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交付与商业存在的互补性研究——基于美国双边服务贸易出口数据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互补性论文,美国论文,跨境论文,贸易出口论文,商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与货物贸易只具有跨境交付一种提供模式不同，服务贸易具有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4种提供模式①，多种服务贸易提供模式的存在为服务贸易政策的制定提供了较大空间，但由于4种提供模式之间会产生交互作用，这同时也给服务贸易政策的制定带来了复杂性与困难。因此，在服务贸易开放过程中，如果政府只针对其中一种服务贸易提供模式采取开放(或限制)措施的话，那么极有可能对其他服务贸易提供模式产生影响。而当代快速的技术进步已使服务贸易提供模式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大大增强，因此，在服务贸易提供模式发生交互影响的前提下，政府应当以动态的角度来设计服务贸易政策，如果政府对某个服务行业的开放(或保护)只考虑到其中的一种提供模式，而忽略了其他模式的影响，那么政策的实施结果将会是无效或者是不可预知的。基于以上分析，有必要对服务贸易4种提供模式之间的交互作用进行研究，以便为服务贸易政策的制订和服务贸易企业选择合适的市场进入策略提供理论依据。而本文拟通过运用美国服务部门的MOFAs②数据对跨境交付(模式1)和商业存在(模式3)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根据BOP统计，在过去的25年里，服务贸易的增长率已经超过了货物贸易，以1980年为基年来看，货物贸易的出口额增长了6倍，而服务贸易的出口额却增长了7.5倍，特别是其他商业服务(OCS，主要通过跨境交付模式来实现)，其出口额增长了近9倍多(见图1)。
已有研究表明，信息与通信技术的进步是促进服务贸易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科技的进步大大增加了服务这种无形产品通过跨境交付模式实现贸易的可能性，这是因为新兴的信息技术使得服务的提供不再需要面对面进行，据此可以判断，对于服务贸易中的要素流动(模式3和模式4)以及消费者流动(模式2)将会被跨境交付模式所替代，而服务贸易跨境交付模式的发展会减少服务以要素方式的跨国流动，或者至少会使其增长减缓。然而，从图2可以看到，通过跨境交付方式提供的服务出口增长并没有造成商业存在方式提供的服务出口的下降，而且后者的增长速率甚至已经超过了前者，成为当前美国服务贸易出口的最主要模式。
另外，美国经济分析局(BEA)将美国跨国公司国外附属机构(MOFAs)的服务销售收入按服务目的地进行了分类，其中包括服务于美国本土市场、服务于东道国当地市场、服务于其他外国市场等三类(见图3)，从图3中可以看出，美国跨国公司国外附属机构的服务销售收入中服务于东道国当地市场以及服务于其他外国市场的增长率都超过了服务于美国本土市场的增长率；而图4按不同人员(主要分为关联人士与非关联人士)的美国跨国公司国外附属机构的服务销售收入情况进行了分类，从图4可以看出，美国跨国公司国外附属机构销售给非关联人士的服务增长速度超过了销售给关联人士的服务增长速度。
综合图2、图3和图4，可以判断，服务贸易跨境交付模式与商业存在模式都呈现出增长态势，两者似乎存在互补性关系；但是，美国服务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则主要以水平型FDI为主，根据跨国公司理论，水平型FDI与国际贸易之间应该是替代性关系而非互补性关系，因此，似乎这一理论对于服务贸易而言并不适用。为了进一步明确服务贸易跨境交付模式与商业存在模式之间的相互联系，笔者拟通过国际贸易中的引力模型对此进行验证。
图1 以跨境交付方式提供的服务和货物的世界出口总额
图2 以跨境交付方式和商业存在方式提供的服务贸易出口额
图3 按目的地分类的美国跨国公司国外附属机构的服务销售收入
图4 按不同人员分类的美国跨国公司国外附属机构的服务销售收入
二、文献综述
1.跨境交付与商业存在模式互动关系的实证研究
目前，学术界对服务贸易提供模式的研究以单个提供模式为对象的较多，对两种或多种提供模式交互作用进行研究的文献还相对较少，从而割裂了4种服务贸易提供模式之间的内在联系。蒙英华、黄建忠(2008)利用美国服务贸易的出口数据对服务贸易4种提供模式之间的互动因果关系进行了检验，从而得出4种提供模式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与指向(见图5)，从图5中可以看到，跨境交付与商业存在模式之间存在着双向的强因果关系。
由于在全球层面尚缺乏系统的外国分支机构生产和销售的服务贸易统计(FATS)③，因此，目前对跨境交付与商业存在模式之间交互效应大小进行检验的文献，大多数是用服务业FDI数据替代FATS数据后进行考察。如陈宪、谭智勇(2003)利用1994-2001年美国服务业外国直接投资存量数据和服务贸易跨境交付数据对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认为前者能促进后者的发展；Claudia M.Buch and Lipponer，A.(2004)通过使用1997-2000年德国银行的金融服务业FDI与出口数据进行分析后，认为上述两者之间存在着互补关系，而不是替代关系；LI,D.,et a1.(2003，2005)认为保险和金融服务业的FDI可以明显地增加各自的服务贸易额；值得注意的是，Lennon，C.(2007)第一次用美国出口的FATS数据对商业存在促进跨境交付模式的效应在总量和分部门上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商业存在促进跨境支付的效应要比其促进货物贸易的效应大，另外，除运输部门外，其他商业服务的6个部门的服务出口数据都证实了商业存在与跨境交付模式之间存在互补性；但遗憾的是，作者并没有对跨境交付促进商业存在的效应进行考察；Elisabeth Christen and Joseph Francois(2009)使用修改过的引力模型④分部门对进、出口跨境交付与商业存在的联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如果东道国与母国越远(投资壁垒越低，制造业FDI越多)，那跨国公司越倾向于通过商业存在的方式在东道国当地进行服务的销售，而这与制造业跨国公司的行为刚好相反，但该文也并没有对跨境交付促进商业存在效应的大小进行直接测算。
图5 服务贸易4种提供模式之间的因果关系
注：箭头为存在因果关系，箭头指向为因指向果。其中，
为强因果关系；
为弱因果关系。
2.跨境交付与商业存在模式互动关系的原理及机制研究
商业存在是指一成员的服务者在其他任何成员境内通过商业存在提供服务，它与服务业的对外投资紧密联系，因此，在对跨境交付与商业存在模式的互动关系进行研究时，与FDI和贸易之间的关系分析相类似，需要对水平型服务业FDI和垂直型服务业FDI与服务贸易(跨境交付)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对垂直型FDI而言，跨国公司在东道国设立工厂，生产的产品再出口回母国。有关垂直一体化的模型首见于Helpman(1984)、Helpman & Krugman(1985)。影响垂直型FDI的因素有贸易成本和技术差异⑤，即随着贸易成本的上升，跨国公司必须以较高的成本从东道国进口商品，因此而减少垂直型FDI；但另一方面，随着东道国和母国技术差异的扩大，东道国低技术工人的相对工资将会降低，而这意味着跨国公司将以更低的生产成本在东道国进行生产，因而刺激跨国公司增加对东道国的垂直型FDI。对水平型FDI而言，跨国公司在多个东道国设工厂，而每个当地工厂都服务于当地市场。影响水平型FDI的因素包括贸易成本、当地的市场规模以及他们的交互作用。如果没有贸易成本，跨国公司显然会在母国进行生产以充分利用规模经济的好处，然后把产品出口到各国，而当贸易成本上升时，跨国公司就会选择在东道国当地设厂，在当地直接销售产品；但是，如果贸易成本下降，拥有较高固定成本的跨国公司可能会集中在一国进行生产，而选择与其他国家开展贸易(Yeyati，stein & Daude 2002；Lesher & Miroudot，2006)。另外，与垂直型FDI不同，水平型FDI更容易发生在要素禀赋相似的国家之间。通过以上对水平型FDI和垂直型FDI的分析可知，不同形式的FDI对贸易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具体而言，水平型FDI与国际贸易是替代关系，垂直型FDI与国际贸易是互补关系。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对货物贸易而言，跨国公司理论能较好地解释国际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但是对服务贸易而言，跨国公司理论是否同样适用？服务贸易中的商业存在提供模式(与FDI密切相关)与跨境交付模式之间究竟存在互补性还是替代性？本文拟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及解释。
三、理论模型框架
从上述分析中，可知目前大多数对跨境交付与商业存在模式之间关系的实证文献基本得出互补性的结论，在现实中，如近年来越南为了缩小其与其他国家在IT领域的差距，加大了对外引资的力度，而在此期间所设立的由澳大利亚全资控股(模式3)的大学Royal Melbourn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培训了大量越南当地的程序员，而这些程序员对越南IT和BPO的出口(模式1)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假设把通过跨境交付提供的服务与通过商业存在提供的服务看做是为实现同一服务的提供而投入的两种服务要素，以下用正式模型来描述这一问题。假设某一服务S的跨国提供需要通过跨境交付模式而投入的服务要素为T以及通过商业存在模式而投入的服务要素为F，用CES生产函数来描述服务S的产量：
近10年来，随着各国对服务业FDI限制的逐渐放宽，可以预期海外子公司的运营成本将逐渐降低，这意味着对通过商业存在模式投入要素需求的增加(见式4)，但是，在最终服务品S需求稳定的条件下，这对通过跨境交付模式的投入要素T所产生的影响是模棱两可的，因为这还要取决于两种投入要素F与T之间的替代弹性σ以及最终服务品S的需求弹性ε之间的关系见式(6)和式(7)。
上述理论假设与模型较好地阐述了服务贸易中的跨境交付与商业存在模式之间所存在的替代与促进效应，为进一步明晰这种效应和程度，以下拟通过国际贸易中的引力模型来进行实证研究。
四、经验研究
1.计量模型的设定
经济学家通常应用引力模型来讨论国与国之间的双边贸易流量。引力模型起源于牛顿物理学中的“引力法则”，即两个物体之间的引力与它们各自的质量成正比，与它们之间的距离成反比。最先将引力模型成功引入国际经济学的是丁伯根(1962)⑥。在国际贸易的引力模型里，假设双边贸易流量规模是两国经济总量(GDP和人口)、两国经济中心的距离、双方贸易政策等变量的函数。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引力模型已经在国际贸易经验研究中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并且，引力模型已被验证可用于对于服务贸易的实证研究中。首先定义基本的引力模型如下(各指标代码和含义具体见表1)：
2.数据来源与分析
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未能按照服务贸易的4种提供模式进行分类统计。囿于数据的可获得性与准确性，笔者主要依据美国经济分析局(BEA)所统计的美国服务贸易出口数据(1991-2006)进行实证分析。美国是当前服务贸易统计数据最为完整的国家，特别是对于商业存在模式的统计(FATS)，不仅有总量上的统计，而且还根据服务销售目的地(即销往美国本土、销往东道国当地市场、销往其他国家)以及人员(关联人士、非关联人士)等分类进行了统计；而对于跨境交付模式数据，笔者采用美国服务贸易统计中的版权和专利费用、其他私人服务里的金融服务、保险服务、教育服务、电信服务以及其他服务(如电影的租赁)等加总构成⑦。
笔者从美国服务贸易出口国家中具体挑选了33个国家(地区)作为研究的对象，它们分别是：加拿大、比利时、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国、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委内瑞拉、百慕大、南非、以色列、沙特阿拉伯、澳大利亚、中国、中国香港、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日本、新西兰、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中国台湾、泰国。
另外，其他数据来源如下：GDP、人口数据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世界经济展望》(WEO)数据库，是否具有共同边界、是否是北美自由贸易区成员国以及语言数据则来源于Jon Haveman's国际贸易数据库，距离数据来自网站黄金易园中的“距离计算器”。
3.实证结果及分析
笔者采用面板数据随机效应模型对引力模型进行拟合，鉴于所使用的样本是面板数据，截面之间很可能存在异方差，因此笔者用截面权重对异方差进行了修正，克服了模型回归结果可能出现的偏差，保证回归系数统计量的有效性。回归结果见表2。
从表2的回归结果可知，引力模型的控制变量基本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并取得了预期符号，美国、服务进口国的人均GDP、共同语系等变量都对服务进口国的进口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美国与服务进口国经济中心的距离变量对东道国的服务进口产生了抑制作用⑧。此外，人口变量的符号对美国和服务进口国而言并不一致⑨。上述回归结果表明，引力模型较好地解释了服务贸易通过跨境交付模式进行交易的贸易额。对于所关注的变量而言，商业存在模式每增加1％的贸易额，跨境交付模式的贸易额将会增加0.195％；另外，跨境交付模式每增加1％的贸易额，商业存在模式的贸易额将增加0.541％。以上结果说明了跨境交付模式与商业存在模式之间是相互促进的，而且跨境交付模式促进商业存在模式的效应为0.541％，要大于商业存在模式促进跨境交付模式的效应0.195％。
为了深入分析跨境交付模式与商业存在模式之间的相互关系，笔者把商业存在模式的服务贸易销售数据(FATS)进一步细分为水平FATS与垂直FATS⑩，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实证分析。假设：
(1)美国跨国公司在发达国家设立的控股附属机构的服务销售额归类为水平型FATS，在发展中国家设立的控股附属机构的服务销售额归类为垂直型FATS，并利用方程(9)、(10)进行回归，结果见表3。
从表3的回归结果可知，无论是对发达国家或是发展中国家而言，引力模型的控制变量都取得了预期的符号，美国、服务进口国的人均GDP、共同语系等变量都对服务进口国的进口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美国与服务进口国经济中心的距离变量对服务进口国的服务进口产生了抑制作用。对于所关注的变量，在将美国海外控股附属机构的服务销售对象细化为发达国家(水平型FATS)与发展中国家(垂直型FATS)后，两变量的系数符号仍然均为正，而且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证实了跨境交付模式与商业存在模式之间存在互补性的事实；而且，无论是跨境交付对商业存在的促进效应又或是商业存在对跨境交付的促进效应而言，发达国家都要大于发展中国家(0.227>0.121；0.734>0.22)。
(2)笔者将美国跨国公司海外控股附属机构销往东道国当地市场、其他外国市场以及销售给非关联人士的服务额归类为水平型FATS；将美国跨国公司海外控股附属机构销往美国本土以及关联人士的服务额归类为垂直型FATS(发展趋势见图3和图4)。通过以上分类，拟得出更细化的商业存在模式对跨境交付模式效应的大小。另外，对于这种分类标准，美国经济分析局(BEA)只进行了2004年的统计(11)，为使结果更具显著性，在此使用简化了的引力模型来进行截面数据回归分析，即：
回归结果具体见表4。
从表4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不管是对方程(11)还是对方程(12)，引力模型的控制变量都取得了预期的符号，服务进口国的人均GDP和人口对其服务进口产生了积极影响，美国与进口国经济中心的距离对进口国的服务进口产生了抑制作用，因此上述模型都较好地对通过跨境交付模式进行的贸易进行了估计。
对于所关注的变量，在将美国跨国公司海外控股附属机构的服务销售额细分为水平型FATS和垂直型FATS后，代表商业存在模式的所有分变量的回归系数仍然均为正，而且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因此，细化数据后的实证结果同样证实了商业存在模式可以促进跨境交付模式的发生；此外，与跨国公司理论所得出的结论不一致(水平型FDI与货物贸易是替代关系，垂直型FDI与货物贸易是互补关系)，对服务贸易而言，无论是水平型FATS还是垂直型FATS，它们与服务贸易(跨境交付模式)都存在着互补性。
五、结论
笔者利用美国服务贸易出口数据，对服务贸易提供模式中的跨境交付与商业存在之间的交互效应进行了考察。研究表明，跨境交付模式与商业存在模式之间存在着互补性关系：商业存在模式每增加1％的贸易额，跨境交付模式的贸易额将会增加0.195％；跨境交付模式每增加1％的贸易额，商业存在模式的贸易额将增加0.541％；而且，跨境交付模式促进商业存在模式的效应要大于商业存在模式促进跨境交付模式的效应(0.541％>0.195％)。
另外，把商业存在模式的服务贸易销售数据(FATS)进一步细分为水平型FATS与垂直型FATS后，依然得出跨境交付模式与商业存在模式之间存在互补性关系的结论。而且，无论是跨境交付对商业存在的促进效应又或是商业存在对跨境交付的促进效应而言，发达国家(水平型FATS)都要大于发展中国家(0.227>0.121；0.734>0.22)；与跨国公司理论的预测结论不一致，对服务贸易而言，无论是水平型FATS还是垂直型FATS与服务贸易(跨境交付模式)之间都存在着互补性。
由于服务贸易跨境交付模式与商业存在模式之间存在互补性关系，因此，限制其中一种模式的贸易政策必然会对另一种模式产生抑制作用，政府在服务贸易自由化谈判中应注意这种效应的存在。本文研究仅仅基于美国的数据，作为全球服务业与服务贸易最为发达的国家，其经验研究未必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因此未来的研究还需对发展中国家进行考察才能得出更具说服力的结论。
注释：
①根据GATS的定义，分别对应为模式一、模式二、模式三与模式四。
②US Majority-Owned Foreign Affiliates，美国跨国公司绝大多数控股的国外附属机构。
③根据WTO最新提供的资料，目前全球仅有25个国家涉及到FATS统计，主要是欧美较发达国家；在这25个国家中，有23个涉及内向FATS统计，只有13个国家涉及外向FATS统计，既有外向FATS统计又有内向FATS统计、各项指标齐全的国家只有3个：美国、日本和葡萄牙。
④作者用商业存在贸易额和跨境交付贸易额的比例作为因变量，在自变量里剔除了美国GDP、人口等变量，在此基础上加入相似性指数、贸易自由度、公司税、制造业FDI变量。
⑤贸易成本是指贸易壁垒以及与贸易有关的交易成本，比如运输成本。
⑥Jan Tinbergen,(1962)Shaping the World Economy,New York:Twenty Century Fund.
⑦由于此类服务绝大多数是通过跨境交付模式来进行交易，即国际收支平衡表(BOP)里服务贸易出口总额-旅游服务-服务交通服务-其他交通服务-商业、专业与技术服务(减去这项的原因是因为这项的绝大部分服务都是通过其他模式实现交易，如医疗服务主要通过模式2实现，设备的维护与安装、工业工程、法律服务、建筑工程及技术服务等通过模式4来实现，具体见BEA的解释：Table 1,Summary data for trade in private services by type)。
⑧共同边界变量对商业存在提供模式的回归系数为负，说明相邻国家比较近，贸易成本较低，因此没有必要通过商业存在模式进行服务的提供；距离变量对于商业存在模式的回归系数为负，这可能是垂直型FATS在这里占了优势地位，因为部分垂直型FATS的服务要返销到美国或第三国，所以距离在这里依然对商业存在起到负的效应。
⑨关于双边人口变量对双边贸易额的影响，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的看法，一方面，如果一个国家是自给自足的话，那么其国内人口总量与进(出)口呈负相关；另一方面，更多的国内人口总量会促进劳动分工，因此也会增加双边贸易的机会。在上述回归中，双边人口规模对服务进口量回归结果既有正值又有负值，说明人口变量对服务出口国与服务进口国的净效应不一致。
⑩垂直型FATS与水平型FATS的定义主要是以跨国公司垂直型FDI与水平型FDI型的分类原则为基础，其中，垂直型FDI与垂直型FATS相对应，水平型FDI与水平型FATS相对应。
(11)见美国经济分析局(BEA)的美国外商直接投资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