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对法西斯主义的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法西斯主义论文,人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1922年10月意大利法西斯党夺取政权开始，中国共产党人便以敏锐的目光注视着法西斯主义的发展及其对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并对它展开批判。研究2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对法西斯主义的批判，有着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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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10月31日，意大利法西斯党取得“进军罗马”的胜利，建立了墨索里尼政权。远在地中海畔兴起的法西斯主义逆流。立即引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注意。在1922年11月8日出版的《向导》周报上， 蔡和森对8天前意大利法西斯党得手便进行了评论， 称之为“在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状况中，现出一种特别凶恶的变形”〔1〕。不久， 正在欧洲勤工俭学的周恩来在写给邓颖超的一封信中也提及了意大利法西斯党上台的事〔2〕。1923年间陈独秀、 瞿秋白和张太雷等也注意到了这一事件。1924年之后，“法西斯”一词在中国共产党人主办的出版物中已是频繁出现的政治术语之一了〔3〕。
瞿秋白从一开始就将意大利法西斯党定性为“极惨暴”的反动派，认为它“尤其是资本进攻政治方面最显著的现象”〔4〕。 张太雷则给法西斯主义下过一个较为全面的定义：“法西斯的定义，是用残酷和威吓的手段来强迫减低劳动阶级的生活程度，并使劳动阶级丧失奋争改善地位的意志，并且对外主张帝国主义战争，以此可使将亡的资本制度有恢复的机会”〔5〕。
中国共产党人对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兴起的历史背景进行了剖析。他们认为，从学理上根本找不出法西斯主义的根据，它只不过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产物〔6〕。 瞿秋白则对意大利法西斯党的背景作了全面分析。他指出，由于战后意大利一批退伍的士兵失去了生机，且为执政的社会党抛弃，正处于走投无路之际。此时昔日的社会主义者，“任何人出钱都可买”的投机分子墨索里尼适时地提出了一套主张，组织法西斯政党，其拥护者多在小城市及乡村，属“小智识阶级”类。一部分统治者虽认定墨索里尼为“匪类”，但因力弱而不敢响应社会党改良派提出的联合执政“以御法西斯派”的口号；社会党本身墨守成规，或极左或极右，“不明现实政象”，故颇不得民心；共产党却因内部组织四分五裂而无法重定其策略。最终墨索里尼利用“小资产阶级盲目的热烈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派”的力量，在这一片混乱的政局中使法西斯党“遂一跃登政治舞台”〔7〕。 张太雷特别注意到了意大利资产阶级在法西斯运动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他认为意大利资产阶级为了要“压迫劳动者”，极力纵容、帮助法西斯党，“甚至给以国家的机关”〔8〕。
瞿秋白认为，意大利法西斯党的内部可分为代表北部工业资产阶级派和代表南部农业田主两派。陈独秀提出该党是由部分无觉悟的工人、腐败商人和军阀官僚的资产阶级联合组成。他强调指出墨索里尼过去曾是社会党的中坚分子，对于社会主义本持“激烈的态度”，后来才蜕变成“世界反动分子的代表”〔9〕。
对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实质和法西斯政权的内政外交政策，中国共产党人最为关注。他们普遍认为法西斯党以盲目的民族主义和侵略主义为宗旨，企图从根本上破坏民主主义，实行寡头专制政体；法西斯党徒专门残杀工人，捣毁报馆，实系“遏抑社会革新进步之文明的土匪”〔10〕。墨索里尼上台执政后采取了一些措施，使社会经济有所改善， 但张太雷认为这些政策不过是“使人民社会损失以增加资产阶级的利益”，足以证明法西斯党“完全是资产阶级的工具而无疑”〔11〕。瞿秋白一针见血地指出，法西斯党只是帝国主义新找来的“一只走狗”，“以强暴的高压手段来镇压革命运动”〔12〕。陈独秀认为意大利法西斯党的理论和实践“简直是土匪”，他们在意大利的出现，不仅是世界工人阶级的危机，而且是世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危机。日暮途穷的欧洲官僚资产阶级利用这一倒行逆施的法西斯党来拯救一时之急，“真是引虎自卫”〔13〕。
中国共产党人认为意大利法西斯政权不但有对内镇压民众的一面，更有对外侵略扩张的另一面。1923年8月， 希腊非正规军谋杀了意大利泰利尼将军及其幕僚。希腊政府没能及时答应意大利法西斯政权提出的最后通牒，意大利军队强行占领了科孚岛，并拒绝了希腊政府提出将此争执提交国际联盟处理之要求。科孚事件发生后不久，即在同年9月， 西班牙法西斯政权建立，立即扬言要侵略摩洛哥。蔡和森指出，这两个事件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西班牙的侵略“与墨索里尼在意大利的狂叫（这种狂叫现在已震动柯夫岛和阜姆）全无二致。”“资本主义世界之有战争，真如天空之有风雨”〔14〕。1924年2月， 意大利军队乘埃及国内政局动荡，强行占领了凯觎多年的该国杰拉布巴地区，并对当地敢于反抗的居民大肆屠杀。1925年10月洛迦诺公约签署后不久，墨索里尼便公开声明要占领非洲的南第洛尔地区。对此种种行径，瞿秋白拍案而起：“这是不是明明破坏所谓洛迦诺的‘和平精神’？”“法西斯党的‘功’，大概是在于善于杀人，善于掠地了！”〔15〕1926年9月， 英意“顿释前嫌”，有意加强联合以抗衡法德，并在埃塞俄比亚瓜分“势力范围”，这无疑为1935年意大利发动震惊世界的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战争埋下了罪恶的种子。中国共产党人对此曾作出过极为准确的预言，这两大帝国主义国家阵营之间的冲突。“将不可避免的要引出世界的新的屠杀的危机”〔16〕。
中国共产党人将推翻意大利法西斯政权的希望一方面寄托于意大利共产党的胜利和意大利人民的觉醒上；另一方面则寄托在苏联国际地位的提高上。1924年4月， 意大利法西斯党依靠恐怖和舞弊行为赢得了大选的胜利，但陈独秀认为墨索里尼虽然“全胜”，但其1 年多来妄图实现“清一色的意大利议会”的迷梦业已完全破产了，造成这一结果的关键在于意大利共产党的议席因得到工人的拥护而有所增加〔17〕。周恩来清醒地意识到，意大利共产党目前“虽尚薄弱”，但却是唯一能推翻法西斯政权的势力，只要广大无产阶级坚持长期斗争，“最后胜利必属于共产党无疑”〔18〕。1924年6月，意大利众议院议员， 统一社会党政治书记马泰奥蒂因坚决反对法西斯政权而惨遭杀害，真相大白后国内外舆论哗然。意大利议会中的反对党即提出不信任政府案，全国范围的大罢工也正在酝酿之中，欧洲各国社会党云集日内瓦怒斥意大利法西斯党是凶犯强盗，一时间墨索里尼政权大有土崩瓦解之势。对此陈独秀极为兴奋，称法西斯党在意大利“就快失败了”〔19〕。1923年间意大利试图和当时的苏俄改善双边关系，并于次年正式承认了苏联，两国还签署了通商条约。此举令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大惊失色。然而蔡和森却作出了合情合理的解释，他认为苏俄的国际地位向来非意大利“野蛮的法西斯蒂所能撼其毫毛”，素来反共的墨索里尼的亲苏之举绝非由于其“感情上和心理上的变化。”联系到意苏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以及意大利与英、德和国联之间的矛盾一并观察，这一举动“不过是苏俄本身的重要，反映在商业国家的经济需要里面和被头等国家压迫的次等国家里面罢了”〔20〕。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人还注意到了法西斯主义国际化的倾向。瞿秋白看来，几乎所有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都存在法西斯组织〔21〕。而张太雷进一步分析道，这些国家的法西斯团体成立之初与意大利法西斯党并不完全相同，但同样“专以摧残工人为能事”，并有联合之趋势；只要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认为有必要的话，“他们国内的法西斯团体亦能和意大利的同样的发达”〔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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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人还十分关注法西斯主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以及意大利法西斯政权与中国社会的联系。早在1923年6、7月间，陈独秀就指出，上海已有意大利法西斯党的活动，甚至设在上海的美国三K 党机关也将美国的法西斯党引入中国；并指责意大利法西斯政权公开向直系军阀提供军械，使中国的兵匪现象日趋严重〔23〕。1923年5 月临城劫车案发生后，意大利法西斯政权对中国持强硬态度，对此，蔡和森不无激愤地痛斥：中国土匪是外国帝国主义直接或间接养成的，而中国土匪较谋杀苏俄大使的法西斯党徒相比更“尚情义”〔24〕。陈独秀则深刻地指出，列强制造出中国的兵匪势力后，便又可借口兵匪扰害外国人而向中国政府勒索敲诈，这就是“英、法、日、意各大强国各文明国对我们中国的行为”〔25〕。1925年初，墨索里尼派兵前来中国“保护”京奉铁路，并在山海关一带新增守备区，对此中国共产党人认为此举“蔑视我主权，莫此为甚”〔26〕。而意大利军队在五卅运动中积极参与镇压中国人民，则更加使中国共产党人痛恨不已。
中国共产党人清晰地认识到，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与中国各政党关系十分密切，对未来的中国政局也将产生重要影响。陈独秀指出，中国的国家主义首领自称师承墨索里尼，他们办的《醒师》报和帝国主义者办的《独立报》“有明显的关系”；国家主义者、陈炯明派、反赤大联盟等联合起来，“有产生一个貌似的中国法西斯特党之可能，”而这个党的反动程度“较之研究系、安福派，还要后来居上”〔27〕。 1924 年10月广州商团事件爆发后，赵世炎便得出了“法西斯蒂的商团”这一结论〔28〕。彭述之则详细分析认为，欧洲资产阶级利用法西斯攻击欧洲工人革命运动成功后，便将这一“惯技”搬到东方来镇压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运动；中国法西斯分子最主要的成员必是与帝国主义“相依为命的买办阶级。”故而可以断言，商团事件是中国历史上乃至远东历史上法西斯武装反革命的第一次出现，具有“严重意义”〔29〕。藉此事件的爆发，蔡和森第一次将国民党右派斥为勾结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和雇佣军阀的“反革命的法西斯蒂”〔30〕。恽代英指出，国内外反动势力勾结起来建立压迫民众的法西斯式的军事独裁政府的可能性也不能排斥，但中国共产党人“并不能怕法西士蒂之发生”〔31〕。陈独秀甚至自豪地认为，如果列宁还活着，看到法西斯横行欧洲各国，而中国民众却正百折不挠地反抗黑暗势力，民主运动较前“更是扩大而巩固”，那么列宁一定会喊出“黑暗的欧洲与革命的中国”的这一口号来〔32〕。
1922年至1927年间，共产国际对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有所注意，这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言论中自然也有一定的折射。在此期间，瞿秋白、张太雷和赵世炎都曾撰文介绍过共产国际四大和五大对于法西斯主义的观点，而且显然受到共产国际所谓“法西斯主义是资产阶级右翼”这一论断的影响。陈独秀还曾撰文介绍了共产国际有关合作社问题的决议，这其中就有“法西斯主义与合作社”的具体内容〔33〕。值得一提的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国际评论社于1926年9月至1927年6月间编译出版了中文周刊《国际评论》。这一周刊以苏联出版的《真理报》、《国际通信》、《少共国际》和《劳动月刊》等为蓝本，将这些出版物中不少有关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意大利法西斯政权的介绍或评论文章编译成中文出版，这类文章总计达31篇之多。这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是在苏联学习工作的中国共产党人提高理论修养，加深对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认识是颇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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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对法西斯主义的批判，是由一批具备了较高理论修养、深谙国际形势的理论家们完成的。他们根据各自不同的特长和条件，在这一批判中做出了相应的贡献。其中正在欧洲勤工俭学的周恩来等侧重于介绍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现状，而通晓欧洲资本主义政治实质的蔡和森和张太雷等特别关注意大利法西斯政权的实质及其内政外交政策，与共产国际关系密切的瞿秋白则多分析法西斯主义兴起的背景和本质，并着重介绍共产国际对法西斯主义的认识和批判，陈独秀凭借其党内理论权威的素养则往往作全面的批判。他们对法西斯主义的介绍和批判，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法西斯主义的初步认识，对于中国人民了解法西斯主义的产生及本质，以及以后的反法西斯斗争，有着重要的意义。
然而，由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欧洲其他风靡一时的主义相比，其“行动先于理论”的特性尤为明显，即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构架相对幼稚缺乏自身的体系；同时意大利法西斯党上台执政时间还较短，法西斯主义日后为世人所不齿的反动本性此时毕竟尚未完全暴露。因而，中国共产党人对法西斯主义的批判自然受到这一历史事实主体的限制。从形式上看，这些批判颇显零星，多散见在一些政论文、社论、时评和新闻报道中；从内容上看，这些批判往往只是针对法西斯主义和法西斯政权某些具体现象所做出的具体批判。如果将这些具体的批判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必然会发现它们之间有所差异，但这往往是这些批判各自侧重面不同所致。某些批判显示出了某种程度上的随意性，个别分析和结论显然是不当的，诸如将法西斯主义和国家主义相混淆等。对中国共产党人而言，这一时期对法西斯主义的批判毕竟只是一理论问题，是对欧洲某一新兴主义的反应，而远非实践问题；它只是党内少数理论家关注的对象，距离全党重视尚有相当距离；同时，中国共产党人自身的理论素养和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也颇为有限。总之，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法西斯主义的完整成熟批判的理论构架尚未形成。
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人对法西斯主义的认识和批判，也远比同时代中国其他党派及知识界的认识要高明、深刻得多。三四十年代世界反法西斯运动高潮的降临，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在20年代对法西斯主义批判的积极意义和远见。
注释：
〔1〕和森：《法西斯蒂与意大利资产阶级专政》、《向导》第9期，1922年11月8日出版，第69～70页。
〔2〕五——逸豪：《德法问题与革命》， 天津《新民意报》副刊《觉邮》第1期（下），1923年4月6日出版。
〔3〕在20年代中国的出版物中，“法西斯”（Fascist）这一现译名曾被音译成“法西斯蒂”等10多种译名：“墨索里尼”（musdini ）则被音译成“穆索里尼”等多种译名。本文除直接引用时按旧译名外，其余表述一律按现译名书写。
〔4〕《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1版，第469页；双林（瞿秋白）：《五一纪念与国际劳动运动》， 《向导》第112期，1925年4月28日出版，第1039页。
〔5〕太雷：《法西斯主义之国际性》，《前锋》第1期，1923 年7月1日出版，第77～79页。
〔6〕刘敦：《“法西士主义”是什么》，《中国青年》第17期， 1924年2月9日出版，第7～9页。
〔7〕《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第470～474页。
〔8〕太雷：《法西斯主义之国际性》，《前锋》第1期，第77～79页：《法西塞党的破裂》，《向导》第29期，1923年6月13日出版， 第218～219页。
〔9〕《六大以前》，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第134页。
〔10〕和森：《洛桑俄使遇害与资本主义国家之“文明”》，《向导》第26期，1923年5月23日出版，第194～195页。
〔11〕太雷：《法西塞党的破裂》、《向导》第29期，第218、219页：《法西斯主义之国际性》，《前锋》第1期，第77～79页。
〔12〕秋白：《世界社会革命开始后之第八年》、《向导》第135期，1925年11月7日出版，第1232页。
〔13〕陈独秀：《孙中山三民主义中之民族主义是不是国家主义？》，《新青年》第4号，1926年5月25日出版，第19页：《中国土匪也来了！》、《向导》第28期，1923年6月6日出版，第207～208页。
〔14〕振宇（蔡和森）：《洛桑会议后近东危机第一声》、《向导》第38期，1923年8月29日出版，第290页。
〔15〕《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1版，第117～118、121～122页。
〔16〕行侯：《英意与法德的对抗形势》、《战士》第28期，1926年12月22日出版，第57页。
〔17〕独秀：《世界的反动政象之转机》、《向导》第66期，1924年5月21日出版，第526页。
〔18〕恩来：《意大利的选举》、《赤光》第8期，1924年5月15日出版。
〔19〕独秀：《法西斯党与中国》、《向导》第72期，1924年7 月2日出版，第574页。
〔20〕和森：《日俄谈判再进一步》、《向导》第28期，1923 年5月23日出版，第210～211页：《苏俄在欧洲国际地位之复振》，《向导》第49期，1923年12月19日出版，第376页。
〔21〕见瞿秋白：《世界的及中国的赤化与反赤之斗争》，《新青年》第5号，1926年7月25日出版，第3 页：《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第123页。
〔22〕太雷：《法西斯主义之国际性》，《前锋》第1期， 第77～79页。
〔23〕见陈独秀：《中国土匪也来了！》、《向导》第28期、 第207～208页：《法西斯党与中国》、《向导》第72期，第574页。
〔24〕和森：《单独侵略与协同侵略》、《向导》第45期，1923年11月7日出版，第343页；《蔡和森文集》上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02页。
〔25〕独秀：《外人私运军火与中国治安》、《向导》第 73 期，1924年7月9日出版，第581～582页。
〔26〕慰：《义飞机侵入天津》、《政治生活》第38期， 1925年5月1日出版，第2页。
〔27〕独秀：《反赤运动与中国民族革命》、《向导》第146期， 1926年3月17日出版，第1347页。
〔28〕士炎：《帝国主义之进攻与中国劳动运动》、《中国工人》第1期，1924年10月出版，第10～12页。
〔29〕述之：《广东商团事变之根本原因及其对中国国民革命上所与之教育》、《向导》第88期，1924年10月22日出版，第725～729页。
〔30〕和森：《商团事件的教训》、《向导》第82期， 1924年9月10日出版，第665页。
〔31〕代英：《记与萧淑宇君的谈话》、《中国青年》第113期， 1926年2月6日出版，第14～16页。
〔32〕独秀：《列宁逝世三周年纪念中之中国革命运动》、《向导》第184期，1927年1月21日出版，第1944页。
〔33〕独秀：《告合作社同志们》、《向导》第56期，1924年2 月27日出版，第449～4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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