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最近几年，全国各地不断发生儿童被虐待事件，孩童的权益被侵害这一现象已然成为人们心中的“痛点”。曾发生的北京红黄蓝幼儿园虐待儿童事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人们在谴责加害者的同时，也时时刻刻关注着案件的进展。案件没有完结，民众对于此类案件的思考也没有结束，在网络上、新闻报道中到处都是人们对于此案的讨论，为儿童的未来感到忧心，为施虐者迟迟得不到惩治而愤怒。除本案之外，被媒体广泛报道的虐童案件比比皆是，本文从虐童案件的法律角度论述问题解决方式，希望有助于解决问题。
关键词：虐待行为；监管机构；责任
一、虐童案中犯罪认定
按照以上的论述，对于此类虐待儿童的案件，我们完全可以按照刑法中新增加的虐待被监护人、看护人罪来对犯罪者进行定罪量刑。我们首先可以看出本案当中的涉案老师与儿童之间确实存在监护、看护的责任关系，且这种监护责任并非来源于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扶持救助等义务，因此其主体是完全符合本罪的。其次，行为人实施的虐待行为，诸如针扎、扇耳光、灌芥末等等行为，已经严重侵害了儿童的合法权益和身心健康，给孩子们的身体和心理都留下了巨大的伤害，同时也在当地已造成了很严重的负面影响，显然已经达到了情节恶劣的程度。且行为人长时间多次的虐待幼童，足以看出其心态恶劣，并不存在过失等因素，完全可认定为故意为之。
同时本罪为公诉案件，这是本罪与虐待罪的明显区别之一，因此不需要受害人自行起诉，由公诉机关进行起诉审查即可。由于此类案件对儿童的伤害较大，社会危害性也比较虐待罪更大，所以法也就相较虐待罪的处罚更为重，刑法当中规定了犯虐待被监护人或者看护人罪的，处以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法律对于社会弱势群体的保护也在不断地改进与完善。
二、相关教师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
我国《侵权责任法》中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在幼儿园和学校或者其他的此类教育机构当中学习和生活的期间身体受到伤害的，由幼儿园和学校或者其他的教育机构承担责任，但是如果能够证明学校或者机构已经尽到了教育和管理职责的，则不承担责任。另外第三十九条还规定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以及其他的教育机构中学习或者是生活期间身体受到伤害的，学校以及其他的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和 管理职责的，也应当承担责任。
在本案当中，无论是与施虐老师带同一班的其他老师，还是对整个幼儿园有监管职责的管理层，都负有刑法上的保护儿童免受虐待的义务。如果能够查实对施虐老师的行为知情却又放任其行为的的，均涉嫌构成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的不作为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一个与外界相对隔离、处于半封闭运营状态的幼儿园，就好似是一个保证人聚集的共同体。其中一个老师的犯罪行为，就有可能造成整个幼儿园的集体犯罪。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这并不是我修辞泄愤，也不是所谓的道德审判，这就是法律。我们围绕着《刑法》中第260条之一规定的虐待，从不作为犯的教义学原理中编织出一张严密的法网，这样才能使得该罪能够得到正确的理解和适用。换个方面，从效果上来看，老师作为保证人他们之间的相互监督，远比那个冰冷的摄像头更加。因此，按照法律的规定，对于那些知情的教师来讲，他们也应当以不作为的共犯论处，为儿童遭遇到的身心伤害负起该负的责任，承担该有的义务。
三、对于监管机构不作为的救济途径
司法救济是监管机构维护儿童合法权益不作为救济的最后防线，也是穷尽其他救济后的最终救济方法，所以必须要加大司法救济的力度，同时巩固司法机构的独立地位，这样才能对监管机构维护公民权利的不作为行为起到最终的救济作用。首先要完善行政诉讼制度，对司法救济制度的建设也要加强。只有加强司法救济制度建设，才能使受侵害的儿童权利得到法律的切实救济。
同时要加大行政裁判执行力度，突破法院执行难的困境。人民法院的判决中，行政案件的判决执行率较低，尤其是以政府部门作为败诉一方时的执行问题更为明显。监管部门应当积极主动地执行法院的判决与裁定等法律文书，主动维护法律的权威。同时增加行政诉讼强制措施的种类。增加行政诉讼强制措施种类，可以让法院在行政判决执行中根据不同的情况设计不同的执行方法。
结语
我们因儿童受到伤害而感到愤怒，对教师的恶劣行为也进行谴责，在这同时更应该深刻的反思虐童事件发生的根本缘因，从而避免类似情况的再次发生。国家应当加强对学前教育的投入，提升幼儿教师职业道德水平，改善幼教的工作环境及待遇；其次，加强对幼儿园的管理，坚决取缔那些非法的办学机构。最后，尽量完善儿童权益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从而禁止虐童行为的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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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姚怡兵（1995.09-），女，辽宁省朝阳人，辽宁省沈阳市沈阳师范大学法学院，研究生。
论文作者:姚怡兵
论文发表刊物:《知识-力量》2019年11月52期
论文发表时间:2019/11/26
标签：儿童论文; 案件论文; 幼儿园论文; 法律论文; 责任论文; 不作为论文; 刑法论文; 《知识-力量》2019年11月52期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