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再现与终结的底层映像——“走转改”新闻实践中的基层报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层论文,映像论文,底层论文,实践中论文,新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2 【文献标识码】A 一、基层作为对象：媒介生产与政策导向之讨论 自2011年8月中宣部、中央外宣办、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中国记协五部门联合部署“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简称“走转改”)活动，数年来，国内新闻界已经诞生出一系列具有相当规模的反映基层的新闻作品。一时之间，如何深入基层生活，回应基层的问题，成为中国媒介生产的聚焦重点。 事实上，在中国新闻实践领域，“基层”一直是个无法回避的重要概念。不过，此次“走转改”群众路线持续时间之久，地域覆盖之广，新闻报道之密集，部署规模之系统，皆表现出与以往基层报道的显著不同。“基层”这一概念也于是被赋予了更为深刻与实质的内涵，呈现出当前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改革的剪影。 作为党的舆论工具，当代中国媒介系统与党的事业基本处于平行发展的态势。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国内的媒介政策亦呈现出不同面貌。①自19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权力与新闻出版之间关系中的许多面向都已经发生改变。不少研究者开始关注于新的市场环境，已经意识到中国的新闻生产实际是混杂了政治意识形态、商业主义以及专业主义等多重碎片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Hassid(2008)评价，中国的新闻事业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之中②。而为了消除此种不确定性，国家层面已经开始有意识地进行着一系列自上而下的改革。承接2003年持续至今在新闻界开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职业精神职业道德”学习教育活动，“走转改”作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新实践，实际暗示出国家对新闻媒体新一轮的政策转向。 本文关注的即是上述此种自上而下的政策导向对当前中国新闻报道实践的影响。通过引入“基层”这一概念，我们希望探讨媒介生产乃是如何建构政治话语，进而将国家意志内嵌到社会结构之中。传播学界关于大众媒介系统的分析框架总是沿袭一种西方的历史经验，即强调“异议—国家”之间的对立关系。之于中国，则往往将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作为基本框架，讨论国家在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基础改革中，如何维持大众媒介系统与政治上层建筑之间的紧密联系，却忽视了国家新兴的创造性的开放政策。③换而言之，我们总是过分关注于党和政府如何控制的问题，强调媒介生产中的“博弈过程”，而忽视了“赋权过程”。按照赵月枝(2001)④的构想，在国家控制与商业性媒介双重内嵌的社会秩序中，中国基层内部数目庞大的工人与农民阶层的声音是未来媒介与民主化之路关键的不确定因素。为了在渐进式改革中平衡基层声音存在的不确定性，中国媒体如何主动亲近基层，回应基层诉求，如何通过舆论引导缓解现实存在的社会矛盾与阶层权力冲突，其中又反映出当代中国媒体在改革道路中的何种问题与前景，这些无疑都是我们值得关心的问题。基于上述，本文试图探索在“走基层”的政策声音下，国内新闻生产如何再现基层，建构基层，从而讨论其中所隐含的权力关系与意识形态意义。本文的具体研究问题如下： 其一，“走转改”基层报道之话语有何特征? 其二，这些媒介报道是否试图建构某种特定的基层意涵?换而言之，媒介建构了怎样的基层映像(Abbildung)? 其三，上述又反映了中国新闻生产以及基层概念的何种变化? 二、中国视域的四种基层面向 在中国语境，“基层”是个看似普通的生活用语。不过，包括在政府官方、主流媒体、公共知识分子以及公众的日常使用中，“基层”并非一个稳定的概念。当我们对基层这一客观实在予以解构时，必然要将它与当代中国现实的社会情境相联系，即布迪厄强调的“社会结构和心智结构间的对应关系”。⑤卷入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以及国家权力结构变化中的基层，其属性实际相当复杂。换而言之，我们所感知与评估的基层，应当是一个被多重社会意义造就的特殊概念。 (一)基层是从属性的基础权威 作为社会最底层的组织单元，基层与上层建筑相对，意味着一种相对次级的基础的权威体制(grassroots authorities)。依据黄宗智(1986)对清代农业帝国的分析，当时中国的政治体系即已包含两个分离而又相关连的社会系统：一是受到农业社会内部动力推动，主要由耕作者组成的基层；二则是由朝廷和官僚组成的上层，其中还包括有功名的士绅和通过捐纳获得功名的商人的统治阶层。⑥基层拥有它自身的权力运作逻辑，在传统乡土中国，则尤以建立在血缘、亲缘之上的宗族势力、礼治秩序等非正式制度为代表。Tsai(2007)⑦在对中国乡村公共物品供应的研究中，便重申宗族依然在当代中国的基层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族者，何也?族者，凑也，聚也。”(《白虎通·宗族》)，作为团结的共同体，宗族代表了一种受到集体合法性认可的社会继替的权力，在中国基层管理中具备相对的独立色彩。不过，由于基层处于权力分化的社会系统，一般认为，其依然带有强烈的从属性。尽管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普遍建立了基层自治体系，基层的政治范围却是有限的，通常只能在自身范围内实现监督。而基层改革则仍是一种地方政党权威的接受过程，进而得以在国家层次维持党国(party-state)一体的存在。⑧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在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冲击下，传统中国基层权力独立封闭的结构已被打破。如Zanier(2014)对温州区域经济的解读中便提出，基层经济存在内生性与外生性相互作用的一面，在积极的经济活动中，基层得以获得与外部世界交流的渠道。⑨ (二)基层是“地方” 基层是最接近大地的一种特殊时空，是“地方”偏离中央的一种权力场域。由于中央权力的高端控制与社会最底层之间存在一定距离，“地方”管理一方面受到地方关系资本的影响⑩，另一方面又有自身利益考量，即民间常说的“山高皇帝远”、“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因而周雪光(2008：19)感叹，基层官方内部总是存在一种“制度化了的、非正式”的“共谋行为”。(11)自周朝始，中国便有“采风”制度，所谓“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汉书·艺文志》)。这实际上是用以促进“上通下达”，实现中央对基层实情的了解和对地方权力的监督与规范。在现代社会体系中，国家的基层治理同样面对不少挑战。O'Brien等人(1999)在关于中国地方官僚(street-level bureaucrats)的研究中发现，基层干部对中央指导政策存在着一种选择机制，大部分基层干部既能努力工作，同时又会精明地逃避职责、玩忽职守，这取决于政策形式以及政策得失是否能够被上级机关轻易评估。(12)Robinson(1988)则以中国高校建设为例，指出由于政府政策处于在宏观上受党的指导而在具体管理层面则由基层操作的状态，因此常常摇摆在集中(centralization)与分化(decentralization)的张力之间。(13)即使基层试图尽最大可能地遵循上级政策，但在理解与执行过程中亦往往存在某种程度的偏离。通过对陕西某国家级贫困县的实证研究，Rogers(2014)认为，基层贫困问题的处理带有地方性(geographic)特征，受制于高度有限的财政环境，地方政府往往“将赌注压在强者身上”，造成资源分配的不均。(14)基层的本土意识亦能在新闻产制中窥见一斑。谢清果与王昀(2013)即发现，地方党报在议题建构过程中，容易陷入跟随上级政策使命与地方利益思维的矛盾之中，从而使得新闻话语呈现出某种“分裂”状态。(15) (三)基层是人民群众的“集合” 基层是“一线”(front-line)，意味着直接与人民群众打交道。按照中国社会治理的历史传统，民众社会生活通常由本地基层机构治理。(16)国家系统则往往只承担动员和赋权大众的功能。(17)对于国家政权而言，基层最为接近民生、人民利益，事关社会稳定与改革发展的前景，基层组织承担着关键的社会控制职责。因此，无论是古典执政理念中的“立天下以为天下”、“天下为公”的民本思想，还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党的思想教育路线，都试图解决如何强化基层工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紧密联系的问题。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一线”情况，国家亦不断调整、重构基层组织的角色职能。Yan和Gao(2005)通过分析自1980年代中期开始的中国城市社区建构工程，发现为了缓解中央负担，适应新的社会需求，基层社区已由组织者向“福利提供者”(a welfare provider)转型。(18)基层群众路线同样一直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媒介体制。国内大众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向来强调自己是“人民的公共的武器、公共的财产。人民群众是它的主人。”(19)“走转改”活动也旨在反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存在的职业问题，重申“推动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20)是否深入基层一线采访、了解群众实际生活情况，成为衡量新闻报道水平的重要指标。由此看来，在中国主流媒体的指导思想中，新闻生产中的“基层”与“群众”被认为是互为“根源”，是新闻传播的根部和根须，于是新闻工作的责任、使命同基层一线紧密捆绑和连结起来。 (四)基层是欠发达、远离现代性的空间 在国内新闻报道中，基层往往与“落后性”、“欠发达”相联系，“常见的‘基层’形象就是边远地区、大山深处”。(21)基层总是指涉着一种经济滞后、远离现代性的空间，此种刻板印象的形成在客观上反映了当下中国改革进程中的矛盾，其中极具代表性的即为城乡发展差距的对立，即内陆欠发达地区未能分享相对富裕的沿海地区经济增长的红利，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源分配不均与阶层流动板结问题。Zhang(1991)在20世纪90年代初即关注到，建国以来的城市化进程使得资源向东部沿海急剧集中，大量农村过剩劳动力流向都市圈，造成农村移民与城市原有社区居民的文化冲突。在此背景下，政府政策逐渐意识到发展中小型城市的必要。(22)这与新世纪以来官方普遍倡导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有着异曲同工的政策相似。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极端贫困状况得到了较大的改善，但农村地区贫困人口的比重仍然很大。中国经济资源的不平衡不仅体现在产业、城乡之间的差距，同时还表现为基层政府通过高度非均衡的资源分配策略来治理贫困。(23)基层滞后的经济水平状况既体现于普通群众尤其是广大农民的整体收入水平，也在政府的理财层面得到反映。贾康与白景明(2002)指出，由于社会结构转型中存在制度缺陷，中国县乡基层政府普遍存在财政困难的局面。(24)总体观之，基层这一概念在人们刻板成见中总是脱离不了内陆省份、都市边缘地带、农村以及贫困等标签。登坂学(2007)也发现，一段时期内的中国高等教育政策开始呼吁大学生前往基层就业，而此时语境中的基层就多半意味着“西部或者其他农村地区”。(25)可以说，基层一词在使用过程中常常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发生词义转换。即使是在媒介生产中，报道基层也往往意味着记者需要经历经济水平较低、生活较艰难的地方生活。新华社组织的记者蹲点调研活动即倾向于选择相对偏远、贫困的地方县、乡、镇、村作为基层联系点，认为“‘一头汗两腿泥’才能写出好新闻”。(26)不过，由于基层工作往往被赋予政策使命的印记，“深入基层”的行动因而在主流话语中受到认可与褒奖，基层的建构甚至较易染上意识形态的神话色彩。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基层的社会发展问题并非局限于农村地区，即使是经济相对发达的都市内部，亦存在严重的经济分化。突飞猛进的城市化进程既见证着中国社会的不平衡结构，同时也记录着基层的移民流动历史。(27)市场经济推动的社会形态变化不断催生着新的基层议题。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新闻界开始涌现出相当数量的关于“农民工”、“进城务工人员”、“新工人”、“城乡差距”、“城中村”等类型的报道与研究。规模庞大的“务工候鸟”同时带来交通、治安、教育、政治控制等多重方面的社会问题，基层由此成为一种不稳定的空间。这既加大了基层治理的难题，也造成了中国媒体过去在关于基层问题报道中的某些敏感性。 经过上述讨论，本研究在分析媒体框架中的“基层映像”之时，将进一步分析，在新时期政策导向下，媒介所报道的基层有何其它附加特征?媒介话语反映了基层与媒体乃至与国家系统之间的何种关系，其是否有助于当代中国基层问题的解决? 三、以费尔克拉夫的“三层次”模型为研究方法 本研究借鉴了费尔克拉夫(Fairclough)的批判性话语分析(CDA)。在费尔克拉夫(Fairclough，1989)看来，话语分析包含着文本分析，是内容分析的一种形式。在批判性话语分析的实际应用中，话语总是被视为一种社会行为，认为经过社会意义结构过滤的语言并不是中性的，而是某种政治表现(political act)(28)。费尔克拉夫也认为，媒介的内容研究不能过多纠结于文本层次的语义特征，而应当关注互文性分析(intertextual analysis)，考察文本如何有选择地服从于话语秩序，即文本生产者和阐释者所依赖的社会历史结构。(29)他指出，尽管社会制度包含了不同组织多元化的“意识形态话语结构”(IDFs)，不过，总有一种意识形态话语结构通过吸收(naturalize)其它意识形态而占据统治地位。在某种意义上，话语互动实践的规律则取决于这种意识形态的归化过程，批判性话语分析正是试图探讨它们是如何归化的，这既牵涉到社会结构如何决定话语的特性，也涉及话语如何反过来决定社会结构。(30) 费尔克拉夫早期提出的三维度分析框架(three-dimensional framework)包含了三个面向：一是对文本正式特征的描述；二是话语的生产传播过程；三是话语实践与社会情境之间的关系，关注话语背后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以及权力关系。(31)上述三种面向的分析并非独立进行，而往往相互融合。不过，费尔克拉夫本人的分析框架总是处于变化修订之中。尽管从新近发展出的“三层次”(社会事件、社会实践、社会结构)分析来看，已经越来越进入宏观抽象层面，但实际强调的仍是文本背后的社会动力。于是倪炎元(2012)(32)建议，“三维度”分析框架通常有利于对单一文本的分析，而若是想通过若干语言文本范例探讨宏观议题或者总体社会政治变迁，则不妨参考“三层次”模型。 基于上述，本研究的假设为：“走转改”新闻报道通过新闻话语表达试图在常识(commonsense)领域建构一种关于“基层”的意识形态。本文经验资料主要源于人民网与新华网两家国家级新闻门户的相关基层新闻报道。为了严格界定何为“走转改”中的基层报道，本文所选择的样本均为“走转改”专题或在网页搜索中包含“走转改”关键词的新闻。依据倪炎元(2102)之观点，本文基本分析路径沿袭的是费尔克拉夫的“三层次”模型，但无意在语义层面对文本做过多纠结，而主要关注国内基层报道的媒介生产制式，进而获知在新时期以“走转改”活动为代表的政策推动下，新闻生产者与基层的关系变化以及基层如今在主流媒体中被赋予的社会意义。 四、“走转改”基层报道的新闻选择、记者角色与基层形态 (一)作为社会事件的新闻选择框架：基层面孔与时空 基层在中国拥有着相当广泛的含义，在地理空间层面，它几乎无处不在；在社会结构层面，它涵盖了国家生活的各种细节。而如何选择一些具有代表性的“面孔”构成基层的基本“映像”，表现出新闻把关者的特殊考量。本文研究者以人民网“新闻战线积极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综合专题为样本来源，选取其中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三家中央级媒体文字新闻共256篇作为样本，发现在这些主流媒体的新闻资源配置中，一些议题确实得到了显著报道，它们建构了基层的媒介真实。其中，“三农”(包括渔民、牧民)问题(N=62，24.2％)、政府公共管理(N=26，10.2％)、教育/就业(N=15，5.9％)、环保卫生(N=12，4.7％)等议题占据了基层报道的主流，农民群体、学生群体、进城务工人员、老年人群体、司法人员等则成为最受新闻报道青睐的“面孔”。这些人群的生活命运往往与改革中的焦点问题交织在一起，反映着基层背后的社会结构。Leung(2000)在对上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问题的研究中就曾指出，在昂首阔步的社会发展之下，虽然绝大部分中国民众的生活质量实现了极大提高，但是，诸如贫困、青少年犯罪、辍学、养老、失业、农村移民等问题正在变得更具挑战性。(33)这些历史改革尚未解决的问题亦在“走转改”的新闻话语中得到再现。从人民网的基层新闻报道来看，文本在立意上往往倾向于强调“如何解决”，以期提供某种借鉴视角，如《本硕就业，不唯学历重能力》《养老标准化如何对接个性化》《身份证假重错，咋管咋治》《规范公车，从“实名”上路开始》等等，牵涉的皆是价值判断以及“怎么办”的问题。 然而，需要指出的，基层报道并非仅仅讨论改革问题那样简单，还牵涉到一种内在的意识形态。举例而言，经由新闻框架筛选出的农村，亦并非一种广泛意义而言的农村，而包含了基层党支部工作、边疆、民族等多重意义。人民日报《“用心”下基层》一文即摘选了3位下基层干部的体会文章，重点讲述了40年党龄、30载村官，“一生为村民办实事的好支书”朱秀娟的故事，类似的报道如《编外村干部 群众贴心人》，亦彰显了基层干部在农村地位的作为，强调“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基层于是也就经由“党支部”这一概念，被新闻话语被吸收进入“党的事业”的体制框架之中。 以上所述亦可在文本建构的时空结构中得到佐证。按照Anderson(1991：6)的观点，国家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被想象为有限的、自成一统的。(34)人民网的“走基层”报道划分了四种特殊空间：“革命老区”、“民族边疆”、“沿海侨乡”、“灾区”，此四者或染有历史“红色记忆”，或牵涉民族团结、国家主权，或涉及中华文化共同体以及社会发展建设问题，从而建构“万众一心”、“我们是一家人”的宏大叙事，讴歌时代发展变化，推动新闻受众关于国家主义的想象。而另一方面，“春节”作为一种特殊的国家性节日亦被大篇幅呈现，这集中表现为央级媒体连续数年的“新春走基层”专题。中国春节长假这一极具意味的时间段结合了团圆、归乡、辞旧迎等文化氛围，强烈地迎合了家国天下的统一意识形态。并且，对于新闻实践而言，春节期间发生的种种社会现象的确较易突出改革中的一些基层问题。Chan(1996)便曾谈到，正是随着流动人口返乡在春节期间达到峰值，其间接引起的严重社会影响方点燃“春运”话题。在城市公共基础设施超负荷情况下，春运实际反映的是改革开放中被分割的城乡，象征的是社会经济的空间分层。(35) (二)作为社会实践的记者角色模式：基层新共同体 如何传播基层映射着文本生产者背后的价值观与行为制度。从本研究观察的文本来看，新闻话语呈现出一种明显的倾向，即主动书写基层与新闻采编、基层与记者、基层与媒体之间的联系，强调“基层永远是新闻的富矿”、“‘走转改’让新闻有生命”、“新闻之根在生活”等等。许多报道沿用了第一人称视角，呈现记者实地调研的成果、感受，而基层生态则通常被一种“讲故事”的方式叙述出来。在此之中，基层不仅看起来真实而鲜活，媒体同时也暗示了自身在“走转改”政策执行中的作为，如《央视“新春走基层”报告会 记者走完上学路失声痛哭》《走基层，看服务冷暖——地方基层窗口行业服务调查》《主播走基层非“走秀” 让〈新闻联播〉更温暖》等表述，力图将人文关怀植入话语，不断呈现媒体从业人员在基层生活中的感想见闻。 中国新闻媒体长久以来被认为是“党的喉舌”，在民间讨论中，这一特性甚至有时又被理解为有失新闻原则性与客观性，被标签化为唯命是图、驯服于权威的贬义色彩，以至于影响人们关于政府的政治信任(36)。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新闻生产环境更发生重大改变，媒体不再仅仅被视为宣传工具，而兼受商业力量和意识形态两种方式并行不悖之影响。在新的社会结构之下，潘忠党(2003)等人发现，当代中国新闻界实际存在两种“媒介模范”(media exemplars)，一者仍重视党的新闻媒体，认为记者的使命在于解释政府政策；而另外有相当数量的记者与新闻学子将西方媒体视为理想型，在报道中采取西方新闻的价值观与标准。(37)类似的发现还可以见于Zhang(2009)在北京青年报的个案研究，他发现，中国新一代记者关于他们的职业道德与角色认知已经非常接近于西方世界。(38)我们且不论关于上述两种形式决然对立之划分在当代中国语境是否合理，但由此可以看到，党的新闻事业客观面临的问题在于：如何反思与重构新时期中国媒体的形象以及新闻生产惯例。 事实上，“喉舌论”在当代中国新闻实践中常常遭受某种片面的误解。赵月枝(1998)提供了一种较为中肯的观点。她认为，新闻生产的党性原则(party principle)包含了三个基本方面：其一，新闻媒体必须将党的指导意识形态作为自身的意识形态；其二，新闻媒体必须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与路线；其三，新闻媒体必须接受党的领导，遵循党的组织原则与新闻出版政策。不过，由于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新闻媒体又必须以人民的生活福祉为己任。就此意义而言，“媒体不仅是党的喉舌，同时也是人民的喉舌。”(39)因此，党的新闻事业既总是处于一种被社会舆论所“期望”的状态，又常常由党与国家通过政策强制从而实现对人民负责。 新闻界的“走转改”活动折映出国家媒介改革进程中关于如何实践人民性的意识形态。作为政策执行者，记者在新闻话语创作中亦自觉不自觉地参照此种路线方针，强调自身与基层是彼此一体的。并且，媒体还通过各种潜在的或者直接的方式表现其群众路线实践的成绩。央视新闻使用了许多包含价值认同的稿件标题，如《央视“走基层”节目受德国观众好评，体现关怀与尊重》《央视走基层：做懂国情 对人民有感情的新闻工作者》《一次深入基层、贴近群众、打动人心的长距离采访》等等。而新华社的一篇报道这样写道：“当记者推门进入现年83岁的抗美援朝老兵张洪山的房间时，他正躺在床上晒太阳。听说有记者来采访，张洪山赶紧起来，吃惊地问：‘中央媒体都是关心国家大事的，怎么会来这里呢?’”话语借群众之口描述新闻从“国家大事”向“基层小事”转移，拉近了媒体与基层的距离。文本不仅建构出“改作风”之后的媒体与基层民众形成的新共同体，也暗示了新闻生产队伍身后的党、国家与基层的一体化。新闻界将大量镜头投向基层，固然表现出近年来国内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实践教育活动的成功之处，亦在客观上体现了新闻生产队伍向国家政策的积极迎合。 (三)作为社会结构的基层形态流变：从碎片到统一 按照费尔克拉夫的看法，话语是历史的延续，解释话语需要追溯文本属于何种历史结构，并评估其是否能够作为文本参与者的普遍背景。在探究近年来中国新闻生产中关于基层的话语时，我们需要进行的对比之处在于：在“走转改”之前的基层报道以何种样貌或者形态出现?在“走转改”活动前后，基层报道又有何差异? 从历史脉络来看，“基层”似乎脱胎于党的政策中一直倡导的“群众路线”。毛泽东(1948)在早期便指出，要办好新闻，“根本上当然要从思想进行上群众路线教育”。(40)回归到当代中国语境，即衍生为党和主流媒体在开展新闻实践教育中常常提及的“三贴近”(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或“接地气”原则。事实上，基于“走转改”政策号召下诞生的诸如农村、医疗、教育、城乡流动劳动人口等议题，中国新闻受众在过去二三十年间同样相当熟悉。不过，始终存在的问题在于，“基层”的面貌往往散落于文本产制之中，其议题是分散的、经由框架精心筛选的，其中尤以中国语境下的“典型性报道”这一特殊新闻类型为代表。在改革开放复杂的社会矛盾交织中，基层生态常在国家重大事件、社会热点案例背景的“激活”之下才引起进一步关注，在此之中，记者的行动中自有其新闻生产考量。如果我们带着中国媒体被政策意志所赋予的社会位置去理解它们话语中再现的基层，会发现这些新闻在客观上又发挥着两种功能：一是报道改革的问题与方向，二则是报道改革进程的成果。总体来说，基层的报道是需要有“新闻价值”、是要有“新闻点”的。 但是，这种基层报道范式在新时期国家主义建构中发生了悄然变化。汪铮(2012)在探究当代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中发现，执政党通过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使得爱国主义教育运动本身正变得日常化(routinization)。(41)从“走转改”推动的新闻实践路线来看，国内新闻的基层报道亦呈现出类似特征。央视记者谢宝军在谈及他关于板桥村的基层蹲点报道时说道：“在‘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之前，我们很少有机会报道他们。因为它平常而不反常，没有发生反常的事，我们报道它的由头是什么呢?按照一般的判断标准，说抗旱吧，那里并不是旱情最严重的地方；说丰收吧，一个小村子也没有多大意义。他也不是高科技生态的试点，那里的农民很普通，没有开上车、用上飞机来种地。在‘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之前，要报道板桥村实在是没有新闻由头。”(42)而《人民日报》在它“新春走基层”系列中，亦声明关注的重点是“现场”、“真话”、“实情”。其一则名为《候车也能很快乐》的报道采取的便是对南昌火车站的纪实性描写，并未涉及震撼、煽情或典型性的春运“特殊性”事件与对象。也即，主流媒体报道开始转向基层的“基本面”，用“普通的基层”取代了“特殊的基层”，同时，通过新的话语建构方式，基层在媒体中的权力地位也发生了改变，央视新闻自己总结道：“敢于将普通百姓放在《新闻联播》头条或重要位置，舍得给版面、舍得给时长，让小人物真正成为荧屏主角，也成为今年央视‘新春走基层’报道的一大突破。1月19日，《酿酒敬家人夫妇》等一组‘新春走基层’报道在《新闻联播》头条播发，开创了这档节目在头条位置播发这类基层报道的先河。”由此来看，基层所包含的“人民群众”这一面向得到了显著关注。新闻生产通过一定的书写策略，将基层植入了话语的中心，而由于其背后又附加着强烈的政策导向，基层与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于是也变得更为深重。 Curran(1982：224)认为，现代媒介已经取代了旧时代祭司、君主与主教的职位，转而成为意识形态最主要的代理人，建构着人们关于社会系统的认同。(43)如果我们注意到媒介话语包含的此种社会、文化与政治的统治力，可能会更为注意到基层映像之建构背后蕴藏的社会动力。在新闻界“走基层”的过程中，在国家社会系统中相对结构松散的基层实现了新的团结，当代中国社会矛盾中包含的现实问题、变化情境以及其中的诸多对象，都被包含进入“基层”这一概念。经过大众媒体过滤，基层的差异性在某种程度上被抹除了，基层是国家体制之下共同体的基层。换而言之，基层由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分散的结构成为了一种统一的实在，基层的变化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与改革进程的惊鸿一瞥，基层本身成为了中国神话叙事的段落。 五、讨论：基层的再现与终结 中国视域下的基层呈现出破碎的面向：基层首先是一种从属于中央、基础性的社会结构，它又是“地方”，是拥有自我意志的权力场域，又是人民群众的“集合”，反映着人们的日常生活。除此之外，基层还常常指涉改革开放进程中相对欠发达的区域，在新闻报道中以此映射改革福利与资源分配问题。当代中国的复杂问题被浓缩在“基层”这一概念之中，因此，新闻生产如何再现基层，这本身就并非易事。依据主流媒体建构的基层，有限的新闻资源总是集中于一些包括农村、教育、流动人口、政府管理、司法、医疗等在内的特定议题。这些议题通常极具代表性地反映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问题，是国家社会治理与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断面。 从一系列“走转改”新闻实践活动的成果来看，中国新闻话语正力图实现基层报道的“日常化”，其指向的是一种传统基层报道观念的“终结”。“走入基层”不仅意味着国家舆论工作向意识形态阵地控制的回归，同时也折映出通过向基层进行主动的舆论“赋权”，国家正在将基层吸纳到新时期社会改革的动员机制之中。经由“新闻战线”之连结，话语将相对游离的基层嵌入到社会结构深处，深入改革领域的方方面面，成为无所不包的存在。基层与新闻生产队伍之间的关系变化了，通过反复教育、强调“走基层的脚步”以及“对基层的感情”，媒介成为了基层与国家、与党之间的阀门与纽带。并且，基层的概念也发生了变化，改革道路中变迁的、不稳定的社会现象、民间生态通过新闻话语的收编被容纳进入一个普遍意义上的、统一的“基层”之中，一个被建构的整体性的基层得以出现。基层变得无所不在，无所不容，在其被并入到后改革开放时代统一性的发展序列过程之后，基层让位于国家，让位于改革的日常，进而消失在一种无孔不入的意识形态之中。 不过，当我们继续审视新时期再现基层的新闻话语，仍有进一步的问题值得关注： 其一是基层报道中的“共谋”现象。正如Awad(2014)以贫穷新闻为例的研究发现，媒体建构的贫穷存在着“符号化的非正义”(symbolic injustice)。记者与贫困人员有着复杂的利益关联，会通过默契合作建构出“不幸”的图像从而实现双方共同利益。(44)由于基层与新闻工作者皆对国家政策有着某种迎合需求，这是否会导致两者在基层报道中的“合流”?是否会通过框架筛选出一个片面的违背真实政策期许的基层?在“正面报道为主，负面报道为辅”的传统新闻观指导下，记者往往总是有意识地强调基层是美好的，温馨的，这是否会遮蔽改革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其二是基层的媒介近用问题。在国内，基层新闻之生产有时呈现出一种驯服的状态。如李金铨(2007)等人对上海媒体的研究中发现，对于地方媒体来说，“政治安全高于一切”，“国家领导力量属于在北京的中央政权”。(45)不得不承认，现阶段“走基层”的媒体风潮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中心权力的下放。从本研究观察的一系列文本来看，记者在描绘基层的同时，亦通过第一人称叙述反复强调着“我”与“基层”的关系。此种“我”的意识背后是特殊的媒介体制，是党的新闻事业观，是国家。其中传达的一项事实在于，“走转改”活动毕竟是在国家政策强制下大众媒体尤其是党媒内部自发的实践改革，选择什么议题，如何报道对象，依赖的是政策导向或者新闻从业人员自身的把关素质，但是反过来，基层公众如何利用“走转改”活动之契机进一步接近大众媒体实现发声，即人们在此之中能够获得多少近用媒介的可能性?对于主流媒体来说，它们在改文风、转作风的同时对全国不同层级、不同类型的媒介体系产生了多大影响力?是否能进一步引导、实现有价值的基层报道?如何使人民群众成为反映基层民情、实现传播权利的主体，进而真正终结传统守门人主导机制下建构的基层?这些恐怕都是留待未来进一步观察与深究的问题。 注释： ①Li,Zheng.Media control in China.In R.S.Fortner & P.M.Fackler(eds.).The Handbook of Media and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Hoboken,NJ:John Wiley & Sons,2014,pp.690～707. ②Hassid,J.Controlling the Chinese media:An uncertain business.Asian Survey,2008,XLVIII(3):414～430. ③Akhavan-Majid,R.Mass media reform in China:Toward a new analytical framework.Gazette,2004,66(6):553～565. ④Zhao Yuezhi.Media and elusive democracy in China.Javnost-The Public,2001,8(2):21～44. ⑤[法]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3页。 ⑥[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86页。 ⑦Tsai,L.L.(2007).Solidary groups,informal accountability,and local public goods provision in rural China.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01(2):355～372. ⑧Perry,E.J.& Goldman,M.(eds.).Grassroots political reform in contemporary China.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7,pp.1～19. ⑨Zanier,V.“With a little help from the state”:Endogenous and exogenous dynamics in China’s cluster economy.In R.Taylor(ed.).The globalization of Chinese business.Oxford,UK:Chandos Publishing,2014,pp.27～50. ⑩Chen Jie,Lu Chunlong.Social capital in urban China:Attitudinal and behavioral effects on grassroots self government.Social Science Quarterly,2007,88(2):422～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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