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回教俱进会初创记评（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回教论文,中国论文,俱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回教俱进会是在我国历史从封建专制走向民主共和时期，是近代回族伊斯兰界的重要文化教育团体。研究它的创立、发展以及历史贡献，对于正确认识和评价回族人民的思想特征和它的发展，正确认识和评价回族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教育广大回族人民继承其先贤精神，加强与兄弟民族的团结，更好地为祖国的现代化事业以及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繁荣共同奋斗，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由于各种客观原因，目前关于这个组织的创立、发展和历史贡献等情况的叙述和评价，或失之简约、或谬误为多，加之有的述评者的主观臆测及不合理的推断，致使同一组织的不同介绍出现内容相互抵牾的情况。为了使人们了解这个组织创立、发展和历史贡献的原貌，笔者拟分三个部分进行全面介绍。
一、中国回教俱进会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
从元代起，北京作为历代帝都，一直是全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中心。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中国的首善之区虽然一度有南迁的趋向，但并未实现。北京依然保持着国家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中心的地位。因此，这里人们的思想仍较国内任何地区都活跃，并对全国人民的思想起着一定的牵引作用。所以，回教俱进会在北京诞生，并成为较其前后出现在其他地区的组织（如南京的“回教联合会”、云南的“穆罕默德爱国青年会”等）规模宏大得多、影响也深远的多得回族社团，是有其历史和地域的优越性，也有着相应的社会时代背景，这个社会时代背景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回族先进知识分子爱国主义思想的影响；二是早期结社活动的尝试准备；三是“二王一张”（王友三、王浩然、张子文）为代表的干部队伍的逐步形成。
1.回族爱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影响为俱进会的诞生奠定了回族社会思想基础
清末民初，内忧外患交集，中国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变革的重要关头，一方面是列强纷争、清廷腐败，把中华民族推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另一方面则是人们日益强烈的思变意识。回族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成员之一，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也在不断觉醒，一批先进的回族知识分子办报纸，做评论，慷慨陈词，在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奔走呼号，其爱国主义行为对整个回族人的思想起着重要的影响，这就为中国回教俱进会最终的创立奠定了比较坚实的社会思想基础，且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直接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唤起人们的爱国图存意识。1906年11月，回族人士丁宝臣在“王子贞一人襄助”（注：《正宗爱国报》，1908.11.3。）下，首创《正宗爱国报》， 该报刊出的《正宗爱国报的宗旨》明确表示：办报的目的是要唤起“黄脸面黑头发”的人“痛痒相关，彼此相顾，同心协力，共谋同种的幸福，以国土为性命，人人发出一团热力爱国如命”，以“保卫中华……万万年”（注：《正宗爱国报》创刊号，1906.11.16。）。他申明，自己早已抱定“百折不回，死而后已”的精神，“以挽救时局为己任”，志在“救中国不亡”。他向人们摆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地广人多，反来弄到这步田地，比我小十倍的国家，竟会那样强胜（盛）。强者不但存，还能开辟土地，弱的不但受气，还怕有灭亡的大祸呢！”（注：《正宗爱国报》，1908.5.4。）他认为，“中国要打算富强，必须广开民智”，而“开民智的利器”，则是“报纸”。因此，由他自任“总理”的《正宗爱国报》上，经常刊出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文章，揭露帝国主义列强觊觎中国的阴谋。如1908年6月1日的该报就曾披露了“日本承揽制造中国军舰”的消息，并加了下述按语：“日本某造船公司，进献 000皇太后（即指慈禧——引者注）昆明湖所用之小火轮，即是预为包挽此项生意之贽敬。中国一入这圈子，又算受上了。”应当说，这种揭露，是颇有胆量的；这种画龙点睛式的按语，对于“开民智”，启发人们思索，激励人们爱国主义的思想是不无作用的。丁宝臣在另一篇题为《将来之阿衡》的文章中进一步提出：“自海禁大开，强邻虎视中华。我国变法维新，以图存立。我回民……岂可漠不关心？”（注：《正宗爱国报》，1909.10.14。）
值得注意的是，在唤起本民族群众的同时，他和其他回族先进知识分子一样，已将愤慨之情同时投向腐败的封建统治者了。1908年7月2日，他用大号字体刊出了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文章——《我不由得大喊三声》。在这篇文章中，以当时缅甸、越南、韩国（亦称“高丽”）的被侵占、国王被囚或失踪、或被废的触目惊心的事实，告诫国人要“打自强的主意”，“立一个百折不回的志向，至死决不服从外国异种”，并将矛头指向封建统治阶级，让“环球上弱国皇帝请听”“弱国大臣请听”！他呼唤“我国民若不快快的醒来，难道真要有罪同受吗？与缅甸、越南、高丽同病相怜的国，该当怎样上进，该当怎么自强啊！”他告诫人们，中国之所以弄到丧权辱国、任列强在国土上横行的境地，其重要的责任在于这“弱国的皇帝”及其鹰犬般的卖国的“弱国的大臣”身上！
与此同时，丁竹园以《爱国质言》为题，在《正宗爱国报》上连载文章，指出：“我们的祖宗埋在中国，我们本身生在中国，吃的中国土产，饮的是中国水泉，骨肉手足亲戚朋友，全在中国”，这就深刻揭示了回族与中国，家与国，身与国的密切不可分割的关系。此外，著名回族学者杨敬修的《韩亡说》，以及连载新戏《越南亡国惨》等，都通过对邻国灭亡的事实的展示，使人们认识到帝国主义，尤其是“强邻”的侵略本质。
如果说，19世纪70年代以马化龙为代表的回族先人，还只是为了回回民族本身的生存与反动的封建统治阶级进行过浴血奋战的话，那么，到了20世纪初，回族人，特别是其中的先进知识分子们，已经跳出了单纯“民族”的氛围，跃进到唤起本民族人为整个中国的生死存亡而奋斗了！
第二，直接揭露反动封建统治阶级的丑恶面目。1908年6月14日， 北京各报分别刊出了清廷的所谓《谕旨》，其中一面称：“国家根本，惟在民生”；一面又说：“养民教民之官，以州县最亲”，要人们伏首贴耳地受其驱使和压迫。对此，丁宝臣及丁竹园分别发表了《传真方卖假药》和《恭读（上谕）谨注》的文章，予以驳斥和揭露。特别是后者，逐条逐句进行了剖析，指出：“朝廷非不以民生为重也，非不知民为邦本也。然四万万苍生，委托于今日之州县官，是无异以羔羊而托诸豺狼也。欲其不敲骨、吸髓、饮血、食肉，得乎？”（注： 《正宗爱国报》，1908.6.19。）不仅如此，作者还进一步写道：“夫豺狼吸膏饮血， 乃其天性使然，原无足怪，惟怪委羔羊于豺狼者，明知其为豺狼，而姑以羔羊委托之。……二十年来，无一年不降此等00谕旨，而民生日蹙，官焰日张，变本加厉，较前尤烈，于以知00谕旨之无效力，由于政体之未尽善，不变政体，而徒以具文训诫之，正如对聋者谈心，言者虽唇焦，而听者无闻也。”（注：《正宗爱国报》，1908.6.19。） 这段精辟的“谨注”，从“豺狼吸膏饮血”“无足怪”，说到“惟怪委羔羊于豺狼者”；从“谕旨之无效力”，说到“政体之未尽善”，一直说到必须“变政体”，或者是说改变政治制度，诚可谓深刻到了相当程度！要知道，这样的议论发生在辛亥革命之前，发生在封建皇帝还高踞人们头上的都城北京，直接针对所谓金口玉言的皇帝的“谕旨”，无疑是一种壮烈而英武的行为。作为回族人，丁竹园的这种一针见底的议论，无疑对人们、特别是对广大回族的思想会起到强烈的振聋发聩的作用。
此外，还有《道学先生》（丁竹园）、《敬告回教诸父老》、《再告回教诸父老》（刘孟杨）、《敬祝爱国报千期纪念》（张子山），以及《奉劝清真教同胞男别留发女别缠脚》（刘五瑞）等文章，分别刊发在回族人所办的《正宗爱国报》、《醒时报》、《民兴报》，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揭露了封建主义的种种弊端及其行将灭亡的本质。这对于广大回族人民全面认识封建统治，最终摆脱其思想羁绊，走向新时代，具有积极的作用。
第三，如果我们把上述两个特点视为回族先进知识分子爱国主义思想的民主主义成分的话，那么其爱国主义思想的第三个特点则是科学技术的介绍。1908年7月7日和7月8日的《正宗爱国报》利用两天，共四个版面，介绍了世界著名航海家哥仑布，使在封建社会桎梏下的中国回族人把眼光投向了大世界。同月12日和13日，该报又以同样篇幅连载了介绍我国古代科技的文章；《三大事发明》（那时还未明确关于“造纸术”的第四大发明），使中国的回族人了解到祖国对世界科学技术进步所做的贡献。这就激发了人们澎湃的爱国主义的热情。
第四，倡导宗教改革，注重国计民生。丁宝臣在《将来之阿衡》的短文中，曾明确指出：“鄙人提倡公益，讽刺教长，非败坏宗教，正欲与清真教谋存立之幸福也。……盖时事日危，各教争图自强，若回教仍然沉睡，将来各教皆富，而我教独贫。世界上断无经济困难而能兴发之宗教，倘回民豁然知警，而阿衡仍固滞如前，将来回民程度日渐高尚，则阿衡之学识反觉低微，从此回民藐视阿衡者有之，卑鄙阿衡者有之。”（注：《正宗爱国报》，1909.10.14。）因此，他主张“阿衡于公益事，首先提倡。”这个具有远见卓识的议论不特在当时，就是在今天的宗教事业中，也是颇具指导作用的。尤其应当介绍的是一篇题为《回民生计》的文章，那是1912年1月， 也就是中国回教俱进会正式成立前约半年的时间，一位著名人士用“穆思霖”的笔名发表的，文中说道：“清真教的人，因为宗教的范围太严，于生计上很受影响。所以受病太深，一年不如一年。这几年，教民的生齿日繁，而生计更窄，若再不打正经主意，早晚是耗干了才算完。”（注：《正宗爱国报》，1912.1.25。）他针对当时“一般顽固阿衡”“混师傅越来越多”，“有实业的越来越少”的现实，毫不隐讳地指出回族贫穷落后的症结，就其本身来讲就在于：“头一个病原，是念书的太少，寺中的掌教阿衡，念书的尤少。回民受穷，皆在于此。……第二个病原，是念经的太多，教民的负担太重。”（注：《正宗爱国报》， 1912.1.25。）尽管这议论还尚未说到社会的根本，但就回族内部来讲，这两个方面的分析，是相当深刻的。他还就此进一步提出了宗教改革的必要性，指出了具体措施：“补救之法，唯有多立小学堂，半日学堂。因陋就简，越省钱越好，不怕穷凑，亦要设法使教民子弟强迫着读书，念书的一多，自然就容易筹生计了。学堂之外，多立工厂，全体助销货物，生计还能不宽吗？”（注：《正宗爱国报》， 1912.1.25。）作为清末民初的回族先进知识分子，这些意见具有相当强的震撼力，现在读起来也颇发人深省。在封建专制制度刚刚覆灭，人们的思想水准尚未发展到一定高度时，“穆思霖”能如此入木三分地指出本民族本宗教实行者的弊端，提出宗教改革主张，确有胆识，其爱国爱教爱民的血诚之状令人钦佩！
除此之外，《正宗爱国报》、《民兴报》、《竹园白话报》，以及《北京新报》等有关新闻媒体上，还刊出一些文章或消息，如《整顿教规》、《回教的三个笑话》、《呜呼，回教之生计》、《你老人家造化》、《劝我清真教务求真实际》、《改良宗教为当今要图》、《饭锅不是为主的》等，分别揭示社会风行，但其实已脱离了本源的宗教时弊，阐述了宗教改革的必要性，并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所有这些，都为中国回教俱进会的创建做了思想准备，为其会章的基本内容奠定了理论基础。
这四个方面综合起来的爱主义时代特点的精神，影响了当时回族社会的基本思想，为中国回教俱进会的孕育和诞生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2.早期结社活动的经验教训为俱进会的成立做了组织形式的尝试
俱进会是在借鉴和汲取了它之前大大小小的回族社团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产生的。尽管由于时代久远，许多原始资料几乎散失殆尽。但是，历史毕竟还留有痕迹。笔者有幸从个人保存的清宣统年间到民国元年7月之前的报章资料中找到了这些“痕迹”：俱进会之前， 除了人所共知的“留东清真教育会”、“南京回教联合会”、“云南穆罕默德爱国青年会”之外，至少在京津地区还有：（ 1 ）“天津医药研究会”1905年秋由丁竹园发起创办。旨在“发明医学，认真考药，期于强种强国，人登寿域而后已”。会员有回族医药界人士穆芝圃、沙骏声、杨世卿、尹寿山、金品三、从培生等90余人。不仅进行临床会诊，还发表学术文章，控究药理、医术，如丁竹园的《论茶叶》、从培生的《答增补瘟疫论问题》和钱辅廷的《论中西医药各有所长》等，力图推动医学、药学的发展。（2）“北京清真教育会”1909年10月由王浩然、 张子文等发起创办，事务所设在牛街清真寺。该会以“教育为当务之急”，坚持发行“清真助学彩票”，兼负广筹“各礼拜寺之建设费”，并管理教内族内日常事务。创立和发展清真学堂、经儒小学等，1911年5 月又拟定创办《北京民报》、《清真白话报》和《清真杂志》，“担任发行者，系张子文大阿衡”。（3）“京师清真教育会”1910 年由回族名士杨敬修倡仪，但响应者仅有古礼图、刘孟扬、张青云、丁德恩、丁国瑞、吴鸿宾、马长华、李广珍、杨建铭、张景元、刘瑞麟、王辰、曹符琳、马骏元、金德庆、穆文光、安贞、李凤山等18位京津人士，虽经屡奏当局，均未获准活动。但这个被扼于襁褓中的教育会却有一个完整的会章，它“因就宗教，推广教育，补助国家教育行政”的宗旨；在当时颇有影响。（4）“北京回回妇孺救济会”1911年首先在北京牛街、 教子胡同两清真寺拟办。这是一个“以救济本教妇女儿童困苦颠连为宗旨”的慈善性组织，其会章称“其非回教而自愿入会者，但能遵守本会规章，亦得一律享受同等之待遇”，显示了回族人民团结其他民族的宽广胸怀。（5）“清真剪发同志会”1911年底在北京前门外铺陈市经儒第七小学堂成立，组织回族群众开展剪辫活动。由于清廷已于1911年11月27日（即宣统三年十月十七日）被迫宣布了“凡我臣民均准其自由剪发”的所谓“谕旨”，所以人们对该会章程中关于还要“禀明总厅立案”等内容，颇不以为然，认为这纯是“多此一举”。
所有上述组织，虽然坚持时间不长，有的甚至未能开展活动，其影响也远没有中国回教俱进会那样深远。但是，它们却是一种庄严的尝试。这种尝试，为中国回教俱进会的诞生以及引导回族人民走上中国的政治舞台，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组织上的准备。比如“京师清真教育会”，虽未获准，但其倡导者百折不回，屡驳屡奏的精神和其章程、宗旨的制定，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因此笔者谨向读者公布珍藏已久的该会“会规”全文：
第一条 本会以因就宗教，推广教育，补助国家教育行政为宗旨。
第二条 本会由在京宗教中之绅、学、商界组织后，不论本籍客籍，凡各界之有资格者，均得入会为会员。
第三条 本会以扭合教民，同入教育普及范围为目的，故定名“京师清真教育总会”。
第四条 本会暂借崇文门外花市路南清真寺内开办。
第五条 由会员全体公举品学兼优、声誉素著，或于本地教育有功者充为正会长一名及副会长一名。
第六条 由会长、副会长等于会员中择人，委派书记员二名、会计员二名、干事员二名、调查员二名，执行其事。
第七条 本会会员须呈具入会愿书，由确实之介绍人加保证书。唯发起人无须另具愿书及保证书，仍有监督、规正、总理一切之权，期达设会目的。
第八条 其品学素优，或以财力赞助，因本人自有职务，不能常川到会者，及非本宗教之人能维持、提倡本会者，得充为本会名誉会员。
第九条 会长、副会长，及一切会员，皆不支薪水，甘尽义务，惟书记与会计员须常川在会，承会长及副会长等之指挥办理本会事宜，应视事之繁简，与以相当之报酬。
第十条 会员以品行端正，及能助长教育的进步者充之。故有以下之各项者，不得为本会会员：
一、未满十六岁者。二、有精神病及好浮浪者。三、有嫖赌及鸦片、酗酒之嗜好者。四、破产而未偿清债务者。五、受刑事上之裁判而未确定者。六、不通文义者。七、现为学堂之学生者。八、曾经黜退之学生，及游学外国曾被开除者。
第十一条 各会员之职务，悉遵学部定章第九条通融办理。
第十二条 每月由本会全体会员分担会金，其多寡之数，以出款多寡为准，由会计员缮具出款清单，呈交会长、副会长等宣布均摊，且公布之俾众周知。
第十三条 通常于每月开会一次，遇有特别事项，得临时召集之。
第十四条 会中应办之事务如左：
一、设教育研究所，以求增进学识。二、立师范传习所，选聘讲师传授师范学科，举、贡生员无论已。其教中阿拉伯文师生，亦可充传习生。卒业时，除考试合格者，得为小学堂副教员外，即在寺院为住持，而心理圆融，则于教育前途赖以推广者，谅必多多。三、设立公立民立各清真小学堂。四、考核京内各清真寺学堂于其管理、教授一切课程是否合法，直接规劝，助其改正。五、于各清真寺内，推辟宣讲所，于宣讲圣谕广训外，仍就宗教习俗，设法劝戒，使化除迷信、增进知识，以谋教育之进步。六、筹设工商学堂及各等实业所、贫民工厂、女工厂类，以谋生计之发达。七、刊行有关教育之杂志书报，以唤醒教民之知识。
第十五条 会中应备后开之簿册文件：
一、会籍。列记会员之姓名、籍贯、年龄、职业，及现在住所、到会年月。二、函牍。各省同教关于本会之事项均有投函规正之权，至往来公私函牍，应次检存。三、帐簿。会金之收入，会款之支出，皆应特设帐簿，并应备财产目录，每四个月榜示一次，每年呈报督学局，以昭公允。四、记录。关于公署之札谕、禀呈，及各学堂之照会、文件，宜有纪录，以备案存查。五、表册。于清真学堂及工厂，除呈报督学局外，每半年应造成绩一览表，备案存查。
第十六条 本会规各条所未备者，确遵学部所颁教育会定章办理。
第十七条 本会规如有不尽不善之处，宜随时补正增入，以期完善。（注：摘自《京师清真教育会公报》。）
应当介绍的是，这个拟议中的“京师清真教育会”的倡导者杨敬修（即杨仲明，人称“杨才子”）先生当时并无所任，而是借住在北京花市清真寺，力图在此成就一番大事业。但是，或许是它之前已有个“教育会”获准在活动，又或许是其“会规”尚不那么尽如人意，所以很是受到了人们的议论，（其中最为典型的要算是蔡大愚连载三日的大文——《清真教育会之解释》的发难）响应者不多，终于流产。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要予以公正评价和肯定：在将近90年前的一个自发拟办的回族社团，上无准旨，下无应者，却能有这样一份计划周密、宗旨明确、设想全面、步骤清晰的“会规”，足见组织者振兴民族、报效国家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是多么强烈！它和上述回族社团所拟的各自章程，以及它们的实践活动，作为结社活动的尝试，都为中国回教俱进会的创立，提供了借鉴，做好了组织形式的准备。
3.以“二王一张”为代表的干部队伍体系的陶冶和逐步形成，为俱进会的顺利诞生奠定了中坚力量基础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回族伊斯兰教界，活跃着两支先进队伍：一支是以马邻翼、刘孟扬、陈鹭洲、王丕谟、张子歧，包括丁宝臣、丁竹园，还有南京的金鼎、安徽的梁义成等为代表的回族先进知识分子。他们或供职官府，或在新闻舆论部门，参与政事，议论文化经济，发表言论演说，以其超前的思想优势，“广开民智”，“唤醒四万万国民，上进自强，保守中国疆土”；另一支则是以王友三、王浩然、张子文、安静轩等为代表的回族宗教界的开明教职人员。他们或曾出访过阿拉伯国家，或不只精于汉学、阿文，还通晓多国语言文字，视野开阔，思想解放。在译经讲教方面，他们造诣精深，是众多阿衡中公认的佼佼者；在公益事业等方面，他们又是积极的倡导者和身先士卒的实践者。
时事创造了先进，而先进的人物又以其超群的思想和行动赢得了人们的拥戴。初期回族团体的结社尝试，为中国回教俱进会的创立提供了借鉴和组织准备，也为之陶冶和锻炼了一批或在社会上，或于宗教中具有相当组织领导能力、办事经验和相当威信的干部队伍。所谓“二王一张”的领导体系，也就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这里，仅就当时有关报章对他们中的主要人物的事迹报道，分别摘录如下：
1.关于王友三：提倡教育，承王友三老阿衡赞助之力为多，更有马少衡、马振五诸大绅帮忙，清真学堂始有萌芽（注：《正宗爱国报》，1909.11.8。）。／王友三乃当世英明阿衡，非一面儿黑穷急战之寻常阿衡可比，众教亲应如何钦之敬之……（注：《正宗爱国报》，1911.5.24。）／王友三阿衡，早就讲求卫生，已经三十多年不吃小鸡了。要论改良家，还得说王友三是老前辈（注：《正宗爱国报》，1911.6.2。）。
2.关于王浩然：牛街礼拜寺少阿衡，王浩然君前月到了上海，打算到外洋游历。听说于九月十一（即公元1906年10月28——引者核注）日，乘坐轮船到了香港，就这两天可以到阿拉伯国（注：《正宗爱国报》，1906.11.6。） 。／……现经阿衡王浩然，通知京城内外，三十处礼拜寺，凡在本寺区域，冒充清真，不守公理者，应由阿衡或教工，以文明礼劝其撤去回教招牌，……倘有无知回民，私自拆毁、蛮闹等情，除招牌应撤外，其损失毁坏物件，应由滋事之回民赔偿，教会中毫不袒护。王浩然这个办法，很有见解（注：《正宗爱国报》，1908.7.6。）。／王浩然依照西洋改良宗教，提倡教育，讲求卫生，原是得自亲眼目睹，而一般狭窄之小人，破坏公益，向各处布散谣言，更有站在大殿月台上，大骂主持改良的（注：《正宗爱国报》，1911.6.2。）。／王浩然自外洋回来，提倡汉学，把教务仿照西方贵圣所传的实行。这样的阿衡，真是少有。牛街一带的后生们，若都好好儿的念书，必能立大事业（注：《正宗爱国报》，1911.6.8。）。／易州阿衡王君，自游历外洋后，把该寺旧有的颓俗，更改了三四样，并设立汉文学堂，教养子弟读书（注：《正宗爱国报》，1910.1.23。）。／各礼拜寺之建筑费，向由各省接济，刻闻王浩然阿衡拟将西单牌楼新礼拜寺改建清真会。日内刊布公告，向各省筹募（注：《正宗爱国报》，1912.5.3。）。
3.关于张子文：闻张君品学兼优，于国计民生尤为注意，果蒙允就此席，可称一方之福（注：《正宗爱国报》，1909.11.9。）。／张子文阿衡，敢情是老阿衡海大爷的门生，经汉文均好，德文尤佳。初一那天，迎送张君上任。牛街为北京回教之总机关处，王浩然阿衡，特派清真教育会会员数人，致送履新……这是近数年来罕有的盛举，也是牛街、牛肉湾、马甸三寺的荣耀呦！（注：《正宗爱国报》，1909.11.16。）／有某人由张家口运来冻羊肉两万包（又叫包肉），系属外庄货（是汉人宰的），张阿衡已经传知各寺，禁止回教人食用（注：《正宗爱国报》，1910.1.23。）／张子文阿衡今春将发辫毅然剪去，彼时一般顽固党们，信口雌黄，可就开了谈判喽！有说张君这是轻视国粹（留发辫可是轻视教规）；有说是随了洋人（可不知00贵圣人是甚么人），甚至给张君起了个外号（注：《正宗爱国报》，1910.12.23。）。／贫寒子弟赴该寺（指北京马甸清真寺——引者注）乞讨者，竟有二百余人之多，……张阿衡目睹情形，颇为悯恻，昨向人说：“我看那些孩童，要是多读中外文，将来何尝不能立大事业？……应由各寺阿衡掌教，极力劝导同教子弟读书，更宜稍加强迫（注：《正宗爱国报》，1912.3.20。）。／张君系改良家，一般守旧派的教亲很是害怕的了不得。自张君到后，所传教理，皆守圣道，是以大受欢迎。（注：《正宗爱国报》，1912.7.6。）。
除了上述人物之外，在俱进会成立之前，有关报章，也还有关于其他一些先进宗教职业人员的事迹报道和评述，其中涉及到的有当时老一辈的大阿林海大爷、马玉林、马梅斋、李八爷，以及安静轩、王静斋、达浦生、李宗庆等。但是，无论文字量和报道频率都还不及上述。这就是清末民初时期的历史原貌。
这里，我愿向读者再提供一份原始记录：1912年2月17日， 正当备受封建压迫的中国人民沉浸在推翻帝制的喜悦中的时候，一份表达广大回族伊斯兰教众拥护“共和政体”、为之“亿众欢腾”并称颂“从此亚东化五大族为一家”，乃是“千古未有之美举”的函件，飞向受孙中山之托即将组建“临时政府”的人手中。该函最后的落款签名，依次是：教掌王振益（友三）、王宽（浩然）、张德纯（子文）、安贞（静轩），教民 马汝
、李子明、马汝驎。冯兴永、马桂文、杨俊卿、杨少臣、安明、孙
春、刘锡中、丁庆三、马寿臣、李定三、刘少樵、王春芳、黄锐、洪云卿、马际泰、赵玉相、杨浚、王永茂、沙连璧、李庆麟、马兆祥。（注：《正宗爱国报》，1912.2.23。）当时， 窃国大盗袁世凯的面目尚未彻底暴露，包括孙中山在内一些人对袁组临时政府曾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这份函件也未能脱离这种时代思想的局限。但是，尽管如此，函件所显示出的忧国忧民，以及对于推翻帝制、创立民国的喜悦情感，却是十分强烈而真挚的。如果说，马邻翼、王丕谟，以及丁竹园、丁宝臣等，以其特有的思想、言论起着重要的宣传教育回族群众的作用的话，那么摘录中所提到的“二王一张”等，则以其在回族伊斯兰教界独有的身份、地位和表率言行，起着重要的组织回族群众的作用。正如一位叫做“朱锡斌”的通州人在俱进会成立几年后所称道的那样：“北京王友三、王浩然、张子文、孙燕翼诸君，教中伟人也。”（注：《正宗爱国报》，1916.2.22。）
王友三、王浩然、张子文等是宗教领袖，是德高望重的回族伊斯兰教界的大阿林。从戊戌变法到清末的剪辫运动；从反抗八国联军的侵略、维护回族利益，到辛亥革命事业的参与，他们都是倍受敬重的集宗教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于一身的代表人物。他们与那些以官府、舆论部门为主要活动舞台的回族先进知识分子在思想上息息相通，并与之相结合，构成一支顺应时代潮流的干部队伍，率领回族人投身于本民族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事业中，并进而推动本民族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向前发展。这就是中国回教俱进会得以应运而生的第三个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