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与资本市场发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市场论文,中国论文,经济运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2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50(2001)03-0003-09
一
自从1993年7月实行紧缩政策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经历了连续7年的下滑，GDP和工业增加值的季度增长率最低时降到了7%（1998年第2季度）和7.3%（1999年第4季度），1999年的增长率分别为7.1%和8.5%，整个经济陷入了通货紧缩之中。零售物价和消费物价以及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均出现了连续数10个月的负增长。1999年第2季度降幅最大，零售物价下降了3.5%，生产资料价格下降了5.4%。与此同时，中国的失业率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虽然官方公布的城镇失业率一直保持在3%左右，但下岗失业人数1998年达1600多万。此外，由于农业生产出现衰退和乡镇企业出现萎缩，农村的失业和隐蔽失业人口也明显增加。
面对通货紧缩和增长下滑，1998年政府调整了政策方向，从紧缩变为扩张。经过3年的努力，宏观经济运行出现了重大转机。2000年是中国经济周期运行的重要一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结束了连续7年的下滑趋势，开始步入上升轨道。GDP的年度增长率达到了8%，工业增加值增长率达到了11.4%；居民消费物价已经由降转升，零售物价的降幅缩小，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了5%左右；消费、投资和对外贸易的增长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结构调整有所加快，第二、第三产业继续扩大，第一产业进一步下降，增长质量也有所改善，发展思路也开始由片面追求规模扩张向重视技术创新和环境保护转变。
经济运行转机的出现既与国际经济环境向好有关，也是连续数年扩张政策效应积累的结果，还有一系列改革举措的作用。
国际经济环境向好，特别是美国经济走强和亚洲经济复苏，外部需求旺盛，带来贸易的高速增长，进而拉动工业生产的持续增长，是经济回升的重要力量。我们曾经测算过中国的出口函数（注：参见《贸易、资本流动和汇率政策》，《经济研究》1999年第9期。），得到的结果是，世界实际收入每增长1%，中国的出口也增长1%；美国的实际收入每增长1%，中国对美的出口将增加7%；人民币汇率每贬值1%，中国的出口增加0.58%。近几年美国经济持续增长，去年的增长率达到5%左右，在美国经济的带动下，世界经济也出现了较好的态势，中国的出口增长率高达27.8%，与日本、美国、欧盟、香港、东盟、韩国、台湾、澳大利亚、俄罗斯和加拿大等10大贸易伙伴的贸易额都出现了两位数的增长。不过，应当指出的是，外部因素的作用也依赖于体制和政策的调整。在加入WTO上取得的突破，也许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它显示了中国继续扩大开放和遵循国际惯例的发展趋向。而出口退税率的提高和实施也起了重要作用，很多产品的退税率达到17%，平均超过了15%。在利率很低、汇率基本不动的情况下，出口退税一方面等于实际汇率贬值，另一方面增加了企业收入；一方面促进了出口，另一方面也没有限制进口。在国内市场环境尚未完全好转的情况下，对于企业来说，增加出口也许是最有利的选择。再加上打击走私和骗税力度的加强，几个方面的结合形成了一种较好的态势。
虽然外需的增长对中国的经济回升起了重要的推进作用，但是，内需的启动，特别是居民消费的稳定增长，仍然是推动中国经济由降转升的主要力量。因为，出口增长虽快，进口的增长更快，净出口并未增加，而在投资增长加快的同时，社会商品零售额的增长比前两年提高了3个百分点（见图1）。可见，启动内需的政策收到了一定的成效。
图1 1993年以来职工工资总额与社会零售商品总额的变化情况
大力度的财政扩张政策已经持续3年，且以扩大国债发行、增加政府支出和政府投资为主要手段。继1998年1999年分别增发1000亿元和600亿元国债以后，在去年初发行1000亿元国债的基础上，下半年又增发500亿元长期国债，用于在建基础设施项目，有力地带动了投资需求。在政府投资增长的支持下，民间投资也开始启动。与此相配合，货币供应保持了一定的增长，金融机构也积极增加基础设施和技改贷款，加大了对投资增长的支持力度。
消费需求的增长得益于收入政策和消费政策的调整，1999年下半年出台的增加职工工资和提高“三条保障线”标准的政策，增加了城镇居民的收入，而继续增加工资的许诺仍使人们有所预期；延长假期，增加节日消费也起了一定作用。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向职工出售原有公房，降低消费信贷门坎、减化相关手续，使得住房、购车、助学贷款的快速增长（占金融机构贷款多增部分的42%）成为2000年中国经济运行中一个最突出的现象。这不仅促进了住房投资的高速增长和建材、装修、家具市场的繁荣，而且使得人们的购房观念和行为开始从消费向投资转变。
体制上的调整也为经济的回升注入了新的因素，证明了体制因素的扩张效应和长期因素的短期作用。2000年初出台了《个人独资企业法》，并提出了“一放三改”（放宽投资领域，改善政策环境、改善融资渠道和改善服务环境）启动民间投资的新思路，同时宣布取消投资方向调节税，当发现《个人独资企业法》没有产生预期效果时，年中又作了进一步的调整，取消了对个人独资企业的双重征税规定（只征个人所得税，不再征收企业所得税）。为使国企3年脱困而实施的减息减负、债转股等，虽然包含着明显的负作用，但对促进国有工业产出和利润的增长也起了重要作用。在结构调整方面，对纺织、煤炭、钢铁等行业实施行政性限产压库的同时，出台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政策，以及启动西部大开发战略，也为优化产业结构和地区布局创造了条件。
在金融领域，资本市场的发展和股市的表现，也是中国经济运行的一个亮点（见图2）。自从1999年5.19行情以后，深沪股市在小幅波动中不断攀升，沪市股指从1500左右上升到去年末的2100点左右。这既是宏观经济走势向好使然，也在一定程度上是这种状况的反映，在很大程度上又与该领域改革的推进密切相关。2000年先后出台了股票发行方式改革，新股发行市场化，培育机构投资者，支持金融企业上市，发展开放式基金和中外合作基金，同时筹建二板市场，酝酿国有股减持等，这一系列市场化取向的改革措施不仅有利于改善股票融资，活跃股市，而且通过财富效应（尽管很微弱），有利于改善居民收入和支出预期，促进需求增长。当然，中国的股市还处在发展的初期，也很不规范，其中发生的问题还相当多，有的甚至还比较严重，虽然有的难以完全避免，有的则可以解决。此外，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2000年9月21日起放开外币贷款利率和大额存款利率，标志着利率市场化改革开始起步。
图2 上海股市月末收盘
二
2000年，中国的经济运行虽然出现了复苏的态势，但是，经济运行中仍然存在着一些严重的问题，复苏基础不稳问题日益显露。对此，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决策者也心存疑虑，提出既防通胀又防通缩的政策趋向说明了这一点，财政政策上的继续扩张和货币政策上的收缩迹象也是这种心态的一种反映。2001年是关键的一年，中国经济是继续复苏，在周期波动的上升轨道上运行，还是再次走低，甚至陷入衰退，以决于我们对形势的判断，以及据以在体制上进行的调整和政策上作出的选择。
目前的经济运行存在着三大问题：一是农业和农村经济比较困难；二是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启动不力；三是失业问题依然严重。这是阻碍经济回升持续发展的三个关键问题所在。
2000年夏粮减产，又遇自然灾害，使得农村的问题更加突出。近几年来，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边际消费倾向下降为负，乡镇企业大量关门，农村经济在结构调整中既缺乏新的增长点，又是通货紧缩的重灾区。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各项生产和生活服务也差，目前的政策又关注不多。例如，启动消费的政策只局限于城镇，对农民的利益重视不够。由于通货紧缩，农村出现了增产不增收的现象，再加上自然灾害，一些地方甚至是减产又减收。农村的困难在一定程度上主要是由于近几年的体制和政策损害了农村的市场化和市场制度。我们已多次讨论过粮食政策的问题，今年粮食政策的调整方向是对的，但有可能加剧农村的困难。价格的下降主要是农产品价格的下降，这将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拉大，二元经济结构的加剧，直接影响经济增长的持续。农村的金融政策是不成功的，农业发展银行是政策性银行，农村信用社也不为农民服务，且亏损严重，资产质量下降。农村合作基金虽然也存在类似问题，但终究是为农民服务的金融机构，全部关闭的作法进一步堵塞了农村的融资渠道，为地下金融和高利贷的盛行打开了方便之门。据有关学者调查，农村民间借贷的发生率高达95%，其中，高利借贷的发生率达到了63.3%，四分以上超高利借贷将近25%（注：温铁军（课题执行人）：《农户信用与民间借贷》，2000（打印稿）。）。农村城市化的进程随乡镇企业的停滞而停滞，随城市政府的歧视政策而退缩，正好与1990年代上半期的繁荣和热闹景象形成显明对照。这一切很难支撑经济回升的持续进行。近年来，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加快农村小城镇建设，推进城市化的有关政策，放松和取消了这方面的一些限制性措施和歧视性规定。这是一个正确的举措。但是，有两个问题需要考虑，一是农村城市化不仅是或者主要不是发展小城镇的问题，而且是或者主要是放开大城市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仍然有很多思想上的误区和政策上的盲点，如能否允许贫民区和廉租屋的出现等；二是如何贯彻落实的问题。目前，我们的很多城市政府仍然执行着很多限制农民进城的措施，使得农民进城的门坎和城市化的成本不断地提高。
实施扩张性政策以来，民间投资的增长一直非常缓慢，1999年是负增长，2000年有所启动，但增长率仍然较低。其原因既有市场方面的，也有制度和政策方面的。这涉及到投资领域、金融渠道和投资成本三个方面的问题。从投资收益来讲，由于限制民间投资的领域，民间资本与国有资本和外国资本的获利机会不均等，一些赚钱的机会民间资本得不到，一些不赚钱的领域，民间资本自然不会进入。从融资渠道来讲，为什么利率已经降得很低，投资仍然起不来？根本原因在于民间资本融资渠道不畅。发展风险投资基金和民间中小金融对启动民间投资是很重要的，而目前我国在这方面的制度建设又非常滞后。民间投资上不来的另一个原因是成本太高。这主要是由于税收体制刚性对投资的抑制作用。1994年制定和实施的旨在抑制通货膨胀的生产型增值税，由于在投资环节重复征税，成了导致通货紧缩的重要原因。实行财政扩张政策既可以采取增加政府支出的措施，也可以采取减少企业税负的办法。连续3年的财政扩张政策采取的是前者，后者不仅没有实施，反而采取的是反向的紧缩性政策。2000年税收收入高速增长，几乎相当于经济增长的3倍，增收部分比前年将近翻了一番，结果是财政报喜，企业担忧。不论是正当的征缴，还是打击偷漏税，都来自企业，财政增收意味着企业利润的减少。2001年政府将保持上年财政投资的力度，拟继续增发1500亿元国债，以带动社会需求。此举虽有必要，但是连续大规模地扩张财政支出，不但效应递减，而且负作用也已显现，它扩大了政府集中配置资源的份额和能力，不利于市场化的推进。为什么不能转换一下财政扩张政策思路，从扩张政府支出变为减轻企业税负呢？据了解，今年税收改革将在五个方面进行。一是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作为普遍实行国民待遇的第一步，日前外经贸部发出通知，从1月1日起对私营企业和科研院所申请自营进出口权的资格按国有企业的同等标准执行；二是适当扩大消费税征收品目；三是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四是清理到期的税收优惠政策；五是加快农村税费改革和交通、车辆税费改革。这些虽然都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但目标主要是加强征缴，而根本出路还在于改生产型增值税为消费型增值税，对投资实行减税。据估计，如果进行此项改革，可能减少国家税收600亿元，但税收的增长率仍将保持在10%以上，超过GDP的增长速度。考虑到减税带来的增长效应和增加其他税种（如遗产税、赠与税、个人所得税）的税收潜力，不仅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政府收入。至于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更是刻不容缓，有人以投资环境还不够理想和周边国家对外资进一步优惠为由，不赞同取消外资企业所得税优惠，简单地实施国民待遇。且不论这些理由本身能否成立，这里有一个政策上的误区和盲点，以为取消优惠就是使外资企业的税负向内资企业看齐，其实非也。正确做法是，将内资企业的所得税率降至外资企业的水平。这样做既实施了国民待遇，又降低了企业税负，还不会对引资造成不利影响。可以说是一举数得。
失业问题本是宏观经济运行中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但是在目前的中国，由于与体制转轨和二元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交织在一起，则具有了复杂的性质和特征。城镇职工下岗失业已经成为很多老工业城市的沉重负担，乡镇企业关门歇业，职工回家，再加上大量的农村隐蔽失业，直接影响到农村经济的复苏。然而，在这方面我们却缺乏有效的安排和政策。以工代赈、小额贷款是发展农村经济，解决农村就业的一个重要措施，这方面除了政府的垄断以外，很少有中介组织介入。社会保障体制的建设，农村基本上是无暇顾及，城镇也有不少问题。今年政府打算要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和加大社会保障资金的征缴力度，这也是需要做的。但是，如果不增加用于这方面的财政支出，而是将负担推给企业，必将增大企业的劳动成本。在企业盈利很少且无法增加的情况下，成本的增加只能通过两条途径消化，一是亏损破产，二是缩编裁员。这只能使下岗失业更加严重。其后果是削弱和损害经济继续复苏的微观基础。其实，解决的办法还是有的。增发社会保障特别国债，推进国有股减持就是可供选择的途径（注：张曙光：《建议增发社保特别国债》，《中国经济时报》，1999年2月24日。）。
三
2001年，金融改革和货币政策值得特别关注。前不久召开的金融工作会议强调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但联系到去年的金融运行状况，不得不使我们有所警觉。自从去年下半年提出防通货膨胀和采取正回购措施以来，货币政策发出了从紧的信号，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也逐月回落，M[,0]和M[,1]分别从6月末的19.5%和23.7%下降到年末的9%和16%，与此同时，国有金融机构在收缩，县以下的银行机构都撤了，而民间银行又不让进入，农村合作基金又被取缔。经营上也在收缩，由于利率结构不合理，分支行的选择一是把钱存放到总行，二是贷放给垄断行业，三是贷放给大型企业。金融渠道梗阻和中小企业融资困难依然如故。随着金融风险的增大，存款向中、农、工、建四大国有银行转移和集中，而其他商业银行也有意将基层行的资金集中起来加以运用，金融市场不是走向细分化，反而在一些方面出现了垄断和集中化趋势。至于利率市场化的改革，在迈出第一步之后，也出现停步和退缩的现象。
与银行和货币方面从紧的迹象形成对照的是，股票市场相当活跃，形成中国股市全球一枝独秀的局面。2000年全球62个主要股市中，45个股指呈现负增长，其中21个跌幅在两成以上，而中国股市大幅上扬，包办了涨幅最高的前五名。上海B股涨幅达132.76%，A股市盈率达到60倍左右。资产收益过高导致其价格上升，而实物产品价格不变，其相对价格下降。股市不仅吸走了一部分流向实质经济的资金，而且出现了不小的泡沫。据测估，股票抵押贴现，券商透支，银行融资，放大系数达2.2倍。虽然股市泡沫不可避免，但泡沫膨胀决非好事。鉴于股市风险加大，当局提出加强监管保平安是有意义的，但在政策操作上却有不同选择：膨胀，破灭还是稳定？在宏观经济复苏未稳的情况下，不论是继续吹胀泡沫，还是令其破灭，都不是恰当的作法，很有可能使刚刚复苏的经济夭折，而保持稳定也许是正确的选择。这样，不仅可以促进经济持续复苏，而且通过实质经济的增长也可以化解一部分泡沫。
加强金融监管十分必要，但目的在于放活，而不是管死，是监管者适应市场去改善监管办法，而不是削足适履，让市场适应僵化的监管。在这方面，需要做和可以做的事情很多。而现行的一些作法往往与此相悖。
从银行方面来看，放开民间金融和推进利率市场化是无法回避的选择，没有民营银行和外资银行的竞争压力，国有银行的改革是无法实现的；同样，没有中小金融和民间借贷的发展，金融市场仍然是不可能健全和完善的。因为，只有强大的国家信用，没有发达的民间信用，是计划经济的现实，不是市场经济的要求。恰恰相反，发展市场经济，建立市场制度，既要有发达的政府信用，更要有强大的民间信用，二者缺一不可。在县和县以下国有银行机构收缩的同时，放开民间银行和中小金融机构，使之占领农村金融市场，开展中小金融服务，而让大的金融机构在城市中与外资银行竞争，这也许是加入WTO以后中国所面临的金融形势。与此密切相关，如果能够支持一些非政府和非盈利组织的发展，使之在运作民间资金的同时，也能参与政府的一部分再分配资金和转移支付的运营，如扶贫资金、退耕还林资金等，不仅可以减少腐败，提高这部分政府资金的运营效率，而且对于农村市场制度的培育和发展，也会产生很好的作用。同样，没有利率的市场化，上述一切也无从谈起。目前通货膨胀率很低，是利率市场化的好时机，按照有先有后的安排有步骤地推进是积极稳妥而有效的选择。这样，利率市场化就不是一个一刀切的突然事件，而是一个不断推进的过程。这个过程不是在商业银行的自我约束能力和中央银行的调控能力提高和加强以后再来实施，而是在推进过程中不断提高和加强它们各自的相关能力。至于产业扶植和地区倾斜政策，这是财政的职责而非金融的任务，不仅利率市场化以前需要，利率市场化以后也少不了。认为银行要为财政分担子，仍然是传统计划经济的思想观念。金融改革其所以步履艰难，停滞倒退，其原因也在这里。倒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和操纵是一个实际的障碍，这正是监管者需要认真对待和努力解决的问题。除了放开和发展民间金融和中小金融以及让外资金融进入以外，扩大公开市场操作也是一个重要方面。这就需要增加交易主体和交易品种。2000年这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全国银行间同业折借中心交易系统共运行251个交易日，总成交23192.49亿元，日成交量同比增长217%，新批准97家公司进入市场和25期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上市。同时，由于当局的正回购操作，颇具代表性的7天回购利率从9月底的2.3%上升到12月的2.43%。这既为利率升降体现和反映政策变动奠定了基础，也为利率市场化准备了条件。在利率市场化刚刚举步的情况下，突然刹车，公开宣布条件不成熟，意在向社会传达一个信号，以便推迟和阻滞利率市场化的进程。
从证券市场来看，解决以下几个问题也许是紧迫的和至关重要的。一是国有股的减持问题。中国股市的很多问题都与国有股比重过大和不能流通有关，且比重过大和不能流通又相互制约，是到了下决心减持国有股的时候了。国有股减持的具体方式有多种，以配售的方式向社会公众股东转让国有股，以上市公司为主体回购国有股，将国有股以市价／净值的比例折股出卖，国有股的协议转让等，都可以在实践中探索。香港盈富基金的操作办法，也许更可以措鉴和学习。从操作方式和程序来看，过去的重大改革措施都是以党的决议和政府文件的形式出台的，而国有股的减持问题涉及到一个根本的变革问题，不宜再采取以前的方式，最好是先由人大制定和通过一个国有股减持的法律，然而再授权和监督政府制定具体方案一步步操作。这对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法治建设都是必要的。二是尽快建立和完善有关制度规则，并严格按规则操作的问题。比如，建立证券市场的退出机制，一度吵得沸沸扬扬的“郑百文”破产案去年末终于有了结果，在政府部门和国有资产管理公司的强力干预下，采纳了由山东“三联”集团重组的方案，使证券市场再一次失去了建立退出机制的好时机，应验了“郑百文”一名职工的“国家不敢让我们破产”的预言。这就向市场传达了一个信号：在政府的干预下，连年亏损的ST、PT公司破产的可能性极小，难怪“郑百文”重组案敲定以后，ST、PT股票全面飘红，再次推动股市上扬。好看的数字背后是证券市场主体更多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这只能助长市场参与者的投机心理和短期行为，对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是十分不利的。最近上证所和证监会决定让PT水仙退市是建立我国证券市场退出机制迈出的第一步，这将对证券市场的有序发展开创新的良好环境。三是政府和监管者的行为问题。社会信用和市场规则的建立首先依赖于政府守信和政府行为的规范，金融市场的规范也依赖于监管者的行为。我们目前的问题往往是政府行为失范，官员违法侵权，破坏信用基础，监管者监守自盗，带头违规。这是建立市场制度和金融秩序的最大威胁。例如，政府通过媒体干预股市的事情已经发生多起。此类作法不放弃，股市难以健康发展。查处违规操作是保证股市正常运作的重要手段，也是监管者的主要职责，必须公正、公开、坚决、严格的实施。既不能根据猜测，也不能黑箱操作，更必须一视同仁。前不久人们都在谈论基金黑幕，最近在讨论查处市场操纵行为，也许还有比这更严重的问题，关键在于能不能公正和严格执法。现行的一些制度安排，如把监管者的奖金与股市交易挂钩，很难保证监管者执法的公正和严格，类似的制度规则必须尽快予以废止和修改。
2000年，尽管纳斯达克指数从5000多点的高位一直跌至年末的2470.52点，继1999年劲升85.6%以后，2000年下挫了39.29%。新经济的发展仍然是过去一年的重大事件，中国经济也受到新经济的明显影响。为了鼓励发展新经济，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建立了国家创新体系，实施了一系列创新工程和开发项目，力图在发挥比较优势的同时，在一些方面实现跨越式发展。这个战略方向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应当看到，中国目前最缺乏的一不是资金，二不是技术，三不是人才，而是一套能够激励创新的制度规则和环境。对于我们来说，政府管理和法律制度建设思想已经开始发生根本转变和重大革新。只是希望能够早日在全国范围推行。
四
就总体经济规模而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一个举足轻重的经济体，加之又处在经济快速成长的起飞阶段以及经济体制和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因而特别引人注目。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势就成为世界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
从近期来看，2001年，国家计委预测的增长目标是7%，而一些国际组织和国际金融机构却看好中国。尽管美国经济已经出现下滑，人们普遍调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测，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却在7.5%左右。何况美国经济众说纷纭，也计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据《商业周刊》（注：BUSINESS WEEK,1/8,1/22,1/29,2001。）和《经济学家》（注：ECONOMIST,12/29,2000。）杂志最近的分析，到目前为止，美国的经济衰退仅限于制造业，且问题集中出在汽车及其相关行业，但制造业仅占美国GDP的16%。相比之下，美国的服务业仍然表现出色。不仅如此，严重的经济衰退一般是由重大的政策失误造成的。例如美国在1930年代，尽管价格下降，初期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是趋紧的。又如1990年代初的日本，股票市场都垮了，日本央行还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不断提息，后来降息时又行动迟缓。目前，美联储的政策操作比较得当，而且相当及时，今年初的连续几次降息就是证明。尽管美国经济增长下降会对中国的经济前景有所影响，但影响有限。今年中国出口增长趋缓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根据前面的分析，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靠内需拉动。既然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周期运行的上升轨道，通货紧缩的压力已近消除，人们的预期也开始看好。消费出现稳定增长势头，与之相应的增加工资的收入政策还会继续出台。民间投资也开始启动，外资进入也出现了良好的增长势头。去年协议利用外资的增长超过实际利用外资的增长预示了这种前景。只要我们能够恰当而有效地推进改革和调整政策，稳定金融，进一步启动内需，促进经济稳定复苏，今年的经济情况有可能与去年持平，甚至稍好于去年。这是能够争取得到的最好结果。
从长期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过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上半期的高增长，目前正处在一个大的调整时期。中国的“十五”计划提出以结构调整为主线的发展思路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旨在为进一步的大发展创造条件，奠定基础，首先，中国是一个大国，虽然经过20年的高速增长，经济实力大大增强，收入水平迅速提高，人均GDP已经达到小康水平，但是，地区发展很不平衡，城乡差距仍然很大，还有很大的市场空间有待开拓。如果考虑到城市化对国内城乡市场的拓展和提升，目前某些看似过剩的产品（如家电），仍有很大的市场空间。其次，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虽然近20年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发展的水平依然较低，除了在个别领域（如卫星发射）位居世界前列以外，在一系列基础的领域，还相当落后。无论是研究开发和技术创新，还是产业组织和经营管理；无论是物质生产活动，还是社会文化生活；无论是基础设施，还是制造业和服务行业；无论是生产结构和消费方式，还是市场中介组织和非政府非盈利机构；中国都有着巨大的后发优势。虽然优劣之势互依，有后发优势也有后发劣势，不可片面对待，但是扬优抑劣始终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且不说其他更宽更广的方面，就是城市服务业和中介组织的发展也可以借助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力量，后来居上。再次，中国的改革尚未完成，还有很大的制度创新空间。近20年来中国人进行了大规模的制度创新试验，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是自戊戌维新以来，中国在制度创新和制度变革方面最成功、最深刻、最巨大而且代价最小的一次，它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生存条件和生活方式。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但基础结构和主体框架还不完善；中国的开放度已经不低，但在很多方面还无法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中国的企业制度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的制度安排，都处于转变之中；中国的政府制度也有了很大变化，但仍未摆脱国家社会化和社会国家化的现实；中国的法律建设也许是改革中成绩卓著的一个方面，但要真正实现法治还要走很长的路程。按照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对经济发展起决定作用的是制度因素而非技术因素，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都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巨大动力。在制度变迁方面，中国面临的任务十分艰巨，创新的机会很多，潜在的收益也很大。最后，中华文化虽有其缺点和糟粕，但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整合力，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成败功过背后都有其文化上的原因。中国的很多改革措施，在很多外国人看来，简直是不可理解，既不符合经典理论，也不符合正统模式，但在中国的条件下却取得了意外的成功。综上所述，只要我们认真总结和记取过去的经验教训，抓紧经济结构和制度规则的调整，按照体制一致性和发展一致性的原则选择和实施宏观经济政策，努力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率，中国经济还会出现至少10年的快速增长。
标签：宏观经济论文; 农村金融论文; 经济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利率市场化论文; 投资资本论文; 金融论文; 经济学论文; 投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