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太平洋地区出口导向工业化的扩展和冲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太平洋论文,导向论文,冲突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本文将分析自60年代以来，环太平洋地区工业化过程的模式和结果，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是一种特别的工业化模式──出口导向工业化的快速扩展。本文开始时分析产生这种工业增长模式的力量，主要集中分析美国政府经济部门，美国股份公司和世界银行的角色。然后将检视劳工，尤其是妇女劳工，在这一发展模式中所扮演的中心角色。接下来讨论出口导向工业化对社会公平和生态环境的负面冲击，并分析这种发展模式的虚弱与依赖特色。最后将分析出口导向经济增长在东亚最新形势的重要特征，主要是日本资本的支配。
出口导向工业化的起源
出口导向工业作为工业发展的一种模式，源自以下两股力量的连结：一股以商品和资本自由流动为标志，即华盛顿试图创造一个自由世界经济秩序的努力；另一股力量则是跨国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
二次大战结束不久，第三世界国家为寻求快速的工业化，以培育本地工业制造本地产品替代进口为目标，创造出受保护的内部市场。但是，华盛顿却认为全球性的自由贸易更适合美国利益，因为当时美国厂家虽然是最有效率的生产商，可以将竞争推到那些不受保证的市场去。作为削弱这种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的部分努力，美国国际开发署(Agency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的经济学家和他们在世界银行的商行，加上在美国各重要大学里新古典发展经济学者的协助下，开始形成出口导向工业化的策略。
为了解除第三世界精英们的武装，国际开发署和世界银行的技术官僚们争论说，虽然工业化是值得争取的目标，但是由于国家内部普遍贫困，有效的需求极为有限，因此进口替代会很快被耗尽。第三世界国家应该转而雇佣它们那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并改为发展像纺织、制衣和做鞋等低技术的制造业，它们的低廉劳动成本将为它们出口到先进国家的市场带来竞争优势。世界银行总裁罗伯1975年便说过：“大多数国家必须作特别的努力，将它们原先与进口替代相连的、市场相对细小的制造业企业转向由出口增长所带来的更大的发展机会。”
为了在出口导向工业化中取得成功，世界银行劝告第三世界的技术官僚们进行“结构改革”──这是一种好听的说法，它包括：将本国货币贬值，以令出口产品在世界市场上更具竞争力；允许外国投资者进入本国，设立出口制造业的企业；设定工资上限，以制造出廉价的、具有竞争力的产品；以及取消对进口的限制、降低对那些出口制造商所需的原材料资本货物和中间货物的进口关税。
这一世界银行所带导的打开第三世界经济的运动，巧合地（也许其实不那么巧合）与60年代后期、70年代早期美国跨国企业的需要相符合。由于在跨国企业之间及与日本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美国的跨国公司都将减低劳动力成本视作谋取利润的关键。美国已经工业化的劳工相对来说较高的工资被视为问题所在，而未工业化的东亚及墨西哥劳工的低工资则提供了解决方法。以下70年代早期的数据为我们揭示了劳动力成本上的这种差异：1972年，当美国工人平均月薪固定在大约1200美元时，台湾工人平均月薪只得45美元，而南韩、新加坡和香港工人则顺次为18、60和82美元。美国的跨国企业遂将它们的发展机会系于亚洲廉价劳工和美国资本的联姻上，由此制造商品去繁荣美国市场。
从1965年到1980年，美国在海外的私人投资增加了四倍，即从500亿增至2140亿。出口占了美国海外有关制造业销售的四成。到1988年，有320亿的美国投资放在亚太地区，还有颇重要的一笔数目投放在出口制造业方面。与美资有关的出口往美国市场占亚太地区的比例由1966年的不足10%升到1977年的超过25%。在所有这些方面，今天的比例都更加高得多。
相对于制造业投资在东亚的增加，美国本土的工业也随之被“挖空”了，这一点在电视机工业中呈现出来。为了与注入美国市场的、廉价而高质的日本电视机竞争，美国厂商把他们大部份的生产在60年代时都转移到墨西哥、台湾，后来又到新加坡去。到70年代中期，虽然在美国销售的黑白电视机接收器大约还有20%是在本地生产，但在墨西哥和台湾制造及半装配好的零件还是大部份都组装进这些电视机里。在彩色电视方面，主要制造工序往墨西哥和东亚的转移，造成的结果是海外生产的半装配好零部件占美国厂商所使用的全部组件之比例，由23%上升至超过90%。在这一期间，美国本土电视制造业的地位在1966年与1970年间下跌了五成，并在1971年再下跌三成。
美国的贸易政策是推动所谓“再出口”，即美国生产的构件由外国廉价劳工组装好后，以制成品的形式运回美国。美国关税代号第806和807节给予进口制造的美国构件免税进口，这意味着只有附加在组装工作上的价值被征税。这一“806/807”进口部份的总价值由1966年的9.53亿上升至1987年的将近400亿。
这一往东亚及东南亚转移工业制造竞争的动力，可以从以下事实得到证明：美国把大部分电视制造的生产移往台湾这一行动，刺激起日本的生产商也把他们的劳动力密集型工业转到台湾和韩国，以抵消美国在减低劳动成本上的暂时领先。这种通过转向低工资的东亚和东南亚来互相降低价格的过程，同样发生在美国及日本生产电脑板和电脑的工业上。
再没有比东亚边缘这一流行的形象更能说明美国投资在这里比在其他区域获得更大利润。1984年美国投资在欧洲及拉丁美洲的回报率分别是4.3和7.2，但在亚洲却高达14.0，而在个别的亚洲国家里，回报率则达更高：台湾是21.8，新加坡34.7，南韩高至41.2。
直接投资到东亚，这只不过是美国公司从这地区的廉价劳力获利的其中一个途径。除此之外，部分跨国企业更采用“转包”或“原设备生产”的安排，即由东亚厂商生产产品，然后用该跨国企业的牌子出售。台湾就是这么一个转包中心，由小型的台湾厂家为美国厂商生产诸如IBM、通用电器等产品。转包在台湾已变得如此制度化，以致一个外国行政人员评论说：“你真没法把台湾看成是出口国，它只不过是一群为美国市场而存在的转包者。”
这些有利于跨国企业的理想条件并不是自然地发展起来的，而是因为各国政府急于吸引外国投资而不惜代价制造出来。在各种吸引外资的招徕中，有一种叫“出口加工区”，即那些设立在菲律宾巴达安半岛、台湾高雄和韩国马山的加工区。在加工区内设厂的厂商被给予一整套优惠。以巴达安出口加工区为例，计有：允许100%的外国资本；允许一个低于首都马尼拉的最低工资额；免税特权，包括本地资本设备减税，进口原料和器材免税、和免收出口税、地方及省一级税项等；优先获得中央银行外汇分配购买进口物资；低廉的地租和水费；政府负担基础建设及厂房，后者可由公司以低价租用或购买；以及加速固定资产的折旧。
压制劳工：出口导向工业化的支柱
然而，东亚地区各政府为创造一优良环境给予外国投资者所作的贡献中，最关键的莫过于对工人阶级的压制性控制，使工人的工资低于他们的劳动力市场价格。
由于整个东亚的劳工都受到严密的控制，我们也许可以把焦点集中在韩国，因为它清晰地展示出压制劳工与出口导向工业高速增长二者间的关系。
为了有系统地使得劳工无法团结起来，韩国政府建构了三线的牵制；在法律上、意识形态上，以及赤裸裸的压制。在(1962-1979)的17年间，这三线牵制交织成一张几乎是密不透风的网。
一系列法律被通过，工人们实际上失去了罢工权，独立工会被取缔。韩国军人统治者意识到，单靠法律条文或武力来控制劳工将会很不稳固，于是进一步在意识形态方面形成对工人的牵制，并将之制度化。在种种企图中，最重要的也许要算是“工厂新区”运动了，它试图把工人们置于一种“战备”状态，为了反击“新区的敌人”而完成生产目标。一方面，“工厂新区”竭力从传统价值中的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下功夫，以此促使工人完成国家和管理层制定下的经济目标；另一方面，“工厂新区”工作队提出种种原则，诸如“努力工作，不理下班时刻已到”、“工人对待老板应像儿子对待父亲”等等，不仅在实际上起到颠覆工会的作用，而且经常使工厂充满了军事化的气氛。
但是，无论法律条文还是意识形态吸纳都不能取代武力和专制来作为根本工具，迫使韩国工人们为这依赖廉价劳力的出口导向经济增长继续付出劳动。的确，韩国国家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它公安机器的演化极大程度上是作为经济策略的一部份、由监视和压制劳工的需要而决定的。一名分析家注意到，在柏克(Park)的经济发展计划里，韩国中央情报局扮演了中心角色，它把计划和执行的过程跟任何外部政治影响和控制分隔开来，以此减少‘扭曲’和‘非理性’。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韩国）经济计划局跟中央情报局总是保持一种密切的关系。
韩国中央情报局的控制劳工计划不但将数以百计的特工渗入各工厂，而且还使官方控制的工会领袖成为国家的助手。这就是说，在全国性的韩国工会联合会以及重要的全国性工会（如化学工人工会）里，都有一大群顺从听话的官员。韩国中情局的特工参与全国工会中央委员会的会议，定期干预工会选举，以使他们内定的候选人能被选上，因为即使是政府的严密监视也不一定保证每次选举的结果都如它所愿，所以，中情局的干预就意味着任何不受吸纳的工会领袖都不能在全国层面的选举获胜。
可是，反抗的动力并不因为恐哧和操纵就会消失，因此韩国军事科技官僚最后便求助于大规模的囚禁、酷刑，并且当在这个顽强抵抗的社会中越来越难实现它的发展策略时，它就不惜暗杀反抗的工人们。
剃刀边缘的女工
现在让我们到另一个关键领域理解亚洲劳工与出口导向工业化之间关系。从60年代开始的出口导向工业化，是以大批东亚和东南亚妇女成为制造业劳动力为标志的，尤其是在出口加工区，妇女劳动力在数量上占绝对多数：在台湾的三个出口加工区，女工比例占全部劳工的85%。
主要的原因很简单：对于海外投资者和本地承包者来说，妇女工资都比男性同行低。例如在台湾，70年代经济“起飞”期间，女工平均工资只有男工平均工资的62%。同工不同酬在台湾的出口加工区已经成为定规，女工的薪金固定在比她们的男性同行低一成至两成的水平。
同时，男性经理们还构建了其他原因。高雄出口加工区一家电子装配厂的人事职员这么说：“这种工作两三年前是由男孩子做的，但我们发觉女孩比男孩做得更好，而且她们不像男孩惹麻烦，她们既听话又留心我们的指示，所以我们的政策就改成全部雇用女孩了”。加工区的其它经理们也都声明男人“没有女人那么手巧，而且经常在厂里惹麻烦。”
在出口加工区对妇女劳工的控制并不局限在车间里，兵营般的住房──被好听地叫做“宿舍”──令参观者想起“十九世纪的曼彻斯特”，女工们经常发现她们的宿舍生活是完全受控制的。一位韩国女工如此描述她的宿舍生活：“宿舍的作用就是把工人上班时和上班后的生活结合在一起，然后雇主就能对工人进行高度的控制。他们还定期更换同房，好把形成社会联系的机会降到最低。”
随着妇女大量流入制造工业，演化出一种生产系统：其中男性经理等级集团和白领贵族统治着蓝领女工。的确，男性蓝领工人除了拿到较高工资外，还享有较稳定的工作，较少需要进行劳动密集的操作，和相对少受管理人员的干预，当然，他们也就较容易被雇主所吸纳。
在车间里这种建基于性别上的权力差别和特权，毫不意外地经常带来性侵犯和性剥削。一位高雄生活的观察者就这么说：“每天晚上，出口加工区的工头和经理们，陪同着从城里来的店老板和商人们。驾车或骑摩托车到宿舍去，带走一个孤独、闷得要命、而且操劳过度的女孩，然后他们就有一夜的欢乐。70年代后期，在高雄的街道上，夹杂在照相馆和药房中间、正对着女工宿舍的，是各种堕胎的诊所──无情地提醒我们在出口加工区里过的是一种怎样的社会生活。
然而，经理们心目中女工比较驯顺的一厢情愿经常都会被严酷的事实打碎。在菲律宾、巴达安出口加工区的女工在组织工人推翻马科斯独裁政权的过程中成为必不可少的力量。在新加坡，从马来西亚输入的女工们勇敢地面对着对东南亚劳工控制最严厉的政府的暴怒：1973年5月，她们在一美资塑料厂举行罢工，并游行到美国大使馆，高举着美国人“从我们的村子滚回家”的标语。罢工领导人很快就被李光耀政府驱逐出境。
而正是在韩国，女工们以自己的行动有力地说明了“女人驯顺”论的错误。在那里，纺织和制衣业工资被压低的女工们，通过示威、静坐和绝食等行动成了争取劳工权益的先锋。在东一纺织公司的罢工中，女工们从斗争中互相感染着一种英勇的自豪感：“那是一次静坐示威、女工们坚守着一个教堂。大约70个的女工赤身裸体，排成人墙挺立在防暴警察前，并且面对着男工们用人粪向她们攻击，以及随后大批的解雇和拘留，毫不退缩”。劳工专家崔长执在总结70年代工人运动时宣称：“女工们不单在初期工人运动注入动力方面，而且在带领这些运动向基层方向发展方面，都是真正的推动力。”
经济增长与社会不平等
从1960年到1982年，亚太地区的本土生产总值以每年6%的幅度增长；1982年到1987年的增长幅度更高至每年8%。但这一令人瞩目的增长必须跟它所付出的社会和环境方面的巨大代价作一个比较。
压制劳工，只不过是台湾、韩国、菲律宾、新加坡、印尼、泰国和马来西亚的极权政府或假民主政权拒绝更广泛民主权利的一个方面。事实上，不仅这些政府，还包括华盛顿在内的许多技术官僚，都认为权威主义是最适合出口导向工业化的政治架构。他们大部分深受哈佛教授S·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影响。该书认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当前要务，是建立一个中央权威去推进经济发展，而不是民众的民主参与。按照这个观点，群众将宁原放弃民主权利，去交换出口导向工业化所带来的经济繁荣。因此，马科斯便痛骂所谓“民主发展停滞”的说法，指它们妨碍着国家发展的前途。
但事实上，在许多国家里，出口导向工业化伴随着大多数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在菲律宾，世界银行企图把它变成继新兴工业国之后亚洲的另一个“经济奇迹”，但生活在贫穷线以下的家庭从1971年的不足五成增加到1986年的七成。即使在标准的新兴工业国或地区──韩国和台湾，与经济高速增长携手并进的，是社会不平等的加剧。韩国在1965年到1985年这20年的决定性期间，社会收入所得分配到底层四成人口的比例，从19.3%降到17.7%，同时分配到上层两成人口的则从41.8%长到43.7%。台湾从1978年到1986年里，社会收入分配到底层四成人口的比例从22.6%跌到21.8%，同时分配到上层两成人口的则从37.1%增加到38.2%。
无论在台湾还是韩国，财富日趋集中在上层少数人的其中一个表现，是严重的房屋危机。在韩国，全国65.5%的私人土地集中在5%的人口手时，这一现象的另一方面就是日益增加的租客、和无家可归者，单单汉城一市，1870年到1985年间这一类人口占全部居民的比例就从五成增加到六成。在台湾，5个亿万富豪所占有的净财富比日本11个亿万富豪占有的还要多，大约有21%的人口完全不可能拥有自己的家。
继台湾、韩国、新加坡和香港之后，被称为“亚洲第五条小龙”的泰国，80年代后期经济增长达到8%，1990年更达10%。但正如我们的泰国朋友已经反复指出的，这一增长伴随着惊人的财富集中：从1962后到1986年，上层两成人口的收入占全国的比例从49.8%增加到55.6%，同时底层两成人口的收入比例则从8%跌到4.6%。这些数字所代表的现实，是不断增加的农村贫困，85%的农村现正面临破产；大约85万的妇女依靠卖淫为生，她们当中绝大部分来自被经济增长弄得极度贫困的农村。
出口导向工业与生态环境恶化
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最令人警醒的后果之一，就是生态环境的恶化。事实上，现在每个亚太地区环境情况调查者挂在嘴边说出来的，就是“大灾难”三字。
东南亚森林的快速消失，并不仅仅因为日本贪得无厌的需求所致，而且还来自本地高速发展出口导向工业化策略所催生的对林木产品不断扩张的需求。
遍布各地的水污染是出口导向工业化的另一个副产品。台湾政府承认，现时有两成农地已被工业废水污染。岛上一位环保分子林博士说，其结果是使岛上种植的稻米有三成遭到诸如水银、砒和镉等重金属的毒害。
工业废料及有毒废料不受约束的排放，已使无数河流变成死水潭，沿岸生态系统遭破坏，水生物受毒害。台湾所有主要河流的下游实际上已严重污染；未经处理的废水和工业废料加在一起，彻底破坏了马尼拉市的食用水系统。即使是出口导向工业化的拥护者《亚洲华尔街日报》也不得不承认，在亚洲经济增长最快的泰国“水污染已经到了危险的地步。毫无约束的工业和居家垃圾弃置，已严重地污染了湄南河下游。在这条供给曼谷市大部分食用水的河流上游，愈来愈受化学农药渗出影响，部分分析家援引证据指出，这些化学品已经导致泰国湾的海洋生物大批减少。”
亚洲顶尖的新兴工业国韩国毫不例外地也有它关于生态环境的可怕故事，其中最恐怖的经验，发生在一千万人口汲取食用水的乐东河，这条河在大区──釜山市区碗蜓而下，沿途流经韩国第二大工业综合区。1991年4月，居民们接到政府的通知，说他们在自来水里嗅到的怪味，是由于一家政府资助的工厂往河里秘密排放了325顿多的石炭酸废料── 一种剧毒的致癌化学物，而这家公司是与可口可乐、肯德基家乡鸡和雀巢饮料联合组织的开发集团；居民们还被告知，这种废料在未来五个月内将继续往河里排放。
“韩国奇迹”还在汉城制造了全世界二氧化硫含量最高的空气，使这城市七成的雨水酸性高得已对人的身体造成危害。汉城的空气污染所造成对健康的严重危害并不孤立，台湾儿童的哮喘病例在过去十年间猛增四倍；根据一项统计，“曼谷儿童血液中的含铅量属于世界最高，主要也是因为空气污染。”
除了面对高速增长所导致如此严重的环境威胁，台湾、韩国、以及日本的人民还要面临潜在的核电厂灾难和生态的毁灭性后果。尽管运行中的核反应堆已发生超过一百九十宗意外，核动力仍然成为未来出口导向经济增长计划的一个关键因素，韩国的技术官僚仍然对到2031年时建成55个新核电厂满怀梦想。而在台湾，政府继续努力完成兴建第四个核电厂的计划，既不考虑可能发生的意外和废料的弃置问题，也不理会目前还缺少任何可行办法长期存放使用过的核原料。
东亚的生态危机既不是发展的意料之外的副产品，也不能归咎于缺乏远见。许多国家都具备了有关法律和管理机构，但技术官僚们就是不愿意去执行这些法律，生怕赶跑了本地和外国投资者，后者之中大部分之所以在当地设厂，就是为了利用宽松的环保制度。事实上，对于很多技术官僚来说，一些环境破坏是经济增长不可避免的代价。但是，“一些”是个颇具弹性的词汇，当高速的出口导向工业化计划，试图把美国及其他工业国家花了许多个十年才发生的变形过程浓缩在三四十年内完成的时候，这个“一些”就变得极具破坏性。简单地说，出口导向工业化的实质就是大规模的生态危机。
依赖性的发展
现在回过头来讨论出口导向工业化的基本缺陷，即它的依赖性。这些缺陷，在首要的新兴工业国和地区──韩国和台湾的例子中得到了清楚的说明。
一方面，新兴工业国很大程度上依赖在一个出口市场──美国市场上，它在80年代中期吸纳了前者大约四成的出口产品，随着保护主义横扫美国和其他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这种出口的导向就成为主要的弱点，在这种经济的未来前景投下重重阴影。过去四年来，美国为了结束它与韩国、台湾之间的贸易赤字，特地进行了一场攻势猛烈的贸易战，结果台湾1990年的经济增长创下了自1982年来的最低点，而韩国的贸易平衡则在享受了大约四年的盈余之后回复赤字状态。
另一方面，新兴工业国过去30年来虽然都有8%到10%的增长率，但基本上它们的零件制造和科技仍然依赖日本。事实上，它们的角色一直都是提供廉价劳动力去组装进口的零部件和科技。韩国1990年与日本有59亿贸易赤字，以及台湾同年与日本有79亿贸易赤字这一事实，便显示出这种倾斜的关系。
台湾赫赫有名的“电子计算机工业”，便是一个名过其实的名称，因为它实际不过是低技术的、以密集劳力去大规模仿制IBM模型──这一模型本身就是为易于仿制而设计的。至于韩国，它那高技术生产者的形象被这样一些严峻的现实所打破：销量最好的现代汽车也许是韩国最著名的出口产品，可是它的车身外型是抄袭意大利的设计，它的马达由日本三菱公司设计，它的传动器设计和制造也都是由三菱公司进行。韩国的彩色电视机跟日本产品在美国市场上也许竞争得难分难解，但是其中日本制造的零件却占去了韩国彩电的85%。再者，韩国号称世界第五大个人电脑出口商，但事实上只有电脑用桌才真正由它制造。
换句话说，韩国和台湾都并没有摆脱作为外国（尤其是日本）零件装配工场的地位，这一事实已经经它们带到一条我们称之为“结构性压榨”的死路上去。由于本身研究和发展基础薄弱，加上日本对分享其先进科技的明显抗拒，新兴工业国无法自行生产高科技产品，因此，当它们现在的工资水平已大大超过亚洲其他国家时，它们也就被赶出廉价劳力的市场了。生活指数的提高、劳动力储备的枯竭、加上日益有力的劳工组织，使台湾和韩国现时的平均工资比东南亚高出3倍，比中国大陆更高出10倍。举一例子，台湾纺织工人的平均时薪是3.65美元，在泰国和印尼则分别只有0.68美元及0.23美元。
可以预料，美国和日本制造商会把赌注提高，并将它们的工作重新分布往泰国、印尼和中国大陆。更危险的情形，是新兴工业国里许多本地企业也随着美日转往上述地方设厂，与美日制造业被“挖空”相仿的情形正在向新兴工业国发出实实在在的恐吓。因为与美日两国不同，台湾、韩国、新加坡等在劳力密集制造业日益失去竞争力的同时，并没有一个技术密集的高科技产业在背后作为支持。
简单来说，出口导向工业化即是企图在脆弱的基础上是建立起稳固的经济，极度依赖外国资本、外国市场和外国科技的动向，它使这些国家只剩下一个讨价还价的筹码──廉价劳动力，而当这一筹码失去时，外国资本和本地厂商也跟着离去。
出口导向工业化和新东亚共荣圈
已经相对工业化的经济，在面对流动资本不断寻找更廉价劳力这一行动的脆弱性，使我们不禁要问：到底是谁从现时出口导向工业化的局面中获得利益？我认为答案是挺清楚的：在出口导向工业化新近发展的形势下，亚太地区经济正迅速地被纳入日本的利益需要中。
如果说从1965年到1980年这出口导向工业化的第一阶段中，美国企业是主要资本来源的话，那么自80年代中期起，日本资本就成为第二阶段的主要因素了。固然，美国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因素，但日本的技术经济机器却正在重新模塑亚太地区局势。下面一些简略的调查可以作为证明：
·日本现在是亚太地区最活跃的投资者，美国1989年投资为320亿美元，日本同年的直接投资达到415亿，占日本1985年到1989年总投资的一半，反映出日元升值导致日本企业集团对廉价劳工的寻求。70和80年代日本投资的主要目标是新兴工业国，而现在的热门位置却是印尼、泰国、马来西亚和中国。在这些地区，新兴的日本投资已经远远超过美国。以1988年为例，当年日本向印尼倾注了5.86亿，同时美国净投资少4,400万；而在泰国，当年日本投资8.59亿，美国净投资也少了1.48亿。
·日本现在是亚太地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当美国继续保持这一地区大部分经济的首要市场时，日本则努力成为进口产品的吞并者，并将在未来几年内超过美国。1989年，它花了703亿吸纳地区的进口产品，而该年美国则用了1,013亿；但另一方面，日本出口到这一地区的产品达到924亿，而美国则只出口679亿。
·日本现在是亚太地区科技的主要来源，尤其是高科技，即是说，只要不是顶尖的高科技，它都不拒绝分享。1987年，日本出口东亚及东南亚的高科技是美国的两倍。正如前面所说，高科技正迅速地被日本垄断。实际上，日本现在完全有能力去决定这一地区技术进步的幅度。最近它否决在1995年前向韩国输出200项超现代科技，以便日本厂商可以榨取它的市场潜力，便正好说明了上述事实。
·日本是亚太地区双边援助的主要来源，总共提供40亿资金，比美国多出两倍多。当这些资金去到具体的国家，对比就很触目：以泰国为例，美国每年向该国提供2,500万援助，而日本则拿出了9亿，难怪哈佛教授维戈宣称，“东南亚在很大程度上已被欧美放弃了”。与此相对照，日本的巨额资助及贷款计划则是以亚太地区为目标，因为正如外务省经济部总监K.Matusuura说：“我们不应把钱随处乱抛，任何援助都应放到那些能给捐赠者带来长远利益的地方去。”
审视这一形势，一项美国政府的研究得出结论：就由于西欧经济紧张而提出的、设立北美自由贸易区这一建议是否会形成地区性贸易集团的辩论，“在某种程度上已不重要，因为一个实际上的贸易集团已经在崛起，它产生于经济需要，而且以亚裔文化为屏障，不管在各种经济发展中是否存在自由贸易，它都将继续成长。日本的商业行政部门并不需要用自由贸易去运作。”
毫无疑问，太平洋这一新的经济秩序已经产生了日本侵略战争时期大东亚共荣圈的最新翻版，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倾向，就是由前日本外相SaburoOkita提出的“飞鹅”理论，它把亚洲地区的发展说成是一种具有“内在追赶秩序的连续起飞的过程”，以日本为领头的鹅：地区的其他国家策划连续的工业起飞来进行工业化，不久就可进入更高阶段发展的道路。那是一种类似V字的形式，其中各个国家的关系既不是水平式集合也不是垂直地结合，而是二者的综合。由于迟起飞的鹅能够受惠于先行者的经验，从而将赶上先行者所需的时间缩短，因此它们就能将原本V字形的关系逐渐改变，最后成为水平式的结合。
来自美国国会研究服务中心的解释就没有那么动听了，它声明“日本的目标似乎是一个结合一起的东亚及东南亚经济，好让它去利用不同的劳动力成本、消费模式、不同的条例和地方性生产来获益。”简单地说，经济结合的确正以急速的步伐开展了，但那却是一种明显地不平等的结合。
亚太地区的汽车工业说明了这一态势
日本汽车工业在东业投资的增长伴随了大量的炫耀吹捧，然而这些投资并非让东亚国家发展它们各自的综合汽车工业，工业上的综合只是在地区层面上进行，并且不是那种由各国政府推行的区域性专业化以使参与国获得最大利益。相反，这种地区综合是由日本企业为求降低成本与美国及其他地区市场进行价格竞争的努力而推动。以日产汽车为例，它在东南亚推行区域性分工：泰国生产柴油机及其他部件的压模；由印尼供应机械零件；而马来西亚则制造离合器和电子零件。
追求更低成本的另一股动力，促使日本厂商在新兴工业国和地区（尤其韩国和台湾）购买他们比较完善的汽车工业股票，以便将后者合并入它们的全面地区性生产销售策略，其中最著名的韩国现代汽车厂就由三菱汽车拥有15%股权。韩国和台湾汽车制造商被重新引向一种分工，一位日本分析家指出，这种分工“并不是在欧洲共同体国家见到的那种平等的分工，而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在整个汽车工业里进行的分工”。换句话说，它主要是“行业内的分工，（特别是）低档小型汽车在整个工序中只需要较少的零件和较高比例的劳工。”作者最后在总结中加重了语气：“中国台湾的目标，是通过生产那些经济上不适合日本（生产）的项目，来达到与日本的共存和共荣。”
这个制造生产专门化的过程，是环绕日本经济、并在亚太地区出现的广泛等级性和功能性综合过程的一部分，其中东南亚、越南和中国大陆提供廉价劳工；苏联独联体、东南亚和中国大陆作为自然资源的储备；新兴工业国起的作用是提供筛选过的低、中、高科技工业场地和大市场；在这一切的中心，日本垄断着高科技的发展，作为资本、信贷、科技流动的来源，和利润的主要目的地，并且稳步取代美国而成为这一地区的主要市场。概括说来，这就是环太平洋区美丽新世界的面貌。
结论
总括而言，出口导向工业化虽然为东亚带来了高速经济增长，但它同时也加重了社会不平等，加剧了政治上的压制，和日趋恶劣的生态环境。而且，这种工业发展产生了对外国资本、外国市场和外国进口技术的完全依赖。最后，如果早期的出口导向工业化是由美国经济和美国企业的需要所推动的话，那么现今的出口导向工业化就走向环绕日本经济利益的需要为中心的地区结合。
在此我愿意引用一位受尊敬的工人领袖李素纯的话来结束此文。几年前，有一次我问她是否担心她们罢工争取更高工资会使出口价格上长而损害韩国经济的竞争力，她的回答大概会得到整个环太平洋地区人民的反响：“政府总是说我们的经济很成功，但整个社会从中得到的好处却只有那么一点点……这种经济发展里根本没有一点东西是属于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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