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博[1]2015年在《冷战后菲美安全合作研究》文中指出冷战结束至今,菲美安全合作经历了曲折的演变历程。冷战结束初,随着菲律宾迫使美国撤出在菲军事基地,双边安全合作随之降入历史的谷底,但1995年和1998年两次“美济礁事件”的爆发促使菲美安全合作开始逐渐恢复。“911”事件后,美国开启全球“反恐战争”,菲美安全合作在共同反恐的目标下不断升温。然而,2004年发生的“伊拉克人质事件”导致菲美安全合作升温的势头戛然而止,双方安全合作在阿罗约第二任期内“大国平衡”政策的实施下呈现出了一种不愠不火的发展态势。随着2009年美国“重返东南亚”以及2010年阿基诺叁世上台后中菲南海争端的持续摩擦,阿基诺政府逐渐将对外政策转向“联美制华”,菲美安全合作在针对中国的共同目标下又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冷战后菲美安全合作主要表现为“美国援助,菲律宾受助”的合作模式,其中,共同目标、双边关系和地区环境无疑是影响双方安全合作演变的叁大因素,这使冷战后的菲美安全合作呈现出波动性和阶段性的特征。从冷战后双方安全合作的发展脉络看,菲美安全合作的层次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在不断提升,而从发展现状看,双方安全合作在未来仍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总之,菲美安全合作有效提升了AFP的军事实力,促进了菲律宾国内反恐和平叛的进展,同时也增强了菲律宾在南海争端中的国土防御能力。
洪富江[2]2015年在《后冷战时期菲美同盟的强化及动因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菲美同盟自1947年签订《菲美共同防御条约》成立,已超过大半个世纪。从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角度看,菲美同盟是这一体系的重要一环,菲律宾一直扮演着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纵火者”的角色。当然,菲律宾不会不计报酬,他得到的回报就是美国对其安全上的保护和大量经济、军事援助。虽然这个过程中双方矛盾不断,围绕基地问题就进行了多次车轮式谈判,但基于对当时国际环境和本国国家战略的考量,相互妥协,双方也将这一军事同盟关系维系到冷战结束。冷战结束后,菲律宾的基地作用在美国的国家战略中陡然下降,菲律宾也因国内的民族主义势力而拒绝了美国将基地延期的要求。“9·11”事件之后,菲美双方的共同利益逐渐增多。美国既需要菲律宾在反恐战争上的支持,又需要菲律宾作为其重返东南亚战略的支点。特别是在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美国全面重返东南亚的战略更需要菲律宾为其摇旗呐喊。这样,双方军事同盟关系不仅起死回生,还得到了强化发展。本文的立意是从菲律宾角度分析菲美同盟在后冷战时期的强化发展,分析的重点就是强化发展的特征和原因。文章从叁个方面论证了菲美同盟在后冷战时期的强化,一是加强防务合作,夯实军事同盟；二是加强双边合作,丰富同盟内涵；叁是超越军事同盟,创新同盟模式。由于国际政治的不断发展,菲美同盟在冷战结束后经历了由停滞到复苏发展的这一巨大变化。究其原因,首先,后冷战时期菲美同盟强化的首要原因是外部威胁。新古典现实主义把体系结构因素看成首要的变量,它认为一国能够采取何种对外政策主要取决于他们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国家的首要利益就是生存,也就是安全利益。恐怖主义的威胁使得菲律宾必须重新考虑改善与美国的双边军事同盟关系。同时,后冷战时期菲美同盟强化也是菲律宾国内诸因素共同推动的结果。第一,菲律宾作为东南亚地区的一个小国,国家经济、军事资源匮乏,实力有限。在与美国的军事合作中,菲律宾获取了大量的经济、军事援助。保持与美国良好的政治军事关系,在美国关心的地区问题上充当“纵火者”的角色,就可以获得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这些实际利益是冷战结束后菲律宾选择改善、加强与美国的同盟关系的最重要的原因。第二,新古典现实主义者强调政治精英在制定对外政策时的重要作用。在菲律宾,政变时常发生,仅阿罗约在任时期就发生政变近200起。另外还伴随着多如家常便饭的群众游行示威。再加上南部地区长期存在的阿布沙耶夫等反政府武装,政权的合法性经受考验。与美国开展的联合军演、获取美国的退役军事装备、借助美军力量打击恐怖组织等军事合作的重要目的就是维护政权。第叁,二战结束后,菲律宾独而不立,国民经济崩溃,需要美国援助；刚摆脱殖民统治后,国家机关是在美国的帮助下建立的,政治体制照搬美国叁权分立模式；在国防建设上,菲律宾完全依赖美国提供安全保护。最重要的是,菲律宾国内的精英阶层深受美国教育文化影响。他们大多拥有美国大学文凭,形成了美式思维方式,接受西方民主价值观念。这些精英的存在直接导致菲律宾在选择结盟对象时考虑与本国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美利坚合众国。菲美同盟在后冷战时期出现的这种强化发展也对地区和国际形势产生了重要影响。就菲美关系而言,我们可以预期到在未来十年里,菲美之间将仍然维持紧密的军事安全合作关系。就对中国的影响而言,它必然加剧中国周边安全压力,中国面临的海洋争端也更加复杂化,海上航线安全同样面临威胁。就对亚太地区影响而言,菲美同盟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提供重要通道,势必引入更多美国力量进入亚太地区,导致地区大国利益冲突加剧,引发地区国家间相互不信任。长期来看,菲美同盟的这种强化不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
杨雪梅[3]2013年在《关于重新升温的美菲同盟关系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菲律宾曾经是美国的殖民地,独立后也与美国建立了同盟关系,在政治、经济、文化包括价值观等方面都深受美国的影响。二战后美菲同盟关系在不同历史阶段经历了由热变冷再变热的变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一直扮演着主导性的角色,美菲关系的变化与美国亚太战略调整密切联系。随着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提出和不断推进,美国加强了与其亚洲同盟的联系,美菲关系也开始重新升温。美国加大对菲律宾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努力提高菲律宾的国际地位,并且积极插手中菲南海问题,通过各种方式支持菲律宾,而菲律宾也借美国战略调整的机会,不断在南海问题上挑衅中国,直至2012年4月中菲发生黄岩岛对峙事件。本文梳理了二战后美菲两国关系发展变化的过程,并着重介绍了近几年美菲关系发展现状,分析美菲关系重新升温的原因、特点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美菲两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在菲律宾的势力已经渗透到菲社会的各个角落和层面,菲律宾依附于美国,而美国也需要菲律宾作为其亚太战略的落脚点,两国之间的同盟关系还将长期存在,并且两国关系的升温总体上对中国而言是构成了潜在的威胁。但是,另一方面,美菲两国之间的同盟关系是不对称的,两国综合实力上有着巨大的差距,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考虑,两国的共同利益是狭窄的,尤其是对美国而言,美菲同盟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帮助是有限的,从中菲黄岩岛事件可以看出,菲律宾的对外政策受到美国的影响和支配,但是美国却不会因为菲律宾而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文章最后分析了美菲关系升温对中国的影响以及对中国的应对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邹志明[4]2013年在《战后美菲同盟的形成与演变研究（1946-1975）》文中认为二战后不久,由于国家利益的冲突、社会制度及意识形态的差异,美苏很快由战时盟友转变为敌手,旋即冷战爆发。为遏制苏中为首的共产主义集团的发展壮大,美国着手组建全球性的反共联盟,美菲同盟就是其中之一。作为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美菲同盟为其在亚太地区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发挥了重要作用。1946—1975年是美菲同盟形成和发展演变的重要历史时期,本文着重从菲律宾对外政策尤其是对美政策这一研究视角出发,以对美菲关系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为切入点,考察该时期美菲同盟关系的发展轨迹,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两国政策制定与调整的互动关系,从而归纳和揭示出冷战时期美菲同盟的特点及实质。全文共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叁个部分。绪论部分指出了选题的缘起与意义,概述了国内外对美菲同盟研究的现状,并阐明文章的研究思路与写作方法、重难点及创新。正文部分由五章组成。第一章主要阐述美菲同盟形成的背景。战后不久,由于争夺世界霸权的目标和利益冲突,美苏由战时盟友转变为敌手,冷战爆发。为遏制苏联主导下的共产主义在亚太地区的扩张,美国酝酿构建以西太平洋岛国为主的近海岛屿防御链,菲律宾由于其重要的战略位置和与美国的历史联系,被美国纳入其中。在这期间,菲律宾虽确立了依附于美国的外交政策,但并非事事与美国保持完全一致,双方在军事基地、日本赔偿等问题上存在分歧。尽管存在分歧,但面对冷战爆发下的共产主义威胁和美国改变对日政策可能导致的日本重新军国主义化,以及国内菲共领导下的“胡克运动”威胁,作为新生国家,菲律宾深知依一己之力无法保障国家的生存和安全。因此,为确保国家安全,菲律宾把目光瞄向美国,积极寻求同它缔结太平洋公约。第二章详细剖析了朝鲜战争爆发后美菲同盟的形成过程及原因。朝鲜战争是美菲同盟形成过程中的重要转折点,它加剧了亚太地区冷战对抗的氛围,促使美国决心加快对日媾和。然而美国提出的媾和方案,非菲律宾所愿,于是分歧凸显。对美国来说,无论是在朝鲜战场,还是在对日和约上,它都需要来自菲律宾的支持,这就迫使其不得不主动协调与菲律宾在对日媾和方案的赔偿和安全问题上的分歧。基于朝战后亚太形势的日益严峻和对彼此的需求,经过不断协商,双方最终在赔偿问题上确立起“劳务赔偿”的方式,而安全问题则以美国答应为菲律宾提供安全保障而得以解决。1951年8月30日,《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签订,美菲同盟关系正式建立。第叁章主要讲述菲律宾出于为其国家安全再上一道保险而积极支持美国的印度支那政策,并进而主办和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的过程及原因。《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缔结,虽然使美国承担了在菲律宾遭受外来威胁时提供援助的义务,但由于该义务的模糊和不确定以及未规定当菲律宾的国家安全面临内部颠覆势力的威胁时(当时对菲律宾国家安全威胁最大的就是菲共领导下的胡克运动),美国所应承担的义务,菲律宾对此并不满足。为继续寻求美国对其国家安全尤其是内部安全承担更为明确的义务,菲律宾积极支持美国的印度支那政策,主动承办东南亚条约组织成立大会并加入其中。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的签订,虽然未能完全实现菲律宾所追求的美国为其提供更为明确的防务承诺的目的,但一定程度上使美国承担了对菲律宾国家内部安全的条约义务,是对美菲同盟建立以来两国关系的继续完善。第四章论述了两国关系中的不和谐音符及其对美菲同盟关系的影响。尽管这一时期美菲之间依然保持着紧密的同盟关系,但双方在经贸、军事基地以及战争损害赔偿等问题上的分歧与纷争,促使菲律宾开始重新审视并改变对两国关系的看法,同盟关系出现裂痕。第五章主要讨论自马科斯上台至菲中建交时期美菲同盟的离心与弱化过程。为了获取美援以解救陷于困境中的国家经济,菲律宾虽然“追随”美国卷入越南战争,但其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尼克松主义”的出台,加深了菲律宾对美国为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怀疑和国内民族主义者对政府奉行随美外交政策的抨击。为表示对美国的不满和平息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马科斯将赴越部队撤回,并一改之前历任政府推行的依附于美国的外交政策,转而实行独立自主的“发展外交”。1973年,美国从越南战场的脱身,进一步加剧了菲律宾对美国提供防务承诺的怀疑和对国家安全的担心。为确保国家安全,马科斯政府一面与美国进行交涉,一面与其昔日的敌人——共产主义国家,尤其是中国改善关系。1975年菲中联合公报签署,标志着两国外交关系的正式建立,这意味着菲律宾当年与美国建立同盟关系的基础发生坍塌,美菲同盟走向弱化。结语部分,对正文的观点进行总结,归纳和揭示出美菲同盟的特点及实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当前南海争端的思考。
刘雨辰[5]2017年在《后冷战时期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研究》文中指出海权是指一个国家对海洋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在21世纪的大国海洋政治博弈中发挥着战略性功能。在后冷战时期,随着东亚战略地位的不断上升,东亚海权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各国纷纷调整自身的海权战略。在此背景下,美国持续强化东亚海权战略的扩张性调整,加剧了东亚海洋政治的复杂性、敏感性和脆弱性。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调整呈现出新取向:一是具有主动性,依据外部环境变化主动调整;二是具有扩张性,不断增加东亚的战略投入;叁是具有引领性,竭力保持技术竞争优势;四是具有灵活性,对新兴大国采取既制衡又合作的复合型策略;五是具有不确定性,美国国内利益集团对东亚海权战略的博弈日益复杂难测。美国的战略调整反映了其对东亚海权的依赖度上升,同时对东亚海权战略生态的结构失衡出现了战略焦虑。笔者主要运用战略行为归因分析方法,解释了后冷战时期美国东亚海权战略扩张性调整的动力来源问题。本文认为,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扩张性调整是其国内外叁维动力相互交织、综合作用的结果,国际权力结构、国家身份需求以及外部不确定性为自变量,以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为因变量,建立了战略行为归因分析的新框架,并提出了叁个研究假设:其一,霸权国的战略调整是一种基于权力竞争压力驱动的权力护持行为;其二,霸权国的战略调整是一种基于身份需求增长驱动的利益圈地行为;其叁,霸权国的战略调整是一种基于不确定性张力驱动的风险投资行为。第一个假设强调霸权国的对外战略行为是国际权力变迁的结果。国际权力的结构变化是影响霸权国对外战略的直接动力,霸权国对国际权力结构变动高度敏感,国际权力变化越大,霸权国的战略压力也就越大,其调整自身战略行为的动力也就越强大。在新科技革命、全球化和市场化浪潮的共同作用下,国际权力结构出现变动,全球权力中心从大西洋向太平洋方向转移,东亚成为世界权力增长最快的地区。中国和平崛起使东亚形成了经济与安全中心相脱离的双中心治理结构,中美两国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竞争日趋加剧,对东亚经济整合与安全结构具有形塑作用。在海洋政治复杂性和碎片化的影响下,东亚各国致力于加快海军现代化进程,西太平洋海权战略生态系统发生结构性变化,区域海权关系出现重构。在权力转移时期,权力结构的变迁对美国东亚的海洋霸权构成了巨大的压力,成为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的外驱动力。第二个假设强调霸权国的身份对其战略行为具有塑造性。身份属性影响着国家战略利益的边界划定,霸权身份需求是影响霸权国战略的内在动力,对霸权国战略行为发挥激励功能。当国家产生身份依赖时,霸权国的身份需求越强烈,战略调整的内在动力也就越强大。美国是全球海洋主导国,这种角色身份是其自身地理、历史、理论、经济以及军事等多种条件因素长期共同塑造的。冷战后美国的身份需求集中在权力需求、荣誉和威望需求、经济需求、安全需求以及意识形态需求等五个方面,并保持不断增长。身份需求的增长推动了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扩张性调整,其战略意图是在军事上确保制海权优势,控制东亚的海洋战略通道;经济上加速与东亚经济体互动,利用东亚经济增长,为美国经济发展提供动力;政治上强化与东亚盟国、伙伴国的联系,构建以美国为核心的支点网络,制衡新兴大国崛起,垄断海洋主导国地位,确保美国在东亚的海洋利益安全,其本质是继续利用有效海权,维护其全球海洋主导国的海洋霸权,实现自身身份需求的最大化。第叁个假设强调外部不确定性对霸权国战略行为的影响。不确定性是影响霸权国战略行为的干扰性因素,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是风险,可以产生巨大的安全张力,不确定性因素越多,霸权国面临的安全张力也就越大,其战略行为调整的动力也就越强大;另一方面它也具有战略投资价值,可以产生风险投资回报,高风险高收益,因而外部不确定性对战略调整发挥一种调控功能。东亚海域长期存在不确定性,具体表现在各国海军力量竞赛、海洋资源分配、海洋领土争端、海洋划界分歧以及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等,是美国调整其东亚海权战略的干预力量。从风险角度上讲,不确定性因素极易成为东亚海洋冲突的潜在诱因,美国将面临被盟国绑架卷入东亚海洋冲突的可能。从投资价值来看,不确定性也是美国的一种战略杠杆,是美国要挟部分东亚国家的工具。美国利用东亚广泛存在的海洋不确定性,达到强化其在西太平洋的前沿存在,进而撬动东亚海权战略生态格局的战略目的。不确定性越多,美国获得合法性存在的理由也就越多;当不确定性减少时,美国会主观故意放大不确定性,借机炒作东亚海洋矛盾,以搅乱东亚海洋秩序,可以达到"火中取栗",增加风险投资回报的目的。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扩张性调整既反映了美国借助海权维护海洋主导国家地位的战略意图,同时也反映出美国对新兴大国的海权崛起感到战略焦虑。对此,美国东亚海权战略的调整存在着双重意涵,一方面强调以实力制衡,另一方面也保持接触与合作。为继续保持东亚海权的竞争优势,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的矛头指向新兴大国,同时不断优化海权资源配置,提升海权能力水平,强化外交策略支持,持续深度介入东亚海洋争端,意图干预东亚海洋政治,扮演东亚的离岸平衡手角色,目的是维持全球海洋主导国身份,追求美国在东亚海洋事务的话语权,保障自身的东亚海洋利益。中国崛起是21世纪世界政治的最重大变化,但也对自身带来了双重压力,其一是维护自身海外利益的压力增大,其二是维护海洋安全秩序的国际责任压力也在增大。面对美国的东亚海权的战略调整,作为负责任的全球新兴大国,中国应该努力保持战略定力,灵活运用战略智慧,坚守和平发展理念,坚持奋发有为原则,积极发展强大海权,加快推进海洋强国战略实施,加速海军现代化建设,坚定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构建更加平衡的新型大国海权关系,重构东亚海洋秩序,为东亚国家提供优质的国际公共产品。
韩瑞凤[6]2006年在《冷战后菲律宾与泰国华文教育比较研究》文中提出华文教育是海外华人对其子女施以民族语言和中华传统教育的主要途径。由于华文教育的特殊性，其发展的历史尽管悠久但也充满了曲折。经历了冷战时期各国的压制政策后，冷战后以来，随着国际局势的改变、中国地位的提升，各国纷纷放开对华文教育的管制，华文教育重新兴起。本文以冷战后菲泰两国的华文教育作为研究对象，结合国际环境、两国的华文教育政策、华人社会的改变，分析比较两国华文教育发展的原因和特点。内容上，以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为基础，采用历史分析和归纳法，将搜集到的资料整理分类，最后结合华文教育的特点，借鉴埃德蒙·金的比较教育分析模式，对冷战后菲泰两国华文教育从发展背景、教育结构(学制、生源)及其各微观层面(师资、课程设置及教学媒介语、经费来源等)分别做一比较，得出本文的结论，即冷战后，菲泰两国的华文教育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且发展的原因大体相同——都受国际关系、国家政策、华人社会的影响；菲泰两国华文教育在发展模式、华文学校内部结构及华校体制各微观层面的特点不同，这主要是由两国国情所规定的两国华人社会的不同特点、对待华文教育的不同态度及两国华文教育政策的不同内容和力度决定的。
吕亚军[7]2003年在《冷战后菲律宾的安全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冷战后，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菲律宾的安全对策也发生相应的改变。这主要表现在政治、社会、经济、外交、国防等五个方面所组成的综合安全观的变化上。其表现出的特点主要为：经济因素重要性的上升；安全防卫自主性的增强；安全范围的扩大。菲律宾的安全对策同时也存在着自身的问题和发展方向。这对中国的安全对策有着重大启示：应加速完善和发展我国的综合安全观；要积极参与多边经济合作、安全合作；要努力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
郑泽民[8]2004年在《亚太格局下的南中国海争端》文中提出南中国海问题在20世纪初就已出现，表现为西方列强与日本在该地区的殖民侵略活动，围绕南中国海岛礁及周围海域的归属，列强之间及它们与中国清政府之间进行了一系列的外交斗争与交涉。总的说来，基于相互之间的矛盾，列强基本上承认南中国海主权属中国，并未过多地关注南中国海主权归属问题，南中国海问题也未成为影响亚太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50年代，菲律宾和南越政府曾对南中国海部分地区提出过主权要求，但因证据不足及在两大阵营的斗争及后续的美苏争霸这一国际主要矛盾的前提下，菲律宾、南越政府的主权要求不了了之。70年代以来，由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签订、石油的发现及基于主权与安全问题的考虑，东南亚部分国家纷纷对南中国海提出主权要求，逐渐演变成影响亚太国际格局的地区热点问题。就国际格局来说，南中国海主权争端不单纯是涉及争端的六国七方之间的问题，构成亚太国际格局主旋律的大国或国际组织与南中国海争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各方在南中国海地区都具有重大利益，甚至有切身的利害关系，这就决定了亚太国际格局与南中国海争端之间必然是相互影响的关系。目前，构成亚太国际格局框架的主要大国和国际组织有中国、美国、日本、印度、俄罗斯、东盟组织。中国是南中国海争端的当事国，也是亚太主要大国，在南中国海争端中利益最大，除维护主权这一根本利益之外，经济贸易安全、能源安全也是中国在南中国海争端中需要考虑的日益紧迫的因素。美国与南中国海争端本身没有任何关系，但其是亚太国际格局的主导国这一角色与追求单级国际秩序的战略考虑，特别关注南中国海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国际航道的安全，强调航行自由，不可避免地对南中国海争端施加影响。目前，美国是亚太国际格局中对南中国海争端影响最大的因素。日本在南中国海地区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重合，但基于“海上生命线”的考虑，日本更关注南中国海国际航道的安全。印度位于南亚次大陆，与南中国海地区本无瓜葛，但冷战结束以来，在“东进”政策的指引下，大大加强了与东南亚国家及东盟的关系，南中国海地区成为印度的“利益范围”，经济、军事安全关系的加强与中印边界争端的存在都使印度有了影响南中国海争端的机会。俄罗斯虽然在冷战后逐渐退出了南中国海，尤其是撤出了金兰湾，转而将其注意力放在周边地区，在东南亚的影响力急剧下降，但近年来俄加强了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联系，加上军售与参与亚太地区安全框架的构建，俄对该地区的影响正逐渐上升，虽然在南中国海争端中与美日比之较为超然，但石油开采与武器销售使之也具有影响南中国海争端的手段。东盟作为东南亚地区唯一的国际组织，已成为亚太地区一支重要力量，是区域外大国竞相拉拢的对象。东南亚各争端国在争端中的立场自然是以最大限度地维护本国的利益为取向，但作为东南亚争端国的政治组织，东盟在南中国海争端中必然要维护其成员国的利益，但由于其宗旨是维护本地区的和平、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WP=4>过于站在其成员的立场上将导致与中国关系的恶化，无助于东盟宗旨的实现。此外，台湾作为我国的一个地区，其南中国海政策的发展走向也将对南中国海争端产生微妙的影响。总的说来，美日是影响南中国海争端最大的外部因素，二者与中国的矛盾具有结构性，决定了其在南中国海争端中必然站在中国的对立面。印度虽然大力推行“东进”政策，加强与东南亚国家及东盟组织的关系，与中国还存在领土争端并不时鼓吹“中国威胁论”，但在南中国海争端中也不会像美日那样必然支持东南亚争端国。俄罗斯虽然把东南亚地区作为其谋取经济利益和提升国际地位的场所，在南中国海争端中也不太可能与中国站在一起，但中国作为其对西方外交的可靠后方、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及可观的武器购买能力制约了俄罗斯介入南中国海争端的可能性，俄最有可能的政策选择是中立。东盟作为本地区的国际组织，维护其成员国的利益是必然的，但维持与中国的友好关系是东盟组织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这就限制了东盟在南中国海争端中的政策选择，东盟不会像它的部分成员国那样采取激进的立场，因而东盟组织最有可能的角色是充当中国与东南亚争端国之间的润滑剂。台湾在南中国海争端的影响不会太大，尤其难以影响大陆的南中国海政策，而且未来台湾在南中国海争端中的作用将取决于台湾政局的发展，取决于台湾的统独趋势。由上面可以看出，就南中国海争端来说，亚太国际格局总体上不利于中国，但形势也并不是多么险恶，只要中国政策得当，在各大国和国际组织及东南亚各国之间纵横捭阖，营造出一个有利于中国解决争端的国际格局是完全可能的。
徐舟[9]2017年在《菲律宾改变对华外交政策的成因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菲律宾被美官员称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支柱”国家,美菲联盟是美国在亚太联盟中的关键环节。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菲律宾在历史上长期奉行亲美、反共的外交政策。在阿基诺政府时期,菲律宾采取了对华全面对抗的外交政策,试图通过加强其在南海军事存在和推动南海仲裁案等措施来强化其同美国的同盟关系。然而,杜特尔特政府上台后迅速改变了阿基诺时期的外交政策,在南海仲裁案取得一定“国际效果”的情况下试图“超越”南海仲裁案发展对华关系,试图采取一种更为务实、平衡的外交政策。许多学者从民族主义、国内政治等角度试图寻找菲政府转变外交政策的原因,但是都缺乏解释力。要理解一国外交政策的确立与转变,就需要对外交决策产生的决策背景进行分析。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多强调从静态的国际体系、制度和文化等因素解释这一问题,本文试图引入国际关系的实践理论,试图从外交政策制定实践的背景知识这一角度入手,讨论历史背景因素、国际体系背景知识以及决策者个人的实践背景下所产生的背景知识对于外交决策所产生的影响,从而管中窥豹,一探外交决策转变的成因之谜。
宋奕初[10]2013年在《南海争端中的美国对菲律宾政策探析》文中研究说明南海海域不仅油、气、渔资源十分丰富，同时还是中国海上石油与贸易的生命线。进入新世纪以来，各国围绕南海的争夺愈演愈烈。2012年的黄岩岛事件，使得菲律宾一跃为国民关注的焦点。作为美国的传统盟友，菲律宾的南海政策无疑受到美国的巨大影响。在此背景下，本文试图对南海争端下美国对菲律宾政策进行深入剖析。首先，本文第一章在结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就美国对菲律宾政策的历史演变进行综述。其次，在第二章和第叁章分别就美国对菲政策的目标和走势进行研判，并在结语部分尝试提出了中国的应对之策。综合分析美国对中菲南海冲突长期政策，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保持“中立”，还是选择支持菲律宾，美国都在新时期、新形势下紧紧地抓住了战略机遇，成功地找到了回归东南亚的落脚点。为了深化其东南亚战略以及亚太战略，美国仍会在南海问题上大做文章，而菲律宾在可预见的未来将成为影响南海问题走向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南海问题涉及中国主权领土完整，并对中国的海洋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与挑战的情况下，研究美国对菲律宾政策不仅对中菲两国具有重要的影响，对地区安全与稳定也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冷战后菲美安全合作研究[D]. 张博. 暨南大学. 2015
[2]. 后冷战时期菲美同盟的强化及动因研究[D]. 洪富江. 山东大学. 2015
[3]. 关于重新升温的美菲同盟关系之研究[D]. 杨雪梅. 南京大学. 2013
[4]. 战后美菲同盟的形成与演变研究（1946-1975）[D]. 邹志明. 华中师范大学. 2013
[5]. 后冷战时期美国东亚海权战略调整研究[D]. 刘雨辰. 山东大学. 2017
[6]. 冷战后菲律宾与泰国华文教育比较研究[D]. 韩瑞凤. 暨南大学. 2006
[7]. 冷战后菲律宾的安全问题研究[D]. 吕亚军. 云南师范大学. 2003
[8]. 亚太格局下的南中国海争端[D]. 郑泽民. 中共中央党校. 2004
[9]. 菲律宾改变对华外交政策的成因分析[D]. 徐舟. 外交学院. 2017
[10]. 南海争端中的美国对菲律宾政策探析[D]. 宋奕初. 外交学院.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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