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的皈依——论北村的小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先锋论文,北村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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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表述人类的生存境况，人们仿佛正在为这个时代征集恰当的定语。什么是这个时代的典型标记？可以看到，“技术主义的时代”或者“消费主义的时代”成为不少人所常用的概括。这个意义上，我有理由认为，目前两个最为重要的话题——“人文精神”与“后现代主义”——乃是知识分子对于这个时代的回应。围绕这两个话题而出示的精神向度，知识分子之间出现了不同群落。这两个话题之外，人们周围是否还存有其它精神向度？这个时候可以看到，宗教同样向技术和消费的压迫表示了顽强的抵抗。提到了宗教，某些作家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心，例如张承志，何士光，还有北村。这样，人们开始面对北村的一批小说。
我已不止一次地谈论过北村小说。我不想隐瞒我对北村小说的基本判断——重要。我曾经在另外的场合分辨过重要作家与好作家。重要的作家往往在他们的时代更为显目。这些作家未必拥有大师的精湛和成熟，他们的意义首先体现为——劈面与这个时代一批最为重要的问题相遇。他们的作品常常能够牵动这一批问题，使之得到一个环绕的核心，或者有机会浮出地表。换言之，人们可以通过他们的作品谈论一个时代。
我该坦率地承认，北村晚近的一批小说超出了我的意料。大约在1992年前后，北村小说骤然出现了一次大角度的急速转弯。我曾经在《北村小说的图式》一文——发表于1991年——分析过北村此前的一批小说。从《黑马群》、《谐振》到《陈守存冗长的一天》和一批以“者说”为题的小说，北村曾经竭尽全力同小说传统的遗留的种种基本规则搏斗：“这种不懈的努力使他的小说保持了一个倔强的艺术姿态”①。我时常在这批小说之中察觉以某种勃勃的冲力。同时，我还提到北村对于“终极价值”的持久兴趣。至少在当时，北村的“终极价值”还很难用哲学语汇清晰的表述：“这可能是一种关系，一个模糊的意会，甚至可能是一个幻影。总之，这是一个诱使北村不懈追击的不明之物。”②然而，北村晚近的小说表明，这个“终极价值”的谜底已经揭晓，他终于找到了他所皈依的神。这理所当然地引致一系列相应的变化。北村的小说依然存在了那种冲力，但他已丧失了琢磨小说基本规则的兴致，丧失了博尔赫斯式从容而又巧妙的叙事。他将那种冲力全神贯注地导向了拯救的主题。这一切让我得到一个奇怪的矛盾印象：北村还是北村，北村变了。
当我企图再度解释北村小说的时候，我首先想到了北村这一代作家的历史境遇。北村曾经在他的小说集《玛卓的爱情》扉页上公布了一则至为简约的上人档案：
北村，原名康洪，1965年9月16日生于福建长汀县，1985年7月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在福建省文联《福建文学》任编辑。1983年开始发表作品，迄今发表中短篇小说数十万字，长篇小说《施洗的河》和《大风》。1992年3月10日皈依基督。
当然，由于我与北村的稔熟程度，我可以为这一则档案补充许多细节。例如，那一所海滨大学的奇特风光，《福建文学》编辑部办公室忙乱景象，或者他皈依基督的个人诱因。可是，这里我仅仅想说明，这一则档案多少从社会学意义上暗示了两个问题的答案：北村为什么会从叙事革命开始？为什么崇拜心理并未引起他的警觉和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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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秋季，北村在他父亲的护送之下跨入厦门大学中文系。这就是他文学生涯的开端。
可以从许多作家的回忆之中看到，他们与文学的相遇往往具有某种宿命一般的缘分。相形之下，北村在这方面并没有多少出人意料的情节。我提到这个开端，意在论证一个事实：文学本身的诱惑致使北村投身于小说。大学里面文学书籍的阅读和文学史传授触动了北村的某一根隐秘的心弦，于是，文学写作开始了。这是一种纯粹的文学兴趣，在这里，文学的写作与研究时常交替出现。换一句话说，北村这一代作家不像他们的前辈，他不是因为积压了过多苦难的故事而迫不及待地握住一管笔。他一开始就指向了文学自身，而不是将文学作为一种工具。这个事实的意义我还会在后面反复提到。
于是，这样的情况就不难解释：北村这一代作家更乐于从叙事技术切入小说。文学范畴之内，叙事技术成了一个首要问题。这不仅来自20世纪一批现代小说大师的启迪，同时还由于语言在20世纪文学理论之中获得的至高位置。这种气氛之中，北村迅速地向一批称之为“先锋”的作家靠拢，叙事革命成为他们的共同追求。他们的企图是破坏、瓦解和重建小说的表意系统。
诚然，如同许多作家一样，北村并不是一开始就出手不凡。从《黑马群》到《谐振》，人们可以从一系列小说之中指出种种生涩之处。可是，到了1989年——到了《陈守存冗长的一天》发表，北村仿佛突然之间成熟了。从《陈守存冗长的一天》到《逃亡者说》、《归乡者说》、《劫持者说》、《披甲者说》、《聒噪者说》，北村叙事的个人风格愈来愈强烈。在余华、苏童、格非、孙甘露或者叶兆言这批作家之间，他的叙事实验走得最远——他的足迹常常超出人们目力所及的范围。
我的《北村小说的图式》一文曾经从北村的叙事之中提取出三个特征。迄今为止，我仍然愿意维持这些结论——
第一，表象语言。北村力图解除故事编码赋予表象的种种“深度”。表象不再是故事之链的符号单元，它们强烈地显出了独立的、物的意义。可以从上述小说之中找到许多例子证明北村的精细描写致使物质坚硬地塞满人们的视野。无论是一处风景、一件物体或者一个人，北村往往不厌其烦地说明方位、先后秩序、几何形状、轮廓、光线和阴影、声响、气味、物的触感，等等。他的描写尽可能避开情绪化形容词，竭力使语言纯净、透明、精确、有力，从而使表象显得坚实而富有质感。这将使小说之中的许多局部清晰、分明。
第二，隐约的寓意。北村在解除故事编码的约定“深度”时，又对“深度”本身抱有某种迷恋。他的《黑马群》力图用象征作为“深度”的表述。随后，上述这批小说淘汰了象征，北村竭力使种种寓意保持一个若有苦无、若即若离的分寸。北村的某些句式、某些描写似乎闪烁出一种暗示，然而这种暗示在通向固定涵义而成为象征之前，通道及时地关闭了。北村总是将种种寓意掐断在人们即将明确之际，致使人们在心念一动之后失去了继续追究的线索。
第三，镜像结构的复映。人们可以从上述的小说之中发现，每隔一定间距，前面曾经见过的东西就会再度映现，悄然重提正在淡隐的印象。这些东西可能是一个动作，一个声响，一个物体，一个空间环境，或者一句话。当然，这种复映不是纯粹的重复，每次复映都有些许走样和变异。这使小说出现种种奇怪的回环转折，人物位置和空间环境产生了似是而非的对称性位移。这种镜像结构的复映让人想到了一个人的左右手互搏——这恰是北村曾经喜爱的一个意象。
也许，今天看得更为清楚：无论表象语言、隐约的寓意还是镜像结构的复映，这些无不体现出北村对于“真实”的怀疑。现实主义小说的真实依赖于传统哲学、常识体系和小说文类成规三者的共同支持。一旦三者遇到了全面的挑战，真实就会成为无从把握的空洞概念。北村小说中的表象语言仅仅诉诸感官经验，而隐约的寓意却表明了超出感官范围之后某种犹豫——北村对于诸种表象所拥有的文化涵义踌躇难决。他不愿意先验地接受某种文化涵义，同时又不能断然否定文化涵义的存在。这导致他徘徊于若有若无的耐人寻味之中。如果说这两个方面仅仅消蚀了局部景象的稳固，那么，镜像结构的复映则摇撼了真实的基础。这种叙事将人们一步一步地诱入飘滑与晃动，复映将使前后出现的两个景象同时丧失了实在性质。它们互为幻像，互相解构。穿越这样的世界，又有什么能够支撑精神与感觉，让人们继续保持心明眼亮的状态？
这种怀疑的致命之处在于，小说的表意系统不再是真实的天然保证。从语词、语法到文类成规，每一个层面都包含着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的约定；它们所出示的真实业已经过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的修改。北村——乃至大批先锋作家——的叙事实验表明，他们试图拆除叙事之中种种隐蔽的预设约定，从而让真实获得另一种显现的形式。这使再现现实的叙事必然遭到了阻遏，这种必然被分解成多种叙事可能，从而决定了真实不再惟一。在我看来，这是先锋作家反叛经典所产生的重要意义，即使这种反叛之作最终无力晋升为新的经典。
上述叙事革命必将把文本推向前台，文本成为塑造历史的决定性材料。然而，北村甚至在更为激进的意义上表示一种忧虑——语言，或者说本文可否负担如此沉重的期望？他的《聒噪者说》即是一个这样的故事。这部小说之中，“我”作为一个侦探调查一桩命案。但是，调查过程所得的种种材料不过是一堆空洞的聒噪。小说之中的许多片断意味深长：现场勘察徒劳无益，大火将焚毁昔日的一切，连篇累牍的材料和教授的神学著作一样均为话语毫无意义的自我繁殖，观点致使事件过程的叙述成为一团自相矛盾的乱麻，书蛀虫有可能啃光一切历史资料，而那本印错的《哑语手册》暗示了沟通的彻底无望……显然，北村在这里将语言或者文本视为一种脆弱的同时又不可捉摸的器具。人们有什么理由如此依赖语言？反之，人们又有什么能够替代语言？
这一场叙事革命不仅形成一批先锋小说，同时还铸就了解构的理论锋刃，不论北村本人是否意识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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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以叙事革命为纲领的先锋文学基本上已经偃旗息鼓。如果说先锋文学仍然是一个振作人心的口号，那么，“先锋”的涵义已经不体现为叙事革命。
叙事成规的固定和瓦解是一个永恒的交替。革命的里比多将是后进作家生气勃勃的象征。这个意义上，叙事革命永无止境，即使这种革命仅仅留下一批又一批的牺牲者。于是这就形成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这一批称之为“先锋”的作家为什么中途离席而去？他们是因为功成名就而金盆洗手，还是没有勇气正视解构所预示的逻辑前景？或者，许多作家本来就不准备承受多久先锋的寂寞和清贫？
然而，对于北村说来，首要的原因可能在于：无法忍受终极意义的匮乏。找不到意义的日子如同无底之渊。北村坦白地说：“无法想象人能没有任何神圣的依靠而活下去，这是不可能的”③。在他看来，无望的作家只能自杀或者发疯。
不过，北村显然不是从叙事的搏斗光滑地过渡到晚近的小说。他人看来，北村犹如扭头撤离了昔日的语言方阵，这个过程的决绝甚至让人感到了生硬。目前为止，北村对于叙事革命所留下的一批小说——当然包括他自己的小说——并没有多少好感。他有时似乎在反问自己：我那时怎么写出了这样的东西呢？北村将那些小说形容为“技术主义”。在北村的理解之中，“技术主义”是徒有其表的空心之物。
北村的转折可以追溯到一段明显的私人经历。1992年前后，他的家庭危机诱发了深刻的精神危机。孤苦无依之际，他皈依了基督，从此为内心找到了一个栖居之所。然而，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个过程并非一个私人事件。精神之光的映照让北村重新认识一切。他发现了这一时代的种种苦难，同时为这些苦难的人们指示出一个拯救之途。
转而谈论北村晚近小说之前，我想阐明我的一个立场。尽管北村并不掩饰“悔其少作”的心情，可是，在我的眼前，这一批叙事革命的产物并未因为北村的放弃而丧失了意义。“技术主义”背后隐藏了超出技术的内涵，语言的嬉戏不仅仅止于嬉戏。这批小说对于表意系统的震撼，种种叙事实验引申出的解构锋芒迄今依然咄咄逼人。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就不会再自动关闭。即使北村晚近小说也不得不接受来自这批小说的理论质疑，北村有权改变自己的文学路线，但既存的小说却不会因此降低已有的高度。
北村可能告诉人们一个重要的区分：晚近小说的改变可以追溯到切肤个人体验，而跻身于叙事革命更多的是当初文学形势的裹挟。即使如此，这仍然仅仅说明北村的个人文学史，而不是文学的价值鉴定尺度。这里，可以重申“新批评”以来的一个基本观念：作家的意图和经历并不是衡量作品的首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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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那么北村晚近的小说只有一个主题：注视人类的精神困境和出路，追问存在的意义。北村的小说同样容涵了许多尘世意象和片断，诸如逼仄的居室，嘈杂的医院和肮脏的病房，出版社的编辑分配草纸，上涨的肉价，婴儿的吵闹，性爱，卡拉OK，审讯的场面，如此等等。但是，北村决不肯像一些新写实作家那样，允许他的人物自得其乐地徜徉在这些尘世景象之中；北村所设置的故事情节终究要将人物逼上绝境，迫使他们明确地回答：为什么活着。
北村的小说首先废除了一种可能：人们可以投入尘世的“事业”，从而回避精神的拷问。《消失的人类》之中的孔丘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但也无法从公司的种种业务之中获得精神动力。事实上，自从得到了成功，孔丘就再也没有新的精神动力了，金钱、名誉、地位以及书法、游戏机均无法安慰他，精神的空虚让他最后在一个简单的问题上触礁：吃饭“这样上牙打下牙是啥意思呢”？他的自杀迟早要发生。更为致命的是，这种尘世的“事业”阻挡不了人性深处的黑暗。《运动》即是一个例子：一旦金牌对于主人公失去了诱惑，一旦爱情消逝，那么，艰苦短跑训练就会成为一种难忍的酷刑。一个晴朗的下午，主人公性格之中蛰伏的疯狂骤然冲决了理性的自制，他用接力棒劈死了他的教练——也是他的父亲。
的确，北村对于人性之中的恶深怀恐惧——原罪。他的不少主人公总会在特定的时刻向他人承认：你不知道我有多么坏。《施洗的河》之中，刘浪是一个残暴和乖戾的暴君。他无缘无故地射杀无辜的女人，击毙珍爱无比的猎犬，让弟弟死于喽罗的枪口之下，或者逼迫手下人在火车驶过时卧在铁轨上饱尝惊吓。令人恐怖的是，这些恶念不是工于心计的结果，折磨与杀人的愿望可能在顷刻之间喷涌而出，无可抗拒地左右了他所作所为。什么能够抑制人性之恶的发作呢？
于是，人们想到了爱。只有爱才能阻止人们之间的仇杀和虐待。然而，爱却那么难于寻求。《伤逝》之中的超尘仅仅需要亲人之爱支持生活，但她却一次又一次地绝望。他的周围充满了庸俗的喧嚣，惟独没有爱——无论是夫妻、亲子还是昔日情人。《伤逝》是一个凄绝的故事。超尘在大好年华渴望退休，渴望远离四周麻木的面容，她经历了最后的精神挣扎之后割腕自尽——还有什么样的绝望能够更彻底呢？
当然，存在着比超尘更为幸运的人——《玛卓的爱情》之中，玛卓和刘仁相爱了。然而，怪异的是，他们在婚后终于意识到：他们不知道如何爱。他们的爱情只能寄寓于恋爱的中介物上面，例如情书，生日礼物，金钱，甚至想象之中对方瘫痪的躯体，但他们不知道如何爱相对而望的那个真实的妻子或者丈夫，不知道如何面对一个逐渐展开的人。一切爱的表示似乎总是撞上一堵无形的栅栏，直至两个人终于从互相依恋转成互相恐惧，直至在相会之前双双自尽。如果爱的能力已经丧失，那么，人类本质又匮乏到何等程度了呢？
不可否认，北村对于现实的苦难有着超常的洞悟。他将在种种日常景象之中察觉苦难，察觉精神的陷落和抽空，察觉人的无力和罪恶，直至这一切产生出惊心动魄的效果。也许，恰恰是这些景象的日常性质表明，苦难是一个难以逃离的巨大罗网。
人类还有没有超度的其它途径？这时，北村转向了自己的双手，转向了双手所创造的一个乌托邦——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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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示了现实的种种苦难之后，北村让艺术隆重登场了。人们不难察觉北村对于艺术的挚爱——他的小说中出现了那么多诗人和艺术家，诸如孙权、玛卓、《伤逝》之中的大学生，等等，这并非偶然。艺术似乎寄寓了人们最后一点希望，人们似乎可以将苦难淹没在美的光辉之中。然而，北村的小说再次严酷地证明了艺术的脆弱——在苦难的压力重荷之下，艺术如同砂器一样崩塌了。艺术的理想之光无力刺穿黑暗的帷幕。
《孔成的生活》中的孔成是一个牺牲品。他既是一个建筑艺术家，同时也是一个诗人。他用诗的语言写作毕业论文《无法建筑的国》，艺术幻想是孔成冲破世俗日子的动力。可是，这一切与实利主义的环境格格不入。孔成只能自囚于杜村，日益消瘦衰弱。当他别出心裁地主建的惟一楼房倒塌之后，死期也就到了。孔成一句自述辛酸地表明艺术家在这种环境之中的尴尬：“我总是想过另一种生活，孔成的生活，我要在我建筑的房子里度过一生，可是我的身体很重，它就像一件不合体的衣服一样披在我身上。”
《水土不服》之中，艺术家的真诚人格与环境之间的冲突更为剧烈了。康生是一个纯粹的诗人，他的眼里容不下些许瑕疵。世俗的势利让他难以忍受。然而，康生坚持的美和爱在穷困和商业主义气氛之中节节败退，并且终于到了必须夭折的那一天。在康生眼里，世俗寻欢作乐成为不可饶恕的堕落，无论是他本人还是他妻子。他在一次意外的性关系之后悔恨不已，精神和肉体同时开始干枯。一切都明显无误地宣判：这种人在当今时代显然“水土不服”。于是，这只能是康生命定的结局——像一只大鸟从高楼之上坠下，成为一具鲜血淋漓的尸体。在象征的意义上，这同样是诗在这个时代的结局。
显然，人们很可能感到，艺术家人格与环境之间的冲突具有某种人为的成分。这些艺术家过于孤独，而且患有精神洁癖，他们与环境疏离更像某种心理畸变的后果。于是，北村描写了几位投合这个环境的艺术家——《最后的艺术家》。这部小说略微漫画式地勾勒了一个音乐家的堕落。杜林依靠奇特的音乐天赋闯入音乐学院，毕业之后留校任教，并且赢得了一个女孩子的纯真爱情。然而，杜林很快加入了崎下村艺术家的行列。在他们那里，艺术家变成了用猪尾巴涂上颜料作画，展览月经带和大便，或者用小提琴的弓摩擦琴背制造怪异音响。这种艺术既是哗众取宠的手段，同时又是他们怪诞内心的证明。业余时光，这批艺术家以追逐女子为能事，杜林因此生活在欺骗妻子的谎言之中。经历了这一切之后，这批艺术家结局不言而喻——他们非死即疯。无论如何，疯子和尸首不可能帮助人类恢复勇气，坚强地面对苦难。
不难发现，北村的小说已经流露出这种倾向：他时常将艺术的意义与艺术家人格质量视为二位一体。所以，他自觉不自觉地将艺术家的人格、道德和良知作为衡量艺术家的标尺。北村毫不掩饰地将道德置于美学说判之前。它如此批评许多艺术家：
他们沉沦于技术狂欢中而不自知，事实上美是从来不对真和善负责，更不对艺术家本人的生命负责任，反而，它像一根绞索或一条水蛇，使艺术家沦落在体验中，这种体验是以自我为起点和终点，以黑暗为灯，以颓废为特征，以乌托邦为居所，最后致使艺术家本人与真实的分离达到令人无法忍受的地步，吸空了人的血液之后，留下了千篇一律的结局：发疯或者自杀。
——《活着与写作》
这样的观点传统悠久，尽管历代作家心目中的道德内涵并不一致。诚然，情况并不像一些批评家所形容的那么极端——艺术的自律并不意味道德的完全隔绝；可是，在另一方面，北村肯定也将事实简单化了。首先，艺术的意义同时还投射在艺术的内在逻辑之上。考虑到中产阶级的保守，庸俗与古典超味的呼应，种种惊世骇俗的艺术亵渎——例如猪尾巴作画或者展览大便——同时会有强烈的反叛精神。虽然摹仿的反叛可能加倍庸俗，但是解释这一切已经远远超出了道德范畴；其次，为了反抗理性的专制，艺术家的道德判断通常更为复杂。面对艺术、人性、理性、感性 之间微妙的互动关系，《最后的艺术家》缺乏相应的细腻。当然，我无意将北村拖入道德与艺术之间的理论纠缠，北村有理由按照自己的信仰坚持既有的观点。但是，恰恰在同样的意义上，下述结论与其说表现了理论的缜密，不如说来自信仰的激情：艺术无力成为一种理想，从而拯救一个时代的道德沦丧——这是北村对于艺术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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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到了北村出示答案的时候。
北村的答案很简单：投入神的怀抱。人类无法自己拯救自己，只有神的光辉才能指引人们走出苦难。所以，人必须皈依基督，皈依的表现是信。
《强生的婚姻》之中，强生临近结婚之际突然被生活抛弃，一切幸福都离他远去。绝望之际，神来到了他心间，他得救了。《消灭》之中的程天麻患了癌症。这不仅是一种痛苦的肉身折磨，同时还是莫大的精神恐惧。尽管他没有完全地信神，但临终之前神却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安慰。《孙权的命运》之中孙权因为误杀朋友而被判处死刑。他经历了可怕的无望和自暴自弃之后，幸运地遇到了神的使者。从此，他的灵魂找到了一个归宿，而肉体的结局已经不再重要。《施洗的河》之中刘浪自知罪孽深重，但他始终走不出罪孽的沼泽。同样是神拯救了他，让他在后半生明白了生存的意义。这些人是北村小说之中为数不多的一批幸运者。此外，像玛卓、超尘、孔丘、杜林、康生这些人只能永久地挣扎在茫茫的黑暗之中，直至发疯或者死亡。
至此为止，北村已经完成了生存——苦难——得救三部曲。虽然北村还将有许多小说问世，但在主题的意义上，他已经把该说的都说了。接下来轮到了人们表示赞成或者提出疑问——北村首先将遇到一些疑问。
或许，没有多少人能否认北村所揭示的苦难。的确，如同北村所言，这并不是电灯不亮或者豆腐太贵这一类琐碎的问题，这些苦难导源于精神深处真正的匮乏。无论是吟诗作画、腰缠万贯还是身陷囹圄，人们都不知道什么是他们生存的最后支撑。浑浑噩噩的日子一旦遇到一个适当的契机，这样的匮乏就会骤然显露，如同一个无底的深渊横亘在面前。事实上，人们对于北村的疑问集中在最后一部分——如何拯救。神的存在是否真实？另一个更为细致的问题是：北村所描述的苦难为什么必然导致他所说的基督——而不是佛、真主或者种种民间偶像？
在我看来，北村的小说很难负担第二个问题，这也许必须诉诸更为严密的神学论文。可是，这个问题的遭遇却会令人意识到，北要这批小说背后存在一个庞大的神学体系，这个体系与人们日常所遵从的知识体系存在许多分歧。
这可能让人们重新认识北村的某些小说所造成的分歧。不少人都曾对《施洗的河》的结局表示异议。他们觉得，刘浪得救与转变过于离奇，以至于背离了情节必然和性格逻辑。显然，这种判断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理性通常排斥了不可解释的奇迹的神谕。然而，对于北村所信奉的神学说来，理性的不可置信并不是怀疑的理由。在我看来，《施洗的河》的追问应当是连同这个神学体系的追问：如果神的确存在，他们为什么默许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南京大屠杀和广岛原子弹？神在这些残忍的时刻公然缺席，人们还能将神作为一种安慰和依靠吗？
《施洗的河》之中曾经出现类似的思想线索，但这部小说无力使之抵达思想的终点。北村的后继小说基本上回避了如此严峻的挑战。释除这个疑问之前，许多人很难像北桂那样产生虔诚的膜拜。
但是，即使对于神的存在与否存疑。人们仍就没有理由对北村的努力弃置不顾。无论如何，奥斯维辛集中营、南京大屠杀和广岛原子弹都是人的过错。这至少证明，人性并不是人类的最终依托。从弗洛伊德“死亡本能”的学说到世界大战的历史事实，人性的局限和黑暗得到了充分的暴露。这个发现致使人们具有不同于14世纪至16世纪人文主义时期的语境。现在的语境里面，人类的自信有的下降；某些时候，人类甚至从万物之灵的位置背后察觉到孤单无助。这使一些人期求着一个更高的意义给予指引。这样，古老的福音将带来安慰、爱和良知。也许，神的存在与否的辨析在这个语境里面不是那么重要，更为重要的是，哪种情况对于人类精神更有助益。换句话说，这个问题的意义已经从真的范畴转移到善的范畴。一些人或许无法从真的范畴说服自己成为信徒，但他们仍然可能将神学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向度予以关注。
人们至少可以在这样的意义上看待北村的答案，以及他宣谕这个答案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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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提到了北村的激情。这样的激情源自信仰。北村晚近小说的重要之处还在于，它迫使人们重新审定信仰及其对立面怀疑主义，审定两者在这个时代的根据。
信仰是宗教的一个显著特征。信仰是一种虔诚，一种维持，一种奉献，一种建构，一种如痴如醉的激情。信仰者如今已经颇为罕见了。信仰者时常遇到的问题是，如何保证他们所信奉的教义正确无瑕？如何对待信仰上的异见，避免思想乃至行为的专制、独断？
信仰者眼里，怀疑主义如同一个冷漠的幽灵。但怀疑主义的气氛正在四处弥漫。怀疑主义者时常表现出不信、疑心、理性、解构；怀疑主义者并不缺少机智和智慧，他们缺的是奋不顾身的冲动。信仰者经常不懈地抱怨怀疑主义者：他们为什么还在犹豫不决？信仰者甚至觉得，怀疑主义者是为了逃避时代的责任而不肯正面表态——他们因此对怀疑主义者的人格表示了怀疑。
然而，在我看来，怀疑主义至少是这个时代的一笔重要文化财富。如同北村的信来自一场切肤的体验一样，怀疑主义同样来自二三代人的血肉教训。从50年代至80年代，怀疑主义的欠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为什么熟知这一段历史的人都对崇拜有一种自觉的抵制——哪怕是对明星的崇拜？显然，怀疑主义已经成为一代人遏止盲目崇拜的一种文化品质。我愿意援引一位批评家谈论张承志时所得到的结论：“在我们这个时代，怀疑主义、不信从和否定的态度决非全是缺乏神圣感的表现。”④
在另一方面，20世纪出现的一批重要思想有意无意地支持了这种文化品质——我指的是从尼采到德里达、福柯这批思想家。经过尼采的“重估”、德里达的解构和福柯的知识／权力学说，一切都变得可以追问。传统所遵奉的种种前提都将在这种追问之中得到剧烈摇撼。《最后的艺术家》之中，有人问杜林爱不爱自己的孩子。杜林企图从文化和知识的意义上证明亲子之爱，这遭到了众人和妻子的唾弃。然而，人们又有什么理由阻止理性分析对于亲子之爱的入侵呢？即使人们选择了爱，这种爱也不是不可解释的——人们的确看到了这种爱所包含的社会原因；而且，假如这种社会原因产生畸变，亲子之爱将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例如北村的《大风》里面武则天与她儿女的关系。显而易见，这批思想家所提供的理论锋刃犀利无比。在他们的追问夹击之下，圣洁、良知、公义都可能变成一些困难的概念。这些概念的确切涵义是什么？在不同的言说者和不同的语境那里，这些概念的涵义如何统一？面临种种歧义，信仰者的激情很可能被导入模糊的前景之中。
北村的小说同时将他本人塑造成一个信仰者的形象。这种形象在怀疑主义的气氛之中分外有力。然而，在另一方面，北村能否从怀疑主义那里获得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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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奇怪，北村晚近小说之中的叙事革命已经中止。北村的小说恢复了朴拙的口语，并且常常通过角色的第一人称回溯叙述故事。这一切无不让人想到了许多古典作家的小说。叙事革命的意义在于颠复既存小说模式的权威，通过文本的自由另塑一个语言世界。然而，皈依结束了反叛。皈依是一个全面的顺从，皈依包括了语言的重新驯服。我在另一个场合曾经描述过皈依与叙事之间的因果联系：
……语言本身的激烈骚动隐没了，所有的语词开始遵奉常规的语义诉说某种生存真谛。仿佛听从了神的启迪，每个语词都平静地返回自己的位置，在一个权威声音的安抚之下安详地履行职责。能指无心继续炫人耳目地自我表演，因为终极所指辉煌地出现了。这个终极所指如此宏伟，以至于所有的能指如同百鸟入林似地隐入它的影子。在北村那里，这个终极所指无疑是主的旨意。他将自己奉献出去之后，他的小说承担起宣谕这个旨意的义务。这使他的小说恢复了深度。只要北村坚信自己的小说是福音的传播，他就可以依赖手边的语词。北村无须继续从事种种异常的叙事实验，因为他的叙事话语已经附着于最为始源的话语之中——“太初有词”。
——《沉沦与救赎》
若干年前，北村与格非通信时曾经说过，他力图完成两项任务：第一，避免故事内容的深度；第二，避免语言在社会语言大辞典中的深度。如今，他的看法几乎颠倒过来了：“我想，最好的语言是为了与对象达成和解（这与我数年前的观点大相径庭），而不是造成一种紧张关系。虽然紧张的关系会使语言有独特的力量，但我现在觉得最朴素的语言最好，能让读者最容易穿透而直接感知对象是最妥当的。”北村坦率地承认，这个转变的原因与神有关：“语言和对象紧张关系来源于人与神的紧张关系，这是需要和解的。”⑤然而，不论北村对于叙事革命持何种态度，这一点无可否认：叙事不仅意味着技术，叙事话语类型涉及到一个作家用什么来为世界塑像。
这样，我有理由表示，北村晚近小说的叙事话语颇为单调。这可以追溯到北村的主题探讨程度。他的视域之中，人物仅有两个类型：信，或者不信。前者将得到救赎，后者难逃劫数。过渡于两者之间的众多人物往往为北村忽略不计。对于北村的神学主题说来，两种类型的人物的结局可以将问题解释得更为明确；然而，他的代价是放弃中间人物所体现的矛盾心理和灵魂挣扎——而这恰恰显示了人性的深度。此外，另 些意味深长的主题很难纳入北村的视域，进入小说。显而易见，主题的明朗和简单的人物类型限制了叙事话语的丰富。这是北村的得意还是北村的亏欠？如果北村令仅将小说作为福音传播的工具，那么，明朗和简单表明了传播的成功；反之，一旦北村将文学视为首位，这样的明朗和简单就必须接受文学尺度的检验。没有人能够作出进一步的判断，只有北村自己。
注释：
①②《北村小说的图式》，《长城》1991年第2期。
③北村：《活着与写作》，《大家》1995年第1期。
④薛毅：《张承志论》，《上海文学》1995年第2期。
⑤北村：《活着与写作》，《大家》199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