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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知青小说
“重返八十年代”，无疑是2006年文学关键词之一①。其“重返”的内容包括对文学经典的再解读；对文学史中边缘性作家作品的再认识以及对已有文学思潮的重新探讨②。由此可见，“重返八十年代”，确切地说，“重返”的是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史”，以“文学史的角度”回望渐渐远离当下的80年代的文学。
随着自柏拉图以来主导西方思想的“树状逻辑”思维的瓦解，德勒兹、瓜塔里所说的“块茎逻辑”的出现③，“元理论”的终结与“元评论”的开始，成为当前文学批评界的一种现实。这种“元评论”使现今的文学“评论”，“成为通常意义上的理论的理论，或批评的批评”。这意味着“返回到批评的‘历史环境’上去”，使研究的注意力回到历史本身，既回到作品的历史环境，也回到评论家的历史环境④。
于是，当我们站在近二十年后的今天，再度回望80年代文学的时候，我们发现：80年代的文学是作家与评论家在当时以及之后不断、共同“建构”的结果。历史，总是被“讲述”的历史。文学史，同样是被“描述”出来的文学的历史，这需要一个“建构”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的。因此，“建构”行为本身以及所建构的“结果”生成了文学“周边”的一系列问题，那么，对80年代文学研究的研究、对已有的文学论断的再认识，成为当前文学研究的一个“问题”。
其实，对于“重返八十年代”的研究思路，我们并不陌生。十年前，关于“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便与之相似。1999年先后推出了颇具影响力的三部文学史著作：《中国当代文学史》（洪子诚著）、《共和国文学50年》（杨匡汉、孟繁华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陈思和主编）。此外，对于文学经典的“再解读”也是与之相同的研究思路。“在重读过程中，原有的概念获得新的内涵，历史的经验被转化为开放性的、需要重新编码的‘文本’……解读的过程便是暴露出现存文本中被遗忘、被压抑或被粉饰的异质、混乱、憧憬和暴力。”⑤ 因此，可以说，“所有对经典的重新阅读都是一种发现……经典永远不会完结它所要叙说的东西”⑥。如果将“再解读（经典）”、“重写文学史”和“重返八十年代”放置在一起来看，就不难发现：它们是相同研究思路中的不同侧面，即关注的角度不同，而研究的方法是一以贯之的。
以此“重返”80年代的文学，我们看到，不仅当年某些文学“常识”的生成很是“可疑”，似乎某些文学史“概念”也很成“问题”。比如，知青小说便是其中的一例。
对于知青小说（或知青文学），这个当代文学史上“不言自明”的常识性概念，如果没有几重界定，恐怕一时半会儿是搞不清楚究竟哪些文本是在知青小说范畴之内？而哪些又不在此范畴之内？为什么这些小说文本是知青小说、而那些又不是知青小说？这些疑问的产生都源于知青小说概念的不确定性，换句话说，源于知青小说这一“自明性”命名的“不自明性”。正因如此，同是对知青文学的研究，赵园的《地之子》（部分章节）与姚新勇的《主体的塑造与变迁——中国知青文学新论（1977—1997）》，其研究的范围却有所不同。赵园视“以知青作者写知青生活的文学为知青文学”⑦，是对作者身份和作品题材的双重限定。相比之下，姚新勇所研究的知青文学的范围则要广泛得多，“包括所有材料来源（姚新勇所选择的近二十种文学期刊——笔者注）中的涉及知青题材的作品，而不管作者是否曾是知青”⑧。
因此，当我们“重返”知青小说的时候，首先质疑的就是知青小说的命名。
互文性：互为参照的知青小说“家族”
当你把知青小说作为研究对象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涉及的作家作品远远不只是当代文学史上提及的那些作家作品，你会发现尽管知青文学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其高潮早已退去，但时不时“冒”出来的知青题材作品似乎还在提醒着世人“知青”群体的曾经存在与知青文学持久的生命力和新近的增长点。所以，姚新勇的“中国知青文学新论”时间跨度从1977年至1997年，长达三十年之久。杨健的那本《中国知青文学史》更是从1953年算起，一直延续到2000年⑨。
在崇尚“时尚”写作的今天，对于退潮已久的知青题材，多年来仍有为数不少的作者对此难以释怀，这一文学现象不能不引起评论界的关注。
对于知青记忆的不断书写，其中一点原因是对已有知青题材作品的“不满足”。张承志在90年代改写了自己在80年代的长篇小说《金牧场》，在他看来，“装二十年经历于一个金牧场的设计，今天看来是失败了”，“不应该强求把二十年思索获得的思想装进一个框架”，并“为这部长篇小说的不成功遗憾”，但并不意味着对以往所写思想的否定，而是“加倍地感到它们作为命题的重大”，而且盼着和读者们一起，“再思考一次”。这是将《金牧场》改写为《金草地》的初衷⑩。这是同一位作者对自己以往作品的“不满足”。
也有另外一种情况。李锐在看了几本知青回忆录之后发出的不同于“青春无悔”的声音，感叹“历史可以因为记忆错位而黑白难辨”，“理想可以因为不同的诠释而南辕北辙，面目全非”，“苦难可以因为时间流逝而淡漠无痕”(11)。他在同一时期的两个中篇小说《北京有个金太阳》（《收获》1993年第2期）和《黑白》（《上海文学》1993年第3期）正是作家不满于当时知青“同伴”仍然沉湎于“浪漫和理想的光环”的“不满”之作。所以，当李锐本人在看到相关评论文章称这两篇小说是在追寻理想，是对上山下乡真诚肯定的时候，有一种“叫人哭笑不得，欲说还休”的感觉(12)。
“告别‘知青情结’，走出‘老三届’。”(13) 这是张抗抗在1998年第6期《北京文学》“中国知青专号”上的题词，简单却切中要害。张抗抗所写下的有关知青生活的作品总是在提醒着：“不要再仅仅说我们这一代人是‘文革’的牺牲品，是政治的殉葬物。不要忘记‘文革’中抄家破坏文物的红卫兵是这一代人；不要忘记‘文革’中打死老师的革命小将是这一代人；不要忘记疯狂地鼓吹并推行血统论的也是这一代人。红卫兵的暴行和血淋淋的犯罪事实，已是昨天的噩梦，但有多少人真诚地忏悔过，用心灵去追问我们当年为什么受骗上当，为什么如此愚昧无知？”(14) 当我们读到张抗抗的《红罂粟》、《白罂粟》、《沙暴》、《残忍》、《永不言悔》这样的知青小说的时候，我们很难、也不能再将其与“青春”、“理想”、“浪漫”联系在一起。
正是作家们对已有知青题材作品所呈现出来的某些倾向的“不满足”，促使他们不断“反复”而不是“重复”地书写着那段刻骨铭心、难以忘却的“知青”记忆。于是，在文坛上形成了虽然没有再次出现80年代那样的知青文学高潮，但知青文学时至今日尚未完全偃旗息鼓、销声匿迹的局面。这也是相关的“知青文学”研究不大容易确定时间下限的原因。
同是出于这个原因，那些纷繁复杂，甚至多少有些“混乱”的知青小说文本之间表现出来了某种“互文性”。具体地说，每一个相对独立的知青小说文本的意义的确立，是要以其他知青题材作品作为理解意义的参照系的。在这个由多个文本构成的知青小说“家族”中，文本与文本之间具有一定程度的互为参照的价值取向，这样，相对“封闭”的小说文本便拥有了相对“开放”的阐释意义，这就是知青小说文本的“互文性”。
于是，我们读到了《今夜有暴风雪》（梁晓声）中为了保护集体财产而英勇的死、为了坚守岗位而壮烈的死，也读到了《黑白》（李锐）中因为无法接受昔日理想破灭的现实而无奈的死。在那个超稳定的乡村世界里，我们不仅看到了《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史铁生）里那位淳朴、善良的老汉，而且看到了《桑树坪纪事》（朱晓平）里那个不大厚道的生产队长。当进行兵团垦荒探路任务时，我们既敬佩《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梁晓声）中甘愿牺牲个人也要达成目的的坚贞不渝，又无奈于《大林莽》（孔捷生）中一旦错失时机将无法挽回的遗憾。
由此可见，揭示单个知青小说文本与其所属的知青小说“家族”——这个复杂的文本集合之间的动态关系，是知青小说研究的一个新的“生长点”。
差异性：“集体记忆”的不同言说
如果说，“文革”记忆是我们整个国家的“集体记忆”的话，那么，将“文革”中的“知青”记忆称为“知青”——整整一代人的“集体记忆”，这种说法恐怕是成立的。
就像有论者指出的那样：“知青”一代人，“从他们上山下乡的日子开始，知青这个标签，就把这一代人紧紧地绑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共同群体。他们不用入会，不用宣誓，只要互相交换姓名、下乡地点，就心有灵犀一点通，彼此认同。他们的共同身份和共同经历，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的心态，并因此形成共同的知青情结”(15)。
然而，当“知青”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文本化”之后，文本“历史化”之后，呈现在知青小说中的他们那一代人的“集体记忆”真的如此“共同”吗？
作家李锐说，“对于‘文化大革命’当中这完全相同的经历，每个人回想起来的时候，有的充满了青春的浪漫，有的一字一句都是控诉和批判，有的伤感满怀不堪回首，有的依然认为那是理想的英勇实践。……同样一段历史，当它被人们记忆的时候，竟然是如此的千差万别黑白难辨。所以我不相信真的会有一个所谓统一的‘真实’的历史。所以我更不相信文学可以还给人们一个‘真实’的历史”(16)。
这就难怪有论者感叹，“听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知青故事，或激昂慷慨，或悲愤欲绝，或深情款款，或不堪回首，好像压根儿就不曾属于一个共同的历史运动……因此怀疑抽象的‘知青’概念到底能否概括差异性如此巨大的情感经验。由于空间上彼此隔绝，时间上自我分割，又由于和乡下知青（还有更广大的农民——原文注）的隔膜，作为情感经验共同体的知青，在知青文学中的呈现是破碎的。在不同地点，不同背景，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知青作家作品中，作为经验共同体的知青历史的某个方面，或许是触到了，然而无论空间（知青之间以及知青与非知青之间）或时间（个体经验的先后延续——原文注）上，都没有更深层次的沟通与融合”(17)。
在当代文学史上，知青文学以“知青”的名义统归于一面文学大旗之下，但同是知青文学却有着不同的“言说”。当读到梁晓声英雄年代的悲壮激情，读到史铁生远古乡里的心灵呵护，读到张承志草原民族的母性崇拜、读到张抗抗黑土地上真实的谎言、读到王安忆感叹生命终点的迷惘、读到阿城人生棋盘的大彻大悟、读到叶辛蹉跎岁月的悲凉心酸、韩少功苍茫青春的拓荒豪情、读到王小波革命时期的纵情纵欲、读到邓贤知青梦境的不堪回首……的时候，我们不禁要问：“知青一代”是否真的构成一个“群体”？他们是否真的有过相似的“集体记忆”？
然而，恰恰是单个文本的这种“差异性”才构成了上文所说的文本集合的“互文性”。这种“差异性”在知青文学作品中有多种形式的表现。有作家生存环境上的差异，到生产建设兵团当“兵团战士”或国营农场、牧场做职工的知青与到农村插队落户当农民的知青，所生活的物质环境、人文环境都不尽相同。有作品创作时间上的差异，80年代出现的知青文学与90年代以后出现的知青文学表现出不同的文学品质，甚至80年代初期和80年代中后期的知青文学作品也是不同的。就同一作家而言，其个人的思想发展演变的过程也会在其文学创作活动中有所体现。有作家年龄方面的差异，由于作家年龄的长幼，他们上山下乡的时间与所待的年头也不相同，他们对“知青现象”及其相关问题的看法也随之不同。有作家性别的差异，因性别的不同而使得男、女知青作家对生命感悟的视角不同。我们所要关注的正是，知青小说被其“共同性”所遮蔽的“差异性”。
注释：
① 陈晓明等：《2006年关键词》，载《当代文坛》2007年第2期。
② 程光炜、李杨：《“重返八十年代”专栏·主持人的话》，《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2期。
③ 阎嘉：《21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走向与问题》，《文学理论精粹读本》，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④ 孟繁华：《怎样评价这个时代的文艺批评》，载《文艺研究》2008年第2期。
⑤ 唐小兵：《我们怎样想象历史》，见《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1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⑥ 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后记》，365页，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
⑦ 赵园：《地之子》，19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⑧ 姚新勇：《主体的塑造与变迁——中国知青文学新论（1977—1997）》，7页，暨南大学出版社，2000。
⑨ 杨健：《中国知青文学史》，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
⑩ 张承志：《思想“重复”的含义》，《金草地·代自序》，4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
(11)(12) 李锐：《记住历史，记住苦难——从几本知青回忆录想到的（之一）》，《拒绝合唱》，259、25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13) 张抗抗在1998年第6期《北京文学》的留言。那一期的《北京文学》是为了纪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三十周年而推出的“中国知青专号”。在期刊目录之前的题为“知青回眸三十年，说不尽沧桑岁月”的留言栏中，印有梁晓声、张承志、张抗抗、李锐、史铁生等人的题词。
(14) 张抗抗：《张抗抗知青作品选·自序》，2页，西苑出版社，2000。
(15) 梁丽芳：《记忆上山下乡——论知青回忆录的分类、贡献及其他》，载《当代文坛》2008年第1期。
(16) 李锐：《关于〈旧址〉的问答——笔答梁丽芳教授》，《拒绝合唱》，193—19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17) 郜元宝：《“知青文学”之一瞥》，载《南方文坛》199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