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与美国核威慑的失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海峡论文,美国论文,危机论文,核威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盘踞大陆东南沿海的部分岛屿，并试图以此为前哨基地和踏脚石，实现其“反攻大陆”的梦想。在美国政府的纵容和支持下，国民党军队频频对大陆东南沿海地区进行军事袭击和骚扰活动。朝鲜战争爆发伊始，美国提出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不仅派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而且加强了与台湾方面的政治、军事联系。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图谋制造“两个中国”，使大陆与台湾长期分离，并与台湾方面缔结了所谓“共同防御条约”，企图以此使其武装侵占中国领土台湾的行为“合法化”。1954-1955年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后，美国政府更是变本加厉，全面加强对国民党的支持，在台湾设立“军事援助司令部”，部署可携带核弹头的“斗牛士”中程导弹，大规模扩充驻台军事顾问团，并与台湾方面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继续在台湾海峡地区制造紧张局势，向中国进行战争挑衅，由此引发了1958年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对于此次危机，国内外学者已有较多研究，出版了不少有价值的论著，但从核武器这一视角来审视美国政策发展变化的却较少。①一些美国学者认为，美国的核威慑使得中国放弃了解放沿海岛屿的计划，并将这次危机视为美国核威慑取得成功的案例。②另有学者提出，美国之所以在此次危机中没有使用核武器，系基于军事、政治和道义上的考虑，是决策者“自我慑止”的结果，军方制定的核打击计划不过是纸上谈兵。③本文主要利用美国新近解密的有关档案资料，就核武器与美国政策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考察。 一、美国准备使用核武器阻止中国收复沿海岛屿 20世纪50年代后期，奉行“大规模报复”战略的艾森豪威尔政府愈发依赖核武器，将其视为实现外交目标的重要工具和手段。这一时期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明确规定：核武器与其他种类的武器一样，都是美国武器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把核武器与常规武器同等对待；无论发生全面战争还是局部战争，为了实现既定的政策目标，只要军事上需要就可以使用核武器。艾森豪威尔明确指示，“在任何可能卷入的小型冲突中，美国将对军事目标使用战术核武器，为此应继续制定相应的计划”。他确信，战术核武器的使用不会引发一场全面冲突。军方领导人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也多次强调这一点。④1958年5月，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就在远东打一场有限战争进行了研究，认为如果在中国的金门、马祖、台湾发生冲突，美国需要对中国大陆的军事基地实施有限核打击；打击目标一般在冲突现场约500英里半径范围内，同时还要加上中国准备用来发动攻击的位于任何地点包括上海、杭州、南京和广州等地的军事基地；如果大陆方面攻打台湾，美国则有必要对整个中国实施核打击。⑤ 美国中央情报局还就美国在远东的有限战争中如果使用了核武器，有关盟国将会做何反应提出分析报告，强调美国在远东一旦使用原子弹，会使盟国普遍担心冲突可能扩大为一场全面战争，并遭到世界各国特别是亚洲国家民众的强烈谴责，包括北约国家在内的大多数盟国很可能不会参与美国干涉中国收复沿海岛屿的行动。在这些国家看来，美国根本没有必要为了这些小岛而大动干戈。虽然如此，该报告仍然宣称，使用核武器可以显示美国帮助国民党守住沿海岛屿的决心和意志，若能有效地阻止中国大陆方面的军事行动，迅速取得胜利，结束冲突，同时也没有造成大量平民伤亡，那么盟国的反感态度就会减弱，美国会重新赢得盟国的尊重，一些亚洲国家甚至可能会因此大大增加对美国捍卫其安全、“抵御共产主义”能力的信任。⑥ 艾森豪威尔政府企图使台湾与大陆长期分离，并谋求制造“两个中国”的局面。因而，在大力加强台湾防务的同时，继续敦促国民党放弃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但是台湾方面拒不撤兵，反而不断加强驻守金门、马祖的军事力量，并极力要求美国支持其“反攻大陆”的行动，宣称只要国民党军队在大陆东南沿海建立起一个滩头阵地，大陆各地的民众就会群起响应，新中国有可能会因此被推翻。至1958年，驻守金门、马祖的国民党军队已达11万人，占其地面部队总数的1/3，并花费数亿美元加强沿海岛屿的防御能力，使金门成为当时“世界上防守最为严密的地方之一”。⑦ 1958年7月，伊拉克发生军事政变，亲西方政权被推翻，沉重打击了美国的中东战略。为了防止伊拉克革命的蔓延，美国公然出兵黎巴嫩。与此同时，美国宣布其驻远东地区三军部队进入戒备状态。台湾方面则趁机加紧“反攻大陆”的各项准备，下令国民党军队进入“特别戒备状态”，所有官兵停止休假，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军政高层相继到金门、马祖活动，并要求美国政府向台湾海峡派驻更多兵力，为其提供导弹、战斗机等装备，公开发表“协助”国民党军队守卫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的声明。金门、马祖和台湾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先后举行军事演习，加强对大陆沿海地区的侦察活动和袭击准备，并煽动大陆军民随时准备配合国民党的“反攻”。⑧美国也从本土和地中海调派大批军舰、飞机，加强第七舰队的力量，并向台湾方面提供40枚导弹、4艘登陆艇等装备。⑨台湾海峡地区的局势骤然紧张。 为了反击国民党军队对大陆东南沿海地区的骚扰和破坏活动，维护东南沿海地区的安全，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中国政府决定炮击金门、马祖，准备收复这两个小岛。实际上，第一次台海危机结束以来，中国领导人就一直考虑收复包括金门、马祖在内的东南沿海岛屿，并制定了相关作战计划，各项军事准备工作从未间断。⑩7、8月间，解放军空军、海军和炮兵陆续进驻福建前线，完成了作战准备工作。随着中国向东南沿海集结兵力，大陆沿海岛屿问题再次成为美国决策者关注的焦点。艾森豪威尔认为，这些岛屿没有什么战略价值，只是“军事上的负担”；即使大陆方面进攻金门、马祖，美国也没有理由进行干预，“除非对这些岛屿的进攻是进攻台湾的前奏”。(11)国务卿杜勒斯则认为，在安全上，这些沿海诸岛已经与台湾相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沿海岛屿的攻击也就构成了对台湾的攻击”。在他看来，包括艾森豪威尔在内的很多人还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他声称，如果中国大陆收复了沿海岛屿，不仅会损害国民党军队的士气，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有可能因此而崩溃，而且对美国在远东的地位也是一种沉重打击。(12)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饶伯森(Walter Robertson)对此表示赞成，但由于担心核武器的使用会使美国在台湾、冲绳或其他地区的基地遭到报复，他建议首先用海空力量阻止中国大陆对沿海岛屿的进攻，并用常规炸弹摧毁厦门附近的机场。倘若这些行动不能奏效，则使用小当量的原子弹打击福建的军事目标。(13) 美国军方领导人坚持认为，沿海岛屿一旦被解放军攻占，“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对台湾的进攻，因而美国必须进行军事干涉，并基于使用核武器来制定作战计划。参谋长联席会议(以下简称参联会)所属的战略计划部拟定了五种行动预案，其中包括：要求大陆方面在24小时之内停止对沿海岛屿的军事行动，如遭拒绝，美国则对所选择的目标进行有限的核打击，并再次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倘若中国仍不接受，美国就应扩大核打击范围。(14)在8月中旬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参联会主席特文宁(Nathan F.Twining)阐述了军方对沿海岛屿的基本立场：美国应当帮助国民党军队打破大陆方面对金门、马祖的封锁，如有必要，则使用美军，美国应“协助”国民党军队守住沿海岛屿。为此，应授权美军使用小型核武器，打击沿海岛屿附近中国大陆的机场。他表示，参联会目前正在拟定相关的详细作战计划。特文宁确信，如果只是小规模地使用原子弹，中国不会寻求苏联的帮助进行核报复，只有在打击中国腹地的目标从而威胁到其战争潜力之时，中国才可能对美国在冲绳和台湾的基地进行报复。在国防部副部长夸尔斯(Donald Quarles)看来，不使用核武器轰炸中国大陆的空军基地，即使美国进行军事干涉，也无法阻止中国对这一地区的控制。(15)军方的观点是，“无论是应对进攻还是封锁，美国有效的干涉必须是对大陆的基地进行核轰炸”，首先使用小型的原子弹轰炸厦门周围6-8个空军机场，如果不能奏效，则只能对远至上海的目标进行核打击。(16)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命令部署在关岛的5架可以携带核弹头的B-47轰炸机处于警戒状态，必要时向中国大陆东南沿海的机场发起核攻击。同时，还指示有关各部，一旦冲突升级为全面战争，应准备摧毁中国主要的城市和工业基地。(17) 在美国决策者看来，这些沿海岛屿的象征意义和心理影响远远超过实际的军事价值。正如海军作战部长伯克(Arleigh Burke)所言：“这些岛屿根本不算什么，纯粹是一种象征，没有任何意义，仅仅意味着：谁是老大？世界上谁在这个地区说了算？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在他看来，美国宁可使用核武器，也决不能让步，“否则，我们将面临十年内失去整个世界的危险”。(18)正是基于此种考虑，美国军方力主对中国沿海岛屿实行军事干涉。 二、美国对中国炮击金门的反应 1958年7月中旬，毛泽东连续召集会议，分析、研究中东局势和国际动向，并在此基础上做出了炮击金门的决定。他指出：金门炮战，意在击美。支援阿拉伯人民的反帝侵略斗争，不能仅限于道义上的支援，还要有实际行动的支援；金门、马祖是中国领土，打金门、马祖，惩罚国民党军队，是中国的内政，在政治上有理，军事上有利，美国找不到借口，而对美国则有牵制作用。毛泽东指示，此次以地面炮兵实施主要打击，准备打两三个月。国防部长彭德怀随即主持召开军委会议，制定了炮击金门、马祖的具体行动方案。(19)8月20日，毛泽东决定立即集中力量，对金门的国民党守军予以突然猛烈的打击，把它封锁起来。他指出，经过一段时间后，对方可能从金、马撤兵，或虽然难度很大但还要挣扎，那时是否考虑登陆作战，视情况而定。次日，中央军委命令福建前线部队于23日开始，对大、小金门实施一次大规模炮击，先打三天，看看国际反应和台湾方面的动态后再决定下一步行动。23日，福建前线部队开始猛烈炮击金门，大小金门完全被解放军的炮火封锁。毛泽东在当晚的会议上指出：“今天开炮，时机选择得当。联合国大会三天前通过决议，要求美、英军队退出黎巴嫩和约旦。美国人霸占我台湾更显得无理，我们的要求是美军从台湾撤退，蒋军从金门、马祖撤退。你不撤我就打。台湾太远打不到就打金、马。这肯定会引起国际震动，不仅美国人震动，亚洲人震动，欧洲人也震动。”他还说：“这次炮轰金门，老实说我们是为了支援阿拉伯人民而采取的行动，就是要整美国人一下。美国欺负我们多年，有机会为什么不整它一下。”他指出：现在我们处于主动，可进可退，游刃有余。美国在中东烧了一把火，我们在远东烧一把火，看它怎么办。(20) 中国开始炮击金门后，美国政府立即做出反应。艾森豪威尔认为，虽然这些沿海岛屿的军事意义不大，但如果台湾方面“失去”它们，将会对国民党以及亚洲反共力量的士气产生“灾难性的”影响。因此，他下令进一步加强美军第七舰队的兵力，从地中海和美国西海岸调来大量舰只。为了保证这些行动能引起中国的注意，艾森豪威尔还特地命令国防部向新闻界透露一些信息。(21)军很快就在台湾海峡地区集结了6艘航空母舰，并装载了96架可以投掷原子弹的飞机，另有3艘重巡洋舰、40艘驱逐舰、7艘潜艇以及20余艘其他种类的舰只。到9月中旬，太平洋空军司令部拥有可以进行核打击的战斗机183架，另有战术轰炸机、侦察机、运输机等123架。(22)参联会向美军太平洋总部发出指令称，如果中国大陆对主要沿海岛屿发动大规模进攻，可以使用美军援助国民党军队，包括进攻中国大陆沿海地区的海、空军基地；最初的攻击只允许使用常规武器，但需要做好使用核武器的准备，在得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授权后，就使用核武器轰炸中国内地的目标；要求驻守关岛的战略空军司令部所属15架携带核弹头的B-47轰炸机处于待命状态，一旦决定对中国大陆的军事目标实施核打击，必须在接到命令的30小时内即可发起第一轮攻击。(23) 台湾方面立即向美国政府求援。蒋介石在致艾森豪威尔的信中称，大陆方面如继续对金门进行炮轰，“我们在金门的守军无异于坐以待毙”；大陆方面不论是长期封锁还是立即发动大规模进攻，美台双方都必须现在就制定具体的联合行动计划。他还要求美方采取如下行动：公开声明中国大陆对金门的攻击行动“构成对台湾和澎湖安全的威胁”，美国将做出军事反应；第七舰队将为台湾与金门、马祖之间的运输护航；鉴于事态紧急，为了避免延误，驻台美军司令有权自行做出决定，采取必要的措施，不必事事请示华盛顿。(24)对此，美国军方表示赞成。特文宁向艾森豪威尔进言，决不能使国民党军队失去沿海岛屿，美国要想迅速地、决定性地阻止大陆方面的进攻，只能使用核武器。他特别强调，与中国的战争必须做到速战速决，否则将严重影响美国在其他地区的军事力量或应对一场全面战争的能力。(25) 8月底，尽管艾森豪威尔对台湾方面的行为表示不满，但还是批准了美国的军事干涉方案，并确定，在大陆方面对金门进行封锁的有限行动阶段，美国主要在“国际水域”为国民党军队提供护航等间接支持；如果大陆方面发起大规模进攻，试图夺取一个或多个主要沿海岛屿，美国军队将直接进行军事干涉，包括攻击解放军的炮兵阵地和机场。美军在开始行动时不使用核武器，打击范围也不超过当地作战区域。如果此举不能奏效，美国再考虑使用战术核武器，并扩大打击范围。(26) 如前所述，美国军方领导人确信，仅靠常规武器难以帮助国民党守住沿海岛屿。根据参联会事先拟定的作战计划，一旦发生冲突，美国将首先对中国的军事目标发起核打击，而且有关各部也做了相应的部署。艾森豪威尔要求用常规力量援助台湾方面，并将是否使用、何时使用核武器的决定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这引起了不少军方人士的非议。空军部门尤为担心，鉴于美国在远东的军事部署，不论作战还是后勤供应，都是基于打一场核战争而准备的，一旦转入常规作战，能否战胜规模庞大的中国军队，值得怀疑。太平洋空军司令库特(Laurence S.Kuter)甚至致函空军副参谋长格哈特(John Gerhart)称，仅对中国的炮击做出有限反应的做法将是“灾难性的”，美国“要么使用最为有效的武器，要么不介入冲突”。他认为，使用常规武器，不仅不可能阻止在人数上占据优势的解放军进攻并夺取沿海岛屿，而且还将削弱美军的作战能力。根据艾森豪威尔的指示，参联会、海军作战部等不得不对原作战方案进行大幅调整，仓促拟定使用常规武器应对台海地区发生局部冲突的计划，并紧急向台湾、菲律宾、日本及冲绳的美军基地调派部队，为美军太平洋司令部运送了5554吨常规弹药、汽油等各类物资。(27)同时，参联会向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发出了行动命令，要求第七舰队在公海为国民党军舰护航；必要时，美军可用常规炸弹对中国大陆的空军基地进行轰炸；如果台湾方面提出要求，第七舰队可从美国两栖作战力量中向其提供36艘登陆艇。(28) 杜勒斯一直主张在中国沿海岛屿问题上采取强硬行动，对艾森豪威尔搁置使用核武器的决定同样不满。他抱怨说，“如果拥有许多东西却又从未派上用场，那这些东西就根本没有什么用处”。(29)国务院远东事务处也提出，为了阻止中国军队对金门的进攻，美国使用1-2颗小当量的原子弹轰炸福建的机场是必要的；如若需要，应当考虑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但同时应设法避免引发一场美苏核战争。(30)特文宁、伯克、空军参谋长怀特(Thomas D.White)、太平洋司令部司令费尔特(Harry D.Felt)等，都坚持要求使用核武器来帮助国民党守住沿海岛屿，由于美军要防守的地区很多，兵力已经严重分散，如不使用核武器，沿海岛屿的局势将更为恶化。他们强调，中国炮击的目标不仅仅是针对沿海岛屿，同时也是针对台湾和其他地区的；如果此时不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将会对美国在整个远东地区的地位带来严重影响。他们确信，美国要想迅速并决定性地阻止大陆方面收复沿海岛屿、台湾和澎湖，就必须立即对大陆上的目标使用战术核武器，沿海岛屿并不适合进行常规作战。特文宁甚至称，如果在朝鲜战争中使用了核武器，那么美军在两三天之内就可以实现用常规武器需要数月才能做到的事，并且伤亡也可能少得多。他不明白美国民众为什么对使用核武器如此恐惧，坚持认为“我们必须习惯于这样一种想法，即这种武器是必须使用的”。杜勒斯对此表示完全同意，称“如果在军事形势要求使用核武器时我们仍然退缩不前，那我们就必须重新考虑整个国防政策”。(31) 在美国军方领导人看来，美国面临的困境在于，无论是由于未能实施“最大限度的防御”而导致国民党失去沿海岛屿，还是为了帮助国民党军队守住这些岛屿而有限地使用核武器，都将使美国冒着严重影响其在世界上的声誉和地位这一巨大风险。权衡之后，军方领导人决定冒第二种风险，强调如果美国的威胁不能阻止解放军进攻沿海岛屿，就必须立即用小型核武器摧毁其炮台和机场，这是阻止大陆方面夺取沿海岛屿最为迅速同时也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办法，旷日持久的冲突将严重削弱美国在其他地区的军事力量。鉴于美国国会和民众还没有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而且对可能出现的后果缺乏心理准备，军方建议，美国政府应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设法引导公众舆论支持美国的核打击行动，使其充分认识到这一举措的重要性和必要性。(32) 在9月2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特文宁强调，用小型核武器打击中国大陆上的机场和炮兵阵地，是帮助国民党军队守住那些沿海岛屿的“唯一方法”，常规作战将使美国陷入另一场“朝鲜战争式”的冲突。他建议使用当量7千吨-10千吨的空爆炸弹，其致死范围是3英里-4英里，并称基本上没有放射性尘埃。军方的计划是，首先攻击中国大陆沿海地区的5个机场，每个机场使用一颗核弹头，然后停止攻击，借以观察核打击对中国军事行动的影响。他强调，应该告诉中国人，“这就是我们的打算”。陆军参谋长泰勒(Maxwell Taylor)对此提出异议，认为行动开始时应该使用常规武器，然后采取一系列渐进式的威慑性行动，核武器只能作为最后的手段。这一看法遭到其他军方领导人的一致反对。就连杜勒斯也表示，不管美国所能维持的常规部队灵活性有多高，也都无法与欧亚大陆上共产党国家的庞大人力资源和常规力量相提并论。他认为，参联会对使用核武器的必要性所提出的意见，对美国政府的整个外交政策具有重要意义，美国的目的是要威慑中国大陆，在他看来，用常规手段难以与之对抗，而通过外交渠道与其接触，则是一种“示弱”，只有核武器才能对中国形成巨大的威慑，阻止其进一步行动。在这方面，更大的危险是美国的立场没有被充分表达清楚。(33) 在解放军炮火的封锁下，金门国民党守军的粮食、弹药、燃料补给和通讯被完全切断。9月4日，艾森豪威尔、杜勒斯一起商讨对策，认为金门一旦被大陆方面夺取，势必造成“多米诺”效应，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构筑的“反共壁垒”不出几年就会轰然瓦解；“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基地，甚至在冲绳的基地，都可能变得难以维持或无法使用，而具有巨大工业潜力的日本则可能落入中苏的轨道”。在他们看来，这些后果将是“巨大的和灾难性的”，会比中国共产党“接管中国大陆所造成的后果更为影响深远，更为不幸”。杜勒斯声称，军方已经准备在与中国发生任何规模的冲突中使用核武器，如果在此关键时刻，仅仅因为世界舆论的反对就不敢使用核武器，美国就必须修改其整个国家安全战略。他说，“当我们决定将核武器纳入我们的武器库之内时，就已经认识到使用这类武器所包含的政治和心理上的危险”。他辩称，如果只使用在空中爆炸且当量较小的核武器，不会产生大量的放射性尘埃，或者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并且美国若能迅速取胜，则使用核武器的后果肯定会比由于无所作为而造成的政治灾难的损害要小一些。艾森豪威尔虽担心中国大陆方面和苏联可能会对台湾或美国在日本的基地实施报复，从而导致战争扩大，但最终还是同意了杜勒斯的立场，即美国如果对中国沿海岛屿进行干涉，就要准备“不得不冒更广泛地使用核武器甚至是全面战争的风险”。(34)据此，杜勒斯发表《新港声明》威胁说，美国已经做出军事部署，一旦认为有必要，就将“采取及时和有效的行动”，以帮助国民党军队守住金门和马祖，同时也表示愿意通过谈判解决中美在台湾海峡地区的争端。(35) 此时，美国的立场变得愈发强硬。8月底、9月初，美国军方高层相继到台湾，与国民党方面讨论沿海岛屿局势，并对中国发出战争威胁。参联会指令战略空军司令部一支B-36重型轰炸机部队保持“战斗态势”，随时可飞赴台湾海峡地区。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和国务卿杜勒斯相继发表讲话称，美国准备“保卫”金门、马祖，不是在扮演“纸老虎”；如果在此让步，美国就将处于更大的危险之中，严重损害美国的安全利益。(36)9月18日和20日，美国向金门共运送了6门可以发射核弹头的8英寸榴弹炮，并向国民党军队提供了空对空导弹。27日，美国空军部长道格拉斯(James Douglas)公开宣扬美军已经做好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准备。(37) 三、制约美国使用核武器的主要因素 美国政府将核武器作为一张王牌，试图以此迫使中国让步，结果却适得其反，遭到了国内民众和盟国的强烈反对，陷入进退两难的窘境，这无疑给艾森豪威尔、杜勒斯造成巨大的压力，使其不敢轻举妄动，一意孤行。事实上，美国国内舆论一直对美国是否应帮助国民党军队守住大陆沿海岛屿存在严重分歧。从杜勒斯发表《新港声明》至9月9日，在白宫收到的640封公众来信中，470封要求美国不要卷入这场战争。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62%的受访者表示反对美国干涉金门、马祖。知名政治评论家艾尔索普(Joseph Alsop)发表文章，批评“决策者把美国的处境描绘得如此奇特，要么我们参与防御这些破烂的沿海小岛，要么在全球范围内遭受更多不可估量的损失”。(38)前国务卿艾奇逊指责《新港声明》说，“我们的政府已经最不明智地将自己陷入了一种它不能控制的局势中”，“我们似乎不是茫然就是毫不在乎地滑向与中国的战争，一场既没有朋友也没有盟友的战争”。曾在杜鲁门政府担任空军参谋长的芬勒特(Thomas Finletter)认为，那种为了美国的安全有必要帮助国民党军队守住金门、马祖的说法，纯属“一派胡言”。《华盛顿邮报》等纷纷发表文章，对政府的强硬政策提出批评。据《纽约时报》透露，美国国务院收到的5000封公众来信和电报中，80%反对政府现行的政策。一些知名东亚问题专家、知识界精英也对政府的政策提出了尖锐批评。(39) 美国国会则不断向行政部门施加压力，反对美国军事干涉中国沿海岛屿。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格林(Theodore Green)向艾森豪威尔表示，这些中国沿海岛屿对台湾的安全并不重要，如果美国为了这些小岛而与中国发生战争，“那就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因为对美国安全并非重要的争端而卷入的军事冲突”，美国政府既不会得到盟国的支持，也不会得到美国民众的支持。参议员富布赖特(William Fulbright)、曼斯菲尔德(Mike Mansfield)、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约翰·肯尼迪、林登·约翰逊等都拒绝支持艾森豪威尔的危机政策，强调如果为了中国沿海岛屿而引发一场战争，那将是“一场悲剧”，要求慎重行事。参议员莫尔斯(Wayne Morse)甚至提出，如果美国政府继续坚持现行的“好战政策”，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就应受到弹劾。20多名民主党参议员公开指责艾森豪威尔政府“把我们带到了即将被盟国孤立的边缘，到了仓促发动一场核战争并且孤军作战的边缘”。甚至不少共和党人也对美国政府的战争边缘政策表示不满，认为在金门、马祖问题上与中国发生战争，“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杜勒斯对此哀叹道，美国政府难以让人们认识到危机的“真正问题”所在。(40) 在美国政府内部，反对在中国沿海岛屿地区使用核武器的声音一直存在。国务院负责政策规划的助理国务卿史密斯(Gerard C.Smith)多次对军方的强硬立场提出异议。实际上，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有关在远东进行一场有限核战争的报告时，他就曾警告说，在远东一场有限冲突中使用核武器，在政治上是行不通的，并对美国过分依赖核武器的做法感到不安。他认为，这些沿海岛屿除了在心理上的意义外，并没有什么战略价值；如果参联会使用原子弹轰炸上海、杭州、南京和广州等地的目标以及解放军直接用来攻击沿海岛屿的基地，尽管只是低当量的原子弹，但其威力也与二战时期对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掷的原子弹相当。鉴于被攻击的地区人口稠密，估计会造成数以百万计平民的伤亡。史密斯非常担心，如果美国真的对南京、上海、广州实施核打击，那将迫使苏联卷入，并会对台湾和第七舰队使用原子弹。那样一来，美国要么接受失败，要么对中国实施大规模的核打击，而这很可能导致一场与苏联的全面战争。在给杜勒斯的备忘录中，史密斯强调，无论是否使用核武器，美国的军事干预都不会得到主要盟国的支持，而且还会大大削弱美国与盟国的关系。他警告说，“如果我们使用核武器，将会迫使日本、菲律宾和亚洲其他国家进一步走向中立”，并最终与中国妥协。他建议应重新审视美国对中国沿海岛屿的政策，否则将会面临更加危险的选择。(41)针对杜勒斯有关战术核武器不会造成大量平民伤亡的说法，史密斯请五角大楼的核武器专家就实施有限核打击的后果向杜勒斯汇报。据这些专家估计，即使使用战术核武器攻击中国的炮兵阵地，也将会造成18.6万平民的伤亡。史密斯称，这次汇报之后，他再也没有听说过要对中国使用核武器。(42)鉴于国内外舆论的普遍反对，就连一向主张不惜使用武力帮助国民党坚守沿海岛屿的助理国务卿饶伯森也告诫参联会，在使用核武器问题上应慎重行事，否则将使美国在世界上陷于“彻底孤立”的境地。(43) 同样重要的是，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强硬立场遭到了美国主要盟国的强烈反对。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通过各种渠道向美国施加压力，敦促其放弃卷入金门、马祖的危险政策。(44)为取得英国的支持，杜勒斯曾致信英国首相麦克米伦，极力渲染国民党军队守住沿海岛屿的重要性，称一旦国民党失去这些岛屿，就会在远东地区造成连锁反应。他认为，如果美国对中国沿海岛屿局势进行干预，不使用原子弹难以成功，并承诺只使用没有放射性尘埃的小型空爆炸弹。他表示，这一前景虽然“令人沮丧”，但是美国必须面对，因为美国的整个国防体系越来越要求一旦发生冲突，使用核武器将是“很正常的事情”；“虽然采取强硬的行动要承担风险，但无所作为的危险则会更为严重”。他甚至认为，“如果美国给人以在威胁面前退缩的印象，则整个自由世界在远东的防御体系就会瓦解”，希望无论发生什么情况英国政府都能够同美国站在一起。麦克米伦明确表示，美国的政策不可能得到英国和英联邦国家的支持，杜勒斯所建议的行动很可能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前奏”。麦克米伦强调，英国没有为远东局势对美国承担任何义务，建议通过华沙会谈，或者提高中美会谈级别来解决问题。美国驻英大使惠特尼(Jock Whitney)向国务院报告说，即使美国使用常规武器攻击中国大陆上的目标，也会遭到英国公众的强烈谴责，美国的行动不会得到工党、自由派人士甚至保守党的支持；倘若使用核武器，则英国公众的反应会对美国更为不利。(45) 美国新闻署署长艾伦(George V.Allen)向杜勒斯强调，美国已经在日本投掷了两颗原子弹，如果再在远东地区使用这类武器，将会在世界上引起极为强烈的反应，在政治上对美国极为不利。新闻署副署长沃什伯恩(Abbott Washburn)告诫说，如果为了这些沿海岛屿而对中国使用核武器，或许除了蒋介石和南朝鲜的李承晚赞成外，美国将处于孤军作战的境地，不会得到任何盟友的支持。更重要的是，还将对美国的声誉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害”，美国或许会因此永远为世人所蔑视。不仅如此，苏联可能会秘密向中国提供核武器，美国在台湾、冲绳和菲律宾等地的基地将成为主要的报复目标。(46) 现实使杜勒斯不得不承认，没有一个盟友愿意支持美国对中国沿海岛屿进行军事干涉，由于这场危机，美国政府和国会以及与盟国之间的关系紧张到了几乎“破裂”的程度，而且华盛顿绝大多数媒体都对美国的政策持反对态度。他甚至担心由美国一手策划成立的北约和东南亚条约组织正在“走向解体”。(47)艾森豪威尔也认识到，“多达2/3的世界舆论和50%的美国舆论反对我们一直在遵循的方针”。他曾这样评论舆论的作用：“新的热核武器非常强大，然而，在促使美国遵循某些特定政策方面，它们却不及今天的世界舆论那样有力”。(48)虽然言过其实，却也清楚地说明公众舆论是促使美国政府转变强硬政策的重要因素之一。 制约美国使用核武器的还有一个重要外部因素，那就是中苏同盟的存在。尽管中国炮击金门事先并没有同苏联领导人协商，甚至没有告知苏方，但1958年7月下旬赫鲁晓夫对北京的访问无疑使美国情报部门和决策者感到，中国这次炮击金门不仅得到了苏联的支持，而且很可能是双方密切合作的结果，意在显示“共产主义仍在采取攻势”。(49)危机期间，赫鲁晓夫于9月初和下旬两次致函艾森豪威尔，强调美国对中国的打击就是对苏联的打击，苏联将对此采取报复行动。苏联的主要媒体也频频发表社论和文章，谴责美国在台湾海峡的侵略行动，表示苏联将与中国并肩战斗，并警告说，美国在远东的任何侵略行动，都不可避免地会使整个国际局势尖锐化，同时使战争蔓延到其他地区。杜勒斯的《新港声明》发表后，苏联《真理报》、《消息报》及军方的《红星报》等相继做出反应，重申如果美国进攻中国，苏联不会坐视不顾。对此，美国政府不可能置若罔闻。国务院情报研究处认为，与苏联以前小心谨慎的立场相比，苏联此次的态度明显变得强硬，这是1949年以来苏联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所给予的最为有力的支持，预示着它愿意比以前冒更大的风险。(50) 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如果中美之间的对抗限于台海附近的中国大陆地区，并且只使用常规武器，苏联很可能不会直接军事介入，而只是向中国提供道义、政治上的支持和物质上的援助。但是，如果冲突持续很长时间，特别是在区域和规模上扩大到一定程度，苏联势必加大对中国的支持。苏联对美国使用核武器的反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进攻的规模、投放核武器的区域范围以及整个事态的发展。如果美国对中国内地目标实施核打击，几乎可以肯定，中国和苏联会对美国的军事基地及部署在远东的核力量进行报复。苏联或许为了避免直接卷入，采取向中国提供核武器的办法。即使美国只是在金门、马祖附近地区使用核武器，也不能排除中国和苏联对美国在台湾的基地以及第七舰队进行核报复的可能性。而一旦确信局势的发展会不断损害和威胁到中国共产党政权，苏联很可能不顾爆发全面战争的风险，直接攻击与中国作战的美军。(51)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的研究报告得出了同样的结论。(52)苏联在危机期间的强硬表态势必对美国政府的决策产生一定的震慑作用。在考虑对中国实施核打击时，美国决策者深感担忧的就是这会使苏联卷入，从而引发一场全面冲突。(53)鉴于整个美国正处于“导弹差距”的恐慌之中，此时挑起一场核战争对美国来说显然是非常不利的。 四、中美之间的较量 中国政府在危机中采取了极为灵活的政策，不仅成功地粉碎了美国的核讹诈，而且还促使美国重新回到谈判桌上。现有资料表明，美国的核讹诈并未对中国的决策和行动产生任何影响。从决定炮击金门到后来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和让金门留在国民党手中，中国领导人的所有这些决策完全是基于对形势的分析和判断而做出的，并牢牢掌握着局势发展的主动权。 对于美国的核威胁，中国领导人有着明确的认识，认为“目前美国空军和海军中都有一些战争狂人叫嚣要对我们进行局部战争，叫嚣要向中国扔原子弹”。对此，中国的态度是，如果美国真的对中国发动原子弹战争，“我们想也可能以牺牲自己一部分人口的办法换得持久的世界和平。全世界人民都将坚决反对美国，以后它就不敢对谁丢原子弹，而且局部战争将把美国拖住，长期不能脱身”。在另一方面，中国领导人分析，实际上美国政府不敢接受这些战争狂人的计划，它所说的战争边缘政策不过是虚张声势，是吓唬人的，因为任何局部的战争都有发展成为世界战争的可能，而且现在不同于朝鲜战争时期，包括英国、日本等在内的世界各国都不会支持美国的行动，所以美国也不想诉诸战争来解决台、澎、金、马问题，它既不能帮助国民党“反攻大陆”，也不可能“协防金马”。(54)毛泽东的判断是：美国人怕打仗，就目前说，很少可能大打起来。(55)美国中情局也认为，中国大陆之所以炮击金门，是基于如下判断：美国在进行军事干涉时将不会使用核武器，而且即便是使用，其规模也将极为有限，却会在政治上给美国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56) 虽然如此，中国领导人仍强调要做最坏的打算。毛泽东在1958年9月初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准备作战”的问题。他表示：第一，“我们不要打，而且反对打”，“要打就是它们先打，逼着我们不能不打”。第二，“我们不怕打，要打就打”。他指出，“氢弹、原子弹的战争当然是可怕的，是要死人的，因此我们反对打。但是这个决定权不操在我们手中，帝国主义一定要打，那么我们就得准备一切，要打就打”；“是它(美国)一定要打，是它先打，它打原子弹，这个时候，怕，它也打，不怕，它也打。既然是怕也打，不怕也打，二者选哪一个呢？我看，还是横了一条心，要打就打，打了再建设”。(57)这充分显示了中国领导人的气魄。 中国炮击金门针对的是美国，但在具体行动上做得非常慎重，以避免与美军直接发生冲突。毛泽东在9月底的一次谈话中强调，目前美国在台湾海峡集中了重兵，实力相当强大，不可轻视，需要认真对待，“切不可以鲁莽行事”。(58)日后他这样回顾说：当时金门、马祖局势那么严重，每一个环节都是他和周恩来总理搞的；“美国第七舰队护航，杜勒斯战争边缘政策，这样的事不能粗枝大叶，要很准确，很有纪律”。(59)为防止发生意外，中央军委对空军作战行动还做出了极为严格的规定：空军不进入公海作战；国民党空军不到大陆轰炸，解放军空军不轰炸金马，如国民党空军轰炸大陆，解放军空军即轰炸金马，但不轰炸台湾；不主动攻击美军，如果美军侵入中国领空，坚决予以打击。中央军委强调，“台湾海峡的斗争属于中国的内政，由于美国的介入，已成为复杂的国际性问题，因此，军事斗争必须服从政治斗争和外交斗争”。(60)9月下旬，军委再次指示福建前线部队采取“以炮击为主，海军空军在确实不误击美舰美机和有把握胜利的原则下相机作战”的方针，确保在政治上、军事上处于主动地位。(61)在8月25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指出了这次炮击金门的主要意图。他说：“从这几天的反应看，美国人很怕我们不仅要登陆金门、马祖，而且准备解放台湾。其实我们向金门打了几万发炮弹，是火力侦察。我们不说一定要登陆金门，也不说不登陆。我们相机行事，慎之又慎，三思而行。因为登陆金门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重大。问题不在于那里有9.5万蒋军，这个好办，而在于美国政府的态度。”他指出，美国同国民党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防御范围是否包括金门、马祖，没有明确规定，美国人是否把这两个包袱也背上还得观察，打炮的主要目的不是要侦察国民党军队的防御，“而是侦察美国人的决心，考验美国人的决心”。(62) 基于此，中共中央军委于9月3日发出指示，指出“台湾和沿海蒋占岛屿是目前国际阶级斗争中最严重最复杂的焦点之一”；“解放台湾和沿海蒋占岛屿虽然属于我国内政问题，但实际上已变成一种复杂严重的国际斗争，我们不要把这个斗争简单化，而要把它看作是包括军事、政治、外交、经济、宣传上的错综复杂的斗争”；“台湾和沿海蒋占岛屿问题的全部、彻底解决，不是短时间的事，而是一种持久的斗争，我们必须有长期的打算”。指示要求，对台湾、沿海岛屿的斗争可采取如下方案：继续炮击金门，但目前不宜进行登陆作战；炮击封锁金门的活动必须有节奏，打打看看，看看打打，完全保持主动；海军、空军不得进入公海作战；不准主动攻击美军，若其侵入中国领空、领海，必须坚决打击之。(63) 就在杜勒斯发表《新港声明》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炮击金门后的形势。会议认为，“美方估计我们准备解放台湾，他们想守住台湾，是否也固守金门、马祖，似乎尚未下决心”，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的讲话都含糊其辞；美国人还是怕打仗，不一定敢在金、马同中国较量。会议确定，中国现在的方针并不是马上登陆金门，而是实行毛泽东提出的“绞索政策”，即把台湾当作拉住美国的绞索，进而对美国施加压力，同时决定通过恢复在华沙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以外交斗争配合福建前线的炮击行动。毛泽东指示宣传部门要大张旗鼓地谴责美国在台湾海峡制造紧张局势，要求美国军事力量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强调台湾及沿海岛屿是中国领土，炮打金、马是惩罚国民党军队，是中国内政，任何外国不得干涉。(64)为了反对美国的侵略行为，捍卫国家主权，经过多方慎重研究，中国政府于9月4日发表《关于领海的声明》，宣布中国领海宽度为12海里，一切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舶未经中国政府许可，不得进入中国的领海和领海上空。(65)这一声明一方面是向美国和世界表明捍卫中国领海领空的立场，同时也是为了试探美国的底牌。 中国的政策是打、谈结合，以打促谈，争取用和平手段解决问题。中国领导人在9月6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对杜勒斯的讲话做了全面分析，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的声明》，重申解放台、澎、金、马是中国的主权，任何外国不得干涉，同时宣布“为了再一次进行维护和平的努力”，准备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66)毛泽东在讲话中说，“我们这一打，打出美国想谈了，它敞开了这张门了。看样子它现在不谈，也是不得下地，它每天紧张，它不晓得我们要怎么样干。那好，就谈吧。跟美国的事，就大局上说还是谈判解决，还是和平解决”。在他看来，杜勒斯的声明“前面很硬，后面就软了，就是雷声大，雨点小”。(67)为使中美会谈能够取得某些成果，毛泽东还指示中国代表团在同美国人的会谈中要多用一种劝说的方法，要多用脑子，谦虚谨慎，说话时不要对美国人使用像板门店谈判那样过分刺激的语言，不要伤害美国民族的感情。他指出，“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民族，应该和好”。(68)这清楚地表明中国领导人愿意通过会谈来缓和紧张的中美关系，并为此采取了积极的态度。 正如中国领导人所估计的那样，美国决策者虽然表面强硬，但在具体行动上还是采取了较为小心谨慎的态度。艾森豪威尔多次向杜勒斯和军方强调，即使大陆方面向沿海岛屿甚至台湾发起进攻，如要对中国大陆的军事目标采取行动，必须经过他本人的同意。对于核武器的使用，他更是小心翼翼。(69)杜勒斯也不赞成采取新的军事行动，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维持现状，建议逐步结束国民党利用金门对大陆进行的破坏活动，暂停美机对中国的空中间谍活动，暂停对国民党的护航行动。伯克致电美军太平洋司令费尔特，指出“在世界舆论面前，我们应避免任何挑衅行动，或可能产生有挑衅印象的行为，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任何小的冲突或事件“将可能会对即将开始的美国与中共之间的谈判产生巨大影响”。与此同时，美国决策者还特别要求台湾方面慎重行事，在采取任何行动之前须与美方磋商。(70)对于美国而言，要想摆脱进退两难的窘境，除了接受中国的谈判建议外，并无其他更好的选择。9月11日，艾森豪威尔表示，谈判解决分歧总比诉诸武力好得多，宣布已经指示美国驻波兰大使，立即恢复中美会谈。(71)他向其助理格雷(Gordon Gray)表示，美国之所以不得不帮助国民党军队守住沿海岛屿，是因为这些小岛是“自由世界的象征”，但他希望能够找到“体面的方法”来摆脱沿海岛屿所带来的困境。(72)15日，中美大使级会谈恢复，为双方提供了一条了解对手立场、防止危机升级的渠道。 台湾方面对美国的政策表示不满，要求美国加大军事干涉的力度，在沿海岛屿上部署必要的装备，并向国民党提供更多的军事援助，同时一再向美方强调，这些岛屿的军事价值在于它们处于厦门和福州的对面，可以用来封锁从那里驶出的船只。更重要的是，对于国民党来说，这些岛屿心理上的价值远远超过其军事上的重要性。国民党领导人在与美方会谈时称，金门守军的士气因为持续的封锁和美国决定恢复同中国大陆的谈判而受到严重影响，强调台湾方面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以武力打破金门封锁的时候已经到了，要求美国同意国民党军队对大陆采取报复行动，摧毁中国大陆上的通讯设施和机场；在实施这一行动时，一开始并不会要求美军直接接入，但希望美国在后勤、协调和防卫等方面给予全面支持。(73)对于台湾的种种要求，美国政府态度坚决，认为虽然金门面临着“巨大的威胁”，但局势还没有严重到要采取国民党所建议的那些军事行动的地步，因为这样的军事行动将导致大规模的冲突，甚至可能引发核战争，美国和世界舆论都强烈反对这样做，要求台湾方面不要擅自行事，否则不仅得不到支持，还会遭到世界舆论的强烈反对。(74) 鉴于美国的核威慑政策在国内外遭到了一致反对，使得美国不可能在沿海岛屿问题上使用核武器，参联会遂改变原来的强硬态度，向艾森豪威尔建议从金、马撤军。军方领导人主要担心的是，此时美国在中东已经投入了大量部队，包括1.5万人的陆军，3个营的海军陆战队和第六舰队的大部分，如果再与中国发生冲突，势必会严重影响其在其他地区的作战能力。军方警告说，国民党希望扩大危机，将美国拖入一场与中国的战争，以有利于他们“重返大陆”。(75)艾森豪威尔向杜勒斯表示，参联会现在倾向于认为，沿海岛屿是守不住的，可能对台湾和澎湖的安全也是不必要的；国民党把金门、马祖视为“重返大陆”的踏脚石，这是不现实的。(76) 为了摆脱政治上、军事上的困境，美国政府开始考虑改变策略，从金门、马祖“脱身”，试图以让出金门、马祖来换取中国同意不对台湾和澎湖使用武力，从而实现其“两个中国”的阴谋。艾森豪威尔表示，他不想在别人所选择的地点作战，如同金门和马祖那样；“就世界舆论而言，我们在那里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指示国防部研究采取何种办法，才能促使国民党军队撤出沿海岛屿。他希望通过向台湾提供登陆艇和驱逐舰的办法，来提高国民党军队的两栖作战能力，同时增加经济援助，试图以此来换取其从沿海岛屿撤走所有军队，并指示国务院和军方一道拟定实施这一揽子交易的具体办法。(77)国防部长麦克尔罗伊(Neil McElroy)则向艾森豪威尔表示，他一直在考虑，如果不能劝说蒋介石从沿海岛屿撤军，是否可以由其他人取而代之。(78)9月下旬，杜勒斯、赫脱等相继发表讲话，强调要从沿海岛屿脱身，称如果能实现“停火”，在金、马继续驻留军队“是非常愚蠢的”，并表示美国的政策是灵活的，如果局势改变了，美国的政策会随之改变。艾森豪威尔也在记者会上称，金门、马祖对台湾的安全“并不是极为重要的”。对此，台湾方面深表不满，认为美方的说法“难以置信”，并称杜勒斯的讲话只是美国“单方面的声明”，台湾方面“没有任何义务来遵守它”。蒋介石称，台湾方面将坚守金门和其他沿海岛屿，为此不惜“独立作战”，决不因美国的态度而“瞻顾徘徊”。(79)10月，麦克尔罗伊、杜勒斯接连飞赴台湾，试图迫使国民党方面从金门、马祖撤军。 美国对沿海岛屿的政策正在发生变化，意欲以让出金门、马祖为条件，换取中国政府的“停火”和不使用武力，从而达到其“划峡而治”、制造“两个中国”的企图。鉴于此，在10月初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中国领导人在对局势做了全面深入的分析后，及时调整了政策，决定采取“打而不登、断而不死”的方针，暂不解决金、马问题，仍将其留在国民党手中，不让美国从沿海岛屿脱身，并将其作为对付美国的一个凭借。(80)据此，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了《关于当前对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军事斗争的指示》，指出“早日收复金门、马祖，对解除福建沿海地区的直接威胁，对打开海上交通，发展福建沿海的经济建设，对于鼓舞全国人民和我军的士气，有很大好处”，“对我们是一个巨大胜利”。但是，“把这个胜利和暂时利用金马把敌人套在绞索上，把解放金马和解放台湾统一来解决的长远利益比较起来，则不如把金马暂缓解放仍由蒋军占领似乎较为有利”。指示说，美国正在玩弄有条件撤退金、马的阴谋，企图摆脱其目前所处的进退两难的窘境；它要蒋介石撤退金、马，驻守台湾，以放弃金、马来换取盘踞台湾的合法地位，从而达到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为此，中央军委决定减轻对金门、马祖的军事压力，要求炮兵对金门各岛在一定时期内停止大规模的炮击，只做袭扰性的打击。指示同时强调，“为了打破美国的停火阴谋，在必要时，仍可组织像过去那样的大打。临机应变，主动在我”。(81)毛泽东后来谈到此事时说：开始我们想打金门、马祖，后来一看形势，金门、马祖收回就执行了杜勒斯的政治路线，还是留在蒋介石手里好；要解决，台、澎、金、马一起解决，中国之大，何必急于搞金门、马祖？(82) 10月6日，中国政府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从即日起暂时停止炮击7天，让国民党军队可以充分、自由地输送供应品，但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如有护航，则继续炮击。(83)13日，中国国防部再次发布命令，对金门炮击再停两星期，以利国民党固守。中旬，由周恩来审定的《中央关于当前对美斗争形势的通知》指出，上述文告和命令“截然划清了国际和国内两类问题的界限，彻底粉碎了美国的停火阴谋，堵住了国际干涉的道路，并且扩大和加深了美蒋矛盾”；这场斗争进一步暴露了美国纸老虎的本质，检测出它目前还不敢冒大战的危险。通知强调，美国从金门、马祖脱身，“为的是永占台、澎”，便于进行“两个中国”的阴谋，“我们坚持台、澎、金、马必须全面解放，反对美国用金、马换台、澎的阴谋”。(84) 10月底，中国政府决定逢双日停止对金门炮击的决定，以“利于支持蒋介石抗美”。美国决策者认识到，中国在沿海岛屿的行动主要是基于政治和宣传上的考虑，而非为了军事目的。因此，美国开始从台海地区撤走部分海空力量，台海局势随之渐趋缓和。美国压国民党撤离沿海岛屿以便使大陆与台湾分离固定化的企图遭到破产。 五、美国核威慑的后果及影响 自从美国有了核武器之后，特别是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决策者便将其视为用来实现外交意图的重要工具和手段，频频挥舞核大棒对他国进行威胁。美国政府在此次危机中的政策却清楚地表明，在达成外交政策目标方面，核威慑不仅未能奏效，反而使自身陷入了孤立的境地，这不能不促使美国政府对核威慑的可靠性与可行性进行反思。 鉴于在此次危机中，美国军方在政策决策过程中起了主导作用，引起国务院一些官员的强烈不满。因而，在随后的一段时间内，美国国务院的有关部门率先对军方过分依赖核威慑的僵硬政策提出批评，要求制定灵活的国家安全战略。1958年12月中旬，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帮办帕森斯(J.Graham Parsons)在一次讲话中表示，鉴于越来越多的原子弹不断进入美国的武器库，这就给美国海外基地的使用带来一个严重问题。很多亚洲国家担心，一旦爆发核战争，由于美国核力量在本国的存在，这些国家将难以幸免；美国不断威胁无论在何种情形下，不管冲突大小都要使用核武器，从而使得这种担忧进一步加剧。(85)1959年2月，美国国务院一份有关台海危机的总结报告强调，在应对共产党国家的挑战时，美国必须拥有充分的常规力量与核力量，如果美国在这一危机中仅仅依靠核武器，那么“我们就面临着一个严酷的选择，要么让共产党夺取金门，要么进行一场核战争”；尽管这场核战争在军事上是可以接受的，但在政治上将是灾难性的，而且还要冒一场大屠杀的危险。报告认为，此次危机中，美国危险地一步步走向接近使用核武器的地步。(86)国务院远东处也于4月初提出报告，要求重新考虑美国对沿海岛屿的政策，否则美国日后可能还会因为这些小岛而再度陷入不得不使用核武器的困境。报告重申，使用核武器来帮助国民党军队固守沿海岛屿，不仅包含着触发一场核战争的巨大风险，而且在政治上将是“灾难性的”；美国现在如此依赖核武器，在很多情形下都要求使用这类武器，因而有必要做出明确规定，必须是在获得“最大限度”国际支持的情况下，美国才可以使用这类武器。报告同时指出，除了牵涉到美国在日本、菲律宾的基地以外，对中国大陆使用核武器还会造成巨大的伤亡，从而进一步激起大陆民众对国民党政权的憎恨，国民党实现其“重返大陆”目标的任何可能性由此也将彻底丧失。国务院政策规划委员会则于1959年1月提出报告，要求改变原来过度依赖核威慑的僵化战略，建立一支高度机动的威慑力量，将空军、海军和地面部队灵活地组合起来，在不动用核力量并赢得大多数国家支持的情况下，能够有效地应对有限冲突，同时将有限冲突升级为全面战争的风险降至最低。(87)7月初，国务院更是明确建议，将“从军事上看，应当把核武器视为常规武器”这句话从“基本国家安全战略”文件中删除，认为美国现行的军事战略已经不能适应对外政策的需要。(88) 此次危机也使美国军方领导人开始怀疑一味依赖核威慑的做法是否正确。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霍普伍德在危机后的总结报告中抱怨说：危机期间，太平洋舰队同时面对核武器与常规武器的两种需求；鉴于过去几年把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到发展核力量，使得美军进行常规作战的能力受到严重削弱，甚至舰载飞机都不适用投掷常规炸弹。为确保成功地打一场常规战争，他迫切要求增加常规武器系统的生产与运输能力。他建议，美国应该对使用常规武器的能力和计划进行审查，“以便为应对除核战之外的各种紧急事态提供更大的行动灵活性”。(89) 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在此次危机中的困境也促使决策者不得不重新考虑“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可行性。台海局势缓和伊始，一向笃信核威慑的杜勒斯就在国务院与五角大楼举行的部际联席会议上明确表示，美国太过于依赖核威慑，尽管在过去几年这一战略曾经奏效，但现在已经成为“废弃的资产”，美国必须制定新的政策。(90)不仅如此，杜勒斯还将国务院政策规划委员会起草的要求改变过分依赖核力量与核威慑的“20世纪60年代美国军事战略框架”这一报告，转交给麦克尔罗伊，作为国务院和军方讨论修改“基本国家安全战略”的基础。1959年7月初，在与艾森豪威尔、麦克尔罗伊等人商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时，新任国务卿赫脱对军方动辄就要使用核武器的做法也提出批评，认为出于威慑的需要，美国不能承诺不使用核武器，但在任何有限的冲突中不应动用这类武器，只能作为最终的手段，否则就会对盟国造成极大的心理问题；不仅盟国害怕，整个世界都担心美国会使用核武器。(91)就连艾森豪威尔也表示，时常困扰他的一个问题是，美国越是依赖于核武器，他控制任何有限战争或避免使之升级为全面战争的希望就越渺茫，“我们如此不幸地依赖核武器，以至于任何一次实际的军事行动都会导致我们从一开始就使用这类武器，而不对核武器与常规武器加以区别”。(92) 尽管僵化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已经走到尽头，但积重难返，变革绝非易事，特别是遇到了美国军方领导人的强大阻力，使得政策的调整步履维艰。在这些军方领导人看来，美国应从此次台海危机中汲取的“最重要的教训”，就是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核政策。(93)国防部、参联会一再重申，美国的政策应当是，只要军事上有利或需要，不管在何种情况下，都可以使用核武器，强烈要求部署更多的各种类型的核武器，并扩大军方在使用这类武器方面的权限。为此，国务院和军方展开了激烈的长时间交锋。事实上，直至艾森豪威尔任期即将结束之时，美国政府内部仍争论不休。(94)显而易见，在艾森豪威尔任内，不可能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做出重大调整。及至肯尼迪执政后，“灵活反应”战略才最终出台。 北京大学历史系王立新教授和两位匿名审稿专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特此申谢。 ①相关研究请参见林正义：《1958年台海危机期间美国对华政策》，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戴超武：《敌对与危机的年代：1954-1958年的中美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徐焰：《金门之战》，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1年；Gordon H.Chang,Friends and Enemies:The United States,China,and the Soviet Union,1948-1972,Redwood City,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pp.183-199; Shuguang Zhang,Deterrence and Strategic Culture:Chinese-American Confrontations,1949-1958,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2,pp.225-267; Qiang Zhai,The Dragon,the Lion,and the Eagle:Chinese-British-American Relations,1949-1958,Kent:The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4,pp.178-207. ②Alexander L.George and Richard Smoke,Deterrence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4,p.370; McGeorge Bundy,Danger and Survival:Choices about the Bomb in the First Fifty Years,New York:Random House,1988,pp.284-285; Stanley E.Spangler,Force and Accommodation in World Politics,Maxwell Air Force Base:Air University Press,1991,pp.150-151. ③John L.Gaddis,The Long Peace:Inquiries into th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p.141-142；张淑雅：《困境重现之因：1958年台海危机与美国的外岛政策再思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7期，2012年9月，第39-40页。 ④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1955-57,vol.3,Washington,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90,pp.246,511; CRS Report,"U.S.Policy on the Use of Nuclear Weapons,1945-1975," November 14,1975,CRS-1975-FND-0011,pp.52-53. ⑤"U.S.and Allied Capabilities for Limited Military Operations to 1 July 1961," May 22,1958,Box 204,Records of the PPS,1957-1961,RG59,National Archives,College Park. ⑥SNIE 100-7-58,"Sino-Soviet and Free World Reactions to U.S.Use of Nuclear Weapons in Limited Wars in the Far east," July 22,1958,Box 3,RG 263,National Archives,College Park. ⑦Thomas E.Stolper,China,Taiman,and the Offshore Islands,Armonk:M.E.Sharpe,1985,p.125. ⑧张淑雅：《“主义为前锋，武力为后盾”：八二三炮战与“反攻大陆”宣传的转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0期，2010年12月，第12-13页；林正义：《1958年台海危机期间美国对华政策》，第44-45页。 ⑨M.H.Halperin,"The 1958 Taiwan Straits Crisis:A Documentary History," RM-4900-ISA,Santa Monica:Rand Corporation,December 1966,p.63. ⑩牛军：《1958年炮击金门决策的再探讨》，《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3期，第173-175页；戴超武：《敌对与危机的年代：1954-1958年的中美关系》，第326-327页。 (11)U.S.Department of State,FRUS,1958-1960,vol.19,Washington,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96,pp.42-43. (12)U.S.Department of State,FRUS,1958-1960,vol.19,pp.46-47,50-51; George Eliades,"Once More unto the Breach:Eisenhower,Dulles,and Public Opinion during the Offshore Islands Crisis of 1958," The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vol.2,no.4(Winter 1993),p.347. (13)U.S.Department of State,FRUS,1958-1960,vol.19,pp.44-46,62-65; M.H.Halperin,"The 1958Taiwan Straits Crisis:A Documentary History," pp.81-83. (14)"Defense of Chinese Nationalist Held Offshore Islands," August 15,1958,CCS 381,Sec.37,Box 5,Geographic Files,RG 218,National Archives,College Park. (15)"Summary of the Principal Points Made in the Discussion of the Taiwan Straits Situation at the Meeting in the President's Office Following the NSC Meeting on 14 August 1958," DDRS/CK3100568438; Bernard C.Nalty,"The Air Force Role in Five Crises,1958-1965," USAF Historical Division Liaison Office,June 1968,DDRS/CK3100653511,p.19. (16)State Department-JCS Meeting,August 15,1958,Box 51,Records of State-JCS Meetings,RG 59,National Archives,College Park; U.S.Department of State,FRUS,1958-1960,vol.19,pp.56-57. (17)CCS381,Section 37,Box 7,RG218,National Archives,College Park; Bernard C.Nalty,"The Air Force Role in Five Crises,1958-1965," p.19. (18)Appu K.Soman,"Who's Daddy in the Taiwan Strait? The Offshore Islands Crisis of 1958," The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vol.3,no.4(Winter 1994),p.383; U.S.Department of State,FRUS,1958-1960,vol.19,p.120. (19)韩怀智、谭旌樵主编：《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387页。 (20)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北京：新华出版社，1995年，第74-75页。 (21)Dwight D.Eisenhower,The White House Years:Waging Peace,1956-1961,New York:Doubleday,1965,p.297. (22)Jacob Van Staaveren,"Air Operations in the Taiwan Crisis of 1958," USAF Historical Division Liaison Office,November 1962,DDRS/CK3100656519,pp.23,24. (23)CSS381,Section38,Box 6,RG 218,National Archives,College Park; U.S.Department of State,FRUS,1958-1960,vol.19,pp.75-76. (24)U.S.Department of State,FRUS,1958-1960,vol.19,pp.83-86; Parsons to Dulles,August 31,Box2,Bureau of Far Eastern Affairs,RG59,National Archives,College Park. (25)Byron R.Fairchild and Walter S.Poole,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and National Policy,1957-1960,Washington,DC:Office of Joint History/Office of the 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2000,p.210; M.H.Halperin,"The 1958 Taiwan Straits Crisis:A Documentary History," pp.109-110,114-115. (26)U.S.Department of State,FRUS,1958-1960,vol.19,pp.96-99; Goodpaster,"Memorandum of Conference with the President," August 29,1958,DDRS/CK3100174255. (27)Bernard C.Nalty,"The Air Force Role in Five Crises,1958-1965," p.21; Jacob Van Staaveren,"Air Operations in the Taiwan Crisis of 1958," pp.27-32,51; Richard K.Betts,Nuclear Blackmail and Nuclear Balance,Washington,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1987,pp.70-71. (28)U.S.Department of State,FRUS,1958-1960,vol.19,pp.100-101; Byron R.Fairchild and Walter S.Poole,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and National Policy,1957-1960,p.211. (29)McGeorge Bundy,Danger and Survival:Choices about the Bomb in the First Fifty Years,p.279. (30)Qiang Zhai,The Dragon,the Lion,and the Eagle:Chinese-British-American Relations,1949-1958,p.185; M.H.Halperin,"The 1958 Taiwan Straits Crisis:A Documentary History," p.184. (31)U.S.Department of State,FRUS,1958-1960,vol.19,p.121; JCS 2118/110,"Taiwan Straits Situation," September 4,1958,CCS381,Sec.38,Geographic File 1958,Box5,RG218,National Archives,College Park. (32)"Taiwan Straits:Issues Developed in Discussion with JCS," September 2,1958,DDRS/CK3100691510; JCS Paper,"The Taiwan Straits Situation," September 3,1958,DDRS/CK3100289643. (33)U.S.Department of State,FRUS,1958-1960,vol.19,pp.116-122,126; Robert J.Watson,Into the Missile Age,1956-1960,Washington,DC:Historical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1997,p.232. (34)U.S.Department of State,FRUS,1958-1960,vol.19,pp.130-133; Goodpaster,"Memorandum of Conference with the President," September 4,1958,DDRS/CK3100453193. (35)U.S.Department of State,FRUS,1958-1960,vol.19,pp.134-136; Felix Belair,"U.S.Decides to Use Force If Reds Invade Quemoy; Dulles Sees Eisenhower," The New York Times,September 5,1958. (36)《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2辑(下)，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第2689-2690、2712-2723页。 (37)Appu K.Soman,Double-Edged Sword:Nuclear Diplomacy in Unequal Conflicts-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1950-1958,Westport:Praeger,2000,p.182; Edward J.Marolda,Ready Seapouer:A History of the U.S.Seventh Fleet,Washington,DC:Naval History and Heritage Command,2012,p.51. (38)George Eliades,"Once More unto the Breach," p.357; J.H.Kalicki,The Pattern of Sino-American Crises:Political-Military Interactions in the 1950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5,p.193. (39)Marian D.Irish,"Public Opinion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The Quemoy Crisis of 1958," Political Quarterly,vol.31,April 1960,p.152; Nancy B.Tucker,The China Threat:Memories,Myths,and Realities in the 1950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2,p.153; "Text of Acheson's Statement on U.S.Policy Regarding China," The New York Times,September 7,1958; E.W.Kenworthy,"U.S.China Policy Losing Mail Vote," The New York Times,September 27,1958. (40)"Democrats Lash Quemoy Policy," The New York Times,September 7,1958; Russell Baker,"Democrats Critical of Quemoy Policy," The New York Times,September 13,1958; Appu K.Soman,"Who's Daddy in the Taiwan Strait?" pp.389-390; Foster R.Dulles,American Policy toward Communist China,1949-1969,New York:Thomas Y.Crowell Company,1972,p.177. (41)Smith Memorandum for Herter,"August 14 Discussion of Taiwan Straits," August 13,1958,Box 205,Records of the PPS,1957-1961,RG59,National Archives,College Park; U.S.Department of State,FRUS,1958-1960,vol.19,pp.57-59,122-124. (42)Nina Tannenwald,The Nuclear Taboo: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Non-Use of Nuclear Weapons Since1945,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p.183-184; John Newhouse,War and Peace in the Nuclear Age,New York:Alfred A.Knopf,1989,p.126. (43)Matthew Jones,After Hiroshima:The United States,Race and Nuclear Weapons in Asia,1945-1965,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373; State Department-JCS Meetings,September 5,1958,Box 51,Records of State-JCS Meetings,RG 59,National Archives,College Park. (44)Goodpaster to Aurand,"Recent Political Aspects of Taiwan Straits Developments," August 31,1958,DDRS/CK3100249259; Appu K.Soman,Double-Edged Sword,p.185. (45)U.S.Department of State,FRUS,1958-1960,vol.19,pp.136-138,139; Victor S.Kaufman,Con fronting Communism:U.S.and British Policies toward China,Columbia: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2001,p.134. (46)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Estimates of Free World Reactions,Country by Country,to Three Possible Courses of Action by the U.S.in Quemoy-Matsu," September 6,1958,DDRS/CK3100401909; Washburn to Eisenhower,September 9,1958,DDRS/CK3100452032. (47)Appu K.Soman,Double-Edged Sword:Nuclear Diplomacy in Unequal Conflicts,pp.187-188; Stephen E.Ambrose,Eisenhower:The President,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84,p.484. (48)U.S.Department of State,FRUS,1958-1960,vol.19,p.267; Nina Tannenwald,The Nuclear Taboo:the United States,Race and Nuclear Weapons in Asia,1945-1965,p.184. (49)U.S.Department of State,FRUS,1958-1960,vol.19,p.126; Dwight D.Eisenhower,The White House Years,p.294; Shuguang Zhang,Deterrence and Strategic Culture:Chinese-American Confrontations,1949-1958,p.244. (50)Parsons to Dulles,"Developments in the Taiwan Straits Since August 23," August 31,1958,DNSA/CI1380; Intelligence Report,"The Taiwan Straits Crisis:Soviet Statements and Propaganda Treatment," September 29,1958,Records of Policy Planning Staff,1957-1961,Box 145,RG59,National Archives,College Park; Gordon H.Chang,Friends and Enemies:China,the United States,and the Soviet Union,1948-1972,p.195. (51)SNIE 100-7-58,"Sino-Soviet and Free World Reactions to U.S.Use of Nuclear Weapons in Limited Wars in the Far East," July 22,1958; SNIE 100-11-58,"Probable Chinese Communist and Soviet Intentions in the Taiwan Strait Area," September 16,1958,DNSA /CI01317. (52)"U.S.and Allied Capabilities for Limited Military Operations to 1 July 1961," May 22,1958. (53)Dwight D.Eisenhower,The White House Years:Waging Peace,1956-1961,p.293. (5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425页；《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480页。 (55)《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427页。 (56)SNIE 100-9-58,"Probable Developments in the Taiwan Strait Area," August 26,1958,Box 3,RG 263,National Archives,College Park. (57)《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417-418页；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863页。 (5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52页。 (59)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878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第1423页。 (60)王定烈主编：《当代中国空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341页；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03页。 (61)韩怀智、谭旌樵主编：《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上)，第406页。 (62)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859页；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第76页。 (6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429-430页；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860页。 (6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第1425页；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第78-79页。 (65)《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2辑(下)，第2680-2681页。 (66)《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2辑(下)，第2685-2687页。 (6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439页。 (6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444页；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第72-73页。 (69)U.S.Department of State,FRUS,1958-1960,vol.18,p.143; Byron R.Fairchild and Walter S.Poole,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and National Policy,p.213; Memorandum for Dulles and McElroy,"Policy Regarding Use of Atomic Weapons," September 15,1958,DNSA/NH01252. (70)U.S.Department of State,FRUS,1958-1960,vol.19,p.145; Robert J.Watson,Into the Missile Age,1956-1960,p.234; Joseph Bouchard,Command in Crisis:Four Case Studie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1,p.67. (71)《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2辑(下)，第2728-2735页。 (72)Gordon Gray,"Memorandum for the Record," September 12,1958,DDRS/CK3100137223. (73)U.S.Department of State,FRUS,1958-1960,vol.19,pp.239-240. (74)U.S.Department of State,FRUS,1958-1960,vol.19,pp.253-254,274-275. (75)U.S.Department of State,FRUS,1958-1960,vol.19,p.161; Dwight D.Eisenhower,The White House Years:Waging Peace,1956-1961,p.301. (76)U.S.Department of State,FRUS,1958-1960,vol.19,pp.161-163; John Dulles,"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with the President," September 11,1958,DDRS/CK3100324073. (77)U.S.Department of State,FRUS,1958-1960,vol.19,pp.296-297,381-382. (78)U.S.Department of State,FRUS,1958-1960,vol.19,p.161. (79)《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2辑(下)，第2809-2821、2824-2826页；U.S.Department of State，FRUS,1958-1960,vol.19,p.301. (8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456-457页；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第83-85页。 (81)《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434、436-437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457页；韩怀智、谭旌樵主编：《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上)，第410页。 (82)陶文钊主编：《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中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75页；廖心文：《1958年毛泽东决策炮击金门的历史考察》，《党的文献》1994年第1期，第35页。 (83)《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438-439页。 (84)《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下卷，第477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183页。 (85)Matthew Jones,After Hiroshima:The United States,Race and Nuclear Weapons in Asia,1945-1965,p.379. (86)U.S.Department of State,FRUS,1958-1960,vol.19,p.539. (87)Smith Memorandum for Dulles,"Review of Strategic Concept," January 20,1959,DDRS/CK3100652559; Matthew Jones,After Hiroshima:The United States,Race and Nuclear Weapons in Asia,1945-1965,pp.380,381-382. (88)U.S.Department of State,FRUS,1958-1960,vol.3,pp.238-243; Letter from Gerald Smith to Secretary of State Herter,"Views on the Use of Nuclear Weapons in Limited War,"July 1,1959,DNSA/NH 00119. (89)Commander in Chief of U.S.Pacific Fleet,"Report of Taiwan-Quemoy Operation," December 20,1958,DDRS/CK3100444962. (90)U.S.Department of State,FRUS,1958-1960,vol.3,p.146; Gregg Herken,Counsels of War,New York:Alfred A.Knopf,1985,p.126. (91)Dulles to McElroy,January 24,1959,DDRS/CK3100652126; FRUS,1958-1960,vol.3,pp.229,233,235. (92)McGeorge Bundy,Danger and Survival:Choices about the Bomb in the First Fifty Years,p.323; John L.Gaddis,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p.174. (93)Jacob Van Staaveren,"Air Operations in the Taiwan Crisis of 1958," p.53. (94)U.S.Department of State,FRUS,1958-1960,vol.3,pp.230,484-488; "Memorandum for the Record State-Defense Meeting on Military Paragraphs of NSC 5906," June 30,1959,DNSA/NH 00120.标签：军事论文; 美国军事论文; 中国武器论文; 美国军队论文; 台湾论文; 台军论文; 台湾国民党论文; 金门论文; 空军论文; 核武器论文; 美军论文; 岛屿论文; 美国总统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