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经济学视野中的收入分配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收入分配论文,经济学论文,视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发展经济学研究收入分配问题的特殊视角
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Adelman(1974，1975，1978)在分析发展中国家50年代、60年代的经济发展问题时就曾指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并没有像新古典经济学家们所预言的那样产生“向下涓滴”(trickle-down)效应，占人口大多数的劳苦大众的收入状况并没有随着GDP增长和工业化而得到改善，相反，倒是出现了有利于中产阶级和富人的“向上涓敛”(trickle-up)效应。20世纪90年代，发展中国家GDP平均增长率为3.3％，高于2.5％的世界平均水平；但发展中国家基尼系数平均为0.414，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0.394。有54.4％的发展中国家基尼系数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0警戒线，22.2％的发展中国家基尼系数达到或超过0.50，有4个发展中国家的基尼系数甚至达到或超过了极不平均的0.60水平(曾国安，2002)。从20世纪40年代大批殖民地获得独立成为发展中国家以来，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虽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与此同时收入分配差距仍然在不断扩大，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平顶”似乎还是遥遥无期。
在发展经济学家看来，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并存现象，仅仅用人类经济运行的某些共性特征来解释是不够的，而更应该深入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特殊性。因此，当主流经济学家们热衷于谈论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为支持或反对库兹涅茨倒U型理论而争论不休的时候，从20世纪70年代起，许多发展经济学家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出发，将分析的眼光开始从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这条研究收入分配问题的主线移开，转向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的关系，探求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没有产生“向下涓滴”效应的深层原因，从而形成研究收入分配问题的独特视角。我们认为，这种独特视角是由发展中国家经济现实以及发展经济学研究任务与思维方式的双重特殊性所决定的。
发展中国家经济系统区别于发达国家的特殊性不仅仅表现在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低、资本稀缺、技术落后等一些量的特征方面，更表现在质的方面，即发展中国家经济长期处于因技术刚性、制度刚性、结构刚性而形成的失衡状态。就整体而言，如果说近均衡是发达国家经济系统的常态，那么，远离均衡则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系统的常态。对于前者，以GDP衡量的经济增长，与以社会经济结构的优化变迁、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和人的自由的扩展为内涵的经济发展可能是同一个过程；对于后者，则完全可能出现无发展的增长。一般的标准经济学能较好地解释处于均衡附近的发达国家经济系统的演进，虽然也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系统的一些现实问题做出分析，并为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系统运行提供基本的理论参照系，但是，它毕竟不能解决远离均衡态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系统如何才能逼近均衡这样的发展问题(叶初升，2005)。“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许多标准经济学已倾向于远离诸如贫困、苦难和福利等一类广泛的发展问题，并且远离基本需要的满足和生活质量的改善等问题”(Sen，1988)（注：Sen， A.， " The concept of development" ， in Chenery， H.and Strinivasan， T.N.( eds.) ， Handbook of Development， Vol.1， Elsevier Science Publishers， 1988， pp11.）。根据发展中国家经济系统远离平衡态的特征重建一个新的分析空间，揭示和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系统的特质，探求由远离均衡态走向均衡(摆脱贫困进入发达状态)的演进路径，这正是发展经济学特殊的使命；而对发展中国家远离均衡态的经济系统进行结构分析，也就成为发展经济学一种特殊的研究方式。
不同的研究视角决定了发现问题和研究问题的不同方式。根据新古典主义的基本理念，经济发展是一个以边际调整来实现的和谐的、累积的过程，均衡状态是稳定的，价格机制是一切调节的原动力，从而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机制；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利益一般会通过纵向的“涓滴效应”(trickledown effect)和横向的“扩散效应”自动地、逐步地分润到社会所有阶层、所有人群，自然而然地形成帕累托最优状态。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即使在某个时期有加大的趋势也是暂时的，随着经济增长过程的深入，收入差距总是会缩小的，收入分配最终将与每种生产要素对生产的贡献相一致。问题是，在现实中，发展中国家不仅存在着与发达国家相类似但更严重的市场失灵问题，而且，市场机制下收入分配的均等化还会遇到其特有的障碍：其一，市场的不完善、结构刚性，使得相同的生产要素投入在不同部门、不同地区取得的收入存在相当大的差别；其二，占社会人口相当大比例的贫困人群所拥有的生产要素是贫乏的，从而在功能性收入分配中就居于不利地位；其三，贫困人群在市场机制引导下的流动中存在着“向上刚性”；其四，许多发展中国家并不存在保障社会中每个成员公平地支配生产要素获取利益的制度环境，权利与机会远非平等。Adelman和Robinson(1978)指出，尽管市场结清过程是决定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但收入分配显然还受到制度刚性和市场对非均衡调节不完善的影响，新古典主义的一般均衡模型并没有抓住发展中国家现实中的本质特征。
在发展经济学家看来，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特别是穷人收入状况的改善，并不是自动实现的。人类经济系统中有两类因素对收入分配起决定作用：第一类因素涉及经济的基本方面(如生产函数、资源禀赋、需求模式等)，对第一轮收入分配起决定性作用；第二类因素(如制度等)则对第一轮收入分配施加影响，使之适应那些在政治上有影响力的社会集团的目的。其中，第二类因素的收入分配效应非常突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它们甚至足以抵消用第一类因素的分配效应(Adelman & Robinson，1978)。然而这类因素恰恰被新古典主义当做既定不变的外生变量，其分配效应被忽略了。虽然新制度经济学试图将制度内生化，但其注意力仍然是放在改进配置效率的制度上，或只强调制度的资源配置效应。
在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视野中，收入分配被深深地嵌入社会经济结构之中：一方面，经济结构，而不是经济增长的水平或速率，才是收入分配模式的基本决定因素(Adelman & Morris， 1973)；另一方面，收入分配通过人力资本投资等内生因素不仅影响经济增长率，而且还直接影响经济结构及其变迁路径、影响人的自由的扩张和社会福利的普遍提高。因此，并不是所有关于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问题的理论研究都属于发展经济学的范畴，发展经济学研究收入分配理论至少具备两个基本特征：其一，把收入分配问题与发展中国家普遍而持续的贫困现实联系起来，特别关注占人口相当大比例的最低收入阶层的脱贫问题；其二，把收入分配与经济发展联系起来，特别关注那些结构性因素影响收入分配的机制，关注生产方式和经济社会结构变革、社会福利水平普遍提高、人的自由的扩张与收入分配的关系。这就构成了发展经济学收入分配理论区别一般经济学的收入分配理论的独特视角。
二、发展经济学收入分配理论的逻辑演进
揭示发展中国家普遍而持续贫困的原因，探索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实现发展的道路，这是发展经济学的两个基本问题。一切发展经济学研究都是围绕着这两个基本问题展开的(叶初升、孙永平，2004)。发展经济学家们对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也不例外。随着发展经济学对贫困与发展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发展经济学家们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和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问题，推动着发展经济学收入分配理论逻辑的不断演进。
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刚刚从政治上摆脱了殖民统治，而经济体系依然没有从殖民框架中解脱出来，最基本的经济特征就是低生产率、低生活水平和经济结构刚性。这一时期的许多发展经济学家都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就是收入贫困和人力贫困，发展的最大障碍就在于结构刚性、资本过度稀缺。与此相应，发展被认为就是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是解决贫困的充分必要条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需要的宏大的结构变革是其不完善的市场体系所不可能胜任的，提倡政府配置资源，以完成经济的结构性转换。发展经济学家们把资本积累和工业化看成是促进经济快速增长、摆脱贫困的关键，进而提出了以“唯工业化”、“唯资本化”、“唯计划化”、“内向发展”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战略。这一时期，发展经济学关于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集中在三个方面(马颖，2004)：1.国际经济关系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收入不平等关系；2.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3.经济社会结构的刚性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国际经济关系中的收入不平等问题”（注：可参阅马颖(2004)为结构主义收入分配理论写的文献综述。） 虽然可看作是广义的收入分配问题，而且其理论逻辑与经济体内部的收入分配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致的，但为了使本文主题更为紧凑，这里只介绍后两个方面的研究。Kuznets(1955)在分析有代表性的国家的收入分配长期变动趋势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关系的著名的“倒U曲线假说”，并解释了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随着经济增长变化的主要原因。他认为长期收入分配在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更加不平等。因为，产业结构的根本性转变、人们为求得经济上的改善而拥有的在国内流动的机会等，这些曾经在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增长中改善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起过作用的因素，在发展中国家却不存在，或其效应非常微弱。在他看来，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人均收入水平太低，低到了足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即这些低收入阶层究竟是怎样维持生存的？尽管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甚至到60年代初，盛行的观点是经济增长会产生利益“涓滴效应”，但Myrdal(1956，1957)还是基于“累积性循环因果关系”(circular cumulative causation)提出了“地理上的二元经济”(geographical dual economy)理论。他认为，由于结构刚性，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劳动力、资本、技术、资源等要素的流动，会产生有利于发达地区而不利于落后地区的回波效应(backwash effect)。另一方面，“在许多贫困的国家中，内在的封建性和其他不平等制度，以及剥夺穷人谋求致富机会的强权结构，会使导向不平等状态的自然过程不断继续和扩大”(Myrdal，1957)（注：Myrdal， G.， Economic Theory and Under-Regions， London： Methuen & Co.Ltd， 1957， pp40.）。因此，由经济增长而提高的国民收入不可能自然地、均等地普及到各个地区和各个阶层，以缩小地区之间、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相反，经济的不均衡必然伴随着分配不均，使富者更富，穷者更穷。
进入20世纪60年代中期，人们发现，“唯工业化”、“唯资本化”、“唯计划化”、“内向发展”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战略并没有使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贫困状况有所好转，相反，这种发展战略日渐暴露出一些弊端：工业低效、农业停滞、产业之间及各地区之间发展失衡、经济体制僵硬、收入分配不均，等等。在这种背景下，一批受到新古典经济学熏陶的发展经济学家重新审视穷人的经济行为理性，在坚持贫困就是收入贫困和人力贫困，坚持发展就是经济增长的前提下，抛弃结构主义发展战略，转而求助于市场机制。但是，实践表明，尽管新古典主义发展战略在一定的程度上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却仍然没有像在市场体系完善的发达国家那样，产生有利于穷人的“涓滴效应”。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开始意识到，经济增长虽然是减少贫困的必要条件，但却不是充分条件。20世纪60年代中期及70年代，出现了一股否定经济增长作为发展目标的潮流：发展不仅包含了增长，而且还应该包括在增长基础上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于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发展文献和国际机构文件中，发展目标就是消除贫困、增加就业和改善收入分配状况。这一时期发展经济学研究收入分配问题的重点是(马颖，2004)：1.继续深入研究结构性因素影响收入分配的内在机制；2.拓展和深化“倒U曲线假说”的研究；3.对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进行实证性的国别研究和跨国比较研究。
Lewis(1966)认为，经济的非均衡发展会在一国经济中产生“飞地经济”现象。在发达国家“飞地”带来的利益能够迅速而无阻碍地扩散，而在发展中国家却不然。因为，发展中国家的传统部门对经济机会不能做出迅速而足够的反应，而“飞地”内部也缺乏推动利益向其他地区蔓延的动力机制。Adelman(1974，1975，1978)指出，20世纪50～60年代，不仅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最穷的60％的人口收入份额下降了，而且还有许多发展中国家穷人的绝对收入水平也下降了，经济增长并没有产生新古典主义者所说的“向下涓滴”效应。她认为，应该努力克服阻碍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均等化的结构性、制度性障碍，把“消除贫困”(depauperization)纳入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体系。她主张在资产生产率得以改进之前而不是在此之后实行资产再分配，比如，在农业生产率改进之前实施土地改革，从而使促进增长与改进平等的政策措施并行不悖、相得益彰。Bacha和Taylor(1976)构造了著名的“不平等螺旋”(the unequalizing spiral)增长模型。在这个三部门(工资品、奢侈品、资本品)模型中，增长发动的整个积累过程，包括熟练劳动就业的增长、奢侈品的相对需求以及奢侈品部门投资之间相互依赖，始终恶化了不平等。Kuznets(1963)在进一步分析各国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后指出，经济发展过程中高收入部门的加速增长会吸收低收入部门的人口，从而导致发展的早期阶段相对不平等的扩大，因此，发展中国家上层收入分配的份额一般明显高于发达国家同一阶层的份额，而某些发展中国家最低收入阶层分配的份额又比发达国家最低阶层的份额要低得多。Adelman和Morris(1973)对43个发展中国家进行实证分析，其研究结果并没有支持Kuznets的“倒U曲线假说”，而是证实了她们自己提出的“倒J曲线假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穷人的收入分配份额起初急速下降，然后缓慢下降，再后取决于所选择的政策：曲线不是趋向于平缓(倒J形)，就是在起步时便呈递增趋势(正U形)。Chenery和Syrquin(1975)实证分析了1950年至1970年间发展中国家包括收入分配结构在内的经济结构变化，结果表明，最低收入阶层人均收入下降了15.8％，中等阶层人均收入下降了12.7％，而最高收入阶层的份额却从50.2％上升到55.4％。但是，这一趋势在更高水平上发生逆转，最富国家人均收入分配比最穷国家更为平等。他们对教育(用入学率度量)、二元结构(用初级产品出口份额度量)、农业部门发展的程度(用初级产品生产所占份额度量)等几个因素对收入分配产生的影响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上述三个变量与最高收入阶层的收入份额显著相关；初级产品生产的更大份额与更为平等的收入分配相关。Ahluwalia(1976a，1976b)的跨国回归分析表明，在不平等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非单调关系，不同阶层的收入份额转折点发生在不同的人均GNP水平上。在此基础上，他对“倒U曲线”进行了修正。Ahluwalia， Cartter和Chenery(1979)深入研究了全球性贫困的度量、发展中国家政策对收入分配造成的后果及政策改进等问题。此外，Adelman和Robinson(1978)专门探讨了20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末韩国的收入分配问题，得出了收入分配植根于经济结构、收入分配的跨时路径取决于该社会所选择的基本发展战略等重要结论。在这一时期，新古典主义的发展经济学家仍然坚持“滴流”假说，他们倾向于把收入分配的恶化、贫困化增长看作是政策扭曲价格体系的结果。
20世纪80～90年代，一方面，在实践上，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展现出强大的生机和活力；另一方面，在理论上，新制度经济学逐渐融入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在这种背景下，许多发展经济学家开始重新思考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与发展问题。他们认识到，发展中国家穷人的收入贫困和人力贫困只是现象和结果，而其权利贫困和能力贫困才是实质和原因。要减少贫困，不仅要保证穷人拥有一定的物质资源和社会资源，而且还必须保证穷人有能力，即社会赋予他的选择权利和自由，利用其拥有的资源来实现自己的生活目标。经济学家们意识到，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就在于缺乏有效的制度安排。于是，制度也不再是游离于发展之外的既定因素，而是赋予并保障个人的选择权利，进而促进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在这种新贫困观和新发展观的影响下，在分析收入分配及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时加入制度以及政治过程等因素，成为在这一时期发展经济学收入分配理论的亮点。
制度会影响资本获得性，会产生不同的技术进步结果，会影响人力资本投资，会造成人口迁移的收益差异、优越工作的进入障碍。Peragine(2004)指出，依据机会平等的道德规范，由于个人职责之外的因素所导致的经济不平等是不公平的，而且应该由社会补偿；相应地，由于个人因素所导致的经济不平等则是公平的，并不会得到任何补偿。机会平等最吸引人的特点就在于它在不否定私人职责的条件下，为平等主义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正因为如此，机会平等成为当前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政治下社会评判的一种最为流行的观点。使人们幸福或者帮助人们达到他们所希望的有价值的成果，这些并不是社会的责任。但是，社会却有义务为它的成员提供平等的机会来达到他们所关心的结果。为此，Peragine导出了根据机会平等的原则对收入分配进行排序的标准。Taylor(1991)试图构造一个结构主义收入分配模型，以反映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所具有的“扩大的功能性分配”特征。他将一系列受结构因素影响并具有行为特征的诸多变量纳入分配矩阵，而每一变量的变化空间均取决于经济制度与历史。Banerjee和Newman(1993)从企业制度和就业制度的角度研究了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他们的模型中，由于信贷市场不完全，财富初始分配通过信贷市场上的不同约束影响个人的职业选择，从而影响企业制度、就业制度和职业结构。而职业结构又将影响储蓄行为和风险承担能力，进而影响收入分配。模型表明，当贫困人口较多时，更可能出现大规模生产的企业制度和雇佣工人制度，如果此时有较强大的中产阶级，经济会收敛于高就业率、高工资的状态，经济也会快速增长；否则，经济将会收敛于低就业率、低工资的状态，经济增长也会变慢。相反，如果在初始财富分配状态中穷人较少，该经济将会“起飞”，并且将会收敛于高就业、高工资的状态，但此时经济增长速度不会太快。Ray(1998)认为，收入高度的不平等会通过加大再分配的压力，阻碍经济增长。Bardhan和Udry(1999)认为，给定不同利益集团在资源动员及协作中的不同能力，制度安排往往是策略性分配冲突中占较高比例和较强能力集团去努力压制其他集团行为的结果，而不是社会中分散的努力对产权重组及履行承诺的结果。Banebou(1997)构造了一个增长问题的囚徒困境模型。在该模型中，人们分别属于两个集团，当一方偏离全社会最优的战略而得到更多的消费时，另一方的消费却因此而减少。模型表明，当收入不平等严重时，较穷的一方将偏离全社会最优的战略，产权受到威胁，寻租行为增加，经济增长受阻。
三、微观化：发展经济学收入分配理论研究的一种新趋势
社会经济系统的运行及其外在表现——经济现象，都是由微观层次上的人的经济行为及其相互作用决定的。因此，任何经济学理论，即使是那些不直接研究微观主体行为的经济学理论，都必须以研究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及其相互作用形成的系统均衡为基础。发展经济学应该也不例外。发展经济学要研究贫困的原因，要寻求摆脱贫困谋求发展道路和战略，就必须理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体，特别是大多数处于传统部门中的贫困的主体，他们在发展中国家特殊的经济环境中的行为。其实，经济发展不仅仅是一个涉及数量扩张(经济增长)并包括制度、组织和文化等非数量因素变化的过程，从根本上说，它是由这些外在的结构变化所蕴涵的经济主体的行为及其组织方式的变化。然而，长期以来，发展经济学或热衷于宏大的理论，或直接以一般经济学简单地应用于发展中国家，而缺乏基于发展中国家经济系统远离均衡态的特殊性而展开微观机制分析，缺乏自己相对独立的微观基础(叶初升，2005)。不过，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特别是90年代以来这种状况正在改变，新生代发展经济学家从高度概括的模型转向分散的微观研究（注：Meier， G.M.， " The old generation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and the new" ， in Meier & Stiglitz(2001).）(Meier，2001)。近年来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微观化”趋势也反映在对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上。
虽然收入分配是一种典型的宏观经济现象，但是，经济学家们仍然可以立足于经济主体的行为及其相互作用，去探求产生这种宏观经济现象的微观机制。因此，当许多发展经济学家继续在宏观经济层面上研究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问题的同时，一些学者尝试着从微观上揭示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内在联系。他们在增长与分配不平等之间加入一些中间变量，如人力资本投资、职业选择、技术选择、企业创新、政治市场行为、制度安排等变量，以便在微观层面上解释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为什么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增长成果为大众所分享。
Aghion， Caroli和Garcia-Penalosa(1999)在模型中引入了资本市场不完善和道德风险等变量。他们认为，在资本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收入分配不平等不但降低了投资机会，也降低了贷款者努力的激励，形成了道德风险，并且还会产生宏观经济波动，而这些都降低了经济增长率，阻碍了经济增长。Eicher和Garcya-Penalosa(2001)不仅将劳动技能的需求与供给内生化，而且还将决定劳动需求技能偏向的因素，即技术与熟练劳动及非熟练劳动的互补性内生化，用以考察人力资本积累是如何同时影响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的。他们分析了教育成本和教育外部性与“干中学”及研发强度的关系，刻画了一个国家从学习模仿内生地转向自主研发的门槛，认为技术变迁可以产生与关于不平等及技能升值的跨国数据相一致的多重稳定状态。Ghatak和Jiang(2002)提出了在信贷市场不完全情况下职业选择的一个简单模型。他们考察了以初始财富度量的影响技术、交易成本和历史的一些参数，在决定长期财富分配状况及人均收入水平过程中的作用。他们得出了与发展经济学中“穷的原因就是因为穷”理论相似的观点，认为信贷约束是持续贫穷的一个重要原因。当一个人很穷时，在不完善的资本市场上他会面临更多的信贷约束，从而使他不能获得充分的技术或者选择合适的岗位工作，最终又导致了他的贫穷。在总体水平上，这意味着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趋同”结论相反，经济参数都相同的两个经济体，如果它们有不同的财富分配状况，因而信贷约束阶层的范围不同，那么，在稳定状态下这两个经济体会达到不同的人均收入水平。Ehrlich和Kim(2004)建立了一个由家庭之间人力资本的分布和构成决定的禀赋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动态模型，并将研究范围从一个停滞的低收入状态扩展至一个支持自我发展的政体。通过对禀赋、教育获得状况和不平等程度的分析，文章得出与库兹涅茨的“倒U型假说”相似的结论，也随之为这一假说提供了理论支持。
Bourguignon和Verdier(2000)在一个关于增长的政治经济模型中分析了不平等、民主与经济发展的动态过程。在这个模型中，教育既是增长的引擎，又是政治参与的一个决定因素。他们分析了资本市场不完善的背景下，受过教育的寡头政府补贴穷人教育、推进民主转型改革的动力激励，并讨论了历史依赖对长期社会分层和再分配的重要性。Majumdar， Mani和Mukand(2004)注意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尽管大部分公民都生活在乡村，但政府都将公共资源向城市倾斜。他们提出了一个分析框架，其中，来自城市和乡村的所有投票者都有相等的投票权，这些投票者区别只表现在获得信息方面。他们认为，这种差异足以形成政府不平等地、过多地将资源配置给城市的动机激励，从而为发展中国家城市偏好现象做了一个政治注解。他们还分析了投票者信息对清除不称职政府的选举过程的效率产生的影响。Onrubla， Salas和Sanz(2005)充分关注劳动供给反应的情况下，在更为一般的行为分析框架中，研究了个人收入税对收入再分配的影响。Garcy' a-Pen
losa和Turnovsky(2005)构造了一个随机的内生增长模型来分析发展中国家增长波动与收入要素分配之间的关系。该模型将发展中国家的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共存，以及传统部门创造的收入可以逃税这两个重要特征整合起来。增长波动与要素分配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它取决于风险的来源以及正式部门中资本与劳动的替代弹性。他们分析了政府熨平增长波动的政策选择及次优税收结构。Alesina和Angeletos(2005)注意到，市场经济会使收入和财富存在巨大差异，穷人通常需要再分配政策，但是，当存在着源于腐败和寻租的不平等时，许多矫正不公正的收入不平等的措施，比如累进收入税、大规模的公共工程等，会产生更大范围的腐败和寻租。高度的政府干涉、腐败和寻租也就可能出现自我发展的局面。在他们看来，第一，规模大的政府会在腐败、游说和其他形式的寻租行为中增加私人的收入；第二，这些收益在人们之间的分配并不公平；第三，由腐败和寻租所产生的不平等比由生产能力和市场竞争所导致的不平等更加的不公平。他们将这些洞见模型化，并得出结论：第一点与其余两个的各种组合，会在当前和过去的政治经济局面之间形成一种互补，在不平等、再分配与腐败之间存在着多重均衡；越是大的政府越有可能腐败，而更多的腐败反过来会支持旨在矫正因腐败而导致的不平等和社会偏见的再分配政策。
四、简短的评论
收入分配问题是人类社会普遍关注的古老而常新的问题，也是经济学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正像收入分配在不同类型的国家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不同特征一样，作为现代经济学体系中专注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一个分支学科，发展经济学在研究对象、研究任务以及研究方式上的特殊性，决定了它对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有着区别于一般经济学的特殊视角。梳理、分析和探讨发展经济学的收入分配理论，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发展经济学的理论特征及其研究范式，进一步丰富和深化对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问题的理论研究。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获得几点启示：
第一，尽管市场结清过程是决定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但在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显然还受到制度刚性、结构刚性以及市场不完善的影响，新古典主义的一般均衡模型并不能抓住发展中国家现实中的本质特征。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特别是穷人收入状况的改善，并不会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自动实现。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并存的现实，仅仅用人类经济运行的某些共性特征来解释是不够的，而更应该深入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特殊性。
第二，在发展经济学的视野中，收入分配是一个被深深地嵌入社会经济结构之中的深层次问题。决定收入分配模式的基本因素是经济结构，而不是经济增长的水平或速率。发展经济学收入分配理论区别于一般收入分配理论，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把分配问题与贫困现实联系起来，特别关注发展中国家占人口相当大比例的最低收入阶层的脱贫问题；其二，把分配问题与经济发展联系起来，特别关注那些结构性因素影响收入分配的机制，关注生产方式和经济社会结构变革、社会福利水平普遍提高、人的自由的扩张与收入分配的关系。
第三，随着发展经济学对贫困与发展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发展经济学家们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和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问题，推动着发展经济学收入分配理论逻辑的不断演进。近年来，随着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微观化转向，从经济主体行为分析入手，从微观机制分析入手，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如信息经济学、博弈论、协调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等，构建解释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问题的基本模型，已经成为发展经济学收入分配理论越来越明晰的一种研究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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