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现代 ”何去何从
——王建疆“别现代”理论初探
谢金良
(复旦大学，上海 200433)
摘 要 ：王建疆提出的“别时代”，不只希求一种话语创新，而是寄托了构建中国特色美学话语的期盼。故此，至少包含了三层意思：一是有别于现代；二是有别于西方，三是有别于前理论。其有助于学术界改变思维定势，尤其对美学与艺术的方法、理论研究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如果“别现代”主义过于局限在主观的范畴之内，则有可能出现无法解决不断衍生的实际问题，并进而遮蔽本身的创新性上的风险。故此，要更为客观地了解、评价“别现代”理论，既需要学界能够尽早形成对“别现代”的共识，亦需要不断加以更新和完善，让中国学者原创的学术主义理论真正造福于全人类。
关键词 ：别现代；别现代理论；中国美学
与“别现代”相关，难免会联想到“现代性”、“前现代”、“后现代”等带有西学背景的概念、词语。这是一个由王建疆教授在2014年率先提出的新术语，通过其在理论方面进行的建构和积极探索，已具有一定的国际学术影响。当然，对更为广大的学人而言，“别现代”依旧是一个相对比较陌生的术语。如何更准确地理解“别现代”的概念涵义？更明晰地了解“别现代”的学术理路？更公正地把握“别现代”的美学意义？诸如此类的问题值得讨论和进行一步探索。
一、“别现代”的概念涵义
2014年上半年，上海市美学学会在上海师范大学召开美学和艺术学的讨论会，王建疆在大会发言时针对美学的现代性的问题提出：“中国美学的问题不是现代性的问题，而是别现代的问题。因为，任何问题都是特定社会形态中的问题，是特定历史时期的问题，而中国正处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社会形态中，这里既有高度发展的现代化物质基础，又有前现代的意识形态和制度设施，还有后现代的解构思想，三位一体，和谐相处。因此，中国美学的问题就不是西方的现代性问题，也不是西方的后现代性问题，而是别现代的问题。”[1]显然，王建疆明确认为目前的中国已处于特定的“别现代”时期，因此当务之急是构建与“别现代”时期相适应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学研究方法与理论。紧接着，他在发言中阐明了自己对“别现代”的理解：
别现代就是既不同于现代、后现代、前现代，但又同时具有现代、后现代和前现代的属性和特征的社会形态或社会发展阶段。因此，别现代就是别现代，不是现代，也不是后现代，更不是前现代，而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和特殊的社会发展阶段。在别现代时期，社会需要、时代问题、文化背景、思想话语都具有自己的特点，不可能把西方的需要当成自己的需要，把后现代的问题当成自己的问题，其文化背景、思想话语一定是不同于西方的。事实上，当以德国著名美学家沃尔夫冈·威尔施为代表的超越经典美学、重构美学理论、回归自然和社会以及让美学走向行动的风潮席卷全球之际，中国美学还在为“是中国美学还是美学在中国”而烦恼，为自己没有美学上的主义而惭愧。与整个西方已进入“后理论”相比，中国美学不是理论过剩，而是理论贫乏，主义缺失，中国美学尚处于“前理论”时期。因此，跟着西方美学走，把西方美学的话语当成自己的话语，难免邯郸学步。正如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直到80年代，都在从阶级政治的高度批判人道主义、人性论，而西方在那个时代已超越了人道主义，从生态主义出发反思人道主义一样，由于社会形态的差别和发展阶段的不同所造成的错位甚至南辕北辙，都在为别现代的确立提供着现实的根据。[1]
采用细菌通用引物 F27：5′-AGAGTTTGATCCTGGCTCAGG-3′和P1541：5′-AAGGAGGTGGTGATCCAGCCGCA-3′。由菌株的基因组DNA中扩增获得16S rDNA序列，将该序列登录GeneBank数据库，登录号为CEH-ST79(MG584453.1)。将该序列与数据库中同源的 16S rDNA 序列进行比对，通过 Mega 7.0 软件包进行系统发育树的构建(图1)。
不难发现，王建疆提出“别现代”，不只是希求一种话语创新，而是在其背后寄托构建中国特色的美学话语的期盼。故此，别现代至少有三层意思：一是有别于现代，二是有别于西方，三是有别于“前理论”。也许正因如此“另类”，此术语刚出来时，既让人觉得别具一格，也让人觉得别扭。为能让学术界更好地理解“别现代”，王建疆及其学生们撰写了不少文章，多次举办学术研讨会，使之迅速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近五年来，对“别现代”术语概念的理解，也日益清晰和丰满。一言以蔽之，“别现代”即运用“别样的现代性”来解释当今中国的独特现象。综而观之，“别现代”术语刚提出来时，明显是以时代特征而区别于以往，并在理论建构过程中，逐渐成为一个多元一体的概念。
首先，“别现代”是在中国美学学科领域内提出的创新性术语。王建疆是在中国现实的基础上，面对中国的问题而“生造出”的汉语新词——别现代(Bie-postmodernism)。作为一种话语创新，“别现代”一词确实容易使人望文生义，理解成诸如“不要现代”、“告别现代”、“另一种现代”、“别扭的现代”或“另类的现代”等意思，因此英译也有不下五种之多。当然，在王建疆看来这些理解都存有一定偏颇，他认为“别现代就是别现代，它既不是现代，也不是后现代，更不是前现代，而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现实，我们得尊重这个现实。”“别现代既是对中国特定的社会形态和历史发展阶段特征的概括，又包含了建构别样现代性的期许；既告别虚妄的‘现代性’，又期许别样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这就是别现代理论的基本含义和基本的出发点。”“别现代的‘别’就在于对现代性与非现代性的分别上，‘别’由此而产生理论张力。”[2]毋庸置疑，这个新术语，既是面对中国现实提出来的，也代表着这个时代的现实。现实是什么？现实就是“别现代”：“貌似不要现代，但却渴望现代；貌似告别现代，但我们尚未完全进入现代，前现代的噩梦依然在困扰着我们；貌似另一种现代性，但当现代、前现代、后现代以不同占比的方式混合在一起的时候，如果说这是另一种现代性，实际上已经忽视了另一种前现代性和另一种后现代性。”[2]如此说来，“别现代”是当代中国特有的，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时代的现实”，是特殊的“形态”、“时期”、“阶段”。因此，我们必须面对这个现实，发现新问题，建构新理论，提出新思想，高举新主义，才能填补“理论贫乏，主义缺失”的特殊时代。
“别现代”主义思想提出以来，在国内外学界的关注和讨论过程中，还是有一些学者表示质疑的。已发表的论文有：夏中义《学术史提问与“新世代”焦虑——兼回应王建疆教授》 (《学术月刊》2016年第6期)、吴炫《什么是真正的问题?——也谈“主义”与“朴学”之争》(《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王洪岳《精神建构的彷徨与出路——兼与王建疆先生商榷》(《探索与争鸣》，2012第4期)、王洪岳《“别现代”理论的模糊性及反思——与王建疆先生商榷》(《探索与争鸣》，2016第7期)、阿列西•艾尔雅维茨《主义：从缺位到喧嚣?——与王建疆教授商榷》(《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9期)，等。从这些商榷文章亦可发现国内外学者对“别现代”的术语、主义、理论、主张等，并非完全的认同。当然，能够引起学界的关注和争议，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至少说明“别现代”已经进入学术研究的领域，并由此产生了一些新的学术问题，如王建疆发现“夏中义、刘锋杰有自己的看法，他们青睐朴学的方法而反对主义的主张，从而形成了主义的问题与问题的主义之争”[2]。在相关的学术争议面前，究竟孰是孰非，委实难以做出评判。因此，有必要再对“别现代”的学术理路进行一番梳理。
第三，“别现代”是一种原创的、具有涵盖性和哲学高度的思想、理论和主张。王建疆认为，“别现代”是一种有关社会形态和历史发展阶段的哲学思想，也是对别样现代性建设的期许。别现代理论包括话语创新观、主义建构观、时间空间化哲学、发展四阶段理论、跨越式停顿理论、后现代之后的集成创新观、主义的问题与问题的主义观，以及“中西马我”思想资源观等。他发表在欧盟《哲学杂志》关于主义问题的文章，即把“别现代”界定为一种关于社会形态和历史发展阶段的概括的新理论。“别现代在国内国际的学术对话中建构自己的理论和主义，形成理论自信和话语权力。别现代对中国特定的社会形态和历史发展阶段的概括和后现代之后的思维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审美形态，将为中国美学研究提供现实根据和思想启迪。”[2]而“别现代”作为一种哲学思想，则是在2014年年底提出来的，显然是对“别现代”这一术语和主义的理论建构和提升。
同时使用两台摊铺机成梯队进行单幅一次性铺筑，摊铺宽度分别为5.5m与5.0m，摊铺机料位难以到边位置，应
显然，“别现代”的术语概念是，既单纯又复杂，既模糊又清晰，既承袭又创新的，它试图从已有的理论框架中跳脱出来，而又囿于现实的复杂多变而难以准确定义。当然，在“别现代”的理论框架下，王建疆的学术理念和学术理想显示出异常的生机与活力。
二、“别现代”的学术理路
其次，“别现代”是一种新的学术上的“主义”。“别现代的话语创新必然构成与西方现代、前现代、后现代相对等的涵盖性理论，而与现代性、前现代性、后现代性相对照构成别现代性，与现代主义、前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相区别构成别现代主义。……别现代是对特定的社会形态和历史发展阶段的理论概括，但来自于别现代的别现代主义却是对别现代的改造、更新。”[2]在王建疆看来，“别现代”天生就具有“主义”的特质。
首先，需要理解“别现代”的哲学基础。别现代的哲学基础是时间的空间化。对此，王建疆认为现代、后现代与前现代共时存在，本身就是时间的空间化。这种时间的空间化同时带来别现代的多重张力结构。在这个张力结构中，现代、前现代、别现代中的任何一方都有可能导致社会向着自己的方向发展。“就如我们司空见惯了的，封建意识、贪污腐败将会使别现代时期更具有前现代的色彩。相反，科学思想、民主制度将会使别现代时期更具有现代社会色彩。因此，如何把握别现代的张力结构，使其发挥正能量，就是别现代主义的历史使命。”[1]不难发现，别现代主义的哲学思想和理论基础主要来自对于时间的空间化现实的概括，并从时间空间化中衍生出别现代的发展阶段论——中国社会是现代、前现代、后现代的共处和并置，是别现代，别现代是时间的空间化，明显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阶段论——现代替代前现代、后现代替代现代的断代式发展。而在时间的空间化中，确实是现代与前现代根本对立，后现代与前现代天然隔膜，因而内在的矛盾构成张力，势必导致别现代的多元并存属性、和谐共谋属性、内在张力属性、对立冲突属性、多变量属性和难以预测属性等。正因为如此，王建疆才坚持认为“别现代的时间空间化理论来自对中国现实的概括，与来自自然科学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和后现代主义的空间理论有着诸多不同，是一种中国的空间理论。”[2]何谓“时间的空间化”？何谓“中国的空间理论”？这无疑是一个玄而又玄的时间问题。在某种程度上，王建疆试图摒弃西方的时间观，而倾向于中国传统的时空观。“别现代”正是在一种与众不同的时间观指引下产生的：一、时间和空间是融为一体的；二、过去、现在、未来是相互融贯的。由此观之，“别现代”看似代表一个“时代”、“时期”、“阶段”，实际上又包括了所有的过往，甚至还涵摄了未来的所有可能性，呈现出一个极为开放和包容的体系。从这个意义上看，“别现代”的时间界限是模糊的，难以说清是从何时起到何时止，甚至也意味着没有说清的必要。如果仅从时间的维度，显然“别现代”不应只是中国的，还应该是世界的，那就失去了独特性。正是在时间的维度上，立足于“中国的现实”，使“时间空间化”，使一般变成特殊，“别现代”被王建疆紧紧锁定在“中国的特殊时期”，才使之完全与西方话语切割开来，形成自己的创新话语。
其次，需要理解“别现代”的思维方式。别现代的思维方式是跨越式停顿，即在事物发展到高潮时，在如日中天之时，突然停顿、另辟蹊径。对此，王建疆也有明确的说明：“这种思维方式貌似中国古代的急流勇退，实质上是对事物发展有限性的认识。是在跨越式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后，对于更高境界的追求。事实上，跨越式发展一味追求增长的思路正在被生态学和可持续发展的思路所矫正，跨越式停顿正在通过世界无水日、无车日等仪式而得以表现和强化。同样，别现代并不追求别现代时期的永垂不朽，相反，总是期待着别现代时期的结束和更理想社会形态的出现。而对更理想社会形态的期待，就是别现代的‘后现代之后’的思想。”[1]不难发现，王建疆是反对“别现代”的！那么，他提出“别现代”的主义、理论、主张，意欲何为呢？或许就是借此引导学术界认清“别现代”时期的种种现实，既要同情式地理解，又要尽可能实现再超越，避免人类在“现代性”的泥沼中停滞不前。这无疑是一种前瞻性的思维方式！从时间的角度看，任何一个时代出现的现象都是合理的，都是可以得到理论阐释的，但是作为学术研究更有必要跳出时代现实的束缚，着眼于人类未来的发展来看待现实，才能引导人们走出“现代性”的泥沼，才能再跨越“别现代”，进入到更高更好的发展境界。“跨越式停顿是针对跨越式发展带来的弊端而提出的哲学思考，是指在事物发展顺水顺风甚至如日中天之时突然终止前进。这使人联想到中国古代的顿悟、急流勇退等思维特点和行为方式，实际上是对事物发展极限有所预知而采取的主动式停顿，并非被动式停顿。”[2]言外之意，王建疆首先看到了近几十年来中国改革发展带来种种跨越式的现实，正是这种现实导致当前中国被裹挟到一个特殊的“别现代”时期，如果再这样任性地发展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必须停顿，必须改变发展的理念和思维方式，犹如禅宗中的“截断众流”、“当机立断”，才能改变思维定势，才能顿悟，才能更上一层楼。“跨越式停顿区分了在经济、科技、军事方面的可跨越式发展和在生态、文化、制度方面的不可跨越，提出了针对跨越式发展带来的灾难进行跨越式停顿的策略。”[2]正是看到某种“不可跨越”，故提出了“跨越式停顿”的思维方式，试图以此解决当下中国的现实问题。但是，这种思维方式是否完全适用当前的中国呢？这必须处理好两个判断：一是如何判定中国的跨越式发展已经是顺风顺水地到了如日中天的高潮？如果把当代中国的发展看作是螺旋式的上升，是从一个抛物线的顶点不断发展到更高更新的抛物线顶点的话，中国政府和人民的许多理想、梦想远未实现，真正的顶点和高潮尚未达到，此时奢谈“别现代”岂不是为时过早了些？二是如何判定“突然停顿，另辟蹊径”这种主动的以退为进的思维方式可以为当今乃至未来找到更优的发展策略？基于中国的国情，社会的发展演变并不是依托学术思想的演变，更多的是依托政府和政治。如果政府的发展理念无法接受“突然停顿”，而是将以往的主义思想持续下去，“别现代”主义理论即使有容身之地，恐怕也无用武之地。到头来，“别现代”只能成为一种忧患意识和过度焦虑！当然，应当承认“别现代”的思维方式，无论是对今后的学术研究，还是对中国的改革发展，都是有一定启示意义的。
第四，“别现代”是中国学术走向全球化的桥梁也是媒介。“别现代”虽然是基于中国的现实提出和建构的，但也关注全球问题。斯洛文尼亚普林莫斯科大学的厄内斯特(Ernest Zenko)教授认为，别现代既不是西方理论的延伸，也不是西方理论的运用，而是基于对中国当代现实的考量。别现代是在抓住中国当下历史契机的基础上发展的，虽然仍然和西方理论发生关系，但别现代不是简单对西方理论的译介。“在此意义上说，别现代是桥梁也是媒介，确保了中西方沟通的渠道和距离，从而有了自我主导的余地。当代文坛杂志社常务副总编夏述贵认为，别现代可能不仅仅对中国社会有理论解释力，也可以进一步将其拓宽到世界上其他国家，例如，日本、韩国是不是也存在别现代？”[3]尽管国外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也具有一定的“别现代”性，但从王建疆对“别现代”术语概念的界定来看，显然是为现实中国量身定做的，不可能完全适合其它任何国家。当然，作为一种更为有效的学术媒介，对国际学术交流无疑能起到积极推动和方便沟通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别现代”将是中国学术走向全球化的崭新桥梁，甚至也能有益于相关国家对其现代性意义的理解和阐释。
4.就发展四阶段理论而言……在每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美学如果不想无所作为，那么，就会有相应的历史使命。
第三，需要理解“别现代”的基本观点。王建疆在《别现代：国际学术对话中的哲学与美学》一文中从八个方面简要概括了“别现代”理论的要点，既是他对各方商榷意见的集中回应，也可看作是他一贯基本观点的坚持。这些在前文的论述中已有不少引述，兹不再赘述。这些基本观点令人联想到三个词：“通用”、“通吃”、“通变”。从通用的角度看，“别现代”这个术语本身就已含括古今中外所有对“别”、“现代”的理解，因为在特殊时期不仅包括所有的“前现代”、“现代性”、“后现代”等特征，也涵摄了所有关于“别”的意义，“别现代”成为一个非常特别的意义整体和时代现实，可谓是无所不包的。从通吃的角度看，“别现代”在学术视野上占据了所有能够为我所用的思想资源：“别现代在面对主义的问题和问题的主义的同时，面对来自中外哲学家、美学家、艺术家提出的各种问题和批评意见，因而其思想资源问题日益凸显。别现代主张学术研究的中西马我格局，即坚持中国优秀文化传统、西方现代及后现代思想精华、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与‘我’的独创之间的有机结合。其中，‘我’的经验、主张和价值判断将成为理论创新的中枢，通过我的选择和运用，充分利用中西马思想资源，充实自己，从而为别现代的更新超越做好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从马克思主义到中西结合再到中西马一体，表现出中国学术研究眼界不断扩大、胸怀不断扩展的过程，而从中西马到中西马我，由于‘我’的凸显，中国学术的思想资源更加完备，而且有胜过西方学术思想资源西马我的地方，内容更加丰富，有利于学术思想的建构。”[2]换言之，只要是“我”看好的思想，就是“别现代”理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源泉。从通变的角度看，从一个创新的学术术语，迅速升华为一种主义，又马上演变为一种哲学与美学理论、思想、主张、流派等，甚至已经涉及到哲学、经济、文学艺术、美学、社会发展等诸多方面，并展开国际性的学术对话。这种不可思议的变通，如果不是一种急于求成，过程本身就充分体现了“别现代”无以伦比的理论活力。
“别现代”主张对我们的美学研究有何意义？显然是更值得关心的问题。对此问题，王建疆在《别现代：国际学术对话中的哲学与美学》一文中立足他的八个基本观点作了较为详尽的说明。为了便于讨论，兹择要引述如下：
词汇是写作的基础，要写好作文，必须积累丰富的词汇，并且要能够准确地运用它们。我们可以借助构词法来学习单词，通过结合课文和例句来掌握其用法，学会准确地运用它们。
学者们从时间顺序、党的执政方略、国家意志等角度对党的生态文明思想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细致的考察，观点各有千秋。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笔者认为，中国共产党的生态文明思想也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探索历程，从生态意识觉醒萌芽到生态文明思想一代代的继承创新、丰富发展、不断完善，最后形成了臻于成熟的思想体系。我们必须结合每个时期的具体背景和发展实际，对共产党人提出的生态文明思想和执政方略进行分析研究，才能更好地考察和把握生态文明思想的发展历程。
三、“别现代”的美学意义
可见，王建疆的“别现代”不是心血来潮的刻意创新，而是有着较为长期深思熟虑的结果，并且有着非同一般的学术理想和学术魄力！客观而论，在面对现实和构建理论时，难免过于主观化，尽管他试图更客观地面对所有的一切，但是那种“全盘通吃”的学术理想难免拗不过现实的种种思想障碍！愿景是好的，而要成为学术界的共识，恐怕为时过早！毕竟，让所有人改变思维定势，并非易事！
5.就跨越式停顿理论而言……跨越式停顿理论用在艺术创作上，将是大师成长术中必不可少的一环。
2.就主义建构观而言……从最高端突破西方美学的钳制，建立自己的美学体系，彻底改变美学在中国而无中国美学的局面。[注] 在王建疆看来，“别现代”不仅可以上升为一种学术主义，还可以弥补中国美学研究领域原创“主义”几乎为零的现状，从而使中国学者原创的美学主义，开始独立于世界美学之林。
讲好课应该还包括好的表达。这就要求表达清晰、熟练连贯、有逻辑性，且干净利落，展现独到的语言风格和适宜的表达技巧，体现情感。习近平总书记在梁家河当知青时期，开会作报告，有社员形象地说，“近平讲话，能把人听憨了”，意思就是说听呆了、听傻了。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广泛的阅读，理论功底扎实；二是深入浅出，非常生动。习近平总书记甚至连美国的社会制度、“驴象之争”、“水门事件”等都能绘声绘色地讲给农村的社员听。倘若对这些问题没有深入的理解、没有大量的案例分析做支撑、没有独到的表达技巧，是不可能得到社员们的真心喜欢的。
3.就时间空间化哲学而言……正是由于从社会形态及其审美形态出发，别样现代性的构想就有可能把中国美学创新落到实处。
Gain（上课出勤次数）＝I（S1，S2，S3，S4）-E（上课出勤次数）＝1·972048-1·479893＝0·492155
1.就话语创新观而言，别现代美学本身就是要努力建构别样的具有中国特点、反映中国经验、表现中国价值的现代美学理论。……别现代的话语创新观渗透在美学建构的方方面面，而且这种话语创新是生生不已的。[注] 在王建疆看来，“别现代”带来的话语创新，才使中国美学理论的独立存在成为可能。否则，所有的中国美学研究的“前理论”都不成样子，无法被国外美学研究界所认可。
6.就后现代之后的集成创新观而言……这种别样现代性美学由于综合了人类所有的美学方面的优秀成果，因而有望形成集成性创新。
7.就主义的问题与问题的主义观而言……使中国美学和中国艺术都有自己的识别标志，有自己的标杆，有自己的道路，有自己的辉煌。
8.就中西马我思想资源观而言……在中西马格局之外加上“我”，共同构成美学创新的思想资源就在情理之中。[2]
可见，中美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以及世界贸易中都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且当前中美贸易主要通过海运方式进行货物运输，中美贸易战爆发，对航运相关企业必将造成重要影响。
在王建疆看来，他所提出并坚持的八大基本观点：别现代的话语创新观、主义建构观、时间空间化哲学、发展四阶段理论、跨越式停顿理论、后现代之后的集成创新观、主义的问题与问题的主义观，以及中西马我思想资源观等，涉及哲学、美学和整个人文学科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对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都产生了影响，尤其是对于美学和艺术的研究具有特殊意义。如此说来，“别现代”所具有的美学意义，可谓是无与伦比的巨大而深远，不仅是划时代的而且是变革性的。对于王建疆自己所揭示的这些美学意义，应该如何看待呢？是应该肯定还是否定？不同的学者会有不同的看法。对于一个已颇具学术影响力的新术语、新主义、新理论，作为一个学人是有必要加以认真对待和思考的，也应该积极地加以肯定。但是，绝不可随意盲从，适当的批判还是很有必要的。即此，将围绕三个问题进行探讨：
其一，倘若没有出现“别现代”，中国美学研究是否就无法登上世界的学术舞台？王建疆提出并建构“别现代”可谓用心良苦，从表面上看是在用别样的现代性解释中国独特的现象，而从根本目的上看是为中国争夺学术话语权，这无疑是深受西学思维影响的，以为学术话语权总是掌握在西方欧美学者手中。这在现实中也是说得通的，但并非是完全的客观真实。从全球的视野来看，并不存在一个客观固定的世界性学术舞台，甚至可以说世界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从这个角度看，独具中国特色的学术体系古已有之，早就在这个学术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了，没必要再重新命名一个自以为是的新的理论体系，才能证明它的真实存在。同样的道理，自从美学学科进入中国并逐渐衍生出大量的研究成果，也是自然而然地具有独立于世界学术舞台的合法性，不会因为时代的变迁而改变。“别现代”的出现，不应停留在主观的界定，而应该是客观的描述，更真实地描述中国历史和现状的独特，让更多国外学者理解中国的学术思维和模式。
据了解，目前石柱县共整合涉农资金建立财政投入股权化资金8000万元，全面推行农业项目财政资金股权分红。截至目前，全县已组织实施股权收益扶贫项目167个，带动贫困户四千余户。
其二，从特殊的角度看，是不是不同的国家都有或可能都会经历各自的“别现代”？王建疆运用“时间空间化”理论把“别现代”锁定在中国，看似巧妙，其实也体现出一定的主观性和局限性。“后现代之后就是在我们尚未完全进入后现代之时，思考后现代之后的事情，试图从后现代之后反观或回望我们今天的时代，从而做出对当下更有利的处理。这看起来不可思议。但是，现在是什么呢？不过就是过去的未来，或者现在就是未来的过去。在时间空间化的别现代看来，跨越、穿越、回望，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在时间的空间化中，别现代正在突破西方话语霸权，建立中国式的话语场与思维场。”[1]这显然是从时间发展变化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现实问题而得出的结论，如果日本、韩国等国外学者也从各自国家的立场角度来提出各自的“别现代”，是否也是合情合法的呢？如果不是强词夺理的话，显然到处都是适用的。究其实际，“别现代”作为人类发展到更高科技时代自然会出现的现象，看似特殊，仍然是不失其通用性的。把这种通用性，紧紧锁定在中国，反而失去了理论张力，也失去了合法性。
其三，如何描绘“别现代”之后的审美图景？对于西方的各种现代性，王建疆是看不惯的；对于中国的别现代性，王建疆更是看不惯，因此才有所谓的“别现代”主义理论的横空出世。为什么会看不惯呢？一定是有着“杞人忧天”式的焦虑，既有人类群体共同的忧虑，也有个人独具只眼的焦虑。焦虑是必须的，但往往也是多余的。人类社会跟其地球载体一样，都是自然演化的结果，其演化轨迹往往出乎人的意料之外，这也是基本常识。但在学术研究中，人们很容易忘记常识，过于强调人的主观作用，导致不必要的思考和焦虑。从时间发展的角度看，与其说我们现在是置身于别现代之中，不如说人类一直置身于别现代之中。“别现代”时期是不可逾越的，除非你设定人类的发展真有顶点和终点。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别现代”之后就意味着人类及其文明的终结，不可能展现出让人完全满意的审美图景。如果刻意要描绘那个无法到来的图景，只能是如痴人说梦般糊弄一下而已，不会带来实际的意义。
综上所述，王建疆提出的“别现代”确实令人耳目一新，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别现代”根植于中国的现实问题和学术土壤，但却始终以外学、西学话语、思维、理论等为参照，热衷于在国际学术平台上交流与对话，致力于指导人文和社会学科的研究与提升，有助于学术界改变思维定势，尤其是对美学与艺术的方法、理论研究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如果“别现代”主义过于局限在主观的范畴之内，非但无法解决不断衍生的实际问题，反而会因盲目夸大而遮蔽本身的创新性，最后也有可能在另一片喧嚣的争吵声中寿终正寝。因此，我们期待学界能够尽早对“别现代”形成共识，不断加以更新和完善，让中国学者原创的学术主义理论真正造福于全人类！
参考文献 ：
[1] 王建疆.“别现代”：话语创新的背后[J].上海文化，2015(12).
[2] 王建疆.别现代：国际学术对话中的哲学与美学[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5).
[3] 李小佳.用西方话语解释中国现代性很尴尬？“别现代”来了[DB/OL]https://www.shobserver.com/news.
中图分类号 ：I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6924(2019)02-049-054
作者简介： 谢金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复旦大学中国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典美学、易学与儒佛道文化等。
[责任编辑：郑迦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