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对经济结构影响的动态分析_农民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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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前30年的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经济结构转换迟缓。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大量转移,对农村经济结构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结构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农业种植结构、乡镇企业发展和经济发达地区产业结构。

一、农业剩余劳动力在农业内部转移:家庭农户向农业经营大户蛹化

这种农户内部转移,实质是农户内部的一种农(种植业)、林、牧、渔的分工分业。它也是农业劳动力就地转移(向乡镇企业转移)和异地转移(向邻近城镇与沿海发达地区转移)的起点。

1.家庭农户和农业经营大户经济行为一般概述。

从事农业生产,需要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其中资本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机械动力性质的资本投入品,如运输机械、耕作机械;另一类是资本投入品,属农业生化性质,如化肥、农药、良种和农用薄膜等。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未大量转移前,资源要素特点是劳动力非常丰富,土地较为短缺,因而形成了传统农业的精耕细作。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行,确立了家庭农户的市场主体地位,明晰了劳动力劳动付出与农产品收成之间的关系,充分调动了农民务农积极性。实践证明,土地产出率与农地经营规模没有显著的联系,农户小块土地经营规模并不构成对土地产出率提高的实质性障碍。只要保证有足够的第二类生化性质的资本有效投入,具有充裕劳动力资源的家庭农户完全可以实现较高的土地产出率。所以家庭农户可采取以劳动力投入为主的微观经济配置行为。

这里的分析,暗含一个前提,即农业内部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在现有的技术水平条件下,劳动力与土地占有量刚好处于均衡状态,因而能够产生最佳的土地产出,然而农业生产的特征决定了农业劳动时间与生产时间不一致,农民季节性空闲是显而易见的,更何况农村地区庞大的人口基数,加上过去一段时期出现人口失控,导致农村地区存在非常丰富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因而上面分析中,假设农业不存在剩余劳动力,与现实情况不符,其假设前提需修正。

如果考虑到农业剩余劳动力大量转移,那么土地适度集中是有可能的,也就是说有一批农业经营大户将从家庭农户中蛹化出来。这种经营大户可能按照现代农作制度进行经营,以获取利润为主,劳动支出以雇佣劳动为主要形式,其经济行为将按照边际产出大于或等于工资成本进行。农业经营大户为了达到利益最大化目标,将在资本投入与劳动力雇佣支出中进行抉择,实现两者的合理组合。

2.农户经济行为数理分析的假定前提。

在分析农户及农业经营大户的经济行为之前,我们作以下假设:

一是经营大户土地经营年限达20年以上,即土地制度是长期稳定的,可以产生长期投资行为;二是在劳动力转移的情况下,农业雇佣劳动力工资水平具有弹性,不像刘易斯(Lewis)笔下的具有无限劳动力供给下的工资水平(即恒定不变);三是国家对农业尤其是粮食作物,实行优惠政策,保护农业生产。这将为农户经营提供一个合适的外部环境。

依笔者在鄂东平原的实地调查,在现有农业技术水平条件下,一个成年劳动力耕种20亩土地,是其经营规范极限,且以精耕细作和使用兽力为主要特征。因此,我把耕种低于10亩土地的农户,称为典型家庭农户经营;耕种10-20亩土地的,可以自己耕种,但到了农忙季节,需要雇佣帮工;耕种20亩以上土地的,既要雇工经营,又要添置一些机械设备,如排涝、抗旱设施、动力机械等。下面具体分析上述三种形式。

(1)典型家庭农户经济行为的数量分析。

其行为类似于图(一)中A点所示,劳动投入较多,资本投资较少,L[,1]是其生产可能线。这是因为10亩左右耕地的农户,一个劳动力完全可以承担,农忙时家庭成员也可以帮忙,其生产经营成本是既定的,在收益最大化原则指导下,其经济行为将有如下特征,以数学模型表示:R=PM-C

R代表利润,M是粮食产量,P是销售价格,C是生产成本。

对上式求导:dR/dM=P,该式表示边际产量等于销售价格。这里C既定,假设P也既定,那么决定利润R的因素是粮食产量M,只有用增加产出的办法,才能增加利润(农业剩余)。

(2)10-20亩经营农户经济行为数理分析。

这种情况下的农户,一般是自己投入劳动,但在农忙时节需雇请帮工,其生产行为界于家庭农户和农业经营大户之间。

设农户利润R=PQ-C(Q、K、B)-W(B)-Z(K)

dM/dB=-dC/-dW/dB=0

dC/dB+dW/dB=0

dM/dK=-dC/dK=dZ/dK=0

dC/dK+dZ/dK=0

这里W(B)是组织管理费用,Z(K)是提取的折旧额,在劳动力的边际效益与边际成本相等,资本规模增加的收益与提取的折旧之间相等时,经营者获取的利润最大。

(3)20-50亩农业经营大户经济行为数理分析。

其经济行为类似于图(一)中B点,即经营大户倾向于使用资本投入,而不是大量劳力投入,资本的边际生产率(MK)小于劳动的边际生产率MN。而且我们认为,经营大户此时已经具备了规模经营条件,可以把农业作为一项产业来经营。

设经营大户利润R=销售收入PQ-生产费用C(Q、K、N)-组织管理费用W(N),其中影响生产费用C的三因素是:产量Q、资本K、劳动力N;影响管理费用W(N)的因素是劳动力数量N,现在考虑利润最大化条件:

设dC/dQ>0(产量增加,成本增大)

dC/dK<0(资本投入增加,成本降低)

dC/dQdK<0(产量和资本增加,成本降低,主要是由于生产力水平提高)

dC/d(N)>0(劳动力增加,成本增大)

上式对Q求异:并令一阶偏导数为零。

dM/dQ=P-d(C)/dQ=0

dM/d(N)=-d(C)/d(N)-dW/d(N)=0

P=dC/dQ=MC(1)

dC/d(B)+dW/d(B)=0(2)

从上述两式可以看出,利润最大化条件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规模有紧密联系。土地增加导致的边际效益与因土地增加导致管理边际费用相等时,经营大户的利润最大。

可见,在农业生产领域,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通过改变农业经营规模,从而调整农业经济结构的。

二、农业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劳动密集型乡镇企业的兴起

80年代初,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劳动力,除一部分外出打工外,事实上也有很大一部分在乡镇企业就地转移,这些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劳动力充当了乡镇企业的主力军。

乡镇企业的性质,按其劳动力——资本比例关系,可以分为:资本密集型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在我国农村,几千年来的封闭性小农生产,近百年的战乱,解放后特定的政治、经济和国际环境,加上长期以来“左”的思想的干扰,致使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根深蒂固。农村要走向现代化,工业化是绕不过的难关。现阶段我国许多乡镇企业科技力量薄弱,资金比较匮乏,发展资金密集型企业困难很大。现实的客观条件,决定了农村地区要兴办乡镇企业,唯有以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要形式。同时,农村地区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兴起与壮大,也具有一系列的有利条件。除了国际上产业结构调整,城市国有企业经营机制转换迟滞,发展乡镇企业面临一些有利时机外,乡镇企业获得发展最主要的原因是它符合我国实际,利用了丰富的较廉价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资源。

1.劳动密集型乡镇企业与国有企业就业能力的比较。

可以说乡镇企业的兴起,与农村乡镇企业劳动力工资非常低廉分不开。

为了证明这个观点,我们不妨作一个比较,假设存在一个乡镇企业和一个国有企业,其他条件均相同,只是劳动力成本有差别。

从中国农村的现状我们了解到,农村青年务农的积极性是较低的,这与务农收入低、农村闭塞落后、发展机会少有关。因此,乡镇企业的兴办,就为这些农村青年提供了一种机会。只要能当上工人,工资的高低是次要的事情。这就是中国农村的现实。农民的解放,首先是身份的解放,其次才是经济上的富足。因此,我们可以设计一个模型,假设乡镇企业工人工资比较低,只维持其温饱水平。

一个乡镇企业,假如其工人都符合上述假定,其利润总额R=PM-C(M,N),N是工人人数。这里我们假设C(M,N)是固定的,而且人均成本C/M是足够低的。如图(二)所示,工人工资是固定的,如图中M,N,横轴表示劳动力人数,R(N)代表企业盈利,这里R是N的函数。按照新古典理论,假设R(M)有足够弹性,那么边际工资=边际收益。在此情况下,可能的选择是提高工资水平,到OA;或边际成本呈递增趋势,如图中L[,1],相应就业量就是OP或OQ,均小于OR。可见工资水平的提高,导致边际成本上升,就业量降低。这便论证了工资水平对就业量的影响。

比较我国的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的现状,我们可以假定国有企业的工资水平是图中的OA或L[,1],均高于乡镇企业的工资水平MN。这是因为国有企业工人的社会福利、劳保条件都较优越,而乡镇企业几乎不考虑这方面的问题。因此,仅从工资水平与就业量的关系上看,国有企业工资水平若是OA,就业量就是OQ;若国有企业的工资水平是L,就业量就是OP;而乡镇企业的工资水平是MN,就业量就是OR,三者的关系是OP

同时,我们也发现,乡镇企业就业量毕竟没有达到最大值,即当边际成本趋于零时的就业量(图中OS)。因为在现实中,任何农村工人上班,总要支付相应的工资,而且工人人数的增加,往往要增加相应成本,如添置机械设备,增加人员管理费,甚至还存在内部不经济的情况,如人事纠纷、内部摩擦增加等,所有这些,在乡镇企业里是确实存在的。

2.资本集约化和劳动密集型:乡镇企业面临的两难选择。

现在,乡镇企业有资本集约化的趋势,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能力相应减弱。这虽然符合企业发展方向,但与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初衷是不一致的。面对这种状况,我们认为外延型扩大再生产是解决乡镇企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改善吸收农业劳动力数量呈渐减趋势的有效办法。在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农业剩余劳动力由于劳动力价格低廉被乡镇企业吸收,而乡镇企业也利用这一自身优势,按劳动密集型模式兴办起来,从而在市场竞争中找到立足之地。

然而,乡镇企业的生存与壮大也面临一系列不利条件:一是来自改制后的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竞争;二是面临其他非国有企业的挑战。竞争的结果,为了求得生存,乡镇企业单靠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是难以进行的,只有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加大资本投入,才是在竞争中求生存的根本出路,即马克思所说的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

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改变了资本——劳动力比较关系,相对减少甚至绝对减少劳动力就业人数。但是,与此相对照的是,农业剩余劳动力有增无减。据测算,到目前为止,全国农村仍有1.2亿剩余劳动力需转移出来。如何解决这一矛盾?

乡镇企业从发展的角度上看,外延型扩大再生产是一种可行的选择方式。再生产按其固定资产投资方式分为外延型扩大再生产和内涵型扩大再生产。我国一般应走内涵型扩大再生产的路子。决定走哪条道路,有一些前提条件,如该行业(企业)的经济基础是否雄厚;劳动力资源是否丰富。内涵型扩大再生产一般适合于城市工业和经济发达地区。而在广大内地农村,工业基础相当薄弱,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只要有适量的资本,就可以土法上马,办起乡镇企业。

鉴于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数目庞大,要吸收如此数量庞大的劳动力,农村地区工业结构会呈金字塔状:即在少数资本较雄厚、技术力量强的企业周围,有许多劳动力密集型企业。这种格局的形成,要靠外延扩大再生产的方式来实现。也就是说,在我国农村地区的工业经济结构中,深深地打上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庞大转移的烙印。

三、农业剩余劳动力异地转移:沿海地区经济结构调整

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除了实行上述的农业内部转移和就地转移外,还有跨地区的转移。这种异地转移,包括向附近城市转移和向沿海发达地区城乡转移。以向沿海发达地区转移,到沿海地区务工经商,最有典型研究意义。由于内地农民的大量涌入,使沿海地区经济结构发生了初步的调整。在分析结构调整的过程以前,我们作以下理论假定:

一是假设内地农民只具有初等的劳动技能,不具备先进文化知识,也不可能在城市大工业中熟练操作与管理。二是在内地农民第一阶段转移时,沿海地区利用农村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积累,兴办起一批乡镇企业。这些企业基本吸收完本地农业剩余劳动力。即沿海发达地区走出了刘易斯笔下劳动力无限供给的阶段,劳动力成本有弹性。三是内地农民到沿海地区,数量庞大,地点集中,劳动力供给价格基本无弹性。

从上面三点假定,我们给出以下命题,并作出相应论证。

1.内地农民的涌入:沿海地区企业的资本——劳动力比例的改变。

假设沿海地区厂商的生产函数Y=F(K,L),其中K是资本,L是劳动力。从上述假定可知,沿海地区本地劳动力价格有弹性,即随着吸收本地劳动力的增加,劳动力需求的扩大,劳动力供给保持恒定,将改变劳动力供求关系,形成新的均衡点。其结果是,劳动力价格提高,增加厂商成本。此时,一个理性的厂商,为了节省生产成本,将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增加资本投入减少劳动力支出,发展技术密集型企业;要么吸收更廉价的劳动力,降低劳动力成本支出,以低廉的成本占领市场。

内地农民的涌入,正好提供了这种选择的可能。从上述假定1、3可知,内地农民劳动力价格较低,掌握的技术粗糙,只会基本操作,适宜简单形式再生产。较低工资,导致较低的工资支出。在资本——劳动力的比例中,这一部分厂商仍可以维持劳动密集型的再生产。如图(三)所示:其生产线会沿OE[,1]方向延伸。

2.内地农民的涌入:诱导沿海地区经济结构走向高度化。

内地农民涌入沿海劳动密集型企业,在就业市场竞争中,将排挤本地农民,形成对本地农民择业的压力。同时,沿海地区企业以外向型生产为主,面临国外工业的竞争;而新市场的开发,高利润的诱惑,将诱导沿海企业家创建新企业,走科技开发、新产品开发的道路,从而促进沿海地区产业向高度化方向发展。这一点可从沿海地区的发展中得到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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