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税费改革 推动农村生产关系大调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产关系论文,安徽论文,税费改革论文,大调整论文,农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共中央、国务院11月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高度重视减轻农民负担，加快农村税费改革，让农民休养生息。
近年来，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发展，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诸多矛盾日益凸显出来。由于乡镇行政事业机构臃肿、职能交叉混乱、管理体制不顺、财政体制不完善、教育布局不合理、人事制度僵化、村级组织运行成本过大等原因，农村教育普及、机关事业单位运转乃至基础设施建设，都主要依靠向农民收费来维持。农民负担沉重实际上是农村各种深层次矛盾的集中反映。
因此，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决不单纯是税费的变更，而是对农村现有利益分配格局的调整，进而对不适应现有生产力水平的生产关系进行重大调整。作为全国唯一以省为单位的试点地区，安徽省就是从这种思路出发，靠制度规范分配行为、理顺分配关系，用法治的办法调整国家、集体和农民的利益关系，从而彻底解决农民负担过重问题，保护农民利益，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
有关人士指出，自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以来，农村改革虽然一直没有间断，但多是零敲碎打、单兵挺进，许多深层次问题一直没有被触及，农村税费改革无疑为整体推进、统盘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契机。
用法制化的税收代替行政性的收费
行为全国唯一以省为单位进行改革的试点省，安徽省今年正式启动农村税费改革试点。随着改革的推进，它已经显露出巨大的牵动性，促使以往长期潜伏的农村改革深层次问题日益显性化，增加了解决这些问题的紧迫性和必要性。这使得这项以减轻农民负担、规范农村税费制度为宗旨的改革，不但对农村分配关系进行了一次全面调整，也推动了对农村生产关系的方方面面进行重大调整，其影响之深、涉及面之广，被认为是建国以来只有土地革命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可以与之相提并论。
安徽省自90年代初开始从制度创新的角度出发，探索减轻农民负担的治本之策。为此，安徽省先后在部分地方试行了“税费合并、统一征收”、以“农村公益事业建设税”取代村提留乡统筹费用等模式。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一套农村税费改革思路和方案，经中央批准后于今年在全省推开。
安徽省此次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方案的主要内容为“三个取消、一个逐步取消、两个调整、一项改革”，具体内容是：取消乡统筹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取消农村教育集资等涉及农民的政府性集资，取消屠宰税；逐步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调整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政策；改革村提留征收和使用办法。
有关人士介绍，农民与国家、集体三者的利益分配关系原来主要通过农业税和“三提五统”费用来体现，此次改革的核心内容就是改变这一点，从这个方案看，最关键的变化有三项，一是“费改税”，二是规范税费征收方式，三是调整农业税政策。
改成“税”的“费”有两项，其一是原来的乡统筹，即乡村两级办学经费或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和修建乡村道路费等五项由乡镇支配的资金。改革后，这部分资金被纳入农业税范畴，乡统筹的名目随之被取消。其二是村提留，即管理费、公益金和公积金等三项由村级支配的资金，改革后，其中的公积金被剔除出去，由村民按“一事一议”的办法筹集，管理费和公益金则改为农业税附加，其数额按农业税的一定比例确定。
在征收方式上，农业税及附加和农业特产税及附加采取征收代金制。统一由财政机关负责征收，且可以由粮食、林业、供销等部门在收购农副产品时代扣代缴，避免以往因乡村干部上门催粮催税造成的各种问题。在农业税政策上，一是调整农业税税率，二是重新核定农业税的计征标准。这样，农民与国家、集体的利益分配关系就以税这种形式表现出来，使三者关系的界定更为法制化和规范化。
那么，这种变化的针对性何在？
首先是当前农村税费的内容随时间推移与实际情况严重脱节。怀远县财政局局长郭长富介绍说，农业税税制是在1958年确定，此后除在90年代以后对计税价格进行过4次调整，对土地计税面积、耕地每亩年均产量及税率一定就是几十年，而这些因素的变化极大。从怀远县的情况看，当年确定的土地计税面积为179万亩，随着荒地不断被开垦出来，实际上耕地面积已达到237万亩；再看耕地每亩年均产量，1964年按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确定为每亩147公斤，而进入90年代以后，怀远的每亩年均产量基本稳定在600公斤以上；从税率看，现行农业税15.5%的平均税率是1958年确定的，以后随农作物实际产量不断增加，计税产量基本未变，农业税实际负担水平逐年下降，目前全国平均税率仅为2.5%，安徽省也不足3%。
由于县乡财政严重依赖农业税收，目前这个收入已经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县乡财政即采用多收“费”的办法予以弥补，造成农民承担税费比例严重失调，“三提五统”费用增长失控。1997年，怀远县110万农民承担的农业税为2663万元，而承担的三项村提留和五项乡统筹的费用总额竟达8081万元。当其中的某一项支出急剧膨胀时，这项费用的征收还会增加。地处皖南山区的歙县，1998年实际征收的“五统”费用总额为1422万元，其中仅教育附加费即占1167万元。
“三提五统”费用的确定有很大任意性，依这种方式，农民负担存在不断增加的制度空间。1991年国家明确“三提五统”费用总额不超过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但农民人均纯收入是由基层政府确定的，于是很多地方任意“设计”农民年收入，并以虚高的数字为基数提高“三提五统”的费用，这已成为一种公开的秘密，也正因为此，农民普遍对“三提五统”怀有抵触情绪，1997～1998年间，怀远农民共拖欠农业税费5700万元，其中绝大部分是“三提五统”费用。
“三提五统”收费的确定让农民不能心服，而国家规定的限制，使乡村干部只能挨家挨户上门收钱，容易直接激化矛盾，成为农村干群冲突的重要原因。
随着近几年县乡支出的压力越来越大，“三提五统”的费用增长亦不足以支撑支出增长，县乡村便开始在寻找财政补给来源时另辟蹊径。一是在政府性集资上打主意，有的地方教育集资数额之大，已有“半个财政”之称。二是税收上打主意，税收名目又集中于农业特产税和屠宰税。皖东某县在去年一次向下分配500万元的农业特产税，农民不论是否种植了特产品都要按人头均摊，最后激起农民大规模上访。在一些养殖大县，屠宰税竟可以在数年之间由几十万元陡涨至上千万元，俨然成为县乡两级财政的新支撑。
由于这些税费名目的收取依据和收取标准均有极大的随意性，严重损害了税收的权威性，引发农民的不满，理当在清理规范之列。因此，安徽省农村税费改革方案中，先是对屠宰税和教育集资等政府性集资一并删削，同时统一税收的计征依据和计征标准，明确农业税计税土地面积以农民二轮合同承包、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为基础确定，计税常以1998年前5年农作物的平均产量为依据确定，农业税税率则规定最高不超过7%，农业税附加比例最高不超过改革后农业税的20%。这样，计税依据就完全变为按农民占有生产资料的状况来确定，与以前相较更规范也更公平合理。
税费改革已取得阶段性成果
安徽省农村税费改革自今年4月份开始启动，经过广泛宣传发动、制定方案和配套办法、审批各县方案、组织实施等阶段，目前进展顺利，已取得阶段性成果。
农民的合理负担水平有所下降。据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安徽省农民今年人均承担的农业税及附加总额与以前承担的农业税及“三提五统”费用相比，人均减负28元，平均25.6%。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即使在一些出现农民上访的地方，农民负担今年与以前相较也有所减轻。今年8月份，砀山县程庄镇农民曾因镇里截留税改政策大规模上访，但在该镇包褛村农民李明新出示的两份税费收据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家去年7口人，夏季税费总额为1855元，人均265元；今年分家后全家有5口人，夏季税费总额为722.3元，人均约144元，人均减负达120多元，效果十分明显。农民自然对此次税费改革衷心拥护。
此次税费改革更得民心的是，它已初步显示出对农民不合理负担的阻挡作用。农民承担的不合理负担到底有多少，以及此次税费改革挡住的不合理负担到底有多少，因时因地而不同，很难有一个面上的统计数字。
皖北某县农民邹洪杰一家的情况为此提供了一个了解其中内情的窗口。邹洪杰全家6口人共有实际耕地11亩多，人均纯收入约2000元。今年按农村税费改革政策测定，他全家应征农业税665.96元、附加133.18元，合计799.14元，人均税费额为111.19元。而在去年，他全家交纳各种税费据不完全统计即达2672.8元，人均440多元。这些税费项目有的合理，有的不合理，具体如下：《农民负担监督卡》上写明承担的农业税费为人均170.6元，实际征收的数额则为人均240元，而且这还只是夏季的税费任务，没写到卡上的还有人均67元的秋季税费任务；有一辆手扶拖拉机，被征收“农机税”100.8元；养了一头猪，被征“猪头税”20元；养了一头牛，被征“牛头税”40元；自家的住房被征收了两次“印花税”共计40元；在院子里打了一口吃水井，被征收了20元左右的“地下水水费”；因承包地要灌溉，每人被收取35元左右的“灌溉水水费”；以资代劳每人70元。除此之外，另有一些收费项目，邹洪杰一家并没有承担，或者没有计算在内。如每辆自行车要交5元自行车税，每辆小板车要交10元车船使用费；凡是属于15-49岁年龄段的农民，无论是否已婚，只要出外打工都必须交纳65元办一个流动人口婚育证明，如果不办理证明就私自外出打工，一旦发现将被罚款160-500元。
实行农村税费改革以后，这种情况将会立即遭到农民的强烈阻击。何以会如此？许多农民认为这次改革的最大好处就是，他们对自己承担的税费义务由“糊涂帐”变成了“一帐清”。就拿监督卡的内容来说，单是“三提五统”就有许多名目，而且每个名目都有具体的数字比例，农民轻易搞不清楚。再加上额外的项目，有的合理有的不合理，到底该不该交、该交多少，往往把脑袋搅昏了也弄不明白，有时把问题反映到上面也不一定能得到明确说法。
实行农村税费改革以后，按规定征收前必须先下发税费通知单，上面只有正税和附加两个名目，拿到手里一目了然；而且负担总额与夏、秋两季分别交纳的数额也写得明明白白，除此以外的收费不用说就是额外加码，完全可以不理他的茬儿。如果有人强行收取，立马就可以去告他。
农村税费改革以后，许多地方设立税收交纳大厅等方式收取农业税及附加，征收方式开始得到初步规范，干群之间正面冲突的几率随之降低。怀远县古城乡副乡长赵开桥说，以前每年夏、秋两季农村税费征收时节，都是乡村干部最头疼的时候，往往一折腾就是一、两个月，几乎把全部精力都耗在了里面，结果还常常不理想，弄得干部着急、农民上火，搞不好就发生冲突。现在乡村干部要做的就是：把纳税通知书交给农民，再顺便催一催，至于完粮纳税则是农民自己的事儿。如果农民没有合理的理由就拒绝承担应该承担的义务，自有财政部门干部去和他理论，乡村干部当然少了许多麻烦。
由于负担得到切实减轻，而且农民心目中一向就有交纳“皇粮国税”天经地义的观念，实行税费改革以后，许多地方的农业税及附加的完成情况要好于往年。怀远县在税费改革以前，即使在农民心中分量极重的农业税，实际征收率也仅有70%多，去年则达到94.5%。今年虽然严重受灾，全县农业税及附加的征收率仍然保持在90%以上。在太和县郑庄村、颖上县解庄村，由于今年农民人均负担仅六、七十元上下，比去年减少40%左右，竟出现了农民排队交纳税费的喜人景象。
此间有关人士认为，税费改革以后出现的这些可喜变化足以说明这项改革顺民心、合民意，只要能不折不扣地得到落实，农民负担这个顽症不是不能克服。但也必须清醒地看到，一时一地实现“减轻农民负担”的目标不难，难在“减轻农民负担并长期保持稳定”，用这个标准衡量，农村税费改革目前取得的这些成果，只是阶段性的，只是万里长征刚走出了第一步。
深层问题开始解决
事实上，由于农村税费改革使农村分配关系趋于规范化和法制化，对加重农民负担的口子扎得更死，已经把农村长期潜伏的深层次问题逼出了水面。最突出的问题是，许多乡村干部发觉原来尚可勉强应付度日的钱，似乎突然间就不凑手了，财力平衡的缺口无法弥补。真是农民一减负、乡村财力就减收。果真如此吗？
调查中发现，农村税费改革对乡镇和村这两级财力的影响并不完全相同。就乡镇而言，安徽省税费改革以后，农业税计税土地面积、常产和税率较以前均有提高，由此增加的农业税收都留给了乡镇。除部分耕地较少的山区县、库区县和农业特产税比重大的县及畜牧大县，因人多地少、屠宰税取消等因素造成乡镇财力平衡缺口较大外，应该说大部分县的乡镇财力与改革前的农业税与乡统筹总数额相比，有差额但都被控制在一定幅度之内。为何感觉上乡镇财力平衡的缺口如此之大呢？
有关调查显示，许多乡镇财力平衡的缺口并非今天才出现，这个缺口早就存在，不过是原来隐藏较深、不为人所知罢了。首先是由于超出实际能力进行盲目建设等等，当前乡镇负债现象非常普遍，少则数十万元，高的竟超过上千万元，单从资产负债的角度而言，个别乡镇已可列入破产之列，遑论财力缺口问题。从安徽省的情况看，平均每个乡镇的负债最低在150多万元，这一巨大的财政赤字让乡镇财政运转的脚步轻快不起来。其次即使不算债务帐、单算支出帐，不少乡镇财政也已经入不敷出。比如皖北某镇，人口不足5万，财政供给人员却达到600多人。在税费改革前，该镇全年的可用财力满打满算也仅有400多万元，连发工资都不够；实行税费改革后可用财力又有所下降，这种情况下，只要财政供养人数不减少，日子过得只有更为艰难。
就村级而言，与乡镇的不同之处在于农村税费改革以后，村级实际减收确实很大。首先是在原来的三项提留中，将公积金部分平空切了出去，怀远县682个村由此减收1770多万元，平均每个村减收约2.6万元。其次是有的地方税费改革后的农业税附加或农业特产税附加数额，与以前的管理费和公益金总额相比也有所下降。据粗略统计，在税费改革后，安徽省3万个村的农业税附加和农业特产税附加总额不到7个亿，淮河以北每个村3万元，江淮之间每个村2.2万元，江南每个村1.2万元，最少的仅几千元，这种情况使村级财力比乡镇更为窘迫和困难。
但村级与乡镇的共性大于差异性：一是欠债，安徽省平均每个行政村欠债约十几万元。二是村干部职数过多，一般村“两委”班子成员约为7人，另有6个职位大多也由专人担任，即民兵营长、治保主任、团委书记、计生专干、妇联主任和村会计，每个村都有个数不等的村民组，每个村民组当然都得有一个组长，而组长干工作当然也得付钱，有的地方在此基础上还有村级自行聘用人员，这个数字在安徽省涡阳县一度达到1660人。可以按最低标准算一笔村干部报酬支出帐，7个村班子成员按每人每年1000元，专人担任的6个职位按每人每年700元，组长按每人每年500元，一个平均千把人的小村庄应该交纳多少钱才能负担得起？
乡村财力不足问题以前不醒目，是因为乡村可以通过各种形式的收费、摊派和加码，把这些漏洞糊起来。由安徽省去年查处的一起涉农负担案件可见一斑：某村除农民的合理负担及水电等生产费用支出以外，乡、村、组三级共加码负担达12项之多，致使该村农民的人均不合理负担高达230多元。一位镇长也坦言，乡村弥补缺口的办法很多，最简单的比如修一条道路需要50万元，实际实施时完全可以收到70万元，多余的20万元到哪里去了？当然不会再返还给农民，把它打入镇级收入总盘子自然是最佳选择。但实行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村分配关系趋于规范化、法制化，农民对承担的名目有限的税费大都了然于胸，一旦发现乱收费便会强烈反弹，随意挤占村级资金的现象也不像以往那么容易。如此一看，乡村要么冒着农民上访告状的风险继续乱收费，要么把问题直接讲出来，寻找合理的解决之道。鉴于前者风险实在太大，后者便成了必然选择。可以说，正是农村税费改革，把这个危害极大又隐藏极深的问题逼了出来。
由于乡村财力吃紧直接影响基层政权的正常运行，从而引起中央和安徽省的高度关注，相应加大了财政转移支付和财力扶持的力度。但这些资金分散到具体每个乡镇或每个村却十分有限，单是相对于巨额负债便如杯水车薪。有关人士就此指出，这个问题出现在乡村，希望完全靠外力解决既不现实也不合理，对此必须眼睛向内，寻找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
而一旦眼睛向内，分析吃紧的财力用到了何处以及是否合理，当前农村存在的体制问题便突显出来。
首先是“干了一些不该干的事”，超出实际能力进行公共设施建设即是如此，乡镇政府过多地参与具体的市场活动更是如此，政府职能转变已被紧迫地提到桌面上来。
其次“养了一些不该养的人”，村级如此，乡镇尤其如此，据有关部门统计，安徽省目前平均每个乡镇的财政供给人数达310人。在财政供养人口达600余人的皖北某镇，镇广播站仅有一部机器，工作人员却一度达到18名，一些人既不会操作机器也不能采写稿件，每月只拿工资不干活，有的干脆半年都见不到人影，广播站沦为“养老院”，精简人员自然不容回避。
再次是“花了一些不该花的钱”，先看村级，单是每年的报刊订阅费用就足以耗尽一个村的全部财力。某乡有17个村，订阅报刊费用每年要13万元。淮河岸边某县平均每个村的订阅报刊费用在1万元以上，皖东某县一个村一般5000元，最多的8000元。这些报刊由乡镇统一征订、统一扣除，大多不切农民实际需求，许多报刊往往数个星期或数个月集中在一起送到村里，有的堆在乡镇政府，时间一长干脆作为废纸处理掉。再看乡镇，负债达1100多万元的皖北某乡，在税费改革后采取节支措施后取得显著效果：严格招待管理制度，全年招待费可节省13万多元；严格电话管理制度，全年可节支近3万多元；严格车辆管理制度，每年可节支14万多元；严格用电制度，全年可节支约11万元；再加上严格财经管理制度，且三年内不再安排基础性建设支出，预计每年通过节支可减少赤字100万元以上。这些情况表明，必须加快乡镇财政体制改革和村级财务管理制度建设。
其四是资源教育布局不合理。在安徽省大部分地方，教育支出目前大致占乡镇财政支出比例的70%以上，反观农村教育现状，存在着重复建设、学校规模小等问题，布局既不合理，师资力量分布也不合理。在五河县实行教育内部管理体制改革之前，一方面边远乡镇没有足额的正式教师，同时近城近郊的学校又人满为患，与县城临近的沱湖乡教育队伍一度超编达51人。加快农村教育布局调整和进行教育人事制度改革，无疑也是减小乡镇财政压力的一条可行途径。
另外，乡镇机构庞大，但管理体制不顺也日益突出。就安徽省的情况看，乡镇党政内设机构和事业单位机构设置一般均达10个以上，有的职能不清、分工过细，有的条块分割、关系不顺，工作开展极为艰难。但是只要机构在人员在，当财政“没钱养兵”时，许多“兵”为了糊口，除了从农民头上打主意，又能有什么更好的出路？乡镇行政机构和事业单位机构改革的紧迫性已不言自明。
有关人士指出，这些问题已涉及到农村生产关系的方方面面，一天不能得到有效解决或缓解，就始终存在加重农民负担的巨大隐患。积极稳妥地解决这些问题，由此达到“减轻、规范、稳定”的目的，正是此次农村税费改革必须跨过的门槛。在这个过程中，农村税费改革已由对农村现有利益分配格局的调整，进而深化为对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和不适应生产力水平的生产关系进行的重大调整。
漫长的道路光明的前景
面对此次农村税费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安徽省在实行农村税费改革伊始，就明确了配套改革、整体推进的思路，在出台主体方案之后，先后就乡镇机构改革、乡镇事业单位机构改革、乡镇财政体制改革、农村教育布局调整、村级组织建设等问题制订出台相关配套文件，为全省各地深化农村税费改革提供指导性意见。目前，安徽农村税费改革已进入深化改革、配套实施的阶段，一些地方通过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已经对有效破解此次改革中遇到的难题进行了有益探索，为此次农村税费改革走向最终的成功指出了光明的前景。
阜阳市颍泉区邵营乡针对税费改革后农业税附加减幅较大的情况，按照附加的三个使用范围采取定向切块、精简人员等办法，有效保证了村级组织的正常运转。一是村干部报酬问题，先是采用控制总量和编制的办法，将全乡村干部人数由348人精减为138人，再按村干部补贴总额控制在农业税附加65%范围内的有关规定，将全乡村干部报酬总额核定出来，这一项比税费改革前减少20多万元。二是五保户供养问题，以敬老院五保老人为依据，然后对现有53名在院五保老人重新核定供养标准，对7名工作人员在核定补助标准后每年签订一次聘用合同，从而保证了五保户供养。三是办公费用问题，重点压缩报纸杂志的征订，使各村订阅的报纸杂志款由去年的3000-8000元，一律按规定严格控制在500-800元，全乡村级办公费由此压缩了14万元，减少幅度在90%以上，有效地保证了村级办公费的使用及各项工作正常运转。
五河县针对因农村教育布局不合理导致的乡镇经费支出多、办学效益低下等问题，今年全面调整农村教育布局，全县共撤并小学177所、初中11所，初步形成“初小村办、高小联办、初中进镇”的中、小学布局新格局。同时结合学校布局调整，积极推进以校长负责制、岗位责任制、全员聘用制、结构工资制为核心的教育内部管理机制改革，共精减临时聘用人员1277人，分流富余人员175人。这两项改革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乡镇教育投入的压力。
阜南县城关镇今年实行税费改革后，农民负担比上年减轻400多万元，镇里可用财力也减少近400万元。面对这种局面，城关镇从完善财政体制和改革人事制度着手，采取“管、专、压、减”等措施，妥善解决了镇级财政吃紧的问题。“管”就是建立以“收支两条线、开支一支笔、管理一套账”为核心内容的零统管制度，统一镇属各单位的收入、支出和发票，杜绝资金管理混乱现象，镇财政每年由此可节约开支300万元。“专”就是对镇财政供养人员的工资实施专户管理，确保镇财政供养人员的工资按月足额发放。“压”就是严格控制非生产性支出，压缩“车、话、费、会”开支，全镇今年由此可再节约支出15万元。“减”就是通过对教育人事制度进行改革精减人员，确定各类在岗和下岗人员的工资待遇，全镇今年由此可减少支出210万元。通过这些措施，城关镇妥善解决了税改后农民减负与财政减收的矛盾，保证了镇级机构的正常运转。
此外，还有的地方采用强村并弱村、大村并小村的办法合并村庄，以此通盘解决村级财力不足问题。乡镇行政机构改革和事业单位的机构改革，也已开始在安徽省各地陆续展开。
有关人士指出，鉴于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此次农村税费改革到现在还只能说是刚开始破题，距离最终的成功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从安徽省的实践看，在这个过程中有几个问题必须予以充分注意，不然就有可能冲击此次农村税费改革的成果。
首先，即使在农村税费改革后，规范干部行为、促其依法行政仍然是农村工作中的一个重要课题。皖东某县是安徽省去年率先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4个县份之一，各种政策法规的宣传不可谓不到位。然而就在今年5月底到6月初，某乡负责人在部署夏季农村税费征收工作仍然对全乡两级干部讲：“对少数有钱不给、有粮不交的难缠户、钉子户、老大难户，要认真做好宣传和思想政治工作，必要时可采取扒的政策。”如此一来，尽管该乡农民刘春国以往年年都按时按额交纳税费，今年因受灾没有现金，提出了交纳税费的变通办法，个别乡村干部仍然采取了扒粮的做法，致使刘春国喝农药自杀身亡。
其次，谨防部分地方截留农村税费改革政策，借机将农民不合理负担合法化，主要手法是多算计税土地面积、高估每亩年均产量，极少数地方甚至向农民封锁政策。这些做法往往导致农民的强烈反弹，安徽省今年8月份发生的两起农民上访事件即由此引起。皖东某乡在今年计算农民承担的税费数额时，擅自扩大耕地面积，比规定的二轮承包面积多出30-40%，且每亩年均产量常产计量过高、水费征收违背有关规定，导致农民大规模上访。在皖北某镇，在没有按规定进行每亩年均产量测算的情况下，就将税额均摊了下去，且在大部分农特产品尚未上市的情况下，就提前预征夏季农业特产税及附加，引起农民不满。当农民到镇里索要有关文件来对照是否合乎政策，某镇干部告诉他：这次改革没有文件，都是口头传达。最终酿成一起影响恶劣的农民上访事件。
此外，由于此次改革涉及的老问题错综复杂，新问题又会不断出现，因此要破除“一改就灵”的思想，踏踏实实地在实践中以富有创造性的工作去解决问题，完善此次改革，使之最终达到“减轻、规范、稳定”的目标，为净化整个农村经济环境、理顺各种关系、促进农村社会的健康运行打下良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