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特色的民族概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概念论文,民族论文,特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3)04-0019-012
19世纪以前古典中国的民族、国家观念与今天十分不同。总的来说，是摇摆于“天下主义”和“华夷之辨”之间（注：潘蛟：《“民族”的舶来及相关的争论》第三章，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0年6月。）：一方面是《诗经·谷风》所言的“浦天之下，莫非王臣；率土之滨，莫非王土”；一方面则是《左传》所言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这两者共同型构了古典中国的民族、国家观念：
第一，从国家政治观念来看，自称“天子”的皇帝治理着“天下”，这个政权是唯一具有合法性和至上性的。因此，在政治上不存在今天平等的国际关系，只存在费正清(Fairbank,John K.)论述的以“朝贡体制”著称的“中国之世界秩序观”（注：Fairbank,John K.ed.1968.The Chinese World Order: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中国的世界秩序观：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或者如后现代史家何伟亚(James L.Hevia)所论述的与西方“主权平等”(sovereign equality)外交观相对照的中国的“差序包容”(hierarchical inclusion)的天下观（注：何伟亚：《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利益冲突》，邓常春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0。）。
第二，从民族文化观念来看，这个“天下”以皇帝所在的京畿为文明中心，依次向四方的蛮荒地域过渡。这种文化中心主义的文明观最早体现于《尚书·禹贡》所论述的“五服制”中：（注：蔡沈注：《书经集传》第37-38页，“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總，二百里纳銍，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宋元人注：《四书五经》上册，天津古籍书店影印本，1988。）以京畿为中心，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各五百里。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形成以华夏居中，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民族分布观，而华夏的“文明”与四夷的“野蛮”是相对应的。孔子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注：朱熹注：《论语集注》卷八季氏，第70页，宋元人注：《四书五经》上册，天津古籍书店影印本，1988。）孟子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注：朱熹注：《孟子章句集注》卷五滕文公章句上，第40页，宋元人注：《四书五经》上册，天津古籍书店影印本，1988。）都表达了这种文化中心主义的文明观。
15、16世纪以来，随着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发展，国家、主权、民族主义、民族—国家、国际关系、外交等概念伴随着一系列欧洲民族—国家的建立而日益流行。何伟亚认为，今天由国际法所定义的国际关系是一种“已经自然化的权势话语，它作为欧洲人全球扩张的典型产物，从16世纪一直存在至今”（注：何伟亚：《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利益冲突》，邓常春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29页。）。欧洲资本主义的主权平等外交观与古典中国文化中心主义的天下观显然存在着潜在的冲突。
发生在1794年的英国马嘎尔尼使团访华事件，近年来日益引起史家的兴趣（注：西方史界对马嘎尔尼访华事件—直非常关注。其中最新的成果就是何伟亚1995年出版的《怀柔远人》一书，读书出版后引起了史学界和汉学界的广泛关注和争论。国内的研究专著有朱雍：《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他们认为这个事件本身标志着欧洲的外交观与天朝的天下观的第一次碰撞：新的国际关系由欧洲最强大的大英帝国使团带来东方最强大的大清王朝，只是古老的中国尚未感觉到这种变化。接下来的碰撞更加剧烈：1840年的残酷炮声把古典中国强制带进了一个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正是在这种剧烈的时代变迁之中，汉文“国家”、“民族”等概念作为内忧外患的附属产品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在汉文“民族”一词出现以后，围绕民族概念展开的学术论争先后经历了三个时期。本文将依次阐述如下。
一、前1949：民族、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
古汉语中的“民”一般泛指“老百姓”，而“族”则指的是一个群体。《说文解字》对“族”的解释是：“族，矢锋也，束之族族也。从族，从矢。”韩锦春、李毅夫于1985年编写的《汉文“民族”一词考源资料》将古籍中经常使用的近30个词语，如“民”、“族”、“人”、“种”、“类”、“部”等，分7组加以归纳介绍，指出这些词语用来指称某一人类群体，类似于现在的“民族”概念（注：韩锦春、李毅夫：《汉文“民族”一词考源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理论研究室，1985，第5页。）。但“民族”本质上是一个现代性的概念，无论是欧洲还是中国，“民族”概念的出现都是与古代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密切相关的。
（一）汉文“民族”一词的出现
近代“民族”一词的出现是在汉语由文言向白话文的转变、以及翻译国外术语的过程中开始使用的。对于何时最早出现了“民族”一词，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的说法。目前可知的最早的资料是1837年，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境内创办的近代中文期刊《东西洋每月统记传》中所载之《论约书亚降迦南国》一文，其中有“昔以色列民族如行陆路渡约旦河”的句子（注：黄兴涛：《“民族”一词究竟何时在中文里出现？》，《浙江学刊》2002年第1期。）。
关于汉文“民族”一词的来源问题，有三种主要的观点：
一为日文移入说。认为汉文“民族”系从日文“民族（みんぞく）”转借而来。1963年林耀华《关于“民族”一词的使用和译名问题》、1981年金天明、王庆仁《“民族”一词在我国的出现及其使用问题》、1984年韩锦春、李毅夫《汉文“民族”一词的出现及其初期使用情况》等文都持此说。
二为英文舶来说。认为汉文“民族”可能系英文“nation”、“race”、“people”的对译。1985年彭英明《关于我国民族概念历史的初步考察》持此说。2002年黄兴涛《“民族”一词究竟何时在中文里出现？》一文也认为1837年《东西洋每月统记传》中出现的“民族”一词是由英文对译而来的。
三为本土产生说。2001年茹莹在《汉语“民族”一词在我国的最早出现》中提出唐代李筌所著《太白阴经》序言中使用了“倾宗社，灭民族”的句子，可证“民族”一词的本土起源（注：茹莹：《汉语“民族”一词在我国的最早出现》，《世界民族》2001年第6期。）。2002年黄兴涛在《“民族”一词究竟何时在中文里出现？》一文中指出，虽然现在查到的“民族”出现的最早记录是1837年，但还有可能找到更早的资料；汉文“民族”一词“从传统构词法的角度，它似乎也并无衍生出来的明显障碍”；它“既是19世纪初期中西文化交流、中外民族交往的产物，也可以说是传统族类意识面临西方观念时实现转换变化的结果。”（注：黄兴涛：《“民族”一词究竟何时在中文里出现？》，《浙江学刊》2002年第1期。）
（二）民族的定义
作为词语的“民族”与作为学术概念的“民族”还不是一回事。所谓概念，是“思维的基本形式之一，反映客观事物的一般的、本质的特征。人类在认识过程中，把所感觉到的事物的共同特点抽出来，加以概括，就成为概念。”（注：《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6,404页。）而“对于一种事物的本质特征或一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确切而简要的说明”就是一个定义（注：《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6,298页。）。
汉文“民族”一词作为学术概念，其内涵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1949年前，较多使用“民族”一词并进行学术探讨的代表性人物有梁启超、章太炎、严复、孙中山、汪兆铭等，他们都是当时思想、文化、政治领域的标志性人物。为什么“民族”一词一经出现，就受到如此的关注，被如此多的重要人物加以论说呢？必须看到，他们都是抱着一种政治理想使用“民族”一词的，即他们企图借鉴西方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和民族—国家(nation-state)理论，探求富国强民之计。韩锦春、李毅夫认为，“民族”一词开始普遍使用之后，大致用在五个方面：“（一）论述帝国主义的侵略性质，指出中国被瓜分的危险；（二）表示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阐明民族独立自主的必要性；（三）研究中国民族史和社会发展史；（四）论述民族概念，阐释民族主义；（五）宣传民族自治，探寻强国之计等等。”（注：韩锦春、李毅夫：《汉文“民族”一词考源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理论研究室，1985,21页。）显然，这些都与中国当时面临的政治局势有关。
最早在学术概念意义上使用“民族”一词的应该是梁启超，他使用的“民族”一词，系从英语“nation”、日语“民族（みんぞく）”转借而来。他使用了“东方民族”、“泰西民族”、“民族变迁”、“民族竞争”、“民族意识”等词语，他说：“自十六世纪以来，约四百年前欧洲所以发达，世界所以进步，皆由民族主义(nationalism)所磅礴冲激而成。”（注：梁启超：《新民说》，载1902年《新民丛报》。）梁启超于1903年翻译、介绍欧洲法学家伯伦奇里(Bluntschli,J.K,1808-1887)的民族定义并做了评论，指出伯伦奇里论述了民族具有八个特征：地域、血统、肢体形状、语言、文字、宗教、风俗和生计（注：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饮冰室文集》卷五说二。）。梁启超因此成为中国探讨民族定义的第一人。而伯伦奇里其人是欧洲政治史上国家学说的重要代表人物。伯伦奇里定义的“民族”是“nation”，其“民族”定义是其国家学说的一部分。而梁启超也是在“nation”这个意义上翻译并评介伯伦奇里的“民族”定义的。
梁启超之后，汪兆铭于1905年提出了民族的六要素说：血系、语言文字、住所、习惯、宗教和精神体质（注：精卫（汪兆铭）：《民族的国民》，《民报》1905年第1、2期，《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二上册，83页。）。1949年前最有影响的民族定义则是孙中山给出的。我们都知道三民主义之一就是“民族主义”，孙中山在1924年系统阐述三民主义的内涵时这样论及民族主义：“英文中民族的名词是‘哪逊’，‘哪逊’这一个字有两种解释：一是民族，一是国家。”（注：孙中山：《民族主义》，见于《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617-620页。）他认为自然力造成民族，霸道力造成国家；民族具有血统、生活、语言、宗教、风俗习惯等特征。显然，孙中山定义的“民族”也是“nation”；他之所以论述“民族”、提倡“民族主义”，也是从培育国民认同、建立民族—国家的角度出发的。孙中山关于民族和民族主义的理论代表了1949年前民族定义的最高峰，具有广泛的社会政治影响。
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在1949年前也已经传到中国。斯大林所使用的“нация”一词，也相当于“nation”的用法。关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传播与影响，本文将放在后面加以论述。
（三）民族主义与国家学说
19世纪以来，面对国家和民族的存亡问题，中国先后出现了洋务派、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等政治思想和派别，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去向。其中，洋务派和维新派是站在封建统治内部看问题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则是第一个提出以新的国家政权代替封建统治的政治派别。
资产阶级革命派所要建立的新的国家形式是以民族主义(nationalism)为基调的资本主义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我们知道，以“nationalism”、“nation-state”为核心概念(key concept)的“民族—国家”理论是与资本主义相伴随的最具代表性的国家政治学说。民族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兴起，不仅标志着文化中心主义天下观的破灭，而且反映着古典中国在宇宙论层次上的世界秩序观的改变。如同坚船利炮一样，欧洲的民族主义学说和国际政治体系也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胜利。在中国，从梁启超以降，1949年前的思想、政治和学术领域几乎都把民族主义奉为立国之本，这与1949年后的新中国是完全不同的。
19世纪以来的中国，民族主义被广泛讨论和宣扬，但不同时期、不同人物所谈论的民族主义却又是不同的。皮明勇指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多重架构可以围绕着两个基本问题来分析：“一是对中华民族是否给予整体认同的问题，也就是所谓‘大民族主义’与‘小民族主义’的问题；二是中华民族争取独立与解放的基本手段和根本方法问题，也就是所谓反传统民族主义和民族保守主义以及对二者的综合扬弃问题。”（注：皮明勇：《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多重架构》，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186-193页。）1949年前，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代表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最高点。他从早期的“小民族主义”（排满）发展到了后来的“大民族主义”（五族共和），并综合反传统民族主义与民族保守主义而倡导一条折衷的路线。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通过国民党的政治实践而成为1949年前中国的主导政治思想。
但孙中山民族主义的缺陷也是明显的。他的民族观完全是西方资本主义式的“国族主义”，与1949年后的民族平等是根本不同的。试看他关于五族共和与民族主义的一段论述：“所谓五族共和者，直欺人之语，盖藏、蒙、回、满，皆无自卫能力。发扬光大民族主义，而使藏、蒙、回、满同化于我汉族，建设一最大之民族国家者，是在汉人之自决。”（注：孙中山：《军人精神之教育——民国十一年一月在桂林对滇粤赣军讲演》，见于《民权与国族——孙中山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272。）
看来，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从早期的“排满”到后来的“五族共和”虽然有发展进步，但多少有一些大汉族主义的嫌疑，其国族主义与美国的所谓“熔炉理论”(Melting-pot)”倒是有些相似。
（四）种族、民族、国族
1949年前，关于民族和民族主义的讨论之中，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尚未厘清民族与种族的界限。潘蛟博士称之为“近代中国民族概念的种族化”，这种现象与中国传统的“华夷之辨”，西方引进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当时的“革命排满”口号等密切相关（注：潘蛟：《“民族”的舶来及相关的争论》，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0年6月。）。
中国传统上是一个封建宗法社会，在世界观上以“敬天法祖”为基础性信仰，家族组织和制度在社会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在这种文化里，“血统”被凸现出来，成为群体认同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最能代表中国传统的“忠孝”观无疑就是“血统”的伦理化和政治化。“华夷之辨”虽然有时表现为文化上的区分，但更多的时候强调的是“种”即“血统”的区别。西方的“nation”早期虽也有种族的含义，但近代以后的用法已经完全不同了：“nation-state”强调的是与国家政治疆界相联系的国民。这种“民族”观不仅是古典中国所没有的，也是古代西方社会所没有的，——它只与近代以来以“nation-state”为基本架构的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秩序有关。孙中山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了这种区别：他把“nation”译为“国族”，他明确提出：“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中国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所以中国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中国人的团结力，只能及于宗族而止，还没有扩张到国族。”（注：孙中山：《民族主义》，见于《民权与国族——孙中山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第2页。）
不难看出，孙中山志在完成从中国传统的宗族主义向国族主义的过渡，培育国民的国家认同。笔者认为，把“nation”翻译成“国族”，在汉文的语境中恐怕还更容易为人理解。但在孙中山的言论中，并没有区分民族、种族、国族等词的用法，而是互相通用的。他在《民族主义》中把民族当作种族下面的分支：“人类的分别，第一级是人种，有白色、黑色、红色、黄色、棕色五种之分。更由种细分，便有许多族。”（注：孙中山：《民族主义》，见于《民权与国族——孙中山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第4页。）而造成民族的原因之中，他认为首要的仍是“血统”。他的这种观点是极具代表性的，当时的很多学术著作都把民族作为种族下的分支加以论述，“ethnology（民族学）”一词也长期被译为“人种学”。只有少数人类学家如杨成志、岑家梧、吴文藻等对种族与民族的区别进行了明确的划分，如吴文藻在1942年撰文指出：“民族乃社会人类学研究的对象，故为一文化的概念；种族乃体质人类学研究的对象，故为一生物的概念。”（注：吴文藻：《边政学发凡》，《边政公论》1942年第1卷第5、6期合刊。）这已成为今天学术界的通识。
社会达尔文主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颇为流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和白人种族优越论的思想也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前者表现为严复译《天演论》对中国知识界、思想界构成的强大震动，“亡国灭种”四个字从此严峻地摆在中国人的面前。后者则表现为20世纪初出现了将中国之落后归咎为中国人种低劣的种族主义言论。章太炎、梁启超等虽对此提出了批驳，但章太炎等却又力主“中国人种西来说”，附和法国人拉克伯里的关于中国太古文明来自巴比伦的理论，以期证明中国人种与西方人种同出一源，并无优劣（注：郑师渠：《近代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第266-267页。）。
（五）小结
综上所述，对1949年前民族概念的讨论，我们可以基本总结如下：
1.“民族”一词作为一个现代性概念和舶来品而出现在19世纪的中国；
2.“民族”概念更多地受到西方民族主义(nationalism)、民族—国家(nation-state)理论的影响，与国家政治问题联系在一起，所有的所谓“民族定义”都是指“nation”而言；
3.“民族”概念的界定尚不清晰，与“种族”等其他概念的关系尚未厘清。
二、1949-1989：民族形成、民族译名的讨论与斯大林民族定义
1949年以前，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已经传入中国。1949年之后中国的民族和国家理论有了一个重大的转折：马克思主义和苏联模式占据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民族主义”的地位和作用被彻底否定，资本主义的“民族—国家”理论被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所取代，“民族”概念则更多地与国内少数民族联系起来。
（一）1949年前马克思主义民族概念在中国的传播
1949年前，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是通过两种渠道：一是共产党的活动，一是学术界的介绍。目前可知中国共产党内最早关于斯大林民族定义的系统介绍，是1938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杨松在延安所做的一系列“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讲座”。在第一讲“论民族”中，杨松基本上是按照斯大林的思路展开论述的：“民族不是原始共产社会、奴隶社会的部落、氏族，也不是封建社会的宗族、种族，而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是随着封建主义的崩溃与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从各种不同的部落、氏族、种族、宗族等等结成为近代的民族”，这个“近代民族”具备“共同的语言”、“共同的领土”、“共同的经济生活与经济联系”、“共同的民族性（民族心理、民族精神）”四个特征（注：杨松：《论民族》(1938.8.1)，发表于《解放》杂志第四十七期。）。王明1938年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中也介绍了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注：王明：《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1938年10月20日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提纲），中央档案馆。）。
1949年前，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影响不仅限于中国共产党内部。恩格斯的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当时有较为广泛的传播和影响。1929年出版的郭真所著《现代民族问题》一书，直接引用了和翻译了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民族是历史所形成的‘常住的人们共同体’，而且是由于有‘共同的言语’，‘共同的居住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以及于共同文化中所发现的共同的‘心理的能力’而结合的人类共同体。”（注：郭真：《现代民族问题》之“第一章 民族概念”，1929年6月出版，民族文化宫藏。）这可能是斯大林民族定义的最早汉文翻译。
（二）1949年后中国民族理论的重大转折
1949年之后中国的民族和国家理论有了一个重大的转折。前此的民族概念探讨基本是在“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框架内展开的，目的取得民族和国家的独立；后此的民族概念探讨则是在马克思主义和苏联模式的框架内展开的，目的是如何使少数民族在多民族国家内部获得平等的政治地位和权利。这些转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由外部转向内部。近代以来，刺激所有仁人志士以笔或枪在各自的战场的奋战的，就是那四个字：亡国灭种。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就是反帝反封建。近代以来“民族”概念的起源和论争是和这种时代背景密切相联的。三民主义代表着资产阶级革命派理论的顶点，其民族主义的内涵主要是针对外来威胁的，是寻求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而1949年后，这一目标已经实现。“民族”一词更多地转向实现国内民族平等和维护国家统一等问题。
2.由整体转向部分。这与上一个转变是联系在一起的。1949年前的所谓“民族问题(nation)”更多的是“国家问题”，因而更多地是整体上的问题。1949年后的“民族”逐渐演变为专指与“少数民族(minority）”有关的东西，如民族问题、民族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研究等。
3.由西方模式转向苏联模式。1949年前西方的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理论是影响中国国家政治的主流政治思想，“民族主义”尤其受到学者和政治家的青睐。1949年后，在苏联模式下，“民族主义”被界定为“剥削阶级的民族观”，而“无产阶级的民族观”是“国际主义”；这样，民族主义被彻底否定了。西方式的“民族—国家”也被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所取代。在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影响下，更强调民族的“客观特征”如语言、地域，而1949年前颇受青睐的血统、宗教等被认为与民族的本质特征无关。
4.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形成。1949年后，中国在民族问题上主要受斯大林的理论和政策影响。斯大林民族定义的显著特点是他把“民族”界定为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产物，前资本主义时代的被称为“部族”。按照这种理论，中国就没有“民族”，因为中国社会没有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这个矛盾促使中国领导人和学者对苏联模式的民族理论进行修正，由此开始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民族概念和民族理论体系，并把这个理论模式看作是普世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关于这一点，后文还将详细探讨。
（三）1949年后关于民族概念的讨论
新中国的民族理论是实践的和具体的。为了实现民族平等，首先要使各个民族在国家权力机构（人民代表大会）和参政机构（政治协商会议）都有自己的代表，其次要划定各民族的自治区域。这样就必须首先确定中国民族的数目和名称，即民族识别。在此过程中，必然需要理论的指导，即确定民族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并使其具有可操作性。民族工作刺激和推动了新中国的民族研究。
1950、1960年代，出现了探讨民族概念的高潮。讨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民族的形成问题和民族的译名问题。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19世纪用德语写作的，列宁、斯大林则是用俄语写作的，他们著作所使用的“民族”并非同一个词汇，这就必然产生了民族译名问题的讨论。另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关于原始社会史的研究中论述了从部落发展到民族和国家的一般规律，而斯大林的苏联却认为民族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这就必然要引发关于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主要是左倾思想泛滥的时期，民族研究基本停滞并出现了所谓“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斗争问题”的荒谬论调。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重新持续文革前的讨论，但更多地转向对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商榷和批评。
1.关于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
关于民族形成问题的争论起源于1953年苏联学者格·叶菲莫夫的《论中国民族的形成》一文。该文汉译1954年发表在《民族问题译丛》第2辑，其以列宁、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为理论依据，认为汉族是19世纪下半期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和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形成的，前此的其它人们共同体都是“部族”。这里面有两点是中国人所不能接受的：第一，中国除汉族外再无“民族”，都是“部族”；第二，汉族也是19世纪以后才形成的。
范文澜于1954年发表《自秦汉以来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提出汉族形成于秦汉的观点。由此掀起了关于民族形成问题的论战，虽然各抒己见，但围绕的只是一个中心问题：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形成民族，还是前资本主义时期也能形成民族。1950年代的主流观点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形成“民族”，前资本主义时期的人们共同体应被称为“部族”。1957年，《历史研究》编辑部把双方的论战文章编辑成《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交由三联书店出版。
1960年代争论仍在进行，但主流观点已经变为资本主义以前也能形成“民族”。1958年成立的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在此问题研究中有较大的贡献，他们通过查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原文，确定四位经典作家的民族理论是一致的；“民族”与“部族”之争主要是翻译问题引起的；马克思、恩格斯论述了由部落发展成民族和国家的一般规律，斯大林论述的则是“现代民族”即“资本主义民族”（注：牙含章、孙青：《建国以来民族理论战线的一场论战——从汉民族形成问题谈起》，《民族研究》1979年第2期。）。牙含章1962年发表了两篇文章：《关于“民族”一词的使用和翻译情况》（《人民日报》1962年6月14日），《关于民族的起源与形成问题》（《人民日报》1962年9月4日）可以看作是1950-1960年代学术争论的一个小结。
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斯大林的有关论述统一起来，成为1980年代以后研究民族形成问题时的主流。1984年金炳镐发表《马克思主义民族形成理论及其在中国的传播》一文，继承前人的成果并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形成问题理论的统一性，提出了“原生形态民族”和“次生形态民族”的看法（注：金炳镐：《马克思主义民族形成理论及其在中国的传播》，《内蒙古社会科学》1984年第6期。）。这些论述收入1994年出版的《民族理论通论》一书。可以说，民族形成问题的争论已经基本解决了。笔者认为，1980年代以后，少数学者仍然争论“部族”问题和“民族形成的上限”问题，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把这一研究推向细化，但已经没有太多意义了。
2.关于民族译名问题的讨论
民族译名问题的讨论与民族形成问题的论争有直接的关系。以牙含章为首的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认为，1950年代的“民族”与“部族”之争“是由我国翻译方面用词不当而引起的”（注：牙含章、孙青：《建国以来民族理论战线的一场论战——从汉民族形成问题谈起》，《民族研究》1979年第2期。）。1962年春天，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和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出面召开座谈会，专门讨论了经典著作中“民族”一词的译名统一问题，建议不再使用“部族”一词。这次讨论的结果发表在1962年6月14日的《人民日报》上，《民族团结》1962年第7期做了转载。
1963年林耀华发表《关于“民族”一词的使用和译名的问题》的长文，详细讨论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原著中使用的民族类词汇，并把其归纳为四类：(1)“Этнос—
—нароДы”用以指最一般意义的人们共同体；(2)“Nation—
—национаΛъность”指阶级社会产生以后的各个时代的共同体；(3)“нация”指的是资本主义上升以后的现代民族；(4)“народность—
”指与“нация”相对的前资本主义民族以及没经过资本主义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的民族（如下图）（注：林耀华：《关于“民族”一词的使用和译名的问题》，《历史研究》1963年第2期。收录于林耀华：《民族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表一 “民族”一词的不同意义示意图
1960年代关于民族译名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中有关民族的词汇的翻译上。1980年代以后的有关论述基本上是这一思路的延续。如敬东1980年发表的《关于“民族”一词的概念问题》主要是对林耀华的文章加以评论和商榷（注：敬东：《关于“民族”一词的概念问题》，《民族研究》1980年第4期。）。
由于改革开放和国际学术交流的开展，1980年代还出现了另一种类型的民族译名问题的讨论，即：汉文“民族”一词与英文等西方文字中的民族类词汇的不完全对应问题。特别是随着学术与政治关系的解冻，一些原先被打倒的学科重新恢复，与国家政治关系密切的“民族”概念开始降温，新的词汇和概念如“族群”获得青睐。这部分内容将在下文探讨。
3.有关斯大林民族定义的争论
1949年以后，在中国民族政治和学术领域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是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一提到“民族”，几乎所有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脱口而出的就是斯大林定义的民族的“四个基本特征”。前述关于民族形成问题、民族译名问题的讨论实际上都是这一政治和学术背景的产物。1949年以来，所谓民族概念的探讨，实际上都是围绕斯大林定义进行的，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创新和突破。可以说，直至1980年代，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斯大林民族定义在民族研究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
1950-1960年代，斯大林定义的地位牢固不破，没有人直接对此定义提出挑战。1980年代以来，很多学者敢于对斯大林民族定义提出“商榷”或批评，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仍未摆脱斯大林定义的影响，但表现了可贵的探索精神。在关于斯大林民族定义的争论中，有三派意见：
第一种坚持论证斯大林民族定义的“科学性”和“正确性”。如马寅(1983)、孙青(1986)、熊锡元(1986)、金炳镐(1987)等都持此说。
第二种认为斯大林民族定义总体上是好的，但要做部分的修正。如彭英明(1985)、李振锡(1986)、陈克进(1992)、张达明(1996)等都持此说。
第三种基本上倾向于否定或抛弃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如蔡富有(1986)、华辛芝(1996)等。还有的学者按照自己的见解重新定义了民族，如纳日碧力戈(1990,1996)等。
（四）《论民族》与80年代的终结
笔者倾向于把1949-1989时期看作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斯大林民族定义统治的年代。这一时期关于“民族”的探讨和争论，已经形成一套固定的理论模式。在80年代终结的时候，恰巧有一本叫做《论民族》的书出版，笔者以为可以选取这本书的体例和内容作为1949-1989时期“民族”概念讨论的一个总结。《论民族》一书分四章论述了民族概念、民族产生、民族发展和民族消亡（注：阿拉坦、孙青、华辛芝、齐小平：《论民族》，民族出版社，1989，下面的引文均出自该书有关各章。）。主要论点包括：
1.斯大林民族定义是“科学的”，因为它“正确地反映了民族这一历史范畴的根本性质和发展的规律性”。
2.“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经济基础上，产生不同类型的民族”，有“原始民族”、“古代民族”、“资本主义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这是为避免“民族”与“部族”之争及民族形成的“上限”问题而采取的折衷态度。
3.“社会主义社会是民族繁荣发展的时期。”
4.“民族的消亡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民族消亡的基础”。
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有关民族定义，民族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的理论，在1949-1989期间已经定型了。以《论民族》为代表的这一理论模式可以称之为“普世性理论模式”，倾向于把以斯大林民族定义为核心的民族理论体系看做是唯一的因而也是普世性的。
另外一种非主流的理论模式可以称之为“特殊性理论模式”，倾向于强调汉文“民族”概念的特殊发展历程和中国民族国情的特殊性。这种倾向与1949年前汉文“民族”概念的使用有着内在的牵连，从1950年代范文澜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论争中就已经显露出来。1985年韩锦春、李毅夫编写的小册子《汉文“民族”一词考源资料》梳理了我国古籍中用以表达民族概念的词语，以及近代以来“民族”一词的使用和民族概念的解释情况。1989年费孝通发表著名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则是此特殊性理论模式的最重要代表之一。在1990年代，这一“特殊性理论模式”将获得更多的学术空间。
三、1989以后：民族与族群
有研究者提出，1949年后，国内开展过四次比较集中的“民族”概念讨论：即1950年代中期关于汉民族形成的讨论，1960年代早期关于“民族”译法的讨论，1970年代牙含章和杨堃关于“民族”辨义的争鸣，1980年代以来《民族研究》编辑部召开讨论会和该杂志上发表文章进行的讨论（注：周旭芳：《关于“民族”一名中英汉互译等问题的讨论综述》，《民族学通讯》134期，5-16页。纳日碧力戈：《“民族”百年回眸》，《广西民族研究》2000年第2期。）。这实际上也就是说，关于民族概念的讨论基本上每十年都要爆发一次。1990年代关于民族概念讨论的高潮果然如期而至。1998年12月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国世界民族学会和《世界民族》编辑部联合邀集六十多名在京学者及翻译家、记者等再次就“民族”概念及其在我国的应用问题进行讨论（注：周旭芳：《“1998年‘民族’概念暨相关理论问题专题讨论会”综述》，《世界民族》1999年第1期。）。笔者认为，在1990年代，前述的“普世性”和“特殊性”两种理论模式都获得了继承和发展，尤其是“特殊性理论模式”的发展，使得有关民族概念的学术讨论趋向多元化。
（一）1990年代民族概念讨论的主要变化
与1949-1989时期相比，1990年代以来的民族概念讨论，其主题和思路显然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1.更加强调追溯汉文“民族”一词的发展历程和独特使用方式
首先，“民族”一词最早出现和使用的年代被不断地推前。1980年代普遍认为王韬至迟于1882年已经使用了“民族”一词（注：彭英明：《关于我国民族概念历史的初步考察——兼谈对斯大林民族定义的辨证理解》，《民族研究》1985年第2期。韩锦春、李毅夫：《汉文“民族”一词考源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理论研究室编印，1985。王韬在《洋务在用其所长》一文中说：“夫我中国乃天下至大之国也，幅员辽阔，民族殷繁，物产丰饶，苟能一旦奋发自雄，其坐致富强，天下当莫能与颉颃”，见《洋务运动》第1册第496页。）。黄兴涛则把这个年代推前到1837年（注：黄兴涛：《“民族”一词究竟何时在中文里出现？》，《浙江学刊》2002年第1期。）。茹莹则提出汉语“民族”一词最早出现于唐代兵书《太白阴经》的序言中（注：茹莹：《汉语“民族”一词在我国的最早出现》，《世界民族》2001年第6期。）。其次，更加明确了汉文“民族”一词在使用上的不确定性。更多的学者指出汉语“民族”一词很多时候不是一个严谨的学术概念，而是有着“泛指”和“多义”的使用特征（注：周旭芳：《“1998年‘民族’概念暨相关理论问题专题讨论会”综述》，《世界民族》1999年第1期。）。
2.出现了对“民族”的解构和反思
如果说，1949-1989时期已经以斯大林民族定义为核心形成了一整套关于民族的“神话(myth)”的话，1990年代则出现了对于此神话的解构和反思（注：这里的“神话(myth)”一词并非传统上所谓的神话故事，而是符号学中的概念，参见罗兰·巴尔特的《神话学》，他所谓的“神话”是指一个社会构造出来以维持和证实自身的存在的各种意象和信仰的复杂系统，即它的“意义”系统的结构。Barthes,Roland,1957,Mythologies(A Selection from Mythologies),Paris:Seuil．）。
潘蛟博士借用福柯的“权力(power)”来反思民族概念，是比较具有启发性的：“人们之所以会来关心、讨论民族的定义，是因为它关及人们对于权力关系的预设和构建。有关民族概念的争论并不是单纯的认知问题，而是十分复杂的权力问题。”民族“是人们籍以构建现代政治的核心概念，它的定义连带着对于‘他们’和‘我们’的界定，对于忠诚的预期，对于记忆的导引，对于历史的裁剪，对于屈辱和尊严的分配，对于自决、自治权利的承认和拒认，对于政治单元、国家的建构和解构。”（注：潘蛟：《“民族”的舶来及相关的争论》第一章，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0年6月。）这样，关于民族概念的论争，其实质不在于“民族到底是什么”，而在于“人们为何如此关心民族是什么”。潘蛟的上述观点，实际上已经构成了对“民族”的解构。
另一些学者继续反思斯大林民族定义的缺陷并提出可能的修正。还有学者就民族概念的本身的歧义性进行了探讨。如马戎讨论了英文文献中与“民族”相关而有常用的三个词：“ethnicity”、“race”和“nationality”，他列举了十四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要在‘民族’定义及其内涵方面形成共识，达到完全统一的认识，是非常不容易的”（注：马戎：《关于“民族”定义》，《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王联讨论了汉文“民族”的层次性以及与之对应的民族主义的不同表现层面，并指出在民族定义的争论实质上“都是出于定义者要维护他本人所属的那个民族的利益”（注：王联：《关于民族和民族主义的理论》，《世界民族》1999年第1期。）。
3.在民族译名问题上，由对马恩列斯原著的翻译问题转变到目前国际政治和学术交流中的对译问题
1949-1989时期，民族译名讨论的主流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德文、俄文）中有关“民族”词汇的翻译问题，以林耀华的论述为代表。1990年代则转变为国际政治与学术交流中的“民族”词汇对译问题（主要是英文）。讨论的焦点几乎都是汉文“民族”一词与英文“nation”、“nationality”、“ethnic group”、“ethnicity”、“people”等词的对译问题。面对此翻译中的难题，甚至有人提出了把“民族”音译为“Minzu”（注：周旭芳：《“1998年‘民族’概念暨相关理论问题专题讨论会”综述》，《世界民族》1999年第1期。）。翟胜德发表的长文《“民族”译谈》可是说是1990年代以来民族译名讨论中的代表性作品。他详细讨论了汉文“民族”一词的多层次性、多义性和很高的使用频率，以及其英文各对应词本身的多义性和词义的时代变化以及由此造成的翻译难题，提出在翻译中应该根据具体的“语境”［context，包括情景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和文化语境(context of culture)］，搞准该语境下的‘民族’是指何种层次和时空范围内的人们共同体，从而达到排除该词在孤立状态下的游移性（osciliation，即多义词的摆动状态）、依据语境固定词义的目的”（注：翟胜德：《“民族”译谈》，《世界民族》1999年第2期。）。
（二）普世性理论模式的总结和发展
晋世性理论模式综合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斯大林的有关论述，认为与原始社会的血缘“氏族”相对，“民族”是阶级社会的地缘组织，是阶级社会“人们共同体”的普遍形式；“民族”有其产生、发展、消亡的历史过程；普世性理论模式漠视民族译名讨论所展现的马恩列斯所使用的民族类词汇的复杂性和歧义性，致力于以汉文“民族”一词和斯大林民族定义建构一整套关于“民族”的“神话(myth)”。除了前文用做标志的《论民族》一书外，体现这种理论模式的作品可谓不胜枚举，如1991年彭英明、徐杰舜所著《从原始群到民族——人们共同体通论》就是此理论模式的又一次阐发（注：彭英明、徐杰舜：《从原始群到民族——人们共同体通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
1990年代普世性理论模式最重要的代表是金炳镐所著《民族理论通论》一书。该书真正体现了“民族理论学科的体系，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正确的、全面的、完整的反映。”（注：金炳镐：《民族理论通论》第6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该书一方面继承了1949年以来的民族理论研究传统，另一方面又引进了新的术语和框架，建构了新的具有整合性的理论体系。在民族概念方面，作者从静态分析民族现象入手，由马克思主义“两种生产”的理论出发揭示了民族是一种“实体”，即与民族三种基本属性相对应的民族自然体、民族社会体、民族人种体的统一，从而展开了“民族实体论”（注：金炳镐：《民族理论通论》第二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该书出版后获得了民族研究界的关注。
（三）特殊性理论模式的发展
如前所述，特殊性理论模式在1950年代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论争以及民族识别中变通使用斯大林民族定义的时候已经萌芽了。时至今日，特殊性理论模式有两种表现形式，分述如下。
一是注重中国的传统和国情，注重汉文“民族”概念的特殊发展历程和使用方式。除了前述对汉文“民族”一词的追溯以外，“中华民族”研究是1990年代这一方面的重要表现形式。费孝通恰好在1989年发表的那篇著名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这一研究的滥觞之作。1990年代以来，中华民族研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先后有十几部研究中华民族的专著问世。1990年国家民委召开了“民族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专门就多元一体理论进行了探讨，出版了《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一书。1996年日本大坂也召开了“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的学术讨论会。笔者认为，“中华民族”研究实际上是1949年前“国族”或“nation”研究的继承和延续，其学术取向是国家的统一和国民的凝聚。
二是强调民族概念本身的相对性和多元性。费孝通在回忆其民族研究生涯时说，“民族实际是因地因时而变化的，我们对民族的认识也应当根据实际的变化而不断发展。中国的现实给了我们学习民族理论的好机会。”（注：费孝通：《代序：民族研究——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与思考》，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实际上提出了民族概念的相对性问题。马戎则在讨论民族定义时指出：“我们应当承认世界上民族现象的多元性，从而承认由现象中抽象出来的民族观念的多元性以及相应的‘民族’定义的多元性。”（注：马戎：《关于民族研究的几个问题》，《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马戎整理了14种关于“民族”定义的代表性观点（如下表），分别涉及“nationality”、“nation”、“ethnicity”和“race”几个概念。他最后认为，“由于各人所需要研究分析的具体对象和关注点各不相同，也许我们也不需要在族群的定义上和区分不同族群的标准方面强求一致。”（注：马戎：《关于“民族”定义》，《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由此，马戎禀承费孝通的观点和美国社会学的传统，主张不必在民族定义问题上强求一致；强调学术性的“ethnicity”和“minority nationality”的研究，基本不涉及政治性较强的“nation”的研究。
表二 有关民族、种族的定义和内容
（四）“族群”概念的引入及讨论
“族群(ethnic group)”概念在1990年代以后几乎取代“民族”而成为学术舞台上的主角，由此也引发了关于“族群”和“民族”概念的新一轮争论。
英文“ethnic”是希腊语“ethnos”拉丁化的形容词形式，在英文中没有名词形式，只有复合名词“ethnic group”。1960年代中期以后，“ethnic group”一词在美国和西欧国家的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学等学科流行起来。1980年代以后“ethnic group”这一术语在世界范围流行开来，在引入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时，中文翻译为“民族”、“民族集团”、“种族”、“族裔群体”和“族群”等，其中以“族群”最为通行（注：郝时远：《Ethnos（民族）和Ethnic group（族群）的早期含义与应用》，《民族研究》2002年第4期。）。1999年12月，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举办了“庆贺容观瓊教授从教50周年暨族群与族群关系学术讨论会”。2001年10月，中南民族学院也召开了“族群理论与族际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也计划在2003年召开有关民族与族群的讨论会。
“族群(ethnic group)”概念的流行与改革开放以来的学科分野和国际学术交流有密切的关联。不难看出，族群一词的流行主要在人类学界。人类学作为一个在新时期得到恢复并具有强烈的舶来色彩的学科，亟需与已经形成定势的所谓“民族研究”划清界限，籍以凸现自己的学科特色。如前文所述，1949年以后形成的占据主导地位的普世性民族理论模式具有强烈的国家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民族概念也受到政治权力的限定。新时期的人类学正是高扬“文化”或“社区”研究的旗帜而从旧民族研究阵地里脱离出来的，当然宁愿把“ethnic group”译为“族群”。实际上，多数使用族群概念的学者都强调“族群’的文化性和“民族”的政治性，强调使用“族群”一词的较自由和宽泛的学术取向。因此族群一词的流行也反映着学术界对传统民族概念的反思和解构。
而反对派恰恰都是传统民族研究阵地的坚守者。他们仍循着固有的思路，首先探讨“族群”概念的来龙去脉、内涵外延。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郝时远研究员连续发表了五篇关于族群研究的系列论文（注：这5篇文章是：《Ethnos（民族）和Ethnic group（族群）的早期含义与应用》，《民族研究》2002年第4期；《美国等西方国家社会裂变中的“认同群体”与ethnic group》，《世界民族》2002年第4期；《对西方学界有关族群(ethnic group)释义的辨析》，《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美国等西方国家应用Ethnic group的实证分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中文语境中的“族群”及其应用泛化的检讨》，《思想战线》2002年第5期。）。还有的批评者指出了族群概念的西方来源及其可能对中国民族概念造成的冲击和消极影响（注：蒋立松：《略论“族群”概念的西方文化背景》，《黑龙江民族丛刊》2002年第1期。乌小花：《论“民族”与“族群”的界定》，《广西民族研究》2003年第1期。）。笔者认为，对“族群”概念进行“定义”还将重蹈“民族”定义纠缠不清的覆辙，——虽然可能推进学术界对族群概念的理解，但不会达到完全统一的认识。在传统的民族研究中，“民族”是这一学科的核心概念(key concept)；而在人类学研究中，“族群”只是一个工具性概念(instrumental concept)而已，因此“族群”概念似乎不存在要像“民族”那样被精确定义的必要。
（五）小结
1990年代以来的民族概念研究已经走向多元化。传统的民族概念和定义之争虽然仍有持续，但似乎已丧失了昔日的光彩；相反，反思和解构的声音引人注目。这一民族概念讨论的多元化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普世性民族理论模式仍然占据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
2.特殊性理论模式表现为：中华民族研究热潮的兴起；对民族概念相对性和多元性的强调，包括族群概念的使用、流行和争论。
3.对民族概念的解构性反思。
四、结语：中国特色的民族概念
综上所述，本文回顾了民族概念在中国的出现及其学术探讨的三个时期（如下表）。前1949时期，民族概念的学术讨论与国家和政治密切相关，受西方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理论的影响深远。1949-1989时期，民族概念的学术讨论被纳入马克思主义和苏联模式的分析框架，形成了关于民族产生、发展和消亡的系统理论。1989以后的时期，关于民族概念的讨论向解构和多元化反思发展，一种定义或理论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已经被打破。
表三 中国“民族”概念探讨的三个时期
本文认为，在持续一个世纪的发展以后，综合国家政治与学术讨论的影响，中国的民族概念已经形成了独特的内涵和使用方式。但是我们很难为这个中国特色的“民族”概念再下一个“定义”，而且，民族定义的必要性似乎也在学术反思之中被质疑和抛弃了。对这一中国特色的“民族”概念，笔者只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宽泛的界定和描述：
舶来与本土 民族一词或许有着其本土起源，但民族概念如同它所具有的现代性一样是舶来品。又经历了本土化的过程，其中包括中国传统的华夷之辨、血统宗族观念，西方的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理论，马克思主义和苏联模式的民族理论，这三者的糅合。
严谨与宽泛 严谨的意义上仅指民族理论学科内的民族定义：人们共同体的一种类型，与阶级社会相始终，具有四个基本特征。宽泛的意义上则使用比较随便。具有层次性、随意性和多义性。
广义与狭义 广义上的民族是指古今中外的一切民族，狭义上仅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承认的56个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
理论与现实 理论与现实有较大差距，如民族成分的认定主要依据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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