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强村研究：成因、问题与前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因论文,前景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过20年的改革与发展，中国农村涌现出一批产值愈亿元、数亿元的经济发达村庄，更有大批产值愈千万元、数千万元经济比较发达的村庄。这些村庄被通俗地称作“经济强村”。尽管它们占全国村庄的比重不大，但其成就令人瞩目，影响极其深远，已经作为一种“强村现象”引起新闻媒体争相报道，一些学者也开始涉足这一研究领域。但是，由于目的和视角不同，这些研究大多侧重对强村的感观介绍或针对某一村庄或某一地区的个案剖析，较少涉及强村的成因、所面临的问题及其发展前景，而这些是完整、准确地理解强村现象的不可或缺的方面，因此有必要对其展开论述。
一、强村的主要特点
强村在全国分布十分广泛，但以沿海开放地区及城镇郊区为多。尽管强村的形成时间、形成路径及发展途径各异，不同的区域和环境造就不同类型的强村，但是，强村作为整体在其运行过程中也表现出普遍具有的共性，这些共性表现在许多方面。但是，由于本文侧重讨论强村的成因及所存在的问题，所以只择取相关的也是主要的两个方面加以阐述。这两个方面也是区别于其他村庄的主要标志。
（一）发达的、占居绝对优势地位的集体经济。
初到强村，直接的观感便是经济十分发达。厂房林立，公共设施齐全，街区整齐划一，农业高度机械化。这些经济现象的背后存在着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集体经济的高度发达并在村庄经济中占居绝对优势地位。可以说，发达的集体经济既是“经济强村”这一称号的由来，也是“强村现象”的主要表现。强大的集体经济不仅为社区提供了共同致富的生产手段、较为充分的就业途径以及先进完备的公共设施，还以货币的二次分配形式和较高水平的集体福利和社区保障缩小了个体间的贫富差距。集体企业利润是集体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也是经济强村生成的物质基础和进一步发展的后盾。
（二）以村书记的权威地位为主要特色的社区治理结构。
强村一般设置三套机构，即党组织、村委会和村经济组织，分别负责全村的政策制定、村政事务管理和经济发展。从这三套机构的职能看，与一般村庄别无二致。但从其实际运作及结果看，表现出很大的不同。首先，由于强村规模较大，组织实力雄厚，党员较多，基层党组织一般都由党支部升至党委。其次，由于经济较发达，产业门类齐全，村级组织一般设农工商总公司专司社区经济发展事宜。这样便形成了三套社区管理机构，即党委、农工商总公司和村委会。党委是全村的决策机构，在社区经济发展中起导航作用。村委会是村政事务的管理机构，负责民政、治安保卫、民事纠纷、文教卫生、计划生育等。农工商总公司统管全村的经济发展，领导和监督下属分公司的运营。社区组织的经济运行便是在上述机构的调控下进行的。最后，党委书记一般兼公司总经理（有的还兼村长），集村庄党政经主要权力于一身，具有较高的权威。这种以书记的权威地位为主要特色的社区治理结构一方面可以增强决策的时效性，降低组织成本，但同时也赋予村书记过高的权力，使其有条件利用自己的权威“代”组织行事，形成强村浓厚的人治色彩。
二、经济强村的成因
经济强村形成因素很复杂，它涉及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方方面面，绝非一两篇文章所能包容。本文也只是就几个主要因素进行阐述，以为人们理解强村的形成过程提供一个大致的轮廓。
（一）对传统制度遗产的继承和发展。
不可否认，20年的人民公社体制在促使我们不断对其进行深刻反思同时，也为我们留下一笔丰富的制度遗产。对这笔遗产的继承和发展，促成一批经济强村的形成。首先，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为新体制下乡、村、组的行政边界奠定了基础。经济改革初期，农村土地大多归生产队，即后来的村民组所有。只是由于村民组区域过小，难以承担对土地的统一规划和管理职能，土地才升格为村级所有，或保留组级所有，但由村级组织统一管理和使用。强村的区域边界和对土地的管理使用权也藉此形成。可以说，土地归村级所有或由村统一支配，是经济强村生成和发展的前提。强村所发生的一切经济现象，如兴办工业、以工补农、城镇建设等，都是围绕着这块土地以及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的人们。也正因如此才形成强村所独有的相对独立、同时又相对封闭的环境。其次，尽管公社体制的诸多弊端阻滞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但是不可否认，公社体制下的大兵团作战方式在一些地区建成了一批水利工程，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旱涝无常的农业大国确实起了重要作用。一些经济强村便是在兴修水利、改善作物生长环境、科学种田、从而获得农业高产基础上才积聚了集体最初的一点家产，为集体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最后，许多社队在公社体制时期利用微薄的农业积累、利用集体资信所筹集到的资金，建立起一批投入少，见效快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家庭承包制实施后，这些企业没有被简单地“一脚踢”给个人，集体通过不断建立完善各种责任制而使企业由弱到强、由少到多这是许多经济强村形成的最早的物质基础。我们不妨以众所周知的窦店村为例来概述其经济强村的发展轨迹。在公社体制初期，窦店就开始挖井治水、平整土地，进行科学种田，并适时发展工副业，70年代末，年经济收入已愈百万元。80年代初期开始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畜牧业和非农产业，经济不断得以发展。80年代中期，在全国普遍实行包干到户情况下，窦店一方面从本村实际出发，坚持土地和企业集体统一经营，并贯彻落实各种生产责任制，另一方面利用各种条件、机遇发展非农产业，率先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共同致富之路，为强村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992年既已成为闻名全国的“亿元村”。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强村也大多是通过这种途径发展起来的。
（二）区位或资源优势。
经济体制发展以后，农村各地普遍将农业生产设备、土地和集体企业或折价、或以大包干形式承包到户，许多村庄的集体经济几近陨没。而与此同时，改革开放政策也为位于优势区位的村庄带来了机遇，为其步入强村创造了条件。首先，一些毗邻城镇、尤其是毗邻大城市或有特殊资源的村庄，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资源优势以及村级组织的资信和调动组织资源的能力，多方筹集资金，独立或联营创办企业，率先进入强村行列。其次，随着城镇建设的发展，国家建设用地的增加，村庄土地不断被征用或被有偿占用，征地费和土地占用费成为村庄一笔可观的收益。对这笔资金的合理而有效地使用造就了一批经济强村。最后，在一些特殊区域，如珠江三角洲，毗邻香港的区位优势和内陆地区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吸引了大批港商前来投资办厂。为了引港商进村，由村组织出面动员社区内物力和人力资源，以土地、资金入股形式兴建厂房，并将其出租给港商，而集资团体则坐收固定厂租。村组织以其所拥有的水电、通讯等基础设施以及对土地的管理审批权而获得村域内所有股份企业的分配权。在大量厂房兴建并租出的同时，村庄的经济实力也在不断增强。
万丰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依托区位优势建成经济强村的实例。万丰村是珠江三角洲上的一个单姓村庄。20余年的公社体制并未给村庄留下多少集体财产。随着家庭承包制的实施，各生产队多年积累起的一点“家底”耕牛、农机具等，甚至连猪圈也全部分给了农户。生产大队惟一的一个小家具加工厂也因经营不善而转包给了个人。在彻底的“分家析产”之后，分散经营、个体经济一度成为村民寻求致富之路的最佳选择。80年代初中期，香港借内陆开放之机，向沿海地区转移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产业，为万丰村民向非农产业转移提供了机遇。在个人行动失败或个人行动机会成本较高的情况下，农民转而寻求相互间的合作。村组织以此为契机，动员村民以土地和资金入股兴建厂房，并将其出租给港商，赚取厂租。集体以村政设施入股，参与社区内所有股份企业的分配。由于村集体是大股东，资金的使用权实际上是由村集体控制。此外，集体积累的份额、速度和再投入的能力均高于个人，这样，集体实力随着村域内股份企业实力的增长而迅速壮大，在90年代初期就已成为当地第一个亿元村，目前社区资产总额已逾6亿元，人均收入逾万元。
（三）具有较高权威的社区领袖。
制度遗产和区位优势只是部分地解释了强村的形成过程，但是它无法解释为什么处于同一制度环境和区位的村庄却未能以相同的模式发展起来，亦即为什么面对相同的背景却有不同的选择。对此，我们可以探究出许多原因，但是不可否认社区领袖在其中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们知道，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社区领袖的。一个人若成为社区领袖至少应具备以下条件：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和较高的知名度；得到乡镇组织器重，委以重任；能够有效组织民众进行经济建设并且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三者缺一不可。其中前两项是村干部产生的条件。社区领袖必须首先是村干部，其中绝大多数是村支书。但是，并非所有村支书都能被誉为社区领袖。任职期间取得显著成就是支书成为领袖的首要条件。其带领民众成功地进行社区建设的过程便是其领袖声誉、权威的形成过程。这也就不难理解，几乎在每一个经济强村，你都会听到一个关于这个村庄的社区领袖带领成员艰苦创业、克己奉公、不计个人得失的动人故事。领袖是“干”出来的，不是“任命”的，更不是自封的。
社区领袖有其特有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首先，社区领袖大多持有发展集体经济、带领村民共同致富的朴素愿望。这种价值观决定了他初期的任劳任怨、无私奉献精神。其次，以社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为己任。这是社区领袖这一称号所赋予的职责，也是社区成员的期望。再次，实现自身的价值。社区在社区领袖的领导下运作成功，其非凡才能得到承认，从而也实现了自身的价值。社区为领袖施展才华提供了舞台。最后，趋利行为。投身于社区经济发展，既可以为自己谋取一定的权威和声望，也可以得到相应的物质利益。
社区领袖特有的价值观和价值取向影响着村庄政策的制定和领导集团的形成，从而决定了村庄的发展类型。这可以从以下几方面体现出来。首先，社区领袖是社区发展的总设计师。社区的发展规划，诸如产业布局、村镇建设等，都是在社区领袖的倡议下形成的。其次，社区领袖决定社区领导集团的人选。团结稳定的领导集团是社区成功运作的关键。村庄领导集团主要是由党委成员组成的。党委成员是经社区领袖提名、党员会议讨论通过的。其他领导的选聘也是先由社区领袖提名，再由党委会讨论通过。在社区组织的人事安排上，社区领袖始终掌握着主动权。再次，社区领袖在决策中起决定性作用。一项决议往往最初是由社区领袖提出，经党委讨论通过。若有疑议，或是由社区领袖重新提议，或是由党委予以补充、修改。鉴于社区领袖的权威地位，其提议往往得以顺利通过。也可以这样说，社区领袖的个人权威的形成过程也是强村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天津市灰锅口村提供了一个社区领袖促成经济强村的典型案例。灰锅口村位于海河冲积平原上，土地全部为盐碱地，长期以来，粮食产量一直很低。在现任书记之前，村主要领导几经变换，但村庄始终没有摆脱贫困状态。任职于70年代末的现任书记，上任伊始便顶住各种恐吓、威胁，力主改革。为了提高粮食产量，他率领群众进行农田水利建设，身先士卒，废寝忘食，甚至为此落下残疾。为了筹集建厂资金，他不惜卖掉自家祖房。在改革初期，他顶住各种压力，坚持集体企业、大型农机具集体统一经营，使集体经济得以稳定发展。他多方引进资金，发展非农产业，为村庄的经济振兴立下汗马功劳。他的奉献精神和卓越功绩奠定了他在村庄中的权威地位，而他的权威地位又使他的一套村庄治理方案得以顺利实施，他的“花园式新农村”这一愿望也最终由理想变成了现实。
三、强村所面临的问题
由于主客观各种原因，有关强村的文献大多偏重对强村成就的介绍和研究，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强村所存在的问题。我们必须承认，经济强村在取得人所称慕的成就同时，在其发展的不同时期，困惑与矛盾也相伴而生，隐含的问题也不少。在目前经济环境下，强村所遇到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面临严峻的宏观环境。
强村在其发展过程中一直面临比较好的宏观环境。人们的价值观念、国家政策、国内外经济环境都对强村的发展起支持作用。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强村所面临的宏观环境也在发展变化。首先，人们的价值观念在改变，无私奉献精神已很鲜见，人们更加关注自己的物质利益，在奉献与索取的天平上更多地偏重后者，即使社区领袖也在考虑如何在不断变化的经济格局中保证自己的利益并对昔日的奉献索取回报。他们或是固守强村的原有模式，以保证自己的既得利益（个人权威与资源控制权等），或是制定一个有利于己的制度改革方案，使自己成为新制度的最大受益者。其次，在强村的发展过程中，国家多次以完善双层经营体制为契机，为村庄集体经济的发展提供财力、政策和舆论支持，形成强村生成和发展的良好环境。而目前这些政策优惠已不复存在，各种经济成分一视同仁、同时并存的政策，使强村与其他经济主体面临相同的发展环境，单纯指靠政策优惠促使强村生成和发展已不可能。最后，由于受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目前国民经济普遍出现不景气现象，这也对强村形成严重冲击。许多强村的支柱产业陷入困境，企业纷纷停工，负债十分严重，往昔强村门前车水马龙的景观（缘于经济往来的频繁和络绎不绝的参观者）与今日门可罗雀场面形成鲜明对照。
（二）社区组织与领袖权威受到挑战。
我们在前面已介绍，社区组织的绝对支配地位以及社区领袖的权力与威望构成强村社区治理结构的主要特色。但是，随着制度环境的变化，强村的这一治理格局受到了挑战。首先，在强村发展的相当一段时期，由于诸多主客观原因，个体经济的发展受到限制。近几年，由于制度环境宽松，个体经济在强村得到发展，并逐渐在经济领域中占据一定比重。目前窦店村的个体经济收入已占村庄总收入的40%之多。个体经济是以占有和支配社区内一定的物力和劳动力为前提的，这在某种程度上动摇了村组织对社区资源的绝对支配地位。同时，由于目前所普遍面临的经济困难，社区组织提供给村民的庇护能力也在下降（如难保充分就业、较高的收入和职位等）。于是，许多村民通过寻求组织之外的各种途径来改变自身的处境或寻求保障，从而对社区组织寄予的期望值在降低。其次，在传统体制浓厚的村庄，社区领袖的权威与村庄实力呈正相关系，亦即村庄实力越强，领袖权威越高，村庄实力减弱，领袖权威也随之降低。因此，在目前强村经济不景气下，社区领袖权威下降也在所难免。此外，个体经济的生成并逐渐在村庄占有一定的地位，也分流了社区领袖的部分权威。最后，随着农民素质的提高、自主意识与民主参与意识的增强以及多样化选择空间的增多，村民已不再表现出对权威的绝对顺从。以笔者对天津某村的调查为例。谁也不曾想到，曾为村庄发展立下赫赫战功的社区领袖竟会成为村民请愿、上访的对象。当他在70年代解散生产队，变土地生产队所有为大队所有时，虽然因队长就地免职得罪了一些人，但由于有利于开展村政规划和农田水利建设，绝大多数人是赞成的。80年代中期，为了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便于机械耕种而重新分配土地时，村民也无疑议。但是，随着他的权威和声望的不断加强，其“家长式”作风也日甚，群众经常敢恕而不敢言。90年代中期，当他强令收回全部土地，其中留出部分粮田由集体统一经营，所剩土地全部种植果树，由各户承包经营，终于酿成了集体请愿上访行为。在上级组织的斡旋下，上访村民如愿以偿保住了自己的口粮田。虽然他的领导职位未因这一事件而改变，但他在村中的威望大打折扣，自我感觉也不如从前。村民公然流露的不满情绪、请愿上访以及脱离集体、从事个体等行为均是对村组织和社区领袖权威的直接挑战。
（三）社区领袖迁徙及所引发的问题。
目前，由于种种原因一些社区领袖纷纷迁出社区、定居城镇。对于社区领袖的这一行为动机本文不加评论，但是，这一行为本身已使社区治理结构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首先，出现非村民领导村民现象。按照惯例，村民“农转非”后便自动脱离与社区的关系，不再享有村民身份。而社区领袖“农转非”后，不仅享有村民的待遇，而且仍是社区的实际领导者和组织者，统率全村的经济和社会事务。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尽管这一问题目前尚未被人们所认识，但是，它将对村庄既成的规则与制度带来重大影响，引发对它们的进一步讨论。比如对社区成员身份的界定，是以实际生活在此、还是以工作在此、抑或以户籍在此为准？而身份界定仅是表象，深层问题则涉及到社区利益分享及社会与经济制度变迁。对这一问题不能小觑。其次，二号人物的作用得到加强。社区领袖定居城镇后，其在社区工作和生活的时间相对减少，相应地与社区成员的沟通减少，对社区许多事务不甚知晓，这就使其权力的行使受到限制，其对社区的影响力在降低。而与此同时，社区二号人物由于有较多的时间和空间独立处理社区事务，其地位和影响力得到加强。这一方面增强了两者合作的意识，但同时也隐含着矛盾。
（四）传统集体制的弊端日趋显现。
产权不清、搭便车行为、激励机制不足等是传统集体制的久存未决问题，已为许多文章所阐述，在此不予复述。本文所要强调的是，上述集体制的弊端对于强村所面临的经济困境更加雪上加霜。而且，随着城乡经济的一体化和国内外经济的日益融合，传统集体制的弊端将日趋显露，它将成为制约强村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
四、强村的发展前景
脱离实际地凭空规划和设计强村的发展之路是徒劳无益的。本文只是根据实地调查的若干村庄所显露的端倪，结合笔者相关的理论储备，大体勾勒出强村的发展前景。
（一）强村的发展最终要融入现代经济的大潮之中。
以相对独立和相对封闭为特性的强村作为中国农村的一个特殊社会现象不能长久游离于整个社会的宏观环境。在急剧变迁的现代社会，想始终维持独立和封闭是不可能的，它最终要融入现代经济的大潮之中。强村的发展前景是与其所面临问题的最终解决紧密相关的。正如本文已经分析的那样，强村传统的治理方式已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冲击和挑战，传统集体制的弊端也不断显现，改革传统的治理结构和经营方式已属必然。鉴于集体企业是强村发展的经济基础，改革传统的治理结构和经营方式首先就要改革集体企业的治理结构与经营方式。受各种条件所限，最初采取的发展措施可能是以摆脱目前经济困境为目的的易于操作的股份合作制、拍卖、租赁等形式。改革的最终结果将是建立起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等现代企业制度。因为随着国内外经济的不断融合，中国必将有一批不合格的企业被陶汰。只有那些与国际经济接轨、符合现代经济发展规律的企业才能最终生存。
（二）强村作为中国农村的基层社区，可能呈现三种发展趋势。
其一，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深入，城郊强村可能与中心城市连为一体，演变为城镇社区，纳入国家城镇发展统一规划之中。强村资产可能有两种演变路径：作为社区公共设施，将仍以社区公共财产形式而存在，但其受益对象将不仅包括原村民，还要包括一批新融入的社区成员；作为社区集体企业，将以股份（合作）制形式明确权属，股东可能最初主要由原村民构成，随着股权的流转，股金将由不同类型的人员持有，企业将以独立的现代公司形式出现。其二，远离城镇的强村，由于社区内发达的经济、完善的基础设施、众多的居住人口（工业发展吸引大批外地劳动力在此就业）以及围绕这些人口而发展起来的第三产业，社区本身便演变成为一个繁荣的集镇，对邻近村庄起着重要的辐射作用。其三，强村并不一定永远强下去。由于内外部环境以及所面临的机遇不同，一部分强村可能因大批企业停工、积贷难还而衰落下去，最后变成以收取统筹款、土地承包费和少量企业租赁费来维持社区运作的普通村庄。当然，在部分强村衰落的同时，又会有许多普通村庄跨入强村的行列。这完全符合历史发展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