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崎藤村的文学轨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轨迹论文,文学论文,岛崎藤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果我们要对日本近代文学史的形成作一番考察，那我们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忽视这样一位作家的存在的：他既是浪漫主义的重要诗人，又是自然主义的代表作家；他既经历了从浪漫主义向自然主义的转变，又实现了从心境小说向历史小说的飞跃。他，便是岛崎藤村。作为日本近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的文学轨迹是和日本近代文学的形成联系最密切的。正如中村光夫所说：“藤村是一个一心一意走上作为文学家的道路的人，他的一生……可以说是我国近代文学的历史的这样一位作家。”①那么，他文学上的一生究竟是怎样的呢？这便是我们所要探讨的藤村的文学轨迹问题。
一、从基督徒到浪漫诗人
藤村在文学上的探寻，是从成为基督徒开始的。
他于明治二十一年六月从牧师木村熊二那里接受了洗礼，但他的基督教受礼并没有特别深的动机或宗教心理。据《樱桃熟了的时候》，他只是想通过教会圣书发现异国情调和文学世界，而决非信仰本身。换言之，是对西方文明的向往使他成为基督徒。藤村在十岁那年便已离开家乡，只身到了东京。当时的东京正处在移风易俗的文明开化热潮之中，眼前的世界令一直生活在闭塞保守的木曾乡下的藤村眼花缭乱、耳目一新，并对他产生出无穷的吸引力。当时又是自由民权运动高涨之时，梦想成为政治家的他为考大学开始学习英语，并进了教会学校。对英语的学习，增强了他对精彩的外部世界（西方文明）的向往和好奇，使他想方设法谋求更多地了解、接触这个外面世界的途径。明治学院作为新建成的教会学校，虽说有着严谨、虔诚的清教特征，但其中充满了异国情调和文明开化之风，从而使他在读期间就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当时许多年轻知识分子也多是和藤村一样以基督教为先导成为欧洲文化的热烈的信徒的。象以后《文学界》的同人们都是受过新教系统的基督教精神主义洗礼的、有进步倾向的青年。藤村就这样卷入了欧化风潮之中。它象春风，象春雨，催开了他少年生命的勃勃生机，他显得活跃而又积极，甚至因此得了“补锅匠的扁担”这样一个绰号。
但是，由于高中考试的失败、思春期性的觉醒与基督教戒律的相克等原因，引发了他自己所说的“父亲遗传的忧郁”。为了摆脱这一症状，他迈向了与现实秩序迥异的美世界（后来的文学世界）。少年时代便远离双亲过寄宿生活对此也起了促进作用。
对美的世界的亲近，主要是指他对欧洲文学和元禄文学的亲近。一方面，明治学院时代他通过学习英语了解到了广阔的文学世界，其中心是当时广为流行的莎士比亚的戏剧。他亲近莎士比亚、拜伦、华滋华斯、但丁、歌德等的作品，并通过《英国文人传》等了解欧洲文学家的生活，对他们的自由主义思想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在同陈旧的封建思想、显身扬名主义、自私自利主义的尖锐对立和斗争中，开始探讨非“游戏”和非实用的尊重人性的确立自我的真正文学的意义和目的。这对他踏上文学之路和以后的文学创作都有很大影响。明治二十年代藤村从美国传教士那里获得他对欧洲的理解，而一旦读到莎士比亚、拜伦等，便在与信仰问题的矛盾中产生了烦恼。这种烦恼虽然还很弱小，但随着自我意识的觉醒，他很自然地接受了欧洲近代文学的影响，并使之成了自己日后创作的原动力。另一方面，日本的传统文学，包括万叶集、古今和歌集等和歌的世界，从源氏到西鹤的小说物语，在明治二十年代国风再兴之际，与前述的西欧文学平分秋色，并相安无事。在这种背景下，藤村把目光投向芭蕉代表的俳偕和西鹤、近松等的元禄文学，并从中发现了崭新的世界。他寄住的日本桥浜町保留有浓郁的江户情调，对在乡下长大的他来说，其刺激程度下不亚于文明开化风俗。这种对中世的兴趣，也是《文学界》同仁所共有的。吉田精一认为，“不只是西欧，还有日本的古典、尤其是中世的隐者文学，或带中世色彩的思想感情，作为一种异国情调正合乎他们的口味。了解西欧的美与自由的人所持有的理想与日本现实之间的很大背反，使他们在实际人生中清高起来，并带有厌世感伤的哀愁。”②对西欧文学和日本古典文学的同时亲近，使他逐渐偏离了基督的世界。
但最终使他脱离教会的还是他的失恋。受《文学界》同仁北村透谷主张的与现实秩序迥异的恋爱意义的感召，明治二十二年在明治女子学校教书的藤村很快陷入了与学生佐藤辅子的恋爱之中。由于对方已经订婚，藤村为这种无法结合的恋爱倍感到苦恼。恋爱的苦恼又促使他开始思考“隐藏在事物深处的意义”，并逐渐意识到与传统价值观迥异的新世界的存在。这一恋爱成了藤村的青春的决定性体验，也是他作为作家诞生的原点。他终于下定决心辞去教职，脱离教会，走出所寄住的吉村家，踏上关西流浪之旅去寻找这个新的世界去了。
作为基督教徒，他开始涉入文学领域，尤其是闯入了西洋文学的世界；文学上的尝试，却是在他脱离教会之后。从明治二十五年给严本善治主编的《女学杂志》投稿开始，他踏上了文学之路。然而，作为他文学探寻的起步，基督教对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正如他自己所说：“补给了我小小的观察力。”藤村以后在《破戒》为代表的文学创作中能充分剖析各种社会关系，批判其中的恶，并表现出的横向型艺术活动的特征等，正是基督教对他的影响所在。以藤村为代表的一批作家，“正因为他们都受过宗教的洗礼，故对人生的意义和文艺的价值都有深刻的见解，还专门吸取了西欧文艺的营养。由于信仰宗教，他们对中世纪的事物持有浓厚的兴趣和同感，他们认为与其去表现细节，还不如抓住文学运动以前的问题即自己最感痛切的问题，以尽可能诚实的态度把它们表现出来。”③也就是说，这个时期还为藤村以后关注自身生存问题的小说选材和客观描写的创作方法（自然主义方法）奠定了基础。
《文学界》的创刊既是藤村文学上的出发点，又是日本浪漫主义兴起的标志，藤村与这一明治划时代的文学运动的中心人物北村透谷的相识，更是促成了他的诗歌精神的形成。吉田精一曾指出如果没有北村透谷，可能也就不会有岛崎藤村了，这话并不过分。藤村正是在透谷的影响下写了一些诗剧和《怀人生之风流》一类评论的。正如透谷所称赞的那样，其中令人感觉得到的作者的强烈饱满精神，很明显有建造透谷所倡导的与现实秩序迥异的美的“理想世界”的意图。但它们都太流于观念性的“风流”观或被艺术至上主义支配，受透谷影响的痕迹十分明显。透谷死后，针对上田敏等的以远离真实为乐的做法，藤村则一直紧靠人生问题（透谷的现实世界），想以此来继承透谷的遗志。虽然他这样做并没有象透谷那样把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有机地结合起来，也缺乏高举理想之旗去与现实的矛盾对抗的尖锐，却是他一心想冲破“社会”和“家”的章法的压迫来延伸“生命之芽”的艰苦抗争。他就这样一边学透谷一边追求自我，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
促使他向诗人迅速转变的，是兄长事业失败、下狱所带来的经济困难，恋人佐藤辅子病死的打击和被朋友们疏远的孤独感等一系列原因。这时他读到卢梭的《忏悔录》并大受感动。于是开始了能表达自己苦恼的各种表现形式的尝试。经过小说（文言体）、戏曲、美文等的练习后，他终于找到了适合表达自己丰富情感的新体诗，并很快写了组诗《今夏》。这些诗虽充满新鲜的情感，但还有些稚嫩。真正标志着诗人藤村诞生的，则是他在明治二十九年九月到仙台赴任后写的《嫩菜集》。在仙台虽不到一年，但这里僻静的城镇生活使他的内心得以从繁杂的人际关系和生计劳顿中解放出来（他把这一解放形容为“生的曙光”），使他的诗情得以充分蕴酿。这年九月到次年三月他陆续在《文学界》上以《一叶舟》等大标题发表抒情组诗，明治三十年出版的《嫩菜集》主要收入了这个时期发表的五十一首诗。这里藤村的第一部诗集，出版后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作者在诗集中歌颂春天、歌颂恋爱、歌颂生命的充实感，表达了年轻的市民阶级从封建束缚下解放出来的欢悦，被视作导致日本浪漫主义全盛时期的划时代的作品，诗人藤村的地位也一举确立。随后他又出版了《一叶舟》、《夏草》和《落梅集》，进一步巩固了他作为诗人的地位。
二、从抒情世界到散文精神
岛崎藤村作为浪漫主义诗人在诗坛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是他偏离浪漫主义的抒情世界的开始。
首先从藤村诗歌创作本身来看，在《嫩菜集》中，他的作品与人生紧密结合，那种现世的、情欲的气息极其浓烈。《嫩菜集》作为一个诗集，却具有一般诗人所没有的那种故事性结构，或者说作为一首长诗，却具有诗剧的结构。这就证明了他本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抒情诗人。④这个诗集中有以六个少女为主人公故事性较强的诗，也有《暗香》《高楼》之类采取对话形式的诗，抒情有稍欠纯粹的一面，这可以看作是以前的近松的影响、诗剧时代的痕迹。“同时，《嫩菜集》虽然是一部歌颂热情的抒情诗，然而其中也表现出作者并不满足于仅仅作为一个抒情诗人的那种气慨。”⑤他认为诗要将抒情性和故事性两个要素并举，但终因无法摆脱这一想法而使自己转向小说了。
这一倾向想必他自己也意识到了，《嫩菜集》后不久，他很快就开始了口语体小说的尝试。他把用抒情诗无法表达尽的复杂感受用小说来表现。《假寐》试图将自己一生的混沌形式化从而引起重视，但由于森鸥外《云中语》的严厉批评以及《嫩菜集》的异常成功，他仍旧回到诗歌创作中来了。随着对社会现实的进一步深入的观察和体验，作者浪漫主义诗风，逐渐转化为现实主义诗风，歌颂生活在土地上的农夫的长篇叙事诗是其代表，说明作者的目光逐渐转向“劳苦大众”，开始直视人生和自然。《农夫》中主人公那种忍受种种痛苦而期待新的生活的憧憬，似乎也暗示着藤村自己的生涯。从创作这样一首长诗的计划本身来看，也不难使人感到他作为一个诗人已走到尽头，也是他将要转向散文创作的先兆。到了《落梅集》，则是作者面临与自己青春时期的浪漫主义精神诀别的时期。⑥明治三十七年《落梅集》的出版成了藤村文学生涯中决定性的转机。这以后他从情绪世界转向了现实世界，从诗转向了小说。也就是说，他告别诗坛，步入了散文世界。
他的这一转变，是由于他既非一个纯粹的抒情诗人，又不满足于仅仅作为一个抒情诗人，时代也不能使他长期作一个抒情诗人所致。“和独步等人相比，他的兴趣不仅仅在自然界，而是更接近于人类社会，他的感情和感觉是比较现实的。”⑦随着其现实性的进一步强化，缺乏理想主义的他便很难产生诗的激情了。“而且，他具有充分的自知之明，在诗人的道路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之后，一旦把自己的兴趣转向客观地观察现实世界的方面，就不惜立即抛弃诗歌而转向小说创作了。”⑧
再从浪漫主义在日本的命运来看，森鸥外的《面影》、《舞女》等作品是它在日本的萌芽，不久后《文学界》的同仁们主导了初期浪漫主义思潮。其核心人物北村透谷主张思想上的彻底自由主义，兴起了一个新浪漫主义运动，给当时的文学青年以很大影响。但是，由于军国主义、封建主义、金权主义、功利主义的日益横行和自由民权运动的失败，透谷所代表的热情洋溢的浪漫主义为当时社会所不容而被抹杀，正如透谷所说：“我想毁了整个世界，世界却毁了我的心。”透谷的自杀意味着浪漫主义在日本的失败，他所代表的浪漫主义也在甲午战争之后趋于分裂、改观：高山樗牛在高唱国家主义思想中宣扬日本主义；上田敏逃进艺术的象牙之塔；明星派陷入颓废的享乐主义……藤村虽然想继承透谷的遗志，但他又缺乏透谷的战斗性和革命精神，既无法继承透谷的理想世界，又无法直面透谷的现实世界，更不用说象透谷那样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了。这样，透谷的浪漫主义精神在藤村那里也得不到延续。而且，浪漫主义在日本的出现本身就存在变种的问题，以“自由、平等、博爱”为象征的欧洲浪漫主义精神始终就未曾在日本得到完全的体现。在自由民权运动屈服于专制主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封建旧家庭传统得以持续的社会背景下，这种精神是很难维系的。《嫩菜集》的作者受到这种现实的束缚，使他无法象他所喜爱的诗人华滋华斯那样写作，因而不能不慨叹“新诗歌的时代”有如“美丽的曙光”，同时也存在着“近代的悲哀与烦闷”。日本的浪漫主义变得软弱无力，而且很早就孕育起颓废倾向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总之，随着整个浪漫主义在日本的变质、失败，藤村自然也不可能继续沿着浪漫主义的路走下去。原来浪漫主义阵营中的人物结局各异，而藤村则由于他对现实的接近而逐渐迈向散文世界，并在自然主义影响下朝新文学方向迈进了。
当藤村在诗歌上陷入困境的时候，正是欧洲自然主义开始明显影响日本文坛的时候。
以明治三十七、八年的日俄战争为契机，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近代国家体制基本形成。随着阶级分化，工人运动也日趋高涨，社会各阶层明显地充满了理性的、现实的精神。这必然要制约文学史的动向。新时代的潮流已经使文学家们不能再停留在感情至上主义、理想主义的态度上了，企图如实地观察和掌握现实的思想变得强烈起来。“在明治三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初的这一近代文学史上划时代的时期，每个文学家都下决心在意识上与前代的文学断绝关系，显示出比起形式和传统来更注重自己的内在必然性、比起情绪来更注重理性、比起虚构来更注重真实等一系列显著特征。”⑨左拉所倡导的自然主义正与之一拍即合。它主张把丑恶的东西和阴暗面拿到光天化日之下按其本来面目进行观察和分析。它不是对社会和人心的黑暗面的回避，而是正视它，并原封不动地描写出来。日本的自然主义便是以这种现实的精神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作家们从耽溺于大自然的境地的感情至上主义中摆脱出来，正视充满苦恼的人生；对人和现实社会实证地加以研究、探讨，进行藤村所说的“练习写作”。这就是这批作家逐渐明确的态度。这是从浪漫主义进入自然主义的步伐，也是从浪漫主义的诗歌精神进到现实义的散文精神的步伐。藤村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藤村在《落梅集》中，一面对即将消逝的青春抒发无可奈何的怀念和向往，一面歌唱劳动的欢乐，逐渐加强现实主义的倾向。在这里，他显然已经开始摸索散文的写作方法：要用散文来写认识到的客观现实，首先得从细致观察大自然、然后加以准确描写开始。《落梅集》出版后，藤村沉默了两年多时间，他在冷静地进行向小说转变的准备。他以自己在信州农村接触的人们的生活为题材写的《千曲川素描》标志着作者在创作上的转变，“标志着作者由一个浪漫主义的热情诗人成长为现实主义作家的开端”。⑩一方面在他的诗歌加入了从来没有过的精致的具体性，另一方面也成了把他从诗里拉开的原因，不久他甚至表示“小说是表现我的思想的最合适的形式。”于是，他写了一些与他复杂思想相对应的小说，如《旧主人》、《水彩画家》等短篇，并在明治三十九年集这类千曲川畔传奇的短篇小说之大成，写成了那部乡土气息非常浓厚的皇皇巨著《破戒》。
这部巨著之所以能出现，是与前面提到的自然主义思潮的影响分不开的。同时，藤村还致力于从福楼拜、莫泊桑、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等外国文学家那里摄取养分。《破戒》被看作是深受《罪与罚》的启发的作品。一直谋求生命的解放的藤村在朋友田山花袋作为从军记者踏上战场之际，他就继承前辈透谷的遗志，把人生看作一大战场，认为自己就是“人生的从军记者”，在那里尽一个文学家的本分。他在明治三十七年开始构思《破戒》时，以往在小诸时所见所闻的被歧视部落的悲惨生活以及《出自一个部落民的教育工作者的话》等文章唤起了他对社会偏见的愤怒，从此受迫害的人们的悲痛与他时常感觉到半封建家族制度的压迫而产生的感受吻合了。他说，“我决心用自己里里外外崭新地抬起头来的旺盛精神贯穿这部作品。”(11)他以后的回忆表达了他当时的气魄。他就是怀着这种人生战场上的随军记者的决心坚持写出《破戒》的。这部作品写的是出身“秽多”的部落民濑川丑松遵照父亲的教导牢守出身秘密，但在新思想及正义感的鼓动下、以同是秽多出身的猪子莲太郎为榜样，终于冲破父亲的戒令而向社会公开自己出身秘密的故事。作品对日本现实社会作了一定程度的批判。也正是这一点，使得这部作品具有现实主义的光彩。它成为日本文学中使罕见的外部社会现实与内部心理现实得以平衡的真正的长篇小说。《破戒》可以说是日本自然主义文学运动的正式起点。藤村把近代自我虽已觉醒，却不能纳入日本社会的自己的心情通过受到社会歧视的青年丑松表现出来，使当时的人们深受感动，并引起文坛的广泛注意。《破戒》被称为“明治时期内的第一部小说”，是“最早非常明显地阐明了自然主义文学色彩的作品。”(12)它的出现，标志着自然主义在日本文坛的正式确立，也宣告了日本近代文学的形成。而对藤村本人来说，这是他从抒情世界败下阵来后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建立了他的散文世界的作品。他因此完成了从抒情诗人向散文作家的彻底转变，并成为其中的佼佼者。
三、从散文世界到内心世界
《破戒》出版后虽然受到广泛的欢迎并获得一致好评，但对于这部小说的主题却一直存在着两种迥然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这是一部把深受不公正歧视之苦的部落民的形象作为社会问题加以捕捉，从而对社会偏见提出抗议的社会小说；另一种则认为，这是一部自我告白小说。丑松的心可以理解为企图从以父亲为权威的封建家族制度的压迫中逃脱出来的藤村的自我解放的苦恼，这一苦恼贯穿在以后的自然主义文学中。
“这部小说通过丑松这个人的发展过程，用写实的笔法描写觉悟了的丑松同压迫他的封建现实社会之间的冲突；同时通过已经觉悟过来的孤独的先躯者同半封建的日本近代伦理之间的纠葛，从广阔的社会范围来反映尊重人权的要求，因而也是一部优秀的社会问题小说。”(13)这些正是持第一种观点的人们的理由。也就是说，《破戒》有批判现实主义的要素。在某种意义上，它是日本近代文学中不可多得的批判现实主义的佳作。
但是，藤村早在年轻的时候就读过卢梭的《忏悔录》，学到了在坦白真实情况中谋求自我生存的方法，所以不能忽视这部作品的另一个意图，那就是在丑松的坦白中也包含着作者本人自我坦白的要求。吉男精一曾指出，这一部作品虽然“体现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但“其中包含着出于藤村自己的性格而隐藏在心底的痛苦的自白，以及企图通过把这种难言之隐自白出来而求得出路的心情。换句话说，这里表现了这样一种倾向，为了要把自己的内心世界小说化，也就把个人问题社会化了。”(14)丑松在公开身份秘密之前的内心苦闷是与藤村处在阴暗的现实的社会里无可奈何的青春苦闷一脉相通的，他就以这种形式把它变成了社会的苦闷，从而使这部小说具有了告白小说的性质。小说的矛盾性正是体现在这种社会批判和自我告白的兼备上。这说明藤村既继承了批判现实主义，同时又偏离它而转向内心世界的倾向。在《破戒》中已经产生的批判现实主义的萌芽，无论岛崎藤村也好，后来的自然主义也好，都没有使它发展起来，却同样地“沦为狭隘的身边小说”了。藤村依照《破戒》中的自我告白倾向发展下去，又写了《春》、《家》、《新生》这三个长篇。。他没有再象《破戒》那样虚构丑松这样具有反抗性的主人公，而完全是以自己的个人经验为中心谱写自己的人生记录。作者抛弃了《破戒》的社会性和批判性，走上了自传性的自我坦白小说之路，从而完全进入了自我内心世界。
何以会有这种变化？有人认为直接的原因是田山花袋的《棉被》的出现。“……它把描写局限于肉欲，为记载身边琐事的私小说开辟了道路。”(15)“《棉被》和《破戒》，它们那种自我告白的内容和性质是共同的。但以《破戒》来说，它和作者本人的生活并无直接关系，写的是深刻的社会问题，而《棉被》则仅仅直接接触到作者自身的经验，显然它的面是非常窄的。”(16)但“从这里也就树立了后来那种从小说中把传奇式、空想式的东西驱逐出去的自然主义的基本方法。”(17)《棉被》出版之后，很快就销售一空，并成为新文艺思想的先驱而获得很高的评价。由于对它的评价太高，以后人们逐渐认为，自然主义的小说就是这样不作任何批判而如实地描写作者自身所实际经验的私生活。它的出现，实际上给日本的自然主义规定了方向。在《破戒》中已显露出自我告白方式的藤村因《棉被》的成功而毅然朝着这条最能表达自己的道路走下去。继《破戒》之后，“藤村的下一部作品《春》以自己的青春期为题材，是一部自传性作品，描写了集合在《文学界》周围的青年群体的悲欢。它与田山花袋的《棉被》如出一辙，日本自然主义作为自我告白的文学结出了果实。”(18)
藤村向内心世界趋近，除了在表达方式上得到《棉被》的鼓励外，还与自然主义在日本的变异有关。自然主义在日本没能继承正统现实主义的传统，却由具有社会批判性的《破戒》变异成《棉被》、《春》这样的私小说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在日本开批判现实主义之先河的，是坪内消遥和二叶亭四迷。但是，由于下层的自由民权运动在明治专制主义政权的镇压下失败了，刚刚起锚的批判现实主义之船很快便搁浅了，并被后来的砚友社风俗小说歪曲成肤浅的写实主义。到了明治三十年代下半期自然主义蓬勃发展时期，作家们才再度产生用新的观点来描写社会现实的意图。从浪漫主义中成长起来的一批作家在自然主义影响下开始正视人生的苦恼，对人和现实社会实证地加以研讨，迈向了现实主义，并出现了《破戒》中的批判现实主义因素。但是，同样由于自由民权运动的失败和天皇制的枷锁，以及半封建制的家族制度的压迫，这种因素是不可能强劲发展起来的。从丑松的下决心破戒却又忏悔求恕便可说明这一点。而且，由于藤村不愿与吞没透谷的社会正面冲突（透谷的自杀促使他形成了对社会消极反抗的人生态度），他以把个人问题社会化这种自我告白方式使作品的批判现实主义性质变得模糊起来。”在日本的文学中，没有象西洋文学中那样的反抗性和积极性，但值得一看的是，日本怎样把自然主义变成了日本的自然主义。”(19)田山花袋的这段话，充分说明正是自然主义作家们的妥协性和消极性（这也存在于传统日本文学中）使得批判现实主义无法充分发展，并会在《破戒》以后的藤村文学（自然主义文学）中逐渐消失，并导致自然主义在日本的变异。同时它又是同这样一种形势相呼应的：由于日本资本主义以日俄战争为契机猛然进入到帝国主义阶段。这一历史原因使近代市民文学失掉了向前发展的可能性。藤村文学的转变，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和文学背景的双重影响下求得适应和发展的一个体现。
藤村转向自我告白式的内心世界，又深受浪漫主义时期文学的影响。藤村、花袋、独步共有的一种抒情性，是与日本自然主义主流相关的基本性格，反映出他们均从浪漫主义出发的这一事实。由小杉天外等进行的左拉式的尝试，未曾形成一个运动而迅速退潮，说明左拉式的科学理论因为在落后的日本社会行不通而被取消了。当这些尝试者自己转向通俗小说后，日本自然主义便以浪漫主义作家自身转变的形式形成。于是，自然主义被赋予一种新的含义：以人类的内心观照和主观表现为原则，“自然”则从客观现实中被隔离了出来，包含在这种对现实的主观幻想里，是日本浪漫主义作家特有的自白和抒情性表现，结果就形成了这种独特形式的日本自然主义。这是一种以卢梭式的无拘束的自我暴露、热烈的抒情风格和偶然性的自我怜悯以及所谓“近代自我”现代个性进行伤感性的探究为其特征的自我告白，是浪漫主义本来的唯我性的归宿，也可以说是他们尚未完成浪漫主义确立自我的主张在散文方面所作的回答。从这个意义上讲，藤村在《破戒》以后的小说创作中转向内心世界的自我告白，可以理解为他对浪漫主义的回归，或者说是浪漫主义在藤村身上的继续，伊藤整认为他在《破戒》中所表现的为追求真实和自由而抛弃古老的戒律和束缚的主题，本身就是一种浪漫主义冲动的创作化。广而言之，也可以把日本自然主义（私小说）看作是日本二十年代浪漫主义继续发展的一种结果。
藤村抛开社会批判性而沉迷在自我告白的世界，还因为自我告白这种方式能缓解生存危机和紧张心理。明治社会虽已向近代社会迈进，但仍是一个尚未完全摆脱封建陋习的陈旧封闭的时代，象透谷、藤村他们的思想和精神当然不会受到社会的欢迎，他们当中甚至有人感叹“我们恐怕是出生得有点过早了。”这种觉醒者的悲哀与严酷现实的压迫，使得缺乏与社会现实对抗精神的藤村们采取妥协和压抑自我的方式，这样虽然保持了与外界的平衡，却增加了内心的重负，在沉重的心理压力下他们只有通过倾泄内心苦闷即自我告白的方式来求得心灵上的些许轻松。因此，自我告白也是藤村们发自生命的内在要求。“私小说”是日本现代作家极端个人的、自我满足的狭小世界的一种产物。同时，它也与传统日本文学缺乏社会性、多写个人内心的性格有关。
总之，由于上述原因，终于使得藤村从《春》开始，迈向了以内心世界为主的自我告白小说之列。在《春》中，藤村已明显失去了《破戒》中虚构的可能性。在此意义上这篇小说成了象征日本自然主义文学转折的分水岭。它使藤村的创作从散文世界缩小到了自我的内心世界，《家》、《新生》成了表现这一世界的代表作。
四、从小自我到大社会
藤村在躲进个人的狭小的内心世界之后，继续沿着《春》的自我告白小说方向走下去写了《家》；而后写出的《新生》既是他沿着这一路线走下去结出的硕果，又是他个人世界已到尽头的暴露。
他在写完《家》后由于社会、家庭的变化而感到了疲劳和倦怠。写《家》时正是岛崎家的没落时期；高濑慎夫和妻冬子等亲人的相继去世，使他深感人生的寂寞与悲哀。为两个孩子的日常生活而操心所带来的烦躁等，更使他倍感身心倦怠和疲劳。他不断走笔以驱走之，但它们仍沉重在压在他的身心上。
其次是他的颓废。藤村的颓废甚至可以追逆到浪漫主义时期。而近代的悲哀与烦闷，作为《家》中三吉的认识也写到了。从作家的角度去“凝视事物的内部”的结果，是他不知不觉地成了“以观察本身为业”的人而陷入了无动于衷地看对象的“静物的地狱”之中。而这种颓废，正如岛村抱月在《怀疑与告白》中所描绘的，是到达现实的真而欲谋求“生的充实”的自然主义者们共有的陷阱。已过不惑之年的他们对一成不变的人生和因此势必在家庭、文学上都一筹莫展的自己感到焦躁不安是毫不奇怪的。《柳桥素描》中也很明显，藤村已经意识到这种内在危机家逐渐转向波德莱尔、王尔德、莫泊桑等欧洲世纪末艺术流露出的颓废中去了。
处在如此疲惫和颓废中的藤村，又在四十五年五月与侄女驹子犯下了乱伦的过失。这既是他自我小世界已走投无路之后的自暴自弃之举，也因此引发了作者生存的危机感。为了摆脱这一危机，大正二年四月，藤村搭上法国船西蒙号从神户出发，只身踏上了法国之旅。表面上是听从朋友中泽临川的劝告的外游，实际上迫在眉睫的原因却是耻于因驹子怀孕而行将暴露的大逆不道行为，于是将善后处理的事宜托付给不给愿家丑外扬的哥哥广助。自己则远离家乡亲人隐身海外。这一举动，我们可以看作是因处境的危机使得藤村从中跳跃出来，并试图从此告别过去以建立新的生活的动力。也是他通过旅行谋求解决问题的以获得新生的生存方式的又一次体现。到此为止，原先沉浸在自我内心世界的藤村因“新生”事件终于得以走出其中，法国之旅把他带进了一个五彩缤纷的大千世界。他的视野骤然扩大，开始关注广阔的外界和社会生活了。尤其是他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了东西文化的比较上，更促使他走出过去的小天地，步入了包罗东方西方、近代古代以及民族文化等的纵横世界里。
他在巴黎的所见所闻及所想在《和平的巴黎》、《战争与巴黎》的通信汇编中有充分体现，其中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东西文化的比较。这个城市的建筑不仅保留着传统，还吸收了近代价值观，并显得十分和谐，从这一点，藤村意识到了这个国家的古典主义与日本的差异，于是，“日本的十八、九世纪的与西方的十八、九世纪的比较研究”——即东西文化的比较成了他研究的课题。早在《文学界》时代在美国新教的影响下他曾有过这方面的念头，而当他从日本来到法国开始亲临其境的生活后，更促使他去反省传统与创造的关系，意识到明治时期对西洋文化囫轮吞枣式的处理的不妥，并痛感“正确判断自己的能力和批评的能力”的欠缺。这些思考导致他对日本传统和民族性的重新思考，于是在日本何为国粹这一问题成了他晚年最大的关心所在。《黎明前》正是他作为对包含明治维新及父亲经历的“十九世纪日本的考察”的结晶。对东西文化的比较思考，使他冲破个人小天地的束缚，投身到了社会历史的广阔世界之中。
但是，这种从小天地到大世界的过渡在付诸实践、尤其是进行文学创作时，却决非轻而易举之事。他为寻求再生而去巴黎，三年法国的生活也确实使他获得了解放感和新生的力量。但当他大正五年七月回国以后，很快便又卷进了出国前的“家”中，昨日重来，使他无计可施。首先是经济上受到广助的敲榨而加重了负担；其次是与来帮忙的驹子旧情复燃，他再次掉进了无可救助的性的陷阱，生存危机再次来临，一筹莫展的他再度颓废起来。
反映在文学创作上，则是表现出迂回前进的特征。先是一直凝视狭小的“家”的内部的他因在回国后不久写的《致海》中获得了对辽阔的外部世界的眺望而倍受瞩目。这是法国生活在他文学上的首次反映。作品以为寻求从颓废中复苏的机遇而出航的主人公在接触到殖民主义和欧洲古典主义之后，得出必须在把本国相对化的同时致力于“日本国粹”建设这一结论为主题，可以视作藤村法国之行结出的硕果，也是他迈向《黎明前》的第一步。但是，由于前面提及的原因，他接下来并未朝前迈步，相反退回到了出国前的创作状态去了。他在随后写的《樱桃熟了的时候》则是以从明治学院时代到《文学界》创刊后动身去关西漂泊这段经历为素材的自传体小说，在某种意义上是《春》的序曲，反映了这一时期作者的苦恼，有着与不久后写的《新生》世界相通的性格。大正七年发表的《新生》，是一部赤裸裸的自我告白小说，在当时引起很大震动。从他的文学发展轨迹来看，这是一次十足的倒退。但从作者的写作动机来看，却是以退为进，先退后进，即为解决《樱桃熟了的时候》中出现的倒退问题而倒退。《新生》不只是彻底忏悔，还想究明作为时代思潮覆盖在他们自己身上的颓废问题。通过忏悔，与过去彻底决裂，从而获得在恋爱上，和金钱上的自由摆脱广助经济上的纠缠并结束了与驹子的乱伦关系，回复到在欧洲时的思想精神状态中去。
事实与如他所期望的：由于《新生的》的发表他把自己的问题划了个句号，获得了在巴黎时发现的“回生之力”和“新生”——与广助绝交使他摆脱了负罪感和经济上的纠纷，并得以跳出旧式封建家族的束缚，从而产生了“来到了辽阔的自由世界”的切身感受；《新生》发表后驹子被送到台湾伯父那里，从而实现了他与驹子的彻底分手，摆脱了他在性方面的困惑。可以说，他的坦白反而因其诚实而获得很高评价，他因此摆脱了一生中最大的危机，得以抛开沉重的个人负担（生存的苦恼），真正向《黎明前》进发了。
藤村在《新生》之后写的《暴风雨》可以视为《黎明前》这部大作的准备期（过渡期）。它宣告与父与子心情相通的新“家”的成立，成为他朝“父亲及其时代”出发的步伐。这是他的法国生活、东西文化比较以及对十九世纪的日本的考察的结果的最初显示。在这部作品中，藤村开始摆脱“自我告白”的束缚，《暴风雨》中的“我”既不是和藤村的个性准确无误地重叠的人物形象，而且也没有将主人公的生活轨迹彻底刻画出来。这里所描写的“我”。只是藤村的一部分放大形成的虚构的“我”这一点和《破戒》中丑松与作者的关系是很接近的。《暴风雨》中“我”的青山姓后来被《透明前》的主人公继承了，它所象征的父子关系等也在《黎明前》中得到延续。作品所借助的从新的青山家建立起来的“我”的心情，同时又是朝《黎明前》动身的藤村的心情。
《黎明前》写于昭和四至十年。它以藤村父亲岛崎正树的形象塑造了青山半藏并以他的一生为轴，描写从黑船渡来的嘉永六年(1853)到明治政府的绝对主义性格基本确立的明治十九年的近代日本的胎动期的历史小说。这部作品不仅在份量上与近代日本小说相比显得格外突出，而且在情节上、内容上也有着无以复加的规模，是一部多层次如实描写从幕府末到维新的日本动荡时期的历史断面的小说。它既是藤村最高成就的作品，也是近代日本文学产生的为数极少的杰作之一。通过这一作品，藤村实现了他对大社会的“回归”。同时，藤村在文学上的探寻，到此才找到归着点。他因此不仅较好地解决了传统和创造的关系，也找回了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所唤起的真实性原则以及早期政治小说所注重的社会政治意识，从而使他的文学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藤村沿着这一方向继续写了《巡礼》和《东方之门》，所关注的都是西洋文化冲击下的日本传统和民族性的问题。令人遗憾的是，他摸索到的这一文学方向并未给以后的日本近代文学的发展造成多大的冲击，日本近现代文学的主流中私小说的成分仍很浓。但是，反过来更说明了藤村这一文学方向的重大意义。
总之，藤村的一生，是不断进取、不断探索的一生不只是探索适合自己的文学道路，同时也是对日本近代文学的发展方向的尝试。他先后投身于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和私小说等方面的尝试，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他并不满足于此，而是继续探索，并找到了历史小说作为他文学上的归宿，他在文学上的多次变化和探寻真可谓“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经历这么多变化的人恐怕也只有他了。他的这种追求，既是他出自内在生命的要求，也是日本近代文学的发展使然。同时，他的不懈追求也对日本近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从浪漫主义到自然主义，从心境小说到历史小说，经历明治、大正、昭和三大时代长达五十年创作生涯，藤村在日本近代文学经历的所有时期都作为璀璨的明星发出过耀眼的光芒，因此他的文学生涯也是一部近代日本文学的断面史，我们从他文学上的探寻不仅可以深入了解藤村文学的发展轨迹及其原因，还可以进一步加深对日本近代文学的历史演变的认识，并由此引发对藤村文学的实质及日本近代自我的形成与近代文学的形成的关系的思考。
注释：
①中村光夫《明治文学史》，筑摩丛书1963年版，150页。
②吉田精一：《近代文芸评论史》，明治篇，至文堂版，478页。
③④⑤(12)(14)(16)(17)(19)吉田精一：《现代日本文学史》，齐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30,41,42,59,53页。
⑥⑦⑧陈德文：《日本现代文学史》，南京大学出版社，45-47,45页。
⑨奥野健男：《日本文学史：近代与现代》，中公新书版，50页。
⑩刘振瀛：《破戒》中译本《前记》，人民文学出版社。
(11)十川信价编：《岛崎藤村》，角川书店版，12页。
(13)(15)西乡信纲等：《日本文学史》，佩珊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83,284页。
(18)市古贞次：《日本文学史概说》，倪玉等译，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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