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党的建设的继承和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的建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1)04-0059-08
党的建设目前呈现出大好形势，同时也面临着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进一步思考。认真思考和解决这些问题，对于我们党继续进步和可持续发展，十分必要。在纪念我们党成立90周年之际，我想讨论一下党的建设近90年的今天，我们党应该继承什么，发展什么？
党成立90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值得骄傲的东西非常多。在党的建设方面，也是如此。党的建设这个概念从俄文引进来之后，我们甚至比苏俄共产党用得都要多，都要广，用得都要持续、深入。党的建设还被毛泽东称为党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之一。这个地位，党的建设确实当之无愧。
但是，怎么来总结经验，却是我们今天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总结经验，是为了推进今后的工作。但是经验和理论、推导不一样，经验毕竟是在实践的基础上，还不能叫做规律性的东西。因此，无论如何，它的适用性都是有特定范围、特定时段的。那么，在什么情况下经验才是适用的？我认为，当我们强调规律时，我们讲的更多的是一般性、本质性的东西。比如说我们讲政党活动规律。一个政党，只要在活动，它就必须遵循这些规律。而经验则不一样。经验就是在历史、时代背景大体相同的情况下，过去曾经用过的东西，今天再用，屡试不爽，这样可以少走很多弯路。经验是这么一个概念。以此来说，我们就会发现，今天不是过去那个环境，我们的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而剧烈的变化。不说别的，就是今天说的党的历史性转变，从过去领导革命，发展到今天，不仅变成了领导建设，领导的还是市场经济，表明我们的环境和过去相比简直是千差万别，有的甚至是天壤之别。在如此巨大改变的情况下，我们该如何去看待过去的经验？所以，经验确实应该总结，但是，怎么去总结，继承什么，发展什么的问题，是一个关乎我们能不能正确地继承和发展的问题。
在党的建设方面继承什么，发展什么？我认为至少应该有以下三点值得强调。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对政党功能的基本认识
继承和发展，首先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对政党功能的基本认识。为什么这样说？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一个很特殊的形式。大家都知道政党是怎么产生的。政党无非是：有了民主政治，老百姓成了公共权力的主人，人们有了更多的诉求需要表达，主体意识逐渐地确立起来；但人们不可能直接使用公共权力，只能把权力交到少数人手里，权力才能运行；于是民众就要授权，进行权力委托。谁来操持这样一个权力转移、委托的过程？人们经过长期实践，发明了政党这种东西。政党应运而生，天生就起着要在民主政治中把两者连接起来这样一个重要作用。
以苏共、中共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特点在于，它们不是在民主政治中产生的，而是在专制制度下产生的。但是当时时代条件变化了，用列宁的话说，是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在资本主义阶段，政党就已经出现，而到帝国主义阶段，政党已经非常成熟了。正是有了这样非常成熟的东西，马克思主义才有创新的基础：既然政党能够用来组织民众，那么我们何不先建立政党，把民众组织起来，推翻封建专制，回过头来再建设民主政治，行不行？我们把它倒过来如何？马克思主义用了一种倒过来的思维。这种倒过来的思维，拿到实践中去一试，苏联成功，我们也成功，东欧国家都成功。成功，说明它管用，说明是硬道理。但是，它把逻辑关系给改变了。不是政党在民主政治中起作用，而是政党带领老百姓和专制制度(名义上也是公共权力)进行对抗，要先打倒它，回过头来再建设民主政治。这样一个角色，就使得组织有了非常突出的特点。沿用苏联的那套模式，就发现非常好用。因此，我们革命就成功了。
这么一种功能，等到搞建设的时候，等到这个政党自己成了执政党的时候，还能管用吗？搞发展是否还是用那种组织的架构？应该不是一回事了。一开始，我们没有改变那一套。为什么？因为我们认为的发展，不是个人的发展，而是整体的发展，所以我们搞了计划经济。最后发现，大一统的计划经济，把利益全都统到一块，没有了个人利益的区别，经济增长就没有了动力。缺乏动力，也就没法发展。走不出这个怪圈，才转向了市场经济。在计划条件下，人们的诉求被人为地统一起来，它实际上是从我们党自己的基本理念、基本理论出发推导出来的民众的诉求。它是虚的，是靠党的性质来界定它的框架的。理论上虽然讲通了，但从实践看，显然不行。必须让人们追求自己的利益，只有人们自己，才最关心自己的利益和诉求。从这一点说，应当还利益于民。有了利益，人们才去追求利益；追求利益，就有了交换，就有了用来进行交换的市场，于是市场经济成为必然。政党的功能，依然是把民众和公共权力连接起来，但在这种新的情况下，我们如何做？如果还是用过去那种等级制的、高度集权的形式，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了。为什么现在会出现党和群众的关系隔阂？固然，因为有许多具体的不当做法，比如一些干部掌握了一点公权力，就可以随便处置群众财产，不顾群众的利益，久而久之，酿成了民怨。但是，如果这不是个别现象，就有更加根本的原因。对于一个党来说，它是我们整个党的组织架构没有能够在民众和公共权力之间起到一种沟通、联结作用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主义成立政党，就是要根据自己的目标，把民众动员起来，把民众组织起来。政党最大的一个优势，就在于组织。为什么要组织？就是组织起来帮助老百姓实现他们的愿望。我们过去帮助人民实现了当家做主人的愿望。现在我们则要帮助老百姓获得发展。我们靠什么样的路径、组织形态和组织框架，来把民众和它的今后、未来联系起来，和国家的治理联系起来，和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直到现在，都不能说这些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所以，我们今天去思考这个问题，就会发现，如果回到马克思主义当初对政党功能的这种认识，就是要把民众组织起来，达到它的目标，从这个角度来看，应该说，我们的组织功能还是有缺陷的。
具体说，这个缺陷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我们的组织架构和沟通民众多元化诉求的要求不适应。计划经济时期，我们实际上把民众对于公共权力的诉求经过压缩，简化成了一个东西。对付这一个东西，那就非常简单，由组织来代表就行。但是，让老百姓追求自己的利益，必然导致利益多元化。既然利益诉求多元化了，我们还用一种高度集中的等级制的组织架构，能行吗？我们的组织必须要适应这种时代的要求，不断地扁平化。从这个角度来评价我们现有的组织状况，可以说它是集
中程度有余，而扁平程度还有待进一步地完善。我们要继承的，应该是这种理念。
第二，我们还不习惯和别的渠道和平相处。如果不局限于政党自身的组织结构，而是从整个社会发展来思考，问题更多。一个政党，的确是民众和公共权力进行沟通的主渠道。政党之所以成为主渠道，是因为它有组织。很显然，有组织总比没组织更有优势。但是现在情况不完全是这样了。并非有组织比没组织更有优势，特别是许多其他沟通渠道发展起来的时候，情况更不是这样。比如说现代传媒。传媒不是组织，但它不需要组织就能进行直接的沟通。特别是新兴媒体，像网络、手机短信、博客、微博等，不但每个人都是受众，可以直接地接受来自外部的信息，而且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发布者。有了这样一种更加直接的互动，政党组织不能不有的那种等级架构在沟通速度和沟通内容方面，都可能相形见绌。所以，传媒在相当程度上挤占了党组织的一部分功能。而且，挤占政党功能的不仅有传媒，不仅是新兴媒体的发展，而且还有民间组织。面对这种情况，怎么办？我们这个党就必须负责地寻找应对的办法，因为我们是唯一的执政党。
在这种情况下，不但要尽可能地拓宽自身的渠道，尽可能地保持自己的独特优势，还必须学会和其他渠道和平相处、良性互动。而这方面我们做得并不很好，这也正是我们组织功能体现出的第二个缺陷。我们要么觉得，党组织就是代表人民的，因此有了党组织就足够了，不需要其他组织形式；要么觉得，即使需要其他组织形式，我们也已经都提供了，像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等。如果再在这之外去成立组织，总有和现存体制作对之嫌。这里面，固然有观念的问题，但是更重要的，还是一个我们如何确定自己的功能问题。实际上，我们共产党，不是一直这样包办代替的，不是一直作为人们沟通的一个组织工具来取代别的其他工具的。恰恰相反，早在战争时期，我们党就对民间组织、舆论这类工具运用得炉火纯青，与其他沟通渠道相处得非常之好。反倒是执了政，我们觉得手里有了权，一声令下，人们就得服从，觉得这种方法用起来既顺手、又简单，结果反倒丢失了原来的好传统。总结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包括把这些过去挖掘不够的财富挖掘出来，恢复这些被我们自己废掉的武功。没执政的时候，我们有那么大的精神影响力，执了政，干了这么多事，反倒精神的吸引力小了。这种情况，难道不应从政党功能的角度好好加以思考吗？
二、坚持勇于担当的政党责任和政党使命
政党是有使命感的组织。有的同志认为，政党和其他组织一样，也是以利益为基础的组合。在他们看来，既然其他组织都是以保护自己成员利益为己任，共产党为什么不可以保护自己成员的利益，为什么不可以利用这一点来树立党的目标、党的指导思想，规定党的整个架构和活动规则？这显然是一种误识。为什么？不错，各种利益团体本质上都站在保护自己利益的立场上，目的在于保护本集团的利益。比如说，为什么要成立工会？工会是为了保护会员的利益。加入工会，就是为了自己作为劳动者的利益能够得到保护。这是一般社会组织的特点。但是，也正因为这个特点，这些民间组织、群众组织、社会组织是没有掌权资格的。道理就在公共权力的公共性。至少从理论上说，公共权力是全社会的权力，所以一旦掌握公共权力，就不应该为少数人服务，而应该为公众服务。人们不可能把权力交给一个只维护本群体的利益的组织。
政党则有这个资格，因为政党不能只代表个别群体。政党是要追求一种公共利益，是想通过掌握公共权力，来实现本组织的目标和价值。例如共产党，正因为它的目标是为了实现全体人民的利益，要为人民服务，所以才有资格掌权。因此，政党是有使命感的。这种使命感，在中国共产党身上显得尤其突出。我们一开始就把自己立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点上，一开始就是为了中国人民的，是为了劳苦大众的解放的。这一点，没错！但是，使命感不是强调出来的，不是靠喊口号喊出来的，而是通过党的行为、特别是通过贯穿始终的行为不断体现、不断得到强化的。而且在不同的条件、不同的时代背景下，还会有不同的体现。比如说，在战争状态下，在领导革命状态下，党的使命感就体现在推翻专制制度，使人民翻身做主，过上好日子的实际行动中，甚至为此牺牲了自己无数优秀的儿女。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得到老百姓的拥护。也因为我们的价值和目标得到了老百姓的支持拥护，我们党才有资格执掌政权。
在执政之前，我们党已经把自己的价值目标明确地告诉了老百姓。执政之后该干什么，本来是很清楚的，就是要利用执政权力，真正履行对老百姓的承诺。实现了这些承诺，老百姓对你的执政才认可。这一点也非常清楚。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是发现了很多问题。比如说，我们有这样一套组织架构，在革命的时候，在有外在压力的情况下，这套组织架构发挥的主要是正面的作用。但是一旦自己掌权，没有外在的压力了，它就开始逐渐地脱离老百姓，逐渐地官僚化，逐渐地积累出一些弊病。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政党的使命感就显得格外重要了。我们今天之所以推进改革，之所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正是这样一种使命感责任感使然。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立住，也就是靠这一点。但是，朝这个方向走，有一个增强使命感的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改革进入了深水区。我们常讲改革进入了深水区，什么叫深水区？深水区主要不是说问题的总量增加了多少。深水区最突出的特点是，大量深层次的问题浮出了水面，这些深层次的问题盘根错节、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要求我们去解决，或者说，改革到了打攻坚战的关头。我们会发现，攻坚战的许多问题不像过去想象得那么简单。我们会受到各种各样因素的影响和干扰。如果不能始终坚持和强化自己的这种使命感，或许这种使命感还会被这些因素所消蚀。
举个例子：推进民主是我们事业的必然要求。既然计划经济没有办法满足老百姓的需求，而仅靠我们一个党来教育和鼓动大家根本无法为社会发展提供足够的动力，于是我们把人们对利益的追求这样一个本性放出来，社会就有了最强劲的动力。但是，人们的需求是多层次的，物质生活的满足只是其中最低层次的需求。低层次的需求满足了，就会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东西，如自由、平等、尊严、主人翁感等等。从这个角度看，民主并非奢侈品，而是人过有尊严的生活之必需。
既然如此，我们如何对待民主？在这个民主进程中，我们怎么体现共产党人的责任感？当然，有的人就会说，我们始终都有这种责任感，改革开放本身就体现了我们的一种责任感嘛。这话到此为止，应该说是正确的，没什么可争议的。但是这只是“浅水区”改革的情况。在“浅水区”，并没有触及到深层次的问题，尤其是还没有触及到和你的利益连在一起的那些问题。这时候谈责任感是没有负担的。而且，完全可以先找一些比较容易的部分进行改革，对复杂些的则可以放一放。可以说，这时候的改革和执政者的利益还没有发生直接冲突。比如决策民主完全可以实行，因为决策者还是我，无非是在决策的时候，让更多的人也进到决策过程中来。参与民主呢？我们拿出来的政策措施，既然是为群众服务的，群众也来共同执行，那挺好的啊，但是主要的执行权还是在我们干部的手里。民主监督也是同样：我用权，你来做做评判，这样运行可能效果更好。不管怎么说，掌权的主体始终是我。所以，对执政党而言，这种改革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没有任何问题。但是，随着改革向前推进，逐渐会触及更深层次的问题。我说过，民主是一个系统，如果决策环节的民主、参与环节的民主、监督环节的民主都在不断向前推进，而授权民主不向前推进的话，那么，这种民主便不可靠，往往会半途而废。为什么？因为授权是民主的起点，授权之后才有用权，才有决策民主、参与民主，民主监督也才有根基。如果没有授权民主而只在后面几个环节上打转转，那是封建皇帝也能够做到的事情。授权民主是一种契约，这个封建皇帝做不到，因为它是君权神授。民主授权是说，权力的主人是公众，而公众不能直接使用权力，就要把权力交给少数人，交给政党来行使。老百姓自然愿意把权力交给自己放心的人，交给自己认为有能力的人。于是，就有一个选择的问题。
但是，这样一选择，我们党的领导如何体现？党管干部原则怎么坚持？因为过去我们一直习惯党管干部就是管到具体人头。谁在哪个岗位上是由党委说了算，由党委、甚至书记来决定，那就叫党管住了干部。我推荐的那个人没推上去，上去的哪怕是条件完全相同的另一个人，那也叫选举失败。很显然，直接管到具体的人头，这样一种党管干部，必然要和民众的选择权发生矛盾，必须改变。但是，如果改变党委的直接决定权，至少对直接掌权者来说，那意味着放弃和失去一部分权力。实事求是地说，做到把一部分权力还给人民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没有天下为公的理念，没有自我革命的精神，就难以做到这一点。这种涉及权力调整的改革，才是深层次的改革。和革别人的命相比，革自己的命要难得多。我们党内还是有一些人，就是舍不掉这点权力。在他们看来，离开了权力，是没有办法领导的。宁肯老百姓不满，也不肯放弃权力，其实正是我们一些党员干部缺乏共产党人应当有的责任感、使命感的表现。
人们可能会有一个疑问：放弃直接决定干部这个权力，让老百姓去选择，那不就得取消党管干部原则吗？许多主张西方模式的学者，就是这样认为的。在他们看来，既然要搞民主，那共产党就应该放弃党管干部的原则。这话其实毫无道理。恰恰相反，在我看来，党管干部天经地义。为什么天经地义？我们过去论证的时候，总是讲一大堆大话、空话，把党管干部解释成共产党才坚持的原则，强调党管干部是因为我们党跟别的党不一样，我们党的目标是共产主义，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觉悟，只有少数人能带领我们前进，这少数人当然应当由掌握了科学理论的党来挑选。其实，这种论证难以服人，也没有必要。为什么要党管干部？因为任何政党都管干部，世界上不存在不管干部的政党。即使是美国的共和党、民主党，那样松散，不也照样紧紧地抓住用人权吗？谁都不会把重要的位置给别的党的人。
所以，党管干部没有错，但不应是管到具体的人头，不是管到让本应有选择权的人们没了选择权，让人民授权流于形式。我们是唯一的执政党，我们完全可以为老百姓提供足够多的人让他们选择，而不是只推荐一个，等额推荐。等额推荐就等于剥夺了老百姓的选择权，取消了老百姓的选择权。所以关键不在党管不管干部，而在于党怎么管干部才叫科学。所谓科学，就是要依循民主的原则，不要越过民主的原则管干部。党管干部应当是管用人的政策、导向，管为人民的选择提供人才，而不是管具体的人头。为什么现在腐败现象这么严重，为什么连中央都说，最大的腐败是用人制度的腐败？管到具体的人头，就和直接的利益联结到一起，就肯定扯不清楚了。可见，关键是要看在改革需要我们放弃一些权力、把这些权力还给人民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有一种担当，有那种哪怕放弃自己的一些利益，也要推进民主的担当。
在分权问题上也是一样。高度集中的权力，在打仗时非常管用，搞计划经济也非常有用。但是到了市场经济，就不行了。为什么？因为权力过度集中，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消极腐败现象。腐败现象这么厉害，我们痛心疾首，为什么？根子在权力过度集中。这里我们所说的腐败是政治腐败，而政治的腐败肯定是权力的腐败、权力的滥用。所以说到底，要遏制各种腐败现象，就得对权力加以约束。目前我们的权力依然是过度集中，要进一步推进中国的事业，就必须解决权力过度集中这个问题。而解决权力过度集中，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分权。和西方模式相区别的是，这个权不是由不同的政党来分，而是主要在我们党内部分。决策、执行、监督几个权必须是相对独立的，独立才能产生制衡。但是，分权给人的直观感觉，好像权力是被人拿走了。我们有没有这种担当，能不能从使命的角度去认识这个问题？如果不能从使命的高度认识这个问题，心里拨的是权力和利益的小九九，嘴上则堂而皇之地讲什么不能削弱党的领导，拉大旗作虎皮，极力维护个人那点儿既得利益，那这个党就会出大问题。说老实话，现在这种现象已经不是个别现象，因为这样做的不但有个人，而且有部门。这使得那种为整个党负责的担当精神更为必要，也更为可贵。
三、坚持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实际上是在不断地冲破旧的束缚的过程中过来的。党和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受教条的约束。共产国际把中国共产党看做一个支部，要求绝对服从它，不折不扣地执行它的指示。毛泽东的成功，恰恰在于冲破这种教条主义，打破把共产国际指示教条化、把斯大林指示神圣化的藩篱，才走出了一条有中国自己特色的道路。用今天的话说，毛泽东的成功是由于他有勇于创新的精神。在这方面，邓小平也给我们提供了光辉的典范。这种改革创新是一种时代精神，我们要继承它。党的建设里面，我们就是要继承这个东西。但是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应该说，我们还是存在不少问题。我们过去遭受的挫折，有许多都是固守过时的教条带来的。所以，今天仍然要大力强调坚持改革创新这一时代精神。那么，我们究竟可以创新些什么？
第一，观念要创新。仔细观察会发现，我们的思想观念仍然存在很大的问题。我们可能因为一项创新而一下子取得突破，但是没过多久，因为创新和突破而取得的成果却变成了我们今后进步的一个障碍。历史上我们曾经多次出现过这种反复。究其根本就在于，虽然我们有了观点的创新，但观念创新却不够。
我举思想解放为例。众所周知，要突破旧的东西，必须倡导思想解放。我们从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思想解放的直接成果。但是，这里面却有很值得玩味的东西。比如，什么叫做思想解放？形象地说，就是我们的思想被一根绳子给捆住了，这叫思想受到了束缚。把这根绳子解开放开，使我们的思想处在自由的状态，去思考实践中遇到的问题，这不就是思想解放吗？但是，既然思想解放就是使我们的思想处在一种解开放开的状态，今后遇到新情况新问题，我们的思考和解决就应该是在这种解开放开的状态下进行。那又何来新一轮的思想解放，甚至像有人说的，要进行第三次思想解放？那我们只能假设说，我们的思想又一次被束缚起来了，才可能再次要求解开放开，然后再受束缚，再次放开，如此往复。如何解读这种奇怪的现象？关键就在观点的解放和观念的解放之间有巨大的区别。
我们过去讲思想解放，在实践中达到的，往往更多的只是观点的解放。一套理论往往由若干个观点组成。比如，一套理论里有十个基本观点，每个基本观点里又有十个小观点，那总计就有100个观点。如果仅仅停留在观点的解放，那么破除了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还会束缚你；10个观点破除了，还有90个观点在继续困扰你。就是因为只停留在观点的解放而不能上升到观念的解放，我们才会处在一种反复解放的状态中。
回顾改革的历程，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为什么要改革开放？说到底是因为我们看到计划经济不行了，缺乏动力，于是我们就设法把人的主观能动性解放出来，还人们追求利益这个最基本的权利。人们有了对利益的追求，社会经济发展就有了最原始的动力。但人们的利益是通过交换来实现的，交换又离不开市场。这样，改革就自然转向了发展市场经济的方向。但是一提到市场经济，麻烦就来了。有人马上说，市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只有资本主义才搞市场，而社会主义要搞计划。于是姓社姓资问题就被提出来了。怎么办？不破除市场姓资、只有计划姓社这种陈旧认识，就没有办法前进。这时邓小平老人家说话了，他强调，计划、市场都是一种手段，市场这个东西，资本主义可以用，我们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于是纠缠在姓社姓资上的陈旧观点破除了。但是，破除了这种观点，难道就等于解决了所有的理论问题了吗？没有。我们只是破除了其中的一个观点。市场涉及的只是流通领域。市场经济向更深层次推进，必然会深入到所有制领域。譬如，资源怎样配置？人们看到了股份制这种形式。股份制可以对资源进行最优化组合，有效地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于是，实行股份制的问题就提上了议事日程。但是，一旦触及这个问题，有人就提出，股份制这个东西是社会主义的东西吗？我们追求的是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啊！怎么现在又认可多种所有制呢？从纯而又纯公有制变成混合所有制，这不倒退了呢？这不是私有化吗？这样，股份制就变成了姓公姓私的问题。不破除股份制姓私、只有全民所有制才姓公这种观点，就没有办法继续前进。于是经过若干回合的辩论，又破除这个观点，统一到这样一个认识：股份制只是资源配置的一种形式，既不姓公也不姓私。好，第二个观点被突破了。显然，突破了两个观点还远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在讨论和总结改革开放30年经验的时候，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有人就公开认为，改革开放走错路了，误入歧途了，应该停止了，甚至直接警告中央，应该悬崖勒马。为什么会得出这种结论？就是因为他们还是用过去的观念来判断我们今天的发展。这种观念到今天都没有绝迹。我们还不能说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一套新的意识形态已经确立起来了。恰恰相反，还存在大量守旧的观念。
党的建设领域，旧的观念也依然流行。比如，什么叫党的领导？领导领导，你领着导着，我自觉自愿跟你走，这叫领导。但我们现在理解的领导往往没有这种双向互动。不少领导者往往认为，我既然是领导，那你就得听我的。领导成了我说了算，我来决定一切，你只能服从。领导，怎么成了我无条件地听你的？怎么成了这样一种关系呢！但是，我们许多人恰恰从这个角度来定义领导。不仅如此，还进一步以这样一种明明缺乏科学性的、不合理的内涵解读，来作为实践的依据。只要对这种实践有所质疑，马上就认为是在削弱党的领导，马上就说党的领导地位受到了威胁，还是用这种旧的观念来套今天生动地发展着的实践。这种观念，今天必须创新。
在这个方面，应该说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当前，在很多方面都有一种苗头，不但不创新，而且还不断地封闭自我。从这个角度说，我特别强调有些观念今天我们要重新思考。我们不去思考，实际上等于把话语权给了别人。比如说我们对民主的理解。我们为什么在发展民主的问题上经常会出现犹豫不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没有对民主问题进行独立的、更加深入的思考。民主是西方先发展起来的概念。就跟经济的发展一样，政治也往往是谁先发展，谁就有更大的话语定义权。因为西方先发展了民主，我们错过了机会，所以民主的话语权大部分被别人拿走了。面对这种情况，怎么办？别人拿走了，那我就按照别人的来，我们就只好跟着别人走吗？邓小平不是这样想的。这个东西，只要对我有用，对不起，那就不是你的。我承认可能是你发明的，但本质上那是全人类的共同成果。所以，只要对我们有用，那就实行拿来主义。市场有用，拿来；民主有用，也拿来。这就是抢夺话语权。
我们现在往往是采用被动的姿态，别人用了，我们就赶快躲，结果话语权全被人家拿走了。过去，在这样的封闭心态下，我们对自由、民主、平等、博爱这些东西，一概采取批判态度，这也是资本主义的，那也是资本主义的。好东西全部都给了别人，我们剩下的有什么？阶级斗争为纲、大义灭亲，全是这些东西！到了最后，这些东西一旦得不到认可，就会发现，我们在思想上就一片荒漠，因为所有的东西都给别人拿走了，而我们又没有自己的东西。在这方面，我们今天应当进行深刻的反思。不是去抢夺话语权，而是自划禁区，把话语权拱手让给西方和敌对势力，这绝对不是一种对党和人民负责任的态度。
第二，思维方式要创新。这种思维方式，就是我们不能再从革命党的角度思考问题，不能老是怕自己的纯洁性受到损害。不能老是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不能再从这样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了，否则就会发现自己处在了一种困境当中。为什么？我们是革命党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和别的党、别的阶级划清界线。为什么？因为一旦乱了界线，说我们和别的政党也没有什么区别，那你凭什么夺取政权呢？你夺取政权的合法性在什么地方呢？老百姓凭什么认同你呢？所以必须划清界线。而且往往矫枉过正，力求把这种区别说成是水火不两立，才好使群众毫不犹豫地跟我们走。但是一旦成了执政党，就会发现，执政党要解决的问题，即使党的性质不一样，也往往具有很多共同性。执政党首先要掌握权力，怎么掌握权力？那就得老百姓多数都认可你！要获得老百姓的认可，就得去努力满足他们的要求。哪个党都得这么干。这么干的目的，都是要千方百计想获得多数人的支持，才能继续执政。每个执政党都是在执掌政权当中竭尽全力地实现这一点。有些政党可能因为党的性质的局限性而实际上做不到，但做不到也得做，这个大方向，任何政党都是要把握的。既然如此，执政党就会去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想出来的这些办法有什么区别？什么方法只能这个阶级用而那个阶级不能用？不是那么一回事。所以，如果说政党性质确实决定了政党之间有很多不同的话，那么可以说，执政党相互之间更多的是相似性。
从这一点说，我们一定要谨慎地去划这种界线。切割得不好，很可能把有价值的东西切割出去了。最典型的就是对所谓普世价值的态度。你可以给普世价值套上很多帽子，把它说得不值一提。或许在国内，这会形成一个禁区，过些时日，人们可能不再谈论它了。但问题在于，普世价值不光我们在谈，西方人也在谈。你不再谈论，并不能阻止西方人谈论，虽然他们所谓的普世价值不一定是真正的普世价值。相反，人家就可以说，你们是反对普世价值的，你们是不承认人类有共同价值的。那我们自己就一下子走到一条死胡同里去了，失去了回旋的余地。
第三，体制要创新。也即我们常说的制度建设。制度建设发展到今天，最大的一个问题，恐怕是要解决顶层设计的问题。改革进入了深水区，许多问题错综复杂，相互交错。实际上，很难在这样一种胶着的状态下，找到一个实质意义上的突破点。这和改革之初是不一样的。改革之初，整个体制都需要改革。但不可能采用推翻整个体制的办法，那不成了革命吗？肯定不行。我们可以先寻找旧体制的薄弱点，先从它开始，然后逐渐地推开。这些薄弱点就可以叫做突破口。但是到今天，在改革向纵深发展的情况下，各种深层次的问题都相互纠结，只关注其中的一、两个点，肯定是难以解决问题的。例如刚才说的民主，不解决授权民主的问题，决策真正民主很难做到。不解决权力透明化的问题，真正的民主监督也是不可能的。所以需要把选举、授权民主和决策民主、参与民主、民主监督连成一个系统来思考。这就需要进行总体设计。若干年以前我就开始提出这个问题。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缺乏一个总体设计的机构。过去有个体改委，本来是可以从事总体设计的，但是后来有了审批权，有了具体利益，你失去了总体设计的超部门利益立场，再后来也给机构改革改掉了。
总体设计机构不需要管很多事情，它不是事无巨细地包揽各个地方各个部门的具体设计，而是真正站在全党全国的角度去进行制度框架的设计。不能把改革当成一项具体任务，还是沿着旧的思路，中央一声令下，下面各个地方和部门去执行。那样一来，改革就部门化、碎片化了。地方和部门自己的创新也是需要的，但不能认为这些创新加起来的总和就是改革的全部。地方和部门只能考虑它们自己手中的权力怎么用。讲得好一点，会思考怎么用才科学、有效；讲得难听点，会思考怎么扩大自己的权力。至于这个权该不该他们用，如何科学配置权力，那不是它们的事情。如此下去，最后逐渐导致的结果，就是沉淀出了越来越多的既得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改革再往前推进，就会受到既得利益部门的阻挠。可以说，这就是今天改革的境况。许多改革都到了顶层，碰到了天花板，再往前推没法推了。但是改革本身是需要推动的，如果不能往前推，就会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一些地方的改革，命运就是如此。比如说公推直选，公推直选产生了乡镇干部，这挺好！但他在那儿一干就是五年、十年，比其他干部提拔和进步慢。如果谁改革谁吃亏，谁还愿意去推进改革啊！这种态势，势必导致改革积极性受挫，失去责任感。这就又回到负责感和使命感的问题上了。
责任感受挫，并逐渐丧失，这种情况才是最危险的。不是说，我们的改革找不到办法。让大家都去想办法，办法多的是，办法总比困难多。问题是，如果大家都认为想办法对自己不利，那才是最危险的。干嘛要当那个出头鸟？干嘛要往前冲？风险让少数人承担，大多数都搭便车，这个改革注定要出问题！如果营造了这么一种氛围，那改革就很麻烦。所以可以说，顶层设计的问题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程度，成为当务之急。
没有顶层设计机构，怎么办？设不设机构，这是中央的事情，我们只能从学者的角度来呼吁。在我看来，机构本身不是目的，目的在于能够有人从全党全国的角度提供可供选择的方案。而设计方案可以采用项目制这种思路，就是发动智库，让更多的人，更多有志之士，更多关心这个事业的人，来做这种顶层设计的项目，而党校是可以做这个事情的。我们有相对超脱的地位，又有明确的党的立场，完全可以以研究课题的形式，提出各种超越部门之上的、关乎全党的、关乎整个国家发展的设计方案，作为建议提供给中央。这是一种依靠思想库来推动整个社会发展的路径和办法。在这里，我们完全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担当起我们自己的责任，体现我们的使命感。
今天总结90年党的建设的经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明确我们今后的方向，明确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要主动承担起我们的责任，为推动下一步改革的深化，尽我们的绵薄之力，为把党的事业推向前进，作出我们的一份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