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_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_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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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自诞生至今,已经历了几百年的历史。它即将进入又一个新的世纪。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过非常精辟的论述。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它总要不断前进,一刻也不能停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1〕。 列宁也曾说过,“资本主义不可能有一分钟停止不动。 它必须不断地前进”〔2〕。当列宁谈到资本主义的垄断引起停滞和腐朽的趋向时,他也强调指出:“如果以为这一腐朽趋势排除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那就错了”〔3〕

不仅如此,从总的趋势看,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加速度的,而且呈现越来越明显的阶段性。众所周知,在资本主义几百年的历史进程中,曾经历过一个较长的准备时期,即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也有人称之为“重商主义”时期,或工场手工业时期;接着是自由竞争阶段;其后又进入垄断阶段;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又以更快的步伐向新的阶段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完成了这一过渡,进入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资本主义不仅在其整个发展过程中,有这些不同历史阶段之分;而且每个历史阶段,也可以划分为若干小阶段。以当代资本主义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而论,在其迄今半个多世纪的历程中,从其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就明显地呈现若干小的阶段,即:从二战结束到50年代初的恢复时期;50年代初到1973年的快速增长时期;1973年到1982年的滞胀时期;以及其后直到现在仍在继续的调整、改革和转变时期。90年代初经济衰退结束之后的近几年来,当代资本主义的调整、改革和转变加速进行。调整和改革主要是经济方面的,但也涉及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各领域,为资本主义带来深刻变化。当代资本主义将在这种变革中进入21世纪。

自80年代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新变化是多方面的。本文仅就其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一些阐述。

一、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的转变

本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处于战争和危机的剧烈颠簸和震动之中,资本主义的根基发生动摇。但是,在这种非常时期,一场新的科技革命在不断酝酿。战争结束后,从50年代初,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开始重建,新的科技革命也就全面展开,并一直持续到现在。但是,这次科技革命并不是直线式进行的,而是起伏相间。五六十年代曾出现过一次高潮,一系列新科技领域都有大的突破,新技术产业迅速发展。这是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国家出现历史上少见的繁荣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使西方国家真正成为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国家。

到70年代初,有些新技术产业已臻成熟,不少新产品市场也渐趋饱和,再加上其他有利条件逐渐消失,西方国家经济的“黄金时期”走到了尽头,接踵而至的是以“滞胀”为特点的困难时期。各国政府财政困窘,企业利润下降,科技研究与开发不能不大受影响。但是,科技并没有停止发展。到80年代,科技革命又掀起了新的高潮。90年代以来,科技革命的新高潮更加迅猛。这次新高潮是以信息技术为中心,涉及更广泛的领域,并与生产更密切结合,迅速形成一个高科技产业群,代表着人类向自然界进军的新阶段。

在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科技革命高潮的有力推动下,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社会和国际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集中表现为传统的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

西方的一些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未来学家,早就提出了发达国家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的论点,并对信息社会有别于工业社会的种种特点进行了具体的描述。他们的研究和预见,对开拓人们的思想大有裨益。虽然他们认为,在西方(主要是美国),信息社会早已到来(有人认为在50年代末,有人认为在70年代初)。现在看来,他们言之过早了。此外,他们对信息社会的描述,有不少“畅想”成分。他们又主要是从技术和生产力的角度来说明这一转变,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避而不谈。有人还以这一转变为口实攻击马克思主义,宣传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这是我们不能赞同的。

但是,应该看到,时至今日,发达国家向信息社会的转变,正在逐步成为现实。这在经济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

首先,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二战后的五六十年代,伴随着科技革命的第一次高潮,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曾发生过一次重大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三大产业比重的消长:第一产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大大下降,目前主要发达国家的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不到3%,美国只有2%;第二产业的比重,在有些国家稍有上升,而有些国家(如美国)也有所下降;第三产业的比重则显著提高,目前已在60%以上,美国则已达72%。产业结构的这一大变化,至此已近尾声。有人预言第二产业的比重今后还将继续下降,但目前更引人注目的变化,是以信息技术产业为主的高技术产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迅速上升。对这一比重的估计,由于口径不一,高低相差很大。有人估计,目前美国高技术产业的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已占50%以上,其中信息产业占30%以上;有人则估计,美国高技术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近30%,其中信息产业所占比重近15%。但即使按后一种估计,信息技术产业也已超过美国的支柱产业之一的汽车业,成为最大的产业部门。另有资料表明,1996年,全球信息技术产品(电脑、电讯设备、芯片、软件及有关科学仪器)的全球贸易额已超过7000亿美元,占全球贸易额的10%以上。

信息技术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其“渗透力”极强。它广泛应用于其他高技术产业,促进其迅速生成和发展。目前,航空航天业、生物工程,都已是相当大的产业。新材料、新能源等高技术产业,也在迅速发展,前景十分广阔。此外,信息技术还广泛应用于传统产业,促进了这些过去一度被认为是“夕阳产业”的改造,其规模虽已不再扩大,但其生产率和质量都大大提高,可以说是“旧貌换新颜”。信息技术还广泛应用于金融业、商业和运输业,大大提高了这些服务业的效率。

如此看来,在当前西方经济中,信息技术产业已取代传统产业,成为起主导作用的产业。

但是,信息技术由于有上述特点,因而难以划归三大产业中的某一产业。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突破了三大产业原有的界限,使它们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有人认为,为了统计方便,为了如实反映信息产业的地位,可把信息产业(或知识产业)单独划分出来,作为“第四产业”。但如何划分清楚,尚有待研究。

其次,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就业结构也发生了新变化。过去,工人被分为从事体力劳动的“蓝领工人”和在办公室工作的“白领工人”。几十年来,前者在工人总数中所占比重不断减少,后者不断增多。据美国一项调查表明,30年来,美国在工业部门工作的工人数,由占劳动力的33%下降到17%。再过10年,这一数字将只有12%,其中“蓝领工人”或传统的从事体力劳动的产业工人更将大大减少。看来,劳动者就业构成的这种变化也行将结束。而当前就业结构的新变化,是“知识工人”增多,非知识工人减少。如美国近些年来,数以百万计的新就业者中,知识工人占90%。今后不久,他们就会成为最大的职工群体。这些知识工人的工作,涉及生产、商业、投资、政治、军事、科研、教育、娱乐、文化等各个领域。他们使用的工具是计算机和其他相关信息技术设备;他们的工作是通过互联网进行信息的收集、分析、处理、综合、转让和传送。这些人有更高的教育水平和文化素养,有更丰富的科技、经济、管理和其他专业知识。当然,今后在有些部门,特别是服务业部门,仍然有一些知识和技能要求较低的工种要有人去干。但这些非知识型工人的人数将逐渐减少。这两类工人的工资收入差距正在拉大,因为雇主宁愿以较高薪金雇用知识水平更高的雇员。

第三,为了适应信息社会对知识型劳动者和各种专门人才的需求,教育和培训事业的改革和加强正在成为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和社会关注的重点。西方国家的教育经过长期发展,如今已达到很高水平。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于1995年发表的报告,该组织成员国17岁青年的高中和大学入学率平均为74.6%,其中大学入学率达42.4%, 有些国家更高达56%以上。但是,近些年来,他们发现人才老化严重, 旧的教育体制日益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迫切需要改革教育体制,以培养足够数量的新人。这种人不仅要有更高的科学知识和专业水平,还必须有敏锐的头脑,对事物有独立分析和判断能力。为此,学校教育从教材内容、教学方法到整个教育体制都需要改革。除学校教育外,西方国家还特别强调“终身学习”,认为目前科技进步一日千里,客观形势瞬息万变,无论在什么岗位上工作的人,都要不断学习,以新知识充实自己,否则就要落伍,就要被淘汰。因此,教育正在变成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学校教育和在职培训紧密衔接,二者之间的界限也已变得越来越模糊。同时,教育社会化趋势也日益加强,企业和其他各种机构,都把人员培训提高到更优先的地位,互联网络和各种媒体成为教育和培训的新手段。

第四,企业制度,包括企业所有制、企业组织形式和管理体制,都在进行改革。改革的方向,是使之更加高效、更加灵活和具有弹性。与此同时,政府对经济实行宏观调控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也在进行调整,经济体制的一系列方面都在进行改革,即在总体上放宽和取消限制、更充分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的同时,对某些重要领域加强政府作用。这两方面的改革和调整,可看做是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转变过程中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围内的新的调整。关于这两方面的问题,本文将在下面专门论及。

第五,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上述新变化,以及企业制度和宏观经济管理的改革和调整,不仅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且使经济的集约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如果以经济增长中科技因素的贡献率来衡量其集约化程度,则西方发达国家的这一比率已从50年代的大约50%提高到目前的70%—80%。这意味着经济的增长在更大程度上依靠科学技术因素,而更少依靠劳动力和原材料等要素的投入。

除上述各种特点外,信息经济还必然是更加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也必然是更加开放的经济,因而是全球化经济。

在信息社会中,人们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也将发生新的变化。如从事非全日制工作的人数增多,人们由于可以通过互联网络进行交往,居住也可能更加分散,如此等等。

西方发达国家向信息化社会的转变,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一个阶段性变化。它并不是短时间内就能完成的。如果说发达国家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用了大约150年的时间, 则从工业社会转变为信息社会,尽管会快得多,也需要几十年。目前这一转变才刚刚开始。从现在起到21世纪前二三十年,是这一大转变的重要时期。

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变,是科学技术和生产力飞跃发展而导致的社会经济的新变化。这种变化是历史的必然。马克思说:“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4〕目前,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计算机和其他信息技术设备正在取代传统的机器,成为新的劳动资料,这些国家也就开始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时代”。

但是,信息社会也好,新的经济时代也罢,从基本社会制度来说,西方社会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经济体制会发生一定调整和变化,但仍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围之内的变化。资本主义的各种固有矛盾仍然存在,其基本规律仍然在起作用。而且有些规律的作用,如资本积累规律、价值规律、发展不平衡规律等的作用,还将更加突出。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向信息社会的转变,对广大劳动人民来说,带来的也并不全是福音,更不可能出现一个信息乌托邦。这一转变除了会带来一些积极的变化之外,还会产生并正在产生种种新的矛盾和问题。例如,大批劳动者因不适应这一转变而失去工作岗位,有些人也许永远也找不到工作;劳动者因知识技能高低不同,所得工资差距扩大,因而发生新的分化;大企业集团有可能利用信息技术大大加强自身的实力,加强对社会经济的垄断和支配;社会两极分化加剧;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反差更加突出。除此之外,高技术的普遍应用,还会带来新的社会混乱,如电脑和互联网络被用来进行犯罪和破坏活动;生物技术的开发引发种种复杂的伦理道德和法律问题;航天技术被用于军事目的,宇宙空间垃圾日益增多等等。

二、企业制度的新变化

资本主义发展史表明,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企业制度(包括企业所有制、企业与市场以及企业与国家的关系、企业本身的组织形式和管理体制)也不断发生变化。资本主义现代企业制度是在产业革命时期开始建立起来的。最初是以个人资本和个人企业为主体。19世纪,股份企业逐步发展起来,其特点是资本和生产规模大得多,资本是由多个资本所有者集体持有,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股份公司进行大联合,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垄断资本集团。其特点是规模更大,所吸收的社会资本更多,个别大资本所有者以不多的股份就可以控制整个公司、并进而垄断市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仅垄断资本集团更加强大,而且国有企业也一度有了较大发展。至今,在发达国家,历史上曾经出现的各种所有制形式的企业,仍然同时并存。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经济,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主体、由大垄断资本集团占统治地位、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

8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和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的转变,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制度又发生了新的变化。

首先,从80年代开始,西方各国先后着手实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或民营化)。因为国有企业大部分效益不高,甚至严重亏损,国家财政不堪重负;国有企业生产率低下,难以经受激烈的国际竞争;在信息化大潮面前,国有企业从技术到管理,都显得大大落后。他们认为,扭转这种局面的唯一途径是实行私有化。但是,由于国有企业承担着一定的社会职能,这些职能难以转由私人承担,因此,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进程并不快,至今仍有一些重要企业掌握在国家手里。即使那些实行了民营化的企业,也部分地受着国家的控制。

其次,在高技术领域,特别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领域,建立了一批新型公司。它们在80年代崭露头角,随着高技术产业的迅猛发展而异军突起,在不长的时间内,就跻身于世界最大公司的行列。如1997年美国报刊公布的世界大公司排行榜上,在前50家最大公司的名单中,至少有15家是从事信息、制药等高技术产业的大公司,其中赫赫有名的美国“微软公司”按股票市场价值排名,已跃居世界第6位。 这些新崛起的大公司之所以是新型的,不仅在于他们从事的是高科技产业的生产,而且其组织方式和管理体制,也破除了传统的框框,开了新管理体制的先河。

第三,80年代下半期特别是90年代以来,西方世界掀起了企业兼并的狂潮。在近百年的资本主义企业史上,这是第四次企业兼并浪潮。第一次是在19世纪末,特点是企业的横向兼并,结果促进了垄断公司的大发展和资本主义向垄断阶段的转变;第二次是在20世纪20年代下半期,特点是纵向兼并,兼并伴随着疯狂的金融投机,终于导致30年代大危机的爆发;第三次是在60年代下半期,特点是混合兼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巨型混合联合企业由于难以管理,效率不佳。目前这次企业兼并的特点:一是来势更猛。据报道,1996年全球兼并案共22729起, 兼并交易额达到创纪录的1.14万亿美元,比1995年增加了32%;二是企业兼并浪潮几乎遍及所有部门,包括高技术部门和传统部门,也包括制造业和各种服务业;三是大公司兼并案迭出,兼并金额在几十亿美元、甚至上百亿美元的案例不在少数,如1997年美国商用飞机制造业的两大公司——波音公司和麦道公司的合并,金额达133亿美元, 被称为航空航天工业领域的“岁末大地震”。通过这样的大兼并,出现了一批实力更强大的超级企业集团;四是国际兼并案也多于以往;五是兼并多发生在同一产业部门内部或相近部门的企业之间。众所周知,西方国家一向实行某种限制垄断的法律。但目前,不仅这些法律大为放宽,而且政府还支持和鼓励大公司的兼并。其着眼点在于增强本国大公司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排挤和压倒他国竞争对手,控制世界市场。企业通过合并和兼并,不仅扩大了企业规模,而更重要的是以此为契机,实行企业重组,精减机构和人员,改革管理体制,提高效率和竞争实力。

第四,众多中小企业获得了新的活力。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各个时期,都有为数众多的中小企业。它们有的也是股份公司,有的是合伙企业,有的是独资企业,还有大量基本上没有雇员的个体户。这些中小企业由于规模小、力量弱,在经济不景气时大量破产,在经济形势好转时又大量建立。近10多年来,发达国家中小企业的发展又迎来了新的有利时机。如美国一项调查表明,近几年来,美国每年创办的新企业有70万家—90万家,而1995年一年新成立的企业就有350万家, 其中绝大多数是中小企业。与此同时,中小企业也在发生一系列新的变化:高技术的发展为中小企业提供了新的活动空间,许多中小企业涉足其中;中小企业进入互联网络,使它们的信息更加灵通,增强了对市场的应变能力;某些高新技术产品结构复杂,大制造公司把产品的零部件越来越多地分包给中小企业;在信息社会中,消费者的需求更加多样化,中小企业在满足这些多样性需求方面,更是大有可为;经济全球化、地区化趋势的加强,新兴市场的开拓,也为中小企业跨出国界、涉足世界市场提供了新的机遇。可见,中小企业正在汇入经济信息化、全球化的历史潮流之中。当然,那些凭借高超的传统技艺、生产各具特色的产品的中小企业,以及那些专门满足本地区市场特殊需求的中小企业,也仍然具有其生命力。

在企业所有制和企业结构发生上述种种变化的同时,大企业的组织形式和管理体制也在突破原有模式,创建出新的模式。在计算机和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产品更加复杂多样、市场需求变化多端的情况下,只依靠大规模生产已经不够了,企业组织形式和管理体制也趋向实行更灵活的方式。

首先,大企业越来越多地实行供应制(或承包制),把产品的某些零部件或工序分包给其他企业去完成。这种做法早已有之。现在兴起的新供应制与过去的不同之处是,大制造商(发包商)不仅把零部件的生产分包出去,而且把这些零部件的科研、设计、试制、连同生产全都包给其他企业,从而形成了以大制造商为首、有众多承包商(或供应商)参加、共同组合的企业网络。各企业在法律上是独立的,但在生产上却是一个整体,行动上协调一致,他们的目标和注意力都集中在如何使产品有最强的竞争力。实行这种生产组织方式,使制造商和供应商乃至二者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制造商的任务除发包和最后组装外,主要是协调各供应商之间的工作,使这一企业群体团结一致,共同承担压力。至于各企业如何完成其所承担的任务,那是它自己的事,作为“龙头”的大制造商不加干预。这样,大制造商与供应商之间,多了合作伙伴关系,少了支配与受支配的关系。这种供应商网络往往延伸很远,有时跨越国界,把更多外国企业吸收进来。例如第一架波音777 客机的生产,最大的供应商是日本公司,他们为此投入了20亿美元。其他部件则由意大利、澳大利亚、韩国和加拿大等国的公司提供。组装在一起的各零部件高度准确,可以说天衣无缝。而且与以前生产的其他型号的波音飞机相比,为波音777 飞机生产的零件从定货到交货的时间缩短了一半。当然,实行这种生产组织方式,大制造商必须拥有一定优势,特别是科技优势、人才优势和资本优势。

其次,大企业为提高工作效率,正在改变过去那种部门分工过细、层次过多、等级森严的管理体制,纷纷减少管理层次,撤消一些职能部门,或破除它们之间的“壁垒”,实行职能综合化,大量裁减中层管理人员。同时,有些企业增设“知识经理”或“信息主管”,以加强信息工作以及科研和培训工作。高层经理深入基层,了解生产经营情况,但又放手发挥各部门的主动性,减少直接干预,从而使公司由“家长式管理”转变为合伙人的共事。

再次,试图破除在大规模工业化时期沿袭已久的劳动组织形式,把过去那种工人分配在各车间、完成某种工序的方式改变为综合性班组形式。企业分成班组,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但目前企业划分成的小组,其特点是把工人、技术人员、设计师、经济师、销售人员等不同专业人员组合在一起,把研究开发、设计、生产和销售等项职能集于一身,企业放手让这些班组独立活动,让他们在分担责任的同时,也分享权力、信息和知识,同时分享报酬,从而更充分地发挥他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尽力更好地去完成工作。

最后,企业实行诸如上述那些新的组织形式和管理体制,一则意味着对企业内部人员的要求更高了。企业需要的是具有更高科学知识、教育水平、文化素养和富于创新精神的人才,而不是那些唯命是从、不思进取的平庸之辈。二则意味着企业与职工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过去企业主与工人是赤裸裸的雇用与被雇用关系,现在则力图增强职工的主人翁意识;过去企业对职工严格监督管理,现在则放手让他们去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过去企业把工人束缚在机器和生产线上,成为机器的附属物,甚至对他们的每一动作都有严格要求。本世纪初出现的“泰罗制”和其后的“福特制”,就是这样的制度。通过这种制度,资本家最大限度地榨取工人的血汗。列宁称泰罗制为“科学的血汗制”。这种制度是大机器生产和以体力劳动为主的时代的产物。现在,在广泛采用信息技术和以脑力劳动为主的时代,企业必须把工人“解放”出来,让他们独立自主地去完成工作。在企业管理上,则改变以物为对象的观念,实行“人本管理”,即把人看做是企业的主体,运用行为科学,调整企业内部人际关系,推行民主管理,增强劳动者参与意识,建设新的企业文化和培育新的企业精神。当然,为了实行这种变革,必须建立一定的新的机制,即企业对高水平的人才不惜高薪聘用,对那些有创新从而做出重大贡献者不惜重金予以奖励,而对那些不称职的人则报酬也低得多、甚至毫不留情地予以解雇。另一方面,企业对职工也加强培训,在人员培训上同在产品开发上一样,大企业都不惜投入大量资金。

发达国家的企业组织和管理为适应向信息化转变的要求而做出的种种改革,目前还在探索阶段,并没有定型。但只有改革才有出路,这一点已成为人们的共识。而且有些企业通过改革,生产率和经济效益确实大有提高。从这一意义上说,西方企业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是一种进步。但是,西方企业的资本主义实质并没有变。不仅如此,大企业从这种改革中获得的利润大幅度增加。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1996财政年度世界100家最大公司的利润大都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其中前20 名大公司中,除两家利润负增长外,其他18家利润增长少则10%—20%,多则在40%—60%,其中微软公司利润增长57%,实属罕见。与此同时,工人特别是那些知识工人和专业人才的工资收入虽然也有所提高,但其提高幅度要小得多。这就是说,工人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更大部分落入了大资本家手中。虽然工人从机器旁和生产线上解脱出来,却又陷入电脑网络之中;虽然他们被鼓励发挥更大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但他们创造性劳动的成果却更多地被资本家所占有,企业内部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被新的企业管理方式和企业文化更巧妙地掩盖起来了。

三、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经济模式的变化

西方国家的基本社会制度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其经济都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但各国国情互不相同,它们的经济体制各异、经济模式也各具特色。早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因垄断及由此派生的其他特征在各国表现形式不一,就形成了不同的模式。在二战后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则主要由于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以及国家干预经济的方针、政策、方式和重点各不相同,而形成各具特色的经济模式。

一般认为,目前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可分为如下几种类型:美国模式,或称之为自由市场模式;日本模式,或称之为法人资本主义模式,也有人称之为株式会社资本主义模式;德国模式,或称之为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北欧模式,或称之为福利国家模式。这些不同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在战后的半个世纪内,在各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中,都发挥了一定作用,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缓和了经济和社会矛盾,维护了社会的相对稳定。但是,这些模式也都存在种种缺陷和局限性。自从70年代西方经济陷入滞胀之后,各种模式的弊端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到八九十年代,西方经济信息化、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强,世界市场竞争激化,各国经济体制的许多方面更显得陈旧过时,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非进行改革、调整和重建不可。事实上,还在80年代初,以美英带头就开始了这种改革和调整;进入90年代,西方经济体制的改革已成为一股日益强劲的潮流,而经济体制的改革又必然导致经济模式的变化。

如果说西方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是微观层次上生产关系为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而进行的某种变革,而经济体制的改革则是在宏观层次上生产关系为适应生产力的新发展而进行的变革,而且这二者是互相联系和互相促进的。

西方国家经济体制的改革表现在各个方面。首先,国家对宏观经济的干预和调节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发生了变化。二战结束后的头20多年,西方国家普遍以凯恩斯主义理论为指导,采取扩大政府财政开支和放宽信贷的政策,以刺激经济的增长,实现充分就业。当时西方经济的繁荣与实行这种政策是分不开的。但70年代出现的滞胀,使人们认识到凯恩斯主义理论和政策也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奏效的灵丹妙药。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西方国家由英美带头,宣布摈弃凯恩斯主义,转而采纳货币主义和供应学派的主张,实行紧缩政府财政预算、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减少税收、刺激投资的政策,从而达到抑制通货膨胀、克服滞胀、振兴经济的目的。但实际结果是,通货膨胀受到控制,经济增长率却仍然低下,政府财政赤字也不断扩大,国家负债连年增加,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现象加剧,贫富差距扩大。到90年代,这种方针政策已难以为继,必须再次进行调整。1992年,美国民主党人克林顿当选总统上台执政。他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在继续保持低通货膨胀率的前提下振兴经济,在保证经济适度增长的前提下减少财政赤字。为此,他既不可能再像五六十年代那样实行凯恩斯主义政策,也不可能再像80年代那样实行货币主义或供应学派的政策。他的指导思想和政策,是二者兼而有之的混合物。如政府降低某些税收,同时削减政府财政开支,以减少财政赤字,最终实现平衡预算的目标。政府一方面减少对经济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为此,在一系列领域,如通信、银行、金融市场、交通运输等领域,放松或取消限制,鼓励企业竞争和兼并;另一方面,政府政策的重点又向另一些重要领域倾斜,比如在科技研究与开发、高技术产业、教育和培训、对外经济扩张等方面,政府加强了扶植、支持和鼓励。政府的政策目标,重点已不再是大大提高经济增长率,也不再是抑制通货膨胀,而是大力提高经济效率,推进经济信息化、全球化,增强竞争力,在世界市场上占有更大的优势和份额。有人把这种经济指导思想和经济政策,称为“中间路线”。它减少了党派色彩或学派色彩,增多了务实精神。美国政府实行这种政策,既是客观形势使然,也是资产阶级总结了过去几十年的经验教训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逐步走向成熟的表现。1997年,英国工党领袖布莱尔上台后,同样也在走这种“中间路线”。

其次,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各国改革的重点以及采取的步骤和措施不尽相同,但一般说来,除前面已经说过的国有企业的改革外,还都进行财政和税收体制改革,以减少财政赤字;金融体制改革,以稳定金融体系;劳动工资制度改革,以降低失业率;社会福利制度改革,以减轻国家财政负担;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调整,将中央权力更多地下放给地方,让地方更多地承担医疗保健、教育培训等任务;对外贸易体制改革,减少壁垒,推进自由化。

西方国家上述经济指导思想、方针、政策和改革措施的实行,已取得一定成效。这在美国表现得比较明显。近几年来,美国经济增长比较平稳,通货膨胀率保持在低水平上;失业率逐年下降,1997 年大约为5%,是1973年以来最低的;联邦财政赤字不断减少,已从1992财政年度的2904亿美元减少到1996年的1073亿美元,1997财政年度将进一步大幅减少。财政赤字的减少实际上增加了市场资本供应量,有利于促进企业投资。但是,西方国家的经济改革和调整自80年代开始以来,由于几乎每一步骤、每一方面,都无不触及不同阶级、阶层、政治派别和经济集团的利益,又由于某些旧观念、旧思想的束缚和某些旧体制的根深蒂固,因而困难重重,斗争激烈。特别是日本、德国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限制一向较多,积重难返,改革更是举步维艰,至今收效不大。但改革和调整又是大势所趋,无论如何也必须进行下去。21世纪前一二十年,将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改革调整的重要时期。

随着西方国家改革调整的进行,各国原已建立的经济模式,也将逐步发生变化。在这方面,西方国家之间正进行着一场前所未有的较量。由于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形势好于日、欧,其改革和调整取得了一定成效,尽管美国贫富差距扩大、储蓄率和投资率低、对外贸易存在巨额逆差,但美国自以为它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有更大的优越性,要求日、欧仿效美国。而日、欧等国一方面在试图放宽和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朝着自由化方向举步;同时,对美国以个人利益当先、一切以市场力量驱动、从而导致社会不公加剧、贫富差距扩大等弊端,也不以为然。他们认为美国模式在他们那里行不通,对美国思想文化的渗透更抱有越来越强的戒心。因此,在模式重塑过程中,走“第三条道路”的思潮正在抬头。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既要有更高的效率,又要保持社会公平;既要减少失业,又要缩小贫富差距;既要有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又要实施人们所希望的社会保障制度;既要更充分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又要使政府干预恰到好处;既要对外扩张,又要对国内市场加以适当保护;既要吸收他国模式的某些长处,又要保持本国模式的一定特色;如此等等,这种“第三条道路”究竟怎么走,迄今仍只是纸上谈兵,不着边际。看来,一些西方国家的体制改革和模式重建,正处在十字路口,何去何从,是它们面临的一个世纪性难题。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275页。

〔2〕《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5页。

〔3〕《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842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第2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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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_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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