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咸成[1]1998年在《论中国经济市场化过程中的金融市场化》文中研究指明本文研究是在中国经济市场化这一特定的背景下，以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为指导，并参照和借鉴西方金融理论与发展金融的经验，在总结我国经济与金融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论述金融市场化的客观必然性，在对经济与金融改革现状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分析金融市场化面临的现实问题，然后提出金融市场化的思路与对策。由于经济市场化的进展状况直接制约着金融市场化的发展，所以本文也对经济市场化从战略上进行了研究。 第一章 导论 主要交待本文所涉及的最基本的概念，本文研究的现实意义，文章的研究思路和基本结构，以便了解本文的全貌。现代金融实际上可以称之为市场金融，金融的自然发展过程也就是金融的市场化过程。我国没有经历完整的金融自然发展过程，金融的改革与发展就是要实现计划金融向市场金融的转化。因此，我国的金融市场化是指从计划金融向市场金融的转化过程。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中国正在致力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就变得越来越突出。我们必须在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指导下，在借鉴和吸收西方金融理论与发展金融经验的基础上，重点对我国金融改革与发展的实际进行研究，以便形成适合我国实际的金融市场化理论。用这种理论来指导金融改革与发展的实践，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第二章 金融市场化的理论依据 通过对我国经济与金融发展经验教训的总结，以及对金融市场化的地位和作用的分析，指出实现金融市场化的客观必然性，为后面的研究打下理论基础。经过长期艰难的探索，我们终于认识到社会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要使社会主义经济健康发展，必须彻底改革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实现经济市场化。金融市场化在经济市场化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经济市场化发展也不断地产生出金融市场化的要求。金融市场化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基础、以经济市场化为基本前提的。我国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金融处于高度压制状态，改革开放以后这种状况才得到改变，开始向市场化方向发展。但是，我国目前的金融市场化程度还很低，要使金融能够高效运行，保证金融的健康发展，我国的金融必须沿着市场化的方向进行改革和发展。 第三章 金融市场化面临的现实问题 通过对中国经济与金融改革的历史及现状进行研究，剖析了金融市场化面临的现实问题，为进一步研究金融与经济市场化的对策打
刘洋[2]2014年在《前苏东国家与中国经济体制转轨模式的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转轨一直以来是国内外学界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特别是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前苏东国家的剧变后，这些国家分别走上了不同的市场化转轨道路，由此形成了截然不同的转轨模式与转轨绩效。对此，一些学者坚持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采取渐进式转轨的国家，因其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选择了正确的转轨方式和政策，从而实现了转轨过程中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而受“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的影响，以俄罗斯为代表的前苏东地区的转轨国家，则多数采取了“休克疗法”的激进转轨方案，从而造成了这些国家在转轨伊始严重的经济衰退。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经济转轨的不同初始条件是引致这些国家在未来的转轨过程中具体模式和路径差异的根本原因。然而，由于“激进”或“渐进”的转轨方式所形成的经济绩效差异更直观地被中国遥遥领先的经济增速所表现出来，这使得“转轨方式决定论”的观点一度受到了更为广泛的关注。进一步地，作为对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经济社会发展经验总结的“中国模式”也被认为是具有普遍适用意义的、经济转轨的最优模式和路径。尽管如此，看似盖棺定论的研究“共识”实则是基于市场化转轨以来不同国家绩效差异的表象而对经济转轨过程的一种经验论认识。它忽略了同样作为一种制度变迁过程的，经济体制转轨的初始条件，从而割裂了转轨国家在体制转型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组织与制度的演化过程。随着转轨经济市场化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基于“转轨方式决定论”思维进路的“激进”与“渐进”的两分法已经不足以独立地解释经济转轨问题的全部。而基于“中国模式”的研究视角尽管能够结合中国市场化改革与经济增长的现实场景而对渐进式的转轨过程进行较为直观的解释，但作为经济转轨的特殊性个案，“中国模式”则无法对其它转轨国家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提供一个客观全面的分析框架。本文以转轨经济学为选题语境，综合运用转轨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以及比较体制研究等相关经济学科的理论研究方法，在对前苏东国家与中国经济改革和转轨的历史主义的制度分析基础上，主要就这些国家经济体制转轨的不同模式展开比较研究。为了突破以往类似的许多研究中对相关问题形成的错误的思维定势，本文以时间为主线对不同转轨国家从计划体制的形成到现今在后危机时代的制度改革进行了大跨度的历史回顾。其中包含了对这些国家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差异性所进行的考察；市场化转轨初期不同的转轨模式与转轨政策的比较；市场化转轨与全球化接轨互动过程中的战略选择和后危机时代持续改革与转型发展的探讨；对转轨国家体制转型与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转轨模式的形成与演化的重新认识，并基于长期、动态的视角对转轨绩效进行的客观评判；以及对转轨经济的政府职能转型、腐败治理和政治发展等问题的关注。笔者希望借助对上述问题的分析，通过“转轨——接轨”与“转轨——发展”的双重视角，系统阐释转轨国家在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中转轨模式的差异性及其动态演化过程，进而更全面、清晰地理解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转轨国家在经济改革、转轨与发展中形成的特定模式和路径。笔者坚信，本文的分析将在不断丰富转轨经济问题研究的同时，也对转轨国家未来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全文一共分为七章，每章内容具体如下：第一章是导论部分。首先通过对前苏东国家与中国自转轨以来市场化改革与经济发展的简要回顾来引出本文研究的主题。其次，是对本文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探讨。最后，就本文的选题语境、研究范围与研究方法进行简要介绍。第二章是理论回顾与文献综述部分。由于本文对经济转轨模式的比较研究主要基于一个历史主义的制度分析框架，所以，笔者围绕经济学研究中不同学派和代表性学者对制度问题的分析或制度理论展开概括性地回顾。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有关经济体制转轨研究的主要国内外文献分门别类地进行系统梳理，进而为后文的研究工作提供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第三章主要对转轨前的这些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不同的计划体制进行深入研究。笔者围绕对不同计划体制及其改革过程的分析，指出这些国家经济转轨初始条件的差异所在，并以此为研究出发点，进一步挖掘转轨国家从“计划”到“市场”过程中不同转轨模式与转轨路径选择背后深层的制度因素。第四章围绕经济转轨的驱动机制、遗传与选择机制，以及市场化转轨初期不同国家采取的具体转轨方式和政策来综合比较经济体制转轨的不同模式。笔者根据前苏东国家与中国在市场化过程中不同的转轨方案与制度安排，结合当时转轨经济的具体情况，对激进式转轨的“休克疗法”，以及以“双轨制”为代表的渐进式改革与“中国模式”等问题进行了重新的认识与思考。第五章以“转轨——接轨”为研究视角，一方面，详细介绍市场化转轨与全球化接轨互动过程中转轨经济参与全球化进程的战略选择，并进一步阐释不同的市场化转轨模式对这些国家的全球化发展战略所产生的影响。另一方面，结合当前全球后危机时代的大背景，在具体介绍转轨国家应对和处理全球经济危机所采取的政策措施的同时，深入剖析这些国家在市场化改革、经济结构与发展方式上存在的各种问题。第六章以“转轨——发展”为研究视角，基于对转轨国家在体制转型与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转轨模式的动态演化分析，以及市场化以来这些国家长期转轨绩效的客观评价，深入探讨不同的转轨模式与路径对转轨经济长期增长的具体影响。此外，笔者对转轨国家的政府职能转型、腐败治理、市场化与政治发展等议题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进而寻求这些国家的经济转轨与其未来发展和现代化之间的内在联系。第七章是对本文研究的总结与评述。笔者在全文研究的基础上，详细给出了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和基本观点，并对以往研究存在的一些偏见和误解，以及有关转轨经济未来改革与发展的基础性共识或一般性的政策建议进行了评述和展望。最后是对本文可能存在的理论创新与不足之处的总结和归纳。
李国庆[3]2015年在《中国金融脱媒化的经济影响与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金融脱媒化是市场经济和金融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也是金融行业所呈现出的发展趋势和方向。金融脱媒最早出现在美国,大萧条时期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颁布了Q条例,该条例要求商业银行不得对活期存款公开支付利息,并对定期存款和储蓄存款的利率上限设置限制。在大萧条时期,Q条例的实施有利于将融资成本维持在较低的水平,有助于恢复和重建美国的金融秩序,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经过十几年的恢复与发展,美国经济逐渐走上繁荣,与此同时,通货膨胀率也开始居高不下,甚至曾一度突破20%,而Q条例对银行存款利率上限进行严格的限制,导致投资者饱受财产流失的折磨,公众对银行存款的信心逐渐丧失。在这种环境下,投资者急于寻找其他投资渠道,实现保值增值的目的,大批资金开始流出银行,这也是促使美国货币市场基金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后,以葡萄牙、法国、意大利为代表的欧洲国家也相继出现金融脱媒现象。从中国的情况来看,自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夕,中国一直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一体制下,整个社会资源均由国家统一分配,社会融资方式非常单一,中国金融业缺乏发展的土壤,一直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在金融体制上,也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积极推进由高度单一的金融结构向多元化的金融结构转变,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开始逐步趋于多样化,金融业务种类不断丰富和服务领域不断扩展。20世纪90年代,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进程不断加快,逐步建立了以中央银行为核心,以专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组织体系,商业银行开始在社会融资中占据绝对主体地位。此后,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开始蓬勃发展,中国金融业也开始呈现脱媒化趋势。金融脱媒化的出现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既有宏观角度的影响,包括对国家的金融体制和相关制度、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的影响；又有中观的影响,包括对区域、行业和产业等的影响；也有微观的影响,包括对居民、企业等微观主体的影响。论文运用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注重借鉴国际经验和个案分析的研究方法,在分析中国金融脱媒化发展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和借鉴发达国家金融脱媒化发展经验的基础上,系统地研究了金融脱媒化对中国宏观经济、区域经济、产业结构、商业银行、企业和居民的经济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金融脱媒化产生的原因。金融脱媒化可以分为资金供给端脱媒和资金需求端脱媒。从资金供给端来看,导致金融脱媒产生的原因主要有：资本的逐利性；技术进步；居民为了实现资产稳值、增值；投资理论的发展促使居民转变投资观念；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信用制度逐渐完善,资金借贷双方间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解；金融市场和金融创新的发展,大大拓宽了投资渠道；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打破了传统金融垄断金融市场的局面,进一步刺激金融脱媒化的发展。从资金的需求方来看,导致金融脱媒化原因主要是：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不断完善与发展,企业融资可选空间大幅增加；私募股权投资和风险投资基金在企业发展初期融资中日益发挥重要的作用；互联网融金融迅速崛起,企业能够通过互联网平台募集所需资金。中国金融脱媒化发展迅速。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此,中国的金融脱媒化也被赋予了中国特色。金融脱媒化的出现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发展至新的高度,预示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效。中国金融脱媒化出现的时间较晚,与国外金融脱媒化不同的是,中国金融脱媒最早是从资金需求端开始的,这也是与中国特殊的国情紧密相连的。随着金融产品创新的发展,金融脱媒逐渐从资金需求端蔓延至资金供给端。由于国内独特的政治经济环境,金融脱媒化产生的原因也有自身的特点。资金供给端脱媒的原因主要是：银行存款利率低,导致大量存款资金流失；居民投资观念的转变；金融市场持续发展,金融产品日趋多样化,大大拓宽了投资渠道；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对商业银行经营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资金需求端脱媒的原因主要是：直接融资成本较低,且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银行借款对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规模要求较高,中小微型企业被迫转向其他融资渠道；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迅速发展和完善,市场融资能力大大增强,直接融资渠道逐渐打开；PE/VC机构迅速崛起,创投快速发展；互联网融资渠道的拓宽,企业能够以众筹、P2P平台等方式获取资金。中国金融脱媒化主要表现在：社会融资规模大幅增加,直接融资占比逐渐提升；银行存贷款余额增速有所放缓；以交易所市场和银行间市场为代表的直接融资规模大幅增加；银行存贷款利差空间逐渐缩小；以互联网理财产品和P2P网贷平台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迅速发展。从居民的角度来看,组合投资理念已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参与证券投资和互联网金融投资；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企业的融资方式更趋多元化,银行、交易所市场、银行间市场、互联网金融等都已成为企业融资的可选渠道；从银行的角度来看,银行资产业务和负债业务增速下降,而中间业务增速不断加快,银行的非利差收入在银行收入总额中的占比也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金融脱媒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与对策。金融脱媒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非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影响,即金融脱媒程度影响经济发展水平,反过来,经济发展水平也会制约着金融脱媒化程度。金融脱媒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金融脱媒化促进了资本市场的发展,融资渠道更加畅通,有利于刺激投资需求,充分发挥投资拉动经济的作用；随着金融脱媒化的发展,直接融资重要性逐渐增强,有利于改善和优化社会融资结构,进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金融脱媒化对银行业主导下的金融体系造成冲击,可能会引发金融风险,对宏观经济产生一定的负面应影响。金融脱媒化也对政府的经济政策、产业政策、财政政策等产生影响,通过政府行为对经济发展产生作用。论文通过金融脱媒化对利率渠道的影响、金融脱媒对信贷渠道的影响、金融脱媒对金融资产价格传导渠道的影响具体研究了金融脱媒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面对金融脱媒化,中央政府的应对策略是：在处理金融脱媒化的问题上,既要具有全局性和前瞻性,又要准确把握节奏、稳步推进；要有规划、有步骤、坚定不移地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加强金融监管,营造良好的竞争环境,鼓励金融企业更加重视培养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意识,提升金融业的服务能力；通过政策倾斜缩小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的差距,促进各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继续推进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格局,为企业提供更多的可选融资方式；采取政策措施,鼓励非银行金融行业的发展,充分发挥非银行金融在社会融资中的积极作用。各地方政府应当适时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积极发挥金融脱媒化的优势,并采取必要的措施应对金融脱媒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以适应当前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和金融环境。金融脱媒化的产生和发展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产生一定的扭曲效应,从而对货币政策产生影响。因此,央行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时,应当充分考虑到金融脱媒化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提高货币政策的效率和政策效果,以便更好的发挥宏观调控职能。金融脱媒化的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与对策。论文对金融脱媒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论是：第一,金融脱媒化程度对东部地区的积极作用显著大于中西部地区。除个别省份外,金融脱媒化对东部地区省份的经济增长的总效应都在2%以上；对中西部省份的总效应较低,大多在1%以下的水平。平均来看,对于东部地区,金融脱媒化程度每提升一个百分点,将会拉动经济增长0.28个百分点；对于中西部地区,金融脱媒每提升1个百分点,分别拉动经济增长0.11个百分点和0.06个百分点。第二,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影响金融脱媒化的程度,进而又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由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金融市场尚不成熟,企业融资渠道单一,对传统的银行信贷渠道依赖较大,金融脱媒化的积极促进作用尚不明显。而对于东部地区,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金融市场的成熟度较高,企业和居民不断接受新的投融资观念,对银行信贷的依赖性逐渐下降；随着金融脱媒化程度的加深,社会融资成本不断下降,企业和居民的财务负担有所减轻,极大的刺激了社会投资和最终消费,进而对经济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金融脱媒化的出现对中国的产业结构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金融脱媒化的发展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有利于促进各行业改进生产技术、改善经营管理水平,提高行业的竞争力和盈利能力,更为重要的是为新兴行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金融脱媒化对商业银行的影响与对策。金融脱媒化环境下商业银行所面临的机遇主要是：金融脱媒化倒逼商业银行采取多种措施提高竞争力,大力推进经营模式创新、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增强银行应对风险的能力。所面临的挑战是：商业银行在市场融资中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金融脱媒化的出现意味着市场融资方式增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银行的地位和功能；随着金融脱媒化的产生与发展,金融市场上的投资产品更趋多元化,银行理财产品、股票、债券、信托产品、基金等产品逐渐成为人们可接受的投资方式,资本市场的发展和金融产品的多样化严重威胁着商业银行的负债业务；在金融脱媒化的压力下,商业银行的资产业务也受到威胁；金融脱媒化会加剧银行存贷款期限不匹配,从而可能引发银行流动性风险。应对策略是：金融脱媒化环境下盈利模式的创新成为商业银行发展的新出路；转变银行的经营模式,大力发展中间业务；努力培养产品和服务创新意识,积极推进产品创新；深化银行金融机构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金融脱媒化对企业发展的影响与对策。金融脱媒化更有利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意味着企业融资渠道更加丰富、融资成本更低,有利于企业改善资本结构,特别是有利于解决中小微型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企业应对策略是：充分把握良好的融资机遇,合理调整发展战略；改善企业资本结构；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完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提高管理效率和生产效率；注重培养自主创新意识；根据自身需求选择最佳融资方式；从而提升企业的竞争优势,争取实现从小到大、从大到强到优的跨越式发展。金融脱媒化对企业和居民的影响与对策。金融脱媒化促进了金融产品创新,拓宽了居民的投资渠道；冲击居民的投资理念,组合投资理念逐渐被大众所接受；为居民融资提供便利,极大的刺激了居民消费。居民应对策略是：选择合乎自身需求的投资产品并保持良好的投资心态；通过分散化投资的方式降低投资风险,树立科学的组合投资观念；比较多种融资方式优劣,选择最佳融资方式。
高云峰[4]2004年在《利率市场化理论及运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论文是关于利率市场化改革理论及运用研究。通过系统地探讨利率机制理论和金融深化理论，比较和借鉴国外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经验，揭示利率市场化与金融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对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原因、现状以及影响等进行实证分析；研究了在转轨经济时期和资金供求格局发生变化后的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实践模式、阶段特征、实施战略、风险控制、监管机制等方面的问题；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银行企业化与企业市场化、金融市场协调化、区域经济均衡化、利率改革渐进化、金融风险预警等政策建议。 一、论文的基本结论 1、利率市场化是以改革资本定价机制为核心的金融制度变迁 利率市场化不仅是利率定价机制由政府管制向市场决定的转变，而且是金融深化的前提条件和核心内容。利率市场化首先是一个过程，它通过逐步消除对市场利率和资本要素自由流动的不合理管制，通过市场力量建立起层次丰富、品种齐全，即有助于金融创新，又能够为中央银行所控制的市场利率体系；利率市场化又是一种状态，它通过市场化的利率体系达到金融资源优化配置、金融与经济的和谐发展。不论采取什么样的改革路径和改革模式，利率市场化一般表现为由管制→解除管制→形成市场利率→形成均衡市场利率；通过利率市场化，金融资源的配置方式改变了，由原来的无效率状态成了一种有效率状态，由原来的低效率均衡跃升为高效率均衡。这一状态表现为，市场利率自我调节能力得到增强，利率的传导功能得到改善，中央银行的调控方式发生改变，与此相对应，金融商品和工具的种类较管制时期更加齐全，金融创新的动力加强，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率提高，金融机构的风险防范意识和防范能力增强，中央银行的调控绩效被优化。金融结构的改善和金融效率的提高促进了经济的持续增长，从而达到金融深化的状态。 2、利率市场化的基本特征是系统性、长期性、风险性和条件性 利率市场化是在一定前提条件下展开的，虽然利率市场化最先展开在金融领域，但它要求真实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也比较高，在如此条件下实施利率市场化才有必要和意义。利率市场化改革还涉及到企业制度改革和政府制度改革，它要求企业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运行，政府明确其行为和职责的边界，实施有规则的宏观经济调控；利率市场化的长期性源于利率市场化的系统性，利率市场化实质上是一种制度变革和制度创新，正如一种创新产品的生命周期一样，它也会经历介绍期、认知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尽管有些国家在短期甚至是一夜之间解除了所有利率管制，但这并不意味着利率市场化的完结，恰恰相反，利率市场化在这些国家才刚刚开始；利率管制的解除使得利率关系变得比以前更为复杂了，利率波动随经济的发展也将变得更加频繁了，套利的机会比以往更多，资金流向和流量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在资本市场开放和国际金融一体化的背景下，利率和汇率的频繁变化所产生的风险的确是增加了；利率市场化的条件主要包括市场条件、调控条件、监管条件和环境条件。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时机尚不成熟的情况下，盲目地解除了利率管制和汇率管制，反而导致利率化改革的半途夭折。 3、利率市场化改革因环境和体制的不同而表现为多种实践模式 按照基础经济制度的不同和改革进程的节奏快慢，利率市场化可以分为放松管制型、市场过渡型、内外联动型、循序渐进型和 西南农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绝里里毕，巴巴巴巴里巴匕里，纽巴快速推进型五种基本的实践模式。放松管制型的利率改革一般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为基本经济制度的背景下展开的，利率基本上由资金的供求关系决定的，利率对社会资金的供求有一定的反映能力.通常是由于历史或经济等原因，一些关键性利率处于被管制状态.利率制度的诱致性变迁是利率市场化的主要推动力.市场过渡型利率改革是在市场经济制度正处于萌芽状态或相对不完善的环境中展开的，经济体制正处于由计划向市场转型，而真正健全的市场机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因此利率形成的基础条件，如金融市场、金融工具、金融机构等均不发达，所以此类利率市场化改革主要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内外联动型利率改革是同汇率制度紧密相联的，在本币利率改革的同时，对外币利率和汇率也进行市场化改革，它一般是在国际资本能够自由流动的背景下展开的.循序渐进式利率市场化实施时间比较长，一般具有审慎性和连续性的特征.快速推进型利率市场化通常在较短的时间，将全部或大部分的利率放开，交由资金市场的供求来调节和引导，其对经济和金融的冲击效应比较大，也常潜伏一定的风险和危机. 4、利率市场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金融资派和经济资源的最优配1利率市场化是金融深化的手段和过程，通过利率市场化最终要实现金融资源和经济资源的帕雷托最优，这一目标的实现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金融自由化程度高.金融机构间、金融市场间的资金流动障碍被解除，金融创新踊跃，金融机构、企业和居民可持有多种资产组合，可以有效分散和消除金融风险，价格、利率、汇率的失真现象基
单鹏[5]2015年在《中国保险费率市场化改革研究》文中提出从国际方面看,自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导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形势不容乐观,仍处于深度调整过程中。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纷纷下调经济增长预期。从国内方面看,一方面,受金融危机和世界整体经济形势的影响,中国经济也出现放缓迹象,近几年经济增长速度也连续下滑。2015年3月,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下调2015年GDP增长目标。经济下行压力大。另一方面,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这一基本国策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国又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启了市场化改革的大幕,先后进行了股份制改革、汇率制度改革、利率市场化改革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促进了经济发展。但限于体制和社会形势的需要,改革进行到今天,留下了诸多问题,如环境污染、贫富差距拉大、经济发展不平衡等诸多问题。鉴于此,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全面深化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从保险行业方面看,由于发展初期、人口红利、经济拉动的高边际增长导致的高速增长势态逐渐消弱。保险业作为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和金融市场化改革的重要领域,如何进行自身改革以提升服务质量、促进健康发展,为中国经济发展贡献力量,就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问题。自1979年恢复保险业务以来,中国一直实行高度管制的保险费率定价措施。费率管制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初级发展阶段的市场稳定,但从长远看这种方式也降低了市场效率、抑制了创新活力,不利于保护和提升消费者权益,制约保险业的长远发展。因此,保险费率市场化是保险业深化改革的核心举措,也是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关键。中国保险费率市场化起步晚,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基于上述背景,本文对保险费率市场化进行研究,分析其理论基础,以及与保险业和经济社会的互动影响,以期对中国快速进行的费率市场化改革提供借鉴。本文从定性理论研究和现状经验研究两个路径出发,系统研究费率市场化的理论基础、实施条件、影响、国内外发展历程及经验。本文研究内容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引言。首先从世界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国内深化改革加速和保险业市场化改革三个方面阐述本文的选题背景。其次,阐述本文的研究意义,即对费率市场化改革具有现实借鉴价值,在理论上丰富费率市场化相关研究。再次,归纳总结费率市场化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这是本文写作主要的理论参照。最后,介绍本文的研究方法、研究框架,并阐述了本文的创新点。第二部分,理论基础和相关概述。首先,界定本文的关键概念——费率市场化,认为从监管的角度看,保险费率市场化是一个动态渐进的改革过程,其目标是实现市场供求决定的费率市场化,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理顺费率监管和市场决定之间的逻辑边界。其次,对费率监管理论进行了介绍,包含费率监管的经济学解释、监管方式以及对费率监管理论的质疑。再次,阐述了费率市场化的意义与作用。最后阐述了利率市场化和费率市场化的互动关系。这是本文的理论基础。第三部分,世界主要国家保险费率市场化进程及启示。通过文献检索、整理,详细阐述了美国、英国和日本三个国家保险费率监管和费率市场化的进程和经验教训,尤其是对上述三个国家车险费率市场化进行了详细介绍。最后进行对比分析,并总结其对中国费率市场化的启示。第四部分,费率市场化的实施条件和基础。本部分对发达国家保险企业自主定价能力、偿付能力约束机制以及保险产品监管进行了分析。通过发达国家费率市场化改革经验比较分析,本文认为较强的企业自主定价能力、完善的偿付能力监管体系、成熟的产品监管机制、健全的市场风险保障机制和完善的保险市场体系是保险费率市场化实施的基础和条件。从目前中国各项机制体系的建设来看,中国已基本满足了费率市场化的实施条件。第五部分,中国保险费率监管与市场化进程。本部分立足国内,研究中国费率监管的历史进程及现状,最后从偿付能力监管改革和产品监管改革两个方面分析中国费率市场化的进程。本部分是对中国费率市场化的具体分析,是文章后续部分提出中国费率市场化改革政策建议的基础。本文认为,当前中国费率市场化程度不高,监管方面存在监管模式单一、监管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因此,费率市场化应实现与企业自主定价能力提升、市场准入退出机制完善、监管体系健全三者的同步。第六部分,当前中国费率市场化改革的形势分析与判断。从外部形势上分析,首先,费率市场化是金融市场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利率市场化推进、迎接“大资管时代”的必然选择,同时着重阐述了费率市场化与金融市场化、互联网金融的互动关系。从内部形势上分析,费率市场必然带来市场不确定性、费率下行压力,对保险企业风险管理以及监管制度设计、监管模式转变、监管方式改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七部分,中国保险费率市场化改革的政策建议。基于上述研究,结合国内外经验教训,从转变保险产品监管模式、加强定价基础研究、偿付能力的资本约束机制、完善市场退出机制、建立费率厘定机构、提高大数据应用水平等方面提出了深化费率市场化改革的具体建议。第八部分,结论与展望。总结本文的研究结论和研究不足,并提出未来研究的方向：费率市场化下保险产品精算定价分析和费率市场化定量研究。就研究创新而言,本文试图在以下三个方面有所贡献：(1)结合已有研究和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背景,重新定义费率市场化的概念；(2)研究费率市场化与市场经济改革、“大资管时代”、利率市场化、互联网金融等经济金融环境的关系,为后续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思路；(3)对深化费率市场化改革提出了诸多创新性的意见和建议,如提出了在中国建立费率厘定机构的必要性和建设路径；对大数据与大数法则的关系进行了阐述,认为大数据并没有颠覆大数法则,而是现代化、更加精细化的风险定价辅助工具,丰富了此项研究的思路和空间。
刘兵[6]2012年在《金融市场化对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政府报告中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居民拥有财产性收入”以来，财产性收入的研究开始受到了学术界的重点关注。财产性收入作为我国居民收入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占居民收入的比例却不高，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有很大的潜力。财产性收入的提高有助于我国居民收入的增长，有利于促进内需，从而使我国经济从依靠净出口和投资的拉动转化为依靠内需和净出口及投资协同拉动。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的一大重要来源就是金融资产的投资收益，金融市场的发展对于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增长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很有必要研究金融市场化对于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影响。本文首先对我国金融市场化的内涵进行了界定，从利率市场化、金融准入及业务经营的市场化、资本市场发展以及民间金融发展等几个层面对金融市场化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发现我国的金融市场化程度是不断提高的，但区域差异性较大；同时分析了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的现状和特点，虽然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总额不大，所占居民收入比例比较低，但是财产性收入的增长比较迅速。此外还考察了城乡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差距以及区域间的财产性收入差距，发现两种差距均比较大。其次，阐述了金融市场化对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影响机制，提出了三个主要的影响机制：分别是是资金价格竞争机制、金融产品和服务竞争机制以及资产组合机制，资金价格竞争是指金融市场化的深入必然伴随着资金价格竞争更加激烈，利率的调整将变得更加灵活和频繁，存贷款利率的变化都会对居民财产性收入产生影响。此外我国的民间金融的利率一直都是市场化的，这对于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增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金融产品和服务竞争机制是指金融市场化同时也会伴随着金融产品和服务竞争的加剧，更丰富的金融产品和更良好的服务无疑对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增长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监管机构要在此过程中实行有效的监管，防止金融机构为了自身利益涉足风险过大的投资领域，从而对居民的财产性收入造成损害。资产组合效应机制是指随着金融市场化的深入，我国的资本市场建设将更加完善，更富有层次，这些都为应用投资组合理论提供了基础，居民的资产可以分散在更多的投资品种上，同时随着人民币逐步实现资本账户的自由兑换，居民还可以将资产分散在不同的国家，通过有效的资产组合，居民在承受既定风险的情况下，最大化了投资收益，从而促进了财产性收入的增长。最后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通过面板模型实证分析了金融市场化对于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影响，除了全国层面的分析以外，还对东部和中西部进行了对比研究。文章的实证结果显示：我国金融市场化程度的提高确实对于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增长产生了正向的作用，全国数据和分区域的实证结果都支持了这一结论。东部地区的系数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主要是由于金融市场化程度较高，其对于居民财产性收入的促进作用也较为明显。因此进一步推进我国的金融市场化改革对于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增长具有重要作用。此外存款储蓄余额、房屋市场景气程度以及保险深度三个指标均对居民财产性收入影响显著，而居民股市参与率对居民财产性收入影响不显著，即我国的股市并没有财富效应。
侯高岚[7]2003年在《后发优势理论分析与经济赶超战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世界经济史是一部发展不平衡、后进国家赶超先进国家的历史，其理论依据是后发优势理论。较早研究后发优势理论的是美国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但他的研究是在英国以及欧洲大陆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史的延长线上展开的，研究对象仅限于比英国工业化起步时间较晚、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欧洲国家。随着经济发展和历史变迁，尤其是二战后，一批发展中国家迅速崛起并实现了工业化赶超，格申克龙“后发优势说”不能完全解释这些现象，亟待发展和完善。本文关于后发优势和经济赶超理论的研究，时间段截取二战后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以先进国家作为对比和参照，目的是为当今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中国赶超发达国家提供理论支持。研究对象以实现了工业化赶超的日本和“亚洲四小”为重点，同时涉及前苏联、东欧、拉美、东盟、以及中东、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为了保证理论框架的完整性，本文没有采用先阐释理论、再进行案例分析的论证方法，而是将事实和案例揉进理论分析的过程中，使理论分析与案例分析有机结合起来。 战后发展经济学主要关注的是发展中国家贫困的原因及其克服的办法，对发展中国家如何赶超发达国家，由于时代的限制，讨论得很少。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为发展中国家赶超发达国家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关于经济赶超的研究也开始增加，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二战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国别研究不胜枚举。然而，对于经济赶超的理论依据——后发优势的确切内涵似乎从未给予过清楚阐释：关于后进国家实施经济赶超的一般规律性研究也并不多见。落后国家要实现对先进国家的赶超，首要条件是克服自身劣势、突破传统社会的束缚。早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史学家罗斯托就提出了“起飞”理论。起飞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一国要实现经济起飞，应主要依靠内部资源积累和自身动力。但是，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世界体系中，后进国家如果仅仅依靠自身内部资源的积累而希望尽快实现经济起飞将十分困难。通过对后发优势的概念解析以及经济赶超一般规律的剖析，我们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快速的经济起飞并最终实现赶超目标，除了主要依靠自身内部积累外，还必须借助外部动力；而借助外力是有风险的，只有将外部动力转化为内部动力，才能在化解风险的同时，为经济追赶提供持续的可靠动力。 本文前三章是关于后发优势的理论分析，通过分析构建起作为经济赶超理论依据的后发优势理论的框架，从而为进一步研究和构建经济赶超理论奠定基础。第四章到第七章是关于经济赶超规律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关于经济赶超一般规律的研究揭示了后进国家进行经济赶超的战略性框架，是对后发优势理论的具体应用。 第一章在后发优势的理论溯源中，着重理论分析。由于后发优势理论是关于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问题，首先从发展理论的渊源追溯后发优势理论渊源，比较了“后发优势理论”与“比较优势理论”的异同；由于后发优势理论还是关于后进国家加快经济增长的问题，在分析增长理论的演进中，比较了“后发优势理论”与“经济趋同假说”；由于本文关注的是二战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利用后发优势进行经济赶超的问题，因而，有必要从后发优势视角透视发展经济学的演化，从而把握发展经济学的内涵；最后，关于后发优势理论的溯源和分析聚焦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跨越的理论，从中探求后发优势理论的精髓。 第二章通过将后发优势物化到生产要素中，将其具体化为后进国家所拥有的“资源优化”、“技术跨越”和“制度捷径”的有利形势，后发优势内涵得以扩展和精确化，使我们能够全方位、多元化地构建和发掘后发优势，更重要的是，使我们在经济追赶过程中能够始终把握最为本质和根本的赶超途径和手段。 第三章通过进一步抽象出各生产要素后发优势的共同特征，进一步分析后发优势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具有哪些性质；作为一种动态优势，其演化规律是什么；作为一种系统优势，其作用(实现)机制和构建(构筑)机制是什么。 第四章通过构造“飞船模型”模拟和阐释后进国家利用后发优势实施经济赶超的过程。由于赶超概念的基本内涵是“追赶”和“超越”，追赶建立在构筑和利用后发优势的基础上，超越则有赖于不断提升原有的后发优势并创造出新的后发优势;就赶超的基本规律而言，赶超过程也就是后发优势构筑、实现和提升的过程。 第五章通过对经济赶超的行为分析揭示后进国家构筑后发优势的特征。后发优势的构筑过程实质是资本积累的过程。社会资本积累是经济赶超的基础，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赶超的前提，物质资本积累是经济赶超的工具和途径。可见，物质资本积累的过程是经济赶超本身，经济赶超能否得以实现的关键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积累，尤其是作为基础性的社会资本的积累。 第六章通过对经济赶超的制度分析例证实现后发优势的制度保障。重点剖析“苏联模式”的衰退性特征以及‘旧本模式”的追赶性特征;并对拉美、东亚以及苏东国家的市场化过程进行比较分析。案例分析证明，实现后发优势的制度保障是市场经济体制;要通过经济市场化实现后发优势，必须使后发
方敏[8]2016年在《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测定及金融贡献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经济的崛起毫无疑问是受惠于市场化改革的,市场化改革推进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对国民经济效率的提升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不断加速,但是在该进程中也存在很多问题。现阶段,我国经济结构面临转型与升级,结合我国目前的经济形势和中央的经济发展战略,关注于如何提高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显得尤为重要。在影响经济市场化进程的诸多因素中,金融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李克强也指出,金融可以为经济平稳运行和结构调整提供有力支撑,可见金融在现实经济中处在非常重要的位置。本文首先从经济市场化的测定入手,尽管学者们赋予市场化的含义不完全一致,但其中的核心观点还是相同的。简单来讲经济市场化就是计划型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就是社会经济活动主体的行为要以市场为导向。在指数构建方面,本文借鉴相关研究成果并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及指标选取标准,最终确定了市场化测定的四个方向指标--生产要素的市场化、企业行为的市场化、政府的市场适应度以及经济的国际开放度。在对指标进行标准化及主成分分析后,最终得到衡量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总指标,为本文下述理论与实证研究做基础。在实证研究经济市场化进程中金融所起的贡献程度大小之前,本文对金融发展对经济市场化的作用机理进行了合理分析,并归纳出金融发展对经济市场化的几个主要作用渠道,即资金流动渠道、信息成本渠道、专业化分工渠道、企业监管与公司治理渠道。学术界衡量一国金融水平的指标通常是金融发展情况,这既表现为金融规模的增长,又表现为金融结构的调整以及优化,只有综合检验量与质两个方面才能对一国金融发展的状况予以全面评价。因此,本文分别从金融规模与金融发展两个角度实证研究金融在市场化进程中所起贡献程度的大小。实证过程中,本文运用了格兰杰因果检验法、协整检验以及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等方法,一方面检验金融发展是否为经济市场化的格兰杰原因,另一方面检验变量间是否有长期稳定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我国金融规模的发展仍旧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在经济市场化进程中没有发挥足够的作用;在金融结构方面,存在金融所有制结构不完善,市场结构不合理,资产结构较单一,行业结构不合理,以及金融创新能力不足,金融监管体系不完善等问题。可见,我国金融发展存在诸多阻碍经济市场化进程的问题。在文章最后,本文结合实证研究结果以及金融发展具体国情针对提高我国经济市场化进程提出了金融发展的几点政策建议。
杨飞雨[9]2015年在《利率市场化条件下中国商业银行利率风险管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从1996年正式启动,采取双轨制渐近推进的方式,整体遵循“先放开货币市场、债券市场的利率,再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最后放开金融机构存款利率”的顺序。迄今为止,中国包括债券市场利率、货币市场利率、外币存贷款利率、金融机构贷款利率已经基本实现了市场化,2015年以来,央行进一步扩大存款利率浮动上限,并推出存款保险制度的,存款利率市场化亦已在即。后续利率市场化过程,中国还需完成市场化利率与管制利率并轨、提高商业银行风险定价能力、培训基准利率曲线、完善利率调控机制等重要任务。从中国商业银行发展现状来看,规模不断扩大,但在经营方式、业务结构等方面也表现出了诸多弊端,经营方式较为粗放,收入构成利润以利差收入为主。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商业银行面临利差空间收窄、利率风险上升、贷款定价难度提高等挑战,商业银行亟待建立完善的风险度量与管理体系,本文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研究利率市场化条件下中国商业银行利率风险管理,首先从商业银行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存贷款利率市场化加速推进、市场利率波动幅度上升等基本背景出发,说明研究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对利率管制、利率风险和利率市场化等核心概念进行界定后。其次,对美国、日本、韩国的利率市场化经验进行分析总结,进而对我国利率市场前期改革内容进行全面梳理,分析未来利率市场化改革的任务,并深入研究利率市场化对我国商业银行影响。第三,对现有利率风险度量模型进行比较,选取适当的模型对中国商业银行风险进行度量。第四,利率市场化后贷款定价是银行核心竞争力之一,且需要完善的内部资金转移定价(FTP)体系和贷款定价方法作为基础,基于此结合我国利率风险管理存在的问题,提出利率风险管理思路。最后,从商业银行角度出发,提出应对利率市场化中利率风险的有效策略。具体章节安排如下：第一章是引言。本章首先介绍选题的背景和意义,并对利率管制、利率风险和利率市场化等重要概念进行界定,然后阐述论文的框架结构、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最后说明本文创新、不足以及进一步研究方向。第二章是文献综述。本章对利率市场化和利率风险的现有研究归纳为三方面,一是利率市场化的理论基础和模式选择,二是利率市场化进程中的风险问题及对商业银行的影响,三是利率风险度量和识别方法,以及基于VaR度量模型利率风险度量和管理,最后进行评价分析现有研究的不足和可供借鉴之处。其中,运用VaR模型进行市场风险度量的思路为本文提供了重要借鉴。第三章是利率市场化进程及其影响。在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归纳的基础上,本章首先对美国、日本、韩国的利率市场化经验进行总结介绍,提出对中国利率市场化的启示；其次中国从1996年到2015年初利率市场化前期改革内容进行系统梳理,进而分析后续利率改革任务；再则全面分析了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经营模式和利率风险三个方面的影响,以此作为研究中国商业银行利率风险度量与管理的市场基础。第四章是中国商业银行利率风险度量。本章根据国际标准会将商业银行利率风险划分为基准风险、重新定价风险、收益率曲线风险与期权风险四类,并对利率风险度量的利率敏感性缺口模型、持续期缺口模型、模拟分析法和在险值(VaR)模型四类模型进行介绍和比较,从而选取VaR模型以2012—2014年S hibor隔夜拆借利率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对隔夜拆借对数收益率进行统计检验,并基于GARCH族模型进行VaR值估计。第五章是中国商业银行利率风险管理。本章首先中国当前利率风险管理中存在的利率定价体系不健全、利率与流动性风险管控薄弱等问题进行分析。基于此,一方面重点论述如何建立作为贷款定价基础的内部资金转移定价体系,包括内部资金转移定价体系建立的步骤和要素,以国外先进银行利率风险管理实践为例,介绍多资金模式和期限匹配模式两种不同模式下的FTP定价方法；另一方面,详细介绍利率市场化下的贷款定价,包括贷款定价的主要方法、贷款定价的流程,并结合我国当前实际详细介绍成本加成法的应用实践。第六章是结论及对策。本章基于本文总体研究思路,对利率市场化路径及其影响、中国商业银行利率风险度量、中国商业银行利率风险管理等进行总结,并从加强主动资产负债管理、加快高层次中间业务发展、完善内部资金转移定价机制、强化经济资本管理等角度提出利率风险防范和管理的对策。本文相比较于其它同类文献,可能存在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三点：第一,对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路径进行刻画,结合国际经验分析我国后续利率改革的任务,并全面分析了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的主要影响,包括对存款利率、贷款利率、利差空间的影响,对银行贷款投向、负债结构和业务结构的影响,以及对利率风险的影响,对利率风险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商业银行风险偏好提高、风险水平上升和贷款定价难度增加。第二,对当前广泛应用的利率风险度量模型进行比较,选择符合于市场趋势的VaR模型,以中国市场化程度最高Shibor隔夜拆借利率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同时建立GARCH族模型,对GARCH、 EGARCH、 PARCH三类模型的估计结果进行比较,结果表明EGARCH(1,1)效果最佳,且用EGARCH族模型计算的VaR较大值都集中在在2013年初和2014年初,表明在此时点潜在利率风险突出。第三,利率市场化后,贷款定价将成为商业银行贷款定价是核心竞争力之一。要建立高效的贷款定价体系,则银行必须有健全的内部资金转移定价(FTP)体系和贷款定价方法作为基础。本文针对中国商业银行利率风险管理方面的不足,一方面讨论了如何建立作为贷款定价基础的内部资金转移定价体系,包括内部资金转移定价体系建立的步骤和要素,另一方面具体分析了利率市场化条件下的贷款定价,包括贷款定价的主要方法、贷款定价的流程等。
阙伟成[10]2004年在《中国股票市场发展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股票市场迅速发展,已经成为影响宏观经济的主要变量之一。但是,快速发展和转型中的股票市场面临着诸多的风险。自本世纪始以来持续至今的中国股票市场的大调整,虽然是包括技术性风险和制度性风险在内的各种风险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是,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体制性风险或制度性风险。在监管模式、企业(上市公司)、券商和投资者权益保护、市场中介组织等各个方面,都存在着政府过度干预或干预不当的问题。行政干预是中国崇尚集体理性的传统文化及其影响下的政经体制和盎格鲁股权文化冲突下的产物。这种行政性干预影响了股票市场力量的正常发挥,也由此带来了严重的制度性风险。从1992年到2004年的十三年间中国股票市场的投资者为此总共付出了2.3万亿元,但截止到2004年9月中国股票市场中上市A股公司1352家的流通市值仅1.29万亿元,这就意味着十三年来中国股票市场的全部投资者的总体投资收益为负并亏损1万亿元,而国家通过股票印花税和券商佣金、保证金利差等在1993-2002年十年间累计收入超过4800亿元。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以“国企融资服务”为中心的定位下,上市公司的国有股和法人股股东共筹集资金6800亿元,原始股本增值5300亿元,两项合计1.21万亿元。同一时期股票市场中A股给全部投资者的分红派息却只有700亿元。这些实际数字表明:中国股票市场与传统国有商业银行相比已经成为上市公司更美妙的圈钱乐园! 因此,要从根本上和长期内促进股票市场的健康发展,需要从制度层面上依赖于中国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尤其依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需要市场经济体系和资本市场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彻底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根本性转变,这是其一。 在政府方面,对股票市场的功能定位是分散和化解国有商业银行的金融风险,并为国有企业提供融资便利。上市公司的所有制歧视是股票市场资源配置低效率的制度本源。要克服此类制度性风险,需要政府按照市场化的方式来发展股票市场,这是其二。 在上市公司方面,股权分置、国有股一股独大、国有股非流通性等制度性问题,导致了上市公司股权高度集中、治理机构失灵,从而降低了股票市场的效率。
参考文献：
[1]. 论中国经济市场化过程中的金融市场化[D]. 雷咸成. 中共中央党校. 1998
[2]. 前苏东国家与中国经济体制转轨模式的比较研究[D]. 刘洋. 吉林大学. 2014
[3]. 中国金融脱媒化的经济影响与对策研究[D]. 李国庆. 武汉大学. 2015
[4]. 利率市场化理论及运用研究[D]. 高云峰. 西南农业大学. 2004
[5]. 中国保险费率市场化改革研究[D]. 单鹏. 东北财经大学. 2015
[6]. 金融市场化对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影响研究[D]. 刘兵. 湖南大学. 2012
[7]. 后发优势理论分析与经济赶超战略研究[D]. 侯高岚.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3
[8]. 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测定及金融贡献度研究[D]. 方敏. 山东财经大学. 2016
[9]. 利率市场化条件下中国商业银行利率风险管理研究[D]. 杨飞雨. 武汉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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