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的历史透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危机论文,透视论文,理论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国际金融危机以及延续至今的欧债危机和美债危机以后，人们重新看到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存在及其对各国经济发展的严重影响，不同经济危机相关理论也日益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与此同时，经济学界出现了一种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这种思潮全盘肯定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及其历史作用，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及其历史作用，认为社会主义运动与经济危机的缓解和克服无关。它实际上是想把新中国成立以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恢复的经济危机发展史真相再颠倒过去，具有很大的欺骗性、迷惑性和渗透性。本文在对不同经济危机相关理论进行历史透视的过程中，将尽力还原各种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及其历史作用的本来面目，为揭露这种思潮的错误做出贡献。 一、早期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 早期古典政治经济学对于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研究的一项重大贡献，就是把对经济问题研究的重点从流通领域转向了生产领域，从而为全面科学阐明经济危机问题奠定了重要基础。产生于早期古典政治经济学之前的重商主义者把色诺芬的《家庭管理》经济学所研究的家庭管理的狭窄范围，扩及于全国经济乃至全世界经济的广阔范围，他们谈论的已经不是家庭管理的问题，而是涉及如何为国王增进财富的问题。重商主义者也克服了中世纪经院哲学以圣书作为说明经济生活的依据的缺陷，考察了经济现象的外部联系，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做了初次的理论考察。他们把金银货币看作是唯一的财富，把财富看作是来自流通领域，他们的任务是探讨如何从流通领域取得金银货币。因此，重商主义者不可能提出系统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不可能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内部联系做科学的考察。 早期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克服了重商主义者研究经济现象外部联系的缺陷，从流通领域转向研究生产领域，在一定程度上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联系，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科学的考察。因为他们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现象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社会经济现象的内在联系。他们把商品价值看作是由劳动时间决定的，实际上是把商品价值看作是生产关系的表现。又如，他们从劳动价值论出发，把工资、利润和地租看作是商品价值的不同的分割部分，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研究了工人阶级、资本家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生产关系。然而，他们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由于没有科学的思想理论基础，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永恒的自然形式，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研究，又作为对物质资料生产或生产力的研究，所以他们不能够科学说明经济危机的制度原因。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把资本主义生产看作一般的生产，就把政治经济学看作是研究一般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的科学。斯密的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把政治经济学看作是研究什么是财富以及如何增进国民财富的科学，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目标，“第一，给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计，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人民能给自己提供这样的收入或生计；第二，给国家或社会提供充分的收入，使公务得以进行。总之，其目的在于富国裕民”(斯密，[1776]1974，p.1)。 李嘉图坚持劳动价值论，在一定程度上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联系，是重视研究生产的经济学家。他本能地把分配当作一定社会中生产要素得以确定的最确切的表现，所以作为重视生产的经济学家也提出了分配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问题。他说：“确立支配这种分配的法则，乃是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问题。这门科学虽然已经由于杜尔阁、斯图亚特、斯密、萨伊、西斯蒙第等人的著作而得到了很大的改进，但这些著作对于地租、利润和工资的自然过程没有提供令人满意的资料”(李嘉图，[1817]1962，p.3)。李嘉图把分配当作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问题是不正确的。虽然他并没有把分配与生产分割开，而是通过对分配问题的研究来了解生产，但是把分配当作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问题，为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确定为分配，把分配置于生产之上提供了理论依据。 西斯蒙第有关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观点比斯密和李嘉图后退了。他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看作是研究由政府干预的人们的物质福利问题，曾指出，“从政府的事业来看，人们的物质福利问题是政治经济学的对象”(西斯蒙第，[1819]1964，p.22)。西斯蒙第是重视消费的经济学家，把消费置于生产之上，把消费进而分配当作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他主张通过政府干预以及鼓吹伦理道德使人们得到物质福利，因而把经济政策等上层建筑作为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组成部分。早期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由于把政治经济学看作是研究一般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的科学，因此，他们除了实际上在很大程度是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又在一定程度上把生产力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组成部分。西斯蒙第则在一定程度上把经济政策、伦理道德等上层建筑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组成部分。 斯密生活在工场工业时期，他“还不知道生产过剩以及从生产过剩产生危机的现象”(马克思，[1905-1910]1975，p.599)。在斯密的著作中，曾经论述过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认为这种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是同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一起自然发生作用的。由于斯密还不知道从生产过剩产生危机的现象，当然也不可能知道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同生产过剩的危机的区别和联系。在这里，令人感兴趣的不是斯密关于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的论述，而是散见于他的《国富论》(1776)中的关于暂时的生产过剩的论述。 斯密并不认为资本主义社会能经常保持供给和需求的平衡，认为暂时的生产过剩是可能发生的，但这种暂时的生产过剩可以通过过剩产品的出口而得到解决。他指出，“在特定工业部门的产品超过本国需要的场合，其剩余部分，就必然被送往国外以交换国内需要的物品。没有这种输出，国内生产性劳动一定有一部分会停顿，因而会减少国内年产物的价值。……没有这种输出，这个剩余部分，将不能获得充足的价格，来补偿生产它时所费的劳动与费用”(斯密，[1776]1974，p.342)。可见，斯密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注意到，资本主义生产是不考虑消费的界限的，当国内的直接需求不能同增大的供给相平衡的时候，它便采取同直接需求无关而取决于世界市场的不断扩大的那样一种规模。斯密也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不是绝对过剩，而是不能“获得充足的价格”的过剩。但是，斯密在考虑资本主义过剩商品的实现问题时，不是先抽象掉对外贸易，而是一开始就把对外贸易的存在作为解决生产过剩的一个必要条件，因而不可能认识资本主义社会产品的实现条件以及实现过程中的矛盾和困难。尽管如此，斯密还是有贡献的。因为，他承认，英国生产的谷物、呢绒和金属制品常常超过国内市场的需要，随着生产的扩大，必须同时有市场的扩大，国内市场是有限的，因而必须有国外市场。斯密承认市场必须同生产一起扩大，实际上就是承认有生产过剩的可能性。马克思在论及斯密关于生产过剩的论点时说：“他认为，单单从国内市场发展为国外市场、殖民地市场和世界市场本身，就是国内市场上存在所谓相对的(潜在的)生产过剩的证明”(马克思，[1905-1910]1975，p.600)。 在不少重大理论问题上都同早期庸俗政治经济学家萨伊展开论战的李嘉图，在经济危机理论方面却接受了萨伊的观点，并对萨伊否认生产和资本过剩的观点大加赞赏。他指出，“萨伊先生曾经非常令人满意地说明：由于需求只受生产限制，所以不论一个国家有多少资本都不会不能得到使用”(李嘉图，[1817]1962，p.247)。萨伊否认生产过剩可能性的观点是建立在“产品只是用产品购买的”这一假设的基础上的，李嘉图完全接受了萨伊的假设，认为任何人从事生产都是为了消费或出卖，任何人出卖都是为了购买对他直接有用或者有助于未来生产的某种别的商品，“所以，一个人从事生产时，他不成为自己产品的消费者，就必然成为他人产品的买者和消费者。我们不能认为他总会不了解为了达到自己所追求的目的——占有他种商品——生产什么商品对他最为有利。因此，他不可能继续不断地生产没有需求的商品”(李嘉图，[1817]1962，p.247)。这样，李嘉图就否定了生产过剩的可能性。 萨伊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就是前面提到的“供给可以自动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一方面萨伊利用这个理论竭力抹杀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的矛盾；另一方面他根据这个理论提出了自己关于经济政策方面的主张。萨伊在生产物是靠什么来购买的问题上断言，生产物是由生产物购买的，因而“是生产给产品创造需求”(萨伊，[1803]1963，p.142)。当然，萨伊承认直接购买生产物的是货币。但是，他根据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关于货币只是流通工具的说法，把商品与商品的交换归结为生产物与生产物的交换，从而认为直接购买生产物的虽然是货币，可是当人们换到货币以后，又会立刻把它换成他们自己需要的生产物。他写道：“在以产品换钱、钱换产品的两道交换过程中，货币只一瞬间起作用。当交易最后结束时，我们将发觉交易总是以一种货物交换另一种货物”(萨伊，[1803]1963，p.144)。根据这种理论，萨伊否认资本主义制度下普遍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在经济政策上则反对政府干预。他的这个理论，后来被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新古典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所接受。 西斯蒙第在经济危机相关理论上的最主要贡献在于，批判了李嘉图学派和萨伊否定资本主义制度下会爆发经济危机的理论，指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危机的必然性。他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是在1819年写成的，当时英国继1815年之后又爆发了经济危机。当时经济危机还是由于政治变动所引起的，而不是如1825年以及以后所发生的真正的周期性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然而，早期发生的这些经济危机仍然把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明显地暴露出来。经济危机所带来的灾难引起了西斯蒙第的密切注意，并给他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以很大刺激。 西斯蒙第与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差不多同时对资本主义制度提出了有力的控诉，并驳斥了萨伊等关于经济危机不过是偶然和暂时发生的现象的说法，指出“人们所受的各种灾难是我们社会制度不良的必然结果”(西斯蒙第，[1819]1964，p.530)。早期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都认为，消除自由竞争的阻力，使人们在享有充分自由的环境中相互竞争，能促进社会的繁荣和人类的幸福。西斯蒙第也承认竞争能鼓励企业家们致力于生产的增加，有益于社会，但他着重论述的现实却是竞争使生产增多而需求不增。在竞争中，企业家以雄厚资本生产低价商品，打击竞争对手，不顾劳动者工资的低下和工作环境的恶劣。这种企业家以独占手段寻求个人财富的做法对公众并无益处，只是在竞争中使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产生出一种无产者。在近代几乎全社会都是依赖剥夺无产者的劳动报酬而生活。造就这样一个不幸和悲苦不堪的阶级以求国家贸易的扩展，这种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西斯蒙第不同意萨伊所倡导的“供给能自动创造需求”的理论。在他看来，生产增加要成为有益的现象必须先要有一种新的需求，生产增加的本身不能直接创造新的需求。如果社会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阶级减少对其他产品的需求，生产过剩和普遍的供过于求是可能的。据此，西斯蒙第提出了下述社会改良的政策建议：(1)国家应规划生产，延缓过快的新发明；(2)在可能的范围内尽量使劳动与所有权(财产)重新结合；(3)以劳动立法手段解救劳工阶级的痛苦；(4)建立职业保障法规。 西斯蒙第是在自由放任政策盛行时期对早期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提出抗辩的第一人。他怀着对工人阶级的高度同情心和维护社会上贫弱者的利益，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实际上为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和其他社会改良主张提供了思想路径。西斯蒙第用对事实的观察来求证经济理论，并将政治经济学定义为“历史哲学”，这种研究方法使他具有在经济思想上成为“历史学派”先驱的地位。但是西斯蒙第的这些开拓性的贡献大多既未为当时的同行所赏识，也未为后来的同行所承认。正如索厄尔(T.Sowll)所说：“他的松散的有时甚至不一致的著述以及易动感情的论断，使得他很容易被否定，并使他的真知灼见很容易同错误一起被抛弃”(索厄尔，[1987]1992，p.376)。 在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会因生产过剩导致危机的问题上，与西斯蒙第持相似观点的早期政治经济学家还有马尔萨斯，但马尔萨斯给出的解决经济危机办法和西斯蒙第有很大不同。在马尔萨斯看来，资本主义生产为了顺利进行，必须维持足够的“有效需求”，也就是必须使消费者有足够的购买力，以实现资本家的利润，并购买生产出来的全部商品。他断言，过快的资本积累势必会因商品生产增长的速度超过为购买它们所必需的购买力的增加，结果引起“有效需求”的相对缺乏而形成商品的“普遍过剩”。马尔萨斯在批评李嘉图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会为自身创造需求的说法时写道：“他假定如果社会上比较富有的一部分人为了积累而放弃惯用的便利品和奢侈品的享受，那么，唯一的结果就是国内的资本几乎全部会流向必需品的生产，因而引起耕种和人口的大量增加。但是，这恰恰是李嘉图先生既明确承认的那种可能发生普遍的供给过剩的情况。因为必需品的生产将无疑地会超过现有需求所能容纳的程度”(马尔萨斯，[1802]1962，p.267)。 马尔萨斯认为，萨伊、李嘉图的严重错误在于认为积累能够保证需求。他根据自己的“人口原理”论证说，当积累的资本全部流向必需品的生产时，会引起人口的大量增加，引起工人贫困的加剧，从而使必需品的生产超过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所以，在生产和消费的一般关系问题上，马尔萨斯比之萨伊和李嘉图有着较为全面的理解。在克服危机的对策方面，马尔萨斯强调，促进财富增长的关键是要创造出一种足以保证持续不断的供给的需求，或者说，要能对全部产品提供充分的“有效需求”，即要能以补偿资本家支付的生产资料的代价和工资加上平均利润的价格，购买生产出来的全部商品的需求。如果社会的有效需求不足，有利于生产的因素会因缺乏刺激而得不到发挥，市场上的商品会因缺乏需求而出现生产过剩，财富的生产就会停滞甚至倒退。 马尔萨斯以他的价值由购买到的劳动决定为理论基础，断言要增加社会的总需求，或者说要对全部商品提供有效需求，仅仅依靠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收入是不可能的。在他看来，劳动者本身创造出来的需求，只与劳动者生产出来的东西一样多，它不能实现利润。任何商品上利润的存在，需要先有一种和生产这种商品的劳动无关的需求。既然参与商品生产的阶级，不管是资本家还是工人，都不能提供足够的需求，那么，社会产品总价值要得以实现，就必须在社会上存在着一个不从事物质生产、从而不出售商品而又对商品具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这些消费者只买不卖，或者说，只求不供，因而能弥补有效需求不足。他认为，这种纯粹的消费者就是地主及其养活的大批从事私人服务的人手，以及其他“非生产劳动者”，即由赋税维持的政治家、军人、牧师等，依靠公债利息为生的人。马尔萨斯实质上是要求资产阶级把他们从劳动群众那里榨取来的剩余价值，通过地租、赋税、国债等方式转归以土地贵族为主体的寄生阶级，供他们挥霍浪费。 马尔萨斯对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增长的研究重点放在需求方面，强调克服有效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危机，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所具有的决定作用，无疑是接触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矛盾。尽管他没有给出正确解决方法，但就理论上来说，他的研究涉及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即扩大有效需求，以促使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基本平衡问题。正因如此，他的思想，在被湮没了一百多年之后，被凯恩斯挖掘出来，成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一个重要来源。 总的来说，在早期政治经济学家中，斯密和李嘉图等人对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发展的作用主要在于，他们建立了结合生产来研究流通等其他问题的理论框架，为深入研究经济危机问题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但对经济危机本身研究较少或基本没有做出研究。萨伊、西斯蒙第和马尔萨斯等在可以用于全面分析经济危机问题的经济学理论框架方面，贡献不如斯密和李嘉图等人，但较多地研究了经济危机的相关问题，他们的这些研究在当时和以后，都对经济危机的政策和理论研究有很大的影响。 二、“社会主义倾向派”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 本文把除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各种自称是反对资本主义、赞成社会主义的思想流派称为“社会主义倾向派”，其中，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虽然提出的措施往往不切实际，提出的绝对平均主义等主张也未必符合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长远利益，仅就其政治经济倾向来说，还是比较偏向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但后来的一些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其政治经济倾向大都属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改良主义，它们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在很多时候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甚至比纯粹的资产阶级经济危机相关理论更具欺骗性和危害性。 社会主义学说经历了一个从空想到科学的长期发展过程，社会主义倾向派中的空想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对于克服经济危机曾经起过非常积极的历史作用。它作为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一个重要时期的代表，是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和阶级状况的产物，反映了早期无产阶级迫切要求改造现存社会、建立美好社会的理想，表达了他们的经济利益和政治要求，是早期无产阶级反抗资本主义剥削压迫的理论表现。空想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就是逐步减少空想色彩和增加现实主义精神，为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做思想准备的量变过程，因此在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起到了独特的历史作用，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提供了认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源的重要思路。对资本主义的无情揭露和批判，是空想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的重要内容和最有价值的部分。伴随着资本主义的逐步发展，空想社会主义者对它的认识也逐步加深，因此，对它的批判也一步步地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如果说，空想社会主义创始人只是着重批判资本原始积累带来的罪恶，18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则把批判的锋芒初步指向刚刚建立的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共和国，那么，19世纪初叶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则不仅抨击了资本主义的全部基础，而且还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其全部上层建筑。 空想社会主义者都严厉地谴责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揭露了剥削制度所造成的贫富对立和无产者受奴役的悲惨状况。早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空想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就抨击了还在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的种种矛盾和贫富对立的现象，揭露了“羊吃人”的悲惨景象。18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则在资产阶级革命酝酿和凯歌胜利时期，已经看到资本主义制度仍然是让少数人把锁链套在多数人的脖子上，无产者和劳动群众所受的剥削和压迫比之过去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圣西门不仅尖锐地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被剥削的数额比资产阶级革命以前多得多，而且揭示出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没有能改变政权的本性，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依然没有摆脱受奴役的地位。 空想社会主义者还特别揭露了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竞争、垄断和经济危机等病症及其带来的严重后果。巴贝夫(G.Babeuf)在资本主义制度刚刚出现的时候就初步看到了竞争和无政府状态同经济危机之间的关系，尖锐地指出，竞争导致不择手段地、无目的和无计划地制造商品，还要冒找不到顾客的危险。巴贝夫的这一思想后来为傅立叶所发挥。傅立叶从资本主义生产的分散性中得出了竞争、无政府状态和经济危机不可避免的结论。他在1825年第一次经济危机爆发时就天才地指出，这是生产过剩引起的危机，并形象地称之为“多血症危机”。圣西门把批判的矛头首先指向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把它称作一切灾难中最严重的灾难。 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也做了淋漓尽致的揭露。早在17世纪后半叶，温斯坦莱就把批判的锋芒指向英国刚刚建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指出它是建立在国王的法律和原则之上的不公正的政权，是新的奴役制度。18世纪的巴贝夫已初步认识到资产阶级共和国是资产阶级统治劳动人民的工具，并指出剥削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巩固其反动统治，就需要用刺刀来镇压被剥削阶级的反抗。被誉为“自古以来最伟大的讽刺家之一”的傅立叶认为，资产阶级国家是特殊阶层和富人的仆从，其任务是保护富人平安地享受。他指出，自由仅仅是少数人所享有，对于贫穷阶级来说，自由是完全被剥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能是一种讽刺，而资产阶级宪法也不过是一纸空文。 空想社会主义者还试图找出造成资本主义罪恶的根本原因。18世纪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就揭露了私有制是万恶之源。不过他们是将封建的土地占有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混同起来进行批判的。18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已经开始认识到，资本主义私有制是现存社会中一切严重后果的一个根源。而欧文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批判的矛头明确地指向资产阶级对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使人变成魔鬼，使全世界变成地狱；魏特林([1842]1960)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无产者和劳动人民苦难的深渊。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同奴隶制度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只是剥削的形式不同罢了。 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尖锐批判，无情地抹掉了资产阶级卫道士们涂在这个制度上的绚丽油彩，暴露了资本主义的本来面目，得出了彻底否定资本主义制度的结论，从而为认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提供了重要思路。但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的限制和空想社会主义者本人的世界观的局限，他们还不能从本质上揭示出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及其发展规律。 2.对未来社会提出了许多积极的主张，为用制度变革根治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提供了有价值的思想素材。空想社会主义者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改革的方案。虽然这些方案只是对新世界的预测和幻想的描绘，因而从根本上说来是空想性质的。但是，“使我们感到高兴的，倒是处处突破幻想的外壳而显露出来的天才的思想萌芽和天才思想”(恩格斯，[1880]1972，p.409)。他们在各自社会改革方案中，尽管有着不同的主张，甚至在某些问题上还有激烈的争论，但他们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思想。 这些思想主张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消灭剥削和压迫，建立一个以公有制为基础，人人都参加劳动，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平等、幸福、和谐的理想社会；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妥善安排、组织社会生活，实现生活社会化；用新型分工代替旧式分工，消灭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和差别；重视教育，特别是对儿童的培养、教育，提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重视人才的培养和选拔，发挥每个社会成员的聪明才智；提倡政治民主，国家官吏或社会组织的各级领导和管理人员由人民选举产生，并且可以随时撤换，国家公职人员或社会组织的领导人是人民的公仆，不能享有任何特权；国家的法律不再是少数压迫者的专横工具，而成为治理国家和保护公民的手段。 此外，部分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社会改革方案还提出了一些具有独立见解的卓越思想。例如，傅立叶明确提出，劳动已不再是谋生的手段，而成为乐生的要素；妇女解放是社会解放的天然尺度。圣西门不仅提出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萌芽思想，而且猜测到国家将成为生产组织，将由对人的政治统治变成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指导，具有“国家消亡”的思想因素。布朗基(L-A.Blanqui)、德萨米(T.Dézamy)继承了巴贝夫关于暴力革命、革命专政和“过渡时期”的原始思想。布朗基提出了以人民武装代替资产阶级常备军，以革命政权代替资产阶级政治机构的萌芽思想。德萨米提出了“过渡时期”的若干合理的革命措施，主张通过组织革命政府，运用革命专政的手段，逐步实现剥夺剥夺者、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历史任务。而欧文、卡贝(E.Cabet)的空想社会主义则提出了关于工业革命为共产主义社会提供客观条件的重要思想。他们当中有些人还提出了科学技术是促进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动力，必须在现代化的大生产中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的重要论点。 虽然空想社会主义对经济危机的研究和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它也存在着根本的缺陷。空想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空想的、尚不成熟的理论，从根本上说，这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应的”(恩格斯，[1880]1972，p.409)。空想社会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发达，无产阶级还没有形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的历史时代。由于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问题的物质条件和社会力量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只能从头脑中产生出来。正是这种历史条件的限制，决定了它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错误和弱点，其最根本的缺陷在于，它是建立在历史唯心主义基础上的。这是所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共同致命弱点，也是导致他们的学说的空想性质的重要原因。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48)中指出，“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义，是同历史的发展成反比的”(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1972，p.283)。这句话是针对19世纪初叶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及其门徒的学说的，但也适用于所有的空想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在理论形式上是错误的，因为它是唯心主义的、空想的；但在历史上却曾经是进步的，因为它是无产阶级的象征、表现和先声，在历史上曾经对经济危机的研究和克服起着促进作用。然而，随着历史车轮的前进，到了19世纪40年代，由于无产阶级已经形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迫切需要有科学的革命理论来指导自己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斗争时，空想社会主义就逐渐变成了社会主义运动的障碍。 在继承和发展空想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出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和社会民主主义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入了作为“社会主义倾向派”的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的尖锐对立时期。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成为国际工人运动中两大对立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派别。正如前面提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民主主义有了重大变化。1951年，社会党国际成立，通过了《法兰克福宣言》(即《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正式把民主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纲领。民主社会主义成为社会党国际各成员的旗帜。在民主社会主义影响下的各国社会民主党已经成为国际舞台上颇具影响的重要政治力量。他们在部分国家执政或参政。尽管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十分庞杂，它们还是具有许多共同的基本理论和政策主张，都全盘接受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采取回避和否定态度，其政治经济倾向基本属于资产阶级实用主义和折中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主张，为了克服经济危机，需要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建立混合经济；在生产中建立和发展工人参与决策和管理的经济民主；在分配问题上建立和发展社会福利制度。它在这三个方面的理论和政策在一些国家产生了一定影响，被一些国家付诸实践。 例如，民主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有关实行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以及其他经济成分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混合经济”体制的主张，就曾在英国和法国得到实施。1974年英国工党政府搞了国有化运动，主要是集中在汽车、造船、飞机、宇航、石油、制药等部门。当时，国有企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1%；其职工人数占劳动力的8%；固定资本占国内总额的20%。1981年法国社会党开展了第三次国有化浪潮，对五家工业集团、两家金融公司、39家银行实行了国有化，国家直接、间接控制了4000家企业，国营投资占全国工业总投资的1/3，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7%，职工占全国工业部门职工的23%；近3/4的贷款掌握在国家手中(邢贲思，2003，p.88)。这种国有化的实质是资产阶级的国有化，是资产阶级国家对经济进行调控、缓和经济危机和社会矛盾的一种手段。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私有化浪潮的推动下，社会民主党大多都放弃了国有化的主张，认为国有化和私有化都是一种手段而已。 民主社会主义者认为，工人参与决策和管理的经济民主，也是克服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1962年6月，社会党国际理事会称，应在民主制内建立起一种机构，使工人能够在其中有效地影响工业的决策以及总的经济形势。1969年社会党国际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称，要用经济民主和工业民主的新形式来补充政治民主，进而实现社会民主。1989年，社会党国际第十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斯德哥尔摩《原则声明》又进一步明确，经济民主“不仅仅是由国家在形式和法律上加以控制，而是要由工人自己以及工人团体有效地参与经济决策。”“必须用一种不同社会秩序来取代少数私有者集中控制经济权力的状况。在这种秩序中，每个人都有权作为公民、消费者或工薪劳动者来影响生产的方向和分配、生产资料的形态以及劳动生活的条件。实现这个目标的办法是，吸引公民参加经济决策，保证工薪劳动者在作坊里的影响”(转引自邢贲思，2003，pp.88—89)。在英国，出现了劳工与资本家双方共同协商的模式，并于20世纪70年代通过立法的方式使工人参与监督制度化了。在德国，出现了由监督委员会、管理委员会、工厂委员会组成的共同决策模式。这种经济民主、工业民主对于改善工人处境，维护工人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好处的；推行这样的民主对于缓解经济危机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这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性质和工人的根本地位，它并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治本之道。 关于社会福利，有些社会民主党人认为，“社会民主党人的社会主义就是福利政策”，“社会主义概念有着更加具体的福利概念的趋向”。社会党的纲领和宣言都非常强调这一点。1951年社会党国际的《法兰克福宣言》指出，社会主义政策的当前经济目标就是充分就业，增加生产，提高生活水平，实现社会保障和推行收入与财产的合理分配；德国社会民主党1975-1985年经济政治大纲指出，要在收入和财产的分配方面实现公平；英国工党1982年纲领表示要“消灭贫困并实现收入和财富的公平分配”；瑞典社会民主党1978年的纲领指出，“缩小目前收入和财富上出现的差别是工人运动的一个重要目标”(邢贲思，2003，p.89)。 社会民主党的社会福利纲领付诸了实践。英国工党1945年执政后的两年间，实行了以社会福利制度为主的社会改革，1948年宣布建成福利国家。他们把以往带有救济贫民性质的社会福利措施，发展为涉及生、老、病、死、伤、残、孤寡、失业、教育等方面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社会福利制度在西方发达国家获得了广泛的发展。德国、法国、荷兰、丹麦、卢森堡、比利时等国纷纷宣布建成福利国家。这些国家的社会福利开支达到了政府总开支的近1/2。 民主社会主义等“社会主义倾向派”打的旗帜是社会主义，但从其理论和政策来看，说到底，属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改良主义理论和政策，这一特性决定了其历史作用是多方面的：一是它所采取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工人阶级的地位和生活水平，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工人阶级及中下层群众的利益。二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的30多年时间内，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及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对于缓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特别是它的社会福利政策，与资产阶级的新自由主义相对抗，成为在战后相当长时间内影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策走向的重要力量。三是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对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苏联在改革过程中，从指导思想上接受了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鼓吹新思维，最终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这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重要思想原因。在这方面，民主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成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渗透和演变的重要工具。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由于社会福利政策难以为继以及其他问题，特别是苏联东欧剧变后许多人认为社会主义已经失败，从而使社会主义的威信大大降低，社会民主党的地位和影响曾经受到很大冲击。但近年来，社会民主党开始恢复其地位和影响，在许多国家开始重新上台执政。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和随后欧债危机和美债危机的蔓延，随着当今世界各种矛盾的演化和经济政治格局的调整，针对资本主义在发展中遇到的新问题和新情况，西方主要国家的社会民主党都在寻求新的理论和政策。在欧洲主要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中兴起的走“第三条道路”的思潮，预示着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和政策正在发生着重大变化。 三、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 在西方经济学界，一般把19世纪70年代以后，抛弃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接受边际效用学派的效用价值论的经济理论称为“现代经济学”，本文也沿用西方经济学界的这种说法，把这些经济学称为现代西方经济学。这种经济学为了回避生产领域的阶级矛盾，把研究的重点重新从生产领域转向了流通领域，常常只就流通领域的问题研究经济危机的原因和对策，因此不能不带有很大的局限性。 19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经济学之所以不得不将研究侧重点转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的兴起和日益广泛的传播。这时候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尖锐化，工人运动蓬勃发展，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使政治经济学发生了根本的变革。一切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旧的辩护理论都在《资本论》的科学分析面前完全失效。资产阶级起初想用“缄默抵制”的办法来扼杀《资本论》。在“缄默抵制”失败之后，资产阶级要求其思想家制造新理论，以反对马克思主义，边际效用学派就是为实现这个企图而产生的。正因为如此，加上经济形势巨大变动等原因，使得19世纪70年代初期在几个资本主义国家里，几乎同时出现了诸如奥地利的门格尔(C.Menger)、英国的杰文斯(W.S.Jevons)和法国的瓦尔拉斯(L.Walras)等人阐述边际效用价值论的著作，这不会是偶然的。 边际效用价值论的问世，对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影响极大。这一学说无论就观点、内容和分析方法来说，都成为现代西方经济学各种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的前驱和重要基础，其历史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边际效用论者把消费和需求提高到经济的首要地位，与此同时，竭力缩小生产和劳动的重大作用。他们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重点是个人的欲望和需求，而这种欲望和需求在市场上和在整个经济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他们看来，消费是主要的环节，而生产过程仅仅起着从属的作用；因而在他们做的分析中，几乎完全忽视了生产。这种观点当然是极其片面和错误的。边际效用论者之所以无限抬高消费和需求的地位，极力贬低生产和劳动的作用，其主要目的就在于对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否定劳动价值论。他们在价值论上的这种完全忽视劳动，片面强调消费、需求、欲望和主观心理作用的观点，完全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各种经济危机理论所接受，它们都借边际效用价值论来回避对引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生产关系和生产过程的分析。 2.边际效用论者特别强调个人或个体，从而引申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立足点不是对社会生产的分析，而是对个体生产的分析。边际效用论的代表人物庞巴维克就说过，摆在经济学家面前的有两项任务：第一项任务是研究所谓“小宇宙”，或个体经济，这最好是以鲁滨逊的经济为例来进行。第二项任务是研究“大宇宙”，或社会经济。只有在分析个体经济的基础上，才能从事社会经济的研究(参阅布留明，[1959]1964，p.118)。边际效用论者还非常强调主观心理作用，比如奥地利学派的维塞尔(F.von Wieser)认为，政治经济学是“实用心理学”，庞巴维克也认为社会规律是个体行动的结果，而个体的行动则决定于相应的动机。在边际效用论者看来，价值是主观的评价，表露于商品之外的人们的判断。上面已经指出，这种论点是片面的。但他们强调个体作用和对个体经济进行分析的特殊重要性，以及重点分析需求的重要性，这对于研究经济危机问题提供了一种特殊视角，对于细致地从需求方面研究各种经济危机的治标方法具有一定的作用和借鉴意义。 3.边际效用论者强调并运用边际分析，在方法论上对包括宏观、微观都在内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影响很大。边际分析作为一种数量分析已经从效用扩充到更广阔的经济领域，比如边际收益、边际成本、边际生产力、边际消费倾向、资本的边际效率等。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各种经济危机相关理论，运用这些边际分析的方法，一方面可以掩盖自己的政治经济倾向，有一层只讲数量的科学外衣；另一方面又可以在一定条件下有助于对经济危机问题进行研究。就后一个方面来说，具有一定的可借鉴意义。 在边际效用学派理论基础上形成的以英国马歇尔的理论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历来都是以两个基本假定为立论前提：一是“完全或纯粹竞争”；二是“充分就业”。在第一个假定条件下，除他们作为特例提到的完全垄断或独家经营外，一切垄断因素和垄断组织都看不见了。在第二个假定条件下，经济危机和失业现象也就根本不存在或者根本不成为问题。即便偶尔发生了问题，那也是临时现象，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就可恢复到均衡和正常状态。 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过渡到垄断阶段，垄断因素不断加强，垄断组织日益扩大，经济危机频繁出现，失业现象无法消除，特别是1929-1932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更使西方经济学界感到震惊和茫然失措，因而不得不在传统学说之外另谋拯救和诊治资本主义瘤疾的方策，并且从理论上寻找依据。于是，对新古典经济危机相关理论重新加以检查乃至进行较大的修改和补充，特别是对于它的两个基本假定前提，在资本主义许可的范围内施加必要的变革，就成为完全必要和刻不容缓了。其中，改变与研究经济危机关系比较紧密的“充分就业”假定的任务，是20世纪30年代由英国的凯恩斯来完成的。 1936年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出版是现代西方经济学凯恩斯主义产生的标志。凯恩斯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与20世纪30年代前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的一个显著的不同点在于，它所研究的是国民收入的变动及其与就业、经济周期波动、通货膨胀等的关系，因此它又被称为收入分析；不仅如此，它通过收入分析所得出的论断是资本主义经济不可能自动调节以实现充分就业均衡，并且在通常情况下出现的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而20世纪最初30年的现代西方经济学，则或者只限于对货币数量和利息率水平的分析，而不涉及国民收入水平的决定问题，或者维持着资本主义经济和谐的传统观点，把经济周期中阶段的更替看成是经济中自发力量调整的结果。对于20世纪30年代空前严重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往的那些现代西方经济学经济危机相关理论既然被认为不可能提供一套有助于使资产阶级政府摆脱困境的对策，于是以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为代表的现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便应运而生。 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研究总供给价格和总需求价格之间的均衡关系。尽管马歇尔在市场均衡问题上考察的是单个商品需求价格和供给价格之间的关系，从而进行的是个量分析，但他关于均衡价格的概念仍被凯恩斯继承了下来，凯恩斯依据这种对均衡关系的解释，表述了由总供给价格和总需求价格达到均衡状态时的总需求量来决定总就业量的论点。但在理论上，凯恩斯对于新古典经济学传统却有一个重大的“突破”，即认为由于边际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流动偏好这些基本心理因素的作用，在通常情况下总需求价格是小于总供给价格的，而市场机制却没有力量使总需求价格大到足以与总供给价格相等的地步，这样就出现了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亦即出现了萧条和大规模失业现象。凯恩斯从自己的有效需求不足和市场机制无法使经济达到充分就业均衡的论断推导出，必须依靠国家干预才能使资本主义经济恢复稳定的政策性结论。 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只是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在20世纪30年代空前严重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条件下，凯恩斯作为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和谋士，主要关心的是如何消除大规模失业的问题。因此他认为进行短期的、比较静态的总量分析就可以达到这一目的了。他考察的是小于充分就业时的情况。由于小于充分就业，供给是过剩的，资源是闲置的，如果通过刺激投资和消费提高总需求，增加就业，那么闲置的资源就将得到利用。在他看来，从小于充分就业到充分就业的过程中不会发生供给不足的问题，所以他在分析时假定供给不变，假定社会上有足够的资源可以满足扩大了的投资和消费的需要。 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产生后，20世纪30年代以前出现的各种现代西方经济学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并未销声匿迹。它们在长时期内仍与凯恩斯经济学平行地发展着，但与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相比，它们在20世纪40年代的影响要小得多。凯恩斯主义在20世纪40-50年代成为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的新正统派，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大约保持了20年的极盛时期，并在当时对经济危机的缓解产生了一定作用。 20世纪60年代后期起，由于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通货膨胀、失业、资源供给紧张、收入分配失调等多种并发症，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被认为不足以解释如此错综复杂的病情，更被认为无法提供足以应付如此困难的经济情况的对策，于是，在现代西方经济学界至少发生了四个方面的重要变化：各种非凯恩斯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复兴”了；凯恩斯主义加强了对供给的分析和规范经济学的色彩；凯恩斯主义和各种非凯恩斯主义的西方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在某些方面互相渗透和影响；西方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之间的“结合”问题受到了重视。 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压倒凯恩斯主义成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同时也以更大的声势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社会主义遭受挫折是新自由主义得势的政治环境。苏联和东欧国家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使社会主义优越性没能充分发挥出来，经济效率低下，中央指令性计划经济的弊端日益暴露。20世纪90年代初期，苏东剧变后，社会主义的挫折和计划经济的失败使很多国家无所适从，出现了意识形态真空，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思想引领，新自由主义恰好填补了这一“真空”而大行其道。 所谓新自由主义，是秉承了斯密的自由竞争理论，以复兴古典自由主义理想、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社会的干预为主要经济政策目标的思潮。这种新自由主义又被称为市场原教旨主义或资本原教旨主义，或“完全不干预主义”。新自由主义的代表理念体现为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华盛顿共识”，因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主义无法应付滞胀问题而兴起，在里根、撒切尔时代勃兴，因此，又被称为“里根主义”或“撒切尔主义”。新自由主义的特点是：高度崇拜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力量，认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场是高效率的甚至是万能的，经济运行中的所有问题都可以由市场自行调节和解决；主张彻底地私有化，放松政府管制，反对国有化；主张进一步开放国际国内市场，实行贸易自由化、利率市场化，将各个国家的经济纳入由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体系之中。 新自由主义极力鼓励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一体化，着力强调要推行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即全球资本主义化，其本质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在西方有一帮新自由主义吹鼓手，认为新自由主义就是灵丹妙药，能够包治百病，认为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能够解决所有问题，而忽略了“看得见的手”，大力推崇自由市场经济治理理念和运作模式。从撒切尔、里根开始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对有管制的资本主义治理模式和体制实施改良到2007年以后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性危机的爆发，已然证明新自由主义并不灵光。 这场危机使人们重新思考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重新审视现代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其新自由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的虚伪性和片面性。现代西方经济学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就政治经济倾向层面来说，实际上是代表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一种意识形态，完全适应超级金融垄断资产阶级操纵金融市场剥夺全世界的需要，是金融垄断和国际垄断集团的核心理念和价值观念。另一方面，它又是如何治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理念，按照这种理念形成的运行模式，是体制和政策层面上的问题。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作为治理市场经济的理念和操作方法，对市场运作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如何从政策和体制方面应对和克服经济危机，我们可以批判地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一些有用的认识和做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代西方经济学又有政策和体制层面上的研究，而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纯粹辩护有所区别。资本主义制度是本质、根本，同一制度可以运用不同的治理理念、不同的体制、不同的经济政策。制度决定体制和政策，体制和政策是服务于制度的。但二者又可以分开，同一体制和政策可以服务于不同的制度，同一制度又可以有不同的体制和政策。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创造过不同的体制和政策，但始终没有改变其制度和本质。现代西方经济学各种经济危机相关理论中，属于体制和政策层面的论述，有些曾在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是很需要我们研究和借鉴的。 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工人阶级破坏旧世界、创建新世界、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理论，而其中直接与经济危机相关的理论又是与工人阶级的圣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著作《资本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资本论》这部马克思几乎是用了毕生精力倾注全部心血，并在其最亲密的战友恩格斯大力协助下写成的划时代的巨著，是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精华的集中表现，是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结晶。在这部百科全书式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中，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问题得到了全面科学的论述。正是由于有《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主要著作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才为标本兼治地克服经济危机奠定了最重要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在历史上和现时代都对世界各国发展社会主义运动和遏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挥出了极其重要的推进作用。 1.批判继承了前人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 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的历史作用，首先要从继承性和变革性的统一中去叙述马克思主义同前人优秀理论遗产的批判继承关系，以及它在人类思想史上所完成的伟大变革。马克思主义作为工人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建设共产主义的科学，和所有一切科学一样，同前人的优秀文化遗产有着继承性的联系。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同法英的空想社会主义以及德国的古典哲学的历史联系时指出：“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依靠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位思想家而确立起来的。”“如果不是先有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那么德国科学社会主义，即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唯一的科学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创立”(恩格斯，[1875]1972，pp.300-301)。恩格斯这样讲过：我们德国社会主义者以继承了圣西门、傅立叶、欧文和康德、费希特、黑格尔而感到自豪。 列宁发挥了恩格斯的这些思想，进一步明确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主要来源，认为哲学史和社会科学历史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在马克思主义里绝没有与“宗派主义”相似的东西。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它绝没有抛弃人类社会的、特别是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汲取和改造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它是从全部人类知识中产生出来的典范。列宁说：“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他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最伟大代表的学说的直接继续。”“马克思的学说是人类在十九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列宁，[1913]1972，pp.441-442)。 这里所讲的马克思主义对人类文化遗产的继承，当然不是无条件地兼收并蓄、全盘肯定和接受，而是批判地继承，是扬弃。肯定中有否定，否定中有肯定。取其精华，弃其糟粕。马克思、恩格斯对以往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都从工人阶级的立场出发，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重新进行探讨，并经过革命的实践加以严格的检验。就与研究经济危机问题直接相关的政治经济学来说，马克思从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经济学著作命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在这里，批判一词的含义并非简单否定，更非全盘否定。马克思这样为自己的著作命名，当然丝毫不意味着他将否定前人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的一切学术成果。恰恰相反，马克思、恩格斯一再提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联系，一再肯定斯密和李嘉图的理论业绩。我们从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整个过程，从《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全部叙述，从《资本论》的所有附注，都可以看到马克思对待前人经济理论和人类文化遗产的一分为二的态度，都可以看到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地继承的关系。对于每一理论和范畴，如是前人、旁人最先提出的，都加以注明，从不任意抹杀，对于前人理论中一切有价值的见解，都给予积极的评价；对于前人理论中的错误，都严肃地指出来，并加以有说服力的批判。 马克思把自己的政治经济学著作的名称确定为《资本论》以后，仍然用《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副标题，这表明《资本论》同时也是对早期政治经济学的全面深入的批判。事实上也正是这样，《资本论》是在批判地继承和革命地改造早期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是完成对早期政治经济学批判、实现政治经济学革命变革的集中表现。在《资本论》中可以看到，与早期政治经济学家从人的本性出发，描述表面经济现象，把资本主义生产永恒化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方法完全相反，马克思把他创立的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马克思从客观存在的资本主义经济这个具体整体出发，通过分析得出商品、货币、价值、资本、剩余价值这些抽象的一般形式，然后又从这些抽象的一般形式上升到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借贷资本这些资本的具体形式和利润、利息、地租这些剩余价值的具体形式，从而再现了资本主义经济这个复杂的具体整体，阐明了它不断导致经济危机的内在矛盾及其发展规律，论证了它的历史暂时性。《资本论》是唯物史观和辩证方法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实和运用的具体体现，是政治经济学方法发生革命变革的生动证明。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首先是建立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和生产关系的基础上的。马克思在研究资本的生产过程时，继承了早期政治经济学价值理论的科学因素，批判地论证了劳动和劳动产品的二重性，从而使得经济危机研究有了科学价值理论的支撑。接着，他批判地改造了早期政治经济学的利润理论，克服了前人把利润、利息和地租这些具体形式同它们的本质形式相混同的缺点，第一次提出并深入分析了剩余价值这一本质的形式，克服了前人把劳动和劳动力相混同的缺点，发现并具体分析了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第一次揭示出剩余价值的起源，从而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解决了早期政治经济学中资本和劳动的交换与价值规定的矛盾。最后，他批判了早期政治经济学在资本积累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分析了资本积累的源泉、实质和后果，揭示了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及其历史趋势，使对经济危机问题的研究与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和生产关系的研究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资本论》第一卷科学表述的价值理论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商品理论和货币理论，狭义剩余价值理论以及与之相联系的资本理论和工资理论，资本积累理论，反映了马克思对早期政治经济学的价值理论、利润理论和资本积累理论进行长期的批判性研究的最后成果。 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与其他经济危机相关理论一样，有对流通过程的分析。马克思在研究资本的流通过程时，克服了早期政治经济学家只考察某种资本形式运动的片面性，第一次研究了资本循环的三个阶段和三种职能形式，考察了产业资本循环的三种形式和保证其循环连续性的条件；克服了早期政治经济学家只区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而不区分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局限，第一次分析了资本周转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经济危机的影响；批判地继承了魁奈关于社会再生产的天才思想，批判了忽视不变资本补偿问题的“斯密教条”，从分析社会资本再生产实现条件的角度，论证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必然性。《资本论》第二卷系统阐述的资本形态变化及其循环的理论、资本周转的理论、社会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的理论，也是马克思在批判早期政治经济学的资本流通和再生产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对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论述，是其最接近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表面的部分，也是直接研究经济危机问题最多的部分。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时，纠正了早期政治经济学混淆剩余价值、利润和平均利润的错误以及混淆价值和生产价格的错误，分析了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和平均利润、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过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阐明了平均利润率的形成，解决了早期政治经济学体系中平均利润率规律和价值规律的矛盾，并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种种导致经济危机对抗性的矛盾。马克思在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的基础上，纠正了早期政治经济学家把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混为一谈以及关于生息资本的错误观念，分析了商业资本的特性以及最复杂的生息资本和信用问题。马克思还批判地研究了早期政治经济学家的地租理论，纠正了大卫·李嘉图否定绝对地租存在和级差地租问题上的错误，运用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正确地分析了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产生的原因和条件。《资本论》第三卷叙述的与研究经济危机问题密切相关的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商业资本和生息资本理论、地租理论，是马克思深入批判早期政治经济学家的利润理论、费用价格理论和地租理论的直接结果。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的一个重要历史作用，就是全面继承和深入批判了早期政治经济学，包括它的方法、对象和各种理论。 2.创建发展了工人阶级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 自从资本主义产生以来，就有资产者和无产者的关系。按照恩格斯的说法，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参见恩格斯，[1868]1964，p.263)。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发展，阐明资本和劳动的关系的真相，是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根源的关键，也是历史和现实斗争赋予思想家的重大任务。早期政治阶级经济学家为狭隘的阶级私利所局限，在他们的著作中，只是描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某些表面现象，至多只是触及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本质原因的某些次要方面。他们总是竭力掩盖和歪曲资本和劳动的关系的全部真实状况和事情的本质。 社会主义倾向派的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对工人阶级的处境尽管非常同情，但他们不是深入物质生活关系，而是诉诸永恒的理性，并不懂得资本和劳动的关系的本质。马克思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运用唯物史观，从批判封建的生产形式和交换形式的残余开始，证明它必然要被资本主义形式所代替；然后，从正面阐述，即从一般的社会目的方面阐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和交换形式的规律，最后，又从反面，即对它进行社会主义批判的角度阐述了它的规律。 通过以上分析，马克思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于它本身的发展，它的生产形式和交换形式日益成为生产本身发展的桎梏；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的形式所造成的分配形式，必然造成少数资产阶级的日益富有和广大工人阶级处境日益恶劣的尖锐对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所造成的巨大生产力，会因本身制度无法容纳而不断引发经济危机，等待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去占有，作为保证全体社会成员都得到自由发展的手段。就这样，马克思第一次科学地揭示了资本和雇佣劳动关系的真相，通过剩余价值揭露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阐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制度根源。这个被恩格斯称之为马克思的“第二个伟大发现”，是马克思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研究、在50-60年代完成、在70年代直到他逝世前还在继续深入研究所获得的划时代的巨大功绩。在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资本论》就是马克思“第二个伟大发现”的最详细、最全面、最系统的论证和阐述。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危机相关理论是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中，适应工人阶级斗争的需要产生的，是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尖锐化的产物。恩格斯指出，自从地球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像《资本论》那样对于工人阶级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所涉及的不是鼓动性的词句，而是严密的科学结论。《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的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和命运进行了最真切的分析，对工人阶级摆脱其遭受的厄运和求得自身解放的道路做了最明确的指引。因此，工人阶级总是把《资本论》的结论看成是对自己的状况和期望所做的最真切的表述，并且日益成为伟大工人阶级运动的基本原则。《资本论》一问世，就被称颂为“工人阶级的‘圣经’”。同样，工人阶级的政党和团体也把《资本论》“看做自己理论的圣经，看做一个武库，他们将从这个武库中取得自己最重要的论据”(恩格斯，[1927]1964，pp.236-237)。正因为这样，恩格斯把《资本论》说成是“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科学表述”(恩格斯，[1869]1964，p.411)。 在恩格斯看来，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人们在生产和交换中所处的条件，在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时代又有所不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它“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恩格斯，[1877-1878]1972，p.186)。到17世纪末，政治经济学已经在一些思想家的头脑中产生了。由重农学派、斯密正面阐述的，由李嘉图进一步完善了理论体系的早期政治经济学，则是18世纪的产物。早期政治经济学家创立的政治经济学从本质上说是不科学的，因为在他们看来，政治经济学不是那个时代物质生活的关系和需要的表现，而是永恒理性的表现，政治经济学所阐明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不是历史地规定的经济活动形式的规律，而是从人(实质上是资产者)的本性中引申出来的永恒的自然规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创建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实现了政治经济学史上的一次革命变革，为研究经济危机问题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和方法。 3.论证了根治经济危机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 在历史上，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做了较多揭露和批判的是社会主义倾向派的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但正如列宁所说，空想社会主义批评了资本主义，但是没能给工人阶级和全人类指出真正的出路。“它既不会阐明资本主义制度下雇佣奴隶制的本质，又不会发现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也不会找到能够成为新社会的创造者的社会力量”(列宁，[1913]1972，p.445)。马克思和恩格斯一道，批判地继承了前人的思想遗产，为根治经济危机论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恩格斯认为，由于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通过创立和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揭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和通过剩余价值揭穿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恩格斯，[1880]1972，p.424)。恩格斯特别指出，剩余价值理论“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马克思著作的划时代的功绩。它使社会主义者早先像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一样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的经济领域，得到了明亮的阳光的照耀。科学的社会主义就是从此开始，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恩格斯，[1877-1878]1972，p.243)。系统阐明剩余价值理论、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的《资本论》，不仅是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科学论证，同时也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全面论证。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奠定了唯物史观的基础以后，他们就不断把它应用到克服经济危机和创建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和革命实践中。恩格斯在为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写的导言中指出，这部著作“是马克思用他的唯物主义观点从一定经济状况出发来说明一段现代历史的初次尝试”(恩格斯，[1895]1965，p.591)。它把一个对全欧洲很紧要而又很典型的历史发展阶段，运用经济分析的方法将其内在的因果联系揭示出来，从而把政治事件的根本原因最终归结于经济原因的作用。《资本论》则是马克思用唯物史观对全部世界历史特别是19世纪上半叶的进一步发展，其中包括欧洲上述历史时期所做的总结。在理论上它是马克思对包括经济危机问题在内的各种经济问题所做的更集中、更概括的科学分析。可见，《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和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的论证，对无产阶级在实现这种“代替”的历史进程中所处的社会地位、所肩负的历史使命的论证，并不是纯粹的逻辑推论，而是对实际的事变发展在理论上做出的结论。 前面说过，从1850年起，马克思又恢复了经济学的研究，并且首先着手研究了最近十年的经济史。结果，他从事实中完全弄清楚了自己以前半先验地根据还不完备的材料所推出的结论：正是1847年的世界贸易危机产生了二月革命和三月革命；从1848年年中起开始逐渐重新到来，而在1849年和1850年达到全盛的工业繁荣，是新近加强了的欧洲反动派的振奋力量，这是有决定意义的。如果说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的前三篇文章还存在着期待不久就会有革命新高涨的心理，那么，在第四篇文章中就看不出这种期待的心理了。文章指出，“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来临，像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和恩格斯，[1930]1959，p.514)。恩格斯十分重视马克思在这里做出的新结论，认为这是他和马克思对上述著作做出的“所必须做的唯一重大修改”(马克思和恩格斯，[1895]1965，p.593)。这个修改，正是他们从经济学的角度进一步研究了经济和经济史的结果。有了这种深入的研究，才能抛弃当时“半先验地”提出来的关于社会革命的“幻想”，以及关于无产阶级在欧洲能在近期完成自己历史使命的“幻想”，把科学社会主义建立在有经济事实作根据的“内在因果联系”的基础上。 可见，科学社会主义是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紧密联系着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结论必须建立在对社会发展的经济分析的基础上，没有经得起考验的经济学上的论据，那就只能是空想、幻想。恩格斯在《卡·马克思〈1848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再指出，马克思关于政治事件的预言由他自己进行了经济分析的客观事实做出最令人信服的“考验”。《资本论》以其博大精深的内容和严密透彻的分析，把这种“考验”和对“考验”所做出的评判都提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它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进行科学分析，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然到来，工人阶级在这个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根本的转折中所起作用进行科学论证的典范。 4.科学指导了世界各国遏制经济危机的社会主义运动实践 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危机相关理论进行历史透视，就是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中去阐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危机相关理论来源于实践、指导实践而又不断地由实践加以检验和完善的客观进程，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普遍原理与各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条主线。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根本观点，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危机相关理论进行历史透视所应当遵循的一条根本原则。离开这条原则，我们就不可能讲清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及其历史作用。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在生动的生活实际和丰富的社会实践中，在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不断回答时代、实践提出的新课题，总结斗争的新经验而得到丰富和发展。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作为马克思主义发源地的资本主义发达的西欧诸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先在这些国度实现了与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并根据这些国家的国情先后建立了组织形式各有特点的无产阶级政党。它经受了1848年、1871年两种不同性质的革命的检验，又经受了资本主义相对和平发展的那种环境的考验。它用在革命高潮和革命低潮年代分别积累起来的不同的实践经验验证和丰富了自己。它分析了英、法、德这种类型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规律以及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道路。同时，它打破了资产阶级舆论界长达15年的沉默抵制，战胜了资产阶级国家机器长达半世纪的迫害，克服了各种机会主义流派的干扰、破坏，在西欧工人运动中取得了主导地位，形成了对不断产生经济危机的原始资本主义制度的巨大冲击，为马克思主义从西欧的发展走向东欧特别是俄国的更大发展做了准备。 在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在西欧之后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危机相关理论活动的主要舞台的是那些资本主义比较不发达、甚至很不发达的地区和国度。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时代特点，封建的、军事的、帝国主义的俄国不同于西欧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情特点，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旧中国的既不同于西欧各国也不同于俄国的国情特点，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在欧亚一些工业发展水平并不高、不是无产阶级而是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的国度先爆发了社会主义革命并着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变革特点，都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危机相关理论面临一系列重大的新课题和新挑战。 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危机相关理论，正是在不同的范围内、针对不同的情况创造性地解决这些课题、回答这些挑战中日益丰富完善并显示出了巨大的指导力量。列宁和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干成了十月革命，是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的第一个重大胜利。他们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危机相关理论的普遍真理同帝国主义时代世界形势的最新发展，同俄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决定自己的路线和政策，所以成功地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一国的胜利。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东方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危机相关理论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在农村的强大同盟军、反封建的革命主力——农民，找到了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所以有了毛泽东思想，所以干成了中国革命。 很明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危机相关理论在历史上已通过战胜地主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的各种思潮，通过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通过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通过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通过作为十月革命的继续和发展的中国革命的胜利，通过社会主义各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开展，而从西欧、欧美走向全世界，在全世界范围内对各国人民遏制经济危机斗争实践产生了巨大的科学指导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如此广阔的天地，如此千差万别的国情，如此错综复杂的关系，加上近年来世界资本主义演变中国际金融危机等引人注目的新现象，科学技术发展中许多影响深远的新突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苏东剧变后发人深思的新特点，我国实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以后接二连三的新考验，又提出了一系列远比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在世时更为新颖的大课题，更为尖锐的大挑战，这都要求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更高的水平上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回答新挑战，在新的高度上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各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向革命和建设的广度和深度进军，这种进军必将谱写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危机相关理论科学指导世界各国遏制经济危机社会主义运动实践的崭新篇章。标签：政治经济学论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经济论文; 美国经济危机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社会财富论文; 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经济学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有效需求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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