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问中国货币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货币政策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中央银行独立性与政策多重目标的约束问题
尽管法律规定了中央银行以稳定币值为目标，制定与执行货币政策的业务活动不受地方政府和各级政府部门的干预。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关于货币政策调整的观念可以通过国务院的意志体现出来，比如在过去外贸出口形势恶化的时候，外贸企业要求人民币贬值的意见在外贸部汇总后，只要国务院通过，就可以干扰人民银行关于汇率的独立思考。又如，在调整银行存贷款利率时需要考虑的经济因素中就包含有企业的承受力问题和确保财政收入以及商业银行的经营状况等等。实际上，这种考虑意味着对这些部门的利益，已经中央政府通过，要求中央银行在制定与执行货币政策时予以维护。又比如为了确保财政收入，中央银行在1993～1995年制定的一年期存贷款利率的利差为零，这就是为了减少企业负担而大幅度缩小存贷利差，结果诱发了商业银行全行业亏损。
来自中央政府的干扰，中央银行是无法抗拒的，这不仅因为中国人民银行是国务院的一个成员，行政上隶属国务院，而且如果国务院其他成员的意见说服国务院，那么就会以政府的意志传递给中央银行；另外如果地方政府的意见占大多数时，那么也可以以国务院的意志向中央银行传递，影响了中央银行决策的独立性。因此中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是相对的，这种独立性使中央银行政策的连续性与有效性大打折扣，影响了中央银行的权威性，使中央银行的职责空壳化。
政府的宏观经济目标不外乎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和物价稳定。由于中央银行的相对独立性，当货币政策与中央政府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约束发生冲突时，往往会强化政府宏观经济目标的约束，而牺牲货币政策目标。比如，1994年中国汇率并轨以后，为了保证汇率的稳定，中国人民银行在1994年和1995年作为外汇市场上的最后托盘人，买进大量外汇。当年外汇资产成为中央银行投放基础货币的主渠道，这就形成一方面中央银行要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抑制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又要大量买进外汇，投放基础货币。
另外，虽然法律规定中央银行的职责是“稳定币值，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但如果经济增长成为政府的首要目标时，稳定物价（货币）就要为经济增长让位，因此货币政策目标就需要调整，导致货币政策操作方向的改变，使货币政策缺乏应有的连续性，最后使开始设置的目标落空。往往其结果是政府的经济目标就成了当然的货币政策目标。
二问：中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及传导机制的问题
从1996年5月以来，中央银行连续7次下调利率，调息力度日渐加强，幅度加大，但是从宏观经济运行情况来看，并没有发生预期的好转迹象。中央银行从1998年开始，企图通过调息和其他货币政策工具，达到增加货币供应量，抑制通货紧缩，扩大国内消费与投资的目的。但从目前的结果来看，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幅度却持续下降，通货紧缩局面也未出现明显改变。有学者预测，今年中国的物价总水平将比去年下降3 %左右，经济增长在7%以下。
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目的只有通过银行机构和其他金融机构的活动才能体现出来。
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中国金融业运行产生了巨大影响，也改变了中国金融业的经营理念。尽管在1998年，人民银行放弃了贷款规模限制，但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放款速度普遍下降，表现出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谨慎。有分析指出，如果不是中央银行在观察到银行放款速度下降后进行有力的“窗口指导”，1998年银行放款可能会更低，对宏观经济的消极影响可能会更大。也有学者指出，其原因就是亚洲金融危机改变了中国金融业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由于金融风险约束的骤然强化，缺乏其他可以替代的渠道传递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意图，导致中国货币政策在面对新的金融经济形势中，虽不能说无所作为，但也只是事倍功半。
1999年以来，传递货币政策的新渠道仍未出现， 使中央银行面临1993年改革以来最大的困惑。如何改变对信贷渠道面临过分依赖局面，增强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调整的有效性，是21世纪中国货币政策面临的问题。
首先，1998年取消对国有商业银行贷款规模限制后，窗口指导成为央行传导货币政策意图的重要方式，但是如何把握好窗口指导与“道义劝说”的尺度，在不影响商业银行规范化经营的前提下，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仍是中央银行面临的新课题。
其次，选择和开辟适当的基础货币投放渠道，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变化后遇到的另一个新问题。增加基础货币投放是扩大货币供应量的一个重要方面。1998年基础货币投放渠道就发生了急剧变化，购买外汇已不再是投放基础货币的主渠道。到了1999年，这种情况更加突出，由于寻找不到适当的基础货币投放渠道，将直接影响到货币供应量的扩大。
再次，避免中小金融机构游离于货币政策传导之外，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变化中遇到的新课题。1998年，信贷重新向国家银行集中，与此相关，使中央银行的窗口指导主要面对国家银行，这就影响了货币政策的全面传导。如果这种现象继续下去，对实施货币政策将十分不利。
最后，如果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对中央银行的政策意图不作出反应，即使其他商业银行机构能够完全作出反应也会对货币政策的实施无济于事。因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垄断着中国目前的银行业务，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们确定了中国的货币政策。
三问：货币与经济之间关系的稳定性问题
对于目前面临的通货紧缩问题，分析家认为，中国的情况不同于完全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周期问题，并提出了体制变动方面的解释，进而认为用非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另有学者也指出，由于中国经济处于转轨时期，使货币政策中介变量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处于非稳定状态，形成了一方面货币供应量快速增长，同时又出现通货紧缩的奇怪现象，提出了以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是否得当的问题。这是本世纪七、八十年代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纷纷放弃货币供应量，转向把其他变量，比如市场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重要原因。对1997年10月以来，中国出现通货紧缩的现象，有资料分析表明，这种现象与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没有显著的数量关系。这是否意味着，经济体制转轨中的中国货币需求函数出现了不稳定的迹象？货币供应量作为合适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地位是否面临着动摇？如果的确如此，那么中国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应该是什么变量？
四问：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关系问题
中央银行作为货币政策的制定与执行部门，承担着监管金融机构运营，保证金融业健康、稳定发展的职责，面对银行业不良资产大量增加的局面，如何处理好调控宏观经济与防范金融风险的关系问题，是中央银行面临的首要问题。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比例管理指标与监管要求都相差甚远，比如这4家商业银行的存贷比例均在85%以上， 在目前的情况下，只有不发放贷款，才能逐步向75%的监管要求接近。但是如果因此放弃了贷款对象，就会影响国家的宏观调控和经济增长，使原来的不良贷款更加难以消化。尤其是目前企业经济效益下降，亏损增加，如何既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又要促进金融机构增加贷款支持经济发展，在市场普遍饱和的情况下，是解决好发展与风险并存的关键问题。目前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体制改革和信托投资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调整将全面展开，机构撤并，减员分流势在必行。如何处理好商业银行改革、非银行金融机构整顿与扩大信贷投放的关系。从根本上说，这将促进银行信贷业务能够安全、高效地开展，但是如果搞得不好，会在一段时间内对这些金融机构的信贷活动产生不利影响，甚至出现信贷收缩现象。如何在推进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调整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过程中继续保持信贷增长，已成为中国银行业面临的非常紧迫的问题。
五问：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问题
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并辅之以适当的货币政策，是1999年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的关键性措施。但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受到财力和赤字规模的制约，尽管1999年财政赤字可以适当扩大，但余地仍相当有限。财政资金力不胜任，必然加大对银行信贷的压力。然而，银行信贷投入受到企业偿还能力、项目资本金比例等方面条件的制约，而非政府投资的项目融资，则受到投资者资金需求的约束。采取何种政策使政府投资在带动引导投资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既是财政政策面临的新问题，也是货币政策面临的新问题。
六问：关于利率制度改革的问题
中国目前利率制度存在着很大弊端，已经不能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一是利率体系复杂、结构不合理。 目前中国的利率体系包括中央银行利率3类7种，金融机构存款利率有8 大类、7小类共27个利率档次，贷款有9大类、15小类共33种利率档次；国有商业银行的利率补充种类70多种；政策性银行的补充利率36种；优惠贷款利率有3大类共14种；如果再加上各种债券利率，就更多了， 不胜枚举。这种利率结构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银行存、贷款利率，基准利率低于国债利率，可以诱发套利行为。利率作为资金的价格，没有充分反映资金安全性或者说债务人的风险因素，这和国债的金边债券地位不符。
二是利率的市场信号失真。由于法定利率是官定的，而且调整时滞相当长，它的高低已不能及时反映资金市场的松与紧。而对于目前存在后3个“市场利率”即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利率、 上交所国债回购收益率和国债发行时的发行利率来讲。由于各自的形成市场相互分隔开，且资金不能相互流动，往往同业拆借利率只反映商业银行间的资金供求状况，国债收益率只反映证券经营机构之间的资金供求情况，而国债发行利率仅反映银行对国债的需求。这样就导致缺乏准确反映市场资金供求状况的信号，从而影响央行决策的准确性。
三是利率的政策作用有限。主要表现在利率调整的时期过长，由于利率调整方案由中国人民银行提出，报经国务院批准后方予实施。从人民银行形成调息决议、测算力度、上报、审批到下发实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造成调整利率的最佳时机丧失，从而失去了调控经济的作用，甚至有些时候起到反作用。另外，在调整利率时中央银行往往要考虑到国有商业银行、国家财政、国有企业的负担和产业结构调整以及物价的变化等因素，有意识把利率作为调整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工具，这就削弱了利率引导资金流向高效率部门和优化资金配置的市场功能以及调整经济主体行为的效力。
利率的水平、结构及其形成机制，直接影响社会资金流动与资源配置。但放开利率，不仅涉及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与完善和国内金融业的规范经营、利润以及风险约束问题，而且还涉及到国有企业的改革，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发展问题，同时还考验金融监管当局的金融监管水平和能力。利率市场化改革必须与其他改革协调推进。
首先，利率市场化必须与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紧密结合起来。国有企业改革尚未到位，不利于利率进一步改革。中国是以公有经济为主体的国家，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举足轻重。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国有企业资本金不足。一方面，我国资本市场处于初创时期，能量有限，直接融资远不能解决国有企业的资本金需要；另一方面，大多数国有企业经营机制不健全、经营管理水平低下、对市场与政策环境的变化适应能力差。因而在社会融资主渠道仍然是银行信贷的大环境下，推进利率市场化，必须要考虑到国有企业的承受力。这样，在国有企业改革没有出现明显转机的情况下，不能草率推出利率市场化改革。
其次，现行经济环境不适应利率自由化。其一，由于目前投资体制改革没有完全到位，资本增量配置还受到许多非市场因素与方式的限制。其二，受生产要素差异、行业壁垒、技术转移和地方保护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资本存量难以通过市场实现重组与优化，产业资本的社会平均利润率尚未形成，不同行业或不同地区间企业的经济效益差异很大。其三，中国地区辽阔，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同一产业或行业在不同地区的投入产出效益差别也相当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过早或过快地推进利率自由化，不但不能有效配置资金，优化产业结构，还可能产生消极影响，诱发资金从低收益行业或地区急剧流向高收益行业或地区，导致经济的过度动荡或失衡；使得一些收益低但必须发展的地区、行业或企业难以从市场上获得充分的资金支持，而依靠财政转移支付或政策性贷款等根本不能满足需要。如果推进利率自由化，在资金自由流动过程中会滋生金融的“脱媒”和“寻租”等非市场消极因素，反过来将会影响和降低社会资金的使用效率。
最后，目前的金融环境不适合利率自由化。从国外的实践来看，利率市场化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存在良好的金融环境，否则，利率市场化会带来金融业的无序与混乱。良好的金融环境包含3方面的要求。 即金融机构能够自我约束，合法经营，追求利润最大化；金融交易规范、监管有效；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畅通，利率能够积极反应货币政策信号。
我国改革开放20年来，尽管中国的金融业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还存在明显的问题有：金融机构市场定位不准，组织体系不完善；金融机构缺乏足够的自我约束；经营管理水平低，摊子大，机构多，成本高，效率低；以及现有的金融法律体系不健全，金融监管水平滞后。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金融环境不成熟，盲目推进利率自由化将会引起金融业的混乱。因此，利率市场化必须与整顿金融秩序和金融改革紧密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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