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精神与当下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批评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意义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1)06-0099-03
马克思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其命运便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思潮的潮起潮落而跌宕起伏。在西方世界，当19世纪资本主义还处于上升时期，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幽灵便只能四处游荡，到处被当作洪水猛兽而遭到“神圣的围剿”①。进入20世纪后，西方资本主义遭遇普遍危机，西方思想理论家们似乎突然发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纷纷从其思想学说中寻找理论资源，来批判研究社会现实，乃至形成了影响不衰的“西马”学派。直至前不久，由“金融海啸”引发世界性经济危机，西方社会再次把目光投向《资本论》，重新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来思考分析诡异的社会现实问题。而在东方世界，马克思主义曾引发了震惊全球的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东方革命奇迹，于是马克思主义在许多地方被奉若神明。然而随着20世纪末东欧剧变、苏联解体，马克思主义却又受到普遍怀疑。但时至今日，在一些国家推行的民主社会主义，似乎也并没有解决民众期待解决的根本社会问题，社会现实并不那么美妙乐观，人们还是回过头来，试图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来重新认识思考现实问题。可见马克思主义虽然自身命运多舛，但总是与社会历史发展息息相关，总是在这个社会遇到重大矛盾问题乃至严重危机时，被人们重新发现它的意义价值。
马克思主义思想学说的当代价值，并不仅仅体现在政治经济学方面，其中的哲学与人学思想，以及其他方面的思想学说，同样具有当代意义。以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而言，它显然根源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体系，其中所蕴含着的世界观、历史观、人学观、美学观、文艺观等，也一直影响着现代文艺批评的发展。即便是在西方现代文艺批评潮流中，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也始终是其中几大主要批评形态之一，至今仍赓续不断。
只不过在我国当代文艺批评中，一方面由于急于反叛传统寻求创新，只顾埋头追“新”逐“后”，追赶各种新批评潮流；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发展大众文化兴起的时代背景下，则又往往只顾迎合文艺消费而丧失应有的批评立场与精神，使得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传统逐渐被模糊淡忘了。实际上，联系当今社会发展与文艺发展的现实来看，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基本精神及其观念、视野、价值立场等，至今仍具有不可忽视的当下意义。
第一，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唯物史观视野。
众所周知，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观照解释人类社会历史的一种思想体系，其基本精神在于：要求将人类社会及具历史发展中的一切存在，都放到整个社会结构系统及其现实关系中来加以认识说明，而这个社会结构系统及其现实关系，最终又是由物质生活的生产关系这个基础所决定的。既然如此，那么社会生活中的一切现象，无疑都必须放到这种理论视野中来认识理解。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而言，这种唯物史观视野可以说具体表现为文艺批评的“历史观点”。
这里的“历史观点”并非一般所谓“历史主义”，除了要求具有一定的历史意识、历史眼光、历史视野之外，还具有其特定含义。
首先从宏观层面上来看，唯物史观要求将一切社会历史现象都放到整个人类社会结构及其历史发展进程中来认识，尤其要求从人们的社会生活实践出发来理解。马克思说过：“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②恩格斯也强调说：“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③从唯物史观的观点看，文艺现象无论具有怎样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它都不过是人们精神生活的一部分，而这种精神生活过程显然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而必须将它与整个社会生活联系起来，从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相互关系中，才能真正认识、说明文艺活动的特性及其价值功能。这就为文艺批评与文艺研究确立了一种宏观指导思想。不过这里通常容易发生一个误解，以为把文艺纳入这种现实关系与社会结构系统来理解，无非是要突出和强调文艺的意识形态特性与功能价值，或者说，只有当人们关注文艺的意识形态性之时，才需要去做这样的理解，似乎除此之外文艺的其他特性与功能价值，就可以与此无关。其实，按笔者的理解，唯物史观的意思是，人类社会历史中的一切现象和事物，以及事物的一切特性与功能，都无不根源于人们的现实生活关系，归根到底都必须由这种现实生活关系来说明。就文艺现象而言，并不仅仅是它的意识形态性，还包括它审美的、人生的、文化的种种特性与功能价值，还有艺术生产方式及其与艺术消费的关系等，最终都需要落到这个基本点上来才能得到切实的理解和说明。
其次从微观层面看，即便是对具体作家作品及其人物事件的评析，也要求洞察评论对象所关联着的那些历史条件和现实关系，把握人物事件所处的历史潮流，从历史的必然要求与现实可能性之间的关系中，深刻认识和准确评价人物事件。比如马克思、恩格斯在与德国青年黑格尔派的论战中，批判分析了欧仁·苏的小说《巴黎的秘密》及施里加等人的评论，指出小说中的人物描写，以及那些伪善夸张的评论，完全从宗教道德立场出发，把作者的观念意图强加给人物，使人物变成了“批判的变态”，变成了抽象观念的形象符号。实质上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扭曲的人性观，即“把人身上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一概看作与人相左的东西，而把人身上一切违反人性的东西一概看作人的真正的所有”④。而这种颠倒错位的根源，正在于违背了唯物史观，根本脱离了人物的现实关系，把现实的人完全抽象化了，导致历史与人性的双重扭曲。在对拉萨尔的历史悲剧《济金根》的评论中，针对剧作把济金根骑士暴动失败归因于个人决策失误，马克思、恩格斯尖锐批评了这种唯心史观及其悲剧观，指出济金根的覆灭，并不是由于他的狡诈，而是因为他作为骑士和作为垂死阶级的代表起来反对现存制度；作为主要的出场人物，他们“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来自琐碎的个人欲望，而正是来自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⑤。这无疑体现了唯物史观的深刻洞见。还有恩格斯针对格律恩等人“从人的观点”论歌德所造成的歪曲，坚持把歌德还原到他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与现实关系中，从而恢复对他应有的历史评价，以及恩格斯对当时现实主义小说家哈克奈斯、考茨基等人作品的评析，都无不体现了这种“历史观点”。
这种文艺批评的唯物史观视野及其“历史观点”，曾经是我们耳熟能详并自觉坚持的，但后来随着对极“左”文艺思潮的清算，把原本富有价值的思想理论资源也遗弃或疏离了，再加上过于把各种时髦批评理论与方法当成先进的东西极力追捧，于是导致新的教条主义与极端化。比如，在宏观批评理论方面，一些人不相信“文艺反映生活”的原理具有普遍意义，不承认从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关系中研究文艺也是一条重要途径，自有其意义价值；他们只相信文艺的自主性、自律性和“内部规律”，只承认文艺的“内部研究”和审美批评才有价值，试图建立“纯粹”、“科学”的批评理论体系。把文艺现象从各种社会关系中剥离出来和孤立起来进行研究，割断文艺与社会人生的复杂关系，容易导致把文艺问题狭隘化、简单化，从而将文艺的某些更根本的特性和重要问题悬置、遮蔽甚至虚无化，这并不利于对文艺问题的全面认识与深刻理解。至于后来一些人主张文艺批评“向外转”，即转向所谓“文化批评”，其实不过是以当今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观念看待文艺现象，力图把文艺“泛化”为一种流行文化，以适应消费主义时代的某种现实需求，其中并没有多少唯物史观精神在内。而在当今具体的文艺批评实践中，唯物史观视野及其价值观严重缺失，同样问题不少。
第二，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价值立场与价值理念。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历史指向，是致力于科学地说明人类社会的形成及其历史发展规律，那么它的现实指向则是致力于揭示现实社会矛盾，促进现实社会变革，召唤人们通过自身的社会实践，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将文艺活动置于这种唯物史观视野中来观照，那么它作为人类自由自觉生命活动的一部分，一方面可以在历史向度上，从人类实践活动的历史发展来认识它的基本特性及其价值功能；另一方面则可以在现实向度上，从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意义上，来看待它的现实价值取向。在对文艺现象的这种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观照中，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始终坚守着它一以贯之的价值立场与价值理念。
按笔者的理解，这种价值立场与价值理念有两个相互交织的基本维度：一个是社会解放及其合理健全发展的维度。文艺总是要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反映社会生活，描写现实关系与揭露社会矛盾，并如萨特所说还要“介入”生活，“干预”现实社会的变革发展进程。既然如此，文艺就肯定回避不了它的社会历史观，包括它的意识形态价值观、文化价值观等。马克思曾说过，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⑥。那么，任何真正的文艺又何尝不是如此？因此，作为文艺批评，站在社会变革与历史进步的立场，站在人民的立场，站在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立场，从文艺与生活、人民、时代等的关系来认识评价文艺现象的意义价值，就应当说是理所当然的。另一个是个人解放及其自由全面发展的维度。从个人生存发展的意义而言，马克思主义历来重视个人的生命意义价值，积极倡导“合乎人性的生活”，成为“高度文明的人”，设想未来社会人的解放的目标，是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与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统一；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标志，是人能以全面的方式占有对象，包括以审美的方式面对世界。作为自由自觉的文艺活动，必然会表现出这种个体生命的价值诉求。事实上，在人们的文艺实践活动中，无不内含着一定的人生观、人性观、审美观等。因此，文艺批评从文艺自我表现的视角，对这种文艺现象及其价值观进行分析评判也是无可厚非的。
不过，这里还是有一个根本价值立场与“历史观点”的问题。实际上，个人解放及其自由全面发展，与上面所说的社会解放及其合理健全发展，都是彼此关联的，在社会实践上也都同属于一个历史过程。这就是说，任何个人解放及其自由发展，都关联着社会解放及其历史进步；反过来说，任何社会解放与历史进步，最终都要体现到个人解放及其自由发展上来。因此，哪怕是关于文艺表现自我、表现人性、追求审美等问题，也同样需要纳入这样一种价值立场与历史视野中来认识评价。
然而从现实情况来看，一段时期以来，当代文艺批评在对以往文艺价值观不断消解的同时，也不断追逐各种新潮观念，乃至带来某种程度上价值观的迷乱。比如，有的片面强调文艺的个体性与主体性，把文艺表现个体自我看得高于一切，把面向自我面向内心的写作视为文艺正宗，而把文艺反映生活，介入现实，担当社会责任，实现意识形态功能等，看作文艺的“异化”而极力加以贬抑排斥。如果说过去以文艺社会价值观压抑排斥个体自我表现价值观是极端片面粗暴的，那么现在完全颠倒过来，犯的也是同样的错误。再如，有人在“文学是人学”的名义下，将雨果所说“在绝对的革命利益之上还有一个绝对的人道主义”加以更加极端片面的解释，将文艺表现人性抬到了极高的地位，似乎在文艺中人性就是一切，人性高于一切。于是，有人主张以人性观为主线来“重写文学史”，有人用超越国家民族大义的人性观来评论文艺，把《色·戒》等小说和电影阐释为文艺表现人性的范本，把一些文艺作品大写封建帝王和慈禧太后、袁世凯等的人性人情吹捧为“人性化”写作的重大突破。他们不是从“历史观点”来理解和认识人性，而是反过来用“人性观点”来理解和说明历史，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严重颠倒和混乱。再如审美观方面，也有人把文艺审美特性与价值无限抬高，把审美视为文艺的惟一特性和功能，并且这种审美还是“纯粹”的，与认识无关，与意识形态无关，与民族精神、时代精神、人文关怀等无关，这无疑也是一种认识误区。在唯物史观视野中，“美学观点”与“历史观点”是密切相关的。从“历史观点”看，审美本身也是历史的产物，人的审美意识与审美活动都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生成发展的，同时也与人的整个生命活动相关联相交织。审美具有独特的意义，但并不只有孤立的意义。马克思主义倡导“审美解放”与“审美自由”，意味着它在根本上关联着人的现实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关联着人性的丰富与健全，对此需要以历史的观点加以认识。还有就是当今的文艺审美正不断“泛化”，不断偏向娱乐化、游戏化乃至低俗化，其结果是容易使人的精神生活浮泛化，甚至有可能将人性引向沉沦。而当代文艺批评在这种现实面前或者“失语”，或者推波助澜，这显然是价值立场上的严重偏失。
第三，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批判精神。
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最为人称道的基本品格之一，就是其批判精神。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凡是包含着一定合理性的有价值的东西，都被他们批判扬弃并吸收过，而那些荒谬的理论学说，也都被他们无情地批判驳斥过。而这种批判的基本立场与价值指向，是推进社会变革进步，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同样，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中，也无不贯注着这种批判精神。如前所说，马克思、恩格斯对《巴黎的秘密》及其评论中表现出来的异化人性观的批判，对拉萨尔《济金根》中所表现的唯心史观及其悲剧观的批判，对格律恩等人所谓“从人的观点”论歌德所造成歪曲评价的批判，对哈克奈斯、考茨基等小说作品中的不正确观点所进行的批评等，都鲜明表现了可贵的批判精神。
然而，当今能够坚守应有的价值立场与批判精神的评论已不多见，更常见的还是好人主义批评，或是温情主义批评，许多时候还是相互需要相互利用的友情批评，有的甚至沦为以利益做交易的广告式批评。当今人们对文艺批评多有不满，讥讽当今文艺批评“失语”与“缺席”，其实指的正是文艺批评的功能性缺失，即缺乏应有的价值评判，更缺乏有针对性有力度的分析批判。实际上当今社会现实与文艺现实中错误有害的东西仍有不少，并不是没有值得加以批判审视的现象。比如当今一些历史题材创作，既不管历史真实，也无视历史理性，有的毫无顾忌地表现和宣扬英雄史观、帝王史观，美化权威主义和极权专制主义；也有的根本就不管什么历史观和价值观，没完没了地将历史游戏化、娱乐化，严重消解历史理性精神；还有如上所说一些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中表现出来的人性观和审美观，都显示出社会历史观与价值观上惊人的混乱。而我们的文艺批评却往往对此视而不见装聋作哑，有的甚至盲目赞赏推崇，极易造成对文艺实践的误导。因此，强化当代文艺批评的批判精神，对各种错误观念与不良现象进行实事求是而旗帜鲜明的分析批判，自然也是当今弘扬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精神的必然要求之一。
注释：
①②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1、56、257页。
④参见陆贵山等编《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6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8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