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史研究60年回眸，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新闻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延伸阅读
历史上的中国内地新闻史研究
任何学术研究都具有历史延续性，中国内地学者的新闻史研究也不例外。据资料显示，早在19世纪后期，就出现了有关中国报刊史的文章；进入20世纪以后，不但有这方面的文章继续刊载，还出版了一批中国新闻史专著，包括《中国报学史》这样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成果。据方汉奇在《1949年以来大陆的新闻史研究》一文中的统计，从1908年到1949年的40年间，累计出版的中国新闻史专著约50余种，发表的新闻史论文和有关文章达6021篇。正是有赖于20世纪前期这些学术先贤们的筚路蓝缕，中国新闻史才从综合性的学术研究领域中脱颖而出，具有了特殊的内涵，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同时也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大陆学者的相关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前30年(1949-1978)：全面学习苏联，研究呈现“单一色调”
前30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这一时期的新闻史研究，是在“新中国”的框架下展开的，研究的重点是中国共产党主办的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影响下创办的各类报刊。据方汉奇教授和丁淦林教授回忆，这一时期从事新闻史研究的主力，是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新闻班的部分教员，出于教学的需要，他们于1956年初编写了《中国报刊史教学大纲》。这一时期，中国内地开始全面学习苏联，新闻史学界同样如此，连续翻译、出版《联共（布）中央直属高级党校新闻班讲义汇编》、《苏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新闻学教学大纲》等教材和文件数十种。
在这种大的环境背景和思维框架下，新闻史研究必然带有某种先入为主的意向。最常见的是，研究者将单一色调的“滤光镜”对准色彩斑斓的历史长河，摄取和吸纳的只是那些与自身色调相同或相近的部分，而将大量的“杂色”、“杂质”排斥在外，把一个完整的、联系着的、复杂多变的历史过程机械地划分为红色与黑色、主流与逆流、我方与敌方……并以此为标尺对历史人物和事件进行评介。由于研究者把精力过多集中在革命报刊的历史主轴上，集中在两大新闻营垒的对峙上，以阶级立场作为衡量新闻事件、人物的标尺，往往忽略对新闻媒介自身规律的探讨，比如，新闻控制、管理机制是如何形成、演进的，新闻手段是如何变化、发展、一步步完善的，新的传播手段是如何运用的，它对人们接受信息的方式乃至生活方式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等等。缺乏这些，“新闻史”就失去了很大一部分有机内容，失去了自己的特色。
方汉奇教授在总结这段历史的时候指出，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新闻史研究，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党报史的研究方面，是有成绩的，但是也有严重不足。一是受“左”的思想影响，研究的面过于狭窄，同时还人为地设置了很多禁区，对共产党党报党刊以外的历史，很少涉猎。偶尔提及，也只是把它们作为共产党报刊的对立面，当成靶子，进行批判，缺乏实事求是的辩证分析。二是对历史上的名记者、名编辑、名报人的研究和新闻业务史的研究严重缺失。这种情况，在十年“文革”期间，发展到了极至，以至于所有新闻史研究都全部叫停，陷于停顿。（方汉奇《1949年以来大陆的新闻史研究》，《新闻与写作》2007年第1期。）
1978年至上世纪末的20年：突破“禁区”，借鉴“外新史”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沐浴着我国思想解放运动的春风，一些经多年积累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包括方汉奇教授的《报刊史话》（1979年）、《中国近代报刊史》（1981年），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编纂的《中国广播史料选》（1979年），复旦大学新闻系编纂的《人民的喉舌——邹韬奋论报刊》（1980年），黄卓明的《中国古代报纸探源》（1983年），等等。其中一些成为新闻史研究领域中的奠基之作。80年代后期，由方汉奇教授主持的三卷本《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编写工作启动，标志着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被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大陆新闻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新闻史研究领域中的学术带头人也由此产生。除了通史之外，这一时期，断代史、专史、地方史、图史、重点报刊史、广播电视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也纷纷面世，蔚为大观。据统计，从1979年到1998年，中国内地地区出版的中新史方面的论著206部，港台地区49部，总计255部。（曾宪明《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11月，第27卷，第6期。）也是在这一时期，新闻教育《包括新闻史教学》蓬勃发展，师资队伍不断壮大。1989年4月3日，经民政部批准，中国新闻史学会正式挂牌，并于2002年举行了成立大会。作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界唯一的一个一级学会，它的成立“标志着一个科学的、有序的、成熟的史学研究局面的到来”。（同上）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这一时期也是外国新闻业和“外新史”研究从无到有、由弱渐强、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过程。改革开放初期，研究者在校正、补遗、编辑出版无产阶级经典作家有关报刊的论述、论著，以期建立社会主义新闻学学科体系的同时，放眼世界——尤其是新闻业发达的欧美国家，将那里的一部分研究成果介绍进来，供国内学者参考。据统计，从1979年到1983年，我国翻译出版西方学者的新闻学著作近20种。最初一段时间，国内学者对这些“舶来品”持审慎的态度，评价也是低调的。1984年以后，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不断深入，“外新史”研究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这一时期，对国外新闻业基本情况的介绍不断增加，范围也进一步扩大——拓展到欧美以外的其他国家。在此基础上，研究者排除“左”的思想的干扰，大胆引进和借鉴外来理论，特别是传播学理论及其研究方法，将它运用于本土研究。同一时期，香港、台湾新闻学者的著作被大量介绍进来（如李瞻的《世界新闻史》、郑贞铭的《新闻传播总论》等），大陆学者自己的研究成果也开始出现（如陈力丹的《世界新闻史纲》、陶涵主编的《世界十国新闻史纲要》等）。据统计，从1984年到1989年，我国引进、出版的外国新闻学、传播学方面的译著、论著约百种，其数量之大、种类之多是前所未有的。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全国各新闻院校（系、专业）普遍开设了“外国新闻事业（史）”这门课程，第一部全面介绍世界各国新闻业概况的教科书《外国新闻事业史简编》（张隆栋、傅显明编著）也于1988年问世。96年代，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不断增加，出现了一批具有独到见解和理论深度的文章、专著和教材（如张隆栋主编的《大众传播学总论》、梁洪浩主编的《外国新闻事业史》、张允若、高宁远的《外国新闻事业新编》等）。总之，这一时期“外新史”研究的特点是，在引进、借鉴的基础上努力寻求符合中国实际的新闻传播学发展道路，理论研究日趋成熟，学科体系不断完善。
新世纪以来的近十年：三个“创新”
2000年以来，包括新闻史在内的新闻传播学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据尹韵公在《2000年以来新闻传播史研究的现状及其走势》一文中的统计，新世纪以来，大陆地区出版的新闻传播史方面的论著约70种。这一时期新闻史研究的成绩可以用三个“创新”来概括。
理论创新：风格多元、体例多元、话语多元。新世纪以来，随着新闻传播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新闻史研究获得理论滋养，呈现繁荣发展态势。不但有传统框架下标志性的研究成果继续面世，如方汉奇教授主编的《大公报百年史》（2002年）、丁淦林教授主编的《中国新闻图史》（2001年）、赵玉明教授主编的《中国广播电视通史》（2000年，2004年）；陈力丹教授出版的《世界新闻传播史》（2002年）以及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郑超然、程曼丽、王泰玄教授编写的《外国新闻传播史》（2000年）等，还出现了一批从媒介生态学、媒介社会学、新史学角度进行新闻史研究的创新性的学术成果，如《中国新闻传播史：媒介社会学的视角》、《中国新闻社会史文选》，等等。不同学科视角、学术流派的引入，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传统的新闻史研究，使它呈现出风格多元、体例多元、话语多元的特点。2007年，由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在《新闻大学》杂志上组织发起的“体例、视野和方法：中国新闻史研究现状笔谈”，一些新的研究理念与思路已清晰可辨。尽管其中一些尚不十分成熟，但对于中国新闻史研究来说，这些创新性的理念或理论必将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
领域创新：关注前人较少涉足或未曾涉足的领域。世纪之交，随着中国新闻学术界对外交流的扩大和越来越多具有国际视野的年轻学者的加盟，新闻史研究领域不断拓展。通史、断代史、地方史、各类专史的研究继续深入，取得重大进展。比如根据方汉奇教授的评价，专史中少数民族新闻史和海外华文报刊史两类发展最快，成果也相对集中。前者有上个世纪末期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史纲》、《蒙古文报刊简史》以及新世纪出版的《西藏新闻传播史》；后者有《东南亚华文传媒研究》、《菲律宾华文报史稿》等。与此同时，前人较少涉足或未曾涉足的一些领域也受到关注，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如《中国古代商业广告史》、《中国报刊法制发展史》、《中国传播学说史》、《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等等。此外，随着新闻史研究范围的拓展——由单一的报业史、新闻史扩展到传播史、媒介史、技术发展史，一些更加富有时代气息、具有更多新的知识和信息含量的研究成果开始出现，如《中国对外新闻传播史》、《中国网络传播的第一个十年》等。这些研究成果不但为传统的新闻史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丰富了内涵，同时也将历史与现实很好地衔接起来，使新闻史研究进入了国家决策参考层面，具有了现实指导意义。
方法创新：突破传统的、较为单一的研究方法。科学的研究方法是一门学科或一个学科体系形成和不断完善的基本保证。新世纪以来，有关研究方法的问题日益受到新闻史学界的重视，这方面的探讨不断深入。例如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新闻史研究，基本上是采用传统的研究方法，……对定量分析重视不够，也缺少比较研究。今后我们要加强计量的、比较的研究方法，使研究工作更为现代化、科学化（丁淦林教授）。也有学者认为，研究中应树立新闻历史的横向发展观，研究新闻系统中不同媒介之间的互动关系，媒介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以及新闻系统跨地域的互动关系，使我国的新闻史学研究更加深入、全面（张昆教授）。还有学者总结出新闻史研究的主要方法：1.论从史出，以史带论；2.覆盖面宽，突出重点；3.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看问题：将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来考察，还历史本来面目，有辩证思维，讲究整体性、目的性和层次性（吴文虎教授）。基于方法论层面认识上的提升，加之注意吸收其他学科的知识养分，越来越多的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包括博士生）开始突破传统的、较为单一的新闻史研究方法，即以史料为依据，作逻辑上、理论上的综合分析，采用了新的研究方法。这些研究方法包括文献法、量化统计法、内容分析、比较研究、个案研究、访谈法，等等。这些研究方法的运用，使新闻史的资料收集、整理、研究过程更加系统、严谨、规范，结论也更加令人信服。
展望：不少空白之处尚待开掘
新中国成立60年来，经过持续的积累，新闻史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新世纪以来在理论、方法、研究领域中的种种创新，更使它产生了几个比较大的飞跃：一是老一代研究者雄风犹在，新一代研究者携新思想、新观念继往开来；二是突破地域限制，国内研究与国外研究迅速接轨；三是新闻传播史研究的部分成果走出书斋，与国家发展的整体战略相呼应，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当然，时至今日，新闻史研究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面临许多困难，包括过往的研究仍有不少空白之处，许多新的领域尚待开掘；研究内容、框架的系统性有待完善；学科内涵需要进一步拓展，等等。但是正如方汉奇先生所言，只要我们“多练内功，多打深井，多出成果”，用我们的实力和奉献投身于这项事业，就一定能够迎来中国新闻史学术研究的进一步繁荣。
观点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问世以后的60多年以来，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工作有了很大的进展。其中，尤以1978年以来的14年，发展最快，成绩最大。目前，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工作正逐步向纵深方向开拓前进，队伍日渐扩大，前景十分喜人。为了推动中国新闻史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发展，今后还应该注意抓以下几点：第一，加强重点报刊、重点广播电台、电视台和通讯社的个案研究。第二，重视新闻史资料的积累。第三，加强新闻史研究工作者之间的协作。首先是国内各地区各院校各研究部门的新闻史研究工作者之间的协作。其次是海峡两岸新闻史研究工作者之间的协作。再次是海内外中国新闻史研究工作者之间的协作。（来源：方汉奇，《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新闻与传播研究》1992年4期）
目前我们的新闻史研究，有些很好的表现，但问题仍然不少。这主要是对研究的两个阶段的认识和处理还不甚当。从新闻史整个学科的研究来看，它分两个阶段，或者说两个层次。第一阶段是发掘、清理史料，它虽然处于浅表层面上，但并不简单，要做艰苦细致的工作，要尽可能全面地掌握材料，而且最好是第一手材料。没有辨别真伪，就急于求成，忙于上升到第二阶段，即较深层面上，阐述规律，从宏观上下结论，或根据片段的材料作全面的结论。这种浮躁的情绪和不踏实的作风，一定要克服。（来源：宁树藩曾建雄，《新闻史研究的反思与前瞻》，《新闻记者》1998年9期）
中国新闻史研究取得的进展，已经建立了较为扎实的学科基础，使得中国新闻史成为一门独立的、有发展前途的学科。但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它毕竟是后起的学科，进入发展期也仅有20多年，学术积累不多，而空缺的课题却不少。第一，要做填平补齐的工作。第二，学科内涵应扩容。中国新闻事业史应该、也有可能充实与更新内容，扩展为中国新闻传播史。第三、研究要细化深化。细化，就是要多作个案研究、专题研究和断代研究。第四，把中国新闻传播史置于国际背景中来研究。第五，改进研究方法。今后我们要加强计量的、比较的研究方法，使研究工作更为现代化、科学化。（来源：丁淦林，《20世纪中国新闻史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