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视野中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及其对我们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主义论文,视野论文,启示论文,学者论文,矛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随着社会分工和交换手段的日益发展，社会生活体系越来越具有异质性，相互冲突的利益角逐和多样化的生活方式使如何确立统一的、普遍的、共享的文化精神成为困扰社会的重大问题。这个问题在经过几个世纪发展成熟起来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不断蓄积，持续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诱发难以克服的文化矛盾，使整体社会生活的内在协调难以实现。对此，西方学者不乏深切的感受和清醒的认识。我国正在努力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矛盾，分析其生产的社会根源，对于把握和解决我国随着经济领域市场化进程而在精神生活领域衍生出的新问题，促进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社会分化与文化价值裂变
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矛盾，首先表现为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分离和对立，这使赋予社会生活以意义和目的的共同价值和信念日渐衰微，难以发挥对社会生活的整合作用，从而极大地削弱了社会的精神凝聚力。19世纪末，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在其《社会分工论》一书中，通过分析比较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团结类型，初步揭示了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根源。迪尔凯姆认为，在传统社会中，由于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的程度比较低，社会成员的生活或活动缺乏有机的功能性的相互依赖关系，社会生活的整合主要是基于一种强烈的共同的“集体意识”，即“同一社会一般公民的共同信仰和情操的总体”。迪尔凯姆把这类团结类型称之为“机械团结”。这种团结类型所依靠的是社会成员在信仰、情感和意愿方面的高度同质性。
在现代社会中，随着分工的发展和社会分化程度的提高，社会成员因其活动的专门化而不断强化了功能性的相互依赖关系，从而形成了以分工为基础的“有机团结”。迪尔凯姆认为，社会分化的发展和个体差异的增大，造成了社会的高度异质性，每个人越来越倾向于只同自己所属的有限的专门化的群体(如职业群体、阶层、阶级)认同，而不是同整个社会认同。这些专门化的群体往往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而牺牲整个社会的共同利益。因此，在这种团结类型中，个体的自主性、独立性的不断增强以及个体对自身特殊利益的追求使个体之间的差异日趋扩大。这种个体之间的差异也损害了集体意识本身，使以往作为社会秩序基础的集体意识现在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迪尔凯姆认为，个体或利益群体追求自身的特殊利益是现代社会的必然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集体意识是无关紧要的。为了整个社会层次上的整合，利益群体之间就必须有更高层次的意见一致，这种一致则基于各种利益群体所共有的基本价值。他指出，集体意识的削弱有可能破坏把人们团结到各种群体中或更大的社会中的社会纽带，使人们的生活失去寄托，损害共同的信仰，降低道德的价值，侵蚀社会的规范性结构，导致失范或导致一种无意义无规范的状态。
迪尔凯姆的上述观念表现出对现代社会精神凝聚力失落的极大忧虑。然而，这个忧虑之所指并非仅仅是生活意义的丧失。社会的集体意识作为普遍的文化价值往往是社会公共利益、普遍利益在文化观念上的反映。这些公共利益或普遍利益或者属于社会进步的一般条件，或者代表社会进步方向，因而始终可以得到文化价值上的认同。但仅仅关注自身特殊利益的市场主体却不能把公共利益的实现作为自身市场行为的价值取向，这就使基于特殊利益的个体价值取向与基于共同利益的集体价值取向处于难以弥合的分裂之中。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文化矛盾的分析，显示出现代文明本身所蕴含的这种紧张和对立。韦伯在其对社会行动类型的分析中，把社会行动分为合理性和非理性的两大类，进而又把合理性行动分为价值合理性行动和工具合理性行动。韦伯认为，这两种合理性在人们的实际行动中并不是分立的，任何实际行动既包含工具合理性成分，又有价值合理性成分。然而，这两种合理性毕竟又存在着相互矛盾的一面，这种矛盾并不能在实际行动中完全得到协调或消解。韦伯把上述观点用于分析社会结构，进而做出了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的区分。形式合理性具有事实的性质，可归结为手段和程序的可计算性，即基于工具的合理性。实质的合理性具有价值的性质，属于目的和后果的价值，是从某种特殊的实质目的上看的意义合理性、信仰或价值承诺，即基于价值的合理性。韦伯认为，这两种合理性之间存在着一种永远无法消解的紧张对立关系。
韦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是工具或形式合理性最为成功的典型，因为只有在这种合理性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支配下，才会产生出经过推理证明的数学和通过理性实验的实证科学，才会相应地产生出合理性的法律、社会行政管理体制以及合理性的社会劳动组织形式。但也正是因为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对立，资本主义社会又不可避免地陷入进退两难的窘境。从经济上说，追求利润或高效率使市场经济中的生产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根本上具有了形式合理性，但那些银行巨头和金融寡头以及大大小小的投资者或投资商为了获得额外的商业利益，往往不顾及社会的公共利益。他们利用市场行情见机取利的行为是导致经济危机亦即现代资本主义实质非理性的重要根源。资本主义社会国家管理体系表现为不断加强的科层化，从纯技术的观点上看，纯科层制类型的行政管理即独断的科层制分工明确，权责明晰，纪律严格，可以获得最高程度的效率，因而无疑最具有工具的或形式上的合理性。然而，在科层制中，个人按照自己的信仰、理想的价值而行动的自由受到极大的压制，合理性的计算把每个人变成了这架庞大机器上的一个零件，促使人们形成十分冷漠的公务态度或产生追逐权力向上爬的发迹思想，并最终导致不考虑行为的合理性而只是僵硬地执行制度的非理性后果。在精神生活中，工具的合理性使人们摆脱了传统宗教信仰和保守的伦理道德的束缚，但又使人们陷入一种新的异化境地：人成了机器的奴隶、商品的奴隶、官僚制度的奴隶，从而使崇拜效率、崇拜金钱、崇拜商品成为一种新的拜物教。它窒息了人们的灵性，降低了文化的水准，剥夺了人的自由，使现实变为实质上的非理性了。总之，资本主义社会依靠工具的合理性使自身获得了巨大的物质进步，但它无法达到实质的合理性。
二、文化价值的结构性冲突
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矛盾不仅是精神生活领域内的紧张，而且是各层次社会结构之间的相互对立和冲突。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1976年发表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结构之间的关系，揭示了文化矛盾的更为深刻的内涵。贝尔认为资本主义是这样一个社会经济系统，它同建立在成本核算基础上的商品生产挂钩，依靠资本的持续积累来扩大投资。这种独特的经济运转模式牵涉着一整套独特的文化精神和品格构造。其文化精神的基本特征是“自我实现”，即把个人从传统束缚和归属纽带中解脱出来，以便按照主观意愿“造就”自我。在品格构造上，它确立了自我控制规范和延期报偿原则，培养出为追求既定目的所需的严肃意向行为方式。正是这种经济系统与文化、品格构造的交融关系组成了资本主义文明。但是，资本主义历经二百余年的发展和演变，逐渐使经济、政治与文化领域之间发生根本性对立和冲突。
经济——技术领域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起决定性推动作用的基础部门。它的轴心原则是追求效率，“即为了获取效益，尽量把工作分解成按成本核算的最小单位。这种围绕专业和科层组织建立的轴心结构本身是一个官僚合作体系。其中的个人也必然被当作‘物’，而不是人来对待(用社会学术语说，此处人的行为受‘角色要求’的调解)，成为最大限度谋求利润的工具。一句话，个人已消失在他的功能之中。”(《资本主义文化矛盾》，26页，三联书店，1989)“政治领域是调节冲突的部门。其中起轴心支配作用的是平等原则：法律平等，公民权利平等，以及最近提出的社会与经济权利平等。”(同上)文化领域是由文学、艺术、宗教和思想组成的负责诠释人生意义的部门。其轴心原则是不断再现并再造“自我”，以达到自我实现和自我满足。其“特征是自我表现和自我满足。它是反体制的，独立无羁的，以个人兴趣为衡量尺度。在这里，个人的感觉、情绪和判断压倒了质量与价值的客观标准，决定着文艺作品的贵贱。”(同上)文化领域追求“个性化”、“独创性”和“反制度化”精神会促使每个人去实现自己的潜力，因此也会造成“自我”同技术——经济秩序所需要的“角色要求”不断发生冲撞。丹尼尔·贝尔认为，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领域各自拥有相互矛盾的轴心原则，彼此按照不同节奏变化，并且由不同的、甚至相反方向的轴心原则加以调节。它们各有自己的独特模式，并依此形成大相径庭的行为方式。“由此产生的机制断裂就形成了一百五十年来西方社会的紧张冲突。”(同上书，41页)
从贝尔的上述观点中，我们能够很好地体会或领悟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自身中既无法避免又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及其所导致的精神生活的紊乱。恰如贝尔所言：“每个社会都设法建立一个意义系统，人们通过它们来显示自己与世界的联系。这些意义规定了一套目的，它们或像神话和仪式那样，解释了共同经验的特点，或通过人的魔法或技术力量来改造自然。这些意义体现在宗教、文化或工作中。在这些领域里丧失了意义就造成一种茫然困惑的局面。”(同上书，197页)只有当一种能够统摄意义世界的文化精神成为社会生活的心理基础时，由社会分工的发展所划分出来的各个特殊的生活领域以及每个个人的活动或生活才能彼此协调，并使有组织的社会生活自觉地遵从有计划的发展策略，从而尽可能地避免相互冲突的意志导致盲目的“合力”效应。
三、追求片断化、分裂、异质、多元和非总体化
当丹尼尔·贝尔这样的具有文化保守主义倾向的思想家对现代社会的文化冲突和价值分裂备感忧虑的时候，兴起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后现代理论则力图把多元性、异质性、差异性、分裂性、片断化理解为解构、颠覆现代社会的积极力量，从而贬低乃至否定建立或重塑共同的、统一的、共享的文化精神的努力。
法国哲学家福柯对于黑格尔和马克思所阐述的那种总体化的、统一的历史发展理论表示不满，认为这种理论实际上是通过抽象概念体系而达到了其叙事的总体化，传布的不过是一种现代理性主义的神话。福柯通过对“规戒性权力”的分析，认为现代理性是一种压迫性的力量，它使多种形态的权力技术以脱离主体的结构方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通过社会制度、话语和实践等方式实施对个人的统治。现代理性是这种统治的根源，它倾向于把知识和真理视为权利和统治的基本成分，从而遮蔽了社会领域内的差异性和多元性，同时在政治上导致了对多元性、多样性和个体性的压抑，并助长了顺从性和同质性。为此，福柯提出一个“一般历史概念”用以反对现代的总体历史概念。他把这两种历史概念之间的差别概括为：“一种总体历史叙事将所有现象都聚拢到一个单一的中心——一种原则、一种意义、一种精神、一种世界观、一个包容一切的范型——之下；与之相反，一般历史叙事展现的则是一个离散的空间。”(福柯《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10页，New York:Pantheon Books)福柯确信这种非总体化的后现代历史学方法能打破那些巨大的统一体，使“一个完整的领域被解放了”。这种历史学方法“不会产生某种单一的后果，而是带来多种多样的后果”(同上书，160页)，它能够使历史学家在知识领域内发现话语的多样性。
如果说福柯对现代性的批判是立足于对现代理性的剖析，那么后现代思想家德勒兹、加塔利则把对欲望的压抑看成是现代性，特别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弊端的总根源。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欲望是无意识以各种类型的“综合”而引发的情感与力比多能量的持续生产。欲望本身是一种自由的生理能量，它在本性上具有包容性，可以同物质流及局部客体建立随机的、片断性的、多样化的联系。而各种社会体制就是通过疏导和控制欲望的方式，或者说通过驯服和限制欲望的生产能量的过程造成欲望的“辖域化”，从而导致对欲望的压抑。因此，要使欲望所具有的生产能量依其本性发挥作用，就必须经过“解辖域化”过程，将物质生产和欲望从社会限制力量的枷锁下解放出来。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在对欲望的辖域化和解域化过程中，处于自我矛盾的状态。一方面，资本主义将市场关系扩展到每一个角落，带来了日益复杂的分工、具有自我/超我结构的私人个体以及社会和精神的片断化；另一方面，它同时又以抽象的等价交换逻辑将欲望再辖域化到国家、家庭、法律、商品逻辑、银行系统、消费主义等规范化制度中，使欲望和需要重新被导入限制性的心理与社会空间，从而使它们受到了比原始社会和专制社会更为有效的控制。在德勒兹与加塔利的理论视角中，现代资本主义的解辖域化和再辖域化的最为明显的事例就是产生了精神分裂。然而，在他们看来，精神分裂并不是一种疾病或一种生理状态，而是一种在资本主义社会状况下产生的具有潜在的解放力量的精神状态，是一种彻底解码的产物。作为一种精神的非中心化过程，精神分裂使主体逃脱了资产阶级的现实原则，逃脱其压抑性的自我与超我束缚以及俄狄甫斯陷阱，从而从根本上对资本主义的稳定和再生产构成了威胁。为此，他们主张一种“分裂分析”，即对一切社会领域内的个体与群体欲望的无意识投资进行一种非中心化的、片断的分析。当然，他们所说的“精神分裂”并非是指个体的或实体的“精神分裂症”，而是同欲望流相关的“非中心化过程”。
对于非连续性、非中心化、片断、分裂和异质性的肯定，使大多数后理论家对建立普遍的、统一的文化精神采取否定的、贬抑的态度。利奥塔否认普遍原则和信仰绝对标准的合法性。例如，他在《公正游戏》一书中，把“公正”理解为只能是局部的、多元的、暂时的，“每一种公正都是按照同它相关联的某种游戏的具体规则来界定的”，不存在凌驾于其他一切游戏之上的语言游戏，没有特权话语，也没有普遍性的公正理论可供我们去解决不同游戏之间的斗争。在每一种情况下，公正都是一种暂时性的判断，它不承认普遍原则或原则的普遍化。在利奥塔看来，现代话语为了使其观点合法化而诉诸进步与解放、历史或精神的辩证法、或者意义与真理的铭刻(inscription)等元叙事。例如，现代科学就是通过宣称它能将人们从愚昧和迷信中解放出来，并且能够带来真理、财富和进步而使自身合法化的。而后现代知识则是反元叙事和反基础主义的；它回避了宏大的合法化图式；拥护异质性、多元性和不断革新。为此，利奥塔置分歧和异议于一致和共识之上，置异质性和不可通约性于普遍性之上，反对任何意义上的建立共识的努力。他还告诫人们：我们必须不以普遍规则作判断，我们应当寻求差异，倾听那些代表着差异的沉默各方的声音；然后，我们应当允许缄默的声音去讲话，说出与多数话语相反的原则或观点。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够突出容忍差异，并且可以走向多元理性而非一元理性。
四、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冲突的根源及对我们启示
就描述、分析、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文化矛盾而言，迪尔凯姆、韦伯和贝尔以及后现代思想家们的上述观点可以说是入木三分的。然而，这些学者对资本主义文化问题的批判性研究存在着一个共同的倾向，即有意或无意地回避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剖析。在他们的心目中，私有制似乎是一个不可触动的前提，这就使他们要么像韦伯那样最终陷入“二难选择”的忧虑，或者像贝尔那样提出一些虚幻的修复方略(如回归宗教、建立“公众家庭”等)聊以自慰。
事实上，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矛盾如同其他社会矛盾一样，深深地植根于私有制的本性之中。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作为市场主体的是财产的私有者，其唯一的目的是使自身的特殊利益不断扩大，因而在事实上它不可能把公共利益或普遍利益作为经济行为的直接的价值目标。尽管社会分化所带来的市场主体之间的全面的相互依赖关系，使特殊利益成为被社会利益所决定的利益，即成为必须满足他人的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才能得以实现的利益，但对市场主体来说，公共利益或普遍利益始终外在于他的目标，而且这种目标的实现在总体上主要表现为市场供求关系的均衡发展。在市场中，大量的、分散的市场信息对于市场主体是难以把握的偶然性，他只是根据自己的判断对这些信息作出反应，这种反应往往会因信息的扭曲和判断失误而加重市场后果的不确定性，导致市场关系不断失衡。因此，市场经济中各种市场要素的相互作用有可能促进公共利益的增长，但并不必然地实现它。这种情况无论是被表述为“共同价值”的损害，还是被表述为“形式上的合理性而实质上的非理性”都是一样的，即私有者对私利的无止境的追求，只能在特殊利益的实现上体现工具的合理性，而很难使着眼于公共利益和道德理想的文化价值发挥维系和引导现实生活的作用。
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生活领域，体现社会共同价值和道德理想的文化精神同样没有足够的存在空间。尽管资本主义文化历来标榜“个性化”、“自由”和“独创性”精神，但由于市场的泛化，精神文化的生产成为私有经济的一部分，成为换取利润的商品，这种精神也就被享乐主义严重扭曲。为了赢得商业利益，越来越多的精神产品竭尽全力去迎合消费者的低级趣味，而“个性化”和“独创性”在反传统的时尚中，抛弃了引导社会生活的责任感，丧失了深厚的精神内蕴，变成了追求即兴冲动、同步反应和本能共鸣。精神产品原有的对人的心灵的震撼力萎缩成花哨浅薄的精神垃圾。这种体现享乐主义的文化趣味，潜移默化地腐蚀着人的心灵，使人们丧失追求恒久性价值的信念，也使资本主义社会难以形成起精神凝聚作用并维系和引导社会生活的文化价值体系。
像许多后现代思想家那样干脆地把分裂、多元、异质性、非连续性、非总体化等视作高于一切的文化原则，从而彻底放弃追求共同利益、普遍原则和价值共识的努力，这本身所颠覆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的文化整合机制。因为没有对共同利益、普遍精神和价值共识的追求，任凭社会文化精神处于分崩离析、支离破碎的状态，那么文化领域必将被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甚至是神秘主义所笼罩，其最终结果是导致生活准则和意义的丧失。
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必然包含着深刻的文化更新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不可避免地会面临如何建立统一的、一致的、共享的文化精神或文化价值观这一问题。
合理地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充分认识普遍的、共享的文化价值观念在社会整合中的重要作用。在社会生活中，制度、法律、道德等社会规范均体现一定的社会文化价值观，这种文化价值观赋予社会规范以“合理性”的意义。要使社会成员能够自觉地遵从社会规范就必须在文化价值观上保持基本的一致性。在市场经济中，市场主体对特殊利益的无止境追求，往往会使人们在人的生存价值和生活意义等问题上产生极大的心理矛盾和困惑，如果没有体现人生的终极价值和意义的集体意志作为社会生活的精神依托，人们的行为就会变得日益浅近，其精神生活也会因失去对生活意义的准确理解而变得空虚、迷惘。在这种情况下，即便物质上极大丰裕，人们也不会感到幸福。因此，社会体系的高度整合、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转，必然要求我们自觉地确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集体意志或普遍的文化价值。
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在客观上带来特殊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分离。在这种情况下，必然要求国家成为公共利益的实际主体，代表全社会促进公共利益的实现。在这个意义上，国家也必然是文化理性的代表，自觉地确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集体意志或普遍的文化价值。这种集体意志不是用普遍利益来压抑特殊利益，而是一种关注人的基本权利，关注人的发展，关注人生的终极价值的文化精神，它不排斥人们对特殊利益的合法追求，但可以使人们超越浅近的利益满足，把特殊利益的实现同个人潜能的发挥、人格的完善联系在一起，使之具有更为普遍的文化价值；它不压抑人的自主性和自由性，但可以使人们从共同生活的必要性上，从人的发展对社会条件的依赖性上，重新确立个人与社会的内在关系，把社会生活的进步和个人发展理解为互为前提、互为条件的过程，从而树立关注共同生活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意识，把个人生活的特殊性同社会进步的普遍价值融为一体。
其次，注重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三个领域的协调发展。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经济、政治和文化获得各自的相对独立性，并相应地产生各自的价值轴心。但这并不意味着，三个领域各自追求自身价值的活动必然会发生逆向摩擦。相反，在这三个领域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中，经济生活对效率的追求，政治生活对民主、公正与合法性的追求，文化领域对人的自由、自我实现和生存意义的追求，恰恰应当能够产生互补作用，以保证社会生活在整体上协调、健康地运转。例如，经济领域追求效率，从而为人们各方面的社会生活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和手段。然而，市场效率的持续增长和充分发挥，则必然要求依靠国家的政治体系来建立公正的市场制度，以形成稳定、公平的市场秩序。因此政治领域对公正、民主与合法性的追求以及由此而发生的政治行为，正是经济领域产生和发挥效率所必须的政治条件。同样地，思想文化的发展也正是为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科学文化条件，并满足人们对健康充实的精神生活的追求，使社会生活的发展成为人的自主性、自由性不断深化和扩展的历史过程。因此，三个领域各自追求自身基本价值的活动，在其互动过程中，恰恰是每个领域都从其他领域吸收自身发展所需的但自身又不能创造的社会条件，惟其如此，才能保证社会生活体系协调健康地发展。在资本主义社会所产生的所谓三个领域的“逆向摩擦”，实际上是私有制经济的客观本性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无法克服市场经济本身所固有的自发倾向的结果。建立和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当能够利用公有制的优势，成功地协调三个领域之间的矛盾，并通过确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精神，使三个领域的基本价值在更高的层次上达到统一。
作者工作单位：南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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