的信任。这在士大夫眼中，反倒是败坏君德，如牟子才说：“此皆董宋臣辈坏陛下素履。”(101)理宗中晚年虽“怠于政事”，但大权依然在握，并未“权移奸臣”，理宗可以轻易任用或罢黜丁大全宰执之权。贾似道成为权相要到拥立度宗继位之后，此时尚未威胁到理宗。

       尽管理宗委任近习和宠臣协助处理政务，但仍任用操守较佳的大臣，维护自己的外在形象。以宝祐之后(1253—1264，宝祐、开庆、景定)所任用宰执大臣为例，如董槐、徐清叟、李曾伯、王野、程元凤、蔡杭、吴渊、江万里、姚希得、皮龙荣、杨栋、马光祖、叶梦鼎等人，公论风评大致肯定(102)。当然，其中不乏奉承之士，丁大全便是明显的例子。此为理宗晚期施政的风格，既容忍诤言直谏者，任用干才之士；又包容无可称述者，重用近习内侍之辈，兼容并蓄，使他们共存于朝堂之上。

       开庆元年(1259)八月，蒙哥汗死于四川。十月，丁大全罢相，吴潜为左丞相，贾似道在京湖遥拜右丞相。十二月，贾似道允诺向蒙古输纳岁币，忽必烈兵退后，夸称再造不世奇功。隔年景定元年(1260)四月，吴潜罢相，贾光荣入朝。贾上台后，“逐卢、董，所荐林光世等悉罢之；勒外戚不得为监司、郡守，子弟门客敛迹，不敢干朝政”(103)。果真如此吗？仍不敢确定。上面引句“董宋臣改差提举台州崇道观，安吉州居住”，此诏在三月辛巳，时间上在贾似道入朝之前(104)。这有两种可能：一是贾入朝之前，已决定清除董宋臣等人；二是理宗自为之，为了重拾朝臣的人心。

       上节尾段提到，吴潜罢相后，董宋臣也遭谪贬，旋即起用，但气势大不如前。何以如此？理宗的考量可能基于：贾似道出身外戚，属于广义的近习，如今有军功加持，寺宦原先的重要性降低许多。加上董宋臣等人在外朝的形象颇为负面，正值蒙古兵退，谪贬斥之，可以一新朝廷气象。贾似道不愿理宗起用原先的近习之士，也不难理解：一可以厚植人望，二可收揽人心，三可专宠于理宗，一举三得。张邦炜还提供一个看法：权臣当政之时，宦官很难专权(105)。贾似道有心于大政，贬抑其他近习和宦官在所难免。

       五是重视外朝的信息。理宗中晚期，虽重用近习佞臣，仍未停止各种“对”。陈言直谏与深刻务实的“对”固然有之，空洞无益与高谈阔论的言论恐怕更多。尽管如此，仍可以藉此与群臣对话，吸取外朝及民间的相关信息(106)。

       此外，理宗并未停办经筵，依然有儒臣定期到崇政殿讲经论道，顺道提出自己对时政的见解，甚至批评当局(107)。以朱貔孙为例，开庆元年(1259)左右，其以监察御史兼崇政殿说书，疏论丁大全权奸误国之罪。其后，又上疏言迁都庆元府不可，言及董宋臣干涉政事。当然，理宗固有雅纳之时，亦有不悦之日，譬如朱论董便曾忤旨改官。其后，理宗亲自拔擢他为殿中侍御史兼侍讲，他又再度论及董宋臣(108)。由此判断，理宗就算到了晚年，仍旧在乎自己任用贤臣的形象，以示并非昏聩君主，听不听则是另一回事。理宗维持“对”、“议”、经筵，得以了解群臣对政事的看法，同时也是皇帝接受外朝信息的管道之一，作为施政的预判。有学者指出，南宋皇帝透过直接面对官僚的方式，藉此维持他们对皇帝的向心力，并可获取宰执、给舍和言官以外的官员信息(109)。宋理宗显然精于此一治术。

       经筵对理宗还有个好处，任命台谏言官担任经筵讲席，可与之熟稔，言官较不敢造次。牟子才发现这点：北宋时，“台谏例不兼讲席。自中兴后……每除言路，必兼讲读说书之职。由此台谏与天子习熟，无复有敢青者矣。向也为权臣之私人，今则为天子之私人矣。向也供劾检于权奸，今则受天子之宣谕矣。向也受劾草于权奸，今则受天子之调亭矣”(110)。

      

      

       上表并非理宗亲政后进对及经筵的全豹，只是局部，但亦可看出理宗晚年的进对明显减少，特别是景定年间，此与史书记载大致相符。不过，理宗重视经筵，大体上没有中断过。

       由上分析，理宗并非不能处理近习佞臣，而是需要他们，无论是精神或实际层面。如前引淳祐十二年(1252)汤汉所说：“公卿在廷，其信任不若近习之笃。”(111)理宗较能容忍嫔妃、外戚和内侍，似与此有关：他们的权位正当性不高，威胁自己的机会较低。这些被宠信的宠妃、女冠和内侍的结局不算太差，他们大多死于理宗之前，未受政治迫害。阎贵妃死于景定元年(1260)七月(112)，董宋臣大约死于景定五年(1264)六月(113)。外朝佞臣则不然，没有利用价值之时，理宗便一脚踹开，丁大全为最佳的例证，景定四年(1263)六月他死于非命。宝祐四年(1256)六月，理宗藉丁之手罢去董槐相位；开庆元年(1259)十月，丁名誉扫地，理宗转而重用形象良好的吴潜、拥有军功的贾似道为左右丞相。重用丁是理宗，罢黜丁也是理宗。

       南宋初年，吕中曾分析：“人君起居动息之地，曰内朝，曰外朝，曰经筵，三者而已。”(114)理宗不愿群臣过度干预内朝事务，态度确实明显，如嫔妃、内侍、女冠之宠幸，甚至册立太子，就算外界批评声浪高涨，理宗让步有限，此与经筵不同。理宗登基受制于史弥远专政，难免会猜忌强势的宰执，久而久之，难免任用奉承阿谀的宰执，这是可以理解的。牟子才观察到这点，他说：“外论颇传陛下以外权太重，思欲起权奸而用之。”(115)理宗藉由任用宰执、言官来掌控外朝，庶务交由宰执负责，不满意便行更换。经筵是吸收信息、礼遇儒臣与接纳雅言的场所，具有实质、象征及表演的多重功能，既要定期举行，还得挑选代表性，装饰自己的形象。所以史书所载理宗中晚期的形象才会如此：沉溺女色、喜用佞臣(内朝)；厌倦朝政(外朝)，“人才乍贤而乍佞”(116)；纳言却不报。表面虽然矛盾，实际却有其需求。孝宗朝，主掌大政的是皇帝和侧近武臣(近习的一种)，此一现象大致维持到韩侂胄为相时期(117)。其后史弥远以权相专政二十多年，史氏卒后，理宗始得亲政，又重回孝宗朝的政治轨道，以皇帝为核心，善用内朝近习，亲擢宰执和台谏，以钳制外朝。

       四、公论防宦与鄙视近习

       北宋初年，鉴于晚唐五代的历史教训，警惕于宦官干涉政务与掌握军权的后果(118)。太祖朝在御将中出目的之下，利用“阉将”充当宫中和军队的桥梁，执掌监军或统兵之权，他们是皇帝的私仆。太宗时，阉将成为枢密院的从属，由宦官系统的武将转变成枢密院系统的宦官。真宗时，加强枢密院对阉将的管理，既受外朝节制，又屡立战功(119)。北宋宦官广泛参与政务的运作，诸如：统兵、监军、出使外国、侦察臣民、经理财用、治河及营造、编纂文献、调查冤案等(120)。

       太宗朝(976—997)的转折点，在于王继恩虽平定川蜀李顺民变，却爆发兵变，引起太宗对阉将恃功骄纵的疑虑。王继恩原以拥立太宗有功，极受宠信。淳化五年(994)八月，中书省议赏王继恩平蜀，初拟以宣徽使。太宗认为：

       朕读前代史书多矣，不欲令宦官干预政事。宣徽使执政之渐也，止可授以它官。(121)

       显然太宗藉以历史教训，开始对宦官干政心存戒备。最后，别立宣政使授之，杜绝王继恩担任宰执的可能性。

       到了南宋，建炎元年(1127)十月，高宗(1127—1162在位)登位五个月后，发现“入内内侍省押班康履以藩邸旧恩用事，颇忽诸将，诸将多奉之，而台谏无敢言者”。于是下诏：“内侍不许与统兵官相见，如违，停官，送远恶州编管。”(122)建炎三年(1129)四月，苗、刘兵变之后，高宗又下诏说：

       自崇宁以来，内侍用事，循习至今，理宜痛革。自令内侍不许与主管兵官交通，假贷馈遗，借役禁军；非所管职务擅行移文取索，贴占屋宇，陈乞提领外朝官职事，干预朝政，外朝非亲戚亦不得往还。如违，并行军法，委台谏纠察弹劾，仍许诸色人陈告，如委得实，量事加赏。(123)

       表面上，此次高宗系鉴于北宋徽宗朝宦官预政与统兵的后果，颁此一诏书。实际上，这是一种障眼法，因日前高宗有放纵内侍之失，造成兵刃宫阙。原来，内侍康履、蓝珪等人不但与外朝官员交往，并仗势皇恩，摆起官威，“凌忽诸将”，对将帅颐指气使，迫使将帅巴结他们，壮大自己的势力。金兵猝至扬州，高宗仓皇渡江，康履等少数宦官随侍在侧有功，愈发地跋扈，更加轻视外朝(124)。然而，苗傅和刘正彦不满这些宦官，又怨怼王渊和宦官交好而拔擢骤升，竟获同签书枢密院事之高官，于是发动政变，诛杀许多宦官，枭首王渊和康履。苗、刘两人曾厉声对高宗说：“陛下信任中官，凡中官所主者皆得美官……乞康履、蓝珪、曾择等诛之，以谢三军。”(125)仅个把月的苗、刘兵变对高宗影响颇大，一是萌起日后收兵权的念头，二是宦官不得预政。此后，南宋宦官的权势比北宋更加削弱，绍兴三十年(1160)十二月废罢宦官走马承受之制，宦官不再统兵或监军。南宋还有下列发展：裁减员额、禁止私设蚕室及进子、节制升迁、惩治不法等(126)。但因宦官依附皇权，彻底禁止其干政是不可能的。

       晚唐五代的历史教训，加上士大夫政治的气氛，朝臣多以负面眼光看待近习之臣，抨击远多于赞誉。司马光曾说：“内臣不可令其采访外事，及问以群臣能否。”(127)许多士大夫的言论着眼于内臣蒙蔽欺骗皇帝、挑拨离间、拉拢亲信方面，如杜范提到：理宗“左右近习之言，或溺于私听”。又说：“言及贵近，或委曲回护。”他批评签书枢密院事李鸣复，“赂近习，蒙上听，以阴图相位”。嘉熙四年(1240)，杜范说：“名为任贤，左右近习或得而潜间。”他又以久旱，请求：“出宫女以远声色，斥近习以防蔽欺。”又说：“左右嫱嬖未闻有所放遣，貂珰近习未闻有所斥远，女冠请谒未闻有所屏绝。”(128)吴昌裔曾批评理宗“宫庭嬖私”之事(129)。

       换言之，士大夫所建构而认定的政治文化，官员接近近习内侍是无耻小人，论劾攻击近习内侍是正人君子。所谓的近习内侍，君主与之亲近，并习惯支使他们做事，他们是皇权政治的必然产物，属于政治运作的常态，古今中外皆然，不足为奇。这些近习内侍的权力来自最高统治者，他们取悦皇帝，攀附在皇帝权力的藤蔓之上，是皇权的衍生物。但这些皇权衍生物的正当性不足，经常成为朝臣攻击的箭靶。“公论”，义称为公议、舆论，出自于“君子”(或“清流”)(130)。士大夫中的君子擅于制造公论，对抗“小人”，拥有今日所谓的“话语权”。当时因理宗崇尚程朱道学，道学士大夫拥有公论的正当性，较容易掌握朝廷的话语权，向对手施压。

       史书和学者对理宗晚年政治批评颇多，认为理宗喜用近习内侍，为其缺失所在。特别是丁大全为相时期，外朝勾搭内侍，取悦理宗为务，政治颇为不堪。直到边防紧急，理宗才猛然醒悟。然而，理宗中晚期仍有一些有为的丞相，譬如他相继任命乔行简(131)、范钟(132)、游似(133)、董槐(134)、叶梦鼎(135)、马廷鸾、吴潜(136)担任丞相，这些人拥有一定的操守，公论对他们的风评还算正面。他们未必有令人称颂的政绩，理宗也未必雅纳建言，但对当时政局清浊，仍具有象征性的意义。所以，对理宗朝政治演变不必一概否定，若非处于强敌蒙古时代，不似将亡之际。

       牟子才担心若是近习得势，朝廷将贿赂成风，他说：

       女冠者流，未必事事请托，然或为茍进之媒。貂珰等辈，非必口含天宪，然或侵大臣之柄。灶奥夤缘于贵戚，权纲窃畀于私亲，内降不由于中书，禨祥多惑于左道。深宫燕游之媒，不如大昕视朝之庄；近习狎昵之私，不如亲近儒臣之简。(137)

       牟子才担心所在，权柄内移宦侍，内降不由于中书，外朝权力被架空。他于另一疏还说：“利在近习，则趋近习而不顾陛下；利在女谒，则趋女谒而不顾陛下……于是求之宫，求之宦寺，求之诸邸，鞭靴狼籍，金宝纵横。”(138)但就理宗的角度而言，近习和妃嫔的权力再大，对他也不具威胁性。至于用人与否，最终仍是自己决定，近习和妃嫔请托未必起作用。洪天锡上疏有句话不禁透露士大夫的忧虑：

       上下穷空，远近怨疾，独贵戚、巨阉享富贵耳。举天下穷且怨，陛下能独与数十人者共天下乎？(139)

       原本皇帝和大臣共治的政治形态，近习贵戚却取而代之，正值国事如麻之际，自然远近皆怨。显示当时某些士大夫对于理宗宠信近习的焦虑感，害怕士大夫共治天下，变成近习共治天下。

      

      

       孝宗朝儒臣打击近习活动，理宗朝如同翻版，都是维持以士大夫为主体的政治形态，形成或制造“公论”，打击内侍、僧道和外戚等近习人士为主的行动。此一行动虽无整体性计划，却是不少朝臣们的共识，特别是所谓的清流派儒臣。有人指出：道学家们“气类向近”，容易彼此认同及支持，进而攻击共同的箭靶，使他们能凝聚得更为紧密(140)。浓缩言之，攻击异己(异于士大夫)，将对方妖魔化；团结己者，将自我神圣化。不论这个异己是否真正危害到朝政的安危，他们依然前仆后继攻击之，近习正是异己的代表。理宗中晚期，程朱道学家大致已能掌握公论的话语权，代表伦理及正义的力量，能够制造舆论压力的氛围。宋理宗顾及自己崇尚道学的形象，不得不让步，有时得压抑周边的近习人士。

       前言《钱塘遗事》引言，兹有两点说明：其一，理宗宠幸近习，如府邸、嫔妃、外戚、寺宦、道冠等人，早于初年即有征兆，并非始于中晚期。所以如此，当与史弥远专政的教训有关，理宗习于内廷人士，对外朝仍有疑虑。而且透过这些内廷人士，重用府邸、外戚和寺宦作为心腹，加辟一条政治运作之路，加强人主统治的根基。由于史弥远拥立有功，理宗初年端默无为，亲政之后反向作用，极力填补他昔日未享受的决策权。譬如帝师郑清之，属于府邸人士，理宗亲政初年即仰赖之，藉此掌握外廷及兵权。中晚期，宠信近习，御笔中出，为理宗扩大君权的两项指标。尽管如此，理宗依然注意外廷反应，并未排斥宰辅，也未中断进对及经筵等接触外臣的信息管道。

       本文有个基本疑问，亲昵近习真的会亡国吗？重用程朱儒臣真的会兴国吗？传统观点受限于宋朝士大夫的文本，对于近习的看法以负面居多，近习干政名不正言不顺，士大夫奏劾近习乱政是名正言顺。然而，统治者咨询身边亲近之人，从而听信到任用，古今中外皆然，毫无奇特。问题是他们是否弄权干政？从而架空君权和相权。从谏斥近习行为来看，彰显宋朝以士大夫为主体的时代特性，南宋道学家的态度更加趋强而已。张邦炜曾指出，士大夫和宦官是两个不同的政治群体，常有对立之势，许多士大夫对宦官偏见颇深，特别是两制官(翰林学士、知制诰、中书舍人)和台谏(141)。两宋抑制近习和宦官的最主要力量，来自士大夫群体，而非君权，更非历史殷鉴。章太炎评论中国历史上的内朝现象说：“亦见人主之狎近幸，而憎尊望者之逼己也。”(142)士大夫群体的权力在宋朝获得发挥，人主仰赖之，于是有文彦博等人的君臣共治之说。近习和宦官权力来自皇帝，是皇权的附属品，士大夫抑制他们权力，某方面来看，亦有节制君权的味道。事情一体两面，人主虽和士大夫共享天下，但若是宰辅和言官过度强势，逼迫人主过甚，相信没有人主喜欢，这或许是理宗始终重用近习和宦官的原因之一吧!宋理宗和近习的关系停留在政治庶务运作方面，相对于日后的明朝，他并未依此寻求建立另一套官僚体系，以钳制外朝的文武百官(143)。

       本文不迷恋于士大夫政治，亦不会刻意诋毁其事，仅是解读宋朝士大夫的文本。南宋士大夫的思维，固然有“为君为民”的一面，为了忠君爱国或牧民教化；也有“宰制统驭”的一面，为了群体公论或个人私利。无论他们是真心诚意或别有企图，这些都属于士大夫政治的一环(144)。高度崇扬士大夫文化，过于诋毁近习人士，未必是绝对的正确，应该回归历史事实。

       附记：感谢李华瑞和王瑞来两位教授的评议，本文未必符合他们对笔者的期许。

       *收稿日期：2014—07—25

       注释：

       ①[宋]徐经孙：《矩山存稿》卷1《劾董宋臣疏》，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7—29页。

       ②[宋]周密：《齐东野语》卷7《洪君畴》，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张茂鹏点校本，第120页。

       ③[元]刘一清：《钱塘遗事》卷5《理宗政迹》，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第7页。[元]脱脱：《宋史》卷474《奸臣传四》，台北：鼎文书局，1983年，新点校本，第13782页，亦裁：“理宗在位久，内侍董宋臣、卢允升为之聚敛以媚之，引荐奔竞之士，交通贿赂，置诸通衢。又用外戚子弟为监司、郡守……宫中进倡优傀儡，以奉帝为游燕，窃弄权柄。”

       ④《宋史》卷474《奸臣传四》，第13778、13782页，作“卢允升”；卷44《理宗本纪四》，第855页，作“卢允叔”。

       ⑤(13)《宋史》卷423《李韶传》，第12632，12630页。

       ⑥(15)《宋史》卷413《赵必愿传》，第12409，12411—12412页。

       ⑦[明]黄淮、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311《灾祥》，台北：学生书局，1985年，国立中央图书馆珍藏善本，第18页。

       ⑧[元]不着撰人，王瑞来笺证：《宋季三朝政要笺证》卷2，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14页。

       ⑨[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97《董宋臣丁大全之奸》，台北：三民书局，1973年，第358页。

       ⑩《宋季三朝政要笺证》卷2，第213页。

       (11)《齐东野语》卷13《优语》，第245页。

       (12)《宋史》卷423《陈埙传》，第12640页。

       (14)《宋史》卷423《王迈传》，第12635页。

       (16)《宋史》卷422《徐侨传》，第12614页。

       (17)《宋史》卷423《李韶传》，第12630—12632页。

       (18)《宋史》卷421《姚希得传》，第12588页。

       (19)《宋史》卷420《王伯大传》，第12568页。“恭”疑为汉元帝宦官弘恭，“显”疑为石显，“武”疑为武则天和诸武，“韦”疑为唐中宗韦后，“仇”疑为唐文宗宦官仇士良，“鱼”为唐代宗宦官鱼朝恩。“许”、“史”待考。

       (20)《宋史》卷423《王迈传》，第12635页。

       (21)《历代名臣奏议》卷311《灾祥》，第1页。

       (22)《宋史》卷411《牟子才传》，第12358—12359页。两篇缴奏见《历代名臣奏议》卷290《宠幸》，第11—13页。

       (23)《宋史》卷421《杨栋传》，第12586页。

       (24)《宋史》卷414《董槐传》，第12430—12431页。

       (25)谢奕修当为理宗谢后的亲属，《宋史》卷46《度宗本纪》，第897页，栽：“寿和太后亲属谢奕修……各升补一秩。”卷243《后妃传下》，第8660页，载：谢后“兄奕，宋时封郡王”。奕是否即是奕修？不能确定。还有，[元]方回：《左史吕公家传》，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13页，载：“谢丞相方叔以子修(修)……(洪天锡)党谢修，扶方叔”，此谢修为方叔之子，应与谢奕修为两人。

       (26)[宋]不着撰人：《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35，宝祐二年三月辛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李之亮点校本(以下简称《宋史全文》)，第2312页。

       (27)《宋史全文》卷35，宝祐二年四月辛亥，第2312页。

       (28)《宋史》卷46《度宗本纪》，第904页；卷243《后妃传下》，第8660页。谢皇后祖深甫，父渠伯。

       (29)《宋史》卷469《宦者传四》，第13675—13676页。

       (30)《齐东野语》卷7《洪君畴》，第121页。

       (31)《宋史》卷424《洪天锡传》，第12656页；《齐东野语》卷7《洪君畴》，第121页。二书论述此事，时间顺序不同。

       (32)《宋史》卷411《牟子才传》，第12358页，洪氏出关后，牟子才请行其言。

       (33)(37)(39)《宋史》卷424《洪天锡传》，第12656页。

       (34)《宋史》卷44《理宗本纪四》，第855页。

       (35)引文见《宋史》卷424《洪天锡传》，第12656页。前书卷44《理宗本纪四》，第855页，系于六月戊子；《齐东野语》卷7《洪君畴》，第121页，系于五月。

       (36)《宋季三朝政要笺证》卷2，宝祐三年六月，第214页。

       (38)《齐东野语》卷7《洪君畴》，第121页。“夺民田，伐墓木等事”，见《钱塘遗事》卷5《理宗政迹》，第7页，前者为修内司庄，后者为修内司。

       (40)《齐东野语》卷7《洪君畴》，第121—122页。

       (41)《宋史》卷417《谢方叔传》，第12511—12512页。从本传的文意判断，谢方叔似未授意洪天锡论劾卢、董二人。

       (42)(43)《宋史》卷424《洪天锡传》，第12656，12657页

       (44)《宋史》卷414《马廷鸾传》，第12436—12437页。

       (45)《宋史》卷414《马廷鸾传》，第12437页；《宋史全文》卷36，景定元年三月辛巳，第2359页。

       (46)(47)《宋史》卷469《宦者传四》，第13675—13676页。

       (48)《宋史》卷411《朱貔孙传》，疑“长星出东方”为慧星出柳，故系于景定五年七月，第12362—12363页。

       (49)(50)《矩山存稿》卷1《劾董宋臣疏》、《又劾董宋臣疏》，第27—31页。

       (51)《历代名臣奏议》卷293《近习》，第15页。

       (52)[宋]表甫：《蒙斋集》卷1《经筵进讲故事》，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丛书集成本，第12页。

       (53)《宋史》卷417《谢方叔传》，第12510页。

       (54)如蔡东洲、胡昭曦：《宋理宗宋度宗》，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第177—181页；虞云国：《细说宋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73—574页；何忠礼：《南宋政治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54页；张金岭：《宋理宗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54—211页。

       (55)《钱塘遗事》卷5《理宗政迹》，第7页。

       (56)《齐东野语》卷7《洪君畴》，第121页。

       (57)《宋季三朝政要笺证》卷2，宝祐三年六月，第214页。

       (58)《钱塘遗事》卷5《理宗升遐》，第7页，栽：“开庆己未，北兵南来，社稷几亡矣。”

       (59)《宋史》卷469《宦者传四》，第13675页。同书卷411《朱貔孙传》，时亦“有建议迁都四明者”，第12362页。

       (60)《宋史》卷414《马廷鸾传》，第12437页。

       (61)(62)(63)《宋史》卷45《理宗本纪五》，第879，883—884，885页。

       (64)《宋史》卷469《宦者传四》，第13676页。

       (65)《宋史》卷474《丁大全传》，第13788页；《钱塘遗事》卷4《丁相罢政》，第3页。

       (66)《宋史》卷421《陈宗礼传》，第12594页。

       (67)《宋史》卷474《奸臣传四》，第13778页。

       (68)[元]方回：《左史吕公家传》，第13页。

       (69)《宋史》卷411《牟子才传》，第12359—12360页。

       (70)《宋史》卷410《曹彦约传》，第12343页。

       (71)《宋史》卷410《范应铃传》，第12346页。

       (72)《宋史》卷406《许奕传》，第12269页。

       (73)宋史》卷418《吴潜传》，第12515页。

       (74)(75)《宋史》卷417《乔行简传》，第12491，12491页。

       (76)[宋]黄震：《戊辰修史传》，台北：国防研究所，1966年，四明丛书本，《端明殿学士洪咨夔》，第32页；《宋史》卷406《洪咨夔传》，第12265页。

       (77)《宋史》卷406《崔与之传》，第12263页。

       (78)《宋史》卷45《理宗本纪五》，第889页。

       (79)《宋史》卷414《董槐传》，第12432页。

       (80)《宋史纪事本末》卷97《董宋臣丁大全之奸》，第361页。

       (81)拙著《南宋理宗中、晚期的政争——从史弥远卒后之相位更替来观察》，台南：国立成功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1991年硕士论文，第149页。

       (82)《宋史全文》卷33，淳祐四年十月甲午，第2261页。

       (83)《宋史全文》卷34，淳祐十二年十一月辛巳，第2304页。是年七月都司徐霖论劾台谏余晦，十一月右司李伯玉论劾御史萧泰来，两人以庶官论劾言官，因而罢官去职。

       (84)《宋史全文》卷35，宝祐四年七月丙申，第2328页。

       (85)(87)(93)《历代名臣奏议》卷311《灾祥》，第17，9—10，9—10页。

       (86)《宋史全文》卷35，宝祐五年九月壬子，第2338—2339页。

       (88)《历代名臣奏议》卷62《治道》，第1页。

       (89)《宋史》卷407《杜范传》，第12285页。

       (90)《宋史》卷417《谢方叔传》，第12511页。

       (91)《历代名臣奏议》卷290《宠幸》，第11—12页。

       (92)《矩山存稿》卷1《劾董宋臣疏》，第27—29页。

       (94)理宗以御笔或内批干预人事案，如《宋史》卷409《高斯得传》，传主任命案，第12325页；卷417《谢方叔传》，洪天锡大理少卿任命案，第12511页；卷424《黄师雍传》，史嵩之致仕案，第12659页。

       (95)《宋史》卷438《儒林传八》，第12976页。

       (96)理宗御笔之用途：大政方针，见《宋史全文》卷33，嘉熙四年九月丙戌，第2237页；《宋史》卷123《礼志二十六》，第2887页。进退宰执，见《宋史全文》卷33，淳祐四年十月甲午，第2261页；卷34，淳祐六年十二月癸丑，第2274页；《钱塘遗事》卷3《余樵隐》，第5页。勉谕宰执，见《宋史全文》卷33，淳祐四年二月壬申，第2253—2254页；卷35，宝祐五年闰四月壬辰，第2335页；卷36，开庆元年六月己亥，第2352页；九月庚申，第2354页；景定元年四月癸卯，第2359页；五月癸酉，第2360页；《宋史》卷418《程元凤传》，第12522页。召用要臣，见《宋史》卷406《崔与之传》，第12262页；卷411《牟子才传》，第12360页；卷425《徐霖传》，第12679页。皇储事宜，见《宋史全文》卷36，景定元年六月壬寅、乙亥，第2362—2363页；七月丁亥、辛卯，第2364页。建置内学，见《宋史全文》卷33，嘉熙元年九月壬子，第2224页。褒扬贤臣，见《宋史》卷406《洪咨夔传》，第12267页。保全史弥远家，见《蒙斋集》卷5《右史直前奏事第一札子》，第63页；《宋史》卷437《儒林传七》，第12969页。赏赐战功，见《宋史》卷412《孟珙传》，第12375、12379页。诏求直言，见《宋史全文》卷34，淳祐五年正月庚戌，第2265页；《宋史》卷415《黄畴若传》，第12448页。戒饬百官，见《宋史全文》卷33，嘉熙二年十一月己卯，第2229页。抑止言官，见《宋史》卷413《赵善湘传》，第12402页；卷417《谢方叔传》，第12511页；卷424《徐元杰传》，第12662页；《钱塘遗事》卷3《余晦帅蜀》，第5页。斥责罪臣，见《宋史全文》卷33，嘉熙元年六月丙午，第2223页；卷34，淳祐十二年七月己酉，第2303页；卷36，景定元年十月乙巳，第2366页；十一月乙丑，第2367页。崇扬道学，见《宋史全文》卷33，淳祐元年正月甲辰，第2239页。指导贡举，见《宋史全文》卷33，嘉熙二年闰四月丙辰，第2227页；淳祐元年二月己未，第2240页；淳祐四年二月壬申，第2253—2254页；卷34，淳祐七年二月乙酉，第2275页；卷36，开庆元年二月乙亥，第2349页。劝风易俗，见《宋史全文》卷35，宝祐五年三月己酉，第2334页。回应灾异或变乱，见《宋史全文》卷32，端平三年九月癸酉、戊子，第2214—2215页；卷33，嘉熙元年十一月辛未，第2225页；嘉熙四年正月己卯，第2234页；卷34，淳祐五年七月癸巳，第2268页；卷36，开庆元年十月庚辰，第2354页；景定二年六月甲午，第2371页。

       (97)《宋史》卷474《奸臣传四》，第13782页。亦见《钱塘遗事》卷5《理宗政迹》，第7页；《宋季三朝政要笺证》卷2，第183页。

       (98)张邦炜：《中国封建王朝兴亡史：两宋卷》，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19页。张氏又指出，北宋重用宦官的皇帝分为两种：一是刚明之主，二是昏庸之君，见《北宋宦官问题辨析》，《宋代政治文化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5—56页。理宗兼具两种特质，重用宦官自然不意外。

       (99)《宋史》卷423《李韶传》，第12632页。

       (100)《钱塘遗事》卷5《理宗政迹》，第7页。

       (101)《宋史》卷411《牟子才传》，第12358页。

       (102)《宋史》卷214《宰辅表五》，第5631—5645页。诸位宰执的历史评价，参考《宋史》卷416、421、422列传论曰，第12487—12488、12583、12603页。《宋史》误书蔡杭为蔡抗。

       (103)《宋史》卷474《奸臣传四》，第13782页。亦见《宋季三朝政要笺证》卷3，第262页；《钱塘遗事》卷4《贾相当国》，第6页。

       (104)《宋史全文》卷36，景定元年三月辛巳，第2359页。

       (105)张邦炜：《南宋宦官权势的削弱》，《宋代政治文化史论》，第94—95页。

       (106)“对”及“议”，可参考[日]平田茂树著，施爱军译：《宋代政治结构试论——以“对”和“议”为线索》，《宋代政治结构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61—189页。

       (107)经筵及讲经，可参考吴国武：《北宋经筵讲经考论》，《国学学刊》2009年第3期；董文静：《南宋台谏“必预经筵”政治模式的形成——以董德元为线索的考察》，《浙江学刊》2012年第5期。

       (108)《宋史》卷411《朱貔孙传》，第12362—12363页。

       (109)改自藤本猛：《宋代的转对、轮对制度》，《宋史研究论文集(2012)》，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62页。

       (110)《历代名臣奏议》卷311《灾祥》，第17页。

       (111)《宋史》卷438《儒林传八》，第12976页。

       (112)《宋史》卷45《理宗本纪五》，第874页。

       (113)《宋史》卷469《宦者传四》，未载董宋臣详细的去世时间，第13676页。再据《宋史》卷45《理宗本纪五》，第887页，载：景定五年六月“乙丑，命董宋臣兼主管御前马院、御前酒库”，当为此后到是年十月丁卯理宗崩卒之前，即早逝于理宗数月。

       (114)[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6，绍兴十七年四月辛丑夹注，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丛书集成本，第2529页，引吕中《大事记》。

       (115)《历代名臣奏议》卷311《灾祥》，第19页。

       (116)引句见《矩山存稿》卷1《陈纲纪疏》，第2页。

       (117)安倍直之：《南宋孝宗朝の皇帝侧近官》，《东洋学集刊》88(2002年)，第83—103页；小林晃：《南宋宁宗时期吏弥远政权的成立及其意义》，《宋史研究论文集(2012)》，第131页。

       (118)王明荪：《谈宋代的宦官》，《宋史论文稿》，台北：花木兰出版社，2008年，第21页。

       (119)柳立言：《以阉为将：宋初君主与士大夫对宦官角色的认定》，《大陆杂志》91卷3期(1995年)，第1—20页。北宋宦官预闻兵事，亦可参考柴德赓：《宋宦官参预军事考》，《辅仁学志》10卷1—2期(1941年)；王恩厚：《北宋宦官预军弊政述评》，《上饶师专学报》1986年第4期；张其凡：《宋代宦官对军队的监督与指挥概述》，《中州学刊》1992年第3期。

       (120)整理自张邦炜：《北宋宦官问题辨析》，第48—52页；冷冬：《被阉割的守护神——宦官与中国政治》，台北：万象图书公司，1993年，第157—160页。

       (121)[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淳化五年八月甲午，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新点校本，第792页。亦见《宋史》卷466《宦者传一》，第13603页。

       (122)《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建炎元年十月癸未，第236页。亦见《宋史》卷469《宦者传四》，第13668页。

       (123)(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36之24，建炎三年四月十日，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亦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2，建炎三年四月丁巳，第473页。

       (124)《宋史》卷469《宦者传四》，第13668页；《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1，建炎三年三月壬午，第414—416页。

       (125)《宋史》卷469《宦者传四》，第13668—13669页。

       (126)整理自张邦炜：《南宋宦官权势的削弱》，第78—97页。

       (127)《宋史》卷406《崔与之传》，第12263页。

       (128)《戊辰修史传》《丞相杜范》，第2—12页；《宋史》卷407《杜范传》，第12279—12285页。

       (129)《宋史》卷410《范应铃传》，第12346页，范应铃曾上言批评：“公论，不出于君子，而参以逢君之小人。”

       (130)《宋史》卷411《牟子才传》，第12358页。

       (131)《宋史》卷417《乔行简传》，第12495页，“行简历练老成，识器弘远，居官无所不言。好荐士，多至显达”。《论曰》，第12512页，“乔行简弘深好贤，论事通谏”。

       (132)范“钟为相，直清守法，重惜名器，虽无赫赫可称，而清德雅量”，见《宋史》卷417《范钟传》，第12496页。

       (133)《宋史》卷417《论曰》，第12512页，“范钟、游似同在相位，皆谨饬自将，而意见不侔”。

       (134)《宋史》卷414《董槐传》，第12431页，理宗认为董“槐言事无所隐，意在于格君心之非，而不为容悦”。

       (135)《宋史》卷414《叶梦鼎传》，第12435页，贾似道不满一桩人事命令，“以为恩不己出，罢省部吏数人”。梦鼎怒曰：“我断不为陈自强。”立即辞去右丞相兼枢密使。

       (136)《宋史》卷418《吴潜传》，第12519页，吴潜曾向理宗密奏说：“臣无弥远之材，忠王无陛下之福。”理宗怒之，以沉炎论劾，吴潜落职。《论曰》，第12533页，故论曰：“潜论事虽近于讦，度宗之立，谋议及之，潜以正对，人臣怀顾望为子孙地者，能为斯言哉？”由此可知其人品及施政。

       (137)(138)《历代名臣奏议》卷62《治道》，第1，5—6页。

       (139)《宋史》卷424《洪天锡传》，第12656页。

       (140)张维玲：《从南宋中期反近习政争看道学型士大夫对“恢复”态度的转变(1163—1207)》，台北：花木兰出版社，2010年，第149页。

       (141)《北宋宦官问题辨析》，第52、61、70—74页。

       (142)章太炎：《检论》卷7《官统上》，台北：广文书局，1970年，第11页。

       (143)部分观点来自李华瑞教授的评议。

       (144)余英时曾以“公仆意识”论及中国官僚制度，《君尊臣卑下的君权与相权》，《历史与思想》，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3年，第59—61页。受王瑞来教授启发，改写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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