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教育消费中的性别差异——以江苏省扬州市城区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扬州市论文,江苏省论文,为例论文,差异论文,性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研究背景
长期以来，性别歧视一直是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关心的重要问题。传统的研究视角主要是从性别差异这一基本事实出发，将性别作为自变量，实证分析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如朱玲(2000)借助于山西省抽样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论证中国农村土地分配中的性别平等虽然在法律上和经济制度上得到了保障，但是，这些制度在细节上的漏洞使得妇女缺少地权保障；赵耀辉(1997)利用四川省的调查数据分析了性别和教育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结果表明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而教育年限对劳动力流动没有显著影响。
近年来，西方一些研究家庭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学者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到有关性别差异表现形式及其决定机理的分析上，相关的成果主要反映在性别分层理论的表述中。所谓“性别分层”指的是男女在就业、教育、家庭和社会地位等方面的不平等现象(Fiorentine,1993)，这里的“分层”则意味着所有的不平等现象已经成为一种跨文化的普遍性问题。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性别分层可能与收入贡献、生理差异、家族结构、文化观念以及劳动分工有关(Collins et al,1993;Fiorentine,1993;Jacobs,1993)。
性别分层理论是对世界范围内男女不平等现象的概括和总结，但也有可能与中国的男女不平等问题有着直接的关联。新中国成立以后，妇女地位有了极大的提高，她们在上学、就业、婚姻、生育、收入和财产处置等决策上已拥有了较大的自主权。但与此同时，高等院校女生比例过小、劳动力市场上女性就业比例偏低的现象仍普遍存在。因此，无庸讳言，当今中国的性别分层问题仍然存在。一些学者(Bauer et al,1992;Watson,1985)在进行了跨文化的比较分析后，认为中国的妇女不平等问题既与经济因素有关，又与中国特定的家庭结构和文化观念密切相关。因为从儒家传统和规范的角度来看，妇女在家庭内外都应处于从属的地位。
以上论述表明，性别分层现象是客观存在的，男人在社会和家庭中往往拥有比女人更多的权力和资源。但我们必须注意到，由于中国政府致力于增加妇女劳动就业的机会，并努力推动男女在教育、婚姻、遗产继承等领域的公平，原有的性别分层现象已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性别是1979年实施的独生子女政策更是对传统的性别分层理论产生了巨大冲击。就城市家庭而言，一个家庭往往只有一个孩子，生育男孩的内在动力已不再强烈。其结果很可能是平衡或模糊了对男孩和女孩重要性的判断。
在性别分层的理论框架中，教育不公平既是性别分层的重要表现形式，也是加剧性别分层的重要原因。受传统观念的影响，长期以来妇女在教育机会的获得上也受到歧视，不能积累所谓的教育资本。Bourdieu(1984)认为一些与性别有关的家庭决策影响了将家庭可继承资本转变为教育资本的内在逻辑，也就决定了家庭教育供给的性别差异。同时，教育资本的存量与经济和社会将提供的机会是联系在一起的，孩子受教育情况，以及性别上的公平程度也被赋予了广泛的社会经济含义。
基于上述有关教育性别公平的考虑，以及中国的具体国情和政策，我们有理由认为性别分层观象在中国特别是城镇的教育领域已经受到了严重挑战。为此我们假设，对于城市家庭的父母来说，男孩和女孩是同样重要的。在具体的研究中，我们又可以将这一假设分解为两个子假设：一是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在男孩和女孩间不存在差异，这一假设主要是基于隐性的意识层面的考察；二是父母对孩子教育的投资在男孩和女孩间不存在差异，这一假设主要是基于显性的行为层面的考察。
二、研究方法
扬州市的学前教育和中小学教育在质量上存在明显的差异，而教育开支的情况又是随着学校的位置特别是质量而变化的，因此我们根据分层抽样的原则，在城区教育局按质量排序的基础上，分别抽取上、中、下等的幼儿园、小学、中学各3所，共27所。学校内的调查对象根据学生学号的排列顺序随机抽取，然后请学生将问卷带回家完成并返还。最终获得有效问卷810份（见表1）。在有效样本中，95.6%是独生子女家庭，4.2%的家庭有两个孩子。学生年龄在3～19岁之间；48.8%为男生，51.2%为女生，其中，幼儿园阶段男、女生的比例分别为55.0%和45.0%，而小学和中学阶段男生的比重只有46.5%和45.7%。男女生权重畸高畸低的事实可能意味着数据本身存在着轻微的自选择误差。
表1 性别分层抽样调查的样本特征
数量
男生 女性
数量
比例(%)数量
比例(%)
幼儿园
240
132
55.0 108
45.0
小学
325
151
46.5 174
53.5
中学
245
112
45.7 133
54.3
总计
810
395
48.8 415
51.2
问卷是笔者和美国西密执安大学的Ann Veeck教授共同设计的，该问卷涉及了与家庭消费决策有关的很多内容，其中与本文有关的主要有三个方面：(1)有关发展期望的几个指标，反映了在目前的收入和教育支出水平条件下，家庭对教育的心理需求程度。问卷给出了5个衡量父母对孩子未来发展希望的陈述，每个陈述下面有7组从“非常同意”到“强烈反对”的选择，表示父母对该陈述的赞同程度。(2)各类开支指标，反映了教育的实际需求状况以及教育在家庭消费中的地位。问卷涉及到上一学期父母花在孩子身上的一系列费用，这些开支类型的选择主要是通过调查前的座谈和家访确定。(3)家庭特征的有关指标，是影响学生教育性别差异的外部环境变量，主要涉及到家庭人口、家庭成员关系、年龄、收入、受教育程度和从事职业等一些家庭人口的统计特征。
三、结果分析
（一）父母受教育程度与收入的性别差异
孩子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的调查有助于我们确定上一代人性别分层的基本形态，这既是我们调查考察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也可能成为下一代教育性别分层的重要解释变量。如表2所示，父母受教育程度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父亲在小学、初中、高中和中专4个层次上所占的百分比明显低于母亲的相应比例，而接受过大学教育（包括电大、夜大、职工大学、函授大学和自学考试）的父亲则大大超过母亲的人数。借助于统计学上的均值检验方法，将父母亲受教育程度分别作为两组数列。由于t-统计量高达13.99，我们可以在0.01的水平上拒绝两组样本观察值均值相等的假定，从而进一步验证了父亲受教育程度高于母亲的结论。表2同时反映了父母收入水平的差异，父亲的收入水平高于母亲，这一结论在统计上也是非常显著的，t-统计量高达6.84。
表2 学生父母受教育程度与收入交互对照
注：父、母亲相关数据分别缺失为31个和59个。
本次调查中还涉及到父母所从事的职业，相关统计结果显示，8.0%的母亲处于下岗待业，而只有3.3%的父亲下岗待业，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收入差异形成的原因。为了反映受教育程度对工资收入的影响和作用，我们分别测算了父母收入水平与受教育程度之间的相关程度，结果表明，父亲系列与母亲系列的Pearson相关系数分别为0.157和0.497，双尾检验值在0.01水平上皆显著，说明收入水平与受教育程度之间存在着较强的相关关系，而且女性的相关程度比男性还要高。这一简单的统计结果具有非常重要的政策含义。我们可以认为，教育的性别差异是形成整个社会性别分层的重要原因，而改变已有的教育分层格局将对提高妇女的收入水平产生直接的影响。
（二）学生教育消费的性别分层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检验家长在男孩和女孩发展期望上的差异以及教育投资的差异，以决定在这两个方面是否存在着性别差异。表3比较了家长对自己孩子的发展期望，其中，t-统计量用来检验两组数列（男生家长期望与女生家长期望）相等的显著性程度，p值则是不能拒绝两组数列相等这一假设的概率。结果显示，在“我希望我的孩子考上大学”、“孩子拥有一份好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我希望孩子生活得比我更好”这三个问题上，家长的回答是肯定的，而且由于t-统计量都偏小，我们可以认为男、女生家长在对孩子的发展期望上没有非常明显的差异。对于“我希望我的孩子拥有一份白领工作”、“我希望我的孩子能挣得一份高工资”这两个问题，男、女生家长的回答存在一定的差异，前一问题女生家长的赞同程度相对较高(t=-1.58;p=0.11)，而后一问题男生家长的赞同程度相对较高(t=1.54;p=0.13)，表明家庭对女性职业的重视和期望优于对工资报酬的期望。为了解释这一现象，笔者根据性别分层的理论框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跟踪调查，结果发现这一差异的形成主要是受到了现行劳动力市场上工资差异的启发，同时“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分工也对差异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
表3 家长对子女发展期望的平均值和标准离差
注：同意度采用7分制法，1为强烈反对，7为坚决支持。
表4反映了男生和女生的教育消费情况，由于男生和女生的学杂费标准相同，这里的教育支出没有包括学杂费。可以看出，在书本费总和、交给学校的书本费、购买娱乐用书的费用和购买其他教育用品的费用等4项指标上不存在明显的差异，t-统计量普遍偏小。但在购买课外用书的费用这一指标上男生费用明显高于女生(t=1.84;p=0.07)，男生的平均开支为73.83元，女生的平均开支为63.41元；在家教费用这一指标上，男生与女生之间则存在明显的差距(t=-1.34;p=0.18)，男生的平均开支为41.08元，女生的平均开支为62.83元。有关家庭购买决策的调查表明，购买课外用书主要由孩子自己决定，而聘请家教则更多是父母的决定。将这两种事实联系在一起，我们可以认为男生的学习较为主动，而女生则较多的表现为被动学习。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男女生成绩的差异主要是由于生理和心理等其他因素形成的（强海燕，1999），与家庭教育投资没有直接的联系。从表4可以看出，男生和女生之间的教育开支几乎相等，而较小的t-统计量也表明二者之间没有明显的差异。以上结果表明，城市的独生子女政策加上快速的经济增长正在创造着一个良好的环境，使得父母对子女的未来进行比较公平的投资。虽然中国仍存在着婴儿出生性别比失调的现象，但这只能表明一些家庭在孩子出生前希望生男孩，而孩子出生后，即使是女孩也可以得到与男孩相同的发展机会。
表4 男女生教育开支的平均值和标准离差 元
注：由于在样本无偏的情况下交给学校的学费是基本相等的，我们将书本费总和、家教费用和其他教育开支的累加成为教育开支小计。
当然，从表4我们还发现了教育开支的离差值非常大，这里可能的影响因素有家庭的收入水平、父母受教育程度，以及孩子的上学年限。显而易见，学生所处的教育阶段不同，其学费标准、书本费用等也不相同，这是形成教育开支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如幼儿园、小学、初中和高中学生的平均教育费用分别为961.8元、542.8元、635.5元、936.7元。表5的结果显示，教育年限与教育开支之间呈负相关关系，但双尾统计值不显著，其主要原因是幼儿园的教育费用中包含了食品支出的部分，相应的数字存在严重的高估，从而影响了统计的显著性。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家庭的收入水平对教育开支有着明显的影响，父母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越高对孩子的教育投资越大。若将幼儿园的样本排除在外，通过简单的回归，我们得到孩子教育的边际消费倾向为0.089，即家庭收入每增加1元，孩子的教育开支就增加0.089元。这一数字远低于城市家庭对孩子教育投入的平均比重(29%)，这说明虽然教育在城市居民的消费中占举足轻重的地位，但贫困家庭用于教育开支的比重远高于富裕家庭，教育消费仍带有一定程度的刚性。
表5 教育开支与父母受教育程度、收入及孩子上学年限的相关关系
* 表示相关系数在0.01水平上显著。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为双方受教育年限的总和。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改变了将性别分层作为自变量进行研究的传统视角，选择教育消费这一特殊领域，研究了性别分层的表现形式与具体状况，并分析了教育性别差异形成的内在原因。通过研究，本文得出了如下基本结论：(1)收入水平与受教育程度之间存在着较强的相关关系，教育资本存量是决定收入水平高低的重要变量。(2)城市居民在教育投入上不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学生成绩的性别差异与家庭的教育投资没有直接的联系，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要改变学习的绩效差异必须从教学理论、教学方法等其他环节着手。(3)父母对孩子的发展期望存在轻微的性别差异，虽然家庭都希望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但由于整个社会的性别分层格局，女生家长侧重职业与身份，而男生家长倾向于工资收入。(4)家庭收入、父母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孩子教育消费的重要变量，但家庭的教育投资具有一定的刚性，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教育在城市居民消费中的重要性。
在中国家庭的消费预算中，教育投资所占的比重非常大。由于计划生育政策是从1979年才开始严格执行的，独生子女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还不能用实证的数据来说明，同样我们也不能回答相同的教育投入能否带来相同的竞争力。但考虑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普遍具有“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仅是中国城市居民教育投入上的公平性这一现象本身就具有重要意义。
当然，如果要对性别平等和教育消费情况有比较全面的认识，还必须将研究拓展到扬州市以外的其他城市。同时由于很多学生在完成9年义务教育以后还要接受花费更多的高等教育，因此，上面得出的结论可能有些偏颇。如果研究的范围扩展到从幼儿园到高等教育的每个阶段，研究不同年龄段在教育投资和父母期望等指标上的性别差异，将有助于更好地揭示性别分层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