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自然:生态嵌入与经济循环_清洁生产论文

人工自然:生态嵌入与经济循环_清洁生产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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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0-8934(2006)02-0005-04

中图分类号:N031,F061.3文献标识码:A

1 人工自然的价值向度与生态尺度

人类对自然的主体意识与能动践行影响着天然自然的演化方向和路径,这就是自然的人工化。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通过人工自然展开的,人的目的抑或价值向度是人工自然演化的原始动因,它使人工制造物成为人工改造物,并衍生出人类的经济需要,而正是对经济价值的关注和追求,工业经济取代自然经济,工业化生产成为了主要的“非自然的”活动,人工自然变成了经济化了的人工自然界[1]。在传统自然观中,人的存在和进化是对自然价值的表达,人既是自然的向度,又是自然的尺度,这种认识背离了人与自然的同一性、本原性关系,是主体观念和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体现,其单向度的心智模式造成了人与自然的“破坏性断裂”[2],使人工自然的异化问题突显出来。生存危机的胁迫、对现代性的消解、人性的反身性考量和文化的自然认同,唤醒了生态意识,而生态意识的觉醒预示着人工自然观向生态自然观的转化。

生态自然是天然自然和人工自然的和谐统一体,是人工自然发展的高级形态,生态自然从保护自然出发,通过人类的创造,采用仿天然的方式实现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的一元统一、双向互动循环与和谐共生,实现人与人工自然的生态回归[3]。生态自然观的形成与生态学直接相关,生态学的意义不只是因为生态危机而显现,也是由它的学科性质和地位决定的,基于关系范畴的生态学涵盖了自然生命过程的几乎所有层次,同时促成了人类由机械论向有机整体观的转变。内在联系和生态意义上普遍的人文关怀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特征,也是生态自然观的核心,生态学的整体论,实在观的后现代科学属性以及由此生成的一种适度的、自我节制的和完整的价值观,使其成为所指与能指兼备的科学。人类正在进入以生态思想为主导,以生态实践为主流,与广泛的生命共同体协同共生的新时代——生态纪元[4]。

生态自然观承认天然自然的自身规定性,从而以生态尺度修正了人工自然的人的尺度,在本体论和实践论的共同基础上实现了人类自然观的自我超越,它不同于早期后现代主义的解构、否定,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情绪,是对人工自然的积极反思,对工业化、现代化的理性批判和现实超越。然而,目前的生态自然观也仅仅是观念上的超越,对生态自然实践的超前性只是赋予其生态自然的他在状态。如果说生态自然还是一种观念形态的话,那么,肇始于20世纪末期的工业生态化和循环经济就是生态自然的现实探索和实践。以社会的生态现代化为目标,以有机整体理念和生态准则规范人类的基本行为,尤其是经济活动是工业生态化和循环经济的基本内涵,而这在本质上就是人类经济活动向自然的生态嵌入。

2 经济的生态嵌入

(1)人工自然中的经济嵌入性 嵌入性概念源自经济史学家卡尔·波拉尼的论文《作为制度过程的经济》。1985年,格兰诺维特借用并扩展了波拉尼的这一概念,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经济行动和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的重要论文,并由此给出命题:经济行为嵌入于社会关系中。格兰诺维特的中性的“弱嵌入性”思想是对传统经济学的零嵌入和经典社会学的强嵌入两种立场的修正和中和,这种折中及其以人际关系为论域的分析视角具有很强的解释性,因此他的“嵌入性”一经提出便成为了新经济社会学的一个核心概念。但就一个哲学命题而言,嵌入性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原则上嵌入性适用于所有主体与环境的互动分析,而并非只限于经济行动。生态学研究生命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共同演化,它的生态位理论、协同进化思想和生命共同体观念都体现了嵌入性思维模式,所以,借此讨论人工自然中经济的生态嵌入问题也是合适的。但问题是以往的“嵌入性”都是以人际关系为论域,而以嵌入性概念和原理分析经济活动与自然之间的互动问题尚未受到人们的关注,然而这种嵌入和互动是现实存在的,更重要的是,我们认为从这种视角可以更好地说明人的经济活动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社会生产的空间维度和生态向度。

人对天然自然的干预和影响,是主体对自然环境的外部化、对象化,而这种外部化只能通过原生态的自然人直接或间接地在天然自然的场域内展开,即外部化以内在关系为基础,它说明自然界既是人类的活动对象,又是人类的活动空间。人属自然,人的活动离不开自然力,不论人的影响有多大,他都不能游离于自然界之外,人的一切活动都属于自然。人与天然自然的互动直接生成人工自然,人工自然的演化既是人工过程又是自然过程,其中天然自然是演化的根本,但人类又无法摆脱对人工自然的路径依赖。人与天然自然的不可分性决定了经济活动对天然自然过程的嵌入,它表明天然自然最终还是人的尺度,天然自然规定了人类社会的进化:社会是自然的生成;社会的进化以天然自然为本。当然,人并非天然自然的简单生成物,人是能动的生成物,可以自我生成,人的自我意识、主体精神、智慧和创造活动,这些都是“第二自然”的人性特征,也是人工自然人的尺度之所在。但“第一自然”是第一位的、本原的,“第二自然”是第二位的、派生的。由此,自然界不再是现代经济的外壳,它是人类生命的本体,就天然自然关于经济活动的本原性、规定性而言,我们可以给出这样的命题:经济行为嵌入天然自然之中,天然自然是经济行为的永恒论域,但人工自然才是其最现实的场域,经济活动是通过人工自然嵌入在天然自然中。因此,生态实践的现实途径就是要以人工自然为场域,充分地发挥人类的能动性,遵循生态规律,寓经济于自然之中,通过人类的努力实现生态与经济的“双赢”,这无疑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生态革命。

(2)嵌入的生态生产方式 生态危机既有深刻的人本主义经济根源,也与传统生产力理论对自然生产力的排斥有关。传统的生产力理论虽然在物质资料生产中人与自然的关系范畴内认识生产力,但却把生产力定义为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获取物质资料的能力,即社会生产力。这种生产力观念只强调生产力的社会性,它割裂了人类与自然的内在联系,忽视了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自然属性以及社会生产的自然前提——不依赖于劳动和资本的“自然生产力”在构成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中应有的地位和作用。同时,它只是把“引入生产过程的劳动对象”纳入了生产力的范畴,而没有认识到整个生态环境也是生产力,进而只是强调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没有把人类协调自身与自然关系的能力纳入到生产力范畴之中[5]。基于这种观念,自然生产一直被视为经济活动的外生因素,没能在理论上进入工业生产流程,致使工业生产的迂回链条始终游离在自然生产过程之外。

现实的生产力只能是社会生产力与自然生产力的有机结合,这种自然与社会同一的生产力可谓“生态生产力”,而与此相对应的生产方式就是生态生产方式。生态生产方式是内生化的嵌入性生产方式,但是,它不同于将自然资本纳入产权交易的经济过程,只关注生态成本的内部转移和公共物品的人际配置效率问题的传统经济学在环境政策理论中惯用的“外部性内部化”的“反嵌”逻辑,内生化的嵌入性应该是内容与外嵌的统一,生产方式和经济过程的生态化是将经济循环融入自然生态循环之中,也只有在生态的整体框架内才能寻求和谐的经济发展,这是人工自然的“自然性”与“人工性”的内在要求。实际上,经济与生态是相互嵌入的,这种相互嵌入的一个最显著的标志就是人工自然向生态自然演化过程中的经济规律与生态法则的兼容和共用,但它不能自发的形成,需要人类的实践和创造。生态自然的现实结点是经济与自然的互嵌与共融。因为经济过程是通过生产活动嵌入自然的,所以生产性实践是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最现实的维度,它的嵌入性研究相对于一般性的经济于自然的嵌入命题而言更有实际意义。

广义的生产可以涵盖所有的物质循环和能量转换过程,它也包括经济过程中的消费,因为消费本身就是一种物能转化方式,就循环流程来看,经济过程中的生产与消费在这里没有本质的区别。如果把生产视为物能转换过程,那么自然界物质循环与能量转换——自然生产就可以自然地进入生产力的视域,自然生产力也就成为了社会物质生产和自然生态系统平衡演化的内在机制,社会生产和自然生产才具有内恰的逻辑基础。人类生产活动可持续性的必要前提就是自然条件的再生产,保护自然就是保护生产力,对自然生产的忽视和两种生产方式的分离甚至对立是导致自然代谢紊乱和生态危机的生产性根源,因而生产方式的生态化是解决生态危机的基本途径,嵌入性生态生产方式成为解决社会生产与自然生产矛盾的必然选择。

所谓嵌入性的生态生产方式,就是指在结构、功能和过程上将社会生产嵌入在自然生产之中,以实现经济与生态和谐的生态化生产。生态生产方式的关键在于通过自然物与人工物的界面生态对接与耦合,以及工业代谢与自然物质、能量循环功能整合与生态同构,实现工业生产的生态化和循环经济。生态生产方式是以生态食物链和价值链为基本结构单元,以环境生态容量为阈限,以生态设计、清洁生产和工业预防的仿生化为技术途径,实现内生循环的自然生产与工业生产的共生体系。

在结构上,将社会生产作为自然生产的子系统(功能模块),通过生态界面的友好对接实现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结构耦合和整体兼容,建立一种和谐的、相对封闭的复合生态网络系统。在功能和过程上,以系统内营养循环与价值流转为基础,以生态系统的功能性组分,即功能群结构调剂工业生产格局,配置生产、分解、消费、交换和分配各环节之间的流量与存量,形成合理的营养级结构以实现人工生态系统的平衡有序。通过生物量与非生物量经济循环与生态循环的有机结合,在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同时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初级生产力和次级生产力,维护和改善环境质量,生态生产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生物圈的物质、能量的良性循环与社会经济持续发展,而实现工业生态化的基本途径就是循环经济。

3 嵌入性经济循环

(1)工业生产的生态界面 从嵌入性视角可以利用界面来揭示体现在人工物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判别工业生产与天然自然的契合性能和寻找两者互动的动力学机制。在《人工科学》中,西蒙就曾有人工界和人工物的界面思想,而作为概念,“界面”最早源于物理学,是指两个不同物相间的分界面。生态学的界面往往指称生命体与其环境的异质性交接层面,现代系统理论认为系统存在边界,开放的系统通过边界与外界环境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流,维持其生存。界面规定了系统的质,或者说质的差异形成了系统的界面。开放系统的界面具有选择性通透功能,它是一种非双向平衡通透的感知和反应机制,界面的这种壁垒效应可以保护系统的内质,保持动态环境中系统的内稳态,对于生态系统来说,内稳态是生态平衡的基础。

界面的概念比较宽泛,原则上所有具有层次结构的组分层面都可视为界面,广义的界面既可以是实体,也可以是虚体。工业活动直接与自然相关联,其界面的形态和结构各异,但就工业生产与自然生产的关系而言,影响其整体生态功效的界面可以分为物态界面和非物态界面。所谓物态界面(或称实态界面),是指以物质(实体)为交接介质的生物交接和非生物交接而相互作用的界面层,如生物组织膜、表层土壤等,就界面介质的性质而言,又可分为生物相(如动植物、人类等)和非生物相(如固相、液相、气相三种相态)两种。非物态界面也可以称为虚态界面,它的交接介质没有物质(实体)形态,通常以量场的形式在空间内富集,大多仅作为物态界面的派生场域而存在,因而可不作为独立的对象来研究,但也有相对独立的非物态界面,如温度场内的界面等。根据分析问题的需要,可将非物态界面按照不同属性分为能态界面、活动界面和功能界面等,分别表征能量场域、行为空间(如物质流程中的人工与自然的工艺性界面)和功能空间内的交接层面。

就界面的一般机制而言,因空间引力和张力作用而存在着邻域效应,造成局域空间质能分布的不均衡,形成势差、渗透压和熵流,开放系统通过界面的通透选择机制与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维持内稳态。系统与环境的这种相互作用实为一种共生机料,而以交换参与共生是经济主体的基本生存方式,在生态链中,以物质、能量、信息等不同形式流转着的“价值流”通过界面耦合形成“共生价值网”,而共生关系得以维系的前提就是这种共生价值网上界面对接质量、界面通道的流通效率和流量平衡。

由于生态系统的本体就是生物和非生命物质,人与自然的关系最主要的还是人工物与自然物之间的关系,所以物态界面是生态界面研究的主题,但对于人工自然,仅从“人工—自然”物质循环的物态层面研究尚显不够,还应分析能量转换的界面过程和人类活动与天然自然的界面关系等。例如在分析两种生产方式的生态兼容与共生关系时,除研究物态界面的代谢循环(如作为人工物的工业产品与作为自然物的生物体层面的毒素循环对生物圈的作用等)外,还需要研究能态界面上的诸能转换及其效率,以及不同时空尺度的能量平衡,也应该研究工业生产系统内部基于价值链的纵向整合与横向耦合,以及与自然生产功能接口的兼容性与界面扰动的动力学机制等,通过综合分析和系统设计,设置具有适应性、生态和谐的人工生态界面形态并对其实施有效控制,实现工业循环与自然生物和非生物循环的相嵌互动和生态对接。

(2)由清洁生产到循环经济 体现经济与生态界面友好的典型生产模式就是清洁生产。1989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对清洁生产的解释是:清洁生产是一种新的创造性思想,该思想将整体预防的环境战略持续应用于生产过程、产品和服务之中,以增加生态效应和减少人类和环境的风险。清洁生产的核心内容是清洁的工艺过程和清洁的产品,它主要通过生态设计、源削减、工艺再循环等实现工业生产与自然环境的物态界面和活动界面的生态对接和平衡有序。然而,清洁生产大多局限在企业生产层次上,而这往往又超出了企业的现实能力,此外清洁生产尚未涉及产品的使用与消费,其过程控制仅限于物质循环的单向、局部环节,所以它解决的也只是局部问题,废物资源化、循环利用的思想在清洁生产中还没有得到很好地应用[6]。没有这种单元化生产向更高层次的嵌入,以“独生”而非“共生”维系的清洁生产将难以持久,生态经济循环也难以形成,因而,由清洁生产走向循环经济就成为工业生产系统演化的必然。

循环经济是物质闭环流动型经济的简称,它是为了解决传统经济的生态缺陷而提出的。传统经济是以GDP为导向的线性增长型经济,它的生态缺陷主要表现在:①单纯价值流规则支配下的经济运行方式;②粗放扩张型的生产方式和开环单向的“资源—产品—废弃物”线性物质代谢模式;③生态机能残缺的经济系统结构;④数量扩张型增长对生存(生态)质量的忽视。生成于美国生态学家鲍尔丁的“太空人”经济构想的循环经济在结构上以“自然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循环方式将经济过程嵌入到自然生态物能循环之中,并以“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为经济活动的行为准则(称为3R原则),它的工业生产以物质、能量梯次使用为特征,在环境方面表现为低排放,甚至零排放。目前的循环经济主要是通过工业系统内负反馈机制实现的自律性循环来减少环境负荷。

循环经济的本质是生态经济[7],它遵循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规律并以此来重构经济系统,以产品清洁生产、资源循环和高效回收再利用为基本途径,生态仿生和反馈控制是循环经济的核心运行模式,具有生态效率的工业系统内生循环是循环经济的根本。工业系统内的循环可以在不同的层次展开,分别构成以清洁生产为基本途径的企业内部的“体循环”,以工业生态园区和工业生态链的营养级结构为特征的产业内或产业间的“营养循环”。然而,这种工业循环还不是真正的“生态循环”,真正的生态循环应该在“自然—社会”的共生场域内整体展开,循环经济的高级形态就是遵循生态生产方式,实现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共生兼容的循环型生态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的层次嵌入和功能展开本身就是工业生态系统的进化过程,该过程越深入,经济与生态越和谐。

4 经济循环的合理性判据

生态现代化是实现生态自然的惟一选择,然而使应然成为实然却需要人类付出艰辛的努力。工业的生态革命也许是人类文明史上最深刻和最艰巨的革命,它的意义已经超出了工业生产和经济循环本身。不论是以经济方式解决生态问题还是以生态方式解决经济问题,生态理念融入经济运行,经济运行嵌入生态系统的判据却是双重的,即经济合理性与生态合理性。从终极意义上说,经济合理性与生态合理性是同一的,二者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但它们的冲突又是现实存在的,微观主体的经济利益与生态效用并非等同。

经济合理性体现在价值效率上,经济循环的前提是价值的循环增殖。利润的比较决定了经济个体的行为选择,也决定了其对社会责任与环境责任的承担意愿。循环经济可谓生产域中的“外部性内部化”,它也受“内部化”完备治理缺陷和“公共物品”市场机制失灵的影响,无论是正外部性的增益损失,还是负外部性的惩治不足,经济利益的损益比较都将制约个体对环境的理性投入。价值链上的“营养循环”也以价值的增殖与价值流配置效率为基础,循环经济常以供给—吸纳正外部性和转移—消化负外部性而实现效率运营,而经济调节的有效性和限度取决于“营养循环”所蕴含的外部性消解的正效益空间的大小,这样“营养循环”的稳定性及其经济秩序往往由价值循环的最薄弱环节——最小价值流而不是由最小物能流来限定。此外,由于存在着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生态价值的公度性难题,即使在内在价值维度内也难以定量平衡这三种价值的关系。所以,经济过程中的生产—消费循环不必然具有生态合理性。

生态合理性体现在物能效率上,尽管循环意味着节约,但生态循环并不必然地具有经济效益。一方面,再循环需要经济投入,而且封闭体系内工业物质再循环会因物质质量下降而导致再循环利用率、原料生产力的降低及循环成本的增加,最终可能使再循环无经济效率可言。另一方面,自然生产循环与社会生产循环相比存在着生态滞后性,表现在自然生产力更新周期较长,这种时间尺度的差异形成短期的经济效益与持续的生态平衡的矛盾,在高速经济循环中,天然自然更多的是靠现有存量来平衡工业生产的流量,由于存量有限,自然资源的生态容量最终限定了经济生产循环的效率发挥。总之,经济合理性和经济秩序不能成为解释生态合理性和生态秩序的充分条件,反之亦然,一个生态学上合理而经济学上不合理的工业生态系统是无法存在的。

问题根源于经济合理性与生态合理性的制约机制不同。经济合理性以价值交换为准则,它信守经济规律,生态合理性以质能平衡作标度,它遵循生态法则。这种差异归于经济学和生态学的分野,也使得目前的生态经济学缺乏共同的概念基础和自身逻辑协调系统。循环的现实有效性取决于“生态循环”与“价值循环”的共生空间的有无和大小,更取决于人类的创造,生态经济学没有形成统一的理论基础并不等于说不存在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调和的空间。在生态问题已经社会化、全球化和意识形态化,自然生态资源日趋稀缺化,社会生态需求和环境政策工具逐渐增强的当今世界,实践已经证明工业生态生产方式支撑的经济循环显示出了经济与生态的和谐相容性。

环境问题的实质是“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功能代谢、结构耦合和行为过程的失调。循环经济不仅是生产方式的转向,也是思维方式的转变,从根本上说内在关系决定着一个实体的性质和存在,人工自然的进化需要这种整体包容与部分展开的嵌入性心智。循环经济的意义就在于价值循环与物能循环、经济规律与生态法则的和谐统一,这是一项改变传统生产方式,实现生态现代化的社会生态工程。

收稿日期:2005-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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