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规模要同走向小康的国力相适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力论文,相适应论文,小康论文,投资规模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著名投资专家曹尔阶先生谈通胀和投资率有别一般理论家的套路和观念。曹先生论证的“小康时代要有不同于过去时期穷管的宏观管理”观点有很强的说服力和实用性。
小康时代要有不同于过去时期穷管的宏观管理
1988年9月，邓小平同志在一次谈话中说：“过去我们是穷管， 现在不同了，是走向小康社会的宏观管理，不能再搬用过去困难时期那些方法了。”话不多，非常精辟。这里提出了一个重要原则问题：小康时代的宏观管理，要有不同于过去时期穷管的宏观管理。小康时代的宏观管理，有一个如何安排投资规模的问题。在投资问题上，尤其要更新观念，告别穷管。
投资规模摆多大？
投资规模摆多大？通常以投资率即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来衡量。但是，一个国家的投资率不是一成不变的。“六五”期间，人们主张积累占国民收入使用额（当时还没有统计国内生产总值，国民收入比国内生产总值低一些）的比率不超过25%。1985—1988年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达到30%以上，相应的积累占国民收入的比率在34.4～35%之间，有人惊呼投资膨胀，于是有了三年治理整顿。1989年投资率下降到25.8%，1990～1991年为25.16%和27.28%，出现了市场疲软，统计局认为是“即期需求不足”，主张追加投资。1992年投资率达到 32 .24%，1993年最初统计全社会投资为11829亿元，投资率为37.7%；后来统计年鉴统计的全社会投资为12457亿元，投资率达到39.69%。1994年初步统计全社会投资为15926亿元，投资率为36.3%； 估计实际的全社会投资数还会冒出一块，投资率有可能在38%左右。现在人们又惊呼“膨胀”，不少人主张投资率以30%为宜。我以为，仍然没有摆脱“穷管”观念的束缚。亚洲国家的投资率，日本在高速增长时期的1973年曾达到38.6%，近期在33%，1988～1993年，泰国投资率为38.1 %， 韩国为36.0%，印尼为35.4%，马来西亚为34.2%。我国近两年投资率虽在38%左右，但国民生产总值统计偏低。我国实行低工资制，在低工资之外，有一大块收入是用福利形式以实物供给的，如住宅、车辆等。这部分供给，即没有计入工资，又没有体现为第三次产业的产出。在国民生产总值上缺了一大块、算上这一块，实际的投资率，就不到38%。所以我认为我国“九五”期间的投资率，适应于走向小康的国力，应不低于38%。
投资规模要同小康的国力相适应
投资率上升，是不是背离了投资规模要同国力相适应的原则？并不背离。我以为，对于投资规模要同国力相适应的原则，也要有新的认识，也必须区别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力，有不同的要求。
在解决温饱为主的短缺经济时期，人们既希望以投资推动经济的增长，又顾虑投资的膨胀会带来各种主要经济比例失调，产生若干商品尤其是食品和日用消费品的短缺，当时的主要矛盾是积累挤消费，因而一旦经济调整，首先想到的就是紧缩投资，使过大的投资规模同短缺的国力相适应，以保证人民解决温饱所必需的消费品的供应和维持社会的简单再生产。这是我们已经习惯了的一种适应。六十年代初、七十年代末，就是这样做的：
改革开放以后，生产关系不断改善，解放了生产力，经济建设蓬勃发展，国民经济上了一个新台阶，特别是农副业生产和消费品有了较大的增长。当1989—1991年的治理整顿中紧缩投资规模时，第一次出现了市场疲软和产成品积压，这是一个信号。它提醒人们：中国已经进入小康时代，国力不同了，人民的消费需求不同了，投资在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不同了。即使象压缩投资规模这类过去被认为是调整经济行之有效的做法，已不再适应新的形势了。新的形势要求我们实行投资规模同国力相适应这一原则时，要根据小康时代已经变代了的经济情况，提出新的要求。
小康时代的国力和投资，出现了哪些变化？
第一，国力增强，消费品有了增加，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一方面，生产的发展，使经济有了基础，社会用于解决温饱、满足衣食消费的消费资料的物质生产已经大量增加，或者可以从进口得到补充；另一方面，人民的收入增加，人民消费费用中用于温饱（衣着和食品）的费用，已经达到一定的限度，即数量方面已有一定的满足，今后需要的是品种和质量的提高，而且食品占生活费用的比重（即恩格尔系数）不断降低。因而随着收入的提高，会有较多的消费基金转化为积累基金。 1978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只有210亿元，1994年已经达到21518亿元。我们的经济所以会出现市场疲软本身，已经说明不需要用压缩投资来解决温饱的消费品生产。
第二，人民有了新的消费需求，需要扩大新的投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农业人品向城镇转移，城镇劳动者和城镇居民人口大量增加，创造了比农业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和国发收入， 城镇劳动者1978 年为9500万人，1994年为1.64亿人；城镇居民人口1978 年为1.72 亿人， 1993年为3.33亿人；职工平均工资水平1978年为615元，1994 年提高到4510元，人民在解决温饱之后，对住、行、用的需求迅猛增长，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有了迫切的要求，需要扩大投资，增加投资品和新型消费品的生产和供应，才能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住房、行路和耐用消费品的消费需要，以及城市公用设施、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和航空等新的消费服务的需要。有资料表明，每增加一个城镇人口，平均要增加4000元的基础设施费用，如果说在解决温饱时期，常常是投资挤了消费，因而不得不压缩过大的投资来保证消费。到了小康时代，新的问题是没有投资就没有消费，表现为住房难、乘车难、幼儿入托入学难、交通运输难、以及城市水电紧张等等。因而不是靠砍投资来保消费，而是必须以足够的投资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在温饱以外的新的消费。所以，一旦过分紧缩投资和信贷，力度把握不当，就会出现市场疲软和产成品积压，同时会使城市基础设施更加紧张。
第三，小康时代，投资在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不但人民的新的消费需求需要扩大投资；经济的增长，也对投资有更高的要求。新企业和风险产业，有赖于投资来建立；老企业，有赖于投资进行技术改造，一二三次产业结构的调整，包括农业的增产，第三产业的兴起，基础产业、能源、交通、通讯业的发展，也有赖于投资。现代经济发展中，科学技术的贡献已越来越大，新的科技成果有赖于投资推广和使它变成生产力，科学技术在经济中的地位也需要投资来奠定基础。小康时代的城市化，无论老城市的改造，新城市的建立，城市带的发展，都需要投资。这些投资，不是小量的投资，而是需要有巨额投资来建立新的设施、新的产业和新的工业区。
如上所述，在小康时代，国力显著增强，客观上已经具备的一定国的国力条件（包括财政、信贷、物资和外汇）及其尚待发掘的潜力，也需要有相当的投资总量规模，来同小康时代增强了的国力（及其潜力）相适应。这时，投资的任何增减，将以乘数效应对经济发生作用。这是我们还没有习惯的另一种适应。适应不适应，仍然是经济能不能稳定和发展的一个标志。
投资同通胀并无必然联系
投资率上升，会不会助长通货膨胀？我以为，这样的顾虑是不必要的，对投资同通胀的关系需要有冷静而客观的分析。
投资同通货膨胀，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一般来说，在以下几种情况下，投资才会对通货膨胀产生压力。
第一种情况：投资规模超过了国家的财力、物力和人力，挤占了简单再生产的资金、材料和劳动力，会拉动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物价上涨。比如，1958—1960年的“大跃进”时期，70年代和1978年“洋跃进”时期，都有过这种情况。其对策，主要是压缩过大的投资规模，使之同短缺的国力相适应。但1994年显然不属于这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过多的无效投资，挤占了人财物力而不能提供任何有效产品。这种投资过剩造成的通货膨胀，几年之内都难以缓解。历史上如“大跃进”时期搞的小钢铁，70年代大上军工、“五小”（小钢铁、小化肥、小农机、小煤矿、小水泥等），以及这一时期上马的七个半维尼纶、9套合成脂肪酸、25个万吨小炸药、100套小纸浆、240 套小轧机等，大都属于无效投资。1992—1993年盲目掀起的开发区热、高档宾馆热、盲目上飞机场，以及前几年盲目改造的小尿素、盲目上加工工业如棉纺厂多上了一千万纱锭等，也属于这一类。说现在的通胀包含了前几年投资积累下来的通胀压力，主要指这一块。
第三种情况：在建投资总规模过大，工期过长，投放了大量的货币，投入的人财物力过多，长期不能竣工，没有新增产出物来回笼已经投放的货币。但是，社会再生产中的投入物不可能正好每年都有相应的产出物，必然会有相当部分的投入沉淀在几年之后才有产出的工程上面。这是社会扩大再生产的需要。说“在建投资的累积会形成通胀的滞后反应”，通常是指扩大再生产占用的投入过多，挤了简单再生产的那一部分。但这里的界限并不是泾渭分明的。作为对策，这时不适当的“下马”，会延长和加剧通胀压力；而有区别地增加某些项目的投资，促进竣工投产，却可以增加产出，逐步缓解和消化通胀压力。
第四种情况：同上述三种情况相反，当投资萎缩而投资品生产过剩，施工力量有剩余时，如果一任投资品积压和施工力量闲置，同样是只有投入，没有产出，因而也不能缓解通胀。1990年的市场疲软、投资品积压，就属于这种情况。后来统计局认为“即期需求不足”，建议增加固定资产投资500亿元，才走出困境。1994年也属于这种情况， 投资增幅下降过猛，造成投资品过剩，设备制造力量和施工力量窝工，大量流动资金贷款被占压，同样是只有投入，没有产出。它同投资规模过大、在建工程过多造成的只有投入、没有产出，对助长通胀具有同等的效应。这大概是不少“投资压缩论”者始料所不及。在1994年的情况下，压缩100亿元的投资或固定资产贷款，会增加（不是减少）300亿元左右的流动资金贷款和产品积压；如果增加100 亿元左右的投资或固定资产贷款，则可减少（不是增加）300 亿元左右的流动资金占压和“三角债”，可以收回300亿元左右的流动资金贷款。这时，适度的投资增量， 并不助长通胀，反而可以活血化瘀，变恶性循环为良性循环，化解通胀压力。
时下流行一种议论，认为投资膨胀和物价上涨，是一对形影不离的孪生兄弟，提出要把投资规模当作“高压线”，谁也不能碰。有人认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有40%将转化为消费基金，天然地会助长通货膨胀。有人算出细帐，认为1993和1994两年的投资额有28383亿元， “两年就积累消费支出11353.5亿元， 对推动物价上涨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我以为，这类议论过分夸大了投资方面的问题，不利于正确把握宏观调控的力度。如果在六十年代初期、七十年代，或者1978年那样的投资规模十分膨胀，造成积累挤消费、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市场供应紧张的短缺经济时代，自是切中时弊之议。但在基本解决温饱、告别短缺、走向小康的九十年代，特别是1994年，在严格控制投资之后，投资增幅下降过快，投资品和消费品都出现过剩，生产资料价格下降，很难得出投资需求过大拉动物价上涨的结论。当然，必须指出，这两年2.8 万亿元投资额中，包括的那些擅自上马的开发区、飞机场，盲目建设的高档宾馆、别墅之类，不仅助长通胀，而且是一种浪费，这是任何时候都应该制止今后也应严格控制的，但是，如果没有1994年15926 亿元投资和其中40%的消费支出（姑且就这么算），中国的投资品和消费品市场，将会出现何等程度的积压和疲软？
治理通胀，调整经济，需要审慎地对待投资，恰当地把握投资调控力度。
首先，要区分不同性质、不同类型的通货膨胀，采取不同的对策。就性质而言，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不同于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产业结构不协调的通货膨胀，也不同于投资总量偏大的通货膨胀。就国家而言，我国是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体制转换时期出现的通货膨胀，也不同于西方完全市场经济国家那种通货膨胀；还有，我国是产业结构加速调整升级时期的通货膨胀，这同西方发达国家市场饱和经济停滞的那种“滞胀”也是不同的。所以，我们不宜简单地照搬西方货币学派那种治理通货膨胀的方法，也不宜简单地照搬我国历史上硬压投资的方法，而是应当根据当前国情，采取在发展中调整、疏导、消化的办法。
第二，不能以封闭的平衡观念来面对开放的世界。改革开放以后，进出口贸易大幅度增长，我们面对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现在，外国资金以多种方式进入中国，中国产品大量出口，国内稀缺的资源也可以进口。我们也有跨国投资问题，在治理通胀和调整经济中，对这些问题，必须全面考虑，权衡利弊得失，采取不同的平衡方式。不能简单地沿袭过去那种一谈调整就必然要紧缩投资的习惯性思路。
第三，在对待治理通胀和调控经济的问题上，仍然要坚持邓小平同志倡导的“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综合国力的增强，是否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改善”的原则作为检验标准。中国是一个二元经济大国，不存在发生“滞胀”的条件，现在农村人民收入不高，只要持续稳定地发展经济，稳步地在加快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中，增加农业投入，实现农业的规模经营，把农村这个大市场发展起来，即使象现在这样的高通胀，也是可以逐步消化和吸收的。外国资本看好中国市场，也正在这里。何况，象中国这样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价格结构的调整，工资的上升，这类成本推动型的物价上涨恐怕是一个较长期的问题。这类通胀，也只有在经济发展中依靠多数人的就业和产品的增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又是要以投资铺路的。
因此，在“九五”计划时期，如果有一个能适应小康国力增长需要的投资规模，不但不会助长通胀，对逐步消化已经形成的通胀也是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