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对海外华侨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日战争论文,华侨论文,海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长期以来，学术界比较注重研究海外华侨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和贡献，而不注重研究中国抗日战争对海外华侨所产生的影响。本文拟就此课题作点研究。
中国抗日战争对海外华侨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也是极广泛的。概而言之，它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提高了海外华侨爱国主义觉悟。
海外华侨历来具有爱国主义传统。但只有到抗战时，他们的爱国主义觉悟才得以极大地提高。因为抗战以前，如辛亥革命时期，刚开始，华侨对这场革命缺乏认识，经过孙中山等人极力动员才逐渐响应、支持。1895年孙中山至檀香山联合华侨时，华侨大都“闻总理有作乱谋反言论，咸谓足以破家灭族，虽亲戚故旧亦多掩耳却走。经总理多方游说，奔走逾月，仅得同志数十人”[①]。1904年“总理尝周游美国东南西诸埠，联络洪门会友”，“虽奔走经年，仅能改组旧金山之大同日报为革命宣传枢纽，一新全美华侨之耳目而已。”[②]而以后到了抗日战争爆发，才得以极大地提高了海外华侨爱国主义觉悟，焕发出了他们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因为“他们虽远居异地，绝不会一刻忘了祖国。相反地正因为他们远居异地，时受外人的欺侮与嘲笑，因此希望祖国强盛的欲念，更要来得急切，对于救国的事业也更加来得努力。”[③]1937年芦沟桥的一声炮响，震动了成千上万的海外华侨，焕发出了他们爱护祖国、积极参加抗战的热忱。“华侨受予空前的刺戟与痛愤，当然要发生空前的抗敌高潮，他们每个人的心上，都燃起热烈的巨火，周身的细胞，都充满着抗敌热血，再由各个人的热血汇成汹涌澎湃的抗敌高潮。”[④]“海外侨胞的救亡运动也广泛地迅速地开展起来。在西欧、在美洲、在菲律宾、新加坡、安南、缅甸、暹罗、印度、荷属东印度、以及南洋各地的侨胞为了爱护祖国，保卫祖国而进行了广大募捐，救国公债侨胞缴得很多，数达千万元的成绩，侨胞所进行抵制日货运动，给日寇经济贸易上以很大之打击，并组织救国团体，推动侨胞救国运动，扩大国际宣传，派遣战时工作队、救护队、义勇队、工程队、飞机师等回国参战，还派回许多新闻记者、宣传团，视察祖国抗战的血肉斗争，报导侨胞的救亡热忱。”[⑤]总之，抗战中海外华侨参战人数之众，地区之广，规模之大，方式之多，贡献之巨，都超过了以前任何时期。正如以后有的论者所指出：“华侨本其炽烈的爱国情绪，于民国之前，热烈支持革命，民国成立以后，仍继续支持爱国运动，表现最著者为支持抗日。”[⑥]抗战时期海外华侨爱国主义觉悟极大地提高，这在当时有力地推动着祖国抗战。
其二，加强了海外华侨自身的团结与统一。
抗日战争爆发以前，海外华侨并没有形成团结与统一的局面，往往是帮派林立，彼此矛盾重重。在美洲，华侨时常发生堂斗；在南洋，华侨帮派地域观念极浓；在欧洲，华侨工商学界勾心斗角。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七七’事变前，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前，华侨社会内部斗争激烈，组织不统一，目标不一致。”[⑦]但是，当中国抗战爆发后，大敌当前，上述局面便有了极大的改变。在南洋，抗战爆发后，各地华侨立即抛弃帮派地域观念与成见，纷纷组织与团结起来。在陈嘉庚等侨领组织下，1937年8月14日，在新加坡成立了由南洋各界人士组成的华侨救亡团体“新加坡筹赈会”，其目的是动员南洋各地华侨支持祖国的抗战事业。该会成立后，南洋地区又出现了不少救亡组织。在此基础上，1938年10月10日在新加坡成立了“南桥总会”，与会代表168人，代表南洋地区45个华侨组织。陈嘉庚被推为主席。“此一次南洋华侨大团结之空前盛举。”[⑧]“南侨总会”带领整个南洋地区的华侨支持祖国抗战不遗余力。芦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美国纽约，马上将该城的绝大部分华侨动员起来了。7月7日晚，纽约华侨彼此都自动地抛弃门户之见，集中到一起，成立了“救济总委员会”，以指导该城华侨的救亡工作。8月21日，旧金山91个华侨团体又成立了美洲最大的华侨救亡组织“旅美华侨统一义捐救国总会”，下设分会47处，全美300多个城市的华侨都加入了这个组织。芝加哥的华侨也成立了“芝城美中抗日救国后援会”。除美国以外，美洲其它各地华侨也纷纷团结与组织起来。据统计，抗战期间，美洲华侨团体共有466个，遍布在美洲20多个国家与地区，美洲华侨在爱国救亡这个共同目标下而走到一起来了，出现了华侨大团结的局面。正如1942年5月美洲侨领司徒美堂在致旅美侨胞书中所说：“我旅美侨胞，在过去期内，虽或有门户之见，然抗战以后，已焕然一新，团结御侮，民族大义，凛然可见。”[⑨]在欧洲，早在1936年8月一些旅欧侨胞就呼吁：“全欧侨胞，不分党派，不问信仰，在抗日救国共同目标之下，团结一致御侮”[⑩]。9月20日，旅欧侨胞为了推进欧洲华侨统一救国工作成立了“全欧华侨抗日联合会”，参加的有英、法、德、比利时、荷兰和瑞士等国的40多个华侨抗日救国组织。它联合整个欧洲地区的华侨从事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筹款募捐、宣传抗战等救亡活动，欧洲的华侨也都动员起来了。总之，抗战爆发后，“广大的侨胞，各阶层，各团体，各地各界，都在一个旗帜下，向着共同目标，对准一个目标，一致合作，精诚团结”[①①]。这极大地支持与配合了祖国人民的抗战。
其三，增强了海外华侨与祖国的联系。
虽然抗日战争以前，海外华侨在某些方面与祖国有着联系。但只有到抗日战争时期，海外华侨与祖国的联系才得以大大地加强。抗日战争，作为一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民族革命战争，得到了海外华侨的大力支持与援助，并大大地增强了他们与祖国的联系。1937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以后，海外华侨纷纷表示：“国内外同胞空前的团结起来，坚决的英勇的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下，大家都愿为中华民族解放而流最后一滴血”[①②]，积极地参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祖国同胞一道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不少海外华侨还回到了祖国，亲自参加抗战，与祖国人民同甘共苦，共同杀敌。当时在中国空军战斗机飞行员中华侨几乎占了四分之三，成绩卓绝。回国参战的华侨，有的还冒着生命危险，在前线抢救伤员。也有的华侨青年历尽千辛万苦，来到延安等中共领导的抗日革命根据地，与八路军战士并肩作战。海外华侨与祖国同胞一起战斗，为抗战救亡同生死共患难。这加深了他们彼此之间的了解，增加了他们之间的感情，密切了他们之间的联系。此外，在抗日战争中，海外华侨还向国内大量捐款，大量汇款，仅1937年至1942年，华侨捐款达七亿元，侨汇有五十五亿元；海外华侨也对国内工矿商等业进行投资。这一切不仅维持了祖国战时经济，而且加强了海外华侨与祖国的经济联系。最后，在抗日战争中，海外华侨还掀起了文化救亡运动。他们在侨居国纷纷创办报刊杂志，仅1940年海外各地侨报就达128家；在侨居国掀起了抗战文学运动，发表了许多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这些报刊，这些文艺作品，介绍了国内政治形势，热情讴歌了祖国同胞在抗战中的英雄事迹。海外华侨的文化救亡运动，不仅配合了祖国人民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而且有助于当地华侨了解、关心与支持祖国的抗战。这更加密切了他们与祖国的关系。总之，抗日战争增强了海外华侨与祖国的联系。这使国内外同胞更加团结，使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加巩固，从而加速打败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步伐。
其四，改变了海外华侨对国共两党的认识，使他们开始认定中国的希望在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以前，由于国民党进行反动宣传，也由于延安等革命根据地被国民党所封锁与包围，与海外华侨缺乏联系。所以，海外华侨对中国共产党的真实情况并不了解，甚至产生误解。海外华侨在回国亲自参加祖国抗战以前，大多数还把中华民族抗战的希望主要寄托在蒋介石国民党身上。但是，通过抗战以后回国参战耳闻目睹，他们看到了国民党黑暗与腐败，如华侨捐赠巨款以救济抗战，但“华侨的血汗，没有用于抗战，而是饱了蒋介石集团的私囊”，“国民党官员贪污腐败”等等[①③]；与此同时，他们看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革命根据地军民勤劳诚朴，政治民主，民生安定，团结抗战，生气勃勃。于是，他们逐渐改变了以往对国共两党的认识，认定中华民族的希望在中国共产党。如南洋侨领陈嘉庚1940年3月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考察了重庆与延安等地，考察的结果使他逐渐改变了他以前对国共两党的认识。他1946年1月在《南侨回忆录弁言》中对此回忆道：“余久居南洋，对国内政治，虽屡有风闻而未知其事实究竟如何。时中共势力尚微，且受片面宣传，更难辩其黑白。及至回国慰劳，与各领袖长官，社会名人，报界记者接触，并至延安视察经过，耳闻目睹各事实，见其勤劳诚朴，忠勇奉公，务以利民福国为前提，并实行民主化，在收复区诸乡村，推广实施，与民众辛苦协作，同仇敌忾，奠胜利维新之基础。余观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①④]他在《南侨报任务与中国前途》一文中也回忆道：“本人往延安前多年，屡见报载中国共产党凶恶残忍，甚于盗贼猛兽，及至重庆，所闻更觉厉害，谓中共无恶不作，横行剥削，无人道无纪律，男女混杂，同于禽兽，且有人劝我勿往，以免危险。及至延安，所见所闻，则完全与所传相反，由是多留数天，多历陕北城市农村，多与社会领袖及公务员接触，凡所见闻，与延安无殊，即民生安定，工作勤奋，风化诚朴，教育振兴，男女有序，无苛捐杂税，无失业乞丐，其他兴利除弊，难于尽述，实为别有天地，大出我意料之外。”[①⑤]他在《陈嘉庚言论集自序》中仍回忆说：“余观感之下，衷心无限兴奋，喜慰莫可言喻，以为别有天地，如拨云雾而见青天。前忧虑建国未有其人，兹始悟其人乃素蒙恶名之共产党人物。由是断定国民党蒋政府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①⑥]总之，通过抗战时期回国考察，陈嘉庚改变了以前对国共两党的认识，开始认识到国民党的腐败黑暗，共产党光明伟大，认定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在中国共产党。又如，美洲侨领司徒美堂1941年12月从美国来港，从宋庆龄那里“第一次了解到抗战的真实情况，对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产生了钦佩之情。”[①⑦]1943年夏，在重庆，司徒美堂又通过了解使他“确信，共产党人正在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国民党对他们的造谣中伤都是谎言”[①⑧]。司徒美堂还在重庆“发表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演讲，并对蒋介石官僚资本侵吞侨汇，饿死侨眷的罪行提出严重抗议”[①⑨]。总之，司徒美堂“返国期间，耳闻目击，对抗日民主根据地军民积极抗战解放广大国土及其政治民主进步的情况与蒋管区特务横行、贪污无能、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反动倒退情况获有深刻印象，思想上有很大变化”。他返抵美国以后，“即旅行美洲各地，向华侨报道抗战真相，对华侨认识祖国胜利前途，很有帮助”[②⑩]。总之，不少海外华侨通过抗战期间的亲身经历，便改变了以前对国共两党的认识，开始认定中华民族的希望在中国共产党。这为他们以后支持解放战争、拥护中国共产党打下了思想基础。
其五，提高了海外华侨在侨居国的地位。海外华侨在侨居国的命运和地位是与祖国的命运和地位休戚相关的。正如当时《新华日报》向海外华侨所呼吁的那样：“如果中国能够在战胜日寇中成为独立强盛的国家，祖国的命运一解决，祖国的地位一提高，那么千万的侨胞在海外的生命财产自然有强盛的祖国为你们作保障，那么你们自然可成为在海外自由平等的居民。”[②①]事实上亦如此。抗日战争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战后中国是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人民包括海外华侨终于在国际上能扬眉吐气了。同时，海外华侨在抗战期间不仅支持与援助祖国抗战，而且还在侨居国联合当地人民，并肩作战，同仇敌忾，为保卫“第二故乡”侨居国与日寇作生死的搏斗。华侨组建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支队”，印尼“抗日民族解放大同盟”与“棉兰华侨抗日协会”，新加坡“星华义勇军”以及北婆罗洲“神山游击队”等等，都是所在地抗日的劲旅，给日本侵略者构成严重的威胁，给他们以相当的打击。海外华侨这种见义勇为、英勇杀敌的精神与事迹给侨居国人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深受他们的赞扬与纪念。如1945年春在菲律宾配合美军进攻日寇时，“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支队”“在作战中，不仅表现了良好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而且情报准确，作战勇敢，深得美军好评。”整个抗战期间，“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支队”有70多人为反对日本侵略者、捍卫菲律宾人民独立自由贡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旅菲侨胞和当地人民为纪念在菲律宾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华侨烈士，在菲律宾华侨义山建立了一座‘菲律宾华侨抗日烈士纪念碑’。”[②②]在印度尼西亚，华侨爱国组织“苏门答腊反法西斯总同盟”及广大爱国华侨进行的抗日斗争，对日寇的法西斯统治给了有力的打击，鼓励了印尼广大华侨及印尼人民的抗日斗志，他们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日寇投降后，联军棉兰司令部在致被难家属的信中说：“抗日反法西斯之华侨战士，为支持盟国而牺牲其生命，予本人敬向先生及各家属致最深切之同情及哀悼。彼等为人类之正义和平而偿付最高之代价，此种光辉之功绩与无比之英勇，将成为苏门答腊全体华侨社会不可磨灭之永恒纪念碑。彼等之英勇与盟国之忠勇战士同垂不朽。”[②③]总之，海外华侨在侨居国英勇抗战的精神与事迹，深受侨居国人民的赞扬与纪念。这更加改善了中国人的形象。因此，战后不少国家的退休军人和一些社会活动家同华侨站在一起，要求本国政府取消以前所制订的禁止华侨、华人移民法和给予华侨华人以公民权利。总而言之，抗日战争，改变了外国人对华侨的态度，提高了华侨在海外的地位，扩大了他们在国际上的影响。这为战后他们争取公民权利和平等的移民权利，走上政治舞台，走向世界，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考察抗日战争对海外华侨产生的影响，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作为一场进步与正义的民族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不仅也得到了海外华侨的支持与援助，同时也反过来还对海外华侨本身能够产生极大的积极作用，成为他们政治上进步并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因素。正是抗日战争，才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爱国主义觉悟，才使他们加强了自身的团结与统一，才密切了他们与祖国的联系，才使他们对国共两党重新进行认识，得出中华民族的希望在中国共产党的新结论，从而以后走上了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道路，才使他们在国际上的地位得到了提高。总之，抗日战争为海外华侨政治上进步并走向世界起了积极与推动作用。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抗日战争所产生的巨大社会作用与深刻影响。
注释：
①冯自由：《革命逸史》第四集，中华书局1981年7月版，第3页。
②冯自由：《华侨革命组织史话》，正中书局1974年3月2版，第61页。
③④曾建平 《南洋华侨救日运动一斑》，《教育抗战》第二期。转引自蔡仁龙、郭梁主编《华侨抗日救国史料选辑》，中共福建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中国华侨历史学会1987年版，第133页。
⑤①①②①《加紧侨胞抗战工作》，《新华日报》1938年10月14日。
⑥陈烈甫：《东南亚州的华人与华裔》，《华侨抗日救国史料选辑》第137页。
⑦任贵祥：《华侨第二次爱国高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1版，第62、63页。
⑧①④陈嘉庚：《南侨回忆录》，草原出版社1979年版，第49、3页。
⑨《司徒美堂致旅美侨胞书》，《新华日报》1942年5月30日。
⑩《华侨抗日救国史料选辑》第645页。
①②《新华日报》1938年4月21日。
①③庄希泉：《怀念陈嘉庚先生》，《文史资料选辑》第78辑，第4页。①⑤《陈嘉庚言论集》，新加坡1949年版，第60页。
①⑥《陈嘉庚言论集自序》，录入《陈嘉庚言论集》一书。
①⑦连贯：《追求进步向往光明的司徒美堂老人》，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单位编：《回忆司徒美堂老人》，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5月第1版，第144页。
①⑧司徒美堂：《我的生活经历》，《回忆司徒美堂老人》第61页。
①⑨、②⑩陈其瑗：《司徒美堂先生生平事略》，《回忆司徒美堂老人》第66、66—67页。
②②《英勇奋战在吕宋岛上》，《福建侨乡报》1982年9月9日。
②③蔡仁龙：《印度尼西亚华侨在各岛开展的抗日斗争》，《福建党史通讯》1985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