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30年来文艺学跨学科研究两次范式转移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学论文,范式论文,两次论文,年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14X(2011)04-0170-07
当文学与另外一个学科相遇时，有两种基本的结合方式：一是借助于某一个学科的理论，对文学现象加以解释与说明；一是以对文学现象的研究为依托，去解决另外一个学科领域中存在的问题。因此，文艺学跨学科研究应当包含两种基本的范式：以文学自身为本位的研究和不以文学自身为本位的研究。
从逻辑上讲，任何一种文艺学跨学科的研究思路，都可以取范式一与范式二两个相反的方向。如文艺社会学研究，可以用社会学理论去解释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关系、人物性格形成与发展的内在逻辑、文学形象的典型性等文学问题，也可以通过对文学作品的解读去研究一个时代的社会风俗、阶级分化状况、道德伦理观念等社会学问题；文艺心理学研究则既可以借心理学的概念与研究方法去弄清文学创作、文学接受活动的心理过程，也可以借助于对文学家创作心理与文学作品中人物心理的分析，去研究诸如人格的形成、心理变态、社会无意识的表现形式等心理学问题。
这里应当指出的是，认为范式一才是文学研究，范式二不应归入文学研究的观点是讲不通的。首先，从理论上讲，文学价值论问题，一直是文学理论思考的核心问题，因为“文学的本质与文学的作用在任何顺理成章的论述中，都必定是相互关联的”。①而在涉及这一问题时，文学的审美功能、交际功能、心理调节功能、意识形态功能、宗教功能等等，都无法回避。许多时候，对某一特定功能的强调还会成为某种流派建构自己文艺理论体系的支撑点。而要搞清楚这些问题，就不能不借助范式二方向上的研究成果。其次，从文学理论研究的具体实践看，范式二不仅大量存在，许多时候还会成为文学研究的主潮。
一、1980年代的文艺心理学：在游移中从第二种范式逃离
从梁启超倡导小说革命开始，对文学之外的现实的介入成为许多理论家进行文学研究的主要动机。许多时候，文学研究是理论家表达自己对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文化问题看法的一种途径与手段。借文学去分析批判社会，介入现实政治、革新伦理道德，不仅是作家，同时也是文学研究者普遍的价值诉求。因此，曾经在20世纪相当长时间内占据主流地位的文学社会学、文学政治学、文学伦理学研究思路，基本上可以归入范式二的范畴。
“新时期”之初，这种状况依然持续。当时的文学研究与文学创作一样，义不容辞地参与甚至领导着改变中国命运的“新启蒙”运动。理论界对“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的重提，以及对人道主义精神的呼唤，呼应了整个社会对“文革”中出现的专制政治扼杀人的思想，人的尊严的反思。文学主体性问题的提出，既是这种反思的进一步深入，同时又与刚传入中国，引起思想界极大兴趣的西方个性解放与非理性主义思潮有直接关系。
然而，“新时期”的文艺学研究，又是与对“工具论”文学观的怀疑与批判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过程中，“文学独立性”主张，作为试图摆脱政治干预，寻求学术独立与精神独立的一张盾牌，被许多人接受。倡导文学独立性的学者认为，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研究关注的只是文学的一些外部规律，借此根本无法准确地理解文学问题。为了纠正这一偏颇，必须使文学研究回到文学本身。在这个过程中，文学研究开始关注文学作品中表达的人性内涵，关注作家在文学创作中的主体地位与作家独特的心理结构，关注文学创作与接受过程中独特的思维方式。从心理学的角度研究文学的方法，便是在这一背景中被激活的。
因此，文学心理学在1980年代的出场，“是与新时期特定语境中人道主义话语相关联的，是在摆脱政治工具论回归文艺自身的呼声中作为‘向内转’的文学主体性思潮的一部分复出的”②。在新时期的文学心理学研究中，文学研究的现实关怀与文学关怀重叠在了一起。一方面，这一研究视角的出场，是对社会主流思潮的呼应；另一方面这种呼应又带有强烈的纠偏意味，代表了文学研究试图走出传统研究的范式，回归文学自身的努力。这种复杂状况，决定了新时期的文艺心理学作为跨学科研究，既带有范式一的特征，又没有完全走出范式二的思路，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矛盾与游移。
站在文学本位的立场上看，文艺心理学方法的引入具有充分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人们无法回避这样的事实，即文学活动必须通过人实现，人的心理活动是文学活动得以展开的中介性环节。因此，文学研究中的心理学方法不仅对传统的社会学方法是一种有效的补充，而且，在当时的理论界看来，它比传统的社会学方法更容易切入文学内部，发现文学的内在规律。正因为这个原因，新时期的文艺心理学研究取得的成绩是引人注目的，它之所以能够在今天还经常被人提及，甚至被视为新时期文艺学研究中的“显学”，基本上凭的是自己在作家创作心理、文学接受心理等方面的理论实绩。
然而，“新时期”文学心理学对范式一的坚守并不彻底。当用心理学方法去研究文学问题时，研究者应当把文学创作与文学接受中存在的心理活动，作为一种外在于自己的对象去认识。为此，一方面应当全面借鉴当代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也应当借助诸如心理实验、谈话、心理调查等当代心理学常用的方法。“新时期”的文学心理学研究则在理论取向上，存在过分倚重弗洛伊德、荣格、弗洛姆等具有较强人文主义色彩的心理学理论，对类似美国行为主义心理学等具有科学主义色彩的理论成果表现出明显的不信任的偏颇；在方法论的层面上，“新时期”的文学心理学研究则始终没有摆脱传统文学研究的哲学思辨方法与内省方法，对当代心理学研究中的诸多实证研究方法表现出明显的排斥心理。这种状况限制了当代文学心理学研究向更深层面开拓的可能性。特别是研究方法的片面性在许多时候导致研究结论的主观性与随意性，弱化了文学心理学应有的科学文艺学的品格。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主要是因为在1980年代初那样的理论氛围中，许多学者一开始就不认为文学心理学研究应当放弃研究者的主体性。对他们而言，对文学创作与文学欣赏过程中人的主体性的强调，更多的是一种价值观念的倡导。而放弃作家的主体性，追求研究对象的客观性的文学心理学研究，与张扬主体性的时代氛围似乎显得不太谐调。
然而，不以文学为本位的文学心理学研究，对当时正试图从范式二中逃离的中国文学理论界而言，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正因为这样，当中国当代文学心理学研究在使用弗洛伊德、荣格、弗洛姆等人的理论解释文学现象时，很少有人注意到，上述理论家关注文学创作活动与文学作品，主要是想从中寻找心理学研究的材料，其思路恰恰属于典型的范式二研究。在这一点上，他们与中国当代文学心理学研究选择的方向是相反的。这证明了超越文学本位的文学心理学研究不是不可能，只是在中国当时的语境中不可能。
二、1980年代的文学语言学：对范式二的坚定拒绝
如果说新时期的文学心理学研究在由范式二逃离，走向范式一时，还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矛盾与游移的话，稍后兴起的文学语言学研究(指受西方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等理论影响，以语言学的方法研究文学的理论思路)，在坚守文学本位这一立场时，则要坚定得多。
其实，1980年代文学主体性问题的提出，文学心理学、文艺美学视角的引入，都是为了校正此前的文学研究过分关注文学之外的社会内容，过分强调文学的工具论价值的偏颇。这一把理论家的视野由客体引向主体，由现实层面引向心理层面，由功利层面引向审美层面的过程，在当时被看成是文学理论研究由“外”而“内”走向深入的过程。
但是，在20世纪西方英美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看来，无论主体论视角，还是心理学视角，都没有真正进入文学的内部，没有真正将“文学性”问题提出来，不属于文学“本体论”研究。
从语言分析角度切入的研究思路，到1980年代中期已经在国内形成了很大的声势，它不仅对原来的社会学研究、文学工具论观念造成很大冲击，而且对国内刚刚复兴的文学心理学、文艺美学研究也形成很大压力。其中的原因，除了它被认为是一种更新潮的理论之外，还因为它比其他一些理论流派在坚持文学本位这一立场时，表现出的姿态更为激进。中国当代文学心理学、文艺美学研究中表现出的浪漫主义情怀、借文学研究以张扬人的主体性的理论诉求，因与西方形式主义理论反浪漫主义的立场、追求文学理论学科的科学性的目标格格不入，而受到怀疑。
1985-1986年文学理论界那场著名的“方法论”论争，其焦点是文学研究的“内”与“外”问题。这从其始作俑者刘再复的《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一文就可以看出来。在这篇文章中，刘再复指出，“我们过去的文学研究，主要侧重于外部的规律”，而“近年来研究的重心已转移到内部规律，即研究文学本身的审美特点，文学内部各要素的相互关系，文学各种门类自身的结构方式和运动规律等等，总之，是回复到自身。”③刘再复提出的文学“内部规律”与“外部规律”之分，与新批评理论家区分“本体论批评”与“非本体论批评”的主张极其近似。而且我们发现，在刘再复界定“内部研究”的研究对象时，他所说的“文学本身的审美特点”这句话是可以从形式主义与审美主义两个方面理解的，而“文学内部各要素的相互关系，文学各种门类自身的结构方式和运动规律”这些内容，则显然指向了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的文学研究。也就是说，到1985年，刘再复讲的“内部研究”已经主要是用语言学的方法对文学作品进行的研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理论界介绍国外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理论的热情进一步高涨起来，并在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之间达到最高潮。
从文艺学跨学科研究的角度回头看当年的“内”“外”之争，我们发现以所跨学科的学科身份为依据，把文学的社会学、政治学、意识形态研究称为“外部研究”，把另外一些研究称为内部研究的说法是成问题的。在文学心理学、文艺美学研究者看来，文学社会学、文学政治学与意识形态研究是“外部研究”；而在文学语言学研究者看来，文学心理学、文艺美学研究又成了外部研究。这种局面凸显的正是以学科身份定“内”“外”这种思维方式逻辑上的混乱。在批评刘再复的观点时，有学者曾指出，“文学与经济基础以及上层建筑中其他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的许多方面，“都是决定文学艺术的性质、内容，以及它的发展方向的，这些不但不是什么‘外部规律’，相反的，正好是文学艺术的最根本最深刻的内部规律”④。这种观点也并不是没有道理。因此，判断一种文学研究究竟是“内”部研究还是“外”部研究，关键在于这种研究采用了文艺学跨学科研究的哪种范式。
应当说，范式一引领下的文学语言学研究，确实给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带来许多新鲜的、富有启发性的东西。但是，文学语言学研究难道必然是纯粹的范式一研究吗？在文学语言学研究中引入范式二的思路，有没有理论上的可能性与现实的需要。如果存在这种可能性与需要的话，为什么这种思路在当代文学语言学研究中完全被阻断了。
在文学语言学研究为自己的合法性进行论证时，“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是最重要的论据。然而，如果不是带着理论偏见去理解的话，这一论断除了可以得出语言对文学有重要影响这一结论外，也可以得出文学对语言有重要影响这一反向的结论。因此，文学语言学研究只围绕语言对文学的影响这一方向展开，就只涉及文学与语言关系的一个方面。
而且，从实践的层面讲，文学语言向包括日常口语在内的其他语体的渗透，对于整个语言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文学语言建立在以日常语言与科学语言为背景的陌生化表达之上，不断开拓着语言表达的新的可能性。文学作品中新的表达方式通过语体移植，进入日常口语与书面语中，必将给整个语言带来新的活力。历时地看，一种语言的语音、语法、词汇都在经历着不同程度的变化，个别时候有些因素甚至变化十分剧烈。而文学语言，作为语言表达中最活跃、最追求创造性的一个区域，常常会成为语言发展与变化的诱因与最重要的动力。这种情况尤其发生在某种语言变化比较剧烈的时期。
文学对语言的影响问题，不仅是一个与语言学相关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与文学相关的问题。它对于理解文学活动发生与存在的原因，发现人类从事文学活动的深层动机，阐释文学在整个人类文化生态系统中的地位与功能，评价具体作家与具体作品的文化价值，把握人类文学创作活动未来发展的方向，都会提供重要的启发。既然文学的审美功能、交际功能、社会调节功能、意识形态功能、宗教功能等等，都可以纳入到文学理论思考的范围，那么，文学作为一种语言艺术，文学活动作为一种极为重要的语言实践，其在人类语言发展变化中承担了怎样的功能，这一问题被排斥在文学研究的大门之外，是没有道理的。如果说新时期受西方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影响的文学语言学研究，把作家、读者、社会生活放在括号里删除，是有意为之的话，文学对语言的影响问题，则是被他们无意中忽视的。这种理论盲点的形成，不能不说与理论家们过于强调文学本位立场，把跨学科研究中的范式二作为自己的对立面加以排斥有直接的关系。
三、1990年代的文化研究：重返范式一的理由
就西方文化研究的理论资源而言，无论是萨义德对“东方主义”的批判、杰姆逊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分析，还是威廉姆斯进行的传播类型研究，其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问题的方法，都不是传统的文学理论研究所能涵盖得了的。从传统学科划分的角度讲，这些研究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的色彩更为浓厚。
然而，1990年代初，作为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在中国第一次引起热议的时候，参与讨论的学者如王一川、陶东风、王岳川、张颐武、陈晓明、戴锦华等人，其专业背景却都是文学。后来中国文化研究的大旗，就主要是由这批年轻学者扛起来的。因此，某种意义上讲，后殖民主义理论在中国被关注，首先发生在文学界，而且是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刚刚经历了所谓的“语言论震惊”之后。如果说刚刚过去的“语言论震惊”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回到了文学“自身”，回到了文本的话，这一次对西方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关注，则表明中国一部分思想敏锐的年轻学者，决心要从纯文学这个独立王国中逃离，重新使自己的学术活动与政治、文化、阶级、民族这些大叙事结盟。
关于这一点，学者并不讳言。无论是赞同文化研究的人，还是对文化研究持怀疑态度的人，都认为它是一种“外部研究”，在一定意义上回归了传统的社会学批评。只是肯定的学者往往要强调文化研究“在从事‘社会学批评’时，具有自觉的文化意识，更多地关注文学的文化内涵”，是对“庸俗社会学的超越”。⑤陶东风在对文化研究与1980年代以审美主义和语言学研究为代表的文学研究思路的区别进行总结时，则更加明确地讲，“它们解读文本的方式、目的、旨趣是不同的。”文化研究的目的“不是揭示文本的‘审美特质’或‘文学性’，不是作出审美判断。文化研究从它的起源开始就有强烈的政治旨趣”，“文化批评是一种‘文本的政治学’，旨在揭示文本的意识形态，以及文本所隐藏的文化—权力关系，它基本上是伊格尔顿所说的‘政治批评’。”⑥
1985年，美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杰姆逊教授曾在北大开设“西方文化理论”专题课。次年，讲课内容被译成中文出版，书名叫《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然而，在当时，对本书涉及的内容，以及它所使用的“文化理论”、“文化研究”这些概念，国内理论界却反响平淡。这说明，在1980年代中期及稍后的一段时间里，正在努力从范式二逃离的中国文学理论界，与西方正流行的文化研究这一思路是相当隔膜的。十年之后，到1990年代中期，与文化研究相关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大众文化理论等等，已经为中国文学理论界所十分熟悉，并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占据了文论话语的主导地位。这当然与理论界“逐西”、“逐新”的心态有关。但是，中国文论界这次似乎骤然间完成的范式转换的时间，也正是中国当代文学由文化中心被挤向边缘的时间，这绝不是一种巧合。
在这次研究范式转向的过程中，并不是没有争论。有学者就站在文学本位立场上，对文化研究的思路提出质疑与批评，甚至表现出了深深的担忧。吴义勤这样讲，“文化批评说到底仍是一种外在研究，从批评思维上说，它与先前的社会学批评并无本质差别，因此，它仍存在着强加给文学太多‘意义’、‘象征’，从而使文学非文学化的危险。”谢冕则认为文化研究可能存在使文学批评被取代的危险，其结果是“使文学赖以存活的审美性以及它展示自身魅力的感性空间和形象世界失去了关注。这种取代不仅使构成文学特质的诸多品性被忽略，而且也使文学通往读者心灵的桥梁被折断。”⑦
但是，质疑的声音并没有阻挡文化研究从范式一研究走向范式二的步伐。到20世纪初，当文化研究的学者提出文艺学“必须扩大它的研究范围，重新考虑并确定它的研究对象”，将“以前在传统文学观念的限定下被排除在文学界域之外的电视文学、电影文学、图像文化、网络文学与网络文化”“纳入文艺学研究和文学理论教学的工作程序”，⑧甚至应该对广告、时尚、酒吧、城市广场、购物中心等等进行跨学科的研究时，许多人才意识到，文化研究者的诉求，不仅仅是要求文学研究进入到文化分析、社会历史分析、话语分析、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层次，而是试图抛弃文学这块阵地。
面对上述主张，文学理论界发起了文学研究疆界的守卫战。在这一过程中，文化研究究竟是内部研究还是外部研究已经不再成为问题，只要它还把文学作为研究对象，就能够被文学理论所接纳。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的第二次范式转换，就这样完成了。
四、新世纪的生态文艺学：如何把握跨学科研究的“跨度”
如果说文化研究在确立自己的合法性时，因为有中国理论界熟悉的社会学研究、政治学研究做参照，因而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观念的冲击还不算太大的话，那么在新世纪才登场的“文学生态学”(或称“生态文艺学”)在跨学科方面表现出的“前卫”性则要强烈得多。生态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自然界，而文学则属于人文领域。文学生态学这一学科之所以被提出来，实际上是基于人类在20世纪后期日益紧迫的生态危机感。因而，当试图为自己的合法性论证时，中国当代文艺生态学是颇费了一番周折的。对于这个问题上，国内文学生态学的奠基者鲁枢元教授是这样解决的：他首先将生态问题转换成人类精神问题，而人类精神问题的解决又被认为与文学艺术活动密切相关。⑨显然，在为文学生态学的合法性进行论证时，鲁枢元使用了文学价值论的角度，而这正是文艺学跨学科研究范式二习惯采用的思路。
然而，在理论建构过程中，文艺生态学仍然面对了和文化研究同样的难题，那就是如何掌握跨学科研究的“跨度”。当文化研究从对象到方法都不再与文学相关时，这种研究还放在文艺学研究的名下就显得名不正言不顺；同样道理，当文艺生态学抛开文学去谈论生态问题时，它何以还被称为生态文艺学或文艺生态学也就成了问题。构建一种无边的文艺学，如果从文化研究者的政治关切、生态研究者的生态关切角度去看，不会成为问题，甚至会为研究带来许多方便；而从文艺学的角度讲，则无疑于是对学科的消解。
我们注意到，鲁枢元教授的《生态文艺学》这本书，是在学科意识十分鲜明的背景下写作的。因此，作者尽力使自己设置问题的论域包涵在“文艺学”的范围之内。鲁枢元首先扩展了生态的概念，使它包含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三个层次，从而在“生态”与“文学”之间建立了联系。在内容上，该书不但论证了文学艺术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的关联，而且运用生态理论，对艺术家、艺术创造过程、艺术欣赏过程、艺术批评等环节进行了分析，同时还涉及文学艺术中的人与自然的主题、文学艺术与地域文化的关系等问题。这实际上是一个既包含范式一、又包含范式二的跨学科研究框架，因为它不仅试图用文学研究回应生态学中提出的问题，而且尝试使用生态学研究中的观点、方法、思维方式，解决文学自身的问题。就跨学科研究的完整性而言，这本书是一个范例。
然而，更多的研究者，甚至包括鲁枢元教授自己，似乎都觉得这种研究方式太接近文学而远离生态，这与他们越来越浓的生态学兴趣，尤其是试图以自己的研究去促进生态问题解决的冲动之间发生了冲突。而后来中国学者的文艺生态学研究，实际上存在着生态的成分越来越多，文学的成分越来越少；自然生态的成分越来越多，精神生态的成分越来越少的趋势。同样性质的问题，也存在于在当前十分活跃的女性主义文学研究、文学传播学研究以及各式各样的文学批评当中。这种状况的形成，与文学在1990年代之后被日渐边缘化，坚守文学问题的研究，已经很难产生大的社会效应有着直接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确有理由忧虑这样一个问题：假若连文学理论家、批评家都不再关注文学，以文学命名的学科都在远离文学，淡忘文学，中国当代的文学研究，以及中国当代文学的命运，还会让人感到乐观吗？
注释：
①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9页。
②张婷婷、杜书瀛：《新时期文艺心理学反思录》，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55页。
③刘再复：《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北京：《读书》，1985年第2期。
④陈涌：《文艺学的方法论问题》，北京：《红旗》，1986年第3期。
⑤⑦《关于今日批评的答问》，南宁：《南方文坛》，1999年第4期。
⑥陶东风、徐艳蕊：《当代中国的文化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7页。
⑧金元浦：《文艺学的问题意识与文化转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⑨鲁枢元：《生态批评的空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3～47页。
标签：文艺学论文; 心理学论文; 文学论文; 语言学论文; 范式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刘再复论文; 社会学论文; 人文学科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