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进出口、商品化趋势与经济增长（1887-1936），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进出口论文,趋势论文,近代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代以来，中国开始了自然经济解体和经济商品化过程，经济商品化亦即市场化，是全社会分工协作逐渐深化的过程，其程度高低反映经济发展的质量。同时，经济体本身的经济质量对经济数量——增长率来说，是重要的保证和内生推动力。显然，近代中国经济商品化程度和经济增长率一样，是应该予以高度重视的问题。但是，长期以来学界对近代中国经济商品化趋势的研究一直比较薄弱，对商品化程度的时间趋势缺乏基本的判断。进一步地，对商品化进程影响因素和商品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就只能作大略的揣测，或者作一些基于一般理论层面的逻辑推断，而无法对各种逻辑假说进行验证。1983年，吴承明先生对鸦片战争前后国内市场商品量作了估计，但仅限于7种主要商品；接下来，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许涤新、吴承明主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中估计了1920年和1936年的商品量；后来又作了1869-1908年商品量的估计，最终发表了1870、1890、1908、1920年和1936年5个年份的商品量估计数据①。杜恂诚对近代中国商品流通量的估算方法作了分析，并依据一种方法估算了1933年中国的商品流通量②。且不说现有的商品量数据是离散的，即使是连续的，但由于长期缺乏连续的GDP数据，也难以作出商品化程度时间趋势的统计学描述。刘巍、陈昭的研究利用了叶孔嘉、罗斯基的研究和海关统计等数据③，估算了1887-1936年间缺失的中国GDP数据，使近代中国GDP的连续数据到达了五十年④。这样一来，可以使我们尝试补足近代中国五十年的经济商品化程度时间趋势数据，进而尝试讨论一下其影响因素及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一、近代中国的经济商品化程度估计
近代中国统计资料匮乏，致使很多领域的研究在传统方法范畴内无法展开。如前面提到吴承明先生所做的几个时点中国商品量的估计值，吴先生本来想估计1910年的商品量，但由于1910年的资料缺失，只好以1908年的资料代替1910年⑤。于是，吴先生利用现有资料估计了以下5个时点的商品量数据(见表1)。我们将吴承明先生估算的商品量大略视为货币化交易的，从而排除以物易物交易形式下的“商品”。因为以物易物的交换基本上属于小生产条件下的调剂余缺，具有一定的偶发性，不是常规商品生产导致的常规商品流通，不代表一国经济运行中正常分工程度的高低。
吴承明先生的5个时点商品量的估计值显然是指有形商品，这个估计值再加上无形商品——服务，然后与各自年份的GDP之比(GDP数据见表3)，可以大略表示当年的经济商品化程度，即商品率。分子中的有形商品包括了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且分工程度越高，中间产品的交易量越大。在生产单位之间基本上不存在分工极端的“男耕女织”经济中，中间产品可以近似为0；而在发达的分工协作商品经济中，中间产品量很大，市场交易中的商品量是远大于最终产品量的。众所周知，处于分母位置的GDP是按最终产品统计的，于是，商品率的分子可以大于分母，即商品率可以大于、甚至远大于100%。吴先生的数据是用当年价格的商品量(以银两为单位)，在做商品率之前，必须将其变换为与GDP量纲一致的数据。首先，我们按1︰1.55的比率将银两变换为元，然后再转换为1933年不变价格的数据(批发价格指数见表3)，见表2B行。
最为困难的数据，是无形商品在GDP中所占的比重问题。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数据有叶孔嘉的1931-1936年估计值⑥，我们对叶孔嘉估计的1936年无形商品作了计算，约占GDP的26.3%(我们把可以计入1936年GDP的服务商品都视为货币化的)，这样，我们就得到了1936年的有形商品量和无形商品量之和(见表2C行)。1908年和1920年的无形商品在GDP中的份额我们目前没有数据，1890年GDP中无形商品数据可用张仲礼⑦对19世纪80年代的估计值近似代替。据张仲礼的估计，无形商品占到当时国民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考虑到19世纪80年代服务业大都是传统方式的，以实物充抵服务费用的情况比较常见，我们将服务业收入的一半视为货币化的，似不为过，即货币化的服务业收入占国民收入的16%左右。于是，我们就得到了1890年的有形商品和无形商品之和(见表2)。将1890年和1936年的全部商品量分别除以当年的GDP(1933年不变价格)，就得到了这两个年份的商品率数据(见表2)。
我们知道，商品经济就是货币经济，商品率和货币化比率是用不同的数据计算的，两个指标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状况。经济商品率，即是用货币交换的商品在总产品中所占比例；经济货币化比率，即在总产出中每单位产品需要多少单位货币支持。两个指标的分母都是总产出，一个指标的分子是商品量，另一个指标的分子是货币量，两个指标应该有比较稳定的对应数量关系。于是，在数据不足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尝试用经济货币化比率推断出缺失年份的商品率。
从表3的数据来看，1890年的货币化比率是7.3%，1936年的货币化比率是12.2%，表2显示的商品率分别是45.56%和78.56%，两个年份的货币化比率与商品率的倍数关系为6.24倍和6.44倍，非常接近。我们以1912年为界，之前和之后分别用两个倍数推出商品率(见表3)。
二、近代中国经济商品化程度之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商品经济不断蚕食着自然经济、经济商品化程度不断扩大的动态过程，一直是影响中国近代宏观经济史运行的一个重要因素，显然，这一过程主要是在外部因素推动下开始并逐渐加速的。从经济领域观察，其主要因素就应该是国际贸易和国际货币流动。郝雁最近的一个研究分别计算了1869、1894、1908、1920年和1936年出口、进口与国内市场商品量的相关系数⑧，结果表明，1869-1920年出口贸易与国内市场商品量、进口贸易与国内市场商品量均呈现非常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均大于95%;因1932年以后东北地区进出口数据缺失，引入1936年的数据之后，相关系数明显下降，出口贸易与国内市场商品量、进口贸易与国内市场商品量的相关系数分别降至81.47%和78.45%。尽管相关程度有所下降，但仍然呈现为较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几个时点上商品量和进出口之间存在着同升同降的关系，还不能充分证明整个时段上均有这样的关系。由于商品量和商品率这两个统计量表达的内容不同，所以，上述相关系数更不能充分证明长时段中进出口与商品率存在这样的关系。因此，本文将在五十年的大时段上考察进口、出口与中国经济商品率之间的关系。
在中国自然经济逐渐解体的过程中，进口和出口都应该是重要的影响因素。物美价廉的洋货(包括机器设备)进口，国外需求旺盛的土货出口，无疑会造成专业化，进而逐渐形成依赖于国际市场的国内市场，“纺与织”、“耕与织”牢固结合的生产方式逐渐被边缘化。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界关于这方面的专题探讨文献甚多，不再赘述，本文的任务是从数量关系角度证实这一逻辑关系。
用R代表商品率，即货币交易的商品在总产出中所占比重；用EX代表出口额，用IM代表进口额。我们试图用进出口增长来解释中国经济的商品化进程，将此逻辑思路程式化，则有：
从逻辑角度判断，式(1)中的两个自变量的一阶偏导数都应该是大于0的，即出口和进口都是促进经济商品化的。在下面的实证过程中，我们发现，问题并非这么简单。首先，从数据角度来看，1932年之后的进口和出口数据都不包括被日本侵占了的东北，而GDP和商品量的数据却都是包括东北在内的，这就必须想办法突破这一“数据瓶颈”。我们尝试着用出口和进口的比(X/M)来作解释变量，如果比值小于1，则为贸易逆差，反之则为贸易顺差。如果东北地区1932-1936年进口和出口之比变化不大的话，就可以把东北贸易数据缺失的影响降到最小。同时，这样处理数据也可以避免连年逆差造成的净出口值不能取对数的问题。在尝试建立模型时，发生了部分检验指标难以通过的问题，我们又在模型中加入了贸易条件(TT=出口价格指数/进口价格指数)变量，得到了效果不错的半对数方程。
模型所用的三个变量的数据见表3和表6，根据计量经济学的基本原则，要对实证分析所用数据判定其平稳性，否则容易引起虚假回归。本文所用数据的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如下：
1.依据ADF单位根检验法的基本理论，结合检验形式、差分次数以及DW值大小，综合判断变量的单位根检验情况如表4所示。
2.几个解释变量的JJ协整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协整检验结果表明在1%的显著水平上两个解释变量之间具有协整关系，因此按照计量经济基本理论可以直接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
至此，我们证实了国际贸易因素对中国经济商品化程度的影响作用，对模型数量指标的具体分析详见结论部分。
三、近代中国商品化程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商品化程度(商品率)反映的是一国经济中的市场交换的密集程度，也就是各生产单位之间分工协作的深入程度。因为各生产单位之间的“协作”方式就是市场交换，专业化分工程度越高，各生产单位就越需要更多的市场交换。分工导致专业化使各生产单位的生产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各生产单位在市场交换的保证下生产水平就会有整体的提高，即整个经济体生产水平的提高。于是，商品率便成为一国经济质量的重要标志之一。表3数据显示，在近代中国五十年间，经济商品化水平从近50%提高到了近80%，因为商品率可以大于100%，所以，经济质量从绝对水平上看是不高的。五十年间商品率增长了60%，平均速率也不是很快。这样说来，近代中国五十年的经济从质量角度观察，水平较低且发展速度较慢。在近代中国五十年经济质量缓慢提高的同时，经济数量——GDP也呈增长趋势。那么，商品化程度的提升是否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呢？我们用实证方法作一个判断。经验指出，经济运行本身具有一定的惯性，在无外生重大干扰时，产出随时间变动具有一定的趋势性。我们用滞后一期的GDP作为趋势性因素，与当期商品率、滞后一期商品率一起配半对数回归方程，以观察商品化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见式(3)。
式(3)反映出趋势因素、当期商品率和滞后一期商品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都是显著的。趋势因素对经济增长有正向影响，滞后一期的商品率对当年经济增长有正向影响，这与经济逻辑一致。但是，当期商品率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向影响，这似乎与前面的逻辑分析有悖。我们的解释是，这恰恰准确地反映了近代中国从传统经济向近代经济的过渡中，传统经济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小生产者从低迷(或破产)到进入商品生产体系，也即被迫融入市场的过程。在五十年时段的任何一个时点上，本年度的商品化进程会冲击传统经济的一些领域，使得一部分小生产者当年产出有所下降或破产。而这些受到冲击的小生产者迫于生计而融入市场体系之后，下一年度的产出又会有一定的增长。年复一年，就形成了当期商品率负向影响经济增长，而滞后一期商品率正向影响经济增长的规律性情形。从表3的商品率时间序列数据来看，相邻两年的商品率变化不大，而式(3)中滞后一期的商品率系数却大于当期商品率系数0.07，所以，虽然当期商品率变量的系数符号为负，但商品化的综合效应还是促进近代中国经济增长的。
在上述数量关系的指引下，我们考虑用商品率的变动率来作数量分析，可能效果会更为显著。于是，我们用价格和两期商品率的变动率(R)再做数量模型，解释商品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见式(4)。
式(4)表明，价格、当期商品率的变动率和滞后一期商品率的变动率都是正向影响经济增长的。由于近代中国处于“供给约束型”经济态势下⑨，总供给曲线陡峭，价格拉动产出的作用有限，即产出的价格弹性较小。造成这一状态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商品化水平低下。商品化水平越高，价格拉动产出的空间就越大，经济商品化水平事实上影响了总供给曲线的斜度，使其逐渐平缓。当年商品率的变动幅度对经济增长有积极影响，上年商品率的变动幅度在当年仍有一定的“余热”在散发，于是，两期商品率的变动率对经济增长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如前所述，需要对
本节几个变量的JJ协整检验结果如表8所示。协整检验结果表明在1%的显著水平上两个解释变量之间具有协整关系，因此可以直接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做回归模型。
本文利用吴承明先生估计的商品量数据和刘巍、陈昭估算的GDP、狭义货币量数据，估算了1887-1936年中国经济商品化程度时间序列数据，从国际贸易角度对中国经济商品化的影响因素作了相关的实证分析。从数量模型的数据指标来看，在1887-1936年的五十年中，国际贸易因素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中国经济商品化进程。
1.从商品化程度数据来看，在五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商品化程度从50%左右提高到了80%左右，和从前任何一个历史阶段相比都是经济发展质量上的一个伟大进步，但与欧美国家相比，商品化进程速度仍嫌较慢。
2.数量模型显示出，X/M每提高1%，中国经济商品化程度(拟合数量模型所用的是百分点数据)就同向提高6.21个百分点(偏差在方差范围内)。X/M数值提高，意味着出口增长的幅度大于进口增长幅度。这说明，在这五十年间，出口促进中国经济商品化的作用要大于进口。历史数据表明，近代中国的国际贸易长期呈逆差状态，即出口长期小于进口，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中国经济商品化速度较慢的缘由。
3.数量模型显示出，贸易条件的改善或恶化对中国经济商品化的影响也是很大的，TT改善的程度每提高1%，中国经济商品化程度就同向变动8.67个百分点(偏差在方差范围内)。近代中国自走上市场经济道路以来，始终处于“供给约束型经济”态势下，贸易条件与贸易收支正相关，贸易条件的改善意味着资金流入，对经济商品化有利。但是，数据显示，在近代中国五十年时段内，贸易条件恶化的时点居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国经济商品化进程较慢的原因。
4.数量模型显示出，式(2)的可决系数为0.67，虽然能够保证模型的解释能力，但仍属拟合优度不高的模型。可决系数较低说明模型中可能漏掉了较为重要的解释变量，但由于近代中国长时间序列数据的缺乏，使我们目前难以证实这个重要变量，只能寄希望于今后学界大家估算出更多的时间序列数据时再作进一步研究。因此，我们强调，本文只是从国际贸易角度讨论中国经济商品化进程的影响因素，不排除其他重要因素的影响作用。
5.在近代中国五十年间，经济商品化水平从近50%提高到了近80%，因为商品率可以大于100%，所以，经济质量从绝对水平上看是不高的。五十年间商品率增长了60%，平均速率也不是很快。虽然如此，但数量分析表明，当期商品率的变动率和滞后一期商品率的变动率都是正向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作用机理在于，在近代中国“供给约束型”经济态势下，总供给曲线陡峭，产出的价格弹性较小，而逐步提高的经济商品化水平影响总供给曲线的斜度，使其逐渐平缓，从而使产出的价格弹性逐渐变大，经济增长加速。
①吴承明：《近代国内市场商品量的估计》，《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4期。
②杜恂诚：《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国内市场商品流通量的一个估计》，《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
③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工业发展》，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第334-337页。
④刘巍、陈昭：《近代中国50年GDP的估算与经济增长研究(1887-1936年)》，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07-108页。
⑤吴承明：《近代国内市场商品量的估计》，《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4期。
⑥Yeh,K.C.,"China's National Income,1931-1936",in Moder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cademia Sinica,1977,p.127.
⑦张仲礼：《中国绅士的收入》，费成康、王寅通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303页表28。
⑧郝雁：《近代中国进出口贸易与经济货币化分析》，《学术研究》2011年第12期。
⑨陈昭、刘巍：《储蓄不足与供给约束型经济态势》，《财经研究》2010年第2期。