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罗先珂与鲁迅1922年的思想转变——兼论《端午节》及其他作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端午节论文,及其他论文,思想论文,作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前言
1922年2月底俄国盲诗人、世界语专家爱罗先珂(Vasil Eroshenko,1889-1952)受邀来北京讲学，蔡元培委托鲁迅和周作人兄弟照顾，爱罗先珂此后便长期寄寓在八道湾周家，并和周氏兄弟发展出深厚的情谊。爱罗先珂从1922年2月24日到北京，7月3日暂时离开北京，远赴芬兰参加世界语年会，11月4日返回北京，1923年4月16日离开北京返回俄国。他前后在北京停留约一年的时间，与周家一家老小相处融洽。①在这期间周氏兄弟仍然感情和睦，在文学事业上相互提携，兄弟失和决裂的事件是在这之后才发生的，也就是说导致鲁迅颓丧的因素还没出现。按照一般的说法，鲁迅仍在五四“呐喊”的高峰期，尚未进入“彷徨”阴郁沉寂的时期。然而，爱罗先珂的到来，似乎让鲁迅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他从这位盲人身上感受到俄国知识分子真诚与勇猛的精神，对照之下，鲁迅更清楚意识到自身灵魂中懦弱与麻木的一面，在他1922年所写的诸篇杂文和小说都有所反映。
整体来看，鲁迅在1922年前对于社会文化的批判层面较为广泛，批判的焦点较为零散。如在《热风》题记，鲁迅谈到自己在1918、1919年《新青年》发表的随感录时说：“除几条泛论之外，有的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有的是对于所谓‘保存国粹’而发的；有的是对于那时旧官僚的以经验自豪而发的；有的是对于上海《时报》的讽刺画而发的。”②这些杂文呼应陈独秀所提倡的德先生与赛先生（民主与科学）两个口号，大致在新旧文化对立的框架下，攻击不合时宜的传统道德观念，阐述新文化运动的个性解放、妇女解放、儿童教育等诸多理念。如同李长之在1930年代观察到的，“他〔鲁迅〕的攻击，在这时还比较空洞，敌对的东西也多半不在身旁。但他已经抓住了国民性，不过终于比较后来是笼统的，不大具体。”③鲁迅这时矛头所指主要是保守顽固的旧文人和遗老遗少，以及冷漠麻木的社会大众与看客，因为保守思想和传统价值观在他们身上看得最为清楚。
1922年鲁迅一边继续和复古保守的思潮奋战，一边开始正视五四的新知识分子自身的问题。这是一个明显的转变，在此之前鲁迅并未如此密集撰写与新知识分子相关的文章。在这一年，鲁迅对这老问题的新发现，显然是受到爱罗先珂的刺激与提示，爱罗先珂到北京后第一场公开演说的题目便是《智识阶级的使命》(1922.3.3)，是针对新兴的知识分子而发的。鲁迅这时期的杂文便反映了他的震惊与自觉，以及他对新知识分子的反省，主要如《为“俄国歌剧团”》和《无题》、《即小见大》等篇。虽然说此时鲁迅还没有具体点名批判的对象，但对新知识分子的反省可以看成是他之后批判陈源等“现代评论派”学者绅士的前奏。如鲁迅在《华盖集》题记所说：“此后又突然遇见了一些所谓学者，文士，正人，君子等等，据说都是讲公话，谈公理，而且深不以‘党同伐异’为然的。可惜我和他们太不同了，所以也就被他们伐了几下。”④展现在1925年至1926年间撰写的《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诸篇就是鲁迅和“现代评论派”交手的纪录。
从小说创作来看，《阿Q正传》从1921年底开始连载，因为刻画阿Q精神之深刻，在当时便广受瞩目，这篇小说往后在文学史上也被视为鲁迅批判中国麻木的、愚昧的国民性最尖锐的代表作。然而，鲁迅在《阿Q正传》之后创作的《端午节》及其它小说的“启蒙意识”与“批判意识”明显减少许多，这是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鲁迅开始用另一种的眼光来看知识分子和向来被他批判的庸众看客，同时并反省知识分子与平民（无知阶级）的关系。李欧梵观察到鲁迅小说创作在1922年的转变，他认为鲁迅“写于‘五四’运动高峰时期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一年间的最先九篇，表现了一种持续的创新力。《阿Q正传》好像是一次总结，在此之后，他的创新力就有些下降。一九二二年所写的五篇：《端午节》、《白光》、《兔和猫》、《鸭的喜剧》、《社戏》，读来像散文而不像小说，当然最后一篇《社戏》作为抒情散文是绝妙的。”⑤鲁迅的创新力是否下降姑且不论，我认为鲁迅小说创作风格的转变和他的思想变化有密切关联，这是需要详加讨论。
从《阿Q正传》到《端午节》，显示了鲁迅关注焦点的转移。《端午节》(1922.6)这篇小说正是在《阿Q正传》之后创作的，表面上看来这篇小说的题材与风格与《阿Q正传》迥然不同的，但在批判懦弱畏缩和自我欺瞒的精神上却又是一贯的。若说《阿Q正传》批判一般中国人（老百姓和旧派士绅）的麻木精神，《端午节》这篇的批判矛头则转向五四的知识分子，鲁迅有意藉此发掘中国知识分子身上隐藏的“阿Q精神”，从许多方面来看，《端午节》这篇可说是鲁迅以知识分子为主角的《阿Q正传》。
《端午节》这篇小说很少被谈论，在目前许多现代文学史中几乎是被遗忘的。⑥我认为这是因为《端午节》这篇在鲁迅整个小说创作中的属性和定位不够明确所致。大体而言，鲁迅小说可分为两种主要的类型，一种是着眼于国民性批判，多半采客观的叙事角度，如《药》、《风波》、《阿Q正传》或《离婚》等；另一种是知识分子的自剖，通常是具有鲁迅自传性的色彩，多半采主观的叙事角度，如《祝福》、《在酒楼上》、《孤独者》等。《端午节》这篇正是介于这两种类型之间，兼具这两种类型，风格模糊，所以不容易定位。在叙事角度上，这篇采用有限的第三人称叙事角度(the third pemon limited)——非第一人称，也非全知全能之第三人称叙事，而是有时全知叙述故事，有时又深入主角内心，让读者仿佛可以见到主角之自剖与自省。在题材上，这篇作品既没有《药》、《风波》、《阿Q正传》那样鲜明的批判国民性的姿态，也不如《在酒楼上》、《孤独者》或《伤逝》那样展现颓败知识分子强烈的绝望与孤独感，因为这风格模糊的缘故，不免遭到评论家冷落的命运。
然而，早在1920年代成仿吾和茅盾（沈雁冰）评论小说集《呐喊》时便都特别谈到这篇，并且给予正面的评价，他们尤其赞赏鲁迅刻画出当代知识分子的困境。尽管鲁迅生前并不怎么同意成仿吾给予《呐喊》的批评，后来还以此为借口愤而将原本集中的一篇《不周山》抽掉，但我认为成仿吾的评论的确抓住鲁迅小说的某些精神特点。茅盾对于成仿吾的评论加以批评并对于《端午节》这篇的特别关注，也是值得特别讨论。关于这两篇评论，我在下文将会详谈。我认为《端午节》的艺术成就不应被低估，而且这篇在鲁迅小说创作历程中又具有重要意义，应该予以重视。
以下我将探讨几个重点：首先，爱罗先珂带给鲁迅的刺激不小，鲁迅仿佛再度受到思想启蒙，这在1922年几篇作品都有所反映，所以有必要加以重视。其次，《端午节》是鲁迅刻画颓败知识分子的小说系列的开端，无论在内容题材或在创作时机上都很特殊。鲁迅首次在小说中描写当代新知识分子在社会改革运动中的处境，创造出一种自省而怀疑的新知识分子形象来。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之后《彷徨》里《祝福》、《孤独者》、《伤逝》等同一系列的小说。最后，我想探讨鲁迅在此时对于知识阶级与无知阶级（平民）关系的反省，他开始扭转两者的价值位阶，向来是负面形象的“群众”、“看客”逐渐转变为正面形象的“平民”。这将有助于我们理解鲁迅从1920年代初期到中期，也就是从“呐喊”阶段向“彷徨”阶段过渡时的心境，甚或是鲁迅在思想左倾之前对于“群众”或“平民”的观感。
二 新知识分子批判：鲁迅与爱罗先珂的共鸣
爱罗先珂四岁时因病而眼盲，稍长后担任乐团的演奏家，在英国学会了世界语。他从1914年起离开俄国，长期在各国漂泊。他到日本时起初以教授世界语维生，结识许多左翼人士，包括著名的剧作家秋田雨雀和江口涣。后来他想到中南半岛扶植设立盲童学校，于是辗转于泰国、缅甸和印度之间，之后又返回日本。1921年日本政府以思想罪名将他驱逐出境，于是他先后在中国大陆哈尔滨、上海等地短暂停留漂泊，1922年2月应蔡元培之邀到北京大学教授世界语。蔡元培特别嘱托周氏兄弟照顾，此后一年他便寄居在八道湾周家。爱罗先珂在北京便以俄国盲诗人、世界语者(Esperantisto)、无政府主义者的形象出现中国知识分子眼前。
早在爱罗先珂来到北京之前，鲁迅从1921年底便密集将他散文诗般的童话和寓言译成中文⑦，陆续在《新青年》、《小说月报》和《东方杂志》等重要刊物发表，后来连同胡愈之和汪馥泉的译文集结出版《爱罗先珂童话集》(1922.7)，之后在爱罗先珂的协助下，又翻译童话剧《桃色的云》(1923.7)。对于翻译和介绍爱罗先珂的作品，鲁迅可说是不遗余力，展现了罕见的热情。此外，鲁迅和这位盲诗人交往后也写了几篇与这位盲诗人有关的作品，如小说《兔和猫》、《鸭的喜剧》和杂文《为“俄国歌剧团”》等。
鲁迅所译的爱罗先珂童话多半是动物寓言故事，这些都是作者以赤子之心观照人世的作品，一方面竭力刻画人间的真与美，让人感受到作者的热情理想，另一方面又揭露人世的冷酷与愚昧，这些作品与其说是给孩童看的童话，不如说是针砭成人世界的寓言。爱罗先珂藉由这些作品思索二十世纪初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思潮，他特别突显革命者、先觉者在艰苦的革命过程中必然面临到牺牲与孤独的处境，并刻画一般群众的麻木和怯懦，和知识阶级的自私与堕落。这些看法鲁迅可说是感同身受，他在翻译爱罗先珂的童话时应该得到不少共鸣，与爱罗先珂亲身交往后将中国知识分子的弱点与困境看得更加清楚。
鲁迅谈到爱罗先珂童话说：“他只有着一个幼稚的，而且优美的纯洁的心，人间的疆界也不能限制他的梦幻，所以对于日本常常发出身受一般的非常感愤的言辞来。”⑧爱罗先珂因为在日本时批评了日本社会，于是被官方以思想危险罪名驱逐出境，之后辗转漂泊到中国。爱罗先珂以人类的一份子自居，他怀抱着世界人类一体、无疆界的纯洁的爱，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提出善意的批评。
爱罗先珂三月初在北京的第一场演讲便以《智识阶级的使命》为题，往后他的演讲多半和知识分子议题相关。在这场演说中，他强调知识分子与一般民众相互结合扶持的重要性。他说：
民众离开了文学的光明就要变为迷信、愚蠢，变为自私自利；智识阶级隔离了民众也要退化为书呆子，退化为孔雀、鹦鹉，或者退化为更坏的东西。⑨
爱罗先珂以十九世纪后半，俄国青年知识分子发起的“到民间去”的运动为例，强调知识分子要与民众结合，要启蒙民众，关键在于知识分子要有自我牺牲的自觉和决心。他说：
要扶助及引导一个民众从黑暗的域中经过了各种的危险和困难，到自由幸福的光明路上去，有一件事是绝对不可少的：这件事就牺牲自己的伟大精神，而且这种自己牺牲一定要是出于自愿的，不是受人强迫的。⑩
正是这种牺牲的精神后来促成了俄国革命的成功。然而爱罗先珂不讳言指出他所观察的中国知识分子却是截然相反的。爱罗先珂直率地说：
据我观察所及，上海的学生，教员，文学家，社会党，无政府党，一点没有牺牲自己的伟大精神，虽然他们亦许会为自己的理想而牺牲别人。……俄国的智识阶级，就是末日临头，依然挟着他们的理想去奋斗，去牺牲。中国的智识阶级似乎连爱及生活的理想都没有，至少在我看来是如此的；但我很希望我的见解是错误的。(11)
爱罗先珂对于知识阶级的批判也展现在他的童话寓言。例如鲁迅翻译的《池边》这篇童话，叙述两只刚在庙前池边孵化出来的蝴蝶，因为不忍心目睹世界被黑暗所笼罩，为了追求太阳的光明，便约定各自分头向东西奋力飞去。隔天早上其中一只蝴蝶的尸体被海浪冲上沙滩。这一天来海边游玩的人们纷纷对于这只怪异的蝴蝶提出解释，爱罗先珂所安排的三位发表高论的人都是老师教授，还有一位小沙弥穿插其间，向他们提问。看到蝴蝶的尸体，小学老师告诫学生不要到深处去游泳，以免发生危险。看到蝴蝶的尸体，中学老师对学生说：“这蝴蝶大约是不耐烦住在这岛上，想飞到对面的陆地去的。现在便是这样的一个死法。所以人们中无论何人，高兴他自己的地位，满足于他自己的所有，是第一要紧的事。”(12)看到这蝴蝶，大学教授告诫学生说“人生最要紧的是经验”，不要凭着本能冲动去弄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小沙弥提问说：“但青年如果什么也不做，又怎么能有经验呢？”这位博士冷笑着回答：“虽说自由是人类的本能，而不能说本能便没有错。”(13)爱罗先珂特别提到这些老师教授在之后不久都在各自的位置上高升了。
爱罗先珂在结尾写道：“但是这两只蝴蝶，其实只因为不忍目睹世界的黑暗，想救世界，想恢复太阳罢了，这却没一个知道的人。”(14)这两只蝴蝶象征满怀热情的革命者，而教授先生们则是保守安分，作为统治者意识形态的代言人。爱罗先珂讽刺这些知识分子，然而这些知识分子偏偏又承担人类文明薪火相传的重责大任，这对于他们的学生又何其不幸。爱罗先珂写道：“沙弥在这夜里，成了衙门的憎厌人物了。”暗示小沙弥的觉悟，后来成为革命者。爱罗先珂并未交代另一只蝴蝶的下落，他似乎为读者保留了一线希望。
爱罗先珂对知识分子的观察也获得鲁迅的认同。鲁迅不仅留意保守派人士的反扑，也开始关注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崛起的新知识阶级。在《爱罗先珂童话集》的序言中，鲁迅总结爱罗先珂作品的内在精神说：“我常觉得作者所要叫彻人间的是无所不爱，然而不得所爱的悲哀。”(15)我想这里所说的无所不爱，也就是爱罗先珂所说的自我牺牲和无私奉献的精神。然而，这种“无所不爱”，往往不能被人理解与接受，为了理想、为了爱而牺牲的人最后总是招致“不得所爱的悲哀”。
鲁迅的这番话，在1922年底在得到印证。鲁迅有感于北大学生冯省三被开除的事件，写了《即小见大》这篇短文。在这年十月北京大学部分学生反对征收讲义费，发生学潮。之后校评会决议开除冯省三，其实冯省三只是临时加入，并非真正的主导者。鲁迅为冯省三的“牺牲”而感慨，他说：“现在讲义费已经取消，学生是得胜了，然而并没有听得有谁为了这次的牺牲者祝福。”鲁迅即小见大联想到在中国的其他的牺牲事件，得出结论：“凡有牺牲在祭坛前沥血之后，所留给大家的，实在只有‘散胙’这一件事了。”(16)这段话也隐含了批评领取“胙肉”的北大学生的意思。冯省三的牺牲这件事也给周作人很深的感慨，他为冯省三编撰的《世界语读本》所作的序言中便明白说：“但那些主谋的人躲的无影无踪，睁着眼看别人去做牺牲，实在很可慨叹的；到了今日这件事已成为陈迹，但是我总觉得不能忘记，因为虽然未必因此增加省三的价值，却总足以估定人们的没价值了。”(17)
三 在寂寞里歌舞与鲁迅的自觉
“寂寞呀，寂寞呀，在沙漠上似的寂寞呀！”(18)爱罗先珂到北京不久后，以其盲人特有的敏锐感受到北京这座古老城市在文化精神上的过于沉寂、缺乏活力。周作人回忆爱罗先珂时说：“他来教世界语，用世界语讲演过几次俄国文学，想鼓舞青年们争自由的兴趣，可是不相干，这反响极其微弱，……”(19)这不能不让充满热情的爱罗先珂更加感到寂寞。爱罗先珂的寂寞感受也引起小说家、世界语者王鲁彦的共鸣，他在回忆爱罗先珂的散文里也曾提及这一点，他说：“住在北京城里，只是整天的吃灰吃沙，纵使有鲜花一般的灵魂的人也得憔悴了。”(20)对于这沙漠一样的寂寞，鲁迅感受也很深，这位俄国盲人仿佛说出了鲁迅自己心底的话：“寂寞呀，寂寞呀，在沙漠上似的寂寞呀！”
在《为“俄国歌剧团”》(1922.4.9)这篇随感中，鲁迅描写的俄国艺术家如何“在寂寞里歌舞”。鲁迅记下他陪同盲诗人到剧场欣赏俄国的歌剧团表演的感受，他以《野草》式的散文诗笔调写道：
有人初到北京的，不久便说：我似乎住在沙漠里了。
是的，沙漠在这里。
没有花，没有诗，没有光，没有热。没有艺术，而且没有趣味，而且至于没有好奇心。
沉重的沙……(21)
鲁迅所指其人便是和他一同去的爱罗先珂，看的是一个十月革命后的流亡异国的俄国剧团所演的《游牧情》(22)。紧接着上文，鲁迅就插入一段：
我是怎么一个怯弱的人呵。这时我想：倘使我是一个歌者，我的声音怕要销沉了罢。
沙漠在这里。
这一段话让人看来非常突兀，从观看“俄国歌剧团”的中国看客和爱罗先珂的感叹寂寞，不经任何过渡转折的铺陈，鲁迅坦率说出自己的感受：寂寞和怯弱。(23)这是鲁迅自己和台上的俄国流亡艺术家在对照之下所得到的深切体悟。
在沙漠一般沉寂的北京，鲁迅坐在爱罗先珂旁，观看俄国的流亡剧团的表演。鲁迅首先感觉到有三百多个中国看客，丝毫不懂得欣赏美和艺术，也不为了欣赏艺术而来，他们随意的鼓噪拍手破坏了整个剧场气氛。鲁迅说：“没有花，没有诗，没有光，没有热。没有艺术，而且没有趣味，而且至于没有好奇心。”然而，即使面对这样无聊的中国看客，远道而来的俄国歌剧团依然尽其在我、卖力演出，这让鲁迅甚为感动，他说：“然而他们舞蹈了，歌唱了，美妙而且诚实的，而且勇猛的。”从这群舞者歌者身上，鲁迅反躬自省，他察觉自己的怯弱。他于是说：
我是怎么一个褊狭的人呵。这时我想：倘使我是一个歌人，我怕要收藏了我的竖琴，沉默了我的歌声罢。倘不然，我就要唱我的反抗之歌。
……
然而他们舞蹈了，歌唱了，美妙而且诚实的，而且勇猛的。(24)
这些漂泊的俄国艺术家不顾一切“在寂寞里歌舞”(25)让鲁迅大为震惊和佩服，鲁迅揣想他们“大约没有复仇的意思”。这些俄国艺术家凭借着更博大的热情与爱——这也就是爱罗先珂的“无所不爱”精神，超越了鲁迅心底的狭隘的“复仇”意识，因此才能奋力“在寂寞里歌舞”。(26)鲁迅在一时之间仿佛受到来自异域的真正的艺术家的刺激，在他心底产生极大的震撼。
鲁迅所写的这一段深具革命的寓意：一个真正的革命者能够坚持自己的理想，长保自己的热情，不因为一般群众的冷漠和敌意而畏缩退却。然而，鲁迅惊觉自己虽然看似和其它中国的看客不同，但终究也不过是在座许多中国的看客中的一个，和先前自己描写的胆小怯懦的中国看客其实并没多大差别。鲁迅这时在异国艺术家的强烈对照下，看出了自己身上缺乏和他们一样的“诚实且勇猛的”精神，以及“无所不爱”精神。这也让鲁迅将自己的弱点看得更清楚，我认为这种觉悟对鲁迅而言无异是另一次的启蒙。鲁迅是否也思索着如何在寂寞的中国里歌舞呢？
几天后，鲁迅发表另一篇随感《无题》(1922.4.12)，他坦然写出自己类似的觉悟。这篇虽然写的是一段寻常的生活小插曲，但却说出了他极曲折而幽微的感受。鲁迅以小说笔法叙述自己到糕点铺为孩子买“黄枚朱古律三文治”（即巧克力杏仁三明治）当点心吃，付账后，便将八盒三文治装进衣袋里。不过这时他瞥见“伙计正揸开了五个指头，罩住了我所未买的一切‘黄枚朱古律三文治’。”敏感而多疑的鲁迅因为伙计的行为，觉得自己受了无妄的猜疑，心生愠怒，便歇斯底里地钻研起伙计的用意。他用曲折且尖刻方式表达：
这明明是给我的一个侮辱！然而，其实，我可不应该以为这是一个侮辱，因为我不能保证他如不罩住，也可以在纷乱中永远不被偷。也不能证明我决不是一个偷儿，也不能自己保证我在过去现在以至未来决没有偷窃的事。(27)
鲁迅的话似乎只说了一半。如果有一天角色互换，鲁迅当了糕点铺的伙计，自己大概不免也会揸开五根手指头，将鲁迅这样的顾客所未买的一切“黄枚朱古律三文治”罩住。鲁迅的言下之意或许就是如此，这种“易地则皆然”的道理，和下面将讨论的小说《端午节》里的“差不多说”是相通的。因为人皆如此，那么自己就算有再多的过错也是可以释怀的。
但鲁迅的感触还不仅止于此，他紧接着描述自己虽然不悦，却“装出虚伪的笑容”，拍着伙计的肩头说：
“不必的，我决不至于多拿一个……”
他说：“哪里哪里……”赶紧掣回手去，于是惭愧了。这很出我意外，——我预料他一定要强辩，——于是我也惭愧了。(28)
这段话有些费解，短短几句之间情绪之曲折起伏大且复杂，分明在话中藏了话。这位伙计发现鲁迅察觉他的心思，于是赶紧将手掣回，由于自己无端对人猜疑，他“于是惭愧了。”但深意还藏在后面。接着，鲁迅描写出乎自己的预料之外，这位伙计竟然毫不辩解而且感到惭愧——这是怀着恶意揣度他人的鲁迅所自觉不及的，这是他自己所未能“易地则皆然”的。鲁迅用破折号插入一句“我预料他一定要强辩”，来“揭露”自己内心恶意的猜疑，不料这位伙计真诚的惭愧，反倒更加突显鲁迅自己的过失，所以他说“于是我也惭愧了”。
这件事虽微不足道，对鲁迅而言却是重要的觉醒——他发觉自己不过也是芸芸庸众之一员，但也从真诚悔过的伙计身上发觉社会还有一丝微弱的希望。鲁迅特别说：“这种惭愧，往往成为我的怀疑人类的头上的一滴冷水，这于我是有损的。”(29)在当夜里，鲁迅看着托尔斯泰的书，渐渐感到“人类的希望”，大概又想起这位无名的真诚的伙计。
上面所谈的这两篇简短的随感都具有深刻的寓意，写法和后来《野草》散文诗的质地相近，可惜这样好的作品向来没有受到重视。由鲁迅研究室和鲁迅博物馆所合编的四卷本《鲁迅年谱（增订本）》在评述这两篇杂感时，认为鲁迅“以剧场所见所感，揭露北洋军阀统治下的社会是‘比沙漠更可怕的人世’，……表达了对这个寂寞、恐怖的社会的愤慨。”(30)或是“反映出旧社会人与人之间存在的相互猜疑和不信任的现象；也从店员表现‘惭愧’的态度中，渐渐觉得周围‘又远远地包着人类的希望’。”(31)这两段评述完全将鲁迅的自省这一部分忽略了。鲁迅这两篇随感，与其说是批判死气沉沉的中国社会、中国的看客，还不如说是抒发自己的反省与觉悟。
从这两篇随感，鲁迅刻意描写他发觉自己身上所残留的一些“国民性”，换句话说，向来以启蒙之眼批判中国群众看客的鲁迅，发现自己身上也残存着某种阿Q精神。我想这对鲁迅而言也是不小的觉悟。在先前《一件小事》(1919.11)这篇小说里，鲁迅藉由偶发的一件意外抒发了这样的自省：“独有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在我眼前，有时反更分明，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32)但毕竟这仍是偶然发生的一件小事。在1922年这一年里，鲁迅与爱罗先珂长久交往间产生了这样的自觉，对于以往所谓的“庸众”或“看客”也改变了看法，例如《无题》里这位真诚的伙计就让他对自己改观，并重新对人类感到一丝希望。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爱罗先珂对鲁迅所产生的影响，借用鲁迅在1922年底所作的《呐喊》自序里所自陈的：“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33)1922年鲁迅的自觉是对于自我精神弱点的重新认识，若没有这一自觉，鲁迅对当时整个中国知识阶层的精神样态可能很难有更深刻的观察。
四 《端午节》：为柴米油盐所困的新知识分子
继上述两篇随感，鲁迅写了小说《端午节》(1922.6)，描写一位知识分子在社会动荡与家庭贫困的压迫下，在犹豫进退之间暴露出了知识分子的懦弱与麻木的弱点，通篇弥漫着鲜明的自我反省精神。就整部小说集《呐喊》来看，这是鲁迅第一篇以当代家庭生活为场景、以新知识分子为主要人物，深入刻画新知识分子精神困境的小说。鲁迅先前的小说所写的多半是以清末民初为背景的革命故事，用意在反省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的症结，批判旧社会的保守与愚昧，如《呐喊》的前四篇和《风波》及《阿Q正传》等都是。像《一件小事》这样写当代城市生活的故事不多，写新知识分子的家庭生活的就更少，《端午节》是《呐喊》里的第一篇，之后《兔和猫》和《鸭的喜剧》勉强可算在内，但都并非以探讨新知识分子的心境为焦点。
目前对《端午节》的主人公方玄绰这位知识分子的定位还不明确。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人物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有改革理想的、进步的新知识分子，以吕纬甫（《在酒楼上》）、魏连殳（《孤独者》）为代表，另一种是正相反的，保守虚伪的传统文人或貌新实旧的知识分子，以四叔（《祝福》）、四铭（《肥皂》）、高尔础（《高老夫子》）为代表，这种分类法几乎已成为鲁迅研究者的共识。然而，十分有趣的是对于《端午节》主人公方玄绰的归属则模糊得多，这一方面是谈论这篇小说的评论家原本就少，另一方面可能是有意回避定位暧昧的问题。例如严家炎、钱理群等重要的鲁迅研究者很少谈论《端午节》这篇，他们几乎不将方玄绰放入吕纬甫和魏连殳这一人物系列来谈。(34)有些评论家则将《端午节》这篇纳入《肥皂》、《高老夫子》这系列嘲讽虚伪保守、貌新实旧的知识分子小说之中。(35)然而，这种分析的观点显然忽略方玄绰与四铭、高尔础等人物的差别。方玄绰具有敏锐的自省意识，时时察觉自己的心境变化与冲突，这是和吕纬甫、魏连殳等人物所相近的，而这也正是四铭和高尔础等人物所没有的。鲁迅笔下的两种知识分子类型在新与旧、进步与保守之间最大差别便在于此。此外，就叙事的态度而言，鲁迅对方玄绰的态度是批判中带有同情和理解的，但对四铭和高尔础之流则是以讽刺漫画的手法极尽冷嘲之能事。一则同情理解的讽刺，一则事不关己的冷嘲，其间的差别非常明显。
基于上面的理由，我认为应该将《端午节》归为鲁迅描写第一类的新知识分子小说系列较为恰当，内心充满矛盾与苦恼的方玄绰其实是吕维甫和魏连殳前驱。鲁迅在《端午节》极力突显的是方玄绰的挣扎和挫败的心境，而非讽刺四叔、四铭和高尔础等保守顽固的知识分子之守旧和虚伪。由此来说，我们可以将《端午节》视为后来《彷徨》里《在酒楼上》、《幸福的家庭》、《孤独者》或《伤逝》等一系列知识分子小说的开端，可说是鲁迅第一篇正视当代知识分子困境的小说。李希凡是少数留意到《端午节》这篇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当代评论家，他在《“歧路”与“途穷”中的知识分子的剪影》中表示：“《端午节》……是《呐喊》，也是鲁迅小说中第一次写到‘五四’以后知识思想动荡的作品。……鲁迅对于方玄绰形象的塑造，……十分敏锐地把握了那个时代一些曾经有所作为的知识分子，由于困扰于平庸的生活而刚刚开始走向歧路时的精神特点。”(36)
早年与鲁迅同时代的评论家成仿吾和茅盾（沈雁冰）曾特别谈及《端午节》这篇，他们特别欣赏鲁迅在这篇小说中刻画当代知识分子的自我表现或自省倾向。在《〈呐喊〉的评论》(1924.1)中，成仿吾兴奋地说：“我读了这篇《端午节》，才觉得我们的作者已再向我们归来，他是复活了，而且充满了更新的生命。”(37)他接着表示：“无论如何，我们的作者由他那想表现自我的努力，与我们接近了。”(38)他认为在这篇当中，鲁迅不再单纯地客观“描写”（“再现”）外在现实，而是着重在主观“表现”自我上。这一点正是和“创造社”同仁的创作倾向不谋而合，所以成仿吾给予高度肯定，可惜他并未进一步申论。在1927年清党之后，满怀苦闷的茅盾撰写《鲁迅论》(1927.11.10)这篇长文，针对成仿吾的评论加以修正。茅盾表示：
我以为《端午节》的表面虽颇似作者藉此发泄牢骚，但是内在的主要意义却还是剥露人性的弱点，而以“差不多说”为表现手段。在这里，作者很巧妙地刻划出“易地则皆然”的人类的自利心来；并且很坦白地告诉我们，他自己也不是怎样例外的圣人。(39)
这段是早期对于《端午节》这篇小说最中肯的批评，茅盾的评语里包含了他对自己在清党之后的中国政治局势里的反省，并响应了创造社等革命青年对他的批评。他这篇《鲁迅论》称得上是当时最全面、最深入的鲁迅作品专论，直到1930年代李长之的《鲁迅批判》(1935)发表后才足以媲美。
和鲁迅其它小说一样，《端午节》这篇也充满自传性的色彩。鲁迅后来在一篇散文《记“发薪”》(1926.7.21)叙述类似政府欠饷，官员教员联合索薪，而索薪成功之后要求每位同事“亲领”的故事。鲁迅回忆说：“‘亲领’问题的历史，是起源颇古的，中华民国十一年，就因此引起过方玄绰的牢骚，我便将这写了一篇《端午节》。”(40)周作人在回忆鲁迅这篇小说时说：“颇多有自叙的成分，即是情节可能都是小说化，但有许多意思是他自己的。”(41)“官兼教员”的身分，“欠薪”和“索薪”亦皆有所本。不过，由于方玄绰怯懦的负面形象，评论家不愿从这小说人物探索鲁迅某种自叙的意义，以及他内心复杂的情绪反应。(42)其实鲁迅形塑方玄绰之所以成功，并不在于突显新旧知识分子对立的思想立场，而是揭露出新知识分子的性格弱点与苦恼，呈现新知识分子逐渐从社会改革运动中退却下来，与社会体制日趋妥协的困境。
《端午节》这篇小说的故事情节非常简单，鲁迅以1920年代初期北洋政府积欠教师、公务员的薪饷为背景，叙述在政府当个小官，也在学校兼课赚钟点费的主人公方玄绰（这和小说家鲁迅的生活是类似的），不幸碰上了政府财政困难，所以不但官饷发不出来，连教员的薪俸都积欠大半年，因而造成家中经济拮据，陷入困境。不仅如此，连一向尊敬方玄绰的方太太也开始对先生抱怨连连。在面临政府欠饷、同事要求挺身抗争和太太抱怨家计困难这样内外多方夹击之下，方玄绰虽然心有不平，但是因为怯懦退缩，不敢挺身而出，以致于最后陷入过不了端午佳节的窘境。
这篇小说的主要人物只有两位，即方玄绰和他的“没有受过新教育”的太太两人，不过多半以方玄绰为中心，以方太太作为陪衬之用。和《幸福的家庭》相似，小说的故事场景是以方玄绰的家庭生活为中心。在鲁迅笔下，方玄绰曾经写过一本白话诗集，也会翻看胡适的《尝试集》，这显示了新知识分子的某些特征。他支持新文化运动，脑子里也装了新思想，会用新的眼光来看社会问题，并不是像四铭或高尔础这类表面开明，而骨子里却是地道保守的旧文人。不过，这样一位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在面临现实的困境时却显得懦弱退缩，纵使有不平之鸣，也只是发发牢骚，不敢奋起抗争。这篇小说便描写方玄绰在经济困境压迫下，无法突破困境，仅能藉由“差不多说”来自我圆说、自我麻痹，最后仍深深感到挫败和苦恼。
方玄绰的“差不多说”其实是另一种自我麻痹的阿Q精神，鲁迅将阿Q精神移植到方玄绰这位当代知识分子身上，加深刻画他个人内在外在的落差与冲突。(43)与驽钝的阿Q相较，方玄绰对外能用更精致的语言来掩饰自己的矛盾，但对内却瞒骗不了自己清醒的意识，他为自己的里外不一、言行不一而饱受苦恼。这“差不多说”应是鲁迅从胡适著名的《差不多先生传》挪用来的，胡适藉差不多先生来批评中国人做事马虎、不精确的态度，但鲁迅赋予了“差不多说”更深的意义。鲁迅在小说一开头描述方玄绰如何结合古今历史教训，提炼出以“易地则皆然”为核心精神的“差不多说”：
……譬如看见老辈威压青年，在先是要愤愤的，但现在却就转念道，将来这少年有了儿孙时，大抵也要摆这架子的罢，便再没有什么不平了。又如看见兵士打车夫，在先也要愤愤的，但现在也就转念道，倘使这车夫当了兵，这兵拉了车，大抵也就这么打，便再也不放在心上了。(44)
这种“差不多说”并非古已有之的，是方玄绰近来才发明的新武器，对外用以掩饰自己失去了正义感，对内可以麻痹自己，消弭自我和现实的冲突矛盾。可是，方玄绰毕竟是个清醒自觉的人，当他上头那样想时，内心马上便有另一种声音响应。鲁迅描写方玄绰清楚意识到自己在自我欺瞒：
……他这样想着的时候，有时也疑心是因为自己没有和恶社会奋斗的勇气，所以瞒心昧己的故意造出来的一条逃路，很近于“无是非之心”，远不如改正了好。(45)
他虽然也想还是改正的好，可是，这“差不多说”的力量还是逐日增强，在脑子生长了起来。方玄绰其实是深知自己的懦弱，所以虽然对外可以“差不多说”应付，但对内常常又进行自我反省。他在发明“差不多说”之后，公开对学生宣讲，但心底又明白这只是自己的“一种新的不平”，又只是“一种安分的空论”。鲁迅又描写方玄绰的自我分析：
……他自己虽然不知道是因为懒，还是因为无用，总之觉得是一个不肯运动，十分安分守己的人。(46)
鲁迅接二连三地刻划方玄绰一面为自己的怯懦来辩解圆说，一面又为自己的怯于行动而苦恼，如此反复循环，将这位知识分子矛盾挣扎的灵魂清楚揭露出来，也逐步逼使他正视自己的苦恼根源。在鲁迅笔下，方玄绰随时能剖析自己，往往意识到自己的言行不相符、内外不一致，正因如此他无时无刻不感到苦恼。正因鲁迅赋予方玄绰这个人物这种的自省意识，使得方玄绰不同于没有灵魂的阿Q。阿Q有行动力，但缺乏自我意识，所以他不清楚自己，便莽莽撞撞当上“革命党”，最后为此送了性命。和阿Q相较，方玄绰这人物可说是自我意识过剩，以至妨碍了他的行动，逐渐失却了他原本对现实批判和抗争的力量。这样一来，当现实的压力加剧之后，一来他便不断编织理由使自己退缩，二来由于自己内外越来越不一致，他的苦恼也越加深重。
和《阿Q正传》相似的，《端午节》这篇小说的主要情节线索，可以说就是方玄绰的苦恼意识的发展过程和最后的幻灭。在极生活化的故事背景下，鲁迅着重刻划方玄绰的“心理的情节”发展变化，而不重在叙述外在的事件情节。这篇小说便以方玄绰的“差不多说”为叙事的主要线索，将前后文连串起来，透过重重的现实挫败的考验，最后让方玄绰“自我发现”。不过因为小说故事极为简单，且鲁迅所描写的又多是生活琐事，以至于乍看之下情节零碎，看似散文。(47)然而，正如同《阿Q正传》一样，如果读者不留心跟踪阿Q的“精神的胜利法”的发展——更精确说来，阿Q所遭受的挫败以及他相应的心理发展，往往也容易对这篇小说产生一种情节零碎、结构松散的印象。鲁迅这两篇小说都注重在精细刻划小说主人公的“心理的情节”，在创作手法上这两篇具有鲜明的类似性和连续性。
在这一篇小说中，唯一的重大事件是亲自领薪，也就是鲁迅说的“亲领”事件。鲁迅在开头描绘出方玄绰懦弱的性格，并暗示这种性格所可能带来的危机之后，在小说后半安排了“亲领”事件这一情节，让方玄绰在更严酷的现实考验下，逼得他看清自己的懦弱与无能。鲁迅藉此也将方玄绰和“没有受过新教育的”方太太作了对照。方玄绰对“亲领”的措施甚为愤恨，对太太表示的自己坚定的立场说：“他们今天单捏着支票，就变了阎王脸了，我实在怕看见……我钱也不要了，官也不做了，这样无限量的卑屈……”虽然震慑于他的激烈反应，方太太还是劝他不要碍于颜面，以家计为重还是去亲领吧，于是引发了夫妻间的小争执：
“我想，还不如去亲领罢，这算什么呢。”伊看着他的脸说。
“我不去！这是官俸，不是赏钱，照例应该由会计科送来的。”
“可是不送来又怎么好呢……哦，昨夜忘记说了，孩子们说那学费，学校里已经催过好几次了，说是倘若再不缴……”
“胡说！做老子的办事教书都不给钱，儿子去念几句书倒要钱？”(48)
这一段居家生活的对话写得自然极了，仿佛让人听见街坊邻居夫妻俩为了什么琐事起了口角。我们听得到方玄绰对着一向温顺忍让的太太大吼，振振有词逐一将“没有受过新教育的”太太的话驳斥回去，毫不掩饰地发泄他在外面受挫满怀的愤慨。但实际上我们若想起他在衙门或学校温顺的形象，两相对照之下，便显见其间的落差了。方玄绰在社会上吃亏碰壁，尚且能以自己独创的“差不多说”来排解，可是一旦回到家中，便摆出一家之主的高姿态，一径向太太发泄满腔的闷气和愤慨。从他判若两人的言谈举止，我们更清楚看出方玄绰的懦弱以及无法用借口和谎言来消弭的苦恼。后来他虽然屈服于现实亲自去领取薪水，但适逢端午佳节银行休息三天，所以没拿到钱便回家了。
鲁迅在结尾处理得更妙。由于方玄绰既领不到钱，向朋友周转又借不到钱，一时之间可说是颓丧至极了，回家后又为了家庭开销的琐事和太太闹得不愉快，于是便随手拿起《尝试集》来排遣苦闷，不愿再多谈什么。鲁迅描写方太太想到买彩票碰运气这条唯一的出路，她欲言又止、吞吞吐吐地说：“我想，过了节，到了初八，我们……倒不如去买一张彩票……”岂知方玄绰的反应却是异常激烈的。他立即以严厉的口气训斥：“胡说！会说出这样无教育的……”这真是让方太太和我们读者都吓了一大跳。
就在这段直接引语之后，鲁迅不加延宕，立刻潜入方玄绰的内心，向读者揭露他复杂纠结的心境。方玄绰想起这一两天向朋友借钱不遂，在茫然无措之际，自己也同样起了买彩券的念头。
这时候，他忽而又记起被金永生支使出来以后的事了。那时他惘惘的走过稻乡村，看见店门口竖着许多斗大的字的广告道“头彩几万元”，仿佛记得心里也一动，或者也许放慢了脚步的罢，但似乎因为舍不得皮夹里仅存的六角钱，所以竟也毅然决然的走远了。(49)
鲁迅连用“仿佛”、“也许”、“似乎”三个不确定的语气词，描述方玄绰回想自己先前在茫然无助时，为了买不买彩券而犹豫不决了许久。
不过，方玄绰却觉得被太太碰到了心里的痛处，一时感到窘迫，脸色大变，便要脱口咒骂一通。这回他的痛苦再也不是“差不多说”所能疗救的，他意识到像自己这样一位有思想、有坚持的知识分子居然也动了买彩券的念头，这意味他已经堕落到被他责骂的“无教育”的太太一般的层次。他终于看清自己其实和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妻子并没有两样。这也印证了方玄绰自己的“易地则皆然”的“差不多说”，在无路可走的时候，他和太太不禁都起了同样的念头——那为自己所不齿的念头。对于《端午节》结尾的处理，茅盾特别强调：“这又是深刻的坦白的自己的批评了。”他说：
我觉得这两段话比慷慨激昂痛哭流涕的义声，更使我感动，使我也“努力的要想到我自己，教我惭愧，催我自新”。……鲁迅板着脸，专剥露别人的虚伪的外套，然而我们并不以为可厌，就因为他也严格地自己批评自己分析呵！(50)
茅盾一面批评以革命文学家自居的成仿吾，一面从方玄绰看到自己，对知识分子的困境深表同感。
我们看了上面这个结尾并不会因方玄绰举止想法而觉得可笑，也不会因为他厉声驳斥太太的提议而觉得可鄙。方玄绰自我掩饰的反应以及事后的自省，让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凡人，很真实的人。在我看来，鲁迅描写的这段心里的剖露实在有种莫名的感人力量。我们会感到同情，能够理解一个凡人走到穷途末路的时候，大概都会动起这样的念头，希望抓住那一根救命的稻草。我想鲁迅是毫无责备他的意思，就像鲁迅并不责备陈士成在第十六度落榜后因绝望而疯狂，企图掀开地板挖宝的举动（《白光》），这反倒让读者也为陈士成之死感到悲哀。
鲁迅最后是以滑稽的笔法写出方玄绰的悲哀，这是极高妙的艺术手腕，在批判之中含有深切的同情与理解。我们看到方玄绰清楚知道自己的“差不多说”已然破灭，所谓的知识分子的自尊也荡然无存，他痛苦而无助，只能捧着《尝试集》，咿咿呜呜，不知所云念着。到这时，我们才会发现这篇小说的篇名所具有的讽刺性了，在传说中诗人屈原投河自尽的端午节这天，方玄绰捧读着胡适的白话诗集，来掩饰自己的窘困。
我以为鲁迅这篇小说的成功之处，便在于他对方玄绰在批判中寓有深深的同情与叹息。鲁迅想刻画方玄绰的心灵困境，赋予他清醒的自我意识，又以层层的考验逐步逼他认清自己的堕落。鲁迅处理这一“自我发现”的“心理细节”发展过程非常流畅自然，乍看似乎结构松散、东拉西扯，实则层层逼进，最后将方玄绰逼得无路可走，看清自己的困境。
五 知识阶级与无知阶级的反转
在《端午节》结尾，我们可以看鲁迅刻意将方玄绰和方太太两人的家庭口角象征化为知识阶级（方玄绰）和无知阶级（方太太）的对立。这是鲁迅第一次刻意将知识阶级和无知阶级作对照，并以无知阶级来烘托出知识阶级的真面目来。在鲁迅小说中，这是第一次不以启蒙的观点来批判无知的“庸众”，反而藉由无知的方太太来促使方玄绰产生自觉，戳破知识分子自命清高的假面具。鲁迅最后让读者看到方玄绰内心的震荡和苦恼，这也深刻揭露了新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之后的苦恼：从慷慨激昂的运动现场回归到平凡的家庭生活，新知识分子仍需面对现实的柴米油盐琐事的考验。
相较先前的小说，鲁迅1922年所写的《端午节》及其它小说的“启蒙意识”与“批判意识”明显减弱许多，写麻木的看客和庸众的地方也很少，这是个很奇特的现象。在这一年，鲁迅仿佛收敛起往日炎烈的“启蒙的批判意识”，开始用另一种眼光看待知识分子与平民。《端午节》之后的小说，如《白光》，讲述的是一位旧知识分子的绝望与疯狂，鲁迅对于旧知识分子的末路深表同情，让读者感觉这篇作品如同是一首旧时代的挽歌。《兔和猫》和《鸭的喜剧》这两篇模仿爱罗先珂童话的痕迹较明显，是鲁迅结合小说和童话的尝试，近于日常生活札记，风格轻松随兴。这几篇小说都不是从现代启蒙的观点来批判什么保守麻木的国民性。
从这种非启蒙、非批判的角度，我们可以较为容易解释《社戏》这篇充满田园抒情风格的小说。鲁迅在这篇以第一人称“我”为主人公，讲述自己童年在外婆家的美好回忆，抒发他对往日的村子里的少年朋友和农村生活的眷恋之情，尤其是那一夜去看的社戏和尝到的罗汉豆，成了“我”一生最难忘怀的美好回忆。小说主人公“我”在文末以极抒情的口吻说：
真的，一直到现在，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51)
其实，叙事者之所以怀念那一夜的罗汉豆和那一夜的戏，并非豆子美味或戏好，主要还是眷恋那农村生活中纯朴而浓厚的人情味。周作人谈到《社戏》这篇小说时谈到：“京戏以前是达官贵人和小市民所赏玩的，地方戏的对象则只一般民众，所以比起来要质朴得多了。”(52)鲁迅在这篇小说前半铺陈一段在北京看京戏的经验，便是以城乡对照的手法来突显那一夜的社戏之简单质朴。
不过，如果仅仅将这篇看成是作者的童年的美好回忆，还是不够的。鲁迅反复再三突显这位能读书识字的“少爷”叙事者和其它村人的“阶级”差异，例如：
……一村的老老小小也决没有一个会想出“犯上”这两个字来，而他们也百分之九十九不识字。(53)
……这时候，小朋友便不再原谅我会读“秩秩斯干”，却全都嘲笑起来了。(54)
不料六一公公竟非常感激起来，将大拇指一翘，得意的说道，“这真是大市镇里出来的读过书的人才识货！……”(55)
听说他还对母亲极口夸奖我，说“小小年纪便有见识，将来一定要中状元。……”(56)
从这些对照强调的语句，我们看到鲁迅一方面强调知识阶级和农民的区别，一方面又对农村和农民的人情味有无限的爱恋。在这篇鲁迅刻意压低知识分子的姿态，使得农民的形象看来更为高大，更为可爱，从中也发现农村所保有的优良传统，农村并不尽是向来所认为的藏污纳垢之地，农村人物也不尽然如小说《风波》中保守顽固的愚民。(57)甚至后来因为和“现代评论派”的学者绅士打笔战，鲁迅更加突显了这两个阶级的对立。如他在《朝花夕拾》的《无常》(1926.6)一文中提到童年看社戏的经验，他特别说：
我至今还确凿记得，在故乡时候，和“下等人”一同，常常这样高兴地正视过这鬼而人，理而情，可怖而可爱的无常；而且欣赏他脸上的哭或笑，口头的硬语与谐谈……。(58)
这段话可以和《社戏》描述看戏的那段相互呼应。鲁迅延续了《端午节》这篇对于知识阶级和无知阶级关系的思考，在1922年底创作《社戏》这篇小说也并非偶然的，充分展现他对农民乃至整个乡土有所改观，和先前如《狂人日记》、《药》、《风波》等篇所描写的迥然不同。我认为这与爱罗先珂及其童话寓言的影响启发有所关联，鲁迅重新反省自己的“启蒙的批判意识”以及知识阶级和群众平民的对立关系，而更加注重思考知识阶级和无知阶级的相互联系。鲁迅笔下的“庸众”也逐渐转变为形象正面的“平民”。
当然，需要澄清的是这里所谓的无知阶级只是作为知识阶级的对照，鲁迅此时仅有“阶级观念”的雏形，和后来左翼运动的阶级斗争意识还是有很大的差别。在1920年代初期，鲁迅的“阶级观念”仅止于知识分子和非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和农民、劳动者等这样粗略的分别，并没有严格精确的分类标准。在《端午节》和《社戏》之后，稍后几年《朝花夕拾》里的《五猖会》(1926.5)和《无常》(1926.6.23)等篇和《野草》诸篇，我们同样可以看到鲁迅将知识阶级和无知阶级的位阶倒转。这牵涉到鲁迅1920年中后期的思想转变，他经历了和“现代评论派”陈源等人的论战之后，对于中国的新知识阶级，尤其是英美派学者绅士展开严厉批判。鲁迅在他们身上看到旧道德的复活，变形为一种新的权威，开始对于异己施加压迫，也加深了他对虚伪的知识分子的憎恶。这代表了鲁迅在左倾之前对于中国社会阶级的认识。
六 结语：超越新与旧
1922年爱罗先珂来到北京，和周氏兄弟有了深厚的情谊。鲁迅从他身上发现一种无私的自我牺牲精神，以及对于平民、无知阶级的关爱。爱罗先珂对于革命、对于知识分子的反省恐怕也让鲁迅产生共鸣。对照之下，鲁迅越发看清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这其中也包括鲁迅对于自身“启蒙观点”的反省。从1922年几篇随感和小说，我们都可清楚看到鲁迅自觉到知识分子的局限。
在《端午节》这篇小说里，鲁迅并不以新的启蒙思想来批判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鲁迅的反省是更深入的：他超越了新旧对立的思维框架，将检查的显微镜放在新知识分子身上——包括他自己，将新知识分子当作凡人而非英雄加以客观审视，从而发现新知识分子的性格弱点与社会改革运动的困境。此外，鲁迅在1922年的作品里完成了一种知识阶级和无知阶级的位阶倒转，和五四时期所流行的知识分子居于上位的启蒙者观点正好相反。这不仅是对知识分子自身的社会处境有更明确的定位，对于知识分子之外的另一群广大的平民、无知阶级也有了更深的认识。在鲁迅往后的作品中，农民、群众也以较为正面的形象出现，他们有较以往更丰富饱满的性格，有较以往更复杂的喜怒哀乐情感变化，而不光是先前那些麻木愚蠢的看客而已。
鲁迅对于新知识分子的反省，也连带影响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整体评价。鲁迅和周作人的观点相当一致，他们都不认为所谓的新文化运动能够立竿见影、马上见效。他们从历史与现实的教训，察觉新知识分子本身之觉悟不够，思想改造也不彻底。周作人藉《思想革命》(1919)一文便郑重昭告中国的文化改革应该重在实质而非表面，文学革命光是主张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是不够的——这当然主要是针对胡适的理论而言的。周作人提醒当时的知识分子说：“若思想本质不良，徒有文字，也有什么用处呢？”(59)他已经敏锐地察觉到当时文学革命，甚至整个新文化运动都有形式主义的流弊。他强调：
……中国人如不真是“洗心革面”的改悔，将旧
有的荒谬思想弃去，无论用古文或白话文，都
说不出好东西来。(60)
周作人所警惕的是表面虽新，里头仍藏着旧的荒谬的思想。或者就如鲁迅认为的五四运动其实是一种“拟态”的改革：
自《新青年》出版以来，一切应之而嘲骂改革，后来又赞成改革，后来又嘲骂改革者，现在拟态的制服早已破碎，显出自身的本相来了……(61)
鲁迅所指的这种貌似改革实则守旧的人，最典型的非四铭或高尔础之流莫属了。但其实无论自觉或不自觉，在所有自以为是“新”的知识分子身上，不也如同方玄绰一样都有某种顽固的阿Q精神残存着。《端午节》中的方玄绰最后就意识到自己保有一条传统精神的小辫子，仿佛还拖在背后没有割去。
就鲁迅看来，若要超越新与旧对立的假象，需要一种严格的自剖精神与勇气。如同他在1922年底的《对于批评家的希望》中表示：“我对于文艺批评家的希望却还要小。我不敢望他们于解剖裁判别人的作品之前，先将自己的精神来解剖裁判一回，看本身有无浅薄卑劣荒谬之处，因为这事情是颇不容易的。”(62)这种极为严格的自省精神极为难得，在当时中国文坛，大概只有从鲁迅和周作人等人的作品才能看到。
注释：
①关于爱罗先珂的生平以及他和周氏兄弟的交往，可参考周作人所写的《爱罗先珂》和《寂寞》，收录在氏著，《鲁迅小说里的人物》（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另外还可参考藤井省三《鲁迅与爱罗先珂——关于〈桃色的云〉的添笔》，收于陈福康编译《鲁迅比较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页182-195。
②《热风·题记》，《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页291。以下鲁迅引文皆出自此全集，不另加说明。
③李长之《鲁迅批判》，收郜元宝、李书编《李长之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页11。类似的看法，见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页133。
④鲁迅《华盖集·题记》，《鲁迅全集》第3卷，页4。
⑤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台北：风云时代出版公司，1995），页72-73。
⑥如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91）；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冯光廉、刘增人主编《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朱德发《中国五四文学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
⑦见钱理群《凡人的悲哀——周作人传》（台北：业强出版社，1995），页32。或周作人《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中卷（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
⑧鲁迅《译文序跋集·〈狭的笼〉译者附记》，《鲁迅全集》第10卷，页199。
⑨⑩(11)爱罗先珂《智识阶级的使命》，收于李小峰、朱枕薪编《过去的幽灵及其他》（上海：民智书局，1923），页2、8-9、9-10。
(12)(13)(14)鲁迅译《爱罗先珂童话集·池边》，《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页336、337、337。
(15)鲁迅《译文序跋集·〈爱罗先珂童话集〉序》，《鲁迅全集》第10卷，页197。
(16)鲁迅《热风·即小见大》，《鲁迅全集》第1卷，页407。
(17)周作人《世界语读本》，《自己的园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页119。冯省三跟随爱罗先珂学习世界语，在之后以无比的热情编写世界语读本。周作人在这篇文章谈到：“省三是爱罗先珂君在中国所教成的三个学生之一，很热心于世界语运动，发言最多，非常率直而且粗鲁，在初听的人或者没有很好的印象。但是后来……我常会见著他，觉得渐渐的有点理解，知道他是一个大孩子，因此常得罪人，但我以为可爱的地方也就在这里。”
(18)鲁迅《呐喊·鸭的喜剧》，《鲁迅全集》第1卷，页555。
(19)周作人《寂寞》，《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页169。另见藤井省三《鲁迅与爱罗先珂——关于〈桃色的云〉的添笔》，页189。
(20)王鲁彦《狗》，收入高远东编选《鲁彦》（华夏出版社，1997），页333。另外，远在台湾的赖和当年看了鲁迅所写的爱罗先珂的寂寞也不禁起了回响，写了新诗《寂寞的人生》（约1923-1924年）。赖和《寂寞的人生》，《赖和全集》第2卷：新诗散文卷（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页8-14。
(21)鲁迅《热风·为“俄国歌剧团”》，《鲁迅全集》第1卷，页382。
(22)鲁迅研究室、鲁迅博物馆合编《鲁迅年谱（增订本）》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页71。
(23)1951年吉川幸次郎先生(1904-1980)在他少数关于鲁迅的短评中特别提到这篇随感，藉此他特别指出鲁迅所感到的寂寞，并坦言自己深深地被那寂寞里的鲁迅所吸引。在《鲁迅的寂寞》里，吉川先生说：“现在诠释鲁迅的人，不太会提到那围绕鲁迅的寂寞。但是，强烈吸引我的，却是那寂寞里的鲁迅。”资料来源：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nin/3/1234837623/20031229224852/
(24)(25)鲁迅《热风·为“俄国歌剧团”》，页383。
(26)藤井省三分析鲁迅这篇随感时侧重在鲁迅对群众的反抗和报复，但他忽略了鲁迅在文中反复对于自己褊狭的精神有深刻反省，鲁迅对自己所不及的俄国艺术家的博大精神至为推崇。见藤井省三《鲁迅与复仇文学——诗人形象的崩坏》，收于陈福康编译《鲁迅比较研究》，页106。
(27)(28)(29)鲁迅《热风·无题》，《鲁迅全集》第1卷，页384、385、385。
(30)(31)《鲁迅年谱（增订本）》第2卷，页71、72。
(32)鲁迅《呐喊·一件小事》，《鲁迅全集》第1卷，页460。
(33)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页417。
(34)如严家炎《鲁迅的复调小说》（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严家炎论小说》（江西高校出版社，2002）；钱理群《鲁迅作品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走进当代的鲁迅》（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等。
(35)如郜元宝《鲁迅六讲》（上海三联书店，2000），页111；或吴中杰编著，《吴中杰评点鲁迅小说》（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等。
(36)李希凡《“歧路”与“途穷”中的知识分子的剪影》，《李希凡文艺论著选编（一）——论鲁迅的五种创作》（春秋出版社，1988），页145。
(37)(38)成仿吾《〈呐喊〉的评论》，收录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1913-1983)》第1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页46、47。原载于《创造》季刊（上海）第2卷第2期（1924年1月）。
(39)方璧（沈雁冰）《鲁迅论》，收录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1913-1983)》第1册，页291。原载《小说月报》第18卷第11期（1927年11月）。
(40)鲁迅《华盖集续编·记“发薪”》，《鲁迅全集》第3卷，页350。
(41)周作人《方玄绰》，《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页149。
(42)如吴中杰反对将鲁迅和方玄绰对号入座，他表示：“最主要的区别是，方玄绰对于生活是消极妥协的，而鲁迅则是积极进取的，性格完全不同。”见吴中杰编著《吴中杰评点鲁迅小说》，页147。或《鲁迅年谱（增订版）》第2卷，页77。
(43)刘中树曾将《端午节》与《阿Q正传》归为一类，都是“对麻木灵魂的揭示”这主题的作品。见刘中树《〈呐喊〉〈彷徨〉艺术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页88。
(44)(45)(46)鲁迅《呐喊·端午节》，《鲁迅全集》第1卷，页533、533、534。
(47)如李长之或李欧梵的看法，见李长之《鲁迅批判》，收于郜元宝、李书编《李长之批评文集》，页76。或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页73。
(48)(49)鲁迅《呐喊·端午节》，《鲁迅全集》第1卷，页537、540。
(50)方璧（沈雁冰）《鲁迅论》，收录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1913-1983)》第1册，页292。
(51)鲁迅《呐喊·社戏》，《鲁迅全集》第1卷，页569。
(52)周作人《翻筋斗》，《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页175。
(53)(54)(55)(56)鲁迅《呐喊·社戏》，页562、562、569、569。
(57)关于这点，严家炎先生对《社戏》中的农民美好的性格有深入的阐述，见《读〈社戏〉》，收氏著《论鲁迅的复调小说》。
(58)鲁迅《朝花夕拾·无常》，《鲁迅全集》第2卷，页272。
(59)(60)周作人《思想革命》，收于锺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长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页171、172。原载《每周评论》第11期（1919年3月2日）。
(61)鲁迅《热风·题记》，《鲁迅全集》第1卷，页292。
(62)鲁迅《热风·对于批评家的希望》，《鲁迅全集》第1卷，页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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