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金[1]2002年在《论韩国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文中指出经济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在整个经济系统中，产业结构是整个经济发展动态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产业结构变化是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和水平的产物，同时它又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前提，而产业结构的变化体现为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 通常所说的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就是有的产业加速成长和扩张，而有的产业不断地萎缩和衰退，在这个过程中，若干个新兴产业跃居重要位置，而一些旧的产业可能退居次要的位置。一旦新兴的产业打破原有的产业秩序而发展壮大起来是时，就意味着产业结构整体升级。从产业结构发展规律来说，经济发展体现为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和升级，产业结构由一次产业为主导向更高层次产业为主导逐渐推进，即沿着农业—采掘业—轻纺工业—重化工业—服务业—知识产业渐进。在这一过程中，对于开放经济来说，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对产业结构调整具有重要的影响。 从1964年开始，韩国奉行出口导向战略，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产业结构逐步优化。进入80年代后，韩国逐步调整了经济发展战略，产业结构进入新的调整期。本文将就韩国出口导向战略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机制、效果、以及实现重化工业化以后对出口导向战略的扬弃进行一点经验性的研究。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特别是从出口贸易对产业结构调整方面提供借鉴。 论文由以下内容构成： 绪论，包括选题的意义、产业结构理论以及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研究方法以及论文的构成。 第一章，从影响经济发展战略选择的因素分析出发，联系韩国的历史情况，阐述选择出口导向战略的必然性，以及如何从进口替代战略向出口导向发展战略转变。 第二章，从需求结构、相对成本、相对收入各方面分析产业结构调整决定因素的基础上，论证了韩国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影响产业政策的途径。 摘 要b 第叁章，从出口角度分析了产业结构如何从轻工业阶段逐步进入重化工业阶段，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合理化。 第四章，反思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基础上，论述重化工业结构调整及其措施。 第五章，阐述产业结构向技术密集型转变的过程，以及金融危机后韩国产业结构为适应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而进行的产业结构调整。
申东镇[2]2011年在《韩国外向型经济研究》文中指出学术界关于韩国经济成功秘密的探索,在一个基本点上达成了共识——韩国坚持并成功地推进了外向型经济模式。但对韩国外向型经济的解释还不能令人满意,仍留下诸多待进一步探索的空间,主要有叁点：第一,如果说二战后韩国不是唯一的取外向战略者,也不是唯一的外向战略的成功者,那么,韩国的外向型经济具有什么特征,怎样概括?第二,是哪些因素决定和支撑了韩国的外向型经济战略(模式)?要不要、怎么样从经济和政治、社会、文化、历史等非经济因素以及国际环境等多维度去解释其合理性?第叁,韩国外向经济模式的走向是怎样的,是“转型”还是“升级”?经济学家们对韩国经济给出了很多解释,并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但是,在研究方法上缺乏多维性和综合性,未能真切地再现韩国经济的实际过程。因为造就韩国经济奇迹的“不是任何一个增长因素或某种与众不同的文化特征的结果,而是许多有利的国际、国内因素和支持性的政府政策综合起作用的结果”。这种情况在韩国外向型经济的研究中同样存在。韩国外向型经济模式的确立与发展受到,经济、政治和社会、外部因素共同影响。经济因素作为国家确定经济发展战略的最核心因素,其重要性不言自明。韩国经济的历史基础、资源禀赋、地缘的政治、经济特点,决定了必须要走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和顺应时代潮流的外向经济发展道路。但是以往对韩国经济的经济学解释,过分强调所谓“正统”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运用也缺乏针对性,而对赶超经济学则很少兴趣,更不消说去努力地发掘伟大先驱李斯特、格森克隆等人的赶超经济思想宝库。这种状况必须改变。与此同时,决不能忽视政治因素在韩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尊重历史的人都不会否认这样一个事实——韩国经济起飞突显为一种典型的政治过程,在很多时候遵循的是“先政治变化、后经济变化”的时序。韩国经济的起飞和工业化过程,是在威权政治体制下实现的,是由“发展导向型”的“强政府”以超常规的手段发动和推行的。政治上的威权体制,使政府有条件摆脱国内外各种利益集团的干扰,通过有效的制度创新和制度供给迅速推动经济增长。韩国在战后除经济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之外,它还完成了政治民主化的历史任务。经济现代化与政治民主化作为国家现代化的两个最主要衡量指标,在战后发展中国家中能够同时完成这两项任务的国家屈指可数。韩国的经济赶超的过程伴随着政治民主化进程,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在高度威权主义政体下,经济发展初期政治民主受到打压,完全让位于经济发展。但民主化进程并没有因迫害而停止,在艰难环境下各种民主力量不断与威权势力进行抗争,推动民主化进程持续不断的向前发展,并随着经济的发展民主化势力不断发展壮大,最终完成了政治民主化的历史任务。韩国的经验表明,后发国在赶超初期“威权政治”是必要的,但不是永恒的。没有政治民主化,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场经济,也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赶超。揭示韩国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是本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后发国家的经济战略选择,既是由本身内在因素决定的,同时也取决于全球经济、政治发展的大环境。受国际政治格局的影响,朝鲜半岛至今一分为二、南北对峙,是当今世界残存的唯一冷战格局的地区。研究韩国的任何问题都不能离开这一背景。因为南北对峙本身就是政治,就是国际关系,渗透于半岛南北方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韩国所处的特殊地缘环境对韩国发展道路选择的影响具有两重性。透视韩国外向经济发展的轨迹,我们将发现它是怎样游弋于大国之间,绕过一个个暗礁、穿越险滩和激流而驶向赶超彼岸的。本研究的主题和研究视角,对于进一步认识韩国的外向经济的本质和真实内容,对于丰富赶超经济理论,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中国与韩国同属后发国,其经验对我国的借鉴价值是毋庸置疑的；韩国又是我国的近邻,密切注视其当前和未来的战略、道路取向,特别是对于韩国外向经济升级的动向的研究,对于我国的东北亚乃至亚洲战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论文以政治经济学分析为基本视角从经济、政治与社会、国际因素等叁个方面,跨学科、多角度考察韩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变化过程,力图全面分析韩国外向型经济发展的过程、特点、选择机理及成功原因,展现韩国外向经济发展的真实过程。本文首先通过全面回顾韩国外向经济发展的过程,把握其总体脉络,然后分析韩国外向型经济的特点及内涵；进而从经济学原理、政治与社会环境、国际环境等叁个方面分析韩国外向型经济。在韩国外向型经济模式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经济、政治与社会、国际因素的影响表现出这样的逻辑关系：韩国经济自身特点和所遵循的经济学原理,促成韩国选择了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并决定了韩国外向型经济模式的特点；韩国国内政治及社会因素,保证了外向型经济有效推进；外部因素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与机遇,助推了韩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本文的基本构思和研究框架,也是基于上述逻辑关系,建立了,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选择及特点——经济学分析;外向型经济实施的保证——政治、社会视角的分析；外向型经济的助推——国际因素分析的研究框架。而随着自身经济条件、政治和社会基础及外部环境的变化,导致韩国外向型经济发生不断发生变化,进而带来由单向外向型经济向全面开放的外向型经济的调整与升级。本研究有以下几点创新：一、从经济、政治与社会、国际因素等视角分析韩国外向型经济,探究韩国经济成功的原因,是比较新的尝试。本研究在经济学视角的研究基础上,结合政治学、社会学以及国际关系等相关理论,克服单纯经济学研究的局限,通过多视角探究韩国外向型经济的形成、发展、特点等问题,力求揭示韩国外向型经济发展中的“特殊性”,还原韩国外向型经济发展的真实过程。二、以外向型经济发展为主线,比较清晰地展现了韩国经济从殖民地经济——外援依赖型经济——单向外向型经济——开放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轨迹,揭示了由“被动外向”到“主动外向”的韩国外向型经济发展中的内在联系和韩国“‘出口导向’+‘进口替代”’外向型经济的本质特征,总结了经济因素选择、政治和社会因素保证、国际因素推动韩国外向型经济的作用机理。叁、从利益集团的利益均衡角度,分析韩国外向型经济成功的原因,是本研究的另一个创新。韩国政府通过高压控制与“互惠”相结合的调控方式,很好地控制了韩国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比较成功的实现了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均衡,保证了政府主导下,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目标的外向型经济模式的有效推行,成为韩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成功因素。本文还存在一些不足,需要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加强。主要表现为：一、对于韩国外向型经济研究还缺乏更加深入的经济学视角的理论分析。对于韩国外向型经济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特殊性”、有悖一般经济学原理和基本逻辑的一些政策选择,以及为何能带来出人意料的经济效果等问题,还缺乏更加深入、全面的理论分析和解释,在后续研究中有待加强。二、从利益集团的利益均衡角度分析韩国外向型经济是本研究的一个创新点,但仍存在不足和较大的研究空间。利益集团在经济发展中的影响变得日益重要。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如何处理好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利益集团利益诉求,平衡利益关系,显得格外重要。很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公平与正义”的实现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都与利益集团的利益均衡问题有着密切关系。在后续研究中,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对韩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利益集团及利益均衡问题的研究,希望从中总结出一些有益的经验。叁、本研究将侧重点置于对韩国传统外向型经济的研究,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韩国经济发展的实际过程,从中得到更多有益的启示。韩国传统外向型经济作为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随着时代发展发生了重大变化,已经完成了向全面开放的外向型经济的过渡与升级。在后续研究中,有必要对当前韩国全面开放的外向型经济进行进一步深入研究,特别是对建立FTA轴心为目标的韩国外向型经济发展动向研究将是后续研究的一个重点。
谷方杰[3]2016年在《“新兴11国”（E11）新兴产业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重创,全球多数国家纷纷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以确保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复苏的关键时期起到了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作用。同时,E11不仅成为了当今国际社会密切关注的焦点,还是国内外学术界争先研究的一大热点问题。为了维持经济增长并迎合产业发展的需要,培育并发展新兴产业成为E11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的共鸣与必然选择。不仅如此,新兴产业还是节约能源、促进环保、解决就业以及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保障。因此,中国也毫不犹豫地选择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来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本文围绕当前E11经济与产业的发展状况;E11新兴产业的发展现状与趋势;根据中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间的产业贸易情况以及中国的基本国情,所选择的优先和重点产业发展领域等主要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在结构安排上,本文共分为七章:第一章为绪论,主要包括本文的选题背景、选题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方法与结构安排、本文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其中,在国内外研究现状中,主要对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新兴产业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影响新兴产业发展与结构调整的因素等方面做了系统的梳理。第二章是有关新兴产业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的相关理论。本章分别对产业结构变化理论、产业结构调整理论、产业分工理论以及竞争优势理论进行系统梳理,为研究E11产业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提供系统的理论支持。第叁章论述了 E11经济与产业发展状况。首先,从经济增速与经济增量两方面分析了 E11近年来的经济发展状况;从内部因素、外部挑战、竞争因素和金融风险方面探讨了影响E11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其次,从发展速度与发展水平方面分析了 E11叁次产业的发展状况。在对叁次产业结构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指出了E11的产业结构变化规律,并就E11的就业结构情况做了进一步分析。本文还从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两方面对影响产业结构演进的因素进行分析。其中,内部因素主要包括需求因素与供给因素,而外部因素主要包括经济体制类型、经济发展战略模式、产业政策、国民收入分配政策、财税金融政策、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第四章重点分析了 E11新兴产业发展与结构升级问题。首先对E11的节能环保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随后,从E11战略计划、研发投入、财政支持、国际合作、法律保障等方面,阐述了 E11促进新兴产业发展与结构升级的政策措施。第五章重点分析了 E11产业结构调整与国际贸易的关系。从产品结构与贸易结构方面分析了产业结构调整与国际贸易结构的变化;从新兴产业、服务贸易以及技术贸易方面分析了产业结构调整与国际贸易的发展趋势。第六章分析了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与结构升级问题。首先,对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重点与发展目标进行了归纳总结;随后,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制约因素进行分析,认为中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将受到自然资源、政策与服务体系、技术创新、产业化能力、就业与人才等因素的制约;最后,在借鉴E11产业发展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对中国今后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出了相应的政策措施。第七章为本文的结论。认为随着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深化,E11纷纷进入到产业结构调整的快速发展期。其中,发展新兴产业成为E11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经之路和必然选择。但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尤其是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新兴产业的发展也存在较大差异。为使新兴产业持续快速发展,E11须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和推进策略。从发展趋势看,E11新兴产业将会朝着绿色环保化、技术融合化、产业高端化、区域集聚化、发展国际化的方向发展,而且产业发展与合作前景令人期待。
李春花[4]2009年在《韩国主导产业的技术创新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韩国工业化的实质是一种跳跃式的产业结构转换模式。自从第一个经济计划到工业化的实现,主导产业实现了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知识密集型的跨越。韩国产业结构的演进不仅是生产力发展的自发演进的结果,而且是与韩国政府对经济发展和产业技术的干预、协调和强有力的政策措施是分不开的。韩国政府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通过产业发展战略的实施,不断推动了产业技术的向前发展。期间,产业技术的学习经历了技术的获得、消化吸收、改进发展的叁阶段。在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产业技术创新分别选择了大企业主导的简单模仿到创造型模仿再到产学研主体主导的自主创新模式的转换。韩国工业化的成功其实质是产业技术创新体系建构的成功。产业技术向深度与广度进军的过程是以企业为创新主体的国家创新体系不断成长、成熟的过程,是产业技术从模仿路径向自主创新路径逐渐转换的过程。韩国在工业化的不同时期随着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国外技术转移的环境以及国内企业的技术能力状况的变化,围绕国家不同时期的战略目标的调整,产业技术创新体系中的产业部门、科技部门、政府部门、教育培训机构四大要素系统之间保持了动态的、相互协调的联系,保证了企业国际竞争能力的不断提高。企业的技术能力从无到有、从模仿到创新,逐步建立了以企业为主体的研究开发和创新投资体系。本研究运用技术创新的整体观和动态过程观,对韩国主导产业的技术创新模式进行系统研究,厘清韩国产业技术创新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并寻求概括后发国家产业技术跨越式发展的规律。基于韩国工业化不同时期产业技术创新的类型,将韩国主导产业的技术创新模式归纳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与复制型模仿创新、资本密集型重工业与创造型模仿创新、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与自主创新模式。对以上叁种模式分别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韩国产业技术创新模式转换的特征与局限性。最后,概括韩国产业技术创新的成功因素,同时以技术哲学和产业哲学的视角揭示了后发国家产业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的本质内涵。
丁越[5]2017年在《韩国现代化发展及对中国的借鉴意义》文中研究说明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主要表现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物质的、制度的和观念上的进化,即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其中,经济现代化包括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和工业化,在宏观经济领域体现为经济总量、经济结构、科技水平等各方面的进步,是制度进步和观念进步的基础,而政治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对经济现代化又起到着重要的反作用。政治现代化表现为政体民主化、政府清廉度提升、社会法制程度加深等等。而文化现代化表现为教育的普及、创新精神的盛行、自由、理性、科学、平等等观念的广泛认可等等。20世纪60年代起,韩国由一个经济濒临崩溃、资源极度匮乏的落后农业国,通过叁十多年的努力,迅速成长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化国家,走完了西方国家花费上百年完成的工业化进程,同时在过程中实现了政治民主化的转型,教育得到长足发展,科技创新之风盛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本文在结构上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首先以学者的不同研究角度为分类依据,详细阐述了关于韩国现代化发展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其次,考察了现代化概念的基本含义与现代化理论的主要观点,对现代化进行了概念的界定。第二部分以政治格局的巨变、经济战略的转向以及其他重大事件为分阶段依据,将韩国现代化历程分为威权政府统治下的现代化起飞阶段、自由市场机制下的现代化腾飞阶段以及深度改革创新后的现代化突破阶段,从国际因素、经济、政治、思想教育等方面,多角度、多方位梳理总结了影响韩国现代化进程的政策举措与相应成效。第叁部分从亮点与不足两个方面,提炼分析了韩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经验与教训。经验主要体现在韩国政府在现代化中发挥了重要的主导作用,外向型经济战略为韩国现代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以及科技创新的不断突破赋予了韩国日益强大的竞争力。教训主要体现在政府某些方面的过度干预造成了市场机制的弱化,财阀过度膨胀积重难返,引发了一系列社会不公现象,对外依赖度过高导致国际市场的变化易冲击影响韩国国内经济。第四部分是本文的重点部分。该部分首先从中国现代化取得的阶段性成就与存在的突出问题考察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现状。然后,结合中国实际情况与韩国的经验教训,从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间关系,科研创新驱动国家进步,教育发展提供强大人力支撑、产业升级转变国家发展模式、防范过度对外依赖五个方面对中国现代化发展提出了一些思考与建议。
朱新荣[6]2017年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中韩经济合作研究》文中提出区域经济一体化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国际经济生活中出现的一大潮流。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通过相互协商制定经济贸易政策和措施,并缔结经济条约或协定,在经济上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区域性经济贸易联合体的过程。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全球涌现,形成了一股强劲的新浪潮。这股新浪潮推进之迅速,合作之深入,内容之广泛,机制之灵活,形式之多样,都是前所未有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不仅反映了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新特点,而且反映了世界多极化发展的新趋势。中韩建交25年来,两国政治关系的发展由“面向21世纪的合作伙伴关系”到“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再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入;两国经济合作更是令世人瞩目,双方贸易额增长40倍,往返中韩两国的航班和轮船每天超过100班次,两国公费派遣留学生年约6万名。目前,中国已经成为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第一大投资对象国。韩国也成为中国第叁大贸易伙伴、第四大出口对象国、第叁大进口来源国。中国的对外贸易,完成双边贸易1000亿美元的目标,中日之间用了30年,中韩之间只用了13年。中韩两国关系的发展超越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成为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合作典范”。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为进一步推动两国间的经济合作,中韩两国于2012年5月正式启动中韩自贸区谈判,旨在为两国货物贸易提供制度保障,拓展电子商务、节能环保、金融服务等新兴战略服务领域的合作,共同构建一个规范稳定可预期的框架。建立中韩自贸区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将有力促进东亚乃至整个亚太区域的一体化。2015年2月25日,中韩双方完成中韩自贸协定全部文本的草签,对协定内容进行了确认。至此,中韩自贸区谈判全部完成。2015年6月1日,中韩自贸协定正式签署,标志着中韩自贸区建设正式完成制度设计,即将进入实施阶段。中韩自贸协定创新性地引入了地方经济合作条款,明确将中国威海市和韩国仁川自由经济区作为地方经济合作示范区,发挥示范和引导作用。2015年12月9日,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与韩国驻华大使金章洙交换外交照会,中韩双方共同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大韩民国政府自由贸易协定》将于2015年12月20日正式生效并第一次降税,2016年1月1日第二次降税。中韩自贸协定(FTA)终于落地生根。中韩自贸区的建立将会极大刺激双边贸易,专家预计五年内双方的贸易规模就会突破4000亿美元。目前双边贸易规模已经达到3000亿美元。中韩自贸协定是迄今为止中国对外签署的涉及国别贸易额最大的自贸协定,同时也是中国迄今为止涉及领域最多的自贸协定。今天的中韩关系已经不是20年前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为扩大对外开放而吸引“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新兴工业国家”韩国的资本和技术输出那种简单的互利互惠关系,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家综合实力与国际影响力得到巨大的提升,两国经济互补空间不断缩小,经济竞争态势越发明显,因此,两国围绕历史、领土争端、捕鱼权、对待“脱北者”的态度以及跨境犯罪问题,加上美、俄、日、朝等国的牵制,近年来龃龉不断,从而给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带来许多不确定因素,趋于复杂化。中韩之间的经济合作、贸易往来和投资不仅在山东威海十分顺利,在江苏苏州也取得了成功并积累了不少经验。不断推进中韩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符合中韩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利益。为此,应深化中韩自贸区建设,积聚区域经济合作经验;推进中日韩经济一体化,推动中日韩自贸区建设;构建“东亚命运共同体”,推动整个亚太地区的一体化。“经济上依赖中国,安全上依靠美国”,是韩国长期以来的国家战略,也是韩国朝野达成的共识。从李明博政府到朴槿惠政府,都在中美两个大国之间保持着微妙的平衡。与中美两国同时交好,使韩国左右逢源,符合韩国的最大利益,也是中韩经济合作的最大动因。然而,2016年1月朝鲜进行了第四次核试验,在此前后还试射了一系列导弹,且放言,导弹试射的目标包括韩国领海和主要机场,韩国再次感受到了来自朝鲜的安全威胁。朝鲜的不断挑衅终于耗尽了韩国的耐心,2016年6月,韩国宣布同意美国在其领土上部署威胁到中国安全和战略利益的“萨德”反导系统,引起中国的强烈抗议和抵制,中韩关系急转直下。韩国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破坏了中韩经济合作的基础,中韩经济合作面临严峻考验。
李智慧[7]2017年在《韩国汽车出口贸易及其在中国市场的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伴随着各国经济的普遍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普遍提高,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经济全球化的程度不断加深,在这一变化下,汽车工业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韩国政府在汽车工业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20世纪60年代,韩国政府就将汽车产业确定为国家的支柱产业之一,提出了要开发韩国的国民车型,大力发展汽车零部件加工产业,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使韩国汽车的国产化率达到95%,并且实现整车出口的目标,确定了韩国汽车工业自主研发的发展道路。在韩国汽车产业的发展过程中,韩国政府积极鼓励国内汽车企业和外国资本进行合资生产,但是在合资企业当中始终掌握着主导权,避免外国企业给韩国汽车产业的发展带来太大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之后,由韩国政府主导,对汽车产业进行了全面的结构调整,采取了强硬的工业化政策,积极发展和汽车产业息息相关的机械、电子、化工等产业部门。在韩国政府的大力推动下,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韩国成为全球10大汽车成产国家之一,汽车产业获得快速发展。但是,由于韩国政府对汽车产业的扶持力度过大,所以韩国汽车产业在全球竞争当中出现了很多问题,国际竞争力水平比较低下,韩国大宇、起亚等汽车企业相继破产,由此也标志着韩国的汽车产业走向了一个发展低谷。认识到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之后,韩国积极对汽车产业进行调整,从1990年开始,韩国政府对宏观政策进行了调整,提出了要以科技为中心,积极推动企业和银行的改革,加速汽车产业的技术创新和产品的自主研发能力的提升,逐渐的提高韩国汽车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水平,韩国汽车产业开始获得稳定的发展,国际竞争力水平稳定提高。伴随着韩国汽车产业的不断发展,韩国国内的汽车市场已经逐渐趋于饱和,拓展海外市场已经成为韩国汽车产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任务。而在韩国汽车产业拓展海外市场的过程中,中国市场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长期以来都采取的计划经济体制,经济发展非常缓慢,汽车工业也起步非常晚,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汽车市场还没有建立起来。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开始实行对外开放,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开始获得较快的发展,汽车工业也随之获得发展,但是在发展的初期,中国国内的汽车企业存在着组织混乱、重复投资建设等各种问题,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水平要落后于中国居民收入的提升水平,国内的汽车供给已经无法满足中国民众对汽车的消费需求,由此也给外国汽车企业提供了非常好的发展契机。各个大型跨国汽车企业都看到了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纷纷采取合资、合作等方式进入中国市场,并且力图扩大在中国市场的份额。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保持了多年的持续稳定增长,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不断提升,中国汽车消费市场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韩国企业企业也充分认识到了中国市场的重要性,大力拓展中国市场,发展对华汽车出口贸易。韩中两国地理位置相邻,文化传统相似,两国关系不断深入发展,这些都为韩国汽车企业在中国市场的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当然,韩国汽车企业在中国市场的发展也面临着来自中国国内汽车企业以及其他国家的跨国企业的竞争,可以说是利弊并存,在发展中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在未来的发展中,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以及韩国汽车产业的进一步发展,韩国汽车出口贸易同样会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在中国市场的参与程度也会得到进一步提升。对韩国汽车出口贸易现状及其在中国市场的发展情况进行研究,不但可以对韩国汽车产业的发展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也可以为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提供非常好的借鉴。本文关于韩国汽车出口贸易现状及其在中国市场的发展情况的研究共分为六部分展开:第一部分是本文的绪论部分,在这部分主要是对本文的研究进行一个整体的介绍,包括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创新之处,通过绪论部分可以对本文的研究有一个整体的了解。第二部分是本文的理论依据以及文献评述,这一章介绍了本文研究的相关理论,主要包括比较优势理论、跨国经营理论以及钻石模型。同时,这一章还从韩国汽车产业的研究、韩国汽车贸易的研究、韩国汽车行业在中国发展情况的研究、中国汽车市场的研究多个方面,对已有的文献进行了述评。第叁部分是对韩国汽车出口贸易现状进行分析,主要从韩国汽车出口贸易的缘起、韩国汽车出口贸易的现状以及韩国汽车出口贸易的特征叁个方面展开,通过这一章的分析,可以对韩国汽车出口贸易的发展情况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第四部分是关于韩国汽车在中国市场的发展情况的介绍,包括中国汽车市场的概况、韩国汽车产业的钻石模型分析以及以现代汽车为例对韩国汽车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案例分析等内容,通过这一章内容可以比较详细的了解韩国汽车在中国市场的发展。第五部分是分析韩国汽车在中国市场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建议。尽管韩国汽车进入中国市场之后获得了比较快的发展,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是也应该客观的认识到,韩国汽车在中国市场的发展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只有及时发现这些问题,并且制定有效的解决措施,才能够推动韩国汽车在中国市场能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第六部分是结论与启示部分,这一章主要是对前边的研究进行总结,对本文的研究主题进行深入的思考,形成本文的研究结论。同时,在这一部分也分析了韩国汽车产业发展的启示,希望给中国的汽车企业提供一些参考。
郭广坤[8]2012年在《中日韩贸易政策有效性比较分析》文中研究说明随着世界贸易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加强，一国贸易政策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受到其他各国的重视。贸易政策是一国基本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有效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经济运行和发展状况，尤其是在世界金融危机后，各国更倾向于运用更加灵活有效的贸易政策促进本国就业和经济稳定增长，优化国内结构，因此，对贸易政策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中日韩叁国是东亚地区的重要经济体，彼此之间联系紧密，在历史上有着很深的渊源。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外贸易在历史上都对国家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促进经济腾飞的重要方面。从发展阶段来说，目前中日韩叁国处在不同的阶段，产业之间存在一定的层次性和递进关系，此时通过对日韩贸易政策的研究可以发现我国在发展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对我国贸易政策的制定和选择起到很好的借鉴作用，并且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进程不断加快，使得此时对中日韩贸易政策的研究更加具有现实意义。本文先是从总体上概括了世界贸易理论的演变和各国不同时期的贸易政策，并在WTO框架下对贸易政策的特点和发展趋势做简单总结，接下来着重介绍中日韩叁国在不同历史阶段所采取的贸易政策，分析贸易政策产生变化的原因和贸易政策对经济发展，提高收入，优化结构的作用，然后运用统计学、国际经济学和国际贸易学理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评价贸易政策有效性的指标体系，运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指标进行评价。其中在数据处理时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功效系数法和层次分析法，总共选取评价指标12个，对中日韩叁国不同阶段的贸易政策进行有效性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在2002—2010年间，日本在1956—1973年，1974—1995年间，韩国在1980—2010年间的贸易政策是有效的，并且中国贸易政策有效程度不断提高。最后，在分析中日韩具体贸易政策及政策有效性的基础上，结合当前我国面临的具体实际情况和复杂的国际形势，对我国贸易政策的选择提出建议，主要有：在当前WTO体制下继续推进贸易自由化，引导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对我国当前的幼稚产业进行保护，扶持其发展壮大；加强中日韩经济圈交流，积极推进中日韩FTA建立；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相结合，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政府通过制定和实施适当的贸易政策，弥补市场经济的不足，鼓励和促进我国企业的发展壮大和产业结构不断升级。
吴德根[9]2010年在《韩国造船产业国际竞争力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明确了解韩国造船产业怎么获取国际竞争力以及研究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方法,主要研究对象是韩国造船产业的发展历程、国际竞争力的形成、发展以及影响因素。运用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的文明周期论、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的产业竞争优势理论等分析世界和韩国造船发展历程,修正了已有的对造船发展阶段的认识,给出了造船产业发展历程的四个阶段(形成阶段、成长阶段、衰退和结构调整、分化发展阶段)韩国造船产业在发展历程上经历了传统船舶产业、海洋结构产业和海洋空间产业的分化发展阶段。韩国造船产业竞争力是在与世界造船企业的一系列和平的、持续的竞争和交流过程中形成的。韩国造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源泉或者关键要素是韩国造船企业员工的企业精神,表现为以基层组织为主的团结精神、对社会发展的和平性、持续性的使命感,并且能够保障合理的产业人才供需结构和企业之间的竞争体系。论文阐述了韩国造船产业的竞争优势要素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在生产要素层面上,人力资源对产业与企业的忠诚度,以东南海为主的自然性环境,通过引进及改善各种设计技术来开拓新领域的创新能力。二是基础设备上,建造大型船舶以及海洋结构物能力。叁是造船产业结构及战略上,学习成长战略、自主竞争发展战略、多种化经营战略、国际化战略等。四是由造船产业和相关产业集群组成的造船产业集群国际竞争力。
李相熔[10]2007年在《中国、韩国、加拿大国际贸易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韩国、加拿大叁国无论是在自然资源、文化、外交，还是在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若干共同和不同之处。共同之处表现在：(1)在文化方面，叁国都比较崇尚和平，并倾向于采取温和政策来解决国内外各种社会问题。(2)虽然叁国明显属于外向型经济，但对外经济贸易的依赖度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都比较大。(3)虽然经济上都对外资有所戒备，但外资在金融领域和工业领域对叁个国家的国内经济影响都比较大。(4)叁个国家的经济都高度依赖于美国市场和欧洲市场。不同之处表现在：(1)中国和韩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属于“东方威权主义”类型，而加拿大则属于相当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2)叁国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差异迥然，例如中国和韩国的人均自然资源非常贫乏，而加拿大的自然资源则极为丰富，地大物博且人口稀少。(3)叁个国家的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相去甚远。中国属于过渡型经济，或者说处于“转轨期”；韩国也正处于产业升级的特殊时期，东南亚金融风暴后，韩国的经济贸易体制的更新换代进展神速，相反加拿大经济不存在重大的结构性问题。尽管NAFTA对于贸易体制有很大的冲击，且没有类似于中韩的历史包袱。经济的共同之处和不同之处决定了叁国长时期内都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值得有关人士更多地发掘和实现叁国“合作竞争”的巨大潜力。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开放的深化和世界经济贸易的自由化及全球化，21世纪的中国将在世界经济和政治等方面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加强各方面的交流。所以在未来几十年内，中国、加拿大、韩国叁国之间的交流及合作将会越来越密切。
参考文献：
[1]. 论韩国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D]. 石金. 延边大学. 2002
[2]. 韩国外向型经济研究[D]. 申东镇. 东北财经大学. 2011
[3]. “新兴11国”（E11）新兴产业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研究[D]. 谷方杰. 东北财经大学. 2016
[4]. 韩国主导产业的技术创新模式研究[D]. 李春花. 东北大学. 2009
[5]. 韩国现代化发展及对中国的借鉴意义[D]. 丁越. 南京大学. 2017
[6]. 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中韩经济合作研究[D]. 朱新荣. 苏州大学. 2017
[7]. 韩国汽车出口贸易及其在中国市场的发展研究[D]. 李智慧.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7
[8]. 中日韩贸易政策有效性比较分析[D]. 郭广坤. 中国海洋大学. 2012
[9]. 韩国造船产业国际竞争力研究[D]. 吴德根.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10
[10]. 中国、韩国、加拿大国际贸易比较研究[D]. 李相熔. 中央民族大学.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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