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德生[1]2002年在《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与实证分析》文中研究指明从1972年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到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人类为了保护自己赖以生存的资源和环境，从呼吁到行动，将环境资源保护和经济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全球范围的可持续发展运动。联合国《21世纪议程》白皮书，明确提出中国必须走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环境相互协调的可持续发展之路，然而，如何有效的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则是中国21世纪发展中所面临的难题，面对这一难题，本文以可持续发展思潮的广泛兴起作为切入点，提出了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内涵、目标、定义，论述了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分析与评价问题，在理论探讨和定性分析的基础上，依据实际数据资料，运用层次分析法的系统方法，对霸州市可持续发展现状及能力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提出了一些中肯的建议和对策，希望能对霸州市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提供参考。
刘驰[2]2012年在《中国城市发展中的环境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城市是人类创造的一种具有高度文明的聚居形式,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加速了人口向城市集中的步伐。同时,城市的发展也给资源和环境带来多方面的压力和挑战,城市环境问题已成为阻碍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城市发展是一个复杂的动态变化过程,影响因素较多,它不仅体现了一个地区人口性质的变化,还体现出该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新世纪,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城市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发达国家城市几百年来面临的经济增长与环境的矛盾在中国集中显现。中国城市的环境问题更多带有阶段性、结构性特征。因为经济水平、发展模式的差异,中国城市环境问题表现形式各异,影响机理也有所不同。研究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背景下,城市发展中的环境问题有着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研究的重点是特定发展阶段的中国城市环境问题,首先通过分析中国城市发展中环境问题的特点来展开。中国城市环境污染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巨大的城市环境压力来自于人口与经济的双高增长机制,也源于中国城市化的特点。中国正处于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之中,区域发展不均衡,污染物排放地区差异明显,这决定了中国城市环境问题具有阶段性的两难特征。影响城市环境的因素有很多,主要表现在城市规模、城市结构、城市经济水平叁个方面：从城市规模来看,随着市场化的推进,将会有更多的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向城市集中,城市经济规模的扩大,将会带来对原料的更多需求,同时也会产生较多数量的废物排放。适度的城市规模有利于集中处理污染,而城市规模过大会导致外部成本上升。城市发展规模包括人口规模、用地规模等诸多因素,对于中国而言,城市发展规模主要体现在人口规模上。为此,本文基于固定截距变系数模型分析了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非农人口规模对城市环境的不同贡献率,表示城市发展规模对城市环境的影响。不同人口规模对城市环境污染的贡献率是有很大差异的,一般说来,大城市的污染贡献率为正,也就是说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大会使城市环境污染程度不断加深。相对而言,小城的污染贡献率为负,即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大不但不会加重城市污染,反而对城市环境治理有积极作用。分界点在100万人口左右。所以,要控制特大城市的规模,放慢人口增加的节奏,鼓励大城市人口向周边中小城市及卫星城转移,以缓解大城市内部发展压力。从产业结构来看,中国城市整个产业处于重型化的趋势中,钢铁、有色金属等产业是重化学工业的组成部分,又是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同时,这些产业发展对电力等能源工业提出新的需求,导致城市周围电力工业乃至煤炭工业迅速发展,而煤炭、火电产业都污染严重。产业结构是城市发展结构的重要表现,本文以2010年全国31个省会及直辖市为对象,以相应的水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大气污染的数据作为对应城市的环境指标,构建了产业结构与环境污染的非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城市发展结构对城市环境的影响。一个城市的污染水平受到产业结构与污染控制能力的影响。从数据上可以明显看出,重工业比重的提高会造成环境污染水平近乎20倍的指数增长。大力发展污染密集型产业造成的环境污染增速远远高于污染后增强控制污染能力使得环境污染水平下降的速度。所以,发展中国家不能走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控制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发展高科技产业,提升控污能力是改善城市环境质量的重要途径。从经济水平来看,城市环境与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耦合关系。本文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中国260个城市的环境与经济协调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省会城市或旅游城市的环境与经济发展协调状况总体上较高,并且大部分位于我国东部地区。较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出现了协调性的不平衡。较发达地区具有较高的协调度,而落后地区的城市与环境协调度相对较差。中国大部分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协调类型为过度调和类。综合上述分析,本文建立了多元回归方程,考察各个影响因素对城市环境的综合影响。经济变量中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规模变量中的非农人口,人均城市道路面积;产业变量中的第叁产业占GDP比重,第二产业占GDP比重；技术变量叁废综合利用率对城市环境污染有影响。现阶段,城市产业结构对城市环境的负面影响最大。第二产业比重的增加比第叁产业比重增加对环境产生的负作用要强。人口因素对于城市环境污染存在影响,但其影响相对较小。城市建成区面积的扩大,叁废综合利用率的提高能够改善城市环境。但就目前的条件来看,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展的空间有限,而且即使建成区面积扩大,那么也意味着通勤距离加大,交通成本上升,可能造成更严重的大气污染。所以,提高叁废的综合利用率是减少城市环境污染的重要手段。武汉市是华中地区最大的城市之一。本文运用复合指标法构建了城市综合发展指数,通过二十年来的时间序列数据,从纵向研究城市发展与城市环境的作用关系,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武汉市城市综合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城市工业经济规模,单位产出排污效率以及产出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武汉市环境污染总量。只有提高工业技术水平,调整经济结构,才能够适当减少各种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第二,从趋势上看,武汉市“叁废”污染物随城市发展进程的变化并不完全呈倒“u”形。由于正处于工业化增长阶段,近十年来,大气污染与固体废弃物污染随城市发展的加快而加重；而水环境污染虽然出现类似EKC的拐点,但最近由于生活废水排放的增加又呈上升趋势。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在后发条件下推进城市发展与环境质量相协调的主要路径有二：一方面,应进行合理规划,优化布局,发展适度规模的城市,尤其鼓励紧凑型城市的发展。另一方面,调整产业结构,限制污染产业在城区内的发展；进行制度创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鼓励公众参与,完善相关的配套措施：实现“城市”真正“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刘继平[3]2008年在《中国城市水务产业发展研究》文中指出城市水务产业是城市市政公用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直接关系到社会公共利益,关系到城市居民生活质量,关系到城市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了促进城市水务产业健康发展,提高城市水务产业运行效率,本文通过对水务、城市水务、城市水务产业等基本概念的梳理和内涵界定,立足公共物品理论、自然垄断理论、循环经济理论、产权理论、外部性理论、产业组织理论及政府规制等经济学理论和国内外关于水务产业的相关研究进展,奠定本研究的理论基础；以理论开拓与实际应用为目标,以中国城市水务产业的发展时序和特定的地理空间为脉络,采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配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城市水务产业的属性与技术经济特征,对城市水务产业的发展内涵、发展基础、发展历程、发展模式、发展绩效及国外城市水务产业发展的成功经验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构建城市水务产业发展评价模型,并以四川省18个城市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在前面分析研究的基础之上,结合中国城市水务产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多年改革探索的实践,提出促进中国城市水务产业健康发展的对策建议。全文共分为9章。第一章为导论。主要阐述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主要思路和研究框架；论文可能的创新与存在的不足。第二章对相关理论进行总结评述。首先从水务的含义出发,引出水务产业的概念,然后对与水务产业发展相关的经济理论以及国内外关于水务产业发展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小结,以此奠定本研究的理论基础。第叁章是关于城市水务产业内涵与发展基础的研究。城市水务产业具有一般公共产业的共性,同时也具有自身的内涵和发展基础。本文把城市水务产业界定为城市范围内以自来水生产供应和污水收集处理为核心业务的涵盖取水水源、城市供水、节水、城市污水收集、处理及其回用等内容的城市市政公用事业。研究认为城市水务产业具有耦合性、整体性、层次性和动态性的基本属性；具有区域垄断性、准公共物品性、外部性、资本密集和投资回收期长等技术经济特征。论文进一步指出城市水务产业的市场需求、市场主体、价格机制、政府规制及技术条件是推动其发展的主要基础,并对中国现阶段城市水务产业的市场需求、市场主体、价格机制、政府规制及技术条件进行了具体分析。第四章是关于城市水务产业发展历程与发展模式的探讨。本章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水务产业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和概括,将中国城市水务产业发展历程总结为传统的政企不分阶段、政府控制水务企业经营阶段及产业化发展叁个阶段；对中国城市供水排水行业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从经济和技术的角度对城市水务产业的发展模式进行了探讨,结合城市水务产业的发展实践,概括总结出了四种发展模式：即城市供水排水纵向一体化发展模式、跨城市经营的大型水务集团发展模式、厂网分离发展模式和同城分区比较竞争发展模式。第五章对城市水务产业的结构、行为与绩效进行了研究。论文对哈佛学派和芝加哥学派关于结构、行为与绩效的分析范式进行了回顾和评析,认为产业的结构、行为与绩效叁者之间应该是一种复杂的动态的相关关系,而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通过对中国城市水务产业的结构、行为与绩效进行实证研究,认为现阶段中国城市水务产业的市场结构是行政性垄断与经济性垄断的复合体；通过分析城市水务企业的价格行为、投资行为和技术创新行为,认为现阶段的价格政策和管理体制不利于激励城市水务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效率；通过解析DMU绩效的含义,用数据包络分析理论(Data Envelope Analysis)构建了评价城市水务企业绩效的相对有效性分析模型,并以成都市不同服务区域、不同所有制的15家城市水务企业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认为所有制不是决定企业绩效的重要因素,存在市场竞争、规模效应和政府有效监管才是促进城市水务企业提高效率的重要途径。第六章对国外水务产业发展状况及经验借鉴进行了研究。本章主要对美国、英国、法国等几个发达国家的城市水务产业进行了研究比较,认为国外水务产业的发展具有一些共性的成功经验：如以法律为保障的由政府主导的水务综合管理体制、以市场为导向的投融资体制、以价值规律为基础的水价形成机制、注重水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并重、以及广泛的公众参与机制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第七章是城市水务产业发展评价模型与实证分析。本章论述了建立城市水务产业发展评价模型的意义,提出了建立城市水务产业发展评价模型的总体思路和具体方法,结合城市社会经济状况、水资源条件、城市供水、用水、节水及水环境六个方面的因素,建立基于层次分析理论(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的由39个具体指标构成的城市水务产业发展评价模型,并以四川省18个城市为例进行实证研究。第八章是中国城市水务产业发展存在问题与改革探索的研究。论文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水务事业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仍然存在一些制约城市水务产业发展的严重问题,如城市水务管理体制不合理,城市水资源短缺、水环境恶化及水资源配置不合理,国有企业垄断经营、效率低下,价格机制不完善,市场失灵,缺乏推进城市水务产业市场化改革和监管的法律法规及相应的配套政策等问题。近年来中国在城市水务投资体制、市场化改革、水价形成机制、水务管理体制等方面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改革探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这些实践探索对促进城市水务产业健康发展具有一定借鉴意义。第九章是促进城市水务产业健康发展的对策建议。本章在前面几章的研究基础之上,提出了中国应加快建立有利于城市水务产业发展的水务管理体制、坚持水污染治理与水资源优化配置并重、加快推进城市水务产业市场化进程、尽快完善价格形成机制和价格调整机制、切实发挥城镇供排水协会的作用及加强规制建设六个方面的对策建议。城市水务产业发展研究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课题,部分研究者在这方面开展了一些非常有益的开拓性和启发性的工作。论文作者充分吸收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并根据这几年学习的经济理论和掌握的分析工具,结合多年管理城市水务行业的实际体会,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作者认为本论文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创新：(1)城市水务产业发展的研究路径。目前国内关于水务产业的研究成果不多,尤其是关于城市水务产业发展的系统研究成果就更少,那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供水行业市场化进程中的民营化或私有化讨论及政府监管问题,也有少部分关于水价、水权、水务管理的研究,只见“树林”不见“森林”,都不太系统。本论文按理论研究、基础研究及应用研究的路径,探讨城市水务产业的发展问题。对“城市水务产业”等基本概念进行了梳理,立足公共物品理论、自然垄断理论、循环经济理论、产权理论、外部性理论、产业组织理论及政府规制等经济学理论和国内外关于水务产业的相关研究进展,对中国城市水务产业的发展内涵、发展基础、发展历程、发展模式、发展绩效及国外水务产业的发展经验进行了研究；构建城市水务产业发展评价模型,并进行了实证分析；结合中国城市水务产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多年改革探索的实践,提出了促进城市水务产业健康发展的对策建议。与已有的关于水务产业发展的研究成果相比,似乎显得要系统一些。(2)城市水务产业发展内涵的界定。国内关于“城市水务产业”一词使用的频率比较高,但很少有人对其概念进行界定。本研究在梳理学术界对“水务”和“城市水务”各种不同理解的基础上,对城市水务产业的概念进行了界定；把城市水务产业健康发展概括为促进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市场结构合理、市场竞争规范有序、供给满足城市生产和生活需要、城市污水能得到及时收集处理和回用以及政府监管规范高效；论文总结的7个平衡关系式和6个约束关系式揭示了城市水务产业中取水、供水及污水收集处理与回用彼此之间的有机的量化的内在联系,有利于对城市水务产业发展的深入研究。(3)城市水务产业的发展模式与适用条件。论文在考察中国城市水务产业发展的实践基础上,结合城市水务产业的有关工程技术和经济技术分析,概括总结出城市水务产业发展的四种模式,即城市供水排水纵向一体化发展模式、跨城市经营的大型水务集团发展模式、厂网分离发展模式和同城分区比较竞争发展模式,明确了每种模式的适用条件,具有一定的实际指导意义。(4)城市水务企业所有制性质与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论文以成都市不同服务区域、不同竞争环境及不同所有制的15家水务企业的实际运行数据进行DEA有效性分析,得出了所有制不是决定城市水务企业绩效的重要因素,是否存在竞争、是否具有规模效应及政府监管是否有效才是决定城市水务企业绩效的主要因素的结论,为推进国有水务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优化水务产业的所有制结构提供了实证基础。这与一般研究者就事论事的讨论城市水务企业民营化和竞争问题存在较大区别。(5)城市水务产业发展评价模型。论文针对城市水务产业的特点,紧扣水务产业发展的城市社会经济因素、城市水资源因素、城市供水因素、城市用水因素、城市节水因素、城市水环境因素六个方面构建城市水务产业评价体系,建立了由39项具体操作指标构成的城市水务产业发展评价模型,这39项指标基本反映了城市水务产业的全貌,评价模型层次清晰、应用方便,对于研究城市水务产业发展问题具有一定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象这样系统评价城市水务产业发展的评价模型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还不曾发现。城市水务产业发展研究是一项难度较大的应用型研究,涉及政治经济学、城市经济学、资源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多方面的经济理论,还要涉及工程技术、企业运营等多方面的知识,更需要比较了解中国城市水务产业的真实状况,因此,对研究者的综合知识要求很高。由于本人知识结构所限,论文存在缺陷在所难免。比如：对城市水务产业的结构、行为及绩效的研究,虽然有分析、有论证,但不够深入；由于时间紧、收集数据的难度比较大,对四川省城市水务产业发展评价只用了2006年的数据,如果能够多收集几年的数据,从动态的角度对四川省城市水务产业发展状况进行评价,甚至把全国东部、中部、西部城市水务产业的发展状况进行模型评价,指导意义会更强一些；再比如论文提出对城市非基本用水通过水权市场配置的问题,文中虽然提到了水权,但并没有对水权问题进行具体探讨等,这些方面既是论文的不足,也是值得今后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赵在绪[4]2016年在《城镇化社会成本及调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城镇化既是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一种客观现象,也是近年来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研究焦点。作为国家战略,城镇化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转型的现实意义无需赘言;而作为社会工程,在当前体制、机制等尚不完善的状况下,快速发展的城镇化带来的各种问题则逐渐被重视。通过对国内外城镇化问题的梳理不难发现,城镇化社会成本问题已日益受到学界、政界及其他社会组织的普遍关注,对该问题的认识也逐渐由感性走向理性。鉴于国内外城镇化社会成本研究多集中于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具有理论混杂性、方法单一性、区域多样性和指导薄弱性的特点,本论文选择以虚实互动的多学科交叉为视角对城镇化社会成本现象进行研究。结合当前城乡统筹以及城镇化发展的宏观背景,借鉴现有成果,运用唯物辩证与历史分析相结合、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动态分析与比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城镇化社会成本问题进行较系统且深入的研究。通过研究初步揭示重庆城镇化社会成本的时空背景、发展变迁、表现形式、动力机制等内在机理,并通过建立不同形式的“社会成本—空间”关系模型,对社会成本进行客观评价,并提出城镇化社会成本调控的“叁位一体”模型,为政府政策制定等提供建议和对策,促进城镇化更加合理有序地发展。研究表明,城镇化社会成本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性问题,或者城镇空间发展问题,而是综合性的社会问题,并具有一定的规律:(1)城镇化社会成本是相对于社会效益而言,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不存在没有效益的成本,反之亦然;(2)城镇化社会成本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即经济成本,广义即包括经济性成本和非经济性成本在内的全部成本;(3)城镇化社会成本具有客观现实性、分层异质性、动态累积性、核算困难性和影响深远性的特征,并受自然、经济、社会、政策的影响。(4)重庆城镇化社会成本的产生有着深远的历史因由,而且每个历史阶段的社会成本问题都具有不同的主导因素和表现形式。具体到当下,社会成本受到国家城镇化战略和地方化发展的双重约束和作用,在社会“结构”和“解构”与“理想”和“现实”的交互作用下,社会变迁和风险发生以及社会成本最终具化;(5)对社会成本测算分析显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重庆城镇化总量成本呈持续上升态势,且上升速度加快;分项成本方面,个人成本和公共成本均呈现持续上升态势,但两者在总成本中的比重经历了波动变化过程;指标成本方面,各单项成本均呈持续上升态势,但各项成本增长速度有所差异,按增长速度由高到低可分为四组;成本结构方面,无论对于总量成本还是分项成本来说,就业岗位投资成本和城镇住房成本一直占据城镇化社会成本的前两位,日常生活成本紧随其后,因叁者绝对值一直偏高,故其占比也一直较高;(6)对城镇化社会成本与城镇空间发展关系的研究表明,城镇化水平和社会成本呈正向的二次曲线关系;城镇规模和社会成本关系呈正向的幂函数关系;城镇用地结构与社会成本没有相关关系,但各类用地对城镇化社会成本具有相关关系,且对于城镇化社会成本增长的作用差别较大,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市政公用设施用地,其次是对外交通用地,再次是公共设施用地,后续依次为绿地、道路交通用地、工业用地和居住用地;(7)城镇化社会成本问题具有系统性特征,其调控应包括目标体系、内容体系和保障体系,建立“叁位一体”的理论模型。明确具体的发展理念、目标;制定以模式引导和空间优化为主的内容体系,从区域、城、乡等方面出发,提出城乡融合的具体空间措施;提出包括预警、制度、人本、分担在内的保障体系,以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
温文华[5]2016年在《港口与城市协同发展机理研究》文中指出港口作为港口城市特殊的资源禀赋,其对所在城市经济增长、维持城市在区域内的经济地位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在我国,港口城市虽然数量很少,但却在全国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从2013年GDP排名前20的城市中有8个为沿海港口城市,6个为内河港口城市。“以港兴市,港城共荣”已成为大多数专家、学者对港口城市发展规律的一致总结,“以港立市”、“以港兴市”、“以港强市”也一直以来都是大多数港口城市制定其发展战略的基础。但是,从全国港口城市的整体发展历程来看,有些港口并未能够对城市发挥出战略制定者所预期的作用。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港口与城市未能实现协调、同步的发展,阻碍了港口城市向更好的方向发展。特别对于土地、岸线资源稀缺的港口城市,迫切需要探究港口与城市协同发展的规律或机理。本文第1章通过总结国内外大量关于港口与城市经济关系、航运中心演化、集装箱船舶大型化与港口城市经济发展关系、港口与城市空间布局演化关系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确定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第2章,通过对伦敦、新加坡、香港、上海、深圳等国内外典型港口与城市协同发展历程进行比较分析,找到港城协同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我国港城发展中的不协调因素。第3章,基于自组织理论及协同学原理构建港城协同演化及协同度模型,并利用2003年～2012年这9大港口城市港城复合系统协同度和城市GDP的历史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研究港城发展的协同度与城市经济增长的关系。第4章,建立国际航运中心自组织演化的Logisti c模型,阐述国际航运中心演化过程的混沌性。第5章,构建了船舶大型化与城市经济发展互动因果关系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并以深圳为例研究船舶大型化与城市经济相互作用的内在机理及路径,结果表明船舶大型化对深圳市二、叁产业的发展具有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而广州南沙深水港的竞争对深圳市经济发展有较大的负面影响。第6章,首先在考虑港口土地、岸线资源占用的前提下,构建了港口与城市经济发展互动因果关系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并以深圳市为例进行实证分析。其次,从集装箱港口生产运行流程出发,上构建集装箱港口低碳绿色化发展目标。第7章,在前面章节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目前中国大多数港口城市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促进港口与城市协同发展的对策建议。
孙蛟[6]2006年在《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区位选择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跨国公司既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主体，也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力量。跨国公司在多个国家进行生产和经营，在全球范围内对资源进行配置，推动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和劳动力的跨国流动，从而推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同时，由于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给城市带来大量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和工作岗位，如何吸引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成为各国政府和城市的重要任务。本文在这种背景下对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区位选择进行研究。本研究融合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理论、城市经济学理论与世界城市理论，构建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区位选择的模型。主要探讨以下问题：1．跨国公司地区战略与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之间的关系，不同的跨国公司地区战略在地区总部的区位选择有着怎样的影响?2．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是否和企业一样具有生命周期?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中地区总部担当的角色和职能是什么?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所处的生命周期对地区总部的区位选择具有怎样的影响?3．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区位选择与其选择的目标对象——世界城市之间的关系，跨国公司对世界城市的认识程度的不同在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区位选择中所形成的差异。4．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区位选择考量的重要因子是哪些及地区总部区位选择的决策模型是什么?本研究分八章进行论述。第一章是绪论，阐述了研究背景、研究动机、研究思路、研究范围、研究框架和创新点等。第二章对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理论进行综述。在跨国公司地区战略的文献综述中对叁极经济体系下的地区战略、“轮轴—辐条”战略、亚太地区战略框架、地区化与地区战略框架进行讨论；在跨国公司公司地区总部生命周期的文献综述中对企业生命周期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生命周期理论进行讨论；在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区位选择的文献综述中对相关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地区总部区位选择理论进行讨论。第叁章对跨国公司地区战略与地区总部进行研究。经济全球化与其反向态势的并存、以叁极经济体系与跨国城市板块为代表的地区经济的兴起，使得地区战略成为跨国公司在地区层的战略选择，而地区总部则是跨国公司地区战略的选择。第四章对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生命周期进行研究。结合企业生命周期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本研究提出了具有生命体特征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生命周期。并对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角色和职能进行界定，在此基础之上对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所担当的角色和职能进行说明，实现对地区生命周期更深度的研究。第五章从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区位选择中对世界城市的多维视角进行研究。本研究结合世界城市理论，从城市经济学中疏理出和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区位选择相关的城市的区位、城市的分工、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城市的国际竞争力等四个重要理论。在结合亚太地区的新加坡等城市的实际情况的基础上，从城市区位的视角、城市分工的视角、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城市的国际竞争力的视角出发对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区位选择进行研究。第六章提出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区位选择的理论模型。本研究建立了一个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理论模型，将“城市”作为独立因子纳入到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区位选择理论模型，并将“RHQ间协同效应”也作为独立因子纳入到该理论模型。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第七章中对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区位选择的理论模型在可操作化的基础上进行了实证。研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区位选择过程中所考察的因子及这些因子所包含的子变量。并对跨国公司地区战略、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生命周期、跨国公司对世界城市的认识程度在地区总部区位选择中的差异进行分析。第八章是对本研究的结论进行总结，提出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和后续研究建议。并从中国和上海的角度出发，提出吸引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相关建议。本研究的主要创新及贡献在于：(1)将城市经济学、世界城市理论、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理论融合在一起，成功地构建了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区位选择理论模型并对之进行实证研究。(2)将“城市”和“RHQ间协同效应”作为独立的因子纳入到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区位选择理论中，并将世界城市和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紧密结合起来。(3)发展了跨国公司地区战略理论和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生命周期理论。实现了地区战略和地区总部的结合，构建了具有生命体特征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生命周期理论。(4)通过实证的方法对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区位选择进行研究，并针对中国吸引地区总部提出政策建议。
陶晓燕[7]2006年在《海滨旅游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文中指出近年来,海滨旅游城市经济发展迅速,为我国经济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但是,海滨旅游城市面临的问题严重影响到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实现海滨旅游城市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统一发展,进而实现海滨旅游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以可持续发展观为指导思想,以海滨旅游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对我国主要海滨旅游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进而提出促进海滨旅游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策略。主要内容包括: (1) 将海滨旅游城市生态系统分为两个组成部分,即海岸带生态系统和内陆生态系统,通过阐述海岸带生态系统与海滨旅游城市生态系统和城市内陆生态系统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探析海滨旅游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内在机制。 (2) 为使公众和决策者更加清楚地了解海滨旅游城市的投入状况和产出状况,从投入—产出的角度出发,建立一套适合我国海滨旅游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 (3) 运用PCA—DEA方法对我国主要的26个海滨旅游城市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大多数海滨旅游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水平没有达到DEA有效。 (4) 从海滨旅游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特色,即其拥有的海岸带资源和环境出发,探讨如何通过实施海岸带综合管理来促进海滨旅游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针对我国海岸带综合管理的实施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推进海岸带综合管理顺利实施的对策。
李维[8]2016年在《重庆市区县经济增长实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经济增长是社会进步的根本,也是经济学界一直以来关注的重要问题。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经济增长的方式、结构和内涵也在发生显着变化,不仅表现为经济增长的规模和速度,而且表现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以及相互关系上,表现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机制上。对于特定空间特别是欠发达区域的县域经济而言,经济增长尤为迫切,区域内各种生产要素的拥有状况以及生产要素间的相互关系,对区域经济增长以及可持续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重庆作为一个战略地位重要、处于欠发达阶段、发展潜力巨大的区域,既是从行政上履行省直管区县的中央直辖市,又是经济禀赋和发展阶段近似于全国缩影的省级架构,在省直管县的改革大趋势、大背景下,针对重庆各区县进行深入的实证研究具有较强的可复制、可借鉴的现实意义。这即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和主要内容构建的依据。遵循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研究原因、对策建议的思路,为就重庆市区县经济增长情况进行实证分析,本文的主体框架包括八个章节:第一章是绪论;第二章是经济增长相关理论评述,主要对经济增长理论、区域发展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进行了梳理;第叁章着重介绍了县域经济特征和重庆市区县经济发展概况;第四章运用统计分析方法,对重庆市区县经济增长进行统计分析,从定量分析的角度分析现状、找出问题;第五章通过构造区县经济增长的面板空间协整方程,定量研究各要素对区县经济增长的影响;第六章基于第五章的研究结论,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进一步深入研究各要素对区县经济增长影响的路径;第七章则结合研究成果,提出重庆市区县经济协调发展路径;第八章为研究总结和政策建议。就本文的主要内容而言,首先介绍了全国县域经济发展情况,重点分析了重庆市区县经济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文章依据区县统计年鉴、研究报告、经济管理数据库等数据源,完成对区县经济增长相关数据的收集和预处理。主要运用空间统计学方法,从区县经济实力、平均水平以及发展速度等方面,设计区县经济增长的叁级指标体系,测算各区县经济增长的相关指标,并依据经济增长指标的高低,划分重庆市各区县为高增长区域、较高增长区域、中等增长区域与低增长区域。通过分析得出叁个结论:一是重庆市各区县经济增长呈现出显着的正的空间相关性。二是重庆市区县资本投入呈现出与区县经济增长相似的聚集形态。叁是人力资本投入在重庆市各区县的分布有一定的差异,未表现出显着的空间相关性。在此基本面分析之后,文章基于空间计量构造了区县经济增长的面板空间协整方程,收集重庆市38个区县直辖15年的面板数据,同时考虑面板数据中截面单元间存在的空间依赖性与面板数据的非平稳性,定量研究要素投入、产业结构及城镇化对区县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认为,(1)一个区县的经济增长在局域内与自身的资本投入、人力资本水平、产业结构、城镇化率间存在协整关系,同时与邻近区县的资本投入、人力资本水平间存在空间协整关系,整体表现为全域协整。(2)一个区县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产业结构及城镇化率的提高,不仅会在长期显着推动本区县经济增长,同时对相邻区县经济增长会产生正向推动作用。(3)区县经济增长长期内存在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即一个区县的经济增长显着受到邻近区县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4)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县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着,对邻近区县经济增长的空间外溢作用同样不显着。在上一块区县经济增长影响要素空间计量分析基础上,文章又结合当前国内经济界对结构调整的建议,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并反复修正、检验,将影响区县经济增长的因素分为结构因素和总量因素,分别检验结构因素和总量因素对区县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研究认为,无论是总量因素还是结构因素,对重庆区域经济增长都是显着的正向影响。所以,对于类似重庆这样的欠发达地区,加大资金和人力的投资力度是根本之策,但是不能盲目增加投资,更不能以牺牲结构优化、产业升级、生态环境等为代价。科学合理的选择是,以加大投资促进总量增加,以总量增加带动结构调整,以结构调整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本文重点对重庆市区县经济协调发展进行分析研究。基于前面要素视角下重庆市区县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结果,重点提出了重庆市区县经济协调发展路径,主要是以各区县差异化定位促进全市职能分工协调发展,以各区县支柱产业集群发展促进全市产业布局协调发展,以各区县互联互通推动全市基础设施协调发展,以各区县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全市社会事业协调发展,以增强各区县可持续发展能力促进全市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在归纳全文研究的主要结论后,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政策建议,希望能够推动重庆实现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开放发展、绿色发展、共享发展。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叁个方面:(1)基于空间计量模型构建区县经济增长的面板空间协整方程,同时考虑了面板数据中截面单元间存在的空间依赖性与面板数据的非平稳性,度量了相关变量及其空间滞后项长期对区县经济增长的作用。(2)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深入分析各要素对区县经济发展的影响路径。在空间计量分析影响因素的基础上,从总量因素和结构因素的视角,定量测度了对重庆区县经济发展产生具体作用的方向和大小。(3)提出区县经济协调发展路径。关于县域经济的研究,国内研究样本多采用省级架构下的县域经济。本文以重庆市38个区县为研究对象,把区和县视为同一层次研究对象,在省直管的大背景、大趋势下,可作为一个带有创新意义的探索。
石永林[9]2006年在《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城市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前,以追求人与自然和谐为目标的生态化运动正在世界范围内展开,并向多方面渗透。城市建设已由单纯的追求环境优美转向对城市生态系统的全面可持续发展的追求。以健康、高效、文明为特征的生态城市正成为全球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理想模式,代表着未来城市发展的方向。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城市已成为人类共同的呼声。但是目前还没有统一规范的生态城市建设方法或指南。本文以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城市生态学为基础理论,以城市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提出了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城市建设模式,并对其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本论文是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以作为主要成员参与完成的《哈尔滨市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城市的研究》项目基础上而完成的。论文全面、深入地分析了城市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城市的研究与建设现状,指出了当前国内外在生态城市各主要研究领域的成果和存在的不足,并阐述了建设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城市的重大意义。介绍了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城市的理论基础,包括城市生态学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城市的概念,并分析了其内涵,提出了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城市的建设目标和建设原则,阐明了进行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城市建设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在分析现有城市发展模式缺陷的基础上,根据城市生态系统的特点、结构,构造了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城市概念模型,将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城市系统分为社会生态系统、经济生态系统、自然生态系统和基础设施四个子系统。根据城市生态系统功能和运行理论,对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城市系统运行进行了定义,提出了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城市的空间和时间运行体系。在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城市概念模型指导下,研究了该系统的信息反馈机制、平衡机制、可持续发展机制及驱动力机制。提出了建立可持续发展生态城市指标体系的基本原则,依据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城市复合系统的内容,将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城市系统的目标分成四部分,社会生态可持续、经济生态可持续发展、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和基础设施生态可持续发展,并提出了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对综合评价法和生态足迹法进行了有益的改进,为进行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城市的分析和评价提供了新的思路。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以哈尔滨市为对象进行了实例分析,对哈尔滨市与其
胡斌[10]2015年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中的金融政策研究》文中提出处于转型关键时期的中国经济,面临着多种问题,诸如经济结构不够科学、内生动力体系不够健全、收入分配机制不够合理等,其中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已然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的关键障碍之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叁农"领域的发展相对较慢,而金融政策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相比较,在促进"叁农"发展中作用又显得更为欠缺。由此,有针对性地建立起与"叁农"发展相适应的现代金融政策体系,充分发挥金融政策的引领带动作用,创新解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被社会各界寄予厚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本文选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中的金融政策研究"为题,试图以理清金融政策作用于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的机理为主要脉络,横向总结国外相关经验得失,纵向吸取中华叁千年治国理政思想、金融发展精要,努力结合我国现阶段国情民情,通过定性分析与定量研究相结合,提出"以金融政策推动、以财政资金引导",构建倾斜"叁农"的普惠金融体系,以此解决城乡二元经济问题、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对策建议。第一章主要对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及文献进行综合论述,重点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政策治理城乡收入差距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情况进行了归纳。第二章重点介绍了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状况与金融政策相关概念,将支撑本文研究的金融发展理论、金融排斥理论、普惠金融理论进行了扼要概述。第叁章对形成城乡收入差距中的金融因素进行系统分析,论述了二元经济结构下金融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所具有的关联性及相互作用。分别从储蓄率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信贷约束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金融危机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农村金融市场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等方面进行论述,初步分析金融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联性。在上述研究基础之上,第四章重点对金融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相互作用的运行机理进行分析和论证,通过研究居民高储蓄、资本市场改革、投资结构优化、财税体制改革四方面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调节关系及作用,最终得出金融政策对城乡收入产生影响的运行机理。第五章结合国内外金融体系治理城乡收入差距的经验与教训,总结了主要以OECD国家为例的成功经验,列举了以拉美国家为例的失败教训,分析了国内已有金融政策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上的得与失,以此为基础对我国运用金融政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效果进行实证分析。本文第六章是针对上述论断提出治理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具体政策建议,分别从中央层面、地方层面和金融机构层面的政策制定以及优化外部政策环境等方面探讨未来政策的构建方向。最后,第七章对全文进行总结归纳,得出主要结论。本文是关于金融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内在联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在金融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对效率、差距和公平的权衡决定了金融政策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推动城乡协调发展的作用程度。基于理论研究与对相关学术成果的借鉴,构建了金融政策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相互关系的理论框架;运用历史分析和计量经济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实证了金融政策与城乡协调发展的现实表现;运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掲示了金融政策影响城乡协调发展的机理,设计了金融政策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模式。主要结论如下:第一,中国的城乡协调发展是实观经济社会现代化的长远目标,但在现实条件与当前发展阶段下,城乡发展差距表现出多阶段动态依存与多样性动态适应过程,当前城乡发展的非均衡性是一种常态。而这种非均衡性恰恰是实现城乡均衡发展的最终目标的动态最优路径。第二,中国城乡协调发展将遵循基于动态效率和跨期公平的规律,大体服从于两阶段模型,也即第一阶段农业哺育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第二阶段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其路径选择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对于发展中的大国,不能从当期、静止的角度来理解公平,要从动态最优化的跨期视角来看,追求公平的即时性可能反而导致城市与农村陷入发展困境,使城市与农村都得不到发展,这将是最大的不公平。动态最优路径上的公平是一种跨期公平,最终实现城乡共同富裕。第叁,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走过的是城乡协调发展两阶段模型的第一阶段,即主要由农村支持城市,从而形成了城乡发展的"二元"结构状态。正是这种"二元"结构才创造了经济发展史上的"中国奇迹"。然而当前中国已经历史性地迈入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第二阶段,其阶段目标是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第四,当前应当坚持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金融政策取向,而这些金融政策的实施虽总体上应基于市场机制为主、行政方式为辅的原则,但先期应强化行政引导的作用,逐步构建起市场机制正向作用于缓解城乡经济"二元"结构的渠道和方法。第五,金融政策导致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在于制度抑制与城市化倾向。第六,各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政策实践以及本文的实证分析均表明,以财政资金引导构建倾斜农村的普惠金融体系对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发挥着积极的作用,金融政策会通过促进农村金融发展、城乡人口流动以及引导居民储蓄与投资行为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是,由于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滞后,农村金融资源外流使得农户资产增值的投资渠道匮乏,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马太效应"非常显着且短期内影响力巨大。因此,要打破城乡收入差距的负反馈效应,需要以金融政策创新为基础、以财政支农资金金融化运作为手段,利用新一轮农村金融体系改革契机,通过构建普惠金融体系从根本上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历史告诉我们,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绝不是一蹴而就的,要将金融政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最大化,则须建立健全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金融政策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协调运行机制,构建基于市场机制和行政调控有机结合的金融政策实施平台。为此,我们需要建立健全能够有效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金融政策实施模式,即高效的政府管理模式、有效的市场运行模式、有机的产业配合模式和可持续的企业发展模式,且这一模式应以有效的市场机制、一体化市场结构和开放的市场体系为基础;需要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工业反哺农业的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综合配套机制及运作体系;需要建立健全能够有效推进城市带动农村的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的综合配套机制及运行体制。通过研究金融政策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中的作用机理,从而制定有利于改善城乡二元收入分配的金融政策体系,有利于进一步发挥金融对我国经济稳定增长及改善收入分配的作用。本文研究之初即着眼于理论研究的开拓性和成果应用的可能性,根据金融政策对社会整体经济运行、收入分配调节的运行机理分析,推导出两者间的逻辑关系和因果关系,对国内相关的研究成果进行丰富与创新,为今后金融改革和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供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
[1]. 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与实证分析[D]. 刘德生. 河北工业大学. 2002
[2]. 中国城市发展中的环境问题研究[D]. 刘驰. 武汉大学. 2012
[3]. 中国城市水务产业发展研究[D]. 刘继平. 西南财经大学. 2008
[4]. 城镇化社会成本及调控研究[D]. 赵在绪. 重庆大学. 2016
[5]. 港口与城市协同发展机理研究[D]. 温文华. 大连海事大学. 2016
[6]. 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区位选择研究[D]. 孙蛟. 复旦大学. 2006
[7]. 海滨旅游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D]. 陶晓燕. 河海大学. 2006
[8]. 重庆市区县经济增长实证研究[D]. 李维. 重庆大学. 2016
[9]. 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城市建设研究[D]. 石永林.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06
[10].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中的金融政策研究[D]. 胡斌. 江西财经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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